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崩塌前的一份文件

30年前的1989年11月9日,作为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最显著物理标志,柏林墙崩塌了。用当时中国驻奥地利大使今天回忆的语言来说,柏林墙“以不知所云、莫名其妙的方式”崩塌了。在德国纪念柏林墙崩塌30周年之际,德国解密了一批接近达到该国三十年保密期限的有关档案。德国《世界报》(die Welt)以标题“中国试图在最后一刻如此挽救东德”(”So wollte China 1989 in letzter Minute die DDR retten”)的文章,报道了一份和中国有关的解密文件(标题中的DDR是前东德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德语简称)。这份文件是前东德驻华大使在1989年10月27日从北京发回东德的一份特急电报,并且直接发给当时东德党中央总书记即第一把手埃贡· 克伦茨的电报。电报全文翻译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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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胡景北”公众号一年总结

2018年11月6日,我开通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学者胡景北”。时间飞逝,我的公众号竟然已经一年了。借这个机会,总结一下,也许是有益的。

根据公众号首页“已群发消息”的信息,在这一年里,我的公众号总共发布文章118次,大概每三天发布一次。在这118次发布的文章中,28篇是在这一年内新写就的,占比24%;75篇是自己早先发布在网络上的旧文,占比64%;同一文章另外重复发布14次,汇总一次(我的知青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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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微信封禁我的公众号一段时间

前些天准备在公众号上发布新文章时,才发现微信管理部门不知从何日起,已经屏蔽了我的公众号的全部功能,甚至禁止我进入自己的公众号,并且一直封禁到9月2日。对此,我表示强烈抗议。

微信这次的封禁通知如下:

微信管理部门给出的封禁理由是拙文《建议和理由》“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并具体指出涉嫌违反的是《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规范》,详情见以上截图的封禁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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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案

最近几个月来,香港不但成为我国关注的中心,而且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事情肇始于香港行政当局于今年四月向香港立法会提出《逃犯条例》修订提案。根据1997年订立的现行条例,香港和英、美、德、法、印度等22个国家或地区之间有着互相引渡罪犯的正式关系。现行条例并明确规定香港和我国其它地区(包括内地和台湾等地区)之间不存在引渡关系。今年的修订提案则明确提出香港和我国其它地区建立引渡关系,因此,该修订案又被称为《送中条例》提案。目前,该修订案已经在香港立法会通过一读,原来预定为今年六月二读,后来由于大批民众在立法会外以示威和集会形式表示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实现;接着又由于大批民众更强烈的反对,香港行政当局于今年七月宣布该条例修订案“寿终正寝”。然而,反对者不认同这一说法。反对者的理由是在香港关于立法的法律中,没有“寿终正寝”的说法:对处于立法程序过程中的法律提案,法律只规定了继续处理、押后处理和撤回三种可能性。因此,就法律程序而言,《逃犯条例》修订案目前依然处在立法会处理过程中;因为早先的处理日程安排在二读前被打断,因此该修订案现在应当处在一读通过、等待二读且“押后”处理的状态。持续了五个月香港大规模示威,因为其核心要求“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案”没有实现,现在也处在持续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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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1993年文章:文明冲突?

胡景北翻译的亨廷顿在1993年“外交”杂志上发表的文章:

文明冲突?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1.下一个冲突模式

世界政治正跨入一个新阶段。关于这个新阶段,知识分子已经毫不迟疑地提出许多观点。历史的终结、传统民族国家冲突的重现、民族国家在地方主义和全球主义对立中将出现的衰退等等,都属于这样的观点。这里的每一种观点都抓住了正在成型的世界政治实况的某些方面。但它们全都忽视了世界政治在未来年份里可能展现的一个关键或者中心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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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微信封号

