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我用公众号发一篇旧文“到底是什么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可即使做了“脱敏”处理，微信管理方依然不许可发布。其实，那篇旧文只是回答一位网友的问题。他给我写信说：“以前大家都是没日没夜的干活，比现在的人勤劳多了，不管是农民还是工人，都是任劳任怨，干的热火朝天。但到头来的结果却是大家都吃不饱肚子，物质极度匮乏，想买什么没什么。再看看现在，现在的人哪有像以前那样拼命干活的人。但是现在商店里的商店琳琅满目，大家都能吃饱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用一个市场经济就可以解释的吗？到底是什么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我非常想听听您的看法。”我的看法是：很多因素综合在一起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但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自由。自由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自由意味着一个农民、一个企业愿意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愿意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自由意味着一个消费者愿意购买什么就购买什么，愿意购买多少就购买多少。自由意味着每个人有自己的人格和主见，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正是这样的自由，每一个中国人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的自由，最终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让中国人摆脱了辛辛苦苦却忍饥挨饿的窘境，让中国人丰衣足食。当然，领导英明、社会稳定、人民吃苦耐劳、资本投资、技术进步、教育普及、节制人口以及其他许多东西，都是最近四十年改变中国人生活的重要因素。然而，在1978年以前，中国也有这些。同时，政府还在农忙时特别组织城市职工和学生下乡帮助农民抢收抢种，更不用说动员了几千万市民返乡务农。可用尽千方百计，就是不把自由归还农民，所以粮食还是生产不出来，大家还是吃不饱饭。相反，一旦把自由还给农民，在1978年以后的短短几年，中国没有增加农业投资，农民干脆连已有的许多机械都不用了，但粮食就多了起来，中国人就开始吃饱饭了，中国人从此走出了吃不饱的历史。所以，自由，以及自由必然意味着的每个中国人的独立人格、每个中国人不再匍匐于君主、救星、政府、组织，才是最近四十年来改变了中国人饿肚子生活的关键因素。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评价是正面的
大概两年前，我曾在一篇短文中说过：“在马克思看来，任何可能出现的问题，包括人口增长、环境恶化、贫富差距、阶级斗争、工人运动、社会动荡、道德败坏等等，在资本主义没有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前，都不可能终止资本主义的发展。”前几天我又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评价基本上是正面的。今天我就来介绍一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评价。
谈谈马克思的“批判”和“庸俗”的中文翻译
今天，6月7日，我的微信公众号“学者胡景北”终于又开封了。
这次被封的原因是我的短文“悼张培刚先生兼谈避免先生中年悲剧”违规。违规可以改正，问题是有关部门没有告诉我该文哪里违规，违反了哪一条或哪一些“规”，因此我除了停笔，似乎无从改正以达到“不违规”。但我又不愿停笔。记得自己曾写过两篇短文，分别是“我思故我在”与“我写故我在”。前一篇短文的标题大家耳熟能详，后一个标题在前一个标题的自然延伸：第一位说出“我思故我在”名言的笛卡尔，如果没有把它写出来，大家自然不会认为他是此名言创造者。大学宿舍里的卧谈会，常常出现惊世骇俗的高论和名言，但只要没写出来，便“不在”这个世界上。进一步说，笛卡尔如果没有把他思考的哲学、数学写出来，我们今天不会知道世界上曾经有过一位名为笛卡尔的人，因此，“我思故我在”即使对笛卡尔也不成立：要“我在”，一个人不但要思，而且要写。对一个如我这样自以为学者的人尤其如此。虽然思和写不能保证一个学者“在”这个世界上，但不思不写，这个学者肯定不“在”这个世界上。
历史上的今天：谷歌被中国全面屏蔽
2014年6月1日11时29分(北京时间），中国内地从此中断了普通民众对 Google网页搜索的访问。
今天在中国欢度儿童节的少年朋友可能不知道世界上有谷歌网页搜索，尽管儿童节是因为纪念一些儿童被法西斯专制屠杀而设立的。为了保证少年儿童在这一天的欢乐，我们成人们应当知道谷歌，知道儿童节的来历。
微信的文字管控，该停止了！
我的微信公众号“学者胡景北”今天解封了。我是3月4号接到“违规封禁账号通知”，封禁的截屏如下：
“哭吴宗宁”是我写于2015年的一篇悼文，纪念我的中学同学吴宗宁。他和我作为知青，在1969年元旦前后到同一个县的农村做农民（插队落户）。他在那里学了一点农民的土法或者统称为中医的治病方法。1978年后知青返城后，这点本领使他能够在单位的卫生室做医生并就成了他的终生职业。不过，他很可能没有行医许可。记得他对我提过这一点，说他完全不会英语，无法通过为获得该许可的英语考试。他去世后，我写了一篇悼文并发布在网络上。大约十天前，在他去世五年之际，我想把这篇悼文发布到我的微信公众号上。
我为什么翻译米德的“亚洲病夫”文章
