德国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原则和方法
朱秋霞
(南京财经大学教授、波恩大学博士)
引言
本人于1999年撰写德国财政制度书稿的时候，《外国财政丛书》编委会曾经对我在书中提出的东德私有化债务提出疑问。他们的问题是为什么私有化对国家财政来说是亏损而不是盈利。中国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如果八十年代末开始，已经经历了17个年头。然而中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正如许多学者所提出的那样，是在没有公开的法律程序下悄悄地进行的，因而形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的不必要的流失。这种没有法律程序和公开监督下的国有资产私有化能够得以存在，并且在理论上被一些经济学家认可的原因就是，只要国家财政不亏本就是好的，就应该支持。所以，包装上市和债权转股权这些荒唐的私有化方法能够在中国大摇大摆地横行。这里的第一个重要理论误区就是国家财政帐户中国有企业私有化不亏损的说法。这种说法真的能够成立吗。有谁能够交出一本中国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总帐来，证明国家财政没有因此承担亏损？国家财政到目前为止为国有银行不良债务的注资总额究竟是多少个亿? 城市地方财政为所有下岗人员提供的社保和就业扶持资金总额究竟是多少个亿? 通过包装上市从股民手上圈去的资金总额究竟是多少个亿? 国有房地产公司通过国家垄断下的圈地运动又从老百姓手里圈去多少个亿? 果人们对这四个方面的问题不能够提供答案，我就有理由对中国国有企业私有化不亏损的说法提出质疑。
如果谈到学习世界上其它国家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经验，德国的经验无疑具有重要的地位。就西欧的重要国家来说，统一前的联邦德国是唯一的一个自始至终追求私有化的国家，当上世纪50、60年代，法、英等国通过公有化来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时候，德国却反其而行之，通过进一步的私有化来解决这些问题。在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德国完成了东部地区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因此，世界上只有德国一个国家，拥有将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私有化和将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双重经验。然而，德国的经验在中国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过程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例如，在李健、王小卫主编的 《出路》一书中，参加讨论的专家学者们提到了捷克等东欧国家的经验，却没有提到德国的经验。据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德国在东德私有化的经验被认为是不成功的；其不成功的原因，就是巨大的债务。所以，我有必要在前面首先提出中国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可能债务问题。其次，我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捷克，苏联等平分股票的方法虽然具有平等的意义，但由于中国并没有采取这样的途径，因此这些国家的经验对中国就不具有实际的意义。中国已经和这些国家走上了不同的路。德国采取出卖的途径，中国也是采取出卖的途径，从体制改革的路径依赖原理来说，德国的经验对中国更具有实际意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将从原则和方法两个方面来介绍德国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经验。
1、 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原则
中文的国有企业按照德文原意为公共企业（öffentliche Unternehmen、Public Enterprises） $ 而不是国有企业（state-owned enterprises）。因为公共企业在联邦制国家内，分为联邦所有、州所有和市镇所有的企业。只有联邦所有的企业才是国有企业。联邦国有企业指的是由联邦政府包括联邦各个部所有和联邦特别财产所有的企业。国有企业按国家拥有资本的方式分为两类：直接参股企业和间接参股企业。在参股企业中，作为重要参股企业的指标为账面自有资本价值至少达到10万马克和参与股份至少达到25％的企业。在财政部门的相关文件，法律文件和大部分理论文章中，德国基本采用公共企业、而不使用国有企业的表达。联邦参股企业的经营状况和人事安排由联邦财政部的专门报告、《联邦参股企业年报》每年公告提交议会和以接受公众的监督。
联邦参与股份的企业既可能是联邦投资与私人资本合资的股份制企业，也可能是联邦和州或者市镇联合投资的公共事业或者企业单位。例如著名的萨尔矿业公司就是联邦政府和萨尔州政府联合投资的上市股份公司，在创业资本58亿马克中，联邦占74％，州占26％。科隆－波恩机场是联邦、北莱茵州、科隆市、波恩市和科隆与波恩附近的两个县6个政府联合投资的有限股份公司（GmbH)。参股企业的业务不限制于国内市场，而且扩大到世界市场。例如，德国电讯通过参股和收购的方式，已经在美国，波兰等国家设有分公司。
二战后新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公共企业不是通过国有化，也不是通过有计划的收买私人企业形成的。而是继承了普鲁士国家和德意志帝国时候的遗产。德国比较著名大型公共企业都具有相当长的历史[1]。二战时期，希特勒采取国家社会主义政策，将大量军工企业和与国计民生有重要关系的企业收归国有，成为国家命令型经济的工具。由于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背景，德国许多政治家和民众对公共企业是深恶痛绝的，因为，实践使他们认识到，公有经济就是独裁政治的基础，艾哈德和阿登纳[2]就是反对公有企业的政治家的代表[3]。
德国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基本原则是建设社会市场经济的基础，而不是财政收入或者其它经济政策，例如反危机政策的考虑。上世纪60年代在联邦德国财政私有化过程中，财政部的文件就明确指出，私有化不是因为企业对国家财政是亏空或者盈余的需要，而是根据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原理，让国家退出非国家任务的领域。因此，国有企业私有化不是将 ²能下蛋的鸡留着，将不下蛋的鸡卖掉²的政府财政筹资策略。在这一原则下，私有化首先要对公共企业的任务进行重新定义。各级政府成立或者拥有公共企业的目的是因为公共任务的需要 $ 提供公共产品。然而 $ 对于公共任务，不同的政府往往可以有不同的定义。例如，闻名的大众汽车公司 $ 曾经承担的公共任务是生产普通大众也能买得起的私人小汽车 $ 目标是每个工人家庭有一辆车。这一公共任务在战后新成立的联邦共和国政府看来是相当荒唐的。因此，大众汽车公司被列入联邦德国60年代初第一批私有化的大型企业名单。在德国，国家管理部门要经常对公共企业的任务进行考查，就是这些任务在现在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不由公共企业来承担。在战后初期，由于住宅非常短缺，当时由公共住宅建筑公司承担提供住宅的任务。后来，住宅市场的短缺已经克服，政策制定者们就考虑，将这些公司私有化，或者让他们承担其它的任务。在这种对公共企业任务经常重新审订的情况下，有些公共企业被私有化，退出公共任务领域。同时，也因为新的任务的需要而成立新的公共企业，例如，上世纪70年代以后，促进科研成为新的公共任务，于是，就有新的公共企业在风险比较大的新能源、环境和生态等科学领域成立。在将公共企业限定在公共任务这样的原则下，可以说，私有化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承担公共任务并不是公共企业存在的必要的理由。德国的基本原则是，在事关国家或者市镇的重大利益，并且以其它方式不能够更好地或者更经济地达到所追求的目标的情况下，才可以由公共企业来承担。在与私人企业发生竞争的领域，就要让位于私人企业，这是社会市场经济的原则。尽管德国坚持社会市场经济原则，对公共企业的任务进行经常的审定，努力做到及时将非公共任务从公共任务中清理出去，将不承担公共任务的企业私有化。但是如果没有私人企业界的抗争，这种任务更新的过程肯定要慢得多。如果我们对德国公共任务的更新过程进行考察，就会发现，私人企业对公共企业的竞争是始终的推动力。私人企业尤其是大型的私人企业经常以反公共垄断为理由将公共企业从竞争领域驱赶出去。新的电讯业务 $ 例如手机和网络业务在发展之初，联邦通讯行业的垄断地位，就立即遇到大型私人公司的挑战。新的电子技术对管理和控制的工作效率已经使得公共企业垄断在这些行业显得毫无理由 $ 它们不得不退出这些行业。