微信管理部门于本月28日,星期天,永久性地封了我的微信账号“2651599041”,并且不给任何上诉的机会。对此,我表示强烈抗议。

微信管理部门给出的封号理由是“传播恶意谣言(spread malicious rumors)”。我在网络上查了很久,没有发现微信关于“谣言”、“恶意谣言”和“传播恶意谣言”的具体规定。不过,即使微信有这样的具体规定,所谓“传播恶意谣言”的理由对我也不可能成立。当天,我仅仅转发了一篇微信文章,是网名为“蛮族勇士”发布的文章“长三角溃于镇江”。该文作者声明其文内数据来源于镇江市政府网站。该文中心思想是镇江的高房价导致镇江实体经济衰退。我虽然没有到镇江市政府网站核实,但从该文整个行文来看,根据我作为经济学教授的专业判断,其使用的数据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实际上,即使是《经济日报》、《第一财经周刊》这样的正式刊物发表的带有数据的经济分析文章,我也是根据自己的经济学素养判断其可信性。该文的分析,我认为不成熟,因为它没有理清从高房价到实体经济衰退的逻辑链条。但即使如此,我认为该文值得一读,对我和其他人了解地方经济、了解高房价和实体经济不振之间的关系有一定启发作用。因此,我才将它转发。我认为,第一,该文不是谣言,而类似我们在比如《经济日报》、《第一财经周刊》等刊物上读到的地区经济报道加分析的文章。第二,该文的观点可以探讨也可以批评,但这样的或类似的观点与“谣言”毫无关系。既然该文连谣言都算不上,更谈不上“恶意谣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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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无归先生兼谈中华民族到了新的危险时候

一年前,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和金融学院双院长李晓发表了《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的讲演。我随后写了夜话“吉林大学双科院长的义和团忽悠—-评李晓的《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对其提出批评。李晓的讲演和我的夜话后来都在微信群中流传,并且引发许多评论。不过,有关部门在听任李晓讲演流传的同时,已经在微信中屏蔽了我的夜话。好在这篇夜话依然存在于网络。昨天,网友无归先生在网络上对这篇夜话发表了批判性评论(见本文附录)。在尊重和感谢无归先生的同时,我对他的评论回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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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食一天有感

昨天,2019年6月4日,星期二,我禁食一天。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禁食,为了纪念某个特殊的日子,为了悼念三十年前那一天的死者,也为了悼念跟那一天直接有关的后来的逝者,比如我的同学、当年担任北大教师后援团团长的朱善利,亦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良知。当然,考虑到十年后的自己接近八十岁,身体状况可能不再允许禁食24小时,今年的禁食几乎是我唯一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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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祭改开

2019年清明节已经过去了。

清明祭奠父母之后,我的内心突然生发出一种极其强烈的感觉,要祭奠一下改开,我不由自主地在心里说:再见,改开!愿你在上天安息,愿你按照你真实的样子,留在我的记忆里,留在大家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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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超越1978年

今天是2018年最后一天。2018年马上就要过去了

这一年,中国发生了太多的重要事件。从年初的驱逐低端人口开始,修宪、贸易战、股市跌跌不休,中兴与华为事件相继、p2p和共享车前后破产、佳士加北大参与,季风书店又圣经下架、民营企业忧患起伏、还有外人“辱华”、国人疫苗等等,都在2018年强烈拨动了国人的神经。不过,如果让我猜想百年之后的历史学者回顾2018年时所选择的话题,我的猜想是“超越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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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是否违法,我国应有说法

这几天,华为公司以及它的副总裁孟晚舟被加拿大拘捕的消息成为议论的焦点。不过,铺天盖地的议论没有注意到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华为公司是否真的违法了。从所有权、总部和主要经营地点诸方面看,华为无疑都是我们中国的公司。因此,华为公司是否违法,首先需要由中国确定,无论是中国政府的商务部或司法部还是中国的法院出面,我们中国自己应当先确定华为是否存在违法经营。

