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智美（学号：027004） 高级宏观经济学 专题 11
专业：政治经济学 指导教师：胡景北
转型经济中私有化的再思考
前 言
经济学家普遍认识到所有权至关重要，私人所有权是企业良好绩效的一个重大决定因素。同时，许多经济学家也承认所有权不是决定企业经营绩效的唯一因素。适宜的经济政策，运行良好的法律和行政机构，尤其是那些创造并保证财产所有权、管理资本市场和网络、控制基础设施企业的自然垄断因素的机构，也起着重大作用。但转型国家的私有化却出现了许多问题，以致于一部分经济学家对转型国家应不应当实行私有化发生了怀疑。但多数西方经济学家仍然赞成转型国家的私有化努力，并且注意到私有化过程中所发生的偏差以及如何纠正偏差的问题。本文将介绍的John Nellis对转型经济私有化的看法便属于后一类经济学家的观点。Nellis强调，虽然一些转型国家尤其从前苏联解体出来的转型国家在私有化中出现了许多错误和失败，但大多数中欧、东欧和波罗的海沿岸前计划经济国家的转型实践证明了私有化的有效性。因此，解决前苏联解体国家等转型经济的问题，不是停止或退出私有化，而是要找到正确实行私有化的办法。对经济学家来说，要对私有化这一概念进行再思考，而不是要抛弃私有化。
提 要
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私有化提高了企业的经营绩效。但在一些体制较弱的转型经济中，所有权的转变至今没有达到该有的效果。原因是，大规模急速私有化机制将一般性财产转移到缺乏激励、技能及管理才能的人们手中。大部分高质量资产落入有才干的、机敏并有良好社会关系的少数人手中，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人不愿进行彻底的体制改革，而这些改革可能会使他们合法拥有这些资产。在没有良好体制的情况下，私有化会且已经导致停滞和非资本化，而不是带来更好的财政结果及增长的效率。
那该怎么办呢？建议包括重新国有化和推迟进一步私有化，二者都伴随着加强国家的管理行政职能。这些方法似乎都不可能短期内产生效果，遗憾的是那些私有化搞得一蹋糊涂的政府，同样很可能管理不好国有企业。许多中欧转型国家没有必要采取加强国家职能办法，它们的私有化基本上不到预期效果，对于体制薄弱的国家，采取合理的不太剧烈的短期行动将更推动作用。步子缓慢些，逐渐私有化，并与国际援助团体合作，这样就有望成为成功的典范。
Ⅰ..私有化是否蒸蒸日上
私有化浪潮已席卷全球，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将部分或大部分国有公司变成私有，其中包括基础设施、制造业和服务业。中欧、东欧国家及前苏联的大多数企业进行私有化。目前全世界约有75000多家大中型企业，成千上万家小企业已完成私有化。因此而产生的总收益估计在7350亿美元以上几乎每个国家都在将部分或大部分企业私有化，其中包括仍旧保留了大量公有企业的印度、俄罗斯、中国、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私有化拯救了古巴和朝鲜。
私有化成功的有力证据是，私有化浪潮并没逆转。到目前为止，仅有少数私有企业重新国有化，其中国有化办法是间接的、短暂的，如智利、捷克的国有银行将坏账转为股权。
大量的所有权转变的结果是什么？
Megginson及其同僚评论说，许多成功的私有化案例来自于OECD（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私有化首先从工业化市场经济开始，随后广泛普及，Bonbakri和Cossat考察了21个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79个企业私有化前后，得出结论，平均而言，这些企业的营利、经营效率、资本投资规模、产量、就业都有很大的增长，杠杆率下降，股利上升。1998年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转型经济的调查研究证实了，私营企业的绩效普遍高于国有企业。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企业提供了更多的例证支持以上结论。1998年对埃及28家私有化后的企业进行调查，发现其中71%的企业销售量增长，68%收益增加，96%人均工资增加了，82%短期和长期债务都减少了。1997年对墨西哥218家私有化企业调查显示，销售收入增长了24个百分点，营利及产量都增加了。单位成本下降，低水平就业增加，保留原有职位的蓝领工人的工资也大量增长。事实表明，几乎每一家企业私有化前后对比，平均而言，绩效都有大幅度提高。
