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八月”六十年祭

臭名昭著的1966年的“红八月”已经过去六十年加九天了。

我本来不想就“红八月”写任何东西的。因为,尽管我们必须牢记“红八月”的教训,但回忆那个不仅仅是“红”,而且是“血红”的月份,总是令人痛苦和屈辱的。但是,今天早晨打开计算机,就看到一位老同学的信息,说恰恰在六十年前的1966年9月9日,他那被打成走资派的父亲离家出走,投水自尽;虽然被人发现救起,却又被革命造反派把他的试图自杀,定性为“自绝于革命自绝于党”而罪加一等。他想为父亲的这一天写点东西,可又写不下去。这段记忆对他是太痛苦了。他的帖子让我深思,也让我决定写点东西来纪念“红八月”,因为,像他父亲1966年9月9日自杀未遂、像陈梦家和傅雷夫妇1966年9月3日自杀、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杨嘉仁夫妇1966年9月6日自杀,还有许多我们不了解的自杀和未遂自杀,都属于1966年“红八月”的血红劫难。

所谓“红八月”,可以视为“红色恐怖的八月”之缩写。正是在那个月,文革发动者在天安门上教导红卫兵说“要武嘛”,遵命造反的红卫兵竖起了“红色恐怖”大旗,喊出了“红色恐怖万岁”口号,唱起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我自己现在依然会唱这首“语录歌”),实行了骇人听闻的红色恐怖。而“红八月”又进一步扩展到1966年9月。在打倒四人帮以后的1980年,中共中央宣布开除1966年时担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党籍。《人民日报》在揭露谢富治的一篇文章中说: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社会上发生一些打砸抢事件,谢富治作为公安部长,对此不但不设法制止,反而表示支持。他对公安人员说:‘不能按常规办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办,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过去规定的东西,……不要受约束’。在谢富治等的煽动和支持下,各地一时打砸抢成风,社会主义法制荡然无存。统计表明,1966年8月下旬到9月底40天内,北京市被打死一千七百多人,被抄家三万三千六百多户,被驱赶出北京市的所谓‘五类分子’共八万五千多人。”

也就是说,从文革发动者在那个月十八号说“要武”后的短短四十天内,不算因不堪红色恐怖而自杀的人,仅仅被打死的人,北京就有一千七百多人。其中年龄最小的,出生仅38天;被打死的原因是其家庭为阶级敌人。北京是一座经历过多次战争和王朝更替的古都。1644年明清易代、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1937年日军占领北平,都曾给这座城市带来死亡和灾难。不同年代的死亡数字很难直接比较。但就研究比较详实的日寇占领北京时期来说,在近八年的占领时期,日寇打死的北京人大约有几千人。可在“红八月”的一个多月,北京就有一千七百多人被打死。所以,“红八月”惨烈程度,应当远远超过日寇的残酷程度。这样的惨烈程度,在北京城的千年历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更加格外令人震惊的是,1966年8月和9月,北京没有任何武装力量交战,没有任何集会抗议,没有任何人(包括被红卫兵认定的“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更重要的是,没有任何人主动反抗,因此,这里几乎不存在战争或双方争夺中的误杀。仅仅上述两点,就足以使“红八月”在北京建城以来的灾难史上,在中国和世界的社会灾难史上,具有极其特殊的位置。

在我的家乡南京市,根据现有的可核实资料,至少有五个人在所谓的“红八月”中被打死,他们是吴天石和李敬仪夫妇、朱庆颐、韩康、王金。我还清楚地记得,一位唐姓邻居,开一个小裁缝店,“红八月”的一天,突然被红卫兵拉出家门,戴上写有什么字的白色高帽子,在我们那条街(科巷)游街。我猜想,我的那位老同学自杀未遂的父亲,应当也是在单位受到了如此的“待遇”,才不得不走上那条绝路的。而我们都知道的老舍在“红八月”的自杀,也首先是因为在他单位受到像戴高帽子那样的屈辱。

揭露谢富治罪行的文章说,从1966年8月下旬到9月底40天内,北京市被打死一千七百多人,被抄家三万三千六百多户,被驱赶出北京市八万五千多人。这里不包括自杀,不包括被打致残,不包括自己逃到外地的人,而且还不包括8月下旬之前被打死被抄家的人。例如,众所周知的北京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就是在这之前的8月5日被打死的。因此,“红八月”不是一般的红,而是鲜血的红,是被打死打残的人的鲜血浸染的红。这是和平时期的一场杀戮,是对没有任何反抗意愿、最多只是下意识地做出保护自己动作的普通人的一场杀戮,是许多打人者杀人者至今都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是响应“伟大号召”的一场杀戮。我想,对我那位老同学的父亲来说,那是一生经历的最大屈辱。对我来说,它同样是一场巨大的屈辱。和我同时的中学生,也许还认识不到这场屈辱;但历史一定会记住这场屈辱,“红八月”的屈辱。而一个人,一代人,一个民族,只有“知耻而后勇”。

“夜话”2026年第9期,2026年9月9日

注:新华社记者陈家咏:“谢富治逃不脱历史的审判”,载《人民日报》1980年12月23日,第4版。引文中的省略号是文中原有的。

发表回复

您的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 * 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