所谓华为的“违法经营”,指的是华为是否违法对伊朗的禁运。2006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制裁伊朗和对伊朗禁运的决议。中国对此投了赞成票。众所周知,只要中国投反对票,联合国任何制裁决议都通不过。因此,但凡联合国通过的比如制裁伊朗、朝鲜等等的决议都是中国赞成的。对伊朗的禁运制裁后来还不断强化。一直到2015年,伊朗和安理会五大国及德国达成新的妥协协议后,联合国的禁运制裁才取消。联合国常常通过各种决议,其中绝大部分是某种意愿的宣示,对成员国没有约束作用。但制裁伊朗决议却对成员国具有约束力。各成员国政府需要根据联合国决议禁止本国企业和伊朗的贸易(当然仅仅禁止联合国决议中列出的商品贸易)。事实上,2006年联合国制裁决议在我国支持下通过后,我国商务部即发布文件告知并要求包括中兴、华为在内的所有中国企业执行该决议。

现在,美国政府在本国法院控告华为公司在联合国禁运决议有效期间违反禁运法律,并为此请求加拿大逮捕了华为副总裁。此时,我们迫切需要知道的最重要的真相,是华为是否真的在那一期间违法卖给伊朗禁运商品。对此,有公信力的回答,首先应当来自我们自己的国家。这里的违法有三个层次:

(1)华为是否违反了联合国的伊朗禁运决议。

(2) 华为是否违反了我国在贯彻联合国的伊朗禁运决议时适用的法规。

假如华为违反了联合国禁运决议,便非常可能同时违反了我国贯彻联合国的伊朗禁运决议时所适用的法规,除非我国的法规对某些联合国禁运商品做了特别的豁免。另一方面,如果我国的相关法规比联合国决议包括的商品更广,华为即使没有违反联合国决议,也可能违反我国的禁运法规。

(3) 华为是否违反了其它国家尤其美国的伊朗禁运法规。

各国政府都会为贯彻联合国禁运制裁运用自己的法规。目前承担国际警察主要责任的美国更是如此。部分美国法规覆盖联合国的禁运决定,部分则扩大了禁运范围。

我们首先需要知道的是第(1)和第(2)两个层次的答案,即华为是否违反了联合国的伊朗禁运决议,是否违反了我国的有关适用法规。对此,我国有关部门应当迅速公布答案:如果没有违反,那么,在联合国和国际共同体,在我们国家内部,先还华为清白;如果违反了,违反了哪些条款,华为将或者已经受到的我国政府的处罚是什么。我国是个负责任的大国,我国不会一方面支持禁运,一方面又允许本国企业破坏禁运。因此,对违反联合国或者我国禁运法规的我国企业,我国自然会加以处罚。

这里,如果华为真的违反了联合国和我国的法规,在我国政府给予处罚后,华为不应当再受到其它国家政府的相应处罚,也就是说,它完成了我们政府的处罚后,它在全世界就不再受到相应处罚。世界各国企业在国际上犯法后,大都选择在本国受罚尤其受审。例如,德国大众汽车尾气造假事发后,大众公司高管都宁愿待在本国,受本国法院审判,而不愿意到外国被逮捕受审。华为如果真的违反了伊朗禁运法规并被我国和外国查实后,我相信华为也会选择在中国而不是在外国受罚。

其次,我们才需要知道华为是否违反了美国在联合国决议有效期内适用的禁运法规。显然,如果华为没有违反联合国和我国的法规,华为大体上就不会违反美国的法规。如果美国硬要用它扩大禁运范围的法规来惩罚华为,那华为也仅仅违反了美国法规,而非违反联合会决议和我国的法规。对于这类违法,我国政府也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和适当的对应法规和政策。

华为被控违反伊朗禁运法规的事件提醒我们,必须重视国际贸易中的禁运问题。我国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贸易国;国际禁运是常见甚至永久的现象(只要还存在流氓国家);特别是我国的近邻和长期以来“同志加兄弟”的朝鲜,当前正受到我国支持的联合国“有史以来最严厉的”禁运制裁,因此,我国人大和有关部门应当提出明确的法规,指导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企业在国际禁运方面的合规行为。否则的话,也许很快,我们又会听到我国企业违反朝鲜禁运法规而受到外国惩罚的消息。中兴受罚在前,华为被控在即,我衷心地希望中国企业不再出现类似事件。在这方面,我国有关部门首先应当负起对企业的告知和指导责任,并在发现可疑情形后及时调查和公示甚至处罚(若查实的话)。否则,这些可疑情形便不得不放任外国政府追查。