此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德国从来没有将公共企业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工具。政府不能够利用公共企业的产品价格对某种产品的市场价格形成影响，因为这正是属于不公平竞争，是政府根据反垄断法需要控制的价格垄断行为。尽管整个公共企业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总就业人数也是德国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要素，但是根据人们对德国财政反危机政策历史的研究，公共企业不能够对稳定经济起多少作用，比较有效的财政政策工具是投资促进政策（A. Ehrlicher $ 1991）。理论上的原因是公共企业同整个经济相比较，投资活动限制更严，裁减的工作岗位更多，因此在危机时期，公共企业部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就业人数的下降快于一般经济部门。这是德国与其它欧洲国家不同的地方。在其它国家，萧条时期，公共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就业人数是上升的，有的情况下，甚至上升的幅度比较大（A. Ehrlicher $ 1991）。
德国统一以后，东德国有企业私有化成为统一后联邦德国的首要任务。如何私有化，即采取什么样的私有化方案，涉及到私有化的原则问题。在1989年11月到1990年3月18日[4]，东德的过渡时期政府即莫德罗（Modrow）政府试图采取一项紧急经济改革计划，实现当时东德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在当时被称为是又一项社会主义改革的试验。在莫德罗政府的经济改革计划中，要求所有国有企业在4个月之内提出资产登记报告，由经济管理局的财产评估处进行评估，然后向信托局登记转为资本股份制企业（为上市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所有这些法人企业的资本额必须在国家信托局登记，由国家信托局[5]进行资产信托管理。显然这样的改革只是企业形式的转换，就是说实现企业化经营，但是并没有改变所有权的性质。但是，莫德罗政府改革的特点是，资产信托管理，国有企业的法人代表（领导人）没有任何权利向国内外出卖企业股份的权利，任何涉及到出卖股份和新资金投入的事项，必须经过国家信托局的批准。原则上同意在新企业形式转换完成以后，一部分企业产权可以向企业职工和本国居民出卖。当时政府的目的是保护国有企业的领导权保留在原企业领导人，更重要的是原东德居民的手中。实际效果是在当时的状态下，由于实现了信托局统一控制，防止了国有资产的流失（ H.F. Buck $ 1991 $ pp.12-13）。
过渡时期政府的改革方案，在新自由选举的政府成立以后有了根本的改变。新政府要求实现真正的、全面的、迅速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方案。在关于私有化方案讨论的第一次圆桌会议上，有人提出，原东德社会总资产结构20％属于私人，80％属于国家，在这种资产结构下，由个人来购买全民所有的企业是不可能的。因此，只有通过将企业资产分给个人的方法来实现私有化。这就是全民平均分配国有资产股份的方案。也有人提出通过组建企业集团、上市公司的方式来实现私有化。这两个方案没有被采纳的原因，根据当时负责私有化的罗维德尔博士[6]
贸易政策合作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 宋世方 第一章：问题的提出 现实问题的提出：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参于各种不同的贸易合作组织？传统贸易政策合作理论解释是：以本国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政府相互操纵贸易条件的结果就世界总体来看是福利损失。合作的剩余来自于相互取消关税后这种损失的消除。 这种解释存在如下缺陷：第一，它以大国贸易条件效应为前提；而事实上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个小国实行单边自由贸易政策。第二，政府完全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第三，相关利益主体对贸易政策（给他们带来的损益）视为外在的，它们是政策的被动接受者。 新政治经济学方法恰好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它将政府政策形成的政治过程考虑在内，将贸易政策视为政治行为约束下的经济行为结果。 第二章：文献回顾 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常用的模型有多数投票模型，利益集团游说模型，货币模型，动态一致模型等。贸易政策合作领域主要涉及的是出货币模型以外的其余三个模型。 ——从公共产品角度研究贸易政策合作(Alberto Alesina， Ignazio Angeloni and Federico Etro，)。 Alesina等将国际政策合作视为公共产品，因而具有外部性；但合作方要获得来自于政策合作的收益，其成本是牺牲一部分国内经济政策的自主性。这种政策合作的成本和收益内生地决定了政策合作的规模，合作方的构成及合作范围。 ——中间投票人模型。 Wolfgang Mayer分别用H-O模型和专用要素模型分析了长期和短期两种情形下，一国的实际关税是如何在多数投票规则下由要素所有权的分布决定的。Philip L. Levy用W. Mayer的多数投票模型解释贸易政策的双边合作与多边合作的关系。 ——利益集团游说模型 Grossman和Helpman（1994，Protection for Sale， A. E. R）根据B. D. Bernheim和Michael D. Whinston（1986）提出的菜单拍卖理论建立的利益集团竞争的政治经济均衡模型（即G-H模型）是用政治经济学方法研究贸易政策的最有影响的模型之一。 作者又在此基础上将模型以不同的方式扩展到贸易政策合作领域。 ——动态不一致模型（time-inconsistency model） 当政府在 第三章：贸易政策合作需求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分析前提：采用利益集团游说方法；贸易政策工具为关税；社会总福利有要素收入、关税收入消费者剩余等构成；不区分合作形式；政府是半公益的。 政府是否选择加入贸易合作组织或条约的决策由 捐资函数是联结政府与游说集团的纽带，首先必须分析政府和游说集团对捐资函数的要求以及捐资函数形式的构造。 不同捐资函数下的贸易政策均衡以及政府参与贸易政策合作的条件。 第四章：贸易政策合作的供给分析 所谓贸易政策合作的供给，指的是一国或一个贸易合作组织愿意在一定条件下与另一（些）国家达成贸易合作条约或结成贸易合作组织。对于双边合作而言，合作与需求没有本质的差别，只是不同基准点下的视角不同而已。对于多边合作情形，如果贸易政策合作是多变初创，任何一方对多边贸易合作的需求都是对其他可能的合作参与方的供给。第三种情形是业已存在的多边合作组织与非成员国之间的政策合作供求关系，也就是本章所要分析的现有多边合作组织的扩张问题。 本章将在Levy框架内，通过引入序贯扩张机制和新经济体中间投票人假定，分析一个贸易合作组织（以自由贸易区为例）扩张的条件。 第五章：贸易政策合作的国际均衡分析 本部分将把贸易政策合作的需求与供给联系在一起，通过利益集团游说理论，构造一个以非合作均衡为威胁点，以合作伙伴国谈判力为参数的合作博弈的纳什均衡。 第六章：对中国参与国际贸易政策合作的解释 ——一个动态不一致模型 从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府一如既往地推动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进程，全方位的参与各种形式的对外贸易政策合作。本章试图利用动态不一致模型，在半公益政府假设下，加入利益集团保护政策预期对技术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来说明中国政府对参与国际贸易政策合作的强烈需求。 此稿发表在2002年9月30日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评论》（香港）2002年第1卷第2期，第370－383页。 理性动机与利他行为 管毅平* Guan Yiping （上海交通大学 管理学院 经济与金融系，200052） （Dept.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200052） 作者：管毅平，经济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 管理学院 经济与金融系 教授 通信址：上海闵行平阳路360弄26号201室，邮编 201102，电话（021）64804063（H） E-mail: gyp1@xinhuanet. com 理性动机与利他行为 提要：斯密问题及其在当代的延展是：一种利己动机能否驱策利己和利他两种行为？针对标准新古典理性假设对于利他行为的解释力疲弱，本文改进性地建构了利己动机与行为人效用函数及其关系，提出了一般性命题：利己或利他行为都根源自唯一不变的利己动机。行为人会在约束条件下选定自己的多样化偏好序，最大化自己的优先偏好，以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用本文建构的假说，可以解释许多利他行为，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和道德实践。 