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地区和各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

本公众号上一篇文章“当今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在展示1991-2020年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总体状况的同时,指出1991年以来的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在时间维度上应当是人类历史上速度最快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这一篇文章将指出,在空间维度上,它应当也是人类历史上范围最广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我们分别从世界各地区(或各国家组)和各国家的角度说明这一点。

先观察世界各地区或者各国家组。国际劳工组织曾经把世界各国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分成九组,统计和计算1991至2013年期间,全世界以及九个国家组的农业就业变化状况。我们将农业就业和社会劳动力总量相比较,将它们的比率称为农业劳动比重,简称为农劳比。利用农劳比指标,我们把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资料整理为下图。该图显示无论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地理位置优劣、原先农业劳动力数量多寡、甚至社会制度异同,从1991到2013年,所有九个国家组的农劳比都在明显下降。因此,农业劳动力转移清楚地发生在所有九个国家组内,农业劳动力转移成为全世界范围的普遍现象。由于我们缺乏1991年之前世界和各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可靠和全面数据,由于国际劳工组织的世界统计资料可靠性达不到很高的水准,我们不能武断地宣称,人类在1991年之前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同时发生在全世界各个地区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不过,根据我们对最近三百年世界经济史的大致了解,我们有理由相信,1991年以来的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应当是人类近三百年来第一次经历的如此大范围的普遍现象。

全世界和各国家组农业劳动力转移

(1991、2000和2013年)

我们已经指出,1991年以来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应当是人类历史上速度最快的转移。不过,世界规模的快速农业劳动力转移,应当是世界大多数国家农业劳动力快速转移的结果。我们再次观察上图。该图的九个国家组中,包括中国的东亚组表现得特别突出。1991和2000年,该组的农劳比分别为54%和45%,都明显高于世界平均农劳比。但到了2013年,该组农劳比已经降低到29%,甚至略低于世界水平。在1991-2013的二十二年间,东亚国家将其农劳比降低了25百分点,是世界降低量的一倍。如果说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一场竞技的话,那么,东亚组在这二十二年的竞技中拔得头筹。东南亚和南亚两个国家组的成绩亦非常突出,二十二年的降低量分别达到18和15个百分点。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三个国家组包括了世界农业劳动力最为众多的地区,因此,它们的农劳比下降速度对世界农劳比下降状况的影响也最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正是这些农业劳动力大国的快速农业劳动力转移,带动了全世界农劳比的快速下降。

以这三个地区为中心,农劳比下降速度在向外扩散的过程中逐渐降低。然而,距离中心最远的欧美发达国家与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依然在这二十二年里把它们的农劳比分别降低了3个百分点。考虑到发达国家1991年的农劳比已经低至6%,用农劳比降低量与农劳比原有水平相比(即用1991-2013年之间的降低量除以1991年的水平),发达国家在这二十二年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甚至高达第二位,仅仅次于东亚国家组。而世界最贫穷的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也在这二十二年实现了3个百分点的农劳比降低量。我们完全可以预期,若全球目前的快速非农化趋势能够持续,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在最近的未来将大大提高它们的农劳比降低速度。

我们进一步观察各个国家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状况。中国国家统计局在每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中附有世界若干国家的农业就业比统计资料,但各年选取的国家数量和具体国家经常变化。下面的各国农业就业比数据表以最新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为标准,确定选取国家的总数。在具体国家的选取上,我们在《中国统计年鉴》的标准上再加上两个标准。第一,一个国家必须有2020年数据并在1991(或1990)、2000、2010这三年内至少有一年的数据;第二,排除城市型国家。我们的数据表包括了38个世界主要国家。该表并且列出所选取国家农业就业比在前三个年份和2020年之间的降低幅度, 见表右侧三栏。

若干国家农业劳动力转移

(1991-2020年)

首先观察农业劳动力转移历史过程的中点。假设农业就业比40%为该过程中点。虽然从整体观察,全世界已经在2000年前后走过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中点,但许多国家、尤其是农业劳动力众多的许多亚洲国家尚未达到、甚至还远离中点。从表前四栏数据中可以看出,在1991年的十九个国家内,十四个国家已经跨过中点,其余五个尚未走到中点的国家,都在亚洲,尤其在东亚、南亚和东南亚。在2000年的34个国家中,27个国家跨过了中点,其余七个在农业劳动力转移上落后的国家依然都是亚洲国家。在2010年,包括蒙古在内,36个被选取的国家里,共有33个国家跨过或到达中点,只有柬埔寨、印度和巴基斯坦三个东南亚和南亚国家还在中点之前。而到了最新数据的2020年,38个国家中,只有印度一个国家距离中点尚有距离,其他所有国家全都跨过了中点。这些数据表明,在最近三十年间,原先农业就业比很高、集中了世界主要农业人口的许多亚洲国家,争先恐后地转移农业劳动力,快速地降低农业就业比,纷纷跨过或至少接近各自国家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历史中点。这一现象不但和本节前面展示的1991-2013年间,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组的快速农业劳动力转移状况完全一致,而且把这一状况扩展到2020年。