然而，尽管转型具有普遍性，在20年中，私有化从新事物到传统的普通事物。尽管投资银行家评价私有化的成功是无可争议的，尽管有大量证据表明，私有化会提高公司经营绩效，仍有人对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初自由化推动的私有化进行质疑，主要是指“修正主义”的多面性。疑点是什么呢？包括如下：
· 有些学者对支持私有化的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和理论持怀疑态度；
· 有些人从来就认为私有化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好方法，至少就有些企业或某些经济类型而言是这样；
· 尽管私有化对股东和出售股权的国家是有利的，但对一些相对贫困和弱势的群体是不利的；
· 有些以前支持私有化改革的人被目前俄罗斯等国家私有化改革所面临的困难所迷惑。
该研究并不是要对私有化作全面批判和质疑其目的是评价转型经济中的私有化的成效和不足。这一研究是要考察什么地方及为什么绩效不如人意，并要讨论有效转型的政府及其支持者是如何做的。因此第二部分从对私有化的一般质疑到具体评议转型经济过程展开研究。第三部分考察对所提问题的种种可行的、建议性方法。第四部分作出总结。
顺便概括一下，本篇研究的主要结果如下：
· 中欧、东欧及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私有化已证明了它的价值。
· 在体制薄弱的转型经济国家，主要是前苏联，人们对私有化的期望过高。
· 出于政治考虑，大量的迅速私有化交易将所有权赋予“内部人”股东。原因是，有人会切断企业和国家的联系，迅速产生大量的私营业主，因此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将大量的所有权出售给进行私有化企业的工人及管理人员。如果这些内部人得不到股权，他们很快就会阻止私有化——转型过程。
· 另有一些转型经济的证据非常接近传统的西方市场，这又表明，私有化已经成功了。越往东，私有化要求支持越多，金融规范、竞争、新企业进入的自由需加以完善。
· 在这些案例中，迅速的、大规模的、内部人为导向的私有化形式一般都没有能使得企业在竞争市场运行中生存和兴旺。
尽管以上控诉是严肃的，但还没有理由说明，这些国家如果还保持公有制，他们的改革绩效会更好。事实上，这些国家私有化搞不好，公有制企业也是搞得一塌糊涂。总之，在许多案例，私有化绩效是显著的，因此，我们同意改善私有化方法，而且要更多地关注配套制度、规章，反对重新国有化，反对寻求使国家所有权更有效的途径。关键的一点是，如何纠正和改善体制薄弱情况下的私有化。
Ⅱ.私有化及其反面意见
对私有化必要性的怀疑，意味着，私有化这一概念的预期效果大于其实际已获得的效果。最初的一个观点是，竞争和市场结构至少和所有权一样对企业的效率起着决定性作用。新近持有这一观点的Pankaj Tandon基于1994年的一项堪测认为：
“有许多案例，私有化并没有带来效率的提高，这与私有化前后竞争程度没变有关系……当然也有许多案例，私有化似乎导致效率提高，然而，大多数案例，私有化同时伴随着不规范及其他加强竞争的手段。”①Tandon得出结论，“是竞争水平，而不是所有权”决定了效率结果。
Tandon承认，私营业主会采用恰当的激励机制来提高效率，他也认为，政府处理委托—代理问题很可能不如私营业主。然而他宣称：“在竞争性市场，存在一些机制使得公有企业能和私营企业一样有效运转，但如果市场被垄断，私有化本身不能保证效率。”②Tandon认为（ⅰ）如果政府加强竞争力度，使用有效的管理方法，并象私营业主一样，采用激励机制，也会产生有效行为和结果。（ⅱ）原来归于所有权变化的前后观察的积极结果，实际上应归结于竞争的加强。这就意味着，许多私有化倡导者的结论更理想化而不科学，不改革所有权而谋略达到提高绩效的目的，认为私有化可能产生一些副作用，这些观点是不够明智的，也不严谨的。
另一方法上的批判就是“选择偏见”。这种观点更直接，私有化企业效率的提高并不必然表明，私营业主更能经营，绩效提高意味着这是一个经营较好的私有化企业。这种批判对转型经济中的私有化研究极为不利，对成千上万的交易，一般倾向于将所有权赋予内部人（内部人被认为是对企业前景拥有良好信息）因而缺少对内部人交易的限制。
转型经济中支持私有化的最强有力的证据有两个例证研究，一个是考察1994年中期企业绩效，另一个考察了1995年末私有化绩效。然而早几年这些绩效是否保持下来？以下捷克共和国的例子表明，答案是否定的。