关键词：理性动机 利己行为 利他行为 Rational Motivation and Altruistic Behavior Abstract: As for the standard rational hypothesis of economics， it is weak for its power to explain altruistic behavior; this paper establishes improvably a new hypothesis that forms new relations between the egoistic motivation and the utility function of agent. And then gives a general proposition: egoistic and altruistic behavior both originally come from a unique and invariable egoistic motivation. The agent will classify his own order of preferences under the constraints; maximize his own prior preference among them， so as to maximize his own utility in his behavior. This new hypothesis can explain a lot of altruistic behavior. It helps forward the market economy-oriented transformation of our society and the moral practice of all citizens of Key words: rational motivation; egoistic behavior; altruistic behavior. JEL classification: B490， B590， D640， D890 亚当·斯密的两大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问世后，几乎所有论及这两部著作的论著，差不多都将《国富论》论及的人们的行为基础，归结为“自爱”的利己主义的“利己心”，认为利己心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的人的基本动机；而将《道德情操论》论及的那个时代人们的道德行为基础，归结为利他主义的“同情心”，认为属于道德的同情心是构成当时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道德秩序的人的基本动机。（参见：斯密，1997：《道德情操论》，中译本，“译者序言”）显然，对于当时社会中的行为人的经济动机和道德动机，以及相应的利己和利他两种行为的假设和解释的不一致，是“斯密问题”的要害。 已经有不少学者指出，“斯密问题”的提出是误会了斯密的两大名著所致，这两大名著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是，斯密（1972，第14页）自己的表述是：“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引文中的着重号系笔者所加）这段话体现出斯密对于激励机制策略选择的考虑，却也有着无法确解之处：利他心和利己心到底是指两种动机，还是指两种偏好？如果指两种动机，我们就可以说斯密是两种动机论者。如果指两种偏好，即人们心中关于两种目标或手段取向的选择，我们也可以说斯密是一种动机论者。无论如何，这个“斯密问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真问题。 在实践中，古今中外大多数人也实质性地认同并以行动证明着人的本性是利己心，同时存在着许多利他行为。可是在理论上，却依然没有论著透彻阐释这一人类历史发展至今最具一般性的行为人理性问题：在同一个行为人身上，利己心与同情心可能相容么？如果可能，在什么意义和层面上相容？如何相容？它关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法学和哲学等学科的根基假设、理论进展和相互关系，具有重大意义。我以为，斯密问题及其延展至当代的论争焦点应该是：一种利己动机能否驱策利己和利他两种行为？如果不可能，为什么？如果可能，如何建构理论模型？对于这个问题，经济学界内部以及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之间存在着诸多观点，各种观点又可以归为两大类：两种动机或多种动机驱策两种行为或多种行为说，和一种动机驱策两种或多种行为说。在中国经济学界，明确持后一种观点的人极少，逻辑地论证唯一的利己动机可以驱策利己行为和利他行为的文章尚未见到。从国外的文献看，即便是最新的相关文献，也没有见到明确的动机一元论、偏好和行为多元论的论述和模型（相关的文献述评在下文给出）。 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根本原因与自然科学的进展有限有关。在实验生物学和脑医学获得突破性进展之前，有关人性及其行为动机的问题和理论，只能是学者依据经验事实做出的描述、假设（假说）和逻辑推论，或许可以叫做社会科学猜想。因为人的偏好可以通过行为显示，而驱策偏好的动机却无法通过观察和生理解剖获悉，因而没有机会通过科学验证。①尽管如此，人的利己动机的唯一性与各种形式的行为关系的假设，已经获得了某些比较可信的生物学理论的支持，作为基本遗传单位的基因的利己生存本性说明，“凡是经过自然选择进化而产生的任何东西，都应该是自 浅议劳动力的再生产 ——从马克思“资本论”体系看《略论服务业资本》的逻辑谬误 王 红 霞* 胡景北教授的《略论服务业资本》一文（以下简称《略》文）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体系出发，通过分析产业工人生产劳动力的过程，定义了“直接生产劳动力使用价值的社会劳动部门即服务业部门”并相应地把社会总资本扩展为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服务业资本；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了服务业资本在剩余价值生产中的作用。尽管胡教授对服务业资本在剩余价值生产中作用的论证相当精彩，但是，文中对于“劳动力的再生产”的分析和论述，笔者却不敢苟同。笔者粗浅地以为：《略》文中对于“进入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之前工人所处状态的分析和判断”与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相去甚远甚至悖离。同时，由于“进入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之前工人所处状态的分析和判断”是《略》文分析的基础和前提，因而其谬误又导致了整个《略》文体系的诸多问题和漏洞。以下将从《略》文与马克思“资本论”体系逻辑的基本谬误出发，逐一深入分析《略》中的矛盾和不足。 一、基本悖论：进入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之前的工人 仅有其“出卖劳动力所得的价值”但不具有使用价值 《略》文指出：当资本家结束对劳动力的消费、工人离开生产过程时，“尽管他拿到了出卖劳动力所得的价值，但他的劳动力使用价值没有了。”显然，按照《略》文的逻辑，这就意味着此时的劳动力商品只具有价值但不具有使用价值。然而，根据马克思的“劳动力是商品”和“商品属性”的理论我们知道，一物，只有是有用——不仅对自己有用，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对别人或社会有用——的物，才可能具有价值。也就是说，一物首先具有使用价值然后才可能具有价值。由此可以推知：“一物可以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①，即世界上可以有只有使用价值但没有价值的东西；但是，马克思同时也指出：“…任何一物，要不是一种有用的物品，就不能有价值”②，世界上不可能只有价值而没有使用价值的商品——奇怪的是，建立在马克思“资本论”逻辑体系基础上的《略》文中便出现了这样的特例商品。这显然与马克思“资本论”体系的基本逻辑相矛盾：如果承认劳动力是商品，它就应该具有所有商品普遍具有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二重属性；如果断定走出生产过程的劳动力商品只具有价值而不具有使用价值，那么就等于否定了“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重性原理”。由于这一点是该文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因此，《略》文中关于进入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之前的工人仅有其“出卖劳动力所得的价值”但不具有使用价值就成为基本悖论。而且，这一基本悖论直接影响了后文中系列结论的正确性。 实际上，当工人离开生产过程时，他从资本家那里拿到的是他出卖劳动力所得的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的劳动力价值实现和补偿而并非是他“出卖劳动力的价值”。马克思指出：“劳动者可是要到他的劳动力已经发生作用，已经在商品中实现它本身的价值和剩余价值之后，方才得到报酬。所以他不仅已经把剩余价值（我们暂时假定，那只充当资本家的消费基金）生产出来，并且在可变资本用工资形式流回到他手中以前，已经生产出他的报酬所从出的基金，可变资本。”③ 也就是说，当资本家结束对劳动力的消费时，不仅“工人对资本家提供的‘使用价值’…某种有用的劳动”④消耗殆尽，而且，工人先前所拥有的劳动力价值也得到了实现，并转化为工人所拥有的货币形式的工资资本。马克思继而论述到：“所以，可变资本不过是劳动者维持自己，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基金或劳动基金一个特殊的历史的现象形式；那种劳动基金，在社会生产的一切制度下，他都必须要不断地生产和在生产出来”⑤。可见，此时，工人所拥有的劳动能力既没有价值也没有使用价值，当然也就无法到市场上再次进行出卖。若要使其能够到劳动力市场上再一次出卖劳动力，他就必须要把自己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同时重新生产出来。