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社建:郎咸平现象受关注实质何在

郎咸平现象受关注实质何在

    刘社建

  
郎咸平教授自8月9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后迅速成为舆论的焦点,由此也引发了关于郎咸平及有关国有产权改革的大讨论。郎咸平现象之所以如此备受关注,其背后隐藏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深层次矛盾与问题逐渐凸现后的国有资产流失、公平与效率以及经济学者的责任等诸多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国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但是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一些旧有矛盾与问题并未得到妥善解决,而且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逐渐深入,一些新矛盾与新问题逐渐显现。“三农”、就业、城乡差距、投资消费失衡、国有资产流失、收入分配差距等矛盾与问题将对未来经济产生深远影响。而且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各利益集团从改革中获得的收益逐渐分化,原来所有利益集团都能获得较大利益的状况不复存在,而是某些少数利益集团获得了更多收益。尤其是当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到少数人手中时,进一步加剧了本来存在的社会不公。当有郎咸平教授这样的经济学者旗帜鲜明反对国有资产流失时,自然极易得到共鸣与拥护。
  
郎咸平教授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言论足以振聋发聩,国有资产流失已到了非下大力气真正解决不可的地步。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中,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而且随着就业体制与社会保障体系等改革的逐步推进,经济主体风险逐渐加大,包括收入分配不公在内的社会不公日益严重,普通公众正在承担着越来越多的改革成本。为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1998年国家出台稽察特派员制度,2000年稽察特派员制度演进为国有企业监事会制度。2003年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进入新阶段。国资委会成立以来出台了大量的政策法规,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做出了不懈努力。2004年5月李荣融主任表示今后国资委对企业的监管主要通过董事会进行的构想,也预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努力方向。
  
但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国有资产流失的状况仍没有根本改变,而且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以及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国有资产流失的方式与内容也有所转变。以前国有资产流失更多是由国有企业的内部人通过各种方式侵吞、转移、损害国有资产造成的,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尤其是随着越来越壮大的经济实体民营经济的参与,也出现了国有资产流失的状况。民营经济作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肯定将会得到更大发展,但问题在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并不能以国有资产的流失为代价。而对于一般公众而言,虽然并不能像专业学者那样真正洞悉可能存在的国有资产流失的实质,但当有经济学者振臂一呼指出问题时,自然会得到诸多共鸣,从90%的网民对郎咸平教授表示支持中我们就可见一斑。郎咸平现象之所以如此受关注,其揭露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正是最为重要的原因。
  
也有论者从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的角度为国有资产流失辩护,但是问题在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市场化以及民营化的进程决不能以国有资产流失为代价,也不能为某些集团侵吞国有资产寻找借口。无论于理于法而言,以国有资产流失为代价换取市场化是绝不可能的,那样所谓的市场化只是极少数人的市场化,普通大众不但不能从中获取好处,反倒要承担国有资产流失的恶果。在一些经济学者沾沾自喜于所谓的效率时,社会公众的效率与公平自非其关注对象。不可讳言的是,在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包括收入分配差距不公在内的社会不公日趋严重,而通过所谓民营化而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更加剧了社会不公,而且也出现了由社会不公导致的影响效率的状况。那种以所谓的国有资产流失换取的效率并非效率,只能造成国有资产向少数人的集聚。尽管有论者声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不改革将造成更大的流失,但这决不能成为国有资产可以向少数人流失以及某些民营企业侵吞国有资产的理由。公众对社会公平与效率的不满在郎咸平现象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宣泄,这也是郎咸平现象受到关注的重要实质。
  
一些学者的表现也引起了公众对郎咸平现象的关注。当一些经济学者尤其是著名经济学者无论出于何种目的为国有资产流失辩护时,公众不得不对其良知与责任心表示怀疑。诚然,学者要有良知与责任心,但是这种良知与责任心应是对社会公众而不是对少数人尤其是其所属利益集团的良知与责任心,也不是借效率之名行私有化之实的良知与责任心。
  
郎咸平现象的出现是一种必然,关于郎咸平现象的争论仍将持续。国有企业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并不会因此而逆转;这一现象只会对国有企业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发挥积极影响,并促使其不断推向前进,更加有效地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下一步改革可供考虑的思路,有通过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使出资人尽快真正到位,尽早构建完备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完善重大事项的决策机制,构建高效合理的制衡约束机制,在党管干部的前提下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市场选拔力度,选拔能力足够并尽职尽责的经营者,切实提高经营者的职业道德、专业素质与专业水平,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监事会制度与其他监督制度,建立健全完善的监督机制,并构建有效的重大事项责任追究制度。同时,也有必要努力加快我国的法制建设进程,加强整个社会的诚信体系建设,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提供完善良好的外部环境与必要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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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郎旋风”中看东欧

