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和传送俄乌战争信息两周年

两年前的2022年2月24日凌晨,俄国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全面入侵乌克兰,俄国空军和空降兵则直捣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机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率军坚决抵抗。俄乌战争就此全面展开。2022年3月,一些同学向身在国外的我提出是否能够向他们提供一些俄乌战争信息。我于是开始搜集和整理有关战争信息并发给他们。从那时起,两年过去了。在这两年中,我应当每天整理和发送战况信息,似乎任何一天都没有遗漏过。现在,直接收到我的战况信息的群友应当有数千人。

两年前,当我开始这项工作时,我只觉得它是一种义务,一种偶然身在国外的人对祖国和朋友的某种义务。我既没有想到这场战争从而我的这项工作很快会结束,也没有想到它们会延续两年还看不到尽头:我根本没有去想。人生很多时候都如此。你开始一项事情,你也许计划周详、准备充分,但还是无法预知结果,可你又需要开始做事。所以,有时候你根本不要去想,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吧。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心正即可。

这里,我想利用这个机会交代一下我搜集俄乌战争信息的主要渠道。它们是:

  1. 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它每日(除了少数节日)发布俄乌战争报告。不过,它每日信息的截止时间通常是北京时间第二天凌晨2点、基辅时间当天20点前后(以当前美国夏令时、中国和欧洲冬令时为准,下同),而它发布报告的时间更迟,常常要到北京时间早晨7点钟以后。
  2. 美国《纽约时报》,该报每日多次更新俄乌战况。
  3. 英国《卫报》。它每日更新多次。但每日最早一次战况发布时间通常是北京时间第二天10点、基辅时间第二天4点前后。
  4. 《美国之音》、《法国广播电台》、《德国之声》。它们每日都多次更新。

非主要的信息渠道则有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Aljazeera)、德国的《世界报》(Die Welt)等许多。

从这些渠道可以看出,我的信息来源是西方主流媒体。在我的每日战况报告中,除了战况本身信息外,有时我会用“西方评论家”来评论战况或战争中的事件。这些“西方评论家”就是在上述西方主流媒体上发表评论的人。

搜集和传送俄乌战况信息两年之间,我看到了俄军的长驱直进和仓皇撤退,看到了双方今天的残酷拉锯战。下面的四个图便显示了近两年来的战争主要进程。战前,俄军不但占领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而且其支持的乌克兰分裂武装力量也占领了乌东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州部分地区。这两部分地区约占乌克兰国土面积的7%。2022年俄军全面入侵乌克兰并在后者几乎毫无准备的情形下长驱直进,迅速占领了乌克兰北、东和南部大片地区。到当年3月底,乌克兰失陷领土几乎占到其国土四分之一。但乌军迅速整顿并在全民同仇敌忾的鼓舞下发动反攻,俄军闪电战失败后前线缺乏后勤支撑,只好仓皇退出了乌克兰北部的基辅、切尔尼戈夫、苏梅等州。接着俄军专注于进攻乌东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州乌军控制区。乌军则在哈尔科夫和赫尔松两州发动反攻并又一次收复大片领土,就是下面第三张图中的紫色区域。接着双方进入僵持阶段。目前俄军大约占领乌克兰15%左右的领土。双方在从乌东北到乌南的1000多公里战线上激战。俄军最近虽然略占优势,但进展不大。