也就是说，工人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不仅是劳动力使用价值即某种有用劳动力功能的重新生产过程，同时也是劳动力价值的形成过程。然而，《略》文中却认为：工人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只是在拥有原劳动力价值的前提下劳动力使用价值的再生产过程。显然，这一方面暗示着工人劳动力的价值始终不变（即将始终保持其最初从产业资本家手中拿到的货币额），另一方面也暗示着生产劳动力使用价值的过程不会形成任何的劳动力价值。据此，《略》文关于劳动力再生产过程和服务业资本不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的两个主要论点难免令人质疑。 二、基于悖论的两个主要论点的疑问 1、劳动力“简单再生产”推论和现实中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矛盾 如果沿着《略》文的思路，那么工人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是在劳动力价值既定的条件下仅仅重新生产劳动力使用价值的过程。换句话说，《略》文认为：工人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实际上是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过程。上文的分析也已经显示：通过这个过程，工人重新具有其初次进入生产过程时所拥有的劳动力价值和使用价值，如此周而复始。进一步分析上述观点可以发现：保持工人“拿到出卖劳动力所得的价值”这个条件既定等价于工人从产业资本家那里得到的货币形式的工资额将始终保持不变，即劳动力的价值或工资将在任一生产过程中保持不变。也就是说，在上述条件下，无论工人如何进行劳动力的再生产，其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工资都将保持不变。然而，现实世界中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工资从来也没有保持过不变，而是一直在呈现着不断上升的现象和趋势。如果我们以实践为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那么我们就只能否定《略》文中隐含的假设条件，即工人不可能在每次进行劳动力的再生产时保持其原劳动力价值而只进行使用价值的生产。 可见，现实中经过每一次劳动力再生产后的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不断变化在十分有力地否定了《略》文关于工人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只是在拥有原劳动力价值的前提下劳动力使用价值的再生产过程的观点。事实上，如果我们把工人看作是劳动力资本（或人力资本）的所有者，那么他也会和其他资本所有者一样不是仅仅满足于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而更希望不断进行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以便增加劳动力的价值换回更多的“资本额”。 2、质疑“直接生产劳动力使用价值的服务业部门”的生产 《略》文中把服务业定义为“直接生产劳动力使用价值的社会劳动部门”。显然，在服务业直接生产的劳动力使用价值中，一部分是对工人自己有用的使用价值，另一部分是对别人或社会有用的使用价值，而且这两部分是揉和在一起共同附着在工人的身体上的。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当进行“对别人或社会有用的使用价值”的生产时，生产的最终目的和结果就是进行交换。既然要进行交换，那么这也就意味着该使用价值必定同时也是价值负载物。否则，交换就失去了标准而无法进行。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承认在服务业直接生产的劳动力使用价值中有一部分是对别人或社会有用的使用价值，那么在这其中就一定包含了相应的价值量的生产过程，即这一过程中必将包含着价值的生产。 实际上，仔细分析《略》文，我们也可看到《略》文关于“服务业不可能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论断和“服务业即直接生产劳动力使用价值的社会劳动部门”论断实际上存在着相互矛盾。根据《略》文观点，“服务业不可能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由于价值是一个社会范畴，“只能表现在商品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⑥；因此，不生产价值，就等价于不生产“对别人或社会有用的使用价值”。那么，服务业生产的劳动力使用价值就不包括“对别人或社会有用的使用价值”。根据《略》文的划分，劳动力的再生产通过提供“个人消费”的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完成。既然服务业不生产“对别人或社会有用的劳动力使用价值”，那么这部分使用价值就只能在提供“个人消费”的部门生产出来。而根据《略》文的观点：“个人消费过程的结果是消费资料商品价值的消灭和使用价值转化为人”，也就是说，提供“个人消费”的部门只生产对“人自己”有用的劳动力使用价值。这样，《略》文中的劳动力再生产就只是生产“对自己有用的使用价值”的生产。然而，根据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只具有“对自己有用的使用价值”不可能成为商品。因此，根据《略》文的逻辑我们经过反推最终却得到“劳动力不可能是商品”的结论。显然，这不仅与“资本论”也与《略》文本身的论点自相矛盾。由此可见，说“服务业不生产价值”难免有些武断。如果承认服务业生产价值，那么，由于价值的生产过程中总是伴随着剩余价值的生产，因此，承认服务业生产价值就必然要同时承认服务业也生产剩余价值。 三、有关服务业资本论证中的逻辑混乱 此外，本文还粗浅地认为：《略》文除在上述方面与“资本论”的逻辑存在重大谬误外，其本身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逻辑混乱。这中逻辑混乱突出表现为：在论证过程中，对象指代模糊有时甚至发生互换。具体来说：《略》文首先对服务过程进行了分类划分：依“服务劳动的接受者、服务劳动的对象或客体”标准将服务过程界定为劳动力的生产过程；依“服务劳动的发生者、服务劳动的主体”标准将其定义为劳动力的消费过程；然后，在此基础上，分别从上述角度对服务业资本在剩余价值生产中的作用进行论证。本来这一思路非常清晰明了，然而，遗憾地是，在具体论证过程中，或许由于《略》文关于“服务过程是劳动力的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的统一、是消费过程和生产过程的统一”的观点过于深刻，以致其在下文的论证中不时在“劳动力的生产过程”和“劳动力的消费过程”中摇摆不定。例如：《略》文在关于服务业资本能否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论证中，从劳动产品处在直接的消费状态的纯粹消费过程出发指出：因人化的消费性劳动不可能被资本所占有，所以推断出服务业劳动不可能为服务业资本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这实际上是仅仅建立在“劳动力的生产过程”这一立场上的，从劳动力的消费过程来说，结论肯定不同——尽管《略》文明确指出：由于“劳动力本身的生产过程即社会的消费过程居于主导的地位”所以“服务过程只是社会消费过程的一部分”，但是，“主导地位”只是说明地位作用的大小与强弱而并非排除关系，因此由“主导地位”便彻底排除“生产过程”显然显得有些牵强和独断。也就是说，既然指出服务过程是一个对立统一的辨证体、社会的消费过程只是居于主导地位而非绝对地位，那么，在分析中就不应排除对“劳动力消费过程”的分析。实际上，如果考虑到“劳动力消费过程”，服务业资本就不可能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只是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服务业资本在“劳动力消费过程”中生产出来的价值，最终被“劳动力的生产过程”所转移和消灭，而剩余价值一部分被服务业资本家所无偿占有、另一部分随着消费资料转移到工人身上罢了。 综上所述，笔者谨以为：《略》文的最大谬误在于其价值与使用价值的概念和属性与与马克思“资本论”体系的逻辑明显矛盾，这也《略》文的致命之误。而且，这一谬误直接动摇了整篇文章的观点和价值。当然，这只是笔者的拙见，对于文中的错误，愿接受任何有意义的批评指正！ 主要参考文献： 1、 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郭大力、王亚南译，人民出版社北京1965年出版。 2、 2、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三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上海1975年出版。 3、 3、 胡景北：《略论服务业资本——马克思“资本论”体系的一个扩展》，《学术月刊》，2000年第期。 关于建立对本人论文“略论服务业资本”的 “略论服务业资本”是在本人在1981年写作的学士论文的基础上于1982年修改定稿、200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本人试图观察马克思在其著作《资本论》中建立的理论体系是否可能逻辑地推广到服务业。