其次,该表选取的非亚洲国家,绝大多数早在1991年前后便把农业就业比降低到20%以下。西欧和北美国家,以及日本和澳大利亚,当时已经把该比率降到10%甚至5%以下。这表明,在当今世界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大潮发动之前,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主要发生在欧美国家。1991年以后,这些国家虽然继续转移农业劳动力,但由于它们的农业就业比已经很低,农业劳动力总量已经很小,它们不再能够充当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主力军。后者只能由亚洲国家充任。

确实,从表右侧三栏数据看,亚洲国家是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主力军。在1991-2020年间,一共有四个国家的农业就业比降低幅度超过20个百分点,它们全都是亚洲国家,即中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中国和泰国甚至实现平均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的奇迹。从十年分期来看,由于该表仅仅列出2010-2020十年分期的数据,我们就该栏数据略加讨论。在这十年内,蒙古、柬埔寨、哈萨克斯坦和中国作为农业劳动力转移比赛的前四名优秀者,农业就业比降低量皆超过10个百分点。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降低量则超过8个百分点,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泰国、埃及、巴西和土耳其亦达到6个百分点。越南和孟加拉国在2000-2020年的二十年间甚至把它们的农业就业比分别降低了33个和24个百分点,平均年降低量显著超过可以作为特快降速标准的1个百分点。如果我们考虑,这些国家里的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在三十年之前,是世界农业就业最为集中、数量最为巨大的五个国家,它们降低1个百分点所需要转移的农业劳动力数量,远远不是世界其他国家降低同量百分点所可以比拟的,我们将能够想象,最近三十年来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潮流是如何地壮观!

再次,上表包括的绝大多数国家在1991-2020、2000至2020和2010至2020年的三类分段中皆降低了农业就业比,实现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但也有不少国家,例如斯里兰卡、南非、阿根廷和委内瑞拉,在本世纪最初二十年中,农业就业比反向上升,农业劳动力数量回升。从微观上说,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业部门之间的转移本来就是双向的:有人从农业转入非农就业,有人相反地从非农就业转入农业。本章所讨论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指的是宏观层面上劳动力从农业转入非农业的大趋势。它不排除一个国家、国家组甚至全世界会短暂地出现更多劳动力从非农业转入或“倒流”入农业的现象。相反,只要它们的范围和程度不是很大,它们便可以视为大趋势中的正常波动。这些波动说明,尽管近三十年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看上去势不可挡,但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要实现农业劳动力转移也绝非易事。

当然,以《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为基准选取的国家数量有限。本文仅仅考虑四个特殊年份,又进一步减少了选取的国家数量。例如,上表包括的非洲国家太少。五十多个非洲国家中只有埃及和南非两国出现在表中,而在农业劳动力转移方面,它们都不是典型的非洲国家。前面九个国家组中的“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组”在表中甚至没有任何代表。实际上,非洲国家在近三十年、尤其近十来年同样经历了大规模农业劳动力转移。就非洲人口最多、也位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国家尼日利亚来说,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资料,它的农业就业比2005年为58.3%,2020年便降至35.8%,十五年降幅高达22.5个百分点,超过了每年1个百分点的特快降速标准。所以,说农业劳动力转移潮流波及到世界最贫困的角落,也许并不为过。此外,上表仅仅考虑四个特殊年份,还减少了被选取国家在其他年份的数据,使该表难以揭示许多国家近三十年来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全貌。例如,柬埔寨的农业就业比在2008年为72.2%, 但如上表所示,两年后的2010年,它便“骤降”至54.2%,2020年进一步快速降低到39.4%。柬埔寨的数据也许有误,柬埔寨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应当有其特殊性,上世纪七十年代实行的强制全国绝大部分城镇人口倒流入乡村的运动应当也有后遗症。可无论如何,柬埔寨的例子说明,即使曾经最顽固地抵制农业劳动力转移潮流的国家,也深深地卷入了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大潮流。

“夜话”2025年第5期,2025年12月18日

注:本文引自沪版拙著《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原稿的第一章第二节。个别字句可能与该书有异。注释和资料来源请见拙著。

