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景北

(敬告：本文曾刊载于《经济学消息报》2001年第 期。引用本文的读者请务必参照上述报纸刊载的文章。

注意：本文不是学术论文，只是为了方便才放在“学术探索”栏目下。)

 

 

户籍制度五年内即宜改

 

 

胡景北

 

 

郑品文的文章“户籍制度近期暂不宜改”（见“经济学消息报”，2001年第23期， 第一版，以下简称“户籍”）标题上观点不能说不明确，只是“近期”和“改”两个概念使人疑惑。“户籍”中“改”的含义有三种：修修补补、彻底改革、废止，但作者的着力点似乎在“废止”，我们在这里也仅仅就废止来讨论。“近期”的确定好像更加困难。经济政策研究的文章中，近期似乎多用于一到三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如果“户籍”中的近期指的也是这样的时段，我基本同意户籍制度“不宜改”。但如果近期指的是五年或者十年，“户籍”内的说法就很值得商榷了；假如近期的含义是三十年甚至五十年，“不宜改”的观点就可能是错误的了。那么，“户籍”用的近期到底是多少年的时段呢？“户籍”没有明说，但用两个条件作了界定：1。国家完全取消对城市和城市居民的补贴；2。中国实现了不同区域的均衡发展。实现这两个条件或者其中任何一个条件需要多少年时间呢？“户籍”也没有明说。我想，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取决于“完全”和“均衡”的程度。真正的“完全”和“均衡”仅仅在理论分析里的“长期”中存在，而在关于户籍制度这样的经济政策分析里永远不会存在。想必“户籍”也不会讨论那种抽象的“完全”和“均衡”。那么就一种可以意会但难以言传的、对废止现行户籍制度而又足够的“完全”与“均衡”的程度来说，“户籍”对第一个条件没有提出具体的内容，对第二个条件则要求低层次的农民和优秀的中、西部人才不往或者不很多地往城市和东部地区流动。达到这一要求所必须的中国城乡和中国各地区发展的均衡水平，乐观些说，大概总还要三到五个五年计划，也就是二十年的努力吧。如果我的推论不错的话，郑品文的文章标题改成“户籍制度二十年内（或更长）不宜废止”，也许更合乎他的本意，同时也更符合写文章的规范。

 

假如上面对“户籍”的理解成立，下面便能够有的放矢地提出驳论。第一，“户籍”所提出的不同区域的不平衡发展，不是建立户籍制度的必要条件。当年中国建立户籍制度，是和建立统购统销制度相联系的，其目的是确定统销制度的适用人群。而统购统销制度的前提又是计划经济和农产品短缺。目前，这两个前提都已基本消失，统购统销制度以及支持它的户籍制度也就失去了意义。当然，户籍制度在后来的演进中可能获得了新的独立于统购统销制度的意义，因此到今日，即使后者消亡，前者仍有存在的价值。按“户籍”所说，这样的价值在于：1) 可以避免城市的贫民窟现象，对城市发展有利；2）可以避免西部城市人才流出。不过，就现在东部城市的吸引人才的政策来说，西部某个人只要是人才而且又愿意东流，他就可以流出西部，现行户籍制度对此已经难以产生“避免”的功效。而就避免城市贫民窟现象来说，户籍制度无疑对城市有利。但正如“户籍”所说，“虽然很多人生活在贫民窟中，但他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仍然要高于农村”，因此，避免贫民窟现象的户籍制度，显然阻碍了农民对比农村更高的生活水平和质量的追求，显然对农民不利。而由于农民既占中国当前人口的大多数，比起城市人来说又是更贫穷、更缺少组织、更不了解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更少受到户籍制度所有利于的学者和政府官员的重视，同时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又是把“代表大多数人利益”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因此用对少数人有利的观点来论证户籍制度的合理性，恐怕尤其不应当由中国人民大学这样的学府的学者所提出。

 

这样，我们就接触到了“户籍”中提出的废止户籍制度的第一个条件：国家取消对城市和城市居民的补贴。国家现在对城市居民的补贴，是以计划经济下的低工资制度为前提的，目的是保障城市居民高于农民但仍然相当于生存水平的基本生活。现在，计划经济的低工资制度已经不复存在，城市居民的生活已经相当高地超过了生存水平。在这种情形下，尤其考虑到那么多农民的生活还非常困难，国家对城市居民的补贴已经既完全失去了道义的基础，也基本失去了经济的理性。目前的补贴本质上是城市居民在政治上继续保有的特权的经济表现而已。因此，只要这一特权还没有消失，补贴就会存在；而维护这一特权的最好手段之一，就是现行户籍制度，因为正是它，把特权者和非特权者明确分开了，把国家的公民分成为两个等级。所以，“户籍”提出的废止户籍制度的第一个条件，确实如“户籍”所做的那样，很难有时间的概念。五年，十年，二十年，五十年?这里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如果更就事论事地讨论补贴问题，便应当认识，当前政府对城市居民的补贴，已经从计划经济下的价格和实物补贴逐渐转变为对仅仅包括具有城市户口的人群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补贴。而且，按照现行的保障制度，这种补贴不但不会取消乃至于完全取消，而且很可能越来越重。所以把户籍制度的废止和政府取消补贴联系起来，会将户籍制度的维持推到更远的未来，因此是不恰当的。近十年来在中国城市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它的负作用往往被忽视了。这一制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各城市纷纷拆除厚重的有形城墙、拓宽城市对外通道的同时，却为阻止农民转变为城市人筑起了更为厚重的无形城墙：社会保障制度仅仅适用于城市人，而政府财政为此承受的负担，将是经济学上维持户籍制度和城市人特权的强大理由。从这个角度出发，在中国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的经济负担还不是那么严重的时候，在这一制度尚没有健全，从而在其健全阶段还可以做出适当制度变革的时候，户籍制度就应当废止；也就是说，由于新的补贴问题的存在，户籍制度应当更早而不是更迟地废止。

 

从经济学上说，我认为废止现行户籍制度在五年内既有必要也有可能。我的初步立论已经包含在上面的段落内。当然，废止户籍制度是个非常重大的变革，其重要性可能不下于三峡工程。为了在有利于农民的同时尽可能少地不利于城市人群，为了把贫民窟现象保持在社会可以接受到范围内，为了有序地展开废止户籍制度的过程，我建议人大和政府现在就应当把废止户籍制度提到议事日程，并且在人大建立专门委员会处理之。

（第５期）公开私有化是学者的共同底线

　　中国正在私有化，而且是大规模的私有化，这可能是每一个关心社会问题的学者都清楚的事实。且不说经济学家每天在“改制”、“民营化”、“国有资产退出”的名目下讨论私有化的问题，几乎所有在中国思想界有所影响的现代学者，也都在自己的文章中讨论过或者至少涉及到中国正在进行的私有化，我们在例如汪晖、任不寐等不同倾向的学者那里都能够看到他们对私有化的观点。不管一个学者对私有化持什么观点，不管他是一般地反对或者赞成私有化，不管他对中国目前进行的私有化采取什么立场，只要他是一位学者，他的态度至少应当是：如果私有化，就公开私有化。借用秦晖先生的“话语”，这一态度应当是中国所有学者在中国目前的私有化浪潮前的共同底线。有些专注于纯科学、纯哲学或专门题目的学者不知道可能也不需要知道当前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但绝大多数学者应当知道社会重大问题所在，而且他们也确实知道中国正在私有化。对这些学者来说，不管他是左派或新左派，是右派或极右派，还是持有任何其他立场，只要他是一位学者，在私有化这一重大社会问题前面，他的最低立场便必须是“如果私有化，就公开私有化”。而因为事实上中国正在大规模地私有化它的国有企业，任何一个学者在这一事实面前的最低底线便应当是：公开私有化。

