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的文字管控,该停止了!

我的微信公众号“学者胡景北”今天解封了。我是3月4号接到“违规封禁账号通知”,封禁的截屏如下:

“哭吴宗宁”是我写于2015年的一篇悼文,纪念我的中学同学吴宗宁。他和我作为知青,在1969年元旦前后到同一个县的农村做农民(插队落户)。他在那里学了一点农民的土法或者统称为中医的治病方法。1978年后知青返城后,这点本领使他能够在单位的卫生室做医生并就成了他的终生职业。不过,他很可能没有行医许可。记得他对我提过这一点,说他完全不会英语,无法通过为获得该许可的英语考试。他去世后,我写了一篇悼文并发布在网络上。大约十天前,在他去世五年之际,我想把这篇悼文发布到我的微信公众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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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翻译米德的“亚洲病夫”文章

我虽然常常看看德国和美国少数几个大报的网页,但也只看看标题:我没有付费订阅,即使想读标题下的内容,也得等解封(即不必付费)后;但真的解封了,却又不会去读。对我来说,美国人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今年2月3日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文章“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 ((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应当也是这种命运。然而,没有想到,我国政府对这篇文章开火了。2月6日,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这位叫作Walter Russell Mead的作者,你应该为自己的言论、你的傲慢、偏见和无知感到羞愧”。2月10日,“针对《华尔街日报》日前刊文妄称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我国外交部表示,“这篇文章诋毁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努力,报社编辑还为该文章加上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耸人听闻的标题,既违背客观事实又违反职业道德,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引起广大中国民众的愤慨和谴责。中方要求《华尔街日报》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公开正式道歉,并查处相关责任人。”2月19日,中国政府决定吊销该报三名驻京记者的记者证。于是,米德的文章一下子轰动起来。其时,该文已经能够免费阅读。我也就因为它的轰动效应而上网读了它并决定把它翻译成中文。这篇文章很短,用词亦简单,并和我的专业经济学联系密切,因此,它的翻译并不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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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d2020年文章: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

胡景北翻译的Mead在2020年2月3日《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文章

(译者注1:此文作者Walter Russell Mead是位于美国纽约州的Bard College的国际关系学教授。原文发表于《华尔街日报》2020年2月3日。我国政府随后因为此文而驱逐了该报驻华记者。译者抱着“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好奇态度翻译此文供中文读者了解和评判。英文原文附在译文后。胡景北 2020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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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

在全世界尤其中国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俗称“武汉肺炎”)的紧张气氛中,时针不但一下子转过了2020年元旦,而且转过了2020年春节!现在,无论公历农历,太阳历月亮历,我们已经置身于2020年,置身于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二十一世纪已经过去了五分之一,二十一世纪不再是“新”世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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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吴宗宁

我的中学同学、几十年的老朋友吴宗宁上个星期三(2015年1月15日)病逝。噩耗传来,心痛欲裂,潸然泪下,泪珠悄悄流下面颊、落在衣上 ……

  在几个不眠和难眠的深夜,吴宗宁不断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炎炎赤日下他陪我为家母运菜;凛冽寒风中我陪他寻病人住处;我们共同在句容县插队时的深情交往,他在沈从文先生家的初展医术 ……,直到二十多天前我在南京时他的平静面容和清晰思路。当时他在因颈部肿瘤入院治疗后已经出院,住在一位自告奋勇担负起照顾他责任的于先生家里,他和我谈到他的病,提到沈荷清等九中老同学,问到我的家庭生活。他自己和于先生对他的病情进一步好转都很有信心,于先生并且说准备过些天让他站起来活动活动。可是,仅仅二十多天之后,他竟然就走了,并且永远地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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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发表意见是当今世界的规则

刚刚看到一位网友的短信:“胡老师,北京听取了您的意见。”随信还有一篇作者为“公司法务联盟”的文章:“人社部否定了上海及各地人社局新冠延迟复工期间双倍工资的解释”。原来,那位网友指的是我在今年2月1日写的题为“上海应当立即停止延长假期内发放双倍工资的政策”文章。在那篇拙文中,我指出上海市政府的那个双倍工资政策既违反劳动法,又脱离当前大部分企业正处于困境的现实。网友转来的文章附有人社部发〔2020〕8号文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全国总工会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 全国工商联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稳定劳动关系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意见”。这个文件提出,对受疫情影响职工不能按期到岗或企业不能开工生产而且也不具备远程办公条件的企业,应与职工协商优先使用带薪年休假、企业自设福利假等各类假;“对用完各类休假仍不能提供正常劳动或其他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职工,指导企业参照国家关于停工、停产期间工资支付相关规定与职工协商,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按照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按有关规定发放生活费。”该文件只字未提双倍工资。但正如公司法务联盟的文章标题所示,它否定了上海等地关于防疫停工期间上班双倍工资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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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应当立即停止延长假期内发放双倍工资的政策