当今世界的农业劳动力转移 (1)

我们生活的当今时代的最重要特征之一,是在少数人生产食物的同时大多数人获得充足食物。这是人类两百多万年历史中从未有过的崭新特征。事实上,就世界人口数量排名第二的中国而言,仅仅四十年前,大部分人还在生产食物,大部分人还得饿着肚子入眠。而每到农忙季节,那些有幸地无需每日务农的城市人还得去“支农”:到农村帮助农民收割成熟的农作物和种植下一茬庄稼。这一切现象在四十年前是如此地正常,几乎没有任何人对之提出质疑。但它们对今天的年轻人却是难以想象的。确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最重要变化,就是在大部分人不再从事食物生产的同时,人类竟然摆脱了饥饿状态。这一变化发生之前,人类的总体是农民,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人类劳动被用于生产食物的农业。而食物的充足意味着大部分人可以转而生产非食物的有用物品,即从农业转到非农业部门。本书的主题便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即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部门的职业转换。农业劳动力转移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变化的一个突出现象。一个人无论走到富国还是穷国,走到城市还是乡村,他都可以看到刚刚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的农民,看到这些新加入市场经济的劳动者。实际上,最近三十多年来的世界经济高速增长和经济全球化的最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转出农业的劳动力和资本两大生产要素的直接结合,是发生在各国内部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以及由此扩展而来的世界性劳动力迁移。因此,理解当今时代和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理解农业劳动力转移。

经济学家常常把大约自十八世纪开始的世界经济增长现象称为“现代经济增长”,并把农业劳动力转移视为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特点之一。然而,在过去三百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农业劳动力转移没有成为世界现象:它仅仅发生在地球的局部地区。例如,农业劳动力转移在十八世纪发生在英国和荷兰等少数西欧国家,十九世纪才扩展到其他西欧国家和美洲。在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从美国南部开往北部的列车上常常坐满了向新英格兰地区非农部门转移的南方农民;但全世界大部分人甚至连这样的消息都无从得知。二十世纪上半叶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虽然大大推动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可它也主要局限于欧美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部分东亚和中东国家出现大规模农业劳动力转移,但它依然没有成为世界现象。而在同一时期内,世界许多国家甚至强烈抵触农业劳动力转移。即使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六十和七十年代,中国和柬埔寨两国政府还把城镇人口包括劳动力大规模迁移到乡村。(2) 但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农业劳动力转移突然从不受注意的局部现象一变而为席卷全球的世界大潮。人类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以农业劳动力转移为核心的人口大迁徙的浪潮之中。无论在中国、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还是在西非、中亚的人口稀疏国家;无论在发达的西欧、北美地区,还是在不发达的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全世界到处都可以发现农业劳动力转移。

我们用数据展示这一现象。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整理和发布了1991年以来的世界劳动力包括农业劳动力统计资料。我们利用这些资料绘制图1.1。该图使用“农业就业”和“农业就业比”两个指标,后者指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就业的比重。(3) 图中的柱形高度表示农业就业的绝对数量,曲线表示农业就业比。图1.1中的曲线清楚揭示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世界农业就业比的下降趋势。全世界农业就业比在1991年是43%,2000年降到41%,2010年进一步降低到33%,2020年则仅仅略高于27%。由于在最近三十年内,世界没有发生过导致农业劳动力减少的大规模自然和社会灾难,所以,在全球人口和就业持续增长的大背景下,农业就业比的下降只能提示农业劳动力大规模地向非农部门转移。

图1.1世界农业就业总量和农业就业比

(1991-2020年)

如果说农业就业比下降指示的是农业就业总量的相对减少,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最终标志还是农业就业总量的绝对减少,那么,也正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最近这段时期,世界农业劳动力开始绝对减少。正如图1.1的柱形所示,全世界农业劳动力在2001年达到历史最高点的十亿六千四百万人。在这之前,农业劳动力从1991年的九亿七千万缓慢提高到2001年的水平,其间每年的平均增长率不足1%。相比于同期超过1.6%的世界就业总量的年均增长率,在每年自然新增的农业劳动力中,大部分人必然转出了农业,农业就业必然在相对减少。事实上,尽管1991到2001年农业就业总量缓慢且持续提高,但农业就业比依然从1991年的42.8%降低到了2001年的40.1%。(4) 从2002年开始,人类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绝对减少,到最新数据年份的2020年已经减少到八亿七千万,比2001年的最高峰值减少了一亿九千万,甚至比1991年还减少了九千多万。(5) 农业劳动力总量的绝对减少直接证实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6)