　　公开私有化首先是学者对私有化这一重大社会问题的态度的最低底线。在私有化问题面前，学者都会表态。他们可以反对私有化，可以赞成私有化，可以为私有化附加每个人自认为正确的各种条件，可以因为没有把握而对私有化不置可否，但是，如果私有化真的发生了，他们态度的区别再大，也不能够低于公开私有化的底线。就左派或持有左派倾向的学者来说，他们希望社会主义，希望起码的或者更多的社会公平，他们便至少应当维护国有的或者公民共同所有的资产不受侵犯。如果这些资产真的要私有化，他们至少应当强调私有化过程的公平和正当。因此，在私有化已经大规模发生的前提下，在他们已经无法阻止私有化的前提下，他们在继续反对私有化的同时，至少必须强调实际私有化过程的公开化。在任何情况下都尽可能地争取社会公平，这是左倾学者的天职。而在私有化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尽可能争取社会公平的起码要求，是尽可能争取私有化的公开化，因为只有公开才能够讨论和实现起码的公平。所以，不管左派或左倾学者之间对私有化有多大的分歧，他们如果不能够坚持公开私有化的观点，而是支持或者听任私下的私有化，那么，他们便在听任国有资产被少数官员和管理者瓜分和侵吞，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公平”、“社会责任”都将失色。就右派或持有右派倾向的学者来说，他们希望自由、希望市场经济，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希望与自由和市场经济相联系的私有制，因此，他们会在不同程度上支持私有化。但是，如果说右倾学者支持私下的私有化，支持或者听任少数官员和管理者瓜分和侵吞国有资产，用偷偷摸摸的方式实现私有化，或者说他们同意无论什么方式，私有化了就行，那么，我们便完全误解了右倾学者的基本立场。右倾学者强调自由，倾向私有制，但他们同时强调任何人不能够有偷窃的自由，任何私有财产必须正当，强调一个人不能够为了某种目标包括美好的目标而违反程序，违反基本道德。因此，即使私有制是他们的目标，他们也不会赞成黑暗的私有化方式。其实，“目的就是一切” 本来便是右倾学者最为反感的思维方式。所以，不管右倾学者之间在私有化方面的分歧多么严重，但程序公正和为了保证程序公正所必须的公开化，却是他们在私有化这一重大社会问题上最低的思维底线。

　　其次，公开私有化是在私有化问题上学者良心的最低底线。一个学者也许对私有化的优劣不甚了解，对私有化的过程不甚关心，对私有化无法确定比较清晰的立场，但是，这丝毫不妨碍他对公开私有化的要求。这是因为，学者之间在立场（或无立场）、倾向（或无倾向）、学识、风格等等方面的区别都不能够淡化、更不能够抹煞所有学者在学者良心上的无区别。学者良心是对社会正义（无论它如何定义）超越了谋略考虑的责任。学者们也许对一件物品的出售方式、附加条件、出售价格有各种争论，但如果这件物品是偷窃来的，学者要做的，便不是如何把偷窃的物品包装好以便瞒天过海出售掉，不是争论这件物品的出售方式、价格高低（尽管物品的出售方式、价格高低的问题有其适用于所有其他商品交易的研究意义），而是首先要求把偷窃物品归还原主、在惩罚偷窃者的同时，再来讨论这一物品（如果它继续被出售的话）的出售方式和定价高低。国有企业的出售也是这样。一个国有企业是公共财产，不管它的出售方式如何、附加条件多少、定价水平高低、买者资格优劣，公共资产出售的前提是公众的知情，就象一个普通商品的出售前提是物主知情一样。而公众的知情便意味着公共资产出售的公开化。一个关心社会问题的学者对私有制、私有化了解的再少，再无法清晰地确定自己的立场，但如果国有资产私有化，私有化便应当公开化，却是一个人凭着学者的良心就应当能够得出的推论。所以，私有化的公开，实在是学者良心的共同底线。如果一个学者以现实情况、利害关系、谋略考虑、效率计算来反对公开私有化，那么，他就不能够算是一位学者，而变成了一名技术员，尽管技术员在任何制度下都是有用的。

　　2003年8月30日

同济大学 中德学院 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教研室 双周研讨会纪要

2003年10月20号

 

苏南模式和长三角的崛起

 

2003年10月20日，同济大学中德学院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教研室召开研讨会，邀请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章铮先生做了题为“苏南模式和长三角的崛起”的学术报告。

章先生没有从苏南模式的概念出发，而是提出了两个问题：

1．  为什么长三角尤其苏南农村在外企工人素质方面强于珠三角

2．  为什么苏南农村开发区的土地价格低于珠三角

章先生通过对苏南农村实际情况的分析，一步一步地引出自己的答案：长三角的工人高素质和土地低价格的根本原因是那里的集体所有制传统。苏南农村乡镇企业兴起于1970年。那是一个毛泽东和四人帮路线的时代，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集体耕种的制度。农民集体兴办乡镇企业的目的是增加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就业和收入。由于乡镇企业的扩张，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苏南农村基本上已经没有剩余劳动力，工资开始上升；同时中国低档产品普遍出现供大于求现象，苏南乡镇企业“船小掉头快”、通过快速频繁转产不同低档产品来盈利方式不再有效。由于保证本地农村居民就业是苏南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特征，因而苏南乡镇企业不可能象珠三角那样用外来民工以降低工资。在这种情况下，苏南乡镇企业走向提高当地农民素质、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型的道路。企业重视工人培训，农村形成学技术的氛围。尽管相当一部分苏南乡镇企业的转型没有成功，但转型过程中培养出来的技术工人与外资企业（特别台资企业）的资金、管理相结合，导致了今天长三角经济的崛起。

关于苏南地区低地价，章先生认为，这既不可能用各级政府财政补贴来解释，也不可能用它们追求“吸引外资”的政绩来说明，亦不可能用政府官员收受外资回扣来全面论证。低地价的原因应当是吸引外资会给地价获得者带来地价收入之外的实实在在的利益，因而地价获得者愿意通过降低地价来换取这种利益。章先生提出，引进外资后当地居民的收入是土地租金和就业工资两项。而苏南农村的地价之所以低，是因为当地把土地和劳动力两种不同要素的收入放在一起考虑，用低地价吸引外资，以保证本地（技术型）劳动力能够有比较稳定的收入。而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的传统，使得农民既是土地所有者又是劳动者。对他们来说，以什么名义（土地收入或工资）获得收入并不重要，重要的仅仅是获得收入。因此，他们愿意用低地价吸引能够长期稳定地为当地农村居民提供就业岗位的外资企业（特别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生产链企业）落户，然后用高素质的技术工人保证外企盈利与本地居民的收入。同时，低地价的就业岗位保障功能，有利于长三角形成以工薪阶层为主体的社会结构，而象珠三角那样的不参加劳动，完全或主要依靠土地收益为生的地主阶层很难形成。

研讨会的参与者对章先生的报告提出了不少问题。下面是与章先生的报告直接有关的问题以及章先生回答的粗略介绍：

1．关于各地转让土地吸引外资和对农民的补偿问题

答：据我所知，我国目前转让的大多是农用土地。按种植庄稼的收入给予补偿。但现在农用土地已经不再种庄稼。如果不按农田补偿，而按市价补偿，那么就遇到一个问题，即土地是谁的？如果补偿是让农民能活下去，是应该的。但问题是怎么理解能活下去？是给予生活基本保障还是象地主那样活下去？现在大城市郊区很多农民在土地上造房子出租养老，收入很高。

2．现在长三角已完成崛起，接下来是如何持续发展的问题。长三角在一体化中应如何处理竞争与协调的关系？

答：这里应当破除计划经济的思维，即规定什么地方应该建设多少。如果有竞争就必然有重复建设。长三角的发展中，各地一直是边打边商量，往往各有各的理。竞争到一定程度，竞争不过就放弃搞别的，这是正常的，可怕的是竞争不过别人就给别人捣乱。长三角的竞争是良性竞争。重复建设指的是大产业，不能分的太粗。如果对行业细分一下，就发现许多建设不算是重复建设。竞争是发展的活力。

3．苏南模式是在特定情况下形成的。您认为发展中西部地区应采取什么途径？

答：发展中西部是指地区的发展还是老百姓发展？如果是老百姓，可以通过允许西部老百姓到东部安家落户来解决他们的就业与收入问题。现在有很多西部人在东部干得很好，但就是无法安家，如果允许他们落户，致富问题就能解决。英语中，中国的西部大开发称为 go west $ 我看应该让西部居民go east，现在东莞就有很多外来工，但计算人均GDP时，人口是按户籍人口计算的，东莞人口80％是外来的，如果允许落户，人均GDP就会减少。是否这个原因不让西部工人落户？

4．政府是否考虑土地转让对以后的发展有什么影响？是否考虑长远发展问题？

答：乡镇政府的干部考虑的确实不是很长远。但实际上象台商九十年代后期进入苏南或硅谷这样的机会，历史上很少。苏州模式是特殊例子，其它城市很难学。

5．从报告上看，台资在苏南转型时救了苏南。这是否说明台资来了以后，原来的苏南模式就解体了？

答：原来的苏南模式是地域性的集体经济。原料、市场都不是本地的。集体经济对外保证了信用。台资来后，苏南模式确实消亡了。但苏南模式是苏南人对当时的经济体制适应与改造的产物，这种能够使其他经济体制为我所用的能力不会消亡。就像上海，计划经济搞的好，市场经济也搞的好。适应性强就总会占上风。