    整理和发布俄乌战争信息两年后,我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希望战争早日结束的人之一。可我还没有看到战争结束的前景。就俄国来说,普京刚刚被选为下届总统,可以再执政六年。战争是他发动的。我在两年前写过一篇短文,认为他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是继续执政。在皇帝终身且世袭的帝制终结后,一个人长期执政的合法性便仅仅建立在他的“功绩”上。普京的“功绩”是开疆拓土。因此,只要他还在台上,战争便会继续。由于战争原因,乌克兰今年没有举行战前预定的大选。但乌克兰国内没有主张和谈的强大政治势力。因此,它的总统可能换,但抵抗会延续。更重要的是,目前双方没有谈判的任何基础。俄国已经宣布吞并乌克兰的卢甘斯克、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四个州。但在这四个州的任何一州,俄军皆仅仅占领了部分地区。根据俄国的法律,如果现在停火,俄国就有一部分“领土”被乌克兰占领。而乌克兰即使同意和谈,也不会放弃现在乌军在这四个州控制的地区。所以,战争停止的一个方式,是俄军把乌军赶出上述四个州,实现俄国“领土”俄国管;而乌军力量单薄,在俄军不再继续向乌克兰其他领土进攻的前提下自己无力攻击俄军,双方实现停火,至少不再大规模交战。但俄军即使有可能占领其吞并的乌克兰全部四个州,也得耗费一两年时间,这还是建立在对俄国最有利的未来世界演变猜想上。反过来,乌军要收复所丧失的全部领土,在最好的猜想中,也得几年时间。而且,只要普京不下台,俄国不取消十年来吞并乌克兰领土的所有立法,即使乌军收复了全部领土,双方在国际公认的俄乌边境依然不会停火。所以,在我看来,俄乌战争不会很快结束。不过,我依然希望,在我有生之年,我能够亲眼看到普京下台,俄国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国家主权秩序与领土和平变更原则能够稳定下来。

“夜话”2024年第4期,2024年3月27日

我在美国投票站做义工

从3月2日到3月5日,我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简称加州)一处投票站做志愿者或称义工,目睹了美国人投票的过程。今年是美国四年一次的大选年,要选出新的总统副总统和国会绝大部分议员。许多州的州长和议员、许多县、市的官员和议员也同时重选。各州、县、市往往还拿出很多提案让公民表决。所以,今年是名副其实的大选年。全国的大选日期是11月5日,星期二。大选之前有个初选。初选由各州确定日期。加州的初选日是3月5日,星期二。但投票站在初选日前几天便开放。我被分配去的投票站从3月2日到3月5日开放,一共是四天。

我们投票站设在县政府临时租的一间室内篮球场,很大很敞亮,周围有宽阔的停车场。我们投票站13个工作人员全是义工,其中7位女性、6位男性。年龄最大的高达81岁,最小的只有16岁。当然,16岁的小伙子还要上学,所以他只在周末和放学后到投票站来。还有人也是部分日期来服务。为什么全部是义工呢?美国各级政府本来就是小政府。本县的政府选举办公室仅有区区六十来人(听说),但本县设立了104个投票站。政府人员需要协调和负责投票之后的“唱票”等众多事务,所以投票站只能靠公众自发参与和志愿者的自组织。

美国投票方式主要分为两种:到投票站投票和邮寄投票。美国邮寄投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美国建国前。现代美国的历史要从英国说起。英国人的投票历史则可追溯到公元1215年的《大宪章》。它的第61条第6款规定,拥有超过国王权力的“二十五人团”的“多数决定将视同于全体二十五人的决定”。所以,“二十五人团”应当用投票决定事务。虽然“二十五人团”成员都是贵族,但英国普通人也应当慢慢形成了投票的习惯。《大宪章》以后四百多年,第一批英国人到了美洲并在后来成为我们今天熟知的美国人。他们把投票议决事务的习惯带到美洲。那时环境险恶,交通极其困难,因此虽然没有邮局,可往往也只好应用投票人不需要到场的“邮寄”投票方式。美国立宪后立即建立邮政,其目的首先也是为了选举。著名的发明家富兰克林便是第一任邮政部长。美国投票方式演变到今天,至少在加州,百分之八十以上选民已经通过邮寄投票,到投票站的选民很少。