因此，文章有这样一段开场白： “本文追求的是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逻辑体系的一致。对可能得出的结论，对可能与马克思某些话的不协调，不予重视。” 这篇二十年前的文章针对的服务业问题，现在依然是中国经济学界讨论的热点，讨论的框架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体系；在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依然被视为少数几位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因此无论对服务业还是对马克思的研究，在中国和在世界都继续是对人类尤其是青年人智慧的一种挑战。 “略论服务业资本”是本人年轻时对上述挑战的一次回应。二十年后重新审视，这篇文章有许多需要修改的地方，但同时，这篇文章似乎又实现了它当年的目标：在把马克思《资本论》体系推广到服务业的过程中没有出现重要的逻辑矛盾。然而，人难以自知，必须他人指点。因此，本人特设立奖励项目 胡景北“略论服务业资本”论文学术批评奖 奖励第一位在学术上指出该论文和马克思《资本论》体系存在重要逻辑矛盾的人。 本奖项的目的是促进学术争鸣，以便本人和其他有兴趣的人判断是否可能在该论文基础上继续工作。为此，本奖项运行的全部过程将遵循学术界公认的行为规范，并以公开性和公正性作为首要准则。具体操作方式请参见《〈胡景北“略论服务业资本”论文学术批评奖〉实施细则》。 本奖项从2002年1月1日开始生效。 特此声明。 王红霞： 你好！首先感谢你的批评。我想，你提出的矛盾也许可以表述为这样的问题： 1． 劳动力商品是否和惯指的商品一样地具有某种内在价值（以下仍然称“价值”）并可以表现为市场价值 2． 如果是，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3． 如果否，那么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又从何而来 就我理解的马克思理论而言，马克思对第一个问题持否定的答案。如果说一般商品的内在价值指的是它包含的物化劳动，所以一般商品的价值在由人类直接参与的该商品的生产过程中生产出来的。商品拿到市场后，其内在价值便表现为市场价值或价格。马克思没有研究劳动力商品如何生产出来的。我的论文试图研究这个问题。（当然，和马克思一样，不是试图从生产技术的角度研究，而是试图从生产它的某种――而非全部――社会关系角度去研究）。显然，在我的研究之前，我必须对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有一定的理解（而不管我的理解是否确实符合马克思的愿意）。对第一个问题，我理解在他那里，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经济内才表现为商品形态（而不象一般产品那样在前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中已经表现为商品）。于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内它有了价值。但这一价值的存在不是因为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经济下内在地就有了某种通过其生产过程而得到的价值，而是因为劳动力买卖时在劳动力市场上形成的工资，后者又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物质资料（或一般商品）的价值决定。如果说马克思的重点在于一般商品的价值决定，则我的“略论服务业资本”重点在于特定意义下的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一般商品的数量决定（因此，我所研究的便和例如价格不变时工资上升或下降所意味着的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一般商品的数量决定不是一回事）。 如果说马克思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说否定的，那么，第二个问题便不存在。于是我们便需要直面第三个问题：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从何而来。在理想状态下，某个劳动力获得了比如2000元的月工资，相当于他的劳动力商品价值。下面的问题是第一为什么他的劳动力有价值，第二为什么是2000元。显然，这里首先有种社会关系存在，因为这里牵涉到至少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一个给钱，一个得钱。在新古典经济学内，这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马克思那里便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国内今天的用词中则是市场经济。而2000元的原因是因为正好在这个价值上，给的愿意给，若再多他就退出谈判了；得的愿意得，再少他也退出谈判了。 但是在马克思理论框架内，我们仍然要回答的问题是这2000元是否劳动力在其生产过程中获得的价值，或者在其生产过程中消耗的活劳动和转移的死劳动的相应表现。 我的理解，马克思对此的回答大概是否定的。在理想状态下，我想： 1． 这2000元不是劳动力在其生产过程中获得的价值。它不表明这个劳动力在谈判之前已经具有内在价值。 2． 这2000元代表了劳动力在其生产过程中消耗的部分活劳动和死劳动。 3． 但在生产劳动力的过程中，这些活劳动和死劳动不再在其产品中凝结成价值，而是最终地消费掉了，或者说其价值最终地消失了。此时的产品不再具有一般商品在生产过程结束时的价值。 4． 从这个意义上说，价值的循环是个Pierro Sraffa 说的“单行道”（不过，他的书是我写完论文后才读到的）。它的含义为价值循环是一个被生产出来、在交换中被承认、在不同生产和交换流程中被转移、在最终产品的消费（生产劳动力）中被消灭的单向过程，而非转移再转移的永不消失的过程。 因此，我在论文中用了 因此，按照这种对马克思的理解，自然不存在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在公共消费过程中还是在个人消费过程中还是在两个过程的联合中生产出来的问题：这一价值不是生产出来的。 所以，即使在马克思说的实验室状态下，或者新古典经济学说的一般均衡的状态下，当所有一般商品的价值＝生产价格＝市场价格时，我们所说的2000元工资也是谈判的产物，而非劳动力产品在生产过程结束时便具有的价值。 我们知道，马克思把这2000元视为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诚然，如果一个劳动力把这2000元全用于一个月内的生活资料购买并相应地在一个月内消费完这些生活资料，我们确实可以象马克思那样定义。但是，那样的定义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即使生活资料的单位价值已经给定，但生产一个劳动力在一个月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为什么是2000元（A1）/生活资料的单位价值（B）得出的那个量（C1），而不是3000元（A2）/生活资料单位价值（B）所得出的量呢（C2）？况且，我们知道，按照马克思的想法，应当是B和C先决定，然后A才决定。于是为什么是C1而非C2呢？ 这个问题曾经在“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引起了严重混乱。在我年轻的时候，国内最“好”的经济学、哲学杂志上所坚持的观点便是无论C1还是C2，工资获得者都是贫穷的，因为C1、C2都是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但在我们的探讨中，我们也许能够说明，如果2000元不是劳动力商品在其生产过程结束时便具有的价值的体现和在实验室状态下的数量表现，那么为什么2000元而不是3000元的问题，便不是马克思对一般商品所说的生产价格背离价值与市场价格背离生产价格的问题，而是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决定问题。根据我的理解，马克思在他的研究进程中没有探讨到这个问题。 当然，这不是马克思的责任，就象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许多问题不是Walras， Keynes， Debreu， Lucas 等人的问题那样。他们已经做了超过常人的工作。他们没有探讨的问题之所以被留到今天，是他们的后人、尤其是他们的继承者的责任。这一点特别适用于马克思。他在那么困难的生活中，家里没有一个凳子的四条腿全是稳的，书桌前的狭小空间还必须和孩子共用的环境下已经做出了那么多的工作。 另一方面，我觉得，设想价值是永存不灭的扩大型循环运动，是否一定和马克思理论矛盾；或者即使矛盾，是不是也能够引出很有意思的理论，都值得探索。尽管它们和我这里的“有奖征评”不是一回事，但探索本来就和获奖是两回事。 综上所述，《王评》似乎没有能够指出《略》文与马克思的逻辑存在着严重矛盾。 再一次感谢王红霞的批评，并愿意接受进一步的批评。 胡景北 2004年8月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读了交来的几篇论文，感觉不错。但有几个普遍性的问题，请大家注意： 1.论文中请务必慎用“我”、“我们”等第一人称，因为仅仅在确实是你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做法时才可以用。 注意区别同学们自己作为论文作者和你们介绍别的论文时那些论文的作者。学术上的大忌是混淆两者。 2. 