6．苏南原来就是我国最富饶的地方，最具发展力。苏南模式对其经济发展并没起什么作用。工人的素质比珠三角高也令人怀疑，现在素质不低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另外靠地价低吸引台资也值得怀疑。台资投入很大的数额，每亩低5万元，对大额总体投资是否有很大的影响？台资来苏南可能主要是看重了上海的新发展。

答：我同意问题中的一些观点。但是，第一，苏南虽然富饶，但当时收入不能和现在比。1970年代无锡县平均劳动力人均收入每年74元，几乎无法生存。第二，长三角工人技术水平绝对来看是不高，但为什么长三角培养工人，珠三角不培养?这恐怕和长三角是本地工，而珠三角是外地工有关。第三，对投资几亿的台资来说，不一定只看地价一点。真正吸引台资的是长三角工人技术高一点，本地工相对稳定，治安状况好一些。本地的劳动力吸收完了是否还有竞争力。这就看苏南敢不敢放开户口，让外地技术工人落户。上海100多年前和今天的深圳相似，人都是从各地来的，上海江浙很难说清是谁帮谁。

7．最近安徽经贸代表团来到上海，希望积极融入长三角经济圈。从版图来看，它也属于长三角。安徽应当如何融入长三角经济圈?

答：江苏的苏南和苏北之间差距仍然存在。人说工厂办过长江就不行了，关键是人文素质差距的存在。安徽与长三角接轨需要时间，关键是安徽的观念能否接得上。

8．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东北工业基地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苏南模式中官员的集团观念起很大作用。在东北的变迁中，官员的素质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答：苏南的官员素质是高，但为什么能养这些素质高的官员? 关键是整体素质。东北的整体素质如何? 东北人是闯关东出身，应该敢闯。但现在却不流动。现在中国人口的流动包括了农民的流动，大学生的流动，但很多下岗工人却不流动。东北有很多技术工人，但不流动。素质问题不能只怨干部，干部和产生这些干部的群众在素质上是基本相同的。有些内地送干部来苏南学习。有人问苏南干部是否怕经验被学去。回答说不怕，因为他们的群众和我们不一样，他学了这一套，回去脱离群众。所以我担心的是当地民众的整体素质。农民工的流动是培训他们市场经济意识、提高素质的一种方式。

9．如何解决政府失灵问题?

答：不能要求政府做事百分之百的都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做的不一定都对。要解决的是少做错一点。否则为什么同样计划经济下，上海做的就比较好。

10．报告描述了一些事实，逻辑清楚，有说服力。但分析不够深刻。您首先没有定义什么是苏南模式，第二没有定量分析，假设检验，模型分析，第三是就事论事，说明苏南农村人口素质高和地价低的原因，但没有和一般理论联系起来，例如和经济发展理论、制度变迁理论联系起来，其结果也就没有给出一个方向。比如几年前人们论证珠三角如何如何强，今天论证长三角如何如何强，都是拿出当时被大家注意的当地的强的事实，但都是现象的描述，没有从理论高度分析，没有说明它的强处仅仅具有暂时的作用还是长久的作用。

答：苏南模式的统计资料严重不足，做模型很难，当年的数据很不完善，而且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哑变量太多。如果要检验苏南模式，可行的方法是访谈，因为当年办乡镇企业的人现在50多岁以上，可以向他们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想法是先把现象记录下来。我的分析里有很多假说，这些假说背后有许多实证性的工作要做。但这些工作恐怕不是我能做得了的了，更多的要指望在座的各位年轻人。

苏南模式形成的年代是文革期间。1970年代发展起来的，当时苏南农民必须假设外界环境不变。温州模式不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温州1979年才开始发展。苏南提前了10年，当初为解决就业问题，对环境有很强适应性。

 

“郎旋风”中看东欧：

《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自荐

 

秦  晖   

 

 

       金雁和我合著的《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一书最近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本来，按照惯例出版后应当由别人来写书评。可是本书的出版正碰上“郎咸平旋风”，争论的双方都打起了“俄罗斯牌”：一边说：中国的国企改革已经“俄罗斯化”了。另一边反驳道：我们没有俄罗斯化，因为我们没有把公共财产公开分给老百姓！看到这样的争论，不由得使我产生了“毛遂自荐”的冲动：什么叫“俄罗斯化”？俄罗斯真的把公共财产分给老百姓了吗？俄罗斯的困境就是因为她把公共资产公开分给了老百姓？如果不是，而是“非公开”地“卖”给了官方认定的某些“能人”，或者干脆不改革，仍然实行“国有官营”，是否就会更好？俄罗斯如今的情况究竟怎样？俄罗斯能代表中东欧前计划经济国家转轨的一般情况吗？我们从这些国家的经济转轨进程中究竟应当汲取什么些什么经验教训？

       这些问题，我想不仅研究前“苏联东欧”国家的人关心，一般公众也都会关注，尤其是在我们的国企改革正处在十字路口的今天。因此我请人们听听我们的一家之言。

       金雁的专业就是苏联东欧研究，自1978年读研究生时起她搞这一行已经20多年了，她在波兰华沙大学的两年正好是经济“休克”的最困难时期，当时写过一本书叫《新饿乡纪程》，以后她还发表过多部关于前苏联东欧问题的著作。与如今被称为自由主义者的我不同，她一直是东欧左派的同情者，本书中的“思想变迁”部分实际上讲的也主要是东欧左派的思想变迁。但是我想不管左右，只要实事求是，在一些基本的底线问题上达成共识并不难。至于我，本来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关注东欧只是客串。但是关注之后也有点感想。我们都觉得，咱们看东欧时的一些“想当然”怕是靠不住的。例如：

东欧到底发生了什么？

 

       许多人认为“剧变”后东欧各国都已宣布要搞“私有化”，没有所谓意识形态障碍。那处置国有资产一定是顺理成章，大刀阔斧。起码比我们这里要容易得多。其实恰恰相反，虽然私有化的确不仅是剧变后当局明确的行动目标，至少在“剧变”初期社会情绪一面倒的情况下也是几乎全社会的普遍想法。但是，即使大家都赞成私有化，这只是在“要不要分家”这方面达成了共识，真正的问题还是“如何分家”。而在这种问题上达成共识谈何容易，各阶层各利益群体都会力争对自己有利的方案，没有任何地方是可以回避矛盾的。而他们既然已经是民主国家，谁也不能独断专行，所以中东欧各国的“私有化”无不经过一个利益有关各方反复讨价还价的“分家谈判”过程，工会、农会、商会、左派、右派、中派、国企、私企、外企、控股者、中小股东、经理人与雇员……无不直接结社或通过政党代理人提出诉求。这个过程远远比那些口称不搞私有化实际上却可以以铁腕方式随意处置公共资产，而公众不仅无法参与甚至无法知情的做法要复杂得多。

在中东欧各国，除了前东德由富裕强大的西德国家为了统一拿出巨资把一切包下来而化解了矛盾，捷克以公平、周密的安排实行了国有资产全民初始分配而解决了矛盾之外，其余诸国的私有化过程都拖得很长。一些国家像波兰，由于剧变前当局搞的权贵私有化在剧变后被清查，私有化进程还曾一度慢于前政权末期。在东欧各国，不仅私有化立法要经过左右派争论、议会辩论乃至全民公决，立法之后私有化的具体实施也十分复杂。许多企业的私有化谈判经年累月，尤其是与工会的谈判更为艰巨。波兰的格但斯克造船厂谈了五年，罗马尼亚的日乌河谷煤矿谈了十二年，这样的例子并非罕见。用我们这里一些经济学家的话说，就是他们这样的“民主私有化”“交易费用”太大。事实上，与那种所谓“休克疗法”的剧烈变化造成破坏的似是而非的说法相比，“民主私有化”的谈判过程长、交易费用大，倒的确是他们的转轨过程支付的“代价”之一。

在这方面，咱们的体制优越性可就太大了。许多地方只要领导人一跺脚，立马就“全卖光”、“全送光”，产权马上就“界定”了。工人说赶走就赶走，资产想给谁就给谁，土地说圈了就圈了，谁敢说个不字？记得不久前媒体上广为宣传的“仇和现象”：一个地级市在“几个月内”不仅全部企业齐步“转制”、而且连学校、医院与幼儿园等公益性资产也稀里哗啦“全卖光”。而这位父母官因为改革成效显著又升为省级官员了。德国媒体曾经说，匈牙利的“全卖光”政策让西方国家（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其实也有私有化问题）都有的可学。要是与这个地级市相比，只怕是匈牙利人也有的可学呢。当然实际上无论西方人还是匈牙利人他们都学不了我们——匈牙利对于实现国有资产变现价值最大化是非常重视的。而在那个地级市，考虑到“首长”只能对“卖方”而不能对“买方”下令，可以想见这种命令交易下不可能有正常的讲价气氛，所谓全卖光实行起来差不多就是“全送光”了。而这个地级市人口五百多万，在中东欧（含中亚、蒙古）28个转轨国家中人口规模超过它的也不过半数左右。