尽管去投票站的选民很少,可为了吸引和方便选民投票,美国还是设立了许多投票站。本县登记选民略超过100万,设立投票站104个,每个投票站服务的选民平均不到1万人。如果不算百分之八十邮寄投票,则104个投票站服务20万选民,每个投票站面对的选民仅有2000人。由于初选的投票率本来就很低,远远达不到百分之五十,所以各投票站服务的选民更少得多。

因此,在当今年代,投票站的目的变成了提示和方便选民投票。投票站外飘扬的旗帜和树立的招牌都在提醒选民。不过,来投票站的选民还是以递交内有选票的信封为主。这也属于邮寄投票。我们的工作便是接待他们并检查信封上的签名。其余来投票站的人中,只有极个别的人表示自己不喜欢邮寄而喜欢来投票站填写选票。其他人的原因多种多样,比如收到的选票搞脏或一时找不到。初选的重头戏是党员选举本党的总统候选人。这应当是初选投票率不高的主要原因,因为大多数选民不属于任何党派。但美国人入党退党容易。一个人在选民登记时把自己登记为某党党员,他就是某党党员,无须谁来批准。如果他要跳槽,他到投票站填份“选民更改资料申请表(Voter Action Request Form)”就行了,也无人审查更无须批准。然后他就可以在自己刚刚加入的党派中挑选总统候选人了。我们在投票站便遇到这种情形。此外,还有一个青年前几天刚刚过18岁生日,因此没有收到选举日之前一个月就寄送的选票。她和母亲一起来我们投票站登记她的选民资格并投票。总之,就像现在乘国内航班飞机那样,要到柜台办理乘机事务的人,都有一些特殊情形,处理起来很费时间。但我还是很感动。虽然我不是美国公民,没有投票权,但我能够体会来投票站的人,心里还是存有一点对这个国家责任感的。否则,又何必跑来费一番事情呢?!

在投票站手动投票的选民又有两种投票方式可选:手写和计算机写选票。后者完成的选票也会打印出来。手动投票的选民然后把选票拿到扫描机上,把它扫描后才算完成投票义务。这种扫描机是多米宁公司出产的。2020年大选中,有人诽谤该公司的选票扫描机作弊,甚至还有人说该公司把选票信息传到中国去了。美国的大媒体公司“福克斯”因为传播了此类诽谤,后来还被罚了近8亿美元给多米宁公司。

就本次初选的选票本身来说,党员选民需要选择的是本党的若干总统候选人中哪一位更合适。在这一点上,美国和比如德国、台湾等国家或地区不同。后者是各党派头目们推举出本党候选人。美国则是党员都可以报名为本党候选人;达到法律规定的候选人资格门槛后,姓名就可以列在选票上了。本次初选,民主和共和两大党的党内选票上都各有十几名候选人。除了这个重头戏外,包括无党派选票在内的所有本县选民,还需要在报名竞选美国参众两院各空位的人中,选择哪两个人更合适某个特定的空位。例如,加州要选出一位任期六年的美国参议院议员。州内每个人都可以报名,达到法定的候选人资格门槛后,选票上就有名了。该空位初选前共有28位合格候选人。初选要在他们中间选出两人。今年11月的大选选票将只列出这两位初选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姓名。那时候,选民再投票在这两人中决定某个人代表加州任下届美国参议员。此外,本次选票还列入了一个提案让选民决定是否采纳。

需要提到的是,我们投票站不唱票。包括扫描后的所有手动投票和我们收到的邮寄投票被送到县政府指定的地方分拣、开拆和计票。因此,投票站里没有其它国家或地区选举时电视上显示的激动人心的计票场景。当然,我们也毫无枯燥之感。投票站的工作时间很长,选举日前,每天开放九个小时;选举日当天则从清晨7点开放到晚上8点,十三个小时,因此大家都有腰酸背痛的感觉。我特别佩服那位81岁高龄的美国人。他始终精神饱满。而且喝水很少,面前亦不放饮料。我则带着水杯并不时喝点水。因此,他在投票站显得更为“专业”。他和与他几乎同龄的拜登和特朗普(今年的两位美国总统候选人)一样,没有基础病且精力充沛,还不断参加社会活动。最后,就我们投票站来说,这四天秩序井然、有条不紊,人员和机器都运作良好,投票过程没有出现任何意外,更不存在任何作弊现象。