很明显，越向东看，越不可能看到私有化的迅速、巨大的收益。Georgia对92个国有和私有企业作了考察，结果发现，不是私人所有权和结构改革紧密关联，而是竞争与金融规范和结构改革息息相关。对亚美尼亚50家大中型私有企业的调查显示，其中只有3家企业有新投资，大多数企业经营继续下滑，最终破产。即将完成的蒙古的调查表明，部分国有企业比私有企业经营得更好。早期对俄罗斯的堪查显示，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几乎没有绩效差别，企业私有化前后也几乎没有绩效差别。1997-1998年对哈萨克、俄罗斯、乌克兰等国960家私有化制造业公司的调研数据，发现最彻底的结构重组发生在被外国投资者收购的少数企业。管理层所有者的绩效记录良莠不齐，外来投资者和工人所有者似乎没有产生企业结构重组。甚至在中欧，波兰的相对缓慢而又谨慎的私有化，带来了持续有效的经济增长，却也给转型过程的私有化的必要性投下了怀疑的阴影。
俄罗斯的私有化经验尤其值得批判。1992-1994年以证券为导向的大规模私有化将大约15，000家企业所有权主要转给“内部人”。结果，管理者和工人联合控制了这些私有化企业的大约2/3的股份。这一规划的设计者企图避免内部人控制，然而可能阻止内部人控制的金融机制却被当时超级通货膨胀扫得一败涂地。而且，这一大规模行动发生时，却没有对此荒诞行径作重大谴责，直到1994年秋，呼声才高涨：
· 金融规范和自利应使内部人控制的公司进行第二次交易，引进外部人所有权；
· 应采用透明的、合理的、无证券的方法对还掌握在国家手中的大部分待业进行私有化。
多种因素组合在一起就阻止了这一私有化过程的进展。第一，新型私有化企业的很害怕推动控制权；许多成为所有权人的原有管理人员发现，游说政府以获得支助，比让企业走上达到竞争性业绩的轨道更容易。第二，许多企业的财务和物质条件没有吸引力，没有多少外部投资者对它们有兴趣。第三，由于严惩缺乏体制基础和保护措施，对透明的二次交易没有激励因素，这就更使外部人没有信心。第四，一系列必要的支持性政策和制度可能使企业有动力产生良好效果，如硬预算控制，合理的税收和服务，允许和鼓励新企业进入的机制，这些政策和制度却因俄罗斯政府的频繁更迭而没能得到有效实施。第五，一般地，缺少制度化的产权，实际上就是缺少产权转化的经济规则。对那些在大规模私有化规划中的转型企业来说，这些因素混合在一起阻碍了私有化企业必要的第二步即对外部投资者和所有者开放，而这些外部人会带来必须的资本、市场准入、管理专业知识以及私有化公司的基本精神。
更为糟糕的是，一批以贡献者为首的人劝说俄罗斯政府以透明的、可信的“一例接一例”的方法出售一些大型企业，他们作了大量工作，却徒劳无益。1994年以后，很多企业掀起了第二次私有化浪潮，这次“以贷款换股份”的计划，却更为荒唐。第二阶段“是不透明的…包括明显的利益冲突…行贿…以及一些娱乐性领域，除了外国投资者和政府不支持的银行外，两年间，俄罗斯的私有化使突出成绩转而被认为是腐败的、堕落的而没能达到先前所说的目标。”③
其他人则更离谱了，他们认为俄罗斯的整个私有化过程，包括以证券为导向的大规模努力，是该国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这种观点认为，分配所有权，在积极的结构改革道路上建立企业，将生产资料从国家手中转移到少数幸运者手中，不受传统、法律、抵触的权力束缚，他们夺取企业资产，而没有恢复经济增长、创造就业，这些行为却可能使所有权转移变得合乎情理。
随着时间的推移，缺少周转资金，产值继续急速下降，财富集中，损坏廉洁，掏标准的“一例接一例”的方法，越来越萎靡不振，这些现象因素揉合在一起，使得原本立场艰定的观测者也拒绝所有或大部分俄罗斯私有化途径，而不只是拒绝臭名昭著的“以贷款换股份”的机制。Kenneth Arrow因此称俄罗斯私有化为“一场可以预言的经济灾难”。他认为，如果俄罗斯1992-1995年体制薄弱，并有高度通货膨胀，容易预见私有化的不良结果。Jeffrey Sachs则主张俄罗斯政府将早期错误地进行私有化的企业重新收归国有。Simon Commander认为俄罗斯的内部人私有化导致了低投资和低生产力因此导致了俄罗斯的“财政困境”。所有俄罗斯经济学家及少数西方同僚总结说，俄罗斯的整个私有化方法是错误的，应该先建立相关制度（而不是同时建立），先有恰当的手段来巩固国家结构。这些批评家尤其强调，必须重新创造和加强监督、协助国有企业的机制。建议通过国有控股公司形式，准备向竞争性市场操作平稳过渡。私有化的消极态度是，许多联邦立法成员强调将大多数私有化企业对联邦政府的巨大税收负担转成股权，这就会对工业资产重新实行大规模国有化。
私有化的有限期望在俄罗斯也许是合理的。因为在转型的同时，存在不利的经济结构条件及大量的政治体制崩溃。而这些情况在捷克可能都不存在，现状和历史使得俄罗斯私有化的有限期望变得合理。1992-1995年大规模急剧私有化完全且长久地切断了国家和转轨企业之间的联系，将私有化企业送上本国和外国市场上无支助的竞争道路上。