 

“郎旋风”中看东欧:

《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自荐

 

     

 

 

       金雁和我合著的《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一书最近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本来,按照惯例出版后应当由别人来写书评。可是本书的出版正碰上“郎咸平旋风”,争论的双方都打起了“俄罗斯牌”:一边说:中国的国企改革已经“俄罗斯化”了。另一边反驳道:我们没有俄罗斯化,因为我们没有把公共财产公开分给老百姓!看到这样的争论,不由得使我产生了“毛遂自荐”的冲动:什么叫“俄罗斯化”?俄罗斯真的把公共财产分给老百姓了吗?俄罗斯的困境就是因为她把公共资产公开分给了老百姓?如果不是,而是“非公开”地“卖”给了官方认定的某些“能人”,或者干脆不改革,仍然实行“国有官营”,是否就会更好?俄罗斯如今的情况究竟怎样?俄罗斯能代表中东欧前计划经济国家转轨的一般情况吗?我们从这些国家的经济转轨进程中究竟应当汲取什么些什么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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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立鑫:国资管理体制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国资管理体制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汪立鑫博士

 

一、从效率角度看国资管理的改革方向:一个分析框架

 

(一)从效率角度看,国资管理的改革其根本在于如何提高国企的经营效率,而企业的经营效率,从根本上取决于经营者的努力程度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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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毅平:虚无主义与自然正当——对产权改革论争的哲学评论

虚无主义与自然正当——对产权改革论争的哲学评论

 

                             

 

 

一段时间以来,由香港教授郎咸平掀起的国企产权改革的争论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尽管争论本身还没有明确的结论,其对社会舆论乃至公共政策却已经产生相当的影响,国资委研究室新近发表的文章强调要坚持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规范国企改制,并批评把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调整演绎成“国退民进”,明确表示反对在目前不成熟的条件下进行管理层收购。然而在问题似乎应该尘埃落定的时候,我们还是感觉这场争论存在一些基本的盲点和思想的混乱,不对此进行深入的剖析和思辨,我们很难从中得到真正的教益,并找到国企改革的最终出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争论才刚刚开始,而从纯粹的经济学话语上升到思辨领域是必要且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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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贱卖国资”的界定与规避机制

“贱卖国资”的界定与规避机制

 

 

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 李健

 

大家都认识到,如何界定“国资流失”是一个关键问题,但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对什么是“国资流失”交代清楚。“国资流失”有很多种形式。究竟什么是“国资流失”,笼而统之地说很难说得清楚。但是毫无疑问,狭义的国企产权改革过程中的“贱卖国资”是“国资流失”的一种重要形式。这里,我们对国企产权改革过程“贱卖国资”做一个大致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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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国有资产流失的真与假

国有资产流失的真与假

 

朗咸平点名揭发三家知名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从而引发了关于国企改革的新一轮大讨论。朗教授的揭发是否正确,作为对这三个企业毫无了解的局外人,我不敢妄加评论(报纸、网络对此有激烈的争论),只是想说,郎教授的揭发已经涉及法律问题;在一个法治健全的国家,媒体上吵得如此纷纷扬扬的事件,检察机关早该介入调查了。可惜,中国是一个法治极端不健全的国家,游戏规则不是法律确立的,而是游戏玩家们创立的;其结果自然是,规则成为有权势者自家的家法。股市上庄家的操纵不是特例,而是每个股民每天必须面对的事实。关联交易和资金转移在其他国家是明令禁止的,而在中国,借壳上市成为许多人股市淘金的捷径。如果上市是为企业筹集资金,借壳无可指摘(谁让我们除上海、深圳两大股市之外再没有像样的资本市场,而我们的上市政策又对民企还有诸多限制呢!);然而,看多了像蓝田这样的皮包公司的伎俩,我们不能不对股市上的概念股打上几个问号。中国至今尚无一部管制关联交易的法律,因此那些左手倒右手的交易才能大行其道。如果左手握的是国营企业,右手握的是自家的私营企业,国有资产的流失自然不可避免。因此,朗教授的揭发可能是对的。但是,对错应由法院来裁定。顾雏军已经在香港起诉朗咸平诽谤,香港法庭的裁定也许会为我们判断对错提供一些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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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卫:市场经济的宪政维度探索

市场经济的宪政维度探索

 

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  王小卫

 

作者简介:

王小卫:男,1970年生,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是宪政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先后在《经济研究》等权威和核心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译著《社会契约与博弈论》(上、下卷),作为课题组核心成员参加完成国家级、省市级课题十余项,在《经济学消息报》、《东方早报》等报刊发表理论文章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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