就国家层面说,我国已经派遣维和人员在其它国家执行世界警察的责任。今后,我国的世界警察责任只会越来越重。迄今为止,我国在联合国只是支持和赞成其它国家提出的若干国际禁运制裁措施。今后,我国完全可能在联合国主动提出对某个国家的禁运建议。就目前承担世界警察主要责任的美国来说,它所公布的关于伊朗禁运的处罚确认名单,许多犯法者亦是美国人。我国要做好世界警察,首先要做的也是规范好本国企业并对本国企业是否违反国际禁运法规给出明确说法。就此而言,我国有关部门也应当对华为是否违反伊朗禁运做出明确公告。

(注:美国关于出口禁运处罚的主要案件名录,参见例如美国司法部2018年公布的从2015年1月到2018年1月的结案总结,https://www.justice.gov/nsd/page/file/1044446/download。)

“夜话”2018年第17期,2018年12月12日 阅读全文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

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很容易看到改开四十年来中国的巨大变化和成就,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巨大成就,例如中国人吃饱饭了,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不过,对我来说,改开造成的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可能比经济成就更为突出。举个例子,一对夫妇在街上搀搀手这个现在再平常不过的现象,在改开之前可是大错误,属于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这对夫妇亦可能被视为“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中的“坏分子”。记得1980年前后报纸曾专门讨论公交车上一对年轻夫妇搀手的行为该不该谴责。而1987年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还下发文件,禁唱刚刚传入大陆的台湾歌手邓丽君的《美酒加咖啡》。我在纪念改开四十周年的一篇短文中说过,作为改开起步标志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其主要工作不是开创更不是顶层设计后来发生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相反,该次会议完全没有预见到后来的改开。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一件大事,就是打破之前无所不在地统治着中国的无限皇权和绝对专制,创造了一种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正是这样的环境,让普通中国人有了一定的自由空间;正是这一不算开阔可来之不易、甚至被许多人视为可能转瞬即逝的宝贵空间,为以小岗村包产到户为开端的民间发起的经济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今天的年轻朋友们可能难以想象四十年前绝对专制下的景象。那时候,最高领导人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这可不是街头巷尾的调侃话,而是报纸上的官方语言。那时候,报纸上书籍上引用最高领导人的话,要特别地用黑体字突出标明的。那时候的大众媒体只有报纸和无线电广播,而每一份报纸的第一版最上方,一定是最高领导人的语录,每一天广播都以对最高领导人的颂歌开始。那时候,一切言论和行为必须以领导人的话为标准;任何背后议论都是反革命罪行;那时候,每个人都必须表示自己生活的社会是世界上最好的社会;对社会不满、对现实不满,就是对最高领导人的不满,就会受到惩罚。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除了最高领导人之外,其它人没有思考空间,任何创意都无从生发。除了最高领导人之外,其他人也没有行为空间,任何与众不同的言行都被视为“封资修”行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行为)。那时候,也谈不同意见,谈主动性积极性,但它们只是在最高领导人绝对正确的前提下讨论如何更好理解最高领导人的某句话,如何主动积极地做最高领导人乐意的事情。超出这个范围的不同意见与主动性积极性都是错误的,严重一些甚至还是反动的。因此,任何意义上的经济改革和开放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只是天方夜谭。

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做的,就是通过公开承认最高领导人的个人错误和于此相应的部分制度错误即对最高领导人的无限权力安排,而在事实上打破和放弃了笼罩中国社会的无限皇权和绝对专制。从此,在中国社会,没有一个人再享有无限权力,没有一个人的话再“自动地”成为真理和其它所有人言论与行动的标准,没有一个人再能够禁止他人对自己的不敬议论和背后批评,皇权的势力范围从无限蜕变为有限。有限皇权所带来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真理不再被垄断,标准不再被划一,而普通人也终于有了在不同真理不同标准之间选择的权力、甚至有了自创真理自立标准的权利。而只要真理不再被垄断、标准不再被划一,对某个人的忠诚也就不复成立。这是因为,报章宣传的毕竟是忠于真理;而一旦真理不为某一个人所垄断,忠于某一个人的要求也就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这样,中国的社会环境开始宽松,报纸头版不必一定要刊登领导人语录,书报杂志不必再用黑体突出领导人语录,领导人的话也不再成为普通人言论和行为的唯一标准,普通人也就开始有了思考、言论和行为的自由空间。