首先，迹象就令人鼓舞，到1995年止，捷克私有化者将1800多家企业推进两次证券兑换浪潮中，将很有潜力的集团企业出售给有战略的投资者，将其他资产转让给以前的业主或大享。到1996年，捷克首相Vaclav Klaus能够称，转型已或多或少完成了，因此，捷克共和国可以视作普通的欧洲国家，能随一般的经济政治问题。相对较低的通胀，低失业率，私营部门占GDP的比重迅速爆炸性地增长，高投资率，大量出口到欧盟国家，继续1993年开始的GDP增长，1995年达到高峰，增长6.4%。所有这些指标似乎证明了这一判定。
捷克的GDP增长率在1995年末下降了，1996年再次下降，1997年下降到1%，结果1998年下滑到负数，年均GDP缩到2%，1999年增长率为零或稍偏正数。和邻国4%或5%的增长率相比，捷克的经济衰退了。有许多原因导致其经济下滑，包括德国（目前捷克的最大贸易伙伴）的略微衰退，1995年末1996年初金融管制不善。然而，大量的谴责是实行私有化的方法。1998年OECD报告说明，“捷克私有化的证券方法产生了所有权结构，阻碍了有效的公司治理和重组。”总是的核心是，私有化投资基金管理不规范，大多数大额基金掌握在主要几家国有银行手中，这样，捷克国家仍保留了控制性或大部分股份。批评家说，结果可以预言：
· 既然银行把资源放手贷给企业，投资基金会就不会去处理这些企业不良的经营业绩。
· 这些受国家影响的、管理不善的、没经验的银行就会把款贷给高风险、无潜力的私有化企业（而无论这些企业是否为分支基金会所有）并永久展期贷款，而不是将企业推入破产。
· 破产制度本身很薄弱，过程又长，这就进一步减弱了金融市场规范。
· 资本市场上缺少谨慎的规章制度和实施机制，为各种可疑的不法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基金管理者以少数股东为代价，损害企业的健康运作。例如
· 允许基金管理者让企业负债，然后抽逃资金，使企业被债务捆住，而无法进行结构改革。
许多人因此下结论，捷克企业通过证券私有化，投资基金会控制大量股份，企业就没有充分和长时期进行结构改革。不充分的企业结构改革的明显决定因素在于资本和金融市场上非常显著的弱点，证券私有化本身——强调速度，延后考虑多方面法律制度框架——被视为根本性原因。David Ellerman直言，捷克制度是一次灾难，“从控制权分离出所有权”，其消极结果可想而知。况且，基金会本身缺少稳定的所有权，更大范围的经济几乎没有制度性机制来激励公司治理。Ellerman得出结论，其自然结果是，“基金管理者和企业管理者双向控制”，同时伴有“私有化工业部门的漂浮、停滞、非资本化……”④
转型社会谁从交易中获利，谁将失利，这是私有化的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如前所述，相当一部分对俄罗斯和捷克私有化的批判，源于对这个国家改革的广泛观测，尤其是观察到，私有化使极少数人获利，而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两国的证券投资者从中获益，而工人却生活无保障。
迄今为止，对转型国家的研究还没有深入到“出售公有企业的福利后果”问题，而这一福利后果涉及到售卖者、购买者、工人、消费者和竞争者的得失。实际上，几乎没有关于转型社会私有化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的经验性的研究工作。分析家已开始对私有化和收入的关系作出一些模糊解释。例如，Garner和Terrell观察到1993年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收入分配有所改善，而且收入不平等远没有1996年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所申诉的那样严重。Newell和Socha考察了波兰的私有化对工资分配影响的相关问题，得出结论，私有化的一个后果是“私营部门工人普遍比国营部门同样企业的工人收入低，”并且收入差距在扩大。但只是这开头的工作是不够的，还需对这一总是进行更多的研究。
人们普遍认为，转型国家私有化，妇女比男性代价更大。唯一考察这个问题的是Sewall，他认为匈牙利的私有化，妇女的成本是男子的三倍，因为企业被新的所有者接管，妇女下岗比率高，私有化通常要关掉企业的社会服务项目——食堂、医务室、日托中心——这些都是妇女就业之地，而且妇女几乎充斥了这些社会服务单位的整个劳动力。这是对这唯一一个国家的唯一研究，但认为这些结果能应用于其他国家。
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部 专题：11
2002－2003学年第一学期 “高级宏观经济学”博士课程论文
指导教师：胡景北教授
转型国家私有化的再思考
丁晓钦（027003）
目 录
1. 导论 ……………………………………………………………………………………………1