在论文中可以而且在大部分场合应当多用比如“张三认为”、“张三指出”、“张三使用了”等引出张三的某个特定的论述或资料或方程或观点。 3. 请务必参照我的“课程论文写作要求”（见附件，也请见我的网页相应位置），尤其是文献的引用和排列。 这可能是一件小事，但这里正好可以看出同学们是否确实受过正规训练。 在我读到的交给我的论文里，还没有一篇在比如参考文献排列上达到标准化。 4. 引用数据时尤其要注意有出处，否则失去数据的可靠性。 5. 与所给定的参考文献直接有关的课程论文，请在论文主体部分密切参照原文献。导论部分直接提出问题。主体部分是给定文献解决问题的起点、方式和结论。 不管同学们是否同意给定参考文献的观点，都必须把给定文献的观点介绍清楚。 同学们自己的看法或者别的文献的看法仅仅写在第三部分结论中。在特殊情况下可以用脚注形式写在主体部分，但必须使读者能够清楚地识别出脚注表达的意见是谁的意见。 期末考试所考查的知识仅仅是主体部分的内容。 6. 希望大家都有为别的同学负责的心情，想到如何让别的同学容易理解，容易把握，这样，自己的论文自然就容易写好。 这封信也将发到我的网页上。 此致 敬礼！ 胡景北 世界银行应当如何认识华盛顿共识 1 ．引言 •1989年（十年前）作者提出“华盛顿共识”。 •是总部在华盛顿的有关机构对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建议的最小共识。 •是该共识引起拉美国家近20年的经济改革，而不是来源于对这些改革的认知的趋同。 •该共识现在作为“新自由主义”或“市场主义” 的代名词（违背了作者的本意）。 •对该共识的不同理解会导致对共识的误解和世界发展机构失去权威（市场非万能）。 •本文的目的是：肃清错误认识及这种错误认识对改革的误导。 2 ．“华盛顿共识”原义 2 ．1 华盛顿共识：十条 •财政控制 •公共支出调整：优先支出高回报和能改变收入分配的项目，如医保、义务教育和基础设施投资 •税收改革：降低税率，扩大税基 •利率自由化 ••实行竞争的汇率 •贸易自由化 •允许FDI •私有化 •解除管制（进出口） •产权保护 2 .2 对这“共识十条”的评论（十年后的今天） • 财政控制、公共支出调整、税收改革：学者认同；从拉美国家的实践来看， 公共支出再定位的效果差一些。 • 利率自由化：Stiglitz 认为利率自由化是金融自由化六维中最后的一维，使得此项与金融自由化有关，作者认同；但Stiglitz最近有关金融自由化的观点强调东亚经济的成功来源于对相关行业的直接信用支持，这有很多争议，特别是东亚经济危机以来。 •竞争性汇率：表达不精确，本意是指以市场均衡汇率为基础，一定范围可调的汇率。东亚国家的实践说明这是可行的（东亚危机后，只有泰国这样做失败了）。 •贸易自由化：表达精确，却争议颇多。反对者认为东亚经济奇迹，至少部分国家，不是因为此项政策。 •允 许 FDI：东亚国家都还欢迎此项建议，自由韩国拒绝FDI。 •私 有 化：在华盛顿博得广泛支持，在其他地方争议颇多。在其他地方，对私有化的态度是划分左右派的试金石。 •解除管制（进出口）：没有出现极化现象，最初由美国的温和派而不是由率先实行私有化的英国的撒切尔（右翼）政府提出。在东亚尽管有的国家在相反的道路上走得很远，还是有些国家是这样做的。 •产 权 保 护：在发展中国家，东亚在这方面做得最好（也最成功）。 2．3 评论的启迪 •一般来看：华盛顿共识是作者应Hans Singer 的邀请，在发展研究所的专题研 讨会上，就什么是拉美国家最适宜的政策问题所作的报告。 •从更深层次来看：华盛顿共识是对从华盛顿发源的对拉美国家改革的建议的浓 缩（此时保守派为学术主流）。 •从更长远来看：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经济学者已经认识到，经济发展的关键不 在于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甚至不在与实物和人力资本，而在于这个国家所 实行的一系列政策。华盛顿共识可以认为是对那些能为改革提供支持的政策 建议的总结。 作者强调：华盛顿共识是特定的地理和历史条件下、“华盛顿”会同意的、对拉美 国家改革的政策建议的最低公共部分（截至1989年）。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推广到亚非 国家也可行。华盛顿共识是适用于所有国家和地区、任何时期的改革的政策宣言。 3 . 当前对华盛顿共识的几种用法 3 .1 华盛顿共识与市场主义 •最大限度的自由化、最快的私有化和在货币、财政方面的强硬 •建立在自由市场和货币政策基础上的政策处方 •加快贸易自由化、货币自由兑换、尽早减少管制 •自由化是唯一目标 •谋求自由放任的全球经济 •一种新帝国主义 以上的用法都是对作者原义的误解，不是市场主义。理由： •在1989年，里根政府倡导的市场主义已经被制定最优经济政策的理念所取代， 人们已经了解什么理念能够生存。（不会走极端） •作者原义中确实强调减少政府的作用，但那是因为当时过分强调政府的作用， 只有这样才能引起重视，只是一种策略行为。并不是要否认政府的作用与地位。 3 .2 华盛顿共识与新自由主义 •Stiglitz 用“新自由主义”替代“华盛顿共识”，并说：华盛顿共识是转型的教义，其极力推进凭证式私有化、主张快速私有化、缺少对竞争和社会与组织资本的重视。 •作者同意：对于私有化问题，正确实施比快速实施更重要。私有化能深化竞 争。社会和组织资本重要（作者的理解是指社会的凝聚力和好的制 度）。 •作者认为：凭证式私有化不是其原义，凭证式私有化不一定可行。共识没
私 有 化 方 法 尹兴宽（027006） 目 录 1 引言……………………………………………………………………3 2 几种私有化方法………………………………………………………3 3 拍卖与股票发行的影响因素…………………………………………4 4 私有化价格的决定因素………………………………………………5 5 私有化顺序……………………………………………………………6 6 道德风险和逆选择条件下的私有化…………………………………7 7 总结……………………………………………………………………8 8 参考文献………………………………………………………………8 1．引言 世界银行发展报告（1996）指出，转型的长期目标与其它地方经济改革的目标相同：建立一个能够在生活水平方面提供长期增长的繁荣的市场经济。转型与其它国家的改革的区别是所包含的具有整体影响的变化：改革必须深入到基础的游戏规则，深入到影响行为和引导组织的制度。这才使改革成为一个深远的社会和经济转型。转型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生产性资产所有权的巨大而又持久的变革。如何引起这一变革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本文概略地介绍了关于私有化方法的部分研究成果，以期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2．几种私有化方法 Brada总结了实践中出现的创造私人部门的方法。主要有：1）归还原主，2）出售国有财产，3）无偿分配或凭证私有化，和4）通过建立新公司从“低层”培育私有部门。 1) 归还原主 把政府没收的财产归还原主的方法被用于原主人存在并能证明他们过去的所有权的地方。归还的财产包括建筑物和真实财产，还包括农用土地。通过归还可以实现多少私有化部分取决于历史，部分取决于哪些剥夺行为要赔偿和哪些前物主要补偿的政治决策。在大多数东欧国家，归还是农用土地私有化的主要手段，它在住房私有化和培育小的商业部门的出现中也起了重要作用。在其它国家，尤其是前苏联，农地和真实资产归还原主的作法不重要。归还也被运用于公寓、住房、商店、餐馆和其它小规模财产，在这些场合最主要的困难常常是新的所有者对现有占有人的驱逐。 2) 出售国有财产 转型经济中的大量的工业资产和房产股票（存量）是在共产主义时代作为国有财产创造出来的。因为这种资产可被归还的原所有者不存在，所以一个一般的反应是把这些资产按合理的比率卖给工人或管理者。售卖国有财产是为了达到几个目标：为政府创造收益、加速企业再建进程、引进外国投资。对于政府是否首先应该恢复公司财产权力并在一旦可行的情况下以高价买给新的所有者，存在一些争论。英国和阿根廷追随这后一模式。将国有财产卖给新所有者这一工程的最成功的部分是对小型服务型机构如商店和餐馆的售卖。这是私有化过程中最普遍、困难最少的一种方法。向私人投资者，不论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出售大型国有企业，已被证明是引起争论的并且是不怎么成功的。只有德国能通过出售前东德国有企业来私有化大型国有企业部门，但其成本相当的大。出售国有企业也是匈牙利偏好的实行私有化的路径，其出售严重依赖于外国投资者。许多转型经济不能复制德国和匈牙利经验。它们缺乏内部投资者的蓄水池；高通货膨胀侵蚀了储蓄；投资者不把公司股票看作有益的投资媒介。外国投资者常被政治与经济的不稳定及不清晰的财产权力所阻止。结果常常是公司只能以特惠的价格出售给内部人。 3）无偿分配国有财产或凭证私有化 在凭证私有化的程序中，合格的公民可以使用无偿或以名义成本分配的凭证，投标购买国有企业股票和其它将私有化的资产股票。许多东欧和中欧国家，许多前苏联的后继国家，以及蒙古都在加强或在计划公众私有化程序。实际上，凭证创造了能与将被私有化的国有资产股票相匹配的储蓄股票。捷克和波兰凭证私有化的目标是使外部人拥有公司控制权。在俄罗斯，凭证私有化降低了政府所有权的作用，使所有权分布更广泛，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内部人的严密控制。凭证私有化方法的力量是速度和相对透明。凭证私有化比直接出售可以产生更少的来自内部人的政治反对，因为清除内部人权力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4）建立新公司从“低层”培育私有部门 私人部门的成长不仅通过国有产权的私有化，而且通过本土的和国外的企业家创建新企业而得以进行。这些新出现的私人公司，许多都很小，无法查到足够的资料。在大多数转型经济中，小的商业经济单位的数量增长得非常快。小企业所有权的成长在建筑、国内零售和贸易业、服务业中特别繁荣。