上海市政府前几天宣布,原定于1月30日结束的2020年春节假期延长至2月9日。这样的延长,为“居家自我隔离”的武汉肺炎防疫措施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同时,上海市政府要求在延长的假期中,上班包括在家上班的员工工资比照休息日工资支付,即支付双倍工资;不上班的员工比照正常工资支付。我认为上海市政府的工资规定不合理,应当立即取消,而代之以上班员工按照正常工资发放,不上班的员工则由各企业自行决定、但至少必须发放50%的正常工资的政策。我的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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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春节,我为武汉人祈祷

2020年的农历春节到了。

在这一天,我在为家人、亲友和世界祈祷的同时,特别地要为正处于封城状态的武汉人祈祷、为同样处于封城状态以及半封城状态的鄂州、仙桃、枝江、潜江、黄冈、赤壁、荆门、咸宁、黄石、当阳、恩施、孝感、荆州和宜昌人祈祷,为生活在新型冠状病毒威胁的恐怖下的湖北人和其他同胞祈祷,祈求上天保佑武汉人、保佑湖北人!

我多次去过武汉,我有许多武汉的亲友,我还有许多来自武汉和湖北其它地区的朋友,他们的亲人在湖北。记得十几年和孩子去武汉、宜昌和三峡自助游,所接触的湖北人,从教授到船夫,都热情洋溢,给我们父子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回忆。现在,在我们民族数千年来最为重视的家庭节日里,我很难想象自己怎样才能在一个被封锁的城市竭力生存下去、尤其在这样的节日里竭力纾解自己的心绪,因此,我对以武汉人为代表的被封城的湖北人充满了同情和尊重:你们太不容易了!在新年春节,你们被困在家里,无法和家人与亲友团聚,无法走亲访友,无法畅怀痛饮,你们的孩子无法在户外嬉戏;今天过年,你们却在承受“度日如年”的沉重:你们不知道这样的封城何时结束,你们不知道自己能否健康地重获原先的自由和欢乐。此时此刻,我能够想象,你们在为我们每一个人承受灾难!你们一定会挺过来!经过这场灾难,你们将成为英雄,成为2020年的世界人物!

说实话,我不知道武汉封城(我用它代表湖北所有的封城)是否恰当。这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超大规模而且可能是超长时间的封城,应当是十分慎重的决策。但是,既然已经封城,我只能够希望这次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工作迅速取得进展,这一传染病迅速过去,封城迅速解除。为此,我从一个经济学者的角度提出如下建议:

  • 中央政府接过抗击这次传染病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明确规定,“封锁大、中城市的疫区或者封锁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疫区,以及封锁疫区导致中断干线交通或者封锁国境的,由国务院决定。”目前的武汉封城规定于此不符。中央政府应当直接决定对武汉的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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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林墙崩塌前的一份文件

    30年前的1989年11月9日,作为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最显著物理标志,柏林墙崩塌了。用当时中国驻奥地利大使今天回忆的语言来说,柏林墙“以不知所云、莫名其妙的方式”崩塌了。在德国纪念柏林墙崩塌30周年之际,德国解密了一批接近达到该国三十年保密期限的有关档案。德国《世界报》(die Welt)以标题“中国试图在最后一刻如此挽救东德”(”So wollte China 1989 in letzter Minute die DDR retten”)的文章,报道了一份和中国有关的解密文件(标题中的DDR是前东德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德语简称)。这份文件是前东德驻华大使在1989年10月27日从北京发回东德的一份特急电报,并且直接发给当时东德党中央总书记即第一把手埃贡· 克伦茨的电报。电报全文翻译如下 :

    ————-

    埃贡·克伦茨同志:

    今天我和中国建设部长林汉雄同志(他在1982年访问过我国,是两国紧张关系结束后第一位来访的探讨两国可能发展的新关系的中国政府代表)进行了详细会谈。林同志表示,社会主义在东德的命运不但对世界社会主义,而且特别对社会主义可能在中国的胜利具有战略意义。中国共产党领导已经做好准备,为支持东德保护社会主义而做一切可能的事情。就目前东德人力紧张的局面,中国可以就东德所希望的数量和所希望的技能,向东德提供人员支持。