 

       许多人都说中东欧的转轨是“激进”的“休克疗法”，而中国的改革则是“渐进”的。其实像上述那个规模相当于中等转轨国家的“地级市”搞的才真正是“休克疗法”，而且其“激进”程度超过什么“五百天计划”之类东欧人所能设想的最激进方案。当然，剧变后尤其是初期，东欧新上台的不少领导人不仅价值观上追求转轨，言论上很激进，方式上也确实想尽快解决问题。但是在剧变后的民主制下，并不是他们“心想”就能“事成”的。相对于“只做不说”、“少说多做”的实权者来说，他们实际做到的是否真那么“激进”，大可怀疑。

       许多人都认为越是“右派”越主张“休克疗法”或者激进的转轨战略，越是“左派”越反对这种做法。其实在中东欧的许多国家中恰恰相反，左派的转轨方式往往比右派激进得多。这是因为东欧剧变前激进的反对派大都具有反苏的民族主义或反世俗化的宗教背景，对普世性的“全球化”和“物欲横流”的自由市场未必很热衷，还有的反对派出身草根，崛起于工运农运，与其说是自由主义者，不如说带有更多的右翼民粹主义或工团主义色彩。剧变后他们这些“右派”反共的确坚决，走向“自由市场”就不免有些左顾右盼了。倒是那些出身“前共产党人”的左派，过去长期受国际主义教育，权力意识虽强，民族、国家意识往往并不怎么强。就像一家匈牙利媒体揶揄的：过去欢迎东方的坦克（tank）与如今欢迎西方的班克（Bank，即银行，泛指外资），不就一个字母之差吗？加之他们多为剧变前的精英阶层，资源多门路广，即使民主制下无法弄权，在公平竞争的市场转轨中他们还是有一定优势的。所以在中东欧的不少国家都出现了“左派复兴”后转轨进程反而加快的现象。波兰的大众私有化立法在四届右派政府时期都未通过，左派上台后很快就通过了。匈牙利的国有资产主体在剧变后第一届右派政府执政的四年中基本未动，左派上台后四年就基本卖光了。类似情况在保加利亚与塞尔维亚等国也存在。

 

       许多人都认为东欧人迷信美国，他们的转轨方案都是洋顾问给搞的，并不考虑本国国情。还有的认为东欧的转轨主张是从意识形态出发的，属于“市场原教旨主义”，建立的是所谓“新自由主义”的那一套。其实你想想这可能吗？民主国家又不是“伟大领袖指航向”的“理想实验场”，连自己国家领导人都不可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国民，何况那些无权无势的外国学者？中东欧各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方向虽然一致，具体做法依各国国情却有很大不同：

匈牙利剧变前政府留下了全欧最高的人均债务，国家财政破产，急需变现国有资产以还债。所以几届政府无论左右都实行“只卖不分”。而且由于公开竞价，多数出价高的都是外资公司，于是就出现了“面向外资全卖光”。

而捷克的国家财政状况较好，国民又不愿意外资收购，而且该国历史上社会民主传统浓厚，平等观念深入人心，于是便出现了与匈牙利相反的“只分不卖”，即把国有资产的价值主体以投资券形式公开、平等地在国民中分配。然后由他们在开放性的股市选购国企股票。同时为了保护“大众股民”利益，防止股市风潮与庄家操控，并考虑多数公众对投资不在行，因此发展了代理投资的中介机构（IPF）。

波兰的特点是工会的力量特别强大，无论什么样的私有化都得经过工人这一关。许多波兰企业初始阶段都实行过职工参股乃至“雇员买断”制（即EBO） $ 在初始私有化以后，股权在二次交易中由于外部投资进入和内部经理层收购逐渐向“能人”手中集中，EBO逐渐变成MEBO(管理层与雇员共同买断)和MBO（管理层买断），但是这个过程相当长。在调查企业中，私有化四年后内部人资本份额已从95％降至75％。其中管理者股份从22％升至30％，非管理者雇员股份从73％降至45％。必须指出，波兰的管理层控股必须在私有化之后的民间交易中按纯粹自愿原则以市场价格从小股东（包括本厂员工）那里收购。由官方宣布经理是“能人”而把企业的全部产权或至少是控股权直接交给他（这是我们这里对MBO的通常理解）的做法，在剧变前的“体制内改革”中曾经有过，剧变后完全被废止了。

显然，中东欧的私有化不管成效如何，基本上都是在各自不同的国情下，各利益有关方面讨价还价反复博弈的结果。并不只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与所谓“华盛顿共识”没有多大关系，也不是当权者、更不要说外国人能够包办的。剧变后的东欧统治者无论左右可以说都是自由民主派，但未必都是“新自由主义者”。加上环绕中东欧的西方欧陆与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本来就多是社会党经常执政的福利国家，新自由主义原本就不如英美盛行。中东欧国家争相加入的欧盟也有浓厚的福利与保护主义色彩，入盟谈判都包含“劳工条款”、“福利门槛”。想依靠任意“剥削”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挤进去，你想欧盟那些高工资高福利的老成员能同意吗？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便是不折不扣的新自由主义者，在转轨期民主政治的多方博弈中能够实现的也七折八扣地变成福利国家或“准福利国家”了。                                                                                                                                                               

       在这方面捷克的克劳斯政府堪称典型，克劳斯本人可谓标准的新自由主义者了，他不仅是留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科班出身，而且执政后也以直言不讳地表达“主义”著称：他鄙夷“社会市场经济”、“福利市场经济”之类的提法，经常把“不带任何限制词的市场经济”和“标准的资本主义”挂在嘴边。但他的这种“主义”也就过过嘴瘾而已。实际上，在克劳斯执政的8年里捷克搞的是高税收高福利、反兼并反破产、实行企业保护与“过度就业”，连邻国波兰的左派政府副总理都觉得过分！这几年捷克竟然没有一家大企业破产，失业率不升反降，从1991年的4.1%降至1995年的2.9%，而且是欧洲极少几个在这一时期退休金增长比工资增长更快的国家。平均退休金占平均工资额的比重从1993年的43.4%升至1996年的47.8%。1995年捷克的社会福利事业为预算开支的最大项目，占预算总收入的1/3以上。无怪乎国外媒体称他为“欧洲最大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他的美国学友萨克斯劝他学学亚洲，不要搞那么多福利。他的回答是：“我们不能把自己降低到亚洲的水平”！笔者的朋友、著名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佩里·安德森教授在西方是批判“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但他在东欧诸国中对标准新自由主义者克劳斯治理的捷克却评价最高。他曾说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有好坏共四种，苏联是“坏社会主义”，美国是“坏资本主义”，而捷克则是“好资本主义”！

 

捷克尚且如此，其他就更不用说了：波兰的瓦文萨一再呼吁加快私有化，但他自己出身的格但斯克造船厂连续几个私有化方案都被工会否决，一直拖到“前共产党人”出身的民主左派“重新”上台执政，该厂才因拖延转制陷入资不抵债而终于破产。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一位专家在考察了波兰现行法律后深为波兰企业家叫屈：“现行《劳动法》所保护的利益，不是劳资两利，而是侧重于保护被雇佣者，”他认为这是波兰经济搞不好的“教训”之一。在长期由“工会掌权”的波兰，企业负担的社会保障基金高速增长，从转轨初期相当于职工工资的58%，到2001年已超过90%。如企业职工实际工资为300美元，则业主须支出约570美元。以至于“工会吓跑投资者”和国家福利负担导致的财政危机使波兰经济在世纪初陷入困境。尤其让中国农民瞠目结舌的是：波兰农民（自由小农！）也享有高水平福利保障，为维持农民的公费医疗、退休金等等，国民经济各行业每个就业者每年须平均转移支付约415美元。

罗马尼亚的日乌河谷煤田早在剧变前当局要关闭亏损矿井，就受到矿工工会的抵抗，剧变后矿工工会愈发了得，多次发动数万矿工进入首都导致政府危机，彼得·罗曼政府为此下台。而议会中的大罗马尼亚党议员团则成为矿工利益的代言人。经过十年谈判，矿工们的要价已经“降低”到要求恢复矿井、工资（当时已为罗全国平均工资的两倍）再提高30％，并在失业保障金之外再给每个下岗工人1万美元外加两公顷土地的“补偿”——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政府对此都无可奈何。

