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响应法学界人士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呼吁，对从9月1日开始公开征求意见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在“中国人大网”上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如下：
“中国人大网”为公众提意见而设立了很方便的平台。打开供公众提意见的“中国人大网”主页http://www.npc.gov.cn/flcaw/
我也为抵制“二次文革”出点力
浅谈“厉以宁时代”—-为悼念厉老师而作
1978到2000年是中国经济学的厉以宁时代。厉以宁对这一时代的三个作用是西方经济学引入中国，确立西方经济学在中国传播、教学和研究的模式，和应用西方经济学研究中国问题。就此而言，厉以宁完成了自己对中国经济学的历史使命。2000年以后，中国经济学超越厉以宁时代，其表现是中国人直接接触西方经济学而不再经由厉以宁开创的中介，其次西方经济学传播开始通过西方原著，再次是西方经济学成为中国问题研究的“体”而不再是“用”。
回乡有感
国庆长假期间，我回到第二故乡――当年插队的农村。阔别农村已经 23 年，离开上一次的访问也 3 年了。年轻时同滚一个草铺、共在一田插秧的农民朋友，熟知我当年大豌喝酒的“劣迹”，如今虽然蓝边豌升格为高脚杯，但车轮大战摆开，一餐之饮， 却也超过了我平素三、五年所喝的酒精。谈到如今粮食的高产量，不禁欣然；说到若干熟人的生活甚至今不如昔，又感愀然；提到一起挑粪抢墒插秧割麦挖河砍柴玩笑逗乐的当年二十岁左右的朋友们，有四位已经不在人世，更觉惨然。好在现在世道开明，谈锋所及，再无顾忌，况且大家皆在半百前后，尽管无夫子之德，不敢说略知天命，但做官发财子孝孙众等等万千百种想法，虽不能说全无，却也淡薄：因此都能畅怀，且至尽兴。
Labor Migration Out of Agriculture in Today’s World
The world is witnessing a massive migration of labor forces from agriculture into nonagricultural activity. The absolute number of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s dropped from 970 million to 870 million between 1991 and 2020 while the agricultural employment share (AES) from 43% to 27% during this period of 30 years. Just around the year 2000, quantity of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s reached its maximum and began to decrease absolutely and AES reached the mark of 40%.
谈谈不同诉求和看法的发表
习近平主席在2023年新年贺词中指出“中国这么大，不同人会有不同诉求，对同一件事也会有不同看法，这很正常，要通过沟通协商凝聚共识。”习主席说得完全正确。按照习主席的贺词，我国下面所要做的，便是让不同诉求、不同看法公开表达出来，而不受到有关部门任意封禁。考虑到微信的普及程度，如何让不同诉求和看法不受微信网管的任意封禁，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否则的话，不同诉求和看法无法正常表达,大众和政府便无从知道社会存在什么不同的诉求和看法，各种诉求和看法之间的沟通、协商以至于共识便成为空话。
迎接2023年 应对2023年
2022年就要过去了！无论我们是否欢迎，2023年都坚定地来到了我们面前；我们都不得不跨入2023年。
既然如此，既然不可改变，就让我们以平静和开朗的心情迎接新的一年。特别是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前面的年头虽然不多了，可太阳升起的每一天依然是新的一天，改换挂历的每一次依然是新的一年：平静和开朗，过去是、现在依然是我们面对新一年的适当心情。
关于当前抗疫的紧急建言
自本月初中国放弃严格封控政策后，新冠疫情呈现突然和大面积爆发的景象。感染大爆发之后发生的是重症和死亡大爆发。这里，就我从亲友处了解的部分情形，从我作为一个中国公民的良知出发，提出关于抗疫的以下建言：
1.最高领导人亲自向全国人民说明当前疫情状况和政府已经与将要采取的措施。疫情突然大面积爆发后，全国人心惶惶，不知所以。卫生和疾控部门仅能够发布一般性信息，不具备足够资格来发布具有权威性的重大公告，只有最高领导人才可能具有这样的资格。
《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后记
2013年3月，在朋友和学生们为我退休而举办的研讨会上，我做了题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十二个理论问题”的报告，提出以下十二个问题:
1.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可能性
2. 农业和非农业的制度演变
3.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均衡速度
4.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均衡加速度
《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序言（4-4）
本书把中国作为讨论的背景。在最近四十年的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大潮中，中国是当之无愧的领先国家，因此特别值得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研究者注意。同时，中国是我的祖国，我的青春是在中国农村度过的：从15岁到24岁，我就是农业劳动力，每天都在农田劳作，春夏秋冬，风雨无阻，甚至还有“革命化的春节”。我永远记得和农民在一起劳作的日子：在泥泞而又狭窄的田埂上挑着沉重的稻秧，每移一步，都得用五个脚趾死死地抓住地面；在滚筒脱粒机前脱麦脱稻，扬出的灰尘把吐出的痰变得乌黑，可还是得干。那时候，我们农民用全部体力和生命生产粮食，可我们依然吃不饱。那时候，我真诚地认为多一些粮食、少一些饥饿的唯一方法，是强化国家控制和“革命化”教育、增加农业劳动力和促使他们更辛苦地劳作。直到我离开农村多年之后，我才知道世界许多国家的普通人早已能够吃饱且那些国家农民很少很少，也才意识到自己青年时想法的荒谬。其实，早在三百年前，人类就开始了非农化转型，依靠常识和勇气，艰难却又坚定地离开农业社会。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自己和普通中国人今天才能够吃饱、能够大规模转出农业。因此，我对那些最早跨出非农化步伐的人们，对每一位勇敢地走出农业而跨入未知的非农部门的劳动者，都充满了敬意。事实上，如果把百分之一的农劳比作为非农化转型的终点，则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人类已经走完转型过程的一大半路程。只要尊重普通人的常识和勇气，人类在完成后续的转型任务时，应当不再面临任何重大困难。通过我的农村经历，我相信，本书和其它探讨农业劳动力转移条件和机制的研究，即使可能对人类理解甚至顺利完成非农化转型有所裨益，这样的裨益也必须在社会尊重常识的前提下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