从农业劳动力绝对数量观察,在公元二十和二十一世纪之交,人类终于到达了农业劳动力绝对减少的新阶段,人类在非农化道路上终于实现了这个标志性的成就。换用相对指标度量,如果我们假设人类在开始现代经济增长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1700年前后,世界农业就业比为80%;在未来某一时刻结束转移时,该比率趋近于零,则它在2000年前后降低到40%,意味着在二十和二十一世纪之交,(7) (8) 人类经过三百年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走完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一半路程。尽管现有数据的准确性值得商榷,尽管人类也许永远无法获得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在最近三十年间的准确数据,但在大范围的尺度上,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断定,在人类跨入公元第三个千年之际,人类投入农业的劳动力绝对数量达到顶峰并转而下降、人类投入农业的劳动力占总就业的相对比重降低到人类开始农业劳动力转移时水平的一半左右。(9)

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不但在最近三十年内跨过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而且在转移速度上应当达到有史以来的最快水平。这里,我们用农业就业比的变化幅度表征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毫无疑问,从2002年开始的农业劳动力数量绝对减少趋势加快了农业就业比下降的速度,因此,在2001到2020的近二十年间,世界农业就业比的下降幅度接近13个百分点。但即使就1991到2020年的整个期间而言,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也应当是人类开始农业劳动力转移以来所实现的最高速度。2020年世界农业就业比降低到27%,与1991年相比,降低量超过15个百分点。我们想象一下历史就能清楚地理解这一降低量的特殊意义。在下面的表1.1中,我们设想人类开始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两个起点即1700年和1800年。假设人类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任务是把农业就业比从80%降到接近零。该比率在1991-2020的二十九年之间的下降速度为15.4个百分点。我们保守地设想,从1990年到2020年的三十年,农业就业比的降速是15个百分点。那么,按照这个速度,人类只要5至6 个三十年,即160年左右就可以完成全部农业劳动力转移任务。然而,历史事实呈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若人类从1700年开始农业劳动力转移,那么,到了三百年后的2000年,世界农业就业比才降到40%。三百年总共只降低40个百分点,平均每三十年才降低4个百分点;而从1990年开始在最近这个三十年便降低了1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1990年以来的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是1700-2000年平均速度的近四倍!更保守地说,假如人类在1800年才开始农业劳动力转移,则根据表1.1中的计算,人类在二百年间把农业就业比降低40个百分点,每三十年降低6个百分点,1990年以来的世界降低速度亦达1800-2000年平均速度的二倍半。所以,表1.1的数据对比清楚地揭示农业就业比下降在最近三十年间所达到的高速度。就此而言,尽管我们缺乏最近二、三百年来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历史数据,尽管最近三十年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资料也不尽准确,我们依然能够在相当高的程度上判断,1991年以来的近三十年应当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农业劳动力转移最快的时期。(10)

表1.1 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假设性比较

(1700、1800和2020年)

                          单位:百分点

 1700-2000年1800-2000年1991-2020年
年数 300 20029
农业就业比总降低量  40 4015.4
每三十年平均降低量  4.0 6.0>15
平均每年降低量 0.13 0.200.53

“夜话”2025年第4期,2025年12月13日

注:本文引自沪版拙著《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清样稿的第一章第一节。个别字句可能与该书有异。括号内的数字是脚注标号。脚注和资料来源请见拙著。

我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

拙著《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在国内出版了。(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11月出版,国际书号 ISBN: 9787 5432 37148)

拙著应当是国内第一本、也可能是全世界第一本专门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理论著作。为此,拙著在酝酿和写作过程中,面对着一系列理论问题,例如,什么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如何定义农业劳动力转移?当今中国和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状况如何?农业劳动力转移具有什么样的趋势?农业劳动力转移具有什么样的历史学意义?农业劳动力转移和非农化的关系如何?农业劳动力转移具有什么样的经济学意义?如何界定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如何?如何搜集和整理标准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数据?度量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指标是什么?对农业劳动力转移进行经济分析所需要的核心变量是什么?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机制是什么?农业劳动力转移需要均衡吗?如果需要,什么样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才是均衡转移?均衡转移具有理论可能性吗?农业劳动力转移具有宏观效应吗?如果具有的话,是哪些宏观效应?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失业之间具有什么样的相互作用?等等,等等,所有这些问题,三十多年来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中,伴随着我的思考与写作。如今的这本书,便是那段漫长思索的一个结果。