    由于这里有关的是政治支持,因此中国不指望得到外汇付款,东德用物品作为付款即可。

    林汉雄同志还表明,他可以很快访问柏林,以便和东德有关部门就具体问题加以协商。中国准备接受非常快的协商结果。林汉雄同志强调,中共中央五中全会将在十一月初召开(预备会议订于今年10月30日),东德的意见最好能够在这次会议之前提出。

    请指示。

    贝特霍尔德(Berthold)

    10月27日,14:00

    ————-

    这份电报显示,中国当时尚有男儿在,愿意帮助东德保卫东德的社会主义制度,甚至愿意为此做出一切努力。当时,也就是1989年10月下旬,东德政府的处境非常艰难。在国内,民众自发游行示威的规模越来越大,发生游行的城市越来越多。在以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为主组成的前华沙条约组织内部,主要维稳力量前苏联公开宣称不再干预原先包括东德在内的卫星国的事务,因此依靠不上;部分东欧国家如波兰、匈牙利、捷克已经率先改变,或允许选举,或向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开放边界;其它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如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正自顾不暇,根本没有余力帮助东德维稳。至于中国,因为过去中国认为前苏联以及包括东德之内的大部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堕落为比资本主义还坏的“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虽然在1989年之前双方都重新承认对方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毕竟隔阂太深,又相距过远,东德没有任何指望。

    然而,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不计前嫌,主动站出来,为了世界社会主义大业,为了国际共产主义事业,愿意向东德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以保护东德的社会主义制度。这里的电报提出的一个具体措施是向东德提供其所需要的人力。由于1989年匈牙利等国开放边界后,东德人尤其年轻人突然大规模外逃,不但使东德许多企业严重缺乏劳动力甚至无法正常开工,东德保安力量也严重缺乏人手。同时,中国还主动提出,对中国提供的帮助,东德不必像正常情形那样用西方国家货币支付,东德给中国物品就行了。在这里,中国显示了它的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

    可是,根据德国《世界报》的分析,东德政府当时没有理解中国的想法。在当时,东德党和政府最紧迫的问题是维稳,而非生产;是维稳缺力量,而非企业缺员工。克伦茨总书记收到电报的翌日才批示,而具体办事的德国外交部根本没有想到中国主动支持的含义。他们以为中国关心的只是东德企业缺人甚至在东德中国劳工的事情,因此他们去了解当时在东德的近千名中国劳工的情形,发现后者很安心,便没有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当然也礼节性地向中国表示了感谢)。更没有就中国将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而做文章。德国《世界报》认为,正是东德政府内部的官僚主义导致东德政府延误了时机,耽误了中国的帮助。而在那时,形势一天一个样,任何延误都是致命的:仅仅在中国提出帮助的建议十三天后,柏林墙就崩塌了,一切帮助都来不及了。

    柏林墙的崩塌让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受前所未有的巨大挫折。如果东德政府当时即时回应并接受中国包括人员在内的各种帮助,东德政府也许能够挫败那些内部游行示威,东德局势也许能够稳定,东德社会主义制度也许能够持续到今天并继续持续下去。而对中国来说,通过在“最后一刻”对东德社会主义制度的挽救,中国将在三十年前便取代在东欧社会主义制度陷入危机时无所作为的前苏联,一下子升到世界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的地位,领导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和进步力量抗衡和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制度,而无须等到三十年后的今天。

    “夜话”2019年第13期,2019年11月12日

    注:1989年中国驻奥地利大使回忆文章:

    https://www.chinanews.com/gn/2019/11-09/9002801.shtml

    德国《世界报》文章包括电报照片:

    https://www.welt.de/geschichte/plus202839652/Akten-Fund-So-wollte-China-1989-in-letzter-Minute-die-DDR-retten.html?wtrid=onsite.onsit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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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胡景北”公众号一年总结

    2018年11月6日,我开通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学者胡景北”。时间飞逝,我的公众号竟然已经一年了。借这个机会,总结一下,也许是有益的。

    根据公众号首页“已群发消息”的信息,在这一年里,我的公众号总共发布文章118次,大概每三天发布一次。在这118次发布的文章中,28篇是在这一年内新写就的,占比24%;75篇是自己早先发布在网络上的旧文,占比64%;同一文章另外重复发布14次,汇总一次(我的知青日记)。