而我们虽然至今仍然把“私有化”列为禁忌词汇，实际上在“产权明晰”、“国资退出”的名义下正如一些媒体所说，无论怎样化公为私都“可以，可以，也可以”。工人被要求“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从头再来”，农民被禁止“非法上访”，官办的工商联之外，老板们（尤其是外商、台港商）可以自办商会，工农却不能自办工会农会，官办工会形同虚设而农会则连官办的也没有，世界上哪里去找这么好的“投资环境”？难怪中国吸引外资远远超过中东欧了！

 

中东欧与中国的三大区别

 

这些年来，有关东欧转轨不顺利和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原因，即所谓“东欧困境”与“中国奇迹”的话题几乎主宰了国内外的“转轨经济学”界。从西方经济学本身长期争论的传统问题：自由放任还是国家干预的对垒中形成的古典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两大家把他们的争论延续到转轨经济学中，形成了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和凯恩斯主义的“后华盛顿共识”。但他们双方似乎又有个“共识的共识”，即都说中国渐进、东欧激进。只是一方说中国渐进就对了，而东欧激进则是犯了过分市场化的错误。另一方则认为：中国采取的渐进改革虽然短期内增长比较快，但将来可能会发生很多问题。而东欧国家采取彻底的自由化道路，现在虽然付出了代价，但是从长远看，将来会得益。然而上面的分析说明：恰恰是这个“共识的共识”可能根本是个误识。如果不谈政治改革，仅就经济转轨而言，中国渐进东欧激进之说本身就难成立，据此来进行褒贬就更不得要领了。

源自西方的两派转轨经济学有三个共同的毛病：第一是“问题误置”，老把他们自己的问题：“自由放任还是国家干预”或者“自由放任还是福利国家“当成转轨经济中的问题，而且似乎是最重要的乃至唯一的问题。于是一派把错误都归咎于“市场原教旨主义”，而另一派把错误归咎于“国家干预主义”。但他们不管这是什么样的“国家”，因为这不是“经济学问题”；他们也不大管“如何分家”，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这种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计划经济”的概念简单化，在他们心目中似乎只要不是市场经济的经济就是“计划经济”而且计划经济就是福利社会加科学主义。于是转轨的全部问题就变成了放弃多少福利和是突然还是逐渐地让企业不再听命于“科学家—官员”。虽然有经济学家讨论过非理性非市场的“习俗－命令经济”问题，但那只属于古代或经济史的范畴。人们似乎没有想过某些“非市场经济”可能比市场经济的福利与科学还少，走出这样的经济也许面临的是另类困惑，而放弃福利或“科学主义”对于他们而言可能并非真问题。两派转轨经济学喜欢对不同“转轨目标”的可行性评头品足，而对转轨前不同的“非市场经济”的“可放弃性”有极大差异，则不大考虑。

第三个问题是“重言不重实”。他们都以为领导人满口“新自由主义”，这个国家就一定是在搞“激进的经济转轨”，而只字不提“私有化”，就证明那个国家是“渐进”的。他们不理解关于“只说不做”和“只做不说”的“东方智慧”。

 

其实东欧与中国两边各自内在的差异都非常大。像东欧两个历史与地域都很接近的国家：同出自前苏联的爱沙尼亚和白俄罗斯就几乎是两个极端：爱沙尼亚“激进”得几乎把所有的资产都卖给了跨国公司，而白俄罗斯岂止“渐进”，简直就是不进，根本就没什么改革，比我们的南街村还南街村。中国也是，像温州几乎全部是私有制，而河南却有南街村这样保持“一大二公”的地方。但是中国经济无论温州还是河南改革以来虽各有春秋，总的来说还都在增长。而那边的各国无论爱沙尼亚还是白俄罗斯都出现过长短不等的经济滑坡。显然这根本不是激进或渐进的问题。

 

实际上，中国和东欧相比较，真正的重大区别有三点：

第一，西方学者往往认为中国和东欧改革前都是计划经济，但改革的方向不同，不是“姓社姓资”，也是“凯恩斯与新自由”。然而实际上这两者的方向差异主要是政治性的，经济上谁更“市场化”倒很难说。两者其实与其说是“走向……”的不同，不如说是“走出……”的不同。所谓“鞍钢宪法”和“马钢宪法”之别倒是象征性地看到了一点，实际上，苏联东欧在历史上搞的是现代工业文明扩张“科学主义”的一套理性计划经济体制。而中国搞的是一种不把“计划”当回事的、“大轰大嗡”的命令经济，文革时期尤其如此。打破理性计划经济体制，势必要破坏计划平衡，但市场平衡又无法很快建立，就造成混乱，这个代价无论渐进激进都难免。但在中国，改革开始就是从无平衡的混乱中走出来，不仅市场平衡可以增加效益，引进理性计划平衡也可以增加效益。邓小平说改革最初就叫“整顿”，“整顿”并非走向市场，而是回复“修正主义”。其实就是放弃了大轰大嗡，搞了点苏式计划；放弃了点“鞍钢宪法”，搞了点“马钢宪法”。这经济马上就有改善。而在本来就是计划均衡的东欧，当然没法搞这种招数。而他们那种“科学”的计划，一放弃就乱套了。换言之，越是“科学的”计划，改革前比大轰大嗡的胡闹效益越好，但放弃它的代价也越大。而大轰大嗡的那一套是可以无代价地放弃的。

人们往往指责东欧国家追求“自由市场乌托邦”，而中国人“摸着石头过河”，十分现实主义。其实“乌托邦灾难”只是在专制国家才有的现象，宪政民主国家由于思想自由从来就盛产各种各样的乌托邦，但因其不具有强制性而不会造成灾难。像捷克的克劳斯，说他有“自由市场乌托邦”思想，大概不假，但这个乌托邦在捷克固然并未实现，却也没有造成灾难，也不影响捷克依据自己国情决定的转轨逻辑实际上成了个“准福利国家”。真正重要的是：不同的“非市场经济”其“可放弃性”（不是应不应该放弃，而是可不可以无代价地放弃）会有极大差异，这种差异对于转轨国家而言也许比转轨目标的“可实现性”意义更大。总结东欧各国转轨中的错误和教训是重要的，也是本书的重要内容。但是像俄罗斯式的“坎托罗维奇体制”，不管采取多么高明的策略，要想放弃它而不付重大代价决无可能。这与中国走出文革式的混乱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一个非自由的经济共同体结构势必有两个职能，即它对人一方面是一种束缚，另一方也是一种保护。因此摆脱这种共同体也意味着两种“自由”：摆脱束缚的自由与失去保护的“自由”。前者是好处，而后者就是“代价”。从逻辑上讲，这种束缚－保护关系应当是均衡的，因而脱离这种关系，不管是突然脱离还是逐渐脱离，都是既有代价也有好处的事。但历史现实中，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束缚和保护并不是对应的，因而好处与“代价”的配比也完全不同。

发布于2007年6月20日

李实：中国个人收入差距的最新变化

 

 

有效剩余劳动力的概念及其度量

 

胡景北

同济大学中德学院

 

2005年3月4日于西北大学

 

 

声明：本报告表述的是我关于“有效剩余劳动力”概念的初步想法。此时，我特别需要也特别感谢大家的评论尤其是批评。

目 录

 

一、        导言

二、传统的剩余劳动力概念和度量

三、有效剩余劳动力的概念

四、有效剩余劳动力的度量

 

一、导言

 

绝大部分学者认为21世纪初的中国依然存在着巨大数量的剩余劳动力

但中国2004年出现了“民工荒”

民工荒仅仅是新闻炒作？

不过，为什么炒作？即使炒作，也需要有农民工劳动市场供求变化的背景存在

 

民工荒出现突出了理论和实践的矛盾

可能的解释：

1．             2004年出现的民工荒仅仅是偶然现象

例如它起因于政府在近年来实施的提高农民收入的政策。

例如2004年是个结婚大年

 

2．             2004年出现的民工荒标志着中国走出了劳动剩余经济

民工荒的出现可能意味着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市场上变得供不应求了。如果这是一个长期现象，那么，中国可能已经消除了严格意义上的剩余劳动力（不管它是如何定义的），中国经济不再是劳动无限供给的经济了。

 

      本文尝试的第三种解释

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在内涵和外延上也许很难不多不少地恰好覆盖转移出或者将转移出农业部门、从而对现代部门的劳动市场形成供给压力的农业剩余劳动力。