“夜话”2024年第3期,2024年3月7日

我为什么不用“上山下乡”一词

前几天写了一篇回忆短文“文革停课时期的南京九中初一(2)班”。一位学长读后问我,为什么那篇短文不用“上山下乡”、而用“被政府迁移到农村”来标记我们当年去农村的那场历史事件?“上山下乡”是我们这一代人极其熟悉的词汇,在各类知青文字内触目可见,用起来顺手、读起来顺畅。我自己过去写作时也毫无例外地用它。而“被政府迁移”,写起来费事,读起来吃力。因此,我理解这位学长的问题。

但我依然弃用“上山下乡”,而坚持用“被政府迁移到农村”。

我的改变肇始于2022年。那年我完成一本经济学专著并想用它纪念先父母,于是在序言最后一段写道“我把本书敬献给我的父母亲大人。我从15岁上山下乡到农村后便辗转各地,极少陪侍父母,遑论尽孝。如今,他们虽然已在天国,我依然把本书视为我对他们的一点孝心。”写完之后。多次重读,总感觉有不适之处,可一时又不明白何处不适。踌躇数旬,才发现问题出在“上山下乡”这个词上。把它改成“被政府迁移”后,即把那半句改为“我从15岁被政府迁移到农村后便辗转各地”,不适之感顿时消失。

“上山下乡”和“被政府迁移到农村”两者在我的下意识中为何出现如此明显的区别?从上面引的那句话可以看出,前者主动,后者被动;前者自己所为,后者被迫而为。回到前几天的回忆短文,那里的句子是:

“到了1968年冬季和1969年春季,我们又突然被命名为‘知识青年’,被政府迁移到农村地区。”

如果改成

“到了1968年冬季和1969年春季,我们又突然被命名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地区”,

语感上便有重大区别。语言学研究认为语感会影响读者的思维方向。确实,“上山下乡”和“被政府迁移”的语感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把读者的思维引往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上山下乡”是我们的主动行为;“被政府迁移”是我们的被动行为,我们被他人所迫而不得不为的行动。在语感上,“上山下乡”把当年我们到农村去的责任甚至于荣耀归之于我们自身,也因此,至今还有少数知青在提及“上山下乡”时依然充满了自豪感。“被政府迁移到农村”则把责任归之于当时的政府,彰显了我们这些中学生的无力和无奈,以及对“上山下乡”的控诉。根据巴甫洛夫的生理学理论,一个文盲看到苹果时会无意识地分泌唾液,看到纸上两个大字“苹果”则毫无反应。但一个识字者看到“苹果”两字时也会分泌唾液,产生进食的兴奋感。依此类推,尽管一位被迫下乡后的年轻人曾经千方百计地逃离农村,当他看到“上山下乡”四字时仍然可能产生兴奋感。这样的下意识感觉来自于他对当年历史的错觉,可“上山下乡”一词却在不知不觉中强化着他的错觉。“上山下乡”一词简洁有力、充满鼓动性,在生理学意义上容易激励人,虽然它是把人激励到错误的行动和思维方向去。打个比方,在纪念我们下乡六十周年之时,两条标语“纪念上山下乡六十周年”和“纪念被政府迁移到农村六十周年”,给每个人带来的语感、下意识反应和思维方向,显然大相径庭。

其次,无论我们的后人还是外国人,看到“我上山下乡”、“千百万青年学生上山下乡”这样的句子,很容易误解成我或者千百万学生主动上山下乡。为了避免他们的误解,我们需要解释,甚至需要很多文字去解释。可“我被政府迁移到农村”、“千百万学生被政府迁移到农村”的说法虽然直白,我们的后人却易于了解真实的历史而难以出现误解。我们今天读历史,往往会因为当时的某个词争论不休。未来100年、1000年的后人读我们这代人经历的历史也有困难。为了减少他们的困难,我们最好直白地描述我们经历的事实。