我虽然常常看看德国和美国少数几个大报的网页，但也只看看标题：我没有付费订阅，即使想读标题下的内容，也得等解封（即不必付费）后；但真的解封了，却又不会去读。对我来说，美国人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今年2月3日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文章“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 (（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应当也是这种命运。然而，没有想到，我国政府对这篇文章开火了。2月6日，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这位叫作Walter Russell Mead的作者，你应该为自己的言论、你的傲慢、偏见和无知感到羞愧”。2月10日，“针对《华尔街日报》日前刊文妄称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我国外交部表示，“这篇文章诋毁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努力，报社编辑还为该文章加上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耸人听闻的标题，既违背客观事实又违反职业道德，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引起广大中国民众的愤慨和谴责。中方要求《华尔街日报》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公开正式道歉，并查处相关责任人。”2月19日，中国政府决定吊销该报三名驻京记者的记者证。于是，米德的文章一下子轰动起来。其时，该文已经能够免费阅读。我也就因为它的轰动效应而上网读了它并决定把它翻译成中文。这篇文章很短，用词亦简单，并和我的专业经济学联系密切，因此，它的翻译并不费事。
Mead2020年文章：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
胡景北翻译的Mead在2020年2月3日《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文章：
（译者注1：此文作者Walter Russell Mead是位于美国纽约州的Bard College的国际关系学教授。原文发表于《华尔街日报》2020年2月3日。我国政府随后因为此文而驱逐了该报驻华记者。译者抱着“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好奇态度翻译此文供中文读者了解和评判。英文原文附在译文后。胡景北 2020年2月21日）
公开发表意见是当今世界的规则
刚刚看到一位网友的短信：“胡老师，北京听取了您的意见。”随信还有一篇作者为“公司法务联盟”的文章：“人社部否定了上海及各地人社局新冠延迟复工期间双倍工资的解释”。原来，那位网友指的是我在今年2月1日写的题为“上海应当立即停止延长假期内发放双倍工资的政策”文章。在那篇拙文中，我指出上海市政府的那个双倍工资政策既违反劳动法，又脱离当前大部分企业正处于困境的现实。网友转来的文章附有人社部发〔2020〕8号文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全国总工会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 全国工商联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稳定劳动关系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意见”。这个文件提出，对受疫情影响职工不能按期到岗或企业不能开工生产而且也不具备远程办公条件的企业，应与职工协商优先使用带薪年休假、企业自设福利假等各类假；“对用完各类休假仍不能提供正常劳动或其他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职工，指导企业参照国家关于停工、停产期间工资支付相关规定与职工协商，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按照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按有关规定发放生活费。”该文件只字未提双倍工资。但正如公司法务联盟的文章标题所示，它否定了上海等地关于防疫停工期间上班双倍工资的政策。
回眸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
在全世界尤其中国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俗称“武汉肺炎”）的紧张气氛中，时针不但一下子转过了2020年元旦，而且转过了2020年春节！现在，无论公历农历，太阳历月亮历，我们已经置身于2020年，置身于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二十一世纪已经过去了五分之一，二十一世纪不再是“新”世纪了。
上海应当立即停止延长假期内发放双倍工资的政策
上海市政府前几天宣布，原定于1月30日结束的2020年春节假期延长至2月9日。这样的延长，为“居家自我隔离”的武汉肺炎防疫措施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同时，上海市政府要求在延长的假期中，上班包括在家上班的员工工资比照休息日工资支付，即支付双倍工资；不上班的员工比照正常工资支付。我认为上海市政府的工资规定不合理，应当立即取消，而代之以上班员工按照正常工资发放，不上班的员工则由各企业自行决定、但至少必须发放50%的正常工资的政策。我的理由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