小公司的发展面临许多困难。 Brada 还指出了私有部门的比例、结构及所有者。在私有部门贡献超过GDP一半的国家中，私有部门有可能主导零售业、服务业、和建筑业，同样在交通运输和农业中也起重要作用。在私有部门份额不超过30%的国家里，很可能只有服务业、贸易和建筑业里的小公司发生了私有化，而许多农业部门和更多的工业部门仍保留在国家手中。新所有者有外国人、国内外部人/内部人、一些私有化基金、政府，由这些所有者又产生了相应的所有权结构。Brada. J还描述了转型中的公司行为。经理们根据产出最大化进行了短期投入和产出调整；公司也开始形成长期生存和扩展战略。 Brada的结论是：首先，显而易见，私有化的重大方案无法拟定，任何国家要想在私有化进程方面取得重要进步，必须培育各种方法。第二，在许多情况下，资产可以私有化，但是作为外部人的新所有者的控制权很难得到。他还指出，单纯私有化不可能产生外部所有者或有效的公司治理；过分强调私有化可能使我们忽视市场放开、预算约束的硬化和宏观经济的稳定，它们也与资源配置效率和有效的公司治理相关。 3．拍卖与股票发行的影响因素 出售国有财产尤其国有企业是世界各国包括转型国家私有化的主要方法。出售的方式很多，但最受重视的是直接出卖给特定的购买者和在证券市场上对公众发行股票。Megginson等人考查了影响政府选择私有化国有企业方式的因素，对资产出售（拍卖）和股票发行私有化（SIP）进行分析。他们假设在私有化过程中私人资本市场（即拍卖）和公众资本市场即（SIP）两种方法之间的选择受三类因素：经济或市场报酬、政治和法律环境、以及公司特殊特性的影响。 关于市场报酬，Megginson等人认为目前市场评估的水平在政府私有化方法选择方面可能是个重要因素；类似于用IPO捕捉市场时机的私人公司，政府更有可能在评估值高或“市场升温”时期通过SIP私有化；政府以与私人公司相似的方式确定SIPS的时机。一个实行私有化的国家的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的总体水平可能也影响一个政府私有化SOE的方式；如果国内资本市场相对落后，股票发行私有化可能就很难成功，部分是因为很难找到买主；由于使用公共资本市场的高成本，政府可能通过在不发达资本市场上出售资产推进私有化。另一个可选择的手段是，政府可以通过私有化来激发初生金融市场的成长；通过SIPS私有化可以启动股票市场的跳跃式发展并引起经济增长和效率的提高。实行私有化的政府常常设法从以前从未拥有资产证券的公民中培育一个新的股票持有者阶层；SIPS在完成这个目标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政府可能使用SIPS有意地促进地方资本市场的开发；然而，正象前面指出的，大型SIPS在证券市场不发达的地方可能无效（或不可能）；因此，资本市场发展和私有化技术选择之间的关系是模糊不清。Megginson等人用转换率作为市场发展的一个测量手段；低比率意味着一个不发达的金融市场。国家的收入特点提供了一个金融市场发展的选择性指标，也影响公众和私人资本市场之间的选择；他们使用两种收入测量方法—-每单位资本（GNI）带来的总国民收入和吉尼系数；SIPS在低人均收入的国家可能很困难；更高的收入不平等（高吉尼系数）更有可能与通过资产出售实现的公司私有化相联系。 关于政治和法律环境及投资者权力的保护，作者们认为，政府对私人财产权利的保护（来自本身或其它团体）和长期合同的有效性被预期会对一般的私有化政策有重要影响，尤其对所选择的资产私有化的方法有影响；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越强，政府选择通过资产出售私有化就越有可能；对比之下，在SIP中，即SOE出售给大量投资者时，政府在从事后交易机会主义行为时困难更大；为评估政府对私人资产所有权的承诺，他们观察了每个国家执政党的经济政策偏好；右翼变量和资产出售之间有正相关性（因为只有政府支持对私有财产权利的保护投资者才愿意作出资产出售所必要的大量投资）；当政府经济政策不是右翼型时SIPS被广泛使用；SIP是反对随后的再国有化的“保险政策”，资产出售不创造同样的不可逆因素。政府的总体稳定也影响投资者对国家政策承诺的预期；资产出售被更稳定的政府有力地使用。个别国家保护股票持有人法律权利的程度相差极大；对股东权利有更强的法律保护的国家政府更有可能通过SIP私有化。 关于公司特殊特征，作者认为私有化政府在选择最优私有化方法时应当考虑既将私有化的资产的价值的信息非对称程度；公司规模也常常被用作信息非对称的检测手段；SIPS可能是出售最大的SOES的唯一有效方法。预期的SOE的后剥离行为也可能影响政府私有化技巧的选择；拥有最好前景的SOES应通过SIP剥离而问题多的SOES应通过资产出售私有化。一个SOE工厂也可能影响一个政府是否通过SIP或资产出售私有化；政府更有可能通过资产出售私有化战略性公司。 Megginson等人对前述看法进行了经验检测，结论是：私有化国家资本市场的本质影响私有化决策—SIPS更有可能在资本市场不发达国家应用，可能是由于政府的需求及愿望即用SIPS发展国家市场的流动性和吸收能力。另外，SIPS在整个国家收入更平均时也更有可能，这能提供更多的潜在投资者并避免供给物普遍低定价的需求。 私有化决策中国家政治法律环境很重要；有高能力可信地保护产权的政府更有可能通过资产出售私有化SOES。 公司特殊特征，例如供给或出售物的规模及SOE的高赢利性，也影响私有化方法。大的供给物及利润更高的SOES更有可能通过SIPS及公共资本市场私有化。非对称信息问题对大的和利润率更高的供给物来说不大，这吸引了更多的潜在投资者。另外，一些人争论说政府更可能选择通过SIPS私有化高利润公司以取得对他们私有化决策的更多政治支持。 4．私有化价格的决定因素 López-de-Silanes检验了在私有化过程中什么决定拍卖价格。他考虑了三种因素：（1）公司和产业特征；（2）拍卖过程及其要求；和（3）政府的前期改组政策。他认为价格决定因素的分析解决了一些关于出售速度和政府在私有化前之行为的作用的现有争论。 作者对政府取得的每个私有化公司的净价格的测量手段是：某公司的政府净私有化价格=出售合同所记载的名义出售价格现值–政府在出售前实施的重组措施的成本–“政府承诺成本”和出售时政府许诺的“特殊条款”成本±对出售合同所作的调整。进一步计算托宾的Q的平均值的近似值的方式是：某公司私有化Q（PQ）=（股票市场价值/所售公司股票百分比+总信用控制）/私有化前公司总资产。其中PQ=pq[公司特征（金融和行为数据，其它剩余要求权信息，产业、贸易和市场特征），拍卖过程本身（拍卖条件，叫价者和次数的数量），政府对公司实施的改组措施]，该方程允许我们拆分私有化之拍卖价格的决定因素。 关于公司特征，国有公司的特征有：股票持有人的一系列合同，包括工人，经理和股东。劳动在国有企业起决定性作用，SOES常有过多的工人，在我们的样本中不仅有高工资情况，而且附加利益三倍于总工资单，这加剧了劳动条件在私有化中的作用。控制型私有化（给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益）将有高的PQS；但收益型私有化（给现金流权而不给控制权）与之间差别很少。 关于拍卖过程及其条件，作者认为私有化价格也可源于私有化过程本身的因素，例如拍卖机制，其实施和时机的确定，及拍卖公司的顺序。部分文献强调当局潜在的“学习”效果的作用。宏观经济稳定可能影响价格，因为公司前景随这类条件变化。速度或快速也影响出售价格。公司未来私有化的声明甚至谣言都可能激起股东行为的变化。叫价者数量和拍卖轮数也是拍卖价格的相关决定因素。叫价者越多，价格越高，这是更激烈竞争和勾结危险之降低的结果。当叫价没有覆盖出售者期望的最低价格时再谈判的可能性或几轮拍卖对叫价者遵循的最优战略有影响。向国外叫价者开放私有化程序可能通过加强竞争和减少勾结范围，尤其在发展中国家的寡头行业，影响价格。其它拍卖条件，例如叫价者事先的资格和支付形式，也影响PQ。 关于事前的改组政策，作者通过集中于六组量度：管理，劳动，债务，效率改进计划，投资计划，和低投资措施来评估事前改组对PQ的最终影响。私有化前的管理变革可能是低价值的原因，另一方面，清除旧队伍可以实际改进结果或减少常与国企相联系的金融浪费；工会可以通过选票影响政客的未来，进而通过政府干预劳动改组作为提升私有化价格的手段；如果政府考虑吸收债务，当公司面对较大的金融成本或处于破产边缘时，政府应尽可能这样做，对这一问题的一般争论声称，吸收对确保公司活力是必要的；提高效率可以解决SOE的主要问题，改进行为，并导致更高的私有化价格；在SOE实施投资计划有时是对政治约束的反应，另外，在私有化前需要大量投资转化垄断公司并拆分之为独立单位。反对出售前投资于SOES的争论认为，私有化前政府不可能更广泛投资；该争论意味着低投资，或切断资源流及取消投资计划，可能产生或者零或者正的结果即PQ。 作者用墨西哥所有私有化SOES的跨部门公司水平分析检验了私有化价格的决定因素。公司和产业特征的重要性及股东的重要性得到评估：高价及积极工会和非控制型私有化出售方案减少净价格（PQS）。当私有化日期临近时，SOE的金融和管理行为量度恶化，说明使公司处于出售中的时间和净价格之间的负相关性。私有化速度持续增加所要支付的金额。拍卖中强化的竞争的正面影响，和特殊拍卖条件的负面影响，强调了广泛参与的重要性及消除阻碍叫价者参与的障碍的必要性。