    正如我在公众号开通序言中所说,我的文章涉及人生、经济和政治为主。粗粗分类,在所发布的非重复的103篇文章中,以人生、经济和社会政治为主题的文章,大约各占三分之一,符合开通前的预期。

    和所有公众号文章一样,我的文章也免不了“敏感词”问题。在这一年所发布的118次文章中,有28次“无法查看”,占比近24%。但就非重复发布的103篇文章来说,共有18篇文章“无法查看”,占103篇的17%。对一部分初次被标为“无法查看”的文章,我试图找出看上去可能像“敏感词”的词汇即“可能敏感词”并修改之,然后再发布。这就是本文所说的“重复发布”包括一篇文章的多次重复发布。重复发布的努力有成功也有失败。成功即修改后能够查看的文章为:

    1. 成为好人的路有许多条
    2. 我的知青日记III

    没有修改可能敏感词和修改后依然无法查看的文章为:

    1.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1978年的起步

    (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1673)

    1.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

    (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1685)

    1. 君主乎?人民乎?

    (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280)

    1. 插队落户五十周年纪念

    (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1738)

    1. 文化大革命与中国历史轮回

    (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552)

    1. 语言的交流与平等

    (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354)

    1. 实践民主

    (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86)

    1. “丛林法则”不是自由主义

    (

    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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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议微信封禁我的公众号一段时间

    前些天准备在公众号上发布新文章时,才发现微信管理部门不知从何日起,已经屏蔽了我的公众号的全部功能,甚至禁止我进入自己的公众号,并且一直封禁到9月2日。对此,我表示强烈抗议。

    微信这次的封禁通知如下:

    微信管理部门给出的封禁理由是拙文《建议和理由》“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并具体指出涉嫌违反的是《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规范》,详情见以上截图的封禁通知。

    我不同意微信管理部门的理由。但我投诉无门。虽然微信管理部门提供了一个申诉渠道。但点击后要求附上图片或其它附件。这一要求本身就是不合理的。比如,我的申诉不需要附件。我在留言区提出自己的理由即可。因此,微信关于投诉的这一规定,实际上堵塞了我(和其它许多微信公众号用户)的这一唯一申诉可能性。

    我再次阅读了《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规范》。首先,它应当不属于法律法规,而仅仅是企业某类产品的使用规范。两者的差别不可同日而语。就此而言,即使拙文违反了《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规范》,那也离“违反法律法规”远得很。其次,经过微信管理部门确认,拙文也仅仅是“涉嫌”违反,是否真的违反还未可知。微信管理部门在“涉嫌”状态下就封禁,既不合法理也不合常理。

    当然,《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规范》虽然不属于仅仅国家机构才有权颁布的法律法规,用户也应当自觉遵守。而我,作为微信公众号的忠实用户,从一开始便忠实遵守《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规范》。拙文《建议和理由》从中国内地的立场出发,从中国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出结束某地乱局的建议,即正式撤回已经被该地政府明确宣布寿终正寝的某个提案。目前该提案依然处在“待处理”状态。拙文也就是建议该地政府落实“寿终正寝”的说法。读者可以看到,拙文用平静的语气提出建议,用理性的态度提出理由,没有任何鼓动性,没有宣传性文字的那种说一不二的气势。当然,拙文提出的建议和理由不一定恰当甚至不一定正确。但对它的批评和驳斥属于讨论或者辩论的范畴,与“违反法律法规”或“违反《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规范》“,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事情。我可以毫无保留地说,拙文完全符合《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规范》对文字性文章的全部要求。

    最后,万一拙文真的有什么不符合《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规范》,的地方,微信管理部门也不应当封禁我的公众号。这里的原因是微信管理部门不让我的公众号发布拙文。这和向杂志投稿类似。我投稿了,杂志表示无法发表,事情也就结束了。但杂志不应当也不会因为我的这个投稿(前提当然是我的稿件符合该杂志要求的质量)而封杀我对该杂志的继续投稿和在该杂志上发表文章的可能性。如果某杂志在发表我的文章后发现该文存在严重的学术不端,该杂志确实会封杀我。这种封杀是合法的也是我应当接受的。而微信管理部门既不让我在我的公众号上发布那篇文章,又何来封禁我的公众号?

    因此,我在这里向微信管理部门对我的公众号实行一段时间封禁表示强烈抗议。

    附:

    拙文网址:

    建议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案

    《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规范》网址:

    https://mp.weixin.qq.com/mp/opshowpage?action=newoplaw

     

    “夜话”2019年第11期,2019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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