本书有四个目标。第一,准确描绘中国和全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当前状况和历史趋势;第二,系统解决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数据问题;第三,界定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第四,建立一个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理论框架。本书的目录即各章的标题清楚地显示了对应这四个目标的内容:

第一章 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

第二章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

第三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

第四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度量指标和标准数据

第五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定量特征

第六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

第七章 农业制度和农业工资

第八章 农业和非农劳动力配置均衡

第九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均衡

第十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加速度均衡

第十一章实体经济中的农业劳动力转移

第十二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失衡和通货膨胀

本书是否实现了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上述四个目标,有待于读者的评判。事实上,即使本书部分地实现了上述目标,本书提出的问题和本书观点所引出的问题,也远远多于本书试图解决的问题。本书应当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方面,立起了一个靶子,让读者有目标去打,有的放矢。我相信,我的这个靶子不会被轻易打倒。而在读者打靶的过程中,也许会产生几百篇博士论文,会产生爱因斯坦所说的“真正的科学进步”。而这正是我所希望的。

至于为什么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问题,我在朋友和学生为我举行的退休研讨会上,曾经讲到我的三个研究动机如下:

“为了让几千年几万年以后的人类理解我们经历的这场非农化转型【即农业劳动力转移】,我们应当利用自己身历其间的优势做出自己的工作。今天的我们很难回溯和理解先人当初的农业化转型。我们希望未来人类对非农化转型的认识不再重蹈我们今天对农业化转型认识的‘悲剧’。这是我从事非农化研究的第一个动机。我的第二个动机来自我们这一代人自身的需要。人类在最近三百年的非农化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曲折,甚至遭遇了一次性死亡上千万人的灾难。为了减少曲折并避免类似灾难在人类今后的非农化过程中重演,作为大学教师这样职业的研究者,我们有责任探讨和解释非农化的规律。比如,从经济学角度说,非农化既要快又不能太快;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自然遇到对今天和未来人类来说最适当的非农化速度问题。这个问题显然既具有人类认识自身演进的大历史价值,又具有理解当前人类非农化过程的普世价值,还具有对正在经历大规模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我们中国经济的认识价值和经济政策指导价值。我的第三个动机来自我自己的农村经历。在中国和世界经济状况差的人群中,农民是数量最大的群体。改善农民状况的一个基本方式是农业劳动力转移;一部分农民转移走了,剩下农民的经济福利便容易提高,所以农民以及整个社会的福利也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息息相关。”

“夜话”2025年第4期,2025年12月5日

朱秋霞女士悼词

立立和尊敬的各位亲友与来宾:

今天,你们大家聚集一堂,悼念朱秋霞女士。我身在海外,未能和大家一起在今天送别她,心中深感遗憾,更对朱秋霞的去世深感悲痛。

我和她在大学相识、相爱。那时,学校党组织的人对她表态,如果她不和我恋爱,她就能够入党。但她坚决地回答说她宁愿不入党,也要和我恋爱。她的这份坚定和勇敢,这份情与义,我铭记至今,并将铭记一生。

虽然我们后来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我们依然保持密切的联系,依然互相关心。在她去世之前,她还多次为我考虑我的养老问题。我始终感谢她,她给我的美好时光,她的精神风范,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愿她安息,愿她的微笑与慈容,长存于人间温情之中。


胡景北

2025年10月19日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夜话”2025年第3期

胡景北:悼念我的中学班主任储兆瑞老师

胡景北:悼念我的中学班主任储兆瑞老师

[今年十月二日,我的中学母校—-南京市第九中学—-将庆祝建校100周年。储兆瑞老师是我在九中就读时的班主任。他于十八年前的2007年英年早逝。这里重新转发我当年悼念储老师的短文,同时表达对母校的怀念和敬意。—-2025年10月1日]

储兆瑞老师走了,而他才65岁,才在他发热发光的最高点。

据说参加他追悼会的人很多,会场内外的花圈里三层外三层,南京的报纸还有专文悼念他的去世。

我没有参加他的追悼会。不过,即使我参加了,我也应当写点文字送他,这不但因为他是我的班主任老师,而且也是因为最近我两次有愧于他。第一次是2003年和他同在南京参加博士论文答辩,主办方执意要我主持会议,我推让再三后只好从命,但心底明白自己对老师没有尽到学生之礼。第二次是我在2006年写的《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历史轮回》中不点名地批评了储老师,因为他没有告诉我世界上还有其他想法。当然,我控诉的是那个时代,那个七亿中国人只知道壹种想法的时代。但无论如何,我用储老师为例,是应当向他道歉的。