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部 专题：3 2002－2003学年第一学期 “高级宏观经济学”博士课程论文 指导教师：胡景北教授 “华盛顿共识”述评（摘要） 张 文 027024 “华盛顿共识” （Washington Consensus）是20世纪90年代世界主流经济思想对于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应当采取的经济发展政策的一种概括，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影响。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经济思潮的变化，这一概括性术语所特指的问题和经济政策也随之演变，结果在具体的应用方面产生了一定的混乱和理解偏差。本文具体说明“华盛顿共识”的发展演变，并对其在实践中出现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反思和评论。 一、针对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的“华盛顿共识” 所谓“华盛顿共识”，最初是在解决拉丁美洲国家的偿债危机的过程中，主要的国际多边经济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主要债权国家和债权银行，在为拉美国家设计所谓的“调整计划”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经济改革方案。由于这套方案得到了对世界经济政策有重要影响力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赞同，而这些机构都集中在华盛顿，所以被称为“华盛顿共识”。 20世纪80年代，由于不适当的经济政策，许多发展中国家累积了大量外债，同时经济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如高通货膨胀率，财政赤字严重，对外收支失衡等。1989年，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出席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作证时表示支持布雷迪计划，他将其观点命名为“华盛顿共识”。这份共识主要有十点内容: （1）财政方面，尽量减少政府预算赤字，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 （2）调整公共开支的轻重缓急次序，集中于初级卫生、教育和基础设施等有高经济回报率和改善收入分配潜力的领域，消减公共福利方面的开支； （3）税制改革，主要是拓宽税收基础，降低边际税率以刺激积极性，实质就是扩大税基而减收企业税； （4）利率自由化，经过一定时期的过渡，最终实现由市场决定的利率； （5）汇率方面，实行统一汇率并确保其竞争性以促进出口的迅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即意味着货币贬值； （6）贸易自由化，以关税取代数量上的贸易限制，即消除非关税壁垒而实行低关税； （7）对外国直接投资实行开放，取消各种障碍； （8）实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 （9）取消对企业的管制和对竞争的限制； （10）确保资产所有权。 二、针对转轨国家的“华盛顿共识”（自由化、稳定化、私有化） 20世纪80年代，原中央计划经济30多个国家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在对经济转轨问题的思考过程中，主流经济学家的经济转轨政策建议由于得到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支持，也被称为“华盛顿共识”。这些政策处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改革策略的选择方面，坚信市场化转变必然带来效率的改进，必须打碎所有共产主义国家机构，加强立法，同时引进所有主要改革迅速开始市场经济的运作； (2)尽快实行私有化，改造国有企业，通过大规模私有化尽快把产权转移到私人手里，使私有产权得到确立，相信市场可以保证有效率的产权转移； (3)市场将自发产生作用，必须关闭所有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全面放开各个市场的进出，让市场自发决定价格（物价、利率、汇率等），取消价格补贴，形成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体系； (4)防止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政府只是负责宏观财政货币政策，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 (5)硬化预算约束，缩小政府规模，实行预算平衡并推行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以遏制通货膨胀的发展； （6）实行货币自由兑换，取消对外贸易限制，建立自由贸易体制，从国外进口一个真实的价格。 从改革举措来看，转轨国家在稳定宏观经济方面采取了暴风骤雨式的措施，如为了控制通货膨胀，采取了严厉的财政货币紧缩政策，甚至采取严格的行政控制手段抑制实际收入，使得起初是总需求随后是总供给急剧下降，经济进入急速的衰退期。转轨之初，人们普遍认为，私有化是可以以较快的速度进行的，但事情并非如此。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私有化而来的并非是预想中的持续的经济增长，而是持续的负增长。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私有化带来效率和增长的假设只有在完备的制度安排下的产权变革、新的市场行为以及适当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条件下才能成立，而私有化本身是不能自动带来这些条件的。由于国内资本的短缺，一些国家期望能在短期内通过引入外国资本来完成私有化的动机促成了放松金融管制，在国内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没有发育的情况下，快速私有化导致大大低估国有资产，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到外国投资者和与其勾结的现任和前任官员手中。在对资本流动放松管制和金融基础薄弱的情况下，伴随着灰色经济下的非法交易、腐败和集团犯罪，发生了资本的大规模外逃。 三、发展与制度变迁——对“华盛顿共识”的反思 基于转轨十几年来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一些经济学家对“华盛顿共识”进行了深刻反思，认识到它存在两大缺陷:一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在分析市场经济时都视制度为当然，在将其运用到经济转轨中时便忽视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North，1997)；二是经济学家混淆了发展的最终目标与转轨过程。在他们那里，自由化、稳定化和明确的产权私有化等即是最终目标，发展战略是次要的，至于如何过渡到这些目标，则认为可以一步到位，“跳跃”到市场经济，即使经济绩效不尽如人意，只要实现了这些目标，也是完成了转轨。在批判“华盛顿共识”的基础上，经济学家提出了新的观点，被称为“后华盛顿共识”（Post-Washington Consensus）。这种观点认为，发展的目标除了经济增长之外，还应该包括可持续增长、平等发展和民主等，应注意保护环境和提高贫困群体生活质量；政府应在加强金融监管，增加市场透明度并促进公平竞争，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加快技术转移，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Stiglitz $ 1998)。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有效的产权和法治应是转轨国家取得成功的必要要素。有效的产权意味着产权明晰、产权受到保护且产权可以实施，可以产生稳定的预期，是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建立法治是经济转轨成功的先决条件，因为市场经济是基于法治的经济，法律应保护个人自由，保证经济权利和义务。 经济转轨是一个制度重建的过程，即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制度取代适应计划经济的制度的过程，也是一个演进的过程。经济转轨涉及到规则的改变，正式的规则如宪法可以迅速改变，而非正式的规则如行为规范、习惯和惯例的改变则不可能立即发生。转轨国家在制度变化后都通过了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私人产权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因为尊重私人产权的公民文化的形成非一日之功，国家基本职能的弱化使之难以有效地保护产权。世界上存在相对成功的经济制度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能否将别国相对成功的制度移植到转轨国家中则是一个问题，应当承认，产生相对成功的经济制度的制度环境是独特的，转轨国家可以学习借鉴别国相对成功的制度，但不能全盘照搬。宋世方：贸易政策合作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
管毅平：理性动机与利他行为（论文）
一、问题的提出
王红霞的评论
关于建立对本人论文“略论服务业资本”的学术批评奖的声明
学术批评奖的声明 对王红霞批评（2）的回答
关于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论文撰写意见的信
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论文四
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论文八
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论文三（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