当然,“被政府迁移到农村”不是一个专用词,用起来不便。知青朋友和关心知青的人应当发明不易造成误解的专用词来标识1949年后城镇青年经历的大规模去农村事件。在没有找到这样的专用词之前,我宁可使用 “被政府迁移到农村”的说法代替“上山下乡”。

“夜话”2024年第2期,2024年1月21日

文革停课时期的南京九中初一(2)班

2024年新年第一天,打开计算机,就收到学长钟罕逊先生发来的我的初中班级同学名单。我把它整理并按汉语拼音排序如下:

1965年9月入学的南京九中初一(2)班同学名录

(共50人)

包国勇,包元麟,曹菁菁,陈碧玲,陈恒琴,刁建国,方宝江,房守为,冯莉莉,高又平,宫小伟,顾明德,谷小宁,关磊,郭筱玲,韩顺兴,贺家春,胡景北,李申,李佩宁,刘榛,楼淑芬,陆昌申,卢腊丁,马健,毛维东,牟永利,浦曙光,盛惠田,史建农,孙海利,唐建生,王俊秀,王陵,王士平,王源春,汪闻凯,夏解放,夏世雄,许光华,杨桂平,姚农,袁景山,翟桂英,张国贤,赵翠连,郑伟,仲陶宝,周江陵,周穗生

这是我近期寻找的名单。而引起我寻找名单的契机,是砚兄邓伍文先生2022年发给我的两张当时班级的合影照片:

南京九中初一(2)班合影1,1965年10月18日

(19位女生,27位男生)

南京九中初一(2)班合影2,1965年10月18日

(后排中间最高者为班主任储兆瑞,其余为20位女生,26位男生)

合影1里的黑板上清楚地写着“南京九中初一(2)班,1965.10.18”。它表明照片是我们初一(2)班同学1965年10月18日一次外出活动时的合影。合影2里有两块小黑板。当时中苏虽然不再友好,但苏联老大哥余威尚在,我们学的还是俄语,班主任储兆瑞是刚刚从俄语系毕业的新教师。因此,左侧黑板上写的是俄语,含义可能是“班级黑板报”。右侧黑板上写的是一段“毛主席语录”和若干口号,即“军队要有统一的领导和纪律,才能战胜敌人…… –毛泽东”、“团结 紧张 严肃 活泼”、“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持打好最后一仗!”。这些都是当时每个人耳熟能详的语录和口号。最近几年初一新生需要参加军训。“毛主席语录”和上述口号与军训大体匹配。不过,1965年前后应当完全没有初中生军训这回事。班友关磊回忆可能是班级在登攀紫金山时所摄。但照片的场景似乎不在主要登山小路旁,且初一学生年幼,组织登山的可能性也许不大。两张照片的地点似乎像农村地区而非南京郊区比如紫金山、中山陵或雨花台风景区。当时政府倒是组织中学生秋季到农村“学农”或“支农”,报纸上亦有“打好秋收秋种的一仗”说法。然而,在我的印象中,初一新生还不需要去学农。不过,那时节已经有了“工农子弟学生”,就是出身工农家庭、无需特别考分便能进入九中这样的当时江苏省重点中学就读的学生。他们应当是文革后期著名的“工农兵学员”的前身。我们班当时有这样的工农子弟学生,而农民子弟学生来自南京郊区农村。九中部分“红卫兵”1967年就到过一位农民子弟学生的家乡南京市郊摄山公社支农。因此,我们初一(2)是不是也可能到班上农民子弟学生的家乡学农并留下这些照片呢?当然,所有这些回忆和猜想如今都很难证实。