储老师是我在南京九中读书时的初一(2)班班主任。由于我在中学的上课时间不足一年,所以他也是我在中学唯一的班主任。中学是塑造人的最重要阶段。我自己就是在中学成型的。在那里,除了比我年长的中学同学外,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储老师了。

我是和储老师同年成为九中人的:他在大学毕业并参加了一年社教(当时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于1965年被分配到九中工作,而我在那一年从小学升入九中并分到学习俄语的初一(2)班。作为年轻教师,他在执教俄语课的时候同时担任初一(2)班的班主任。就像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到中学任教那样,他仅仅比我们大10岁。可和现在非常不同的是,那个年头大学生是不许恋爱的;即使毕业工作了,23岁也太“年轻”而不应当恋爱;他又住在学校宿舍里:所以他有的是时间和我们在一起。除了上课,像打球、唱歌这样的活动他都和我们在一起。我们那时候是孩子,而他就是个大孩子。唱歌总是他领唱、打拍子;打球他和我们一样调皮。他的最大特点是热情,对生活的热情,对世界的热情。当时他又是那样的年轻和朝气勃勃,加上他的高个头、宽脸庞、壮身材,和每时每刻充满阳光的笑脸、使他具备了对学生的强大感染力。我的小学老师和班主任不是中老年就是女性甚至老年女性,因此到中学突然接触到充满活力的年轻男性班主任,立即受到他的影响。我想,我对生活的热情,对世界的热爱,和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储老师的热情决定了他的一生。他的热情造成的第一桩事件是九中文革史中的大事。那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随着《人民日报》6月1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九中也开始揪斗教师中的牛鬼蛇神,教我们班语文的郁瘦梅老师就于一夜之间变成了牛鬼蛇神,我们每个学生都努力回忆他在课堂上讲过的话,找出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蛛丝马迹,写作文批判他的反动言论。我那时担任班级的地理课代表,执教这门课的刘默然老师平时寡言少语,却也一下子成了牛鬼蛇神(刘老师不堪折磨而在文革中自杀了)。接着,《人民日报》点名批判三家村,就是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邓拓以及吴晗、廖沫沙三个人。据说他们常常写文章借古讽今,含沙射影地讽刺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于是九中也推出了九中的三家村,由程元三、冯亦同、徐婉芬(徐老师亦不堪折磨而自杀了)三位年轻老师组成,说他们如党中央揪出的三家村那样,也经常嘲讽社会主义。一时间,学校二号楼面向大操场的外墙上,批判九中三家村的大字报覆盖了批判牛鬼蛇神的大字报,九中是南京的重点中学,学生、教师平时都彬彬有礼。可那个时候,大字报对三位老师的谩骂语言之恶毒,远远超过了我们如今在网络上看到的程度。就在这个阶段,储老师一鸣惊人,和孙中一老师写出一张大字报《致九中共产党员的公且开信》,对“九中三家村”一说提出异议,希望九中共产党员紧跟毛泽东伟大部署,把“走资派”作为斗争对象。这是继黄述林等学生对“九中三家村”提出异议后,九中教师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发出自己的声音。教师和学生不同,在单位专制的学校里,他们的地位远远低于学生。当时的单位专制不亚于今天,所以不可能容忍教师的独立声音,校领导立即组织反击并把矛头对准了储兆瑞。有一天,我一进学校就发现校园里贴满了批判 “九中最大的野心家阴谋家”、“九中的赫鲁晓夫”储兆瑞的大字报(那年5月毛泽东刚刚提出要提防隐藏在中央的赫鲁晓夫似的人物);学校开大会小会斗争储兆瑞,可储兆瑞竟不肯低头。我们初一(2)班无疑是受储兆瑞“毒害”最严重的班级。不过,那时初一、初二的同学因为年龄小不需要参加文化大革命而放假回家了,所以没有被组织起来回忆与批判储兆瑞的反动言论,否则我今天还应当为此向储老师道歉(但我想在这里向郁瘦梅老师道歉)。然而,毕竟小学生也应当保卫毛泽东,况且班主任就是九中最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加上学校也才有可玩的地方,因此我们班有少数同学继续天天“上学”,后来并以韩顺兴、仲陶宝为主成立了名为“0912”的战斗队。不过,无论如何,储老师在我们的感觉中是阳光灿烂的人,我们很难把他与大坏蛋赫鲁晓夫联系起来,所以0912是倾向储兆瑞的。