回顾一下1978年的“两个凡是”争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真理标准讨论”(即宣扬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和随后开始流传的“白猫黑猫论”(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摸石头过河论”,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社会出现的真理差异化、标准多元化趋向。其实,从学理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法并不成立。早在1978年,一位稍长我的中学校友、后来又成为北京大学校友的章铮先生便清楚地批评过该说法的错误。不过,我们国家四十年来津津乐道这一说法的根本原因,是它否定了某位领导人的话“句句是真理”的官方定论,而与学理完全无关。由于每个人、每个企业、每个地区的实践都可能与他人、他企业、他地区不同,因此,真理标准的实践论、白猫黑猫论和摸石头论,就为每个人、每个企业和每个地区自行其是提供了根据,也为每个个体的自由空间提供了根据。

真理差异化、标准多元化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 “政治谣言”的无罪化。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讲话中专门提到这一点。他说:“一听到群众有一些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邓选第二卷第145页)。政治谣言的无罪化意味着人们可以私下议论政治尤其是政治领导人。说私下议论,是因为如果可以公开议论,政治谣言这种现象本身就不会存在了。政治谣言本身只是政治专制的副产品。可是在1978年之前,私下议论“党和国家领导人”是被禁止的,甚至会被作为反革命定罪。当然,随着政治谣言的无罪化,“反革命罪”后来也不得不取消。政治谣言的无罪化大大促进了政治谣言的流传,进一步否定了领导人的真理化身,强化了个人自由思考的心理基础。举个例子,在最近三四十年中,每个乘坐北京出租车的人,都可能听过出租车司机对国家大事的侃侃而谈,其所谈内容,很大程度上都可以归类为政治谣言。

政治谣言的无罪化,不但否定了政治领袖的真理化身,而且还否定了各级领导人的“正确化身”。在这之前,不但皇权无限,最高领导人是真理化身,而且各级领导人也是正确化身。一个人对某个企业、学校、人民公社或其它单位领导的不满,便是“对组织的不满”,“对现实不满”,便会受到惩罚。因此,关于单位领导人的议论,亦属于“政治谣言”而被打击压制甚至立案追查。那时候流行的政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所审查的其实不是被审查对象对最高领导人对国家制度的态度,而是他们对其所在单位领导人的态度。而政治谣言的无罪化,使针对任何级别的领导人的政治谣言都不再受到制度性的追查。实际上,在最近四十年中,许多中国普通人也许很少听到关于最高领导人的政治谣言,但一定常常听到关于某个单位某个地区领导人的政治谣言。而所有这些政治谣言的社会作用之一,就是把一个人正确性从绝对化变成相对化,就是让每一个人开始思考和自我判断。

政治谣言的无罪化是社会环境宽松的重要标志。社会环境宽松的具体体现最重要的标志当然是个人和企业的自由空间,他们现在可以独立做出一些重要决定了。比如农民可以自己出售粮食了,城市人不再必须到指定的粮店(那时候买米买面不但要粮票,而且只能到指定的粮店买),而是可以自己决定到那家粮店买米了。企业也开始“松绑”了,有了若干产供销的自主决定权,渐渐地,这样的空间越来越大。一个人到外地探亲不需要报“临时户口”了,粮食可以自由买卖了,企业可以自主招工了,外出农民工的正式称呼也不再是“盲流者”,结婚不要单位证明了,离婚也容易了。哈金那本著名小说“等待”(Waiting)描述的十八年离婚马拉松让西方读者大为惊讶,但如今中国离婚比大多数西方国家还容易。二十多年前重新开始的中国股票市场,让一些人开始以炒股为生,不属于任何特定单位的“自由职业者”在中国开始出现。而大约十四年前,普通人不需要理由也可以拿到护照了。至于歌曲,我们今天有意无意听到的几乎全是过去被贬的“靡靡之音”,过去独占歌坛“革命歌曲”大概只是在大妈的广场舞里还能够听到。