后者就是本文所说的 “有效转移劳动力”或者“有效剩余劳动力”（efficiently migrating agricultural labor or efficient surplus labor） $ 即在一定工资水平上，对现代部门的劳动供给发挥有效作用的农业剩余劳动力。

 

文献：

相关文献可见章铮 [2004]。章铮首先深入到农业剩余劳动力概念内部，分析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结构，提出中国可能会出现农业劳动力“过剩与短缺并存的局面”[2004]。

本文将在章铮研究的基础上并且利用他的统计资料，说明有效剩余劳动力的概念和其度量方法。

二、传统的剩余劳动力概念和度量

      1．剩余劳动力的概念

      a)  经济学的定义：

      刘易斯 [1954/1989] 的概念：在传统农业部门，即“在那些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如此众多，以致于在这种经济较大的部门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者等于零、甚至为负的国家里，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是存在的。”[1954/1989]

 

      对刘易斯的误解：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和小于零

 

刘易斯的标准：劳动边际生产率低于生存工资。

 

      b) 技术性的定义：

乔根森 [1961] 认为一旦出现农产品剩余，就会出现农业劳动力剩余。

郭熙保[1995] 认为只要农业劳动力平均耕地面积长期下降，农业就存在剩余劳动力。

章铮 [1995]认为农业劳动力平均的自然资源下降到一定程度，农业就存在剩余劳动力。

何景熙 [1999] 以城市工业劳动力的工作时间为标准，把劳动时间低于这一标准的农业劳动力都视为不充分就业或者某种意义上的剩余劳动力。

 

但是，所有这些技术性的定义都很难和经济学分析方法结合起来，或者说上述这些作者没有提出一套传递机制，把自己的定义和经济学分析方法结合起来。

      2. 剩余劳动力的度量

由于剩余劳动力定义的性质有经济和技术两类，度量方法也相应地分为两类。

a)    计算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并找出它等于某个特定值（零、生存工资等）时所对应的农业劳动力数量。国民经济统计的农业劳动力数量减去这一计算量，便是根据不同的边际生产率标准得出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

 

b)    计算生产一定农业产量或者使用一定农业投入所需要的农业劳动力，然后从国民经济统计的农业劳动力数字中减去它，便得到相应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

 

下面三个表列出国内学者的对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若干估计。表中的数据按照被估计的年份前后排列。

 

 