可“君心难测”。好像只有一个月左右吧,风向变了,竟然当真要斗争当权派了,教育局突然把九中校长李广琦定为九中的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要求教师和学生批判斗争李广琦。当时学校的官还不多,九中能算上共产党内当权者的仅仅是党支部书记严文藩、校长李广琦和副校长许光。他们年龄大,言论多,找出他们几句“疑似”(或者用当时的标准词汇“含沙射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是太容易了。因此不但李广琦,而且其他两位当权者的“反动言论”也很快被揭发出来了。十几岁雪一样洁白的学生和二十几岁同样洁白的青年教师一起,以誓死保卫毛泽东的革命热情,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批判这些当权派的斗争。记得在一次集会上,一位高中同学在揭发严文藩、李广琦反动言论之后,激动的无法抑制,喊出了“打倒九中的走资派严文藩、李广琦和许光”的口号,当时真是群情激昂,每个人都充满了对走资派的深仇大恨,都恨不得立即把他们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当时《人民日报》的标准用语)

这样,储兆瑞一下子从“赫鲁晓夫似的野心家、阴谋家”、“妄图动摇党领导的现行反革命”变成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英雄”。学生的每次集会,总少不了请他讲话,而他也总是慷慨激昂,就像革命的一团火发挥出巨大的感染力。不过,接着而来的是革命大串连,同学们都奔向北京朝圣毛泽东,学校反而冷清了。我在北京串连时得了冻疮,回到南京后溃疡益发严重,等我到1967年天暖后再去九中,九中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已经完全变了样:更激进更慷慨激昂的学生领袖取代教师主导了学校的运动,后期的领袖又取代了早期的领袖;学校的领导权已经被造反的学生从走资派那里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了,但革命学生却分裂成两派,开始了所谓内战。这场内战一直延续到他们1968年离开学校,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因为许多人今天最好的中学同学依然是当年一条战壕内的造反派战友(这不但是当年的标准用语,而且与事实也相差不远:当时的二号楼就被“红卫兵八一八兵团”如战壕一样装备起来,而另一派红卫兵“新红联”确实曾经攻打过这座楼)。那时的储兆瑞好像退居了二线,学生已经不请他讲话了,他组织的战斗队也取了一个缺少战斗色彩的名称“毛泽东思想学会”,他的班级学生组成的0912战斗队亦无影无踪了。我不知道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1967年初,他是最有资格代表无产阶级把九中大权夺到自己手中的。可他没有去夺权。是不是因为他根本没有意识到权力的重要性?今天我想,大概他真的缺乏权力意识,如果真如此的话,那么,这一点也许既造成了他后来十几年受迫害的悲剧,也把他一生与权力隔绝开来。不过,也正是这一点,促成他后来走上自己的道路,并且吸引了那么多人自发地参加他的追悼会。

1968年,革命学生离开了学校,其中绝大部分去了农村。九中本身也因为是“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重灾区而迁去农村并改了校名。从那时到现在的近40年里,我和储老师只是偶然见过几次面。不过,由于他的“九中赫鲁晓夫”名气,同学相聚时仍然会谈到他。听说他被打成了五一六分子(据说毛泽东讲过五一六集团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危险),听说他受到了难以忍受的折磨,听说他后来调到了与南京交通比较方便的某个不知名的郊区学校。邓小平掌权后,大学恢复了招生,听说他考取了研究生,后来又听说他在江苏省社科院工作,接着又听说他在江苏省的电视台主讲恋爱、婚姻和性的深夜节目,再后来就是在2003年那次答辩会上见到久违的他。

2003年的他已经61岁了。可是,他同当年做我的班主任时候一样,热情洋溢,充满阳光,侃侃而谈并毫无疲倦之色。他的热情也许让他逃脱了文化大革命的一死。他的热情又让他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凭借自己的外语优势挣脱了梦魇般的中学工作。最后,他的热情还让他找到了性心理学领域。他的特点是热情。热情的人总是终生地追求。而人一生追求的事情不外乎两件:第一是相配的配偶,第二是乐在其中的工作。他到五十多岁终于找到了自己乐在其中的工作,就是性心理咨询。那天他得意地对我说,他是江苏省第一个获得心理咨询师执照的人。在这个领域,他写了很多文字;可最重要的是,他把因失恋而痛不欲生的人救回人世,他向粗识文字的士兵与民众深入浅出地说明性的道理,他向吸毒者讲解人应当具有的正常心理。他不是深入思考的人,他也不是安分守己的人:他的外向的热情阻止他朝这个方向发展;他比我多受的十年专制教育亦限制了他思考的深度。然而,当今中国社会更需要的也许不是深入思考的人,而是乐于从现成的理论中选择出自己喜欢的理论并积极普及的人。储老师就属于今日中国最需要的这种人。他热情主动,他喜欢交际,他能言善辩,他亲和耐心,他知识广泛,最后,他身材标致。因此,他做大众性咨询、宣传工作是再适当不过的了。可他的热情和不安分守己,使他无法把自己的热情倾注到听众不敢提问的政治宣传上,也无法循规蹈矩地做一个中学教师或者做一个其实谈不上研究的“研究员”。如果非让他遵命办事,如果非得用单位专制束缚他,他会和失恋者一样痛不欲生。对失恋者人们还能安慰,对他,人们只能劝之低头。他追求,他碰壁,他受迫害受打击,他也发誓低头做人,可过后他依然在追求,就像那些幻想爱情的失恋者无论多么痛苦,依然会一次次追求爱情那样,因为人的本性是无法改变的。