2． 转型国家的私有化成效…………………………………………………………………………
2.1 变迁中的范式…………………………………………………………………………………2
2.2 私有化成效的理论……………………………………………………………………………2
2.3 数据及实证方法………………………………………………………………………………4
2.4 “所有权变更”能提高经济绩效吗？………………………………………………………5
2.5 深度私有化的配套改革………………………………………………………………………6
2.6 政策推论………………………………………………………………………………………9
3. 参考文献 ………………………………………………………………………………………9
表1 根据经济绩效的初始状况对转型国家进行分类 …………………………………………4
表2 COT (OBCA)的增加使GDP中经济绩效提高或降低的OBCA (COT)值………………………8
表3 置信度为95％时OBCA水平可以保证COT的增加能提高经济绩效的年度………………8
1. 导论
在过去的十年里，东欧转型国家的私有化在宏观经济层面有得有失，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得失？原“华盛顿共识”认为私有化即所有权的变更，这种观点似乎过于简单化、绝对化。
Zinnes，Eilat 和Sachs 在2001年递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工作文本The Gains from Privatization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Is “Change of Ownership” Enough? 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并给出了相应的解释。他们认为，经济绩效的提高来自于“深度私有化”，即在主要的制度以及与“代理”有关问题的改革超过一定水平时而进行的私有化。而且，他们还发现由于初始条件的不同，同一政策在不同国家产生的经济绩效也不尽相同。因此，他们试图解释是哪些因素造成了过去十年中转型国家的私有化在宏观经济层面的得与失，并为经济转型国家的私有化政策的制定提出了一种修正的范式。
他们首先对范式的各种争论进行了总结，并指出私有化问题在其中起着如何重要的作用。他们发现，原“华盛顿共识”将所有权的变更等同于私有化，将所有权变更视为政策的需要。然而，通过对私有化文献的研究，他们发现了其它一些重要的因素，它们包括代理问题的解决机制、预算约束的硬化、市场竞争、公司目标的非政策化，以及支持这些因素的机构及规章制度的建立。他们通过对24个国家的实证研究来考查：是否仅仅通过所有权的变更就可以提高经济绩效？抑或还有上述其它因素的作用？
他们在研究中引入了两个重要的条件，一是经济绩效的初始状况，二是转型的周期。他们沿用了他们在2000年合作的Patterns of Economic Reform and its Determinants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1990–1998 一文中使用的指标进行经济计量分析，来解决所有权变更的程度、代理问题、其它改革的进程及衡量经济绩效的可选方法等一系列问题。
接着，他们用经济计量方法对文章的中心论题进行了研究。他们首先表明仅有所有权变更的私有化不足以提高经济绩效，这一结论用包括GDP的复苏、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在内的方法来衡量都是成立了。接着，他们又采用了OBCA指标来解释谨慎管制、公司治理、企业预算约束硬化和管理层目标等方面改革的问题。他们发现，当该指标本身促成了经济绩效的提高时，私有化真正得益于所有权变更和OBCA二者改革的结合。正如Pistor（1999）所强调的，只有当保护所有权的法律规章制度已经建立并付诸实施，所有者才能行使所有权赋予的特权来提高公司的生产能力、增加公司的盈利。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的经济绩效才有可能提高。
