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中年经济学者今天和我通话。他竟然抽出时间，读了我上个月发到网络上的四十年多前的大学毕业论文《略论服务业资本》。他也读过我去年在上海出版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他的一个读后感是：我最近三十年来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和我四十多年前对马克思的研究，有某种内在的连续性，或者说有密切的联系，但他又难以道明这种连续性或联系。他希望我能够多少澄清一下这个问题。我们为此讨论了很长时间。讨论过后，我依然思绪难平，乃写下这篇短文。
在1981年提交的大学毕业论文中，我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早期历史上，一方面，资本的力量还不够强大，还需要借助于暴力，需要结合着封建的甚至奴隶制的剥削方式来榨取工人的剩余劳动；另一方面，资本还可以从前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即从农村和城市的小生产者，奴隶贸易以及海外移民等等地方获得足够的劳动力供应，因此，劳动力的再生产，对于资本来说，还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加以注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化，雇佣工人愈来愈只能来自这个生产方式的内部，工人的消费过程也就愈来愈成为这个生产方式的内部过程。”“”接着，在1983年发表于《北京大学研究生论文集（文科版）》之前，我把上述后一句修改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深入到社会的每一角落，社会一切经济活动的资本主义化，使来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外的劳动力供应日趋减少，从而，劳动力的再生产，也就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必要环节”。这一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文字所提及的“前资本主义体系”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外”，当然不限于农业，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应当是农业；而劳动力被吸收入资本主义体系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便包括农业劳动力转移。不过，我必须承认，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完全没有意识到农业劳动力转移。马克思本人，就我的阅读范围来说，没有专门研究过“农业劳动力转移”，更没有提出过“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概念。当时社会上甚至经济学研究中，常把进城务工的农民称为“盲流”，而我没有觉得这个用词有任何不妥之处。因此，无论从马克思对我的理论影响来说，还是从中国经济学当年研究状况来说，我都没有形成任何“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问题意识。这里还需要提到一个重要原因，是我那时候几乎完全不了解世界的状况，更不了解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状况。也许我听说过美国的农民很少，但我根本没有把它与任何理论联系起来，根本没有想到“美国农民很少”对我的研究有什么意义。
那么，四十多年前，我是如何写下上述那段涉及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文字的呢？对这个问题，我今天确实无法回答。我只是顺着整篇文章的思路写下来。在那篇大学毕业论文中，我把服务业定义为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的部门。为了解释服务业为什么得到发展，我必须解释为什么劳动力再生产有了重要性，因此，我就自然而然地写下了这么一段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化，雇佣工人愈来愈只能来自这个生产方式的内部，工人的消费过程也就愈来愈成为这个生产方式的内部过程；资本的积累和集中使剩余价值生产的规模越来越大，在资本有机构成有所提高的情况下，资本技术构成以比之快得多的速度更大地提高，从而单个工人处理的生产资料量有了巨大的增长，生产过程对正常劳动力提出的标准愈来愈高，具有一定质量的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大，并且成为资本竞争的对象，劳动力的正常再生产对资本增殖的意义越来越明显；全国人口的大部分被抛入雇佣劳动者的行列，雇佣工人在数量上的迅速增加，增大了他们与资本对抗的力量，使他们有可能迫使资本和他们达成正常出卖劳动力的契约；最后，随着资本支配的财富量的增加，资本对过去生产方式的彻底扫荡，使资本成了驱动社会经济的唯一力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面确立，使它能够不断地再生产出自身，用经济以外的力量来攫取剩余价值，也就越失去了意义，而劳动力价值规律，工人自身的再生产，也逐渐取得了它在整个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中的正常地位。”今天回头来看，这段话中已经出现了两个后来一直吸引我的问题：劳动力从传统生产体系进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以及劳动力质量的重要性。前者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有关，后者和“人力资本”有关。然而，当年的我对这两个概念完全没有自觉，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两个概念。今天，我的认识是，当年的我把自己想象成马克思：如果我是马克思，我应当如何写“服务业资本”，因此，我在撰写大学毕业论文时，尽可能模仿马克思惯用的语气。上面这段话，应当是典型的马克思式语言：立论高远，几欲囊括历史；实证不足，未免流于空泛。借用胡适先生的说法，“大胆假设”不易，“小心求证”亦难。