储老师是幸运的。他最后找到了让自己倾注热情的工作,不需要权力却又能发挥自己的工作。如果说他在当我的班主任的时候,还不敢想象世界上除了毛泽东思且想以外竟然还可能有其他思想,因此也只能向我施加专制的教育,那么,他后来的心理学知识普及工作,就向许许多多听众展示了他们完全不习惯的许多新思想,吸引他自己也因为他而为许多人所知的新思想。大众欢迎他的工作,专制权力容忍他的工作,同时,中华民族要造就独立品格的个人也需要他的工作。可惜他太投入了,没有顾虑到自己的身体,在最有热情干事的时候却倒下了。但我想,他宁愿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过劳而去,也不愿意在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上低声下气。1978年以前的十几年里,储老师只能呆在先给他戴上“野心家阴谋家”帽子、后定他为反革命的同一所中学里(虽然校名改过),连跳槽也是不敢想的白日梦。毛泽东绝对专制的结束终于让像他这样有热情的人获得了多少舒展一下手脚的空间:农民能到城里打工了,城市人能跳槽了,一个人能够在单位之外做些自己想做的事了(因此也才有了我们这些网民)。今天,一个人只要有热情,只要追求,他就可能摆脱最让他窝囊的那个单位专制了。储老师曾经两次试图冲破单位专制。但在毛泽东时期,他的第一次努力虽然暂时成功了,可接着就受到国家专制(抓“五一六分子”的运动)与单位专制(把他选出来做“五一六分子”,就像把李广琦选出来做走资派那样)双管齐下的更残酷的迫害。第二次他终于成功了,他直接面向社会并且获得了广泛反响,大众给了他回报,他的人生有了不依权力而转移的自我价值。我相信,储兆瑞老师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是骄傲的。作为他早年的学生,我想他成功的根本原因可能是他被罩在其中的国家专制已经削弱,是他及时抓住了考研的机会更抓住了直接诉诸大众的机会,是他对性心理的通俗讲解受到了大众的欢迎,是他对人生对世界的热情。

储老师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谨以此文同时纪念在文化大革命中含冤而死的刘默然老师和徐婉芬老师!他们都和我谈过话。

亦以此文为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对郁瘦梅老师、刘默然老师、徐婉芬老师、程元三老师、冯亦同老师、李广琦老师、许光老师、严文藩老师以及九中其他老师的“批判”向他们每一位表示深刻的忏悔和深切的道歉!他们中间许多人应当已经去世,可他们也将永远活在我的心里;对依然健在的程元三等老师,我衷心地祝愿他们健康长寿!

“夜话”2007年第18期,2007年10月30日

(注1:本文最后一段是重新发布时加上的。)

胡景北:论农业部门的标准制度

提要:本文旨在为经济学研究建立某种标准的农业经济制度,这就是本文定义的广义自耕农制度。若农户的农地使用权长期稳定,农户利用家庭和外部劳动力获得的净产量高于生存水平,农户不具有系统的利润概念,则称这样的农户为广义自耕农,由这样的农户组成的农业体系称为广义自耕农制度。该制度既包容狭义自耕农制度,也包容满足条件的租佃制度和其它农地制度。本文说明中国当前的社区农户共同所有、农户承包的农地制度可以视为一种广义自耕农制度。同时,美国和世界的观察资料表明,第一:广义自耕农制度应当是当今世界的主要农业制度;第二:各民族各地区在现代经济增长和非农化大转型开始时从农业社会继承的各类农业制度,在非农化大转型过程中应当向广义自耕农制度趋同。因此,广义自耕农制度应当可以充任经济学研究中的农业标准制度。

关键词:农业制度、标准农业制度、自耕农、广义自耕农农户、广义自耕农制度、租佃制度、中国农业制度、世界农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