表1 关于中国农业（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的若干估计

作者（著作年份）

发布于2007年6月20日 苏青岗：国企出售重要规则参考附件 国企出售重要规则参考附件   目录 《关于企业兼并的暂行办法》————————————————————-2-3 《关于出售国有小型企业产权的暂行办法》————————————————-4-5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向境外客商让售全民所有制小型工业企业的暂行规定》——————-6 《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国务院91号令）———————————————-7-9 《国有资产收益收缴管理办法》———————————————————–10-11 《景德镇市国有企业出售实施办法(试行)》————————————————-12-13 《关于出售国有小型企业中若干问题意见》的通知——————————————-14-16 《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17-20 黑龙江省《关于鼓励外商、私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21-25 云南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私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实施办法》—————–26-28 《北京市关于境外投资者和境内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并购国有工业企业暂行办法》—————–29-31 《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32-34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35-39 《关于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有关问题的通知》————————————————————————-40-41       国企出售重要规则参考附件 苏青岗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上海 200433 《关于企业兼并的暂行办法》 【颁布单位】：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颁布日期】1989.02.19     企业兼并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竞争机制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也是深化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为了积极稳妥地推进企业兼并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一、本办法所称企业兼并，是指一个企业购买其他企业的产权，使其他企业失去法人资格或改变法人实体的一种行为。不通过购买方式实行的企业之间的合并，不属本办法规范。     二、企业兼并的原则     （１ ）企业兼并要以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为指导， 使资产存量向需要发展的重点产业、新兴产业和生产短线产品的企业流动，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     （２ ）企业兼并应遵循自愿，互利和有偿的原则，在竞争过程中进行、 实现优胜劣汰。不能用行政命令强制或阻挠优势企业兼并劣势企业。     （３ ）企业兼并要注重实效，其衡量标准是优化产业结构、 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和社会经济效益。     （４ ）企业兼并除国家有特殊规定者外，不受地区、所有制、 行业和隶属关系的限制。     （５ ）企业兼并既要促进规模经济效益，又要防止形成垄断， 以有利于企业之间的竞争。     （６ ）商业企业的兼并，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益，还要考虑方便人民生活。 一些经营蔬菜、小百货和从事其他生活服务的小型商业、服务业门店，在兼并时应统筹考虑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向。     三、被兼并方和兼并方企业的确定     全民所有制企业被兼并，由各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负责审核批准。尚未建立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地方，由财政部门会同企业主管部门报同级政府作出决定。为使兼并工作顺利进行，应征求被兼并方企业职工的意见，并做好职工的思想工作。集体所有制企业被兼并，由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报政府主管部门备案。     当前被兼并的对象，重点应是以下几类企业：     １ 、自己提出被兼并的企业；     ２ 、资不抵债和接近破产的企业；     ３ 、长期经营性亏损或微利的企业；     ４ 、产品滞销、转产没条件，也没有发展前途的企业。     凡属被兼并的对象，国家不再给予减税让利、补贴或优惠贷款等特殊照顾，以促使企业走兼并道路。     属于新兴产业的微利或亏损企业，应优先在本行业内实行兼并，以利于新兴产业的发展。     已经实行承包或租赁的企业，在确定其被兼并时，应先按照承包或租赁条例规定，办理中止合同手续。     四、企业兼并的形式     企业兼并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１ 、承担债务式，即在资产与债务等价的情况下， 兼并方以承担被兼并方债务为条件接收其资产。     ２ 、购买式，即兼并方出资购买被兼并方企业的资产。     ３ 、吸收股份式， 即被兼并企业的所有者将被兼并企业的净资产作为股金投入兼并方，成为兼并方企业的一个股东。     ４ 、控股式，即一个企业通过购买其它企业的股权，达到控股，实现兼并。     五、企业兼并的程序     企业兼并一般按如下程序进行：     １ 、通过产权交易市场或直接洽谈，初步确定兼并和被兼并方企业；     ２ 、对被兼并方企业现有资产进行评估，清理债权、债务， 确定资产或产权转让底价；     ３ 、以底价为基础，通过招标、投标确定成交价，自找对象的可以协商议价。被兼并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成交价，要经产权归属的所有者代表确认；     ４ 、兼并双方的所有者签署协议。 全民所有制企业所有者代表为负责审核批准兼并的机关。     ５ 、办理产权转让的清算及法律手续。     六、被兼并方企业资产的评估作价     被兼并方企业的资产包括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一定要进行评估作价，并对全部债务予以核实，如果兼并方企业在兼并过程中转换成股份制企业，也要进行资产评估。     资产评估组织一定要具有公正性和权威性，有条件的可利用现有会计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没有条件的可由有关部门组成临时评估组织。     资产评估作价可以采取以下三种办法：     １ 、重置成本法， 即按资产全新情况下的现价或重置成本减去已使用年限的折旧，来确定被评估资产的价值；     ２ 、市场法， 即按照市场上近期发生的类似资产的交易价来确定被评估资产的价值。     ３ 、收入法，即按预期利润率计算的现值来确定被评估资产的价值。     这三种办法可以互相检验，亦可单独使用。     七、企业兼并的资金来源和兼并后的产权归属     企业兼并也是一种投资方式，凡是国家规定可以用于投资的资金，都可用来兼并企业，当前主要有以下四项：     １ 、企业留用利润；     ２ 、企业节余的折旧基金；     ３ 、计划内用于投资的银行贷款；     ４ 、企业经过有关部门批准发行债券、股票等筹集到的资金。     企业兼并后的产权归属，原则上谁出资归谁所有。     八、被兼并方企业产权转让的收入归属     被兼并方企业产权转让的收入，归该企业的产权所有者：如被兼并方企业是全民所有制，其净收入除国家另有规定外，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组织解缴国库；未建立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地方，由财政部门组织入库，列入专门帐户，纳入预算管理。如被兼并方企业属集体所有制，其净收入 按产权归属比例分别归不同所有者。企业产权归属不清的，其净收入视同国有资产管理。     九、对被兼并方企业职工的安置     在目前社会保险制度还不健全的条件下，被兼并方企业的职工，包括固定工、合同工和离、退休职工，原则上由兼并方企业接收，在确定资产转让价格时要考虑这一因素。同时，要积极创造条件，推进社会保险制度的配套改革，逐步过渡到由社会吸收、消化。被兼并方企业职工的所有 制身份可以暂时不变。     十、兼并后企业的财政税收管理     企业兼并后，如果被兼并企业丧失法人地位，按兼并方企业的财政税收管理办法执行；如果被兼并方企业仍保留法人地位，在所有制性质没有变化的情况下，按被兼并方企业原来的财政税收管理办法执行；如果被兼并方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发生变化，按所有制性质变更后适用的财政税收管理办法执行；如果兼并双方通过参股、控股形成股份制企业，其财政税收的管理办法另行制定。有关全民所有制企业兼并后的财务处的办法，由财政部另行制定。 http://www.law999.net/law/doc/c003/1989/02/19/00024383.html   关于出售国有小型企业产权的暂行办法 【颁布单位】国家体改委/财政部/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颁布日期】1989.02.19 一、本办法所指的国有小企业的划分标准，原则上按１９８４年９月１８日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国营企业第二步利改税试行办法》中关于国营小企业的标准划分。     二、出售国有企业产权，应由各级政府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负责。在目前尚未建立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地方，哪些小企业产权需要出售，应按照企业隶属关系，由财政部门会同企业主管部门报同级政府作出决定。事先应征求企业经营者和职工代表大会的意见，做好职工的思想工作，减少不必要的震荡和损失。     三、要搞好出售企业产权的组织、协调和指导工作。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组建企业拍卖市场或产权交易市场。     四、国有小企业的产权原则上都可以出售。当前，出售的重点是下列３种类型的企业产权：（一）资不抵债和接近破产的企业；     （二）长期经营不善，连续多年亏损或微利的企业；     （三）为了优化结构，当地政府认为需要出售产权的企业。     已经实行承包或租赁的企业，一般应在承包或租赁期满后再行出售产权。对经营不善或确有必要出售的承包或租赁企业，应按法律程序，先终止承包或租赁合同，再进行出售。     五、国有小企业可以整体拍卖的形式出售产权，资产数额较大  的小型工业企业，可以折股分散出售。     六、国有小企业产权的购买者，可以是国内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私营企业、合伙团体和个人。     七、提倡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进行企业产权买卖，以促进一些企业和有关组织运用自己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的优势，去购买和经营被出售的企业。     八、对被出售企业的资产（包括无形资产）要认真进行清查评估。由卖方所有者代表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或组织专门小组，对被出售企业的财产进行全面清查核实和资产评估，并依据评估的资产价值、供求状况等因素，由资产所有者代表提出出售底价。     九、资产评估可以采取以下３种办法：     （一）成本法，即按资产全新情况下的现价或重置成本，减去已使用年限的折旧来确定被评估资产的价值；     （二）市场法，即按照市场上近期发生的类似资产的交易价来确定被评估资产的价值；     （三）收入法，即按预期利润率计算的现值来确定被评估资产的价值。     这３种办法可以互相检验，也可以单独使用。确定底盘价格前，要对被出售企业原有债权债务进行清理，随企业出售转移给购买企业的单位或个人，并由有关方面重新签订合同予以确认。     十、被出售企业产权价格的确定，要遵循以下原则：     （一）要保证国家财产不受损失，防止贱价甩卖和泄漏底价；     （二）底盘价格的确定应简便易行、公平合理；     （三）成交价格要在公开竞争中形成，禁止私下交易。     十一、被出售企业原租用的国有房产，征得房管部门同意后，可一并出卖。土地使用权经土地管理机关批准，也可以有偿转让，土地使用期限，按国家有关规定和企业不同情况确定。一并出卖国有房产与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的，要相应增加出售底价。     十二、购买企业的资金来源：个人、合伙和私营企业购买时，谁购买谁出资；全民所有制企业或城乡集体所有制企业，凡是按国家规定可自主支配的资金都可用来购买其他企业。     购买者原则上应一次付清价款。如数额较大，一次付清确有困难的，在取得担保的前提下，可以分期付款。分期付款的期限不得超过３年，第一次交款数额不得低于出售价款的３０％，欠交的部分应参照银行贷款利率交付利息。     十三、出售国有小企业所得净收入（包括利息收入），除国务院另有规定外，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组织解缴国库，尚未建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的地方，由财政部门组织入库，均作为专项资金，纳入预算管理。     十四、对被出售企业的退休职工有两种安置办法：一是购买方以接受全部退休职工作为条件，在确定底盘价格时考虑这一因素；二是按照历史有关数据，确定退休职工享受退休待遇的平均年限、人均年退休金，计算出退休职工劳保所需的费用总额，在确定企业产权出卖价格中考虑这一 因素，由购买方分期向社会保险机构交纳劳保统筹资金，企业退休职工的劳保费用即由社会保险机构负责支付。一般原则是，购买方是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宜采用第一种办法；购买方是合伙、个人和私营企业的，宜采用第二种办法。     十五、被出售企业在职职工的安置，要实行双向选择的原则。职工或走或留应在成交过程中达成协议。未被购买方录用及自愿离职的职工３个月内的工资和其它福利待遇不变，由购买方负责，所需费用支出可在确定价格时考虑这一因素。未被录用的职工，商请当地劳动部门帮助安排。     十六、企业出售过程中，被出售企业原领导班子和职能部门应坚守岗位，确保国有资产不受损失，并配合有关部门做好职工思想工作的资产清理，不得私分公物，滥发奖金、实物。企业出售后，原领导班子成员可由购买方重新聘任，未被聘任的，视同一般职工，由购买方或当地劳动人事部门统一安排。     十七、企业出售成交后，买卖双方要签订契约，并进行公证，办理产权和土地使用权转移手续。契约的内容包括：企业概况、出卖价格、付款方式、原有债权债务处理、退休及在职职工安置办法以及双方商定的其他事项。     十八、企业出售成交后，购买方应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报换发执照，其所有制性质随购买方的所有制性质而定，并按重新确定的所有制性质实施管理。     十九、企业出售成交后，购买方若要改变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向，要经政府有关部门审批。     二十、各级政府管理部门，对通过出售转为个人或合伙经营的小型企业，不得歧视，要积极引导，通过定期发布市场信息、传达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将其纳入正常的生产经营轨道。     二十一、外商、侨商、港澳台胞购买国有小企业，除商业企业和国家另有规定者外，可参照本暂行办法执行。     二十二、出售国有小企业产权的有关财务处理办法，由财政部另行规定。     