毫无疑问,1978年开始的社会环境宽松只是相对的。人们对各级领导人的公开和私下批评往往依然要被惩罚,企业和个人的决策依然需要考虑重重政治因素,政府依然过分强势,法院依然拒绝受理从企业改制到互联网控制的所有申诉。但即使如此,饱受专制之苦的中国人依然充分利用这一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抓住这一环境下的每一个机会挣钱、娱乐、学习,甚至表示自己的政治意见,从而改善自己的境况,发挥自己的抱负。千千万万中国人的这种自主、自发和自由的主动行为,是中国经济在1978年以后能够走上改革开放之路、能够实现高速的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小岗村和随后的农民进城与建立乡村非农企业经历的自主行为,就会发现我们所赖以骄傲的经济改革,其创意完全不是来自顶层设计,而是普通人在其多少获得了的自由空间里为了实现个人愿望的自发行为,顶层只是适应和顺应了普通人的自发行为。如果我们再回顾一下早期在中国建立互联网的开创者的自由行动,回顾一下年轻人对外国知识和外来事物的自发热情,我们就能够体会,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即使仅仅是相对的—既体现了中国最近四十年的巨大变化,也为中国人精神面貌、为中国的改开和富裕提供了基本框架。

“夜话”2018年第16期,2018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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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1978年的起步

1978年起步的中国改革开放和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虽然不能脱离世界变化大趋势讨论之,但无论如何,作为一个超大型的封闭国家,中国内部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纪念改开40周年,我们需要回到1978年,了解1978年的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才导致它成为中国改开的起步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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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1978年中国改革的世界意义

今年是我们中国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在纪念改开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先回顾一下当年中国改开的世界背景和了解一下中国改开的世界意义。显然,讨论这个问题最适宜的出发点是比较中国改开和前苏联改革的世界背景。和中国一样,前苏联的改革也肇始于领袖的去世—―在中国是毛泽东、在前苏联是斯大林。和中国一样,最初接替领袖的人迅速下台,新人—―在中国是邓小平、在前苏联是赫鲁晓夫—―掌握了权力。然而,赫鲁晓夫上台的1953年,正是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的世界潮流汹涌澎湃的时候:当世界头号经济学杂志《美国经济评论》于1950年发表哈佛大学著名教授熊彼特题为”大步走向社会主义”的文章时,有多少经济学家不憧憬社会主义?有几个人不相信苏联已经消灭了所有社会矛盾,正迈向人类最美好的共产主义?当苏联第一个人造卫星上天的时候,有多少人不相信苏联将在和美国的经济竞赛中取胜?世界舆论包括美国舆论充满了对麦肯锡反共行为的愤慨,可有几个人对苏联镇压反共行为表示过不满呢?在这种形势下,赫鲁晓夫再想改革,再猛烈地批判斯大林,他也不可能想象改变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并把前苏联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同样,在苏联不得不承认经济竞赛失败的时候,在北越军队占领南越并在消灭资本主义的名义下逼迫无数难民漂浮海面(连中国政府当时也抗议了)而让全世界前几年还高举胡志明画像声援北越的所有人瞠目结舌的时候,在红色高棉占领金边并用”建设社会主义”的名义屠杀了四分之一柬埔寨人口包括大部分柬埔寨华侨的时候,在西方国家的社会思潮从社会民主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口号失去吸引力的时候,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再次进入兴旺和扩张时期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邓小平有再大的本领也无法把中国引上赫鲁晓夫的改革道路:中国几乎只有向西方靠拢、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条路可走,如果—―就像四十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所说—―不想”亡党亡国”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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