对此结论他们作了以下的量化处理：OBCA的水平越高，所有权变更的私有化程度的提高对经济绩效的促进作用也越大。具体来说，当所有权变更对经济绩效有积极作用时，OBCA的水平越高，这种积极作用也就越大；当所有权变更对经济绩效有负面影响时，OBCA的水平越高，这种负面影响也就越小。由此可以推论，所有权变更的私有化如要对经济绩效产生积极的作用的话，OBCA必须达到一定的门槛水平。如果OBCA的配套改革不力，所有权变更的私有化则会对经济绩效产生负面的影响。这可以用来解释所有权变更的私有化带来经济全面恶化的原因，即如果没有一套制度来保证所有者行使其权利，那么所有权变更带来的仅仅是以私人部门代替政府对管理层进行控制，而控制的力度和效果并没有加强。他们通过研究，指出了OBCA没有达到这一门槛水平的国家以及年份。这一结论还告诉我们，同一政策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因此私有化的政策也必须视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配套改革的水平而定。
2. 转型国家的私有化成效
2.1 变迁中的范式
在历史上的经济萧条时期，政策制订者很少是根据一套原则在某一领域采取一些重要的、通常是激进的行动。情况往往是当这些混乱的、毫无规律可循的事情发生后很久，这些原则的确切性质和根本假设才日渐明朗，二十世纪的许多事件如列宁的“新经济计划”、“罗斯福新政”及马歇尔的欧洲计划都是如此。
可以说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前十年，转型国家也是以这样一套原则为基础的，我们称之为“范式”，这个范式就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著名的“华盛顿共识”。对“华盛顿共识”的描述和分析很多，其核心原则可概括如下：迅速私有化、宏观经济稳定、迅速自由化、持续的财政政策、对外贸和外资的经济开放。
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该范式中的一系列潜在的假设：首先，转型的关键是将经济部门的企业所有权转移到私人手中，而且越快越好，私人一旦拥有企业，虽然会有利己主义的行为，但同时会产生自我增强的有效的力量来要求建立私有产权所需要的一切制度，从而将它们在市场经济中固定下来；此外，新的股东阶层会使公司治理的结构有利于他们对企业管理者进行监督。
宏观经济稳定、私有化、结构调整以及后来的系统转型(Åslund $ 1994; Kornai $ 1994; Sachs $ 1996)一直困扰着人们，而这些原则使人们对此问题的争论在过去十年里越演越烈。十年过去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资料也越来越多，而Clifford Zinnes，Yair Eilat 和Jeffrey Sachs 在他们文章中提出：私有化是否能提高经济绩效？私有化提高经济绩效的先决条件又是什么？而贯串这些问题的主线是：需要建立哪些相关的制度才能使私有化的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Pistor $ 2001)。这些制度主要是有关股东权利保护、银行业务健全、债权人保护、破产委员会、资本市场监管以及商业法规执行的种种制度。他们着重研究哪些能使私有化的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的相关制度的作用，并认为政策制订者应实行“深度私有化”，即在所有权变更的同时加强相关制度的建立。
2.2 私有化成效的理论
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部 专题：9
2002－2003学年第一学期 “高级宏观经济学”博士课程论文
指导教师：胡景北
私有化企业业绩研究
文献综述
西方经济学专业
张肖虎
02027007
目 录
1. 简 介
1.1 私有化浪潮及方法简介
1.2 问题的提出
2. 私有化企业业绩的实证研究
2.1 私有化后企业企业业绩的度量
2.1.1度量的方法
2.1.2样本和时期的选择
2.1.3统计方法的选择
2.2 私有化对于企业业绩的影响
2.2.1私有化对于企业业绩的总体影响
2.2.2私有化方法对于企业业绩的影响
2.2.3私有化后产权结构对于企业业绩的影响
2.3 影响私有化企业业绩的其他因素
2.3.1市场因素
2.3.2制度因素
2.3.3公司治理
3. 结 论
私有化企业业绩研究
文献综述
摘要：私有化盛行的一个重要假设就是：私有化能够提高企业业绩。自然地，对私有化后企业业绩进行实证研究是证实或者证伪假设的关键。这方面的研究文献很多，它们主要回答了下面四个问题：一、度量私有化后企业业绩变化的方法和具体指标是什么？二、私有化后企业业绩改善抑或恶化了？三、不同的私有化方法和不同的产权结构对于企业业绩变化有什么不同影响？四、影响私有化后企业业绩变化的其他因素是什么？
关键词：私有化，企业业绩
1、 简介