南京九中建校于1925年。早先是一所教会学校,抗战后为南京私立弘光中学。宋美龄女士曾兼职过名誉校长。九中校址位于南京市中心偏东的长江路和碑亭巷路口的西南角、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通过和第一次民选代表开会的“国民大礼堂”街对面,距“总统府”不到一公里。1949年后学校改为现名。我们1965年入学时,学校附近有南京工学院(现名为东南大学)、南京市政府、南京军区司令部、南京军事学院等单位,因此部分学生家庭当时就会拥有照相机。储兆瑞老师当年才23岁,年轻活泼,有很强的感染性和鼓动性,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班级活动和留影吧。

个人的命运常常被突然的历史浪潮改变。照片上的储老师青年得志,我们班同学正十二三岁,稚气尚在。可实际上,就在不到一个月后的1965年11月10日,毛泽东秘密组织并由姚文元主笔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发表了。党史称这篇文章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导火索一旦点燃,若不舍命掐断它,大震动便不可避免,个人命运将如地动山摇般彻底改变。到了1966年上半年,中央宣布大学和中学暂停招生、大学和中学暂时停课、大学生和中学生留校参加文化大革命。考虑到初一初二两个年级的学生尚幼,他们无须参加文化大革命而暂留家中。这样,我们初一(2)班同学便暂时分开了。可包括伟大统帅和我们班级同学在内的每一个人,谁也没有想到“暂时”将延长到三、四年之久;而对我们班来说,“暂时”就成了“永久”。到了我们本来应当初中毕业的1968年夏季,“停课闹革命”阶段还没有结束;到了1968年冬季和1969年春季,我们又突然被命名为“知识青年”,被政府迁移到农村地区。这一次不是学农或支农,而是务农了:“扎根农村一辈子,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民”。从此之后,1965年入学的南京九中初一(2)班不复存在。由于1966、1967和1968这三年中学皆不招生,所以,接替我们的是1969年的南京九中初一(2)班。他们1965年九月升入小学六年级后,终于在1969年升入了初中。

与南京九中历届初一(2)班不同,我们这届初一(2)班在九中九十九年校史上多少留了点印迹。1966年5月的“五一六通知”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它号召警惕和揭露“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接着,我们的班主任储老师便被校领导认定为“九中的赫鲁晓夫”,一时间学校贴满了批判他的大字报。储老师在我们心目中本来是和蔼可亲的大哥哥,完全和大坏蛋赫鲁晓夫联系不到一起。那时候学校已经停课,我们班同学已经回家,但以韩顺兴、仲陶宝为主的少数同学依然在学校组织了名为“0912”(即九中初一(2)班)的战斗队,站在储老师一边。好在很快,上头要求把文化大革命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九中来说,那就是对准校领导,因此,储老师迅速从九中的赫鲁晓夫摇身一变而成为先知先觉的文革先锋,“0912”的同学也才免遭了1957年反右后的那种追责。

在政府迁移我们去农村的时候,我们班大多数同学去的是江苏省高淳县,关磊和我则去了江苏省句容县。班级同学本来年幼,相处尚不及一年,下乡后又各施解数逃离农村,以至于变得天各一方,加之班级核心人物储老师早逝,因此同学之间几乎完全失去了联系。感谢邓伍文和钟罕逊两位先生,向我提供了我们班的照片和名单。这里,我把它们公布于众,纪念班主任储兆瑞老师,纪念我们铭记于心的文革停课期间的南京九中初一(2)班,纪念我们自己曾经的稚气少年。

祈求上天保佑文革停课时期的南京九中初一(2)班各位同学健康长寿!

祈求上天保佑我们的中学和被迁移下乡的经历不再重演到我们后代身上!

“夜话”2024年第1期,2024年1月16日

注:我们的班长是贺家春。第二张照片中,最后一排高个子是储兆瑞老师,紧靠储老师左下方的同学应当是关磊,站立男生第一排右起第二位可能是胡景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