后来的我关注农业劳动力转移，和我当年对马克思的研究，几乎没有关系。我之所以关注农业劳动力转移，首先是因为我刻骨铭心的务农经历。那劳作的艰苦和饥饿的折磨，让我密切关注农民的状况。其次是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太大，吸引了大量中国经济学家，我仅是其中之一。再次，我对理论的兴趣和不擅与官员交际的“腼腆”，使我几乎只从理论上研究这个问题。就第三点而言，四十多年前我对马克思理论的学习和思考，让我养成了理论兴趣，从而使我习惯于从理论上研究农民问题。但这只能算是我当年关于马克思的研究对我后来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间接影响。
不过，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后，我试图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长期进程来理解这场危机的某些背景，因此起草了一篇短文“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源和意义”。那时候，我突然想起自己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马克思研究。把那篇论文找出来一读，竟然感觉它和我要写的主题很是契合。因此，在那篇短文的最后两段，我便如此写了：
“将近三十年前，当中国经济开始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时候，我在自己发表于《北大研究生论文集（文科版）》创刊号上的论文里曾经无意识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深入到社会的每一角落，社会一切经济活动的资本主义化，使来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外的劳动力供应日趋减少，从而，劳动力的再生产，也就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必要环节；全国人口的大部分被抛入雇佣劳动者的行列，雇佣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和他们的联合斗争，可能迫使资本家和他们达成正常出卖劳动力的契约：这样，劳动力价值规律，工人本身的再生产，便可能逐渐地取得它在整个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中的正常地位。’作为生活在三十年来世界经济发展中心之一的中国人，我幸运地亲眼目睹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前资本主义社会渗透的过程，目睹了中国各种经济活动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尤其目睹了中国农民通过迁移而融入资本主义体系的过程。但是，如果说资本主义体系、资本主义企业原先还只管农民工的使用，而把农民工的生老病死（即劳动力的再生产）丢给非资本主义体系承担，所以资本主义体系能够大大降低生产的人力成本的话，那么，随着全世界人口尤其劳动力越来越多地进入资本主义体系，来自资本主义体系以外的劳动力越来越少，资本主义体系就越来越必须把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纳入体系内部。而这就意味着劳动成本的提高、雇佣劳动者地位的上升和他们向中产阶层的转变，意味着社会最终从等级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变，当然也意味着社会最终转变为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
“当然，这一转变过程充满着繁荣和萧条、进步和退步。纯粹就经济发展来说，资本主义经济总是在波动中增长。每一次波动都有其具体原因，也都有其繁荣的上限和萧条的下限。但是，即使人类在资本主义体系下最公正、最勇敢、最谨慎地对待社会和经济问题，人类仍然不能避免经济波动。这就和生病一样。每一次生病都有具体原因，但无论怎样小心谨慎，一个人仍然不可能不生病。所以，未生病时不要得意忘形，生病时不要悲观失望，也是我们对待资本主义经济波动或严重经济危机应当持有的态度。当然，一个人可能因病而死亡，资本主义可能也会死亡。但是，看看2008年的世界上依然有那么多生活在前资本主义体系内的农民，我们就会知道资本主义还处在年轻时代；看看资本主义经济迄今为止发生的大大小小危机，我们又会明白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常见病而无致命危险。无论中国还是世界，通往大众富裕和公民平等的路都还很长，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都还有着广阔前景。而这一次世界经济危机击碎了‘劳动无限供给’的幻想，把劳动力短缺现象清楚地揭示在世人眼前，在长期中将有助于劳动收入提高和劳动者地位上升，有助于资本主义经济把自己的增长建立在新的劳资关系和新的更高劳动成本的基础上，也就是说，通过这次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将把十几到二十几亿（远远超过老资本主义体系的总人口！！）人口和劳动力本身的再生产纳入自己的循环周转之中，并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经济增长。这就是我今天看到的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意义。”
马克思研究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是我一生所做的两项主要学术工作。朋友关心我这两项研究的联系，我很感谢。可惜的是，我自己也很难说清楚这些联系。无论如何，我所有已经发表的文字，现在都成了我的身外之物，成了任人评论的“公共产品”。我自己的评论，或者说，作者本人的回顾和解释，也仅仅算“众人评论”之一，远非定论。至于我的马克思研究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究竟有怎样的连续性，还是留给有兴趣的读者判断吧。
“夜话”2026年第10期，2026年9月22日
注：拙文“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源和意义”，夜话2008年第16期，2008年10月23日，链接为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