1.1私有化浪潮及其现状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私有化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经济现象之一，截至1997年，全世界约有1610亿美元的公共资产被出售。Roche（1996）认为在将来的二十年时间里用于私有化的基金将会达到60，000亿美元。为什么私有化会如此盛行呢？原因很多，但最关键的一个假设是私有化有助于提高公司绩效，有助于国家经济增长。这个假设是否与现实经济相吻合呢？很多学者对此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尤其是在东欧国家的大规模私有化之后。因为这种大规模的私有化为验证上述假设提供了很好的样本。这些实证文章，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从微观层次上研究私有化后企业的绩效是否真正得到改善；二是在宏观层次上研究经过大规模私有化后的国家经济状况是否得到提高。就目前来看，这些私有化的结果还很难肯定。尤其是从宏观角度上看，现在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转轨国家（如：中国，波兰和斯洛维尼亚）私有化的速度并不快，而私有化进程很迅速的国家（如：俄罗斯，乌克兰和捷克共和国）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甚至出现经济倒退。有些学者认为：（Sachs et. al. 2000）私有化本身并没有带来经济增长，只有在伴随着深层次的制度改革时，私有化才会带来正面的影响。他们进一步认为，产权改革对于经济增长和企业业绩改善的影响还取决于市场环境、法律环境、政府目标、公司治理模式等其他因素。单从私有化过程考虑，不同的私有化方法、不同的产权结构对于企业业绩的影响也不相同。目前对私有化后企业业绩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仅仅考虑产权改革影响的方面。本文主要是对这类文献的综述，并着重关注以下四个问题：
一、度量私有化后企业业绩变化的方法和具体指标是什么？
二、私有化后企业业绩变化了吗？改善了还是恶化了？
三、不同的私有化方法和不同的产权结构对于企业业绩变化有什么不同影响？
四、影响私有化后企业业绩变化的其他因素是什么？
本文总共分为三个部分，文章的主体是第二部分。第二部分中的第一小部分主要针对第一个问题；第二小部分针对第二、三个问题；第三小部分针对第四个问题。文章的第三部分是结论。
2、私有化企业业绩的实证研究
2.1私有化后企业业绩变化的度量
2.1.1度量的方法
在大量有关私有化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的文献里。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我们可以大致对这些文献按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分类的标准主要有以下两种：
1） 、根据实证研究的私有化企业绩效比较对象划分。
根据上述的标准，可以把文章分为两类，一是比较企业私有化前和私有化后的业绩；二是把私有化后企业的业绩和现存国有企业的业绩进行比较。几乎所有的实证方面的文献都可以划分为这两类，其中，Megginson et. al.(1994)的文章和La Porta and Lopez-de-Silanes(1997)的文章就是采用第一种分类方法的典型文章；Pohl et al.(1997)的文章是采用第二种分类方法的典型文章。这两种方法各有利弊。采用第一种分类方法时，要充分考虑企业私有化前重组带来的绩效改善，注意区分重组对企业绩效的作用和私有化对企业的作用。采用第二种分类方法时，要尽量选择外在经营环境比较相似的企业进行比较；另外，由于大部分国家存在着绩效较好的国有企业首先私有化的情况，所以在采用这种方法时要尽量用统计方法排除这种影响。
2） 、根据绩效考核方法来分类。
大体上来说，有关这方面的实证研究也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近几年来比较引人注目的、也采用的较多的一种研究方法――市场判断法。市场判断法指的是，在通过股票私有化时首次发行给投资者带来的收益和市场稳定后（aftermarket）的收益。另一类是前几年采用的比较多的方法――会计判断法，通过考察私有化企业的财务指标和经营绩效来判断。
在第一类方法中，主要考察两种情况：一种与首发收益有关，另一种与市场稳定后绩效有关。大量的研究表明，在交易的第一天里都有一个很明显的首发收益。和IPOs的首发绩效一样，也有大量的研究表明，股票发行后的长期绩效也是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