二十三、各地可参照本暂行办法，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 http://www.law999.net/law/doc/c002/1989/02/19/00005506.html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向境外客商让售全民所有制小型工业企业的暂行规定    【颁布部门】福建省政府【颁布日期】19880707【实施日期】19880707【文号】闽政(1998)30号  第一条 为贯彻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加快福建省改革和开放的步伐，促进全民所有制小型工业企业（以下简称小企业）的产权转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结合福建省情况，制定本暂行规定。     第二条 凡福建省所属市、县向外国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以及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以下简称境外客商）让售小企业的，均应按本暂行规定执行。     第三条 本暂行规定的让售（或称出让、转让、拍卖），是指对小企业生产区内的建筑物、厂房、机器设备、水电设施等资产所有权和工业产权、专有技术实行有偿转让；其国有土地使用权，实行有偿有期限出让。     第四条 凡不属国家禁止设立外资企业的行业范围和城镇建设规划征地拆迁范围之内，产权明确、完整的小企业，均可按本暂行规定，向境外客商公开让售。     第五条 向境外客商让售小企业，应按企业隶属关系，由主管部门报当地市、县人民政府批准。     第六条 向境外客商让售小企业，采用公开招标形式，也可以由买卖双方进行协商洽谈。     第七条 境外客商需购买让售的小企业，应先向当地人民政府提交申请书和有关资信证明。当地人民政府认可后，卖方即应向境外客商提供小企业的有关资料，并准其进行实地考察。     第八条 各市、县人民政府应授权有关部门代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负责小企业让售的具体工作。包括清产核资、资产评估；对外公开招标或进行让售洽谈；以及与购买者签订让售合同等。     第九条 让售小企业的固定资产要重新作价；其土地使用权出让，应按国家和本省国有土地有偿出让和转让的有关办法、规定办理；工业产权和专有技术的转让，也可以在让售成交之后，由买卖双方另行协商定价。     第十条 小企业让售成交价应按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外汇牌价折算成外币。境外客商购买小企业，应以外币（包括美元、英磅、日元、港币等中国银行可兑换的货币）交付价款。     第十一条 境外客商购买小企业，应一次付清价款。经卖方同意，也可以分期付款，但应经具有经济偿还能力的其他境外客商担保。分期付款期限一般不超过两年，欠交部分可收取一定利息。     第十二条 小企业让售成交时，买卖双方应签订小企业让售合同，并与当地土地管理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上述合同应经当地公证机关公证。     第十三条 境外客商购买小企业后，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和本省有关规定向经贸部门申请设立外资企业。     第十四条 境外客商购买的小企业，其产权的变更、土地使用权有效期限内的转让或抵押等，均按国家、本省有关外资企业的法律、法规和有关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执行。     第十五条 境外客商购得小企业后，可按需要择优聘用原企业职工和管理人员，未被聘用的原企业人员，由当地劳动部门会同企业主管部门，按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妥善安排，当地人民政府应积极协助做好调剂工作。     第十六条 让售小企业的收入，应先提取各项必需的职工安置费用、偿还欠交的国家税利和银行欠款等债务，其余部分上交同级财政，专项用于其他企业的技术改造。     第十七条 本暂行规定由省经委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暂行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http://industry.hainan.gov.cn/gov/tjingmao/qygg/06/001/0001/05.HTM       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国务院91号令） 【颁布单位】：国务院【颁布日期】：1991-11-16 【题目】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颁布单位】国务院【颁布日期】1991.11.16【生效日期】1991.11.16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正确体现国有资产的价值量，保护国有资产所有者和经营者、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有资产评估，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国有资产占有单位（以下简称占有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资产评估：     （一）资产拍卖、转让；     （二）企业兼并、出售、联营、股份经营；     （三）与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开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或者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四）企业清算；     （五）依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进行资产评估的其他情形。     第四条  占有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认为需要的，可以进行资产评估：     （一）资产抵押及其他担保；     （二）企业租赁；     （三）需要进行资产评估的其他情形。     第五条  全国或者特定行业的国有资产评估，由国务院决定。     第六条  国有资产评估范围包括：固定资产、流动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资产。     第七条  国有资产评估应当遵循真实性、科学性、可行性原则，依照国家规定的标准、程序和方法进行评定和估算。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八条  国有资产评估工作，按照国有资产管理权限，由国有资产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和监督。     国有资产评估组织 发布于2007年6月20日 《中国近代经济增长的周期波动》讨论纪要 同济大学 中德学院 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教研室 双周研讨会纪要 2003年9月23号 中国近代经济增长的周期波动   2003年9月23日，同济大学中德学院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教研室召开研讨会，邀请了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玉茹。王教授是国内有名的中国经济史专家，她在本次研讨会上报告了她对中国近代经济增长周期的研究。 首先，王教授讨论了她对中国“近代经济”的时间界定。她认为近代经济应当以洋务运动为起点，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成立为终点。虽然西方资本主义在19世纪中期开始进入中国，但中国传统经济起初没有受到触动，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以工厂形式组织起来的经济形式没有出现。这种经济形式直到19世纪80年代才开始具有重要性，中国经济才开始出现现代经济增长的某些特征。王教授将19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分为如下三个周期： 第一个周期：1887年－1914年。这一周期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是洋务运动和大量外国资本的输入。洋务运动本身也经历了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商办的发展阶段。由于经营管理的不善，政府主导的洋务运动兴起快，衰落也快，因此经济在增长了一段时间后便放缓下来。 第二个周期：1914年－1936年。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内私人资本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又称为私人资本阶段。1914年以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国资本在中国的投资呈绝对下降趋势，但已经有了初步积累的中国私人资本出现了投资高潮。北洋政府尤其是民国政府成立后，建立了各种协调经济发展的政府机构，颁布了很多法律法规，这对当时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重大作用。这些法律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颁布的法规基本相似。这些法律的颁布又刺激了新的投资。当然，在这一阶段，经济增长也出现过波动，这主要是由军阀混战造成的。这一个周期的后期，由于世界经济危机，中国出现了通货紧缩。 第三个周期：1936年至1949年。由于战争，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王教授指出，在第一和第二个周期中对经济增长起作用的因素主要是投资的增长，管理方法的改进、政府的政策促进（激励革新、资助参加世界展览会等）、中国当时相对稳定的政局。 王教授在周期研究中主要采用了两个测度指标：人口和国民收入。相对于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中国在进入近代经济增长之前，人口增长速度是快的。当时中国人口处于加速增长的状态。虽然与现在的情况相比，当时的人口增长速度不是很快。但由于当时中国经济发展仍然是一种传统的模式，没有出现技术革新，经济结构也没有什么实质性变化。人口的加速增长使得中国在进入近代经济发展之前已经背上了沉重的人口包袱。王教授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测度指标国民收入。由于近代中国缺乏对国民收入的统计，现在所能利用的数据仅仅是对若干年份的估计数，无法形成时间序列。但近代中国有比较系统的物价统计与海关进出口统计。在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的周期波动时，王教授主要采用的是物价指数，同时辅之以海关统计，以及若干学者关于国民收入的不同估计。王教授并指出在测度指标的选取中存在着许多缺陷，因此必须慎重。 与会者对王教授的研究提出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形态对经济发展有哪些影响？是否可以认为只要社会稳定就有经济的发展？ 王教授认为对于经济发展，仅仅社会稳定还是不够的，还要有新的生产力的出现。至于社会形态，对中国在近代经济增长之前的社会形态的性质，是否封建社会，学术界争论很大。 2．对近代经济增长的周期研究有什么现实的意义？是否可以根据研究在经济发展低谷的时候采取一些措施? 王教授指出对后发展国家来讲，政府行为是很重要的。王教授通过比较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洋务运动，对这个问题作了详细的说明。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发生在同一时期。但中国的洋务运动是自下而上、被迫进行的，而日本的明治维新是自上而下、主动实施的。当时日本政府采取了很多的措施，建立了基本适应经济增长的法律制度，对日本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经济的增长速度很快。但是中国在洋务运动之后，整个经济状况仍然没有很大的改观。 3．当时中国农村出现了劳动力过剩的现象，对于剩余的劳动力是如何吸纳的？政府是否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吸纳这部分劳动力？劳动力剩余的出现是否会促进工业化的发展？ 王教授认为中国近代经济中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到城市的过程是很困难的。当时中国没有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但也没有劳动力市场，招工基本上采用包工制。虽然城市化会吸纳一部分剩余劳动力，但是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仍然沉积在农村，政府没有采取特别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4．若无外力的推动，近代中国是否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土壤？ 王教授表示不可能。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由于外力的推动作用，而不是由于自身经济发展的要求。 5．在中国一般情况下，经济史是按照政治运动来分期，而王教授按照经济发展波动来划分。那么政治体制因素对经济发展起到哪些作用?比如说财政制度发展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很大，那么政治运动对经济发展周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王教授指出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截然分开是不可能的，但是经济发展的惯性也不完全取决于政府和政治运动。这一点是经济发展与财政政策发展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不同。 6．近代中国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是否可以认为近代经济的增长就是农业的增长？ 王教授说虽然在中国近代经济中，农业所占的比重很高，但是投资主要用于城市。在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中，经济结构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的状态。经济增长指的不是农业经济的增长，所以说经济增长的周期和农业的发展是没有关系的。 7．近代经济周期研究具体使用的是哪些指标？ 王教授说她主要使用的是国民收入和人口。但是国民收入没有连续的统计，所以实际上采用的是物价指数。王教授在研讨会上发放了9个物价和进出口统计曲线图，9个图对应9个指标，它们是分别计算的和绘制，没有采取加权的方法，但是9个图表现出来的周期却基本趋同的，这说明尽管没有使用国民收入指标来确定周期变动的年份，但周期波动的基本趋势和基本年代是有一定可信程度的。 8．价格指数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代表国民收入? 王教授表示价格指数不能完全代表国民收入，而且物价指数受世界价格指数的影响是很大的。 9．根据王教授的图表，可以看出经济发展的周期，但作者是否忽视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第二阶段的低点会不会比第一阶段高点的数值还要大？ 王教授说这个现象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由于研究数据的缺乏，无法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此外，还有人提出，王教授将1936年到1949年作为第三个周期，由于在这个周期中中国经济增长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将它做为一个周期可能没有实质性意义。同时，王教授的周期研究即使有资料基础，但似乎还只是一种有欠深入的描述性研究，对导致周期繁荣和衰退的动力还缺乏具体的说明。同时，如何把中国近代经济的周期波动和现代经济学的周期理论结合起来研究，也是应当考虑的。另一方面，按照王教授的区分，中国近代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很不规则，这是否表明中国经济在1949年之前还没有成熟到足以形成周期的状态。所有这些以及其他问题都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