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

在全世界尤其中国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俗称“武汉肺炎”)的紧张气氛中,时针不但一下子转过了2020年元旦,而且转过了2020年春节!现在,无论公历农历,太阳历月亮历,我们已经置身于2020年,置身于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二十一世纪已经过去了五分之一,二十一世纪不再是“新”世纪了。

 恰好十年前,我写过一篇名为“回眸新世纪第一年代”的短文,对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做了简短回顾,还对第二个十年做了更为简短的展望。这样,在十年后的今天,我似乎有义务再写一篇短文,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本世纪第二个年代。

先从十年前那篇拙文对这十年的展望开始。在那篇拙文中,我说:“无论如今开始的二十一世纪第二年代将发生什么,第一年代出现的人口增长放缓的趋势、非农化进程和中国问题依然会持续下去,世界也会更少贫穷,同时我祈祷十年后的今天世界将更少战争、更少污染、更少专制、更少不公。”

就人口问题来说,在刚刚过去的十年中,世界不仅延续而且强化了人口增长放缓的趋势。世界人口增长率曾经从1999年的1.33%下降到2009年的1.23%,下降了0.1个百分点,但在刚刚过去的十年中,世界人口增长率下降幅度肯定超过了0.2个百分点。2019年的世界人口增长率应当稍高于1.00%。美国人口统计局甚至预测它将在2020年上半年便达到标志性的1%。世界人口增长放缓的最直接原因是世界女性生育率下降。世界女性生育率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5.1%高峰持续下降,目前应当还高于2.4%,可它将继续向人口停止增长的2.1%(即所谓的人口替代率)下降。当然,即使世界人口停止增长,世界人口也许依然过多。不过,无论如何,与威胁人类的其它若干危险相比,“人口爆炸”或者人口过多的问题,应当不再是下一个十年的热点。

在刚刚过去的十年中,全世界农业劳动力依然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不过,如果说,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农业劳动力转移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中国,那么,在刚刚过去的十年中,农业劳动力转移最快的大国应当是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快速转移相伴随的,是这些地区在世界制造业和世界经济的比重上升。总的来说,世界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即农劳比在2009年应当略低于三分之一;到了2019年,这个比率应当降到了四分之一左右。因此,如果用农劳比度量,全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或者说非农化过程已经完成了四分之三。所以,和人口问题一样,在新的十年及以后,农业劳动力转移也不再跻身于世界经济和社会变化的最重要问题之列。毫无疑问,非农化还会持续,但就完成非农化历史过程而言,人类已经不再面临任何重大困难。

       和人口增长与非农化相比,拙文十年前提到第三个会持续的中国问题,其重要性在刚刚过去的十年内不但没有减弱,反倒更加突出了。十年前拙文从全球变暖角度提出中国问题。那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因此,没有中国的配合,任何有关碳排放的世界协议都没有实质意义。而正是在2009年的世界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关于可核查的碳减排指标的建议。但是,十年后的今天,中国问题从当年的环保领域,不但扩展到世界经济和科技领域,而且扩展到国际政治和军事领域,甚至上升为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之一。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十年来的世界变化,特别集中地体现在中国和世界关系上。

就世界经济来说,十年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最常用的关键词是国际贸易的“再平衡”。当时,世界各国贸易顺差逆差总和占世界生产总量的比重达到了创纪录的高度,世界经济严重失衡。2008年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便和世界贸易失衡密切相关。因此,世界关注的重心是再次平衡。十年后的今天,该比重已经下降了一半,“再平衡”不再成为热词。替代它的是“不确定性”。再平衡和不确定性都和中美两国的贸易有关。世界贸易在十年前的失衡最突出地表现在中美贸易失衡上。这一失衡最终导致2018年爆发的美中贸易冲突。这场冲突一方面有助于中美贸易和世界贸易的再平衡,另一方面又大大加剧了中美贸易和世界贸易的不稳定性。十年前,尽管失衡,但没有人想到要通过“休克疗法”的贸易战来再平衡,因此,学人和商人对世界贸易和经济的前景都抱有“自以为是”的比较确定的预期;十年后的今天,尽管平衡多了,可没有人敢于确定地预期下一个十年甚至仅仅五年会发生什么:能够预期的仅仅是未来的不确定;其它一切都无法预期。

如果以2009年圣诞节的客机恐怖袭击和2019年末发生在伊拉克的武装冲突为标志,那么,国际政治在刚刚过去的十年中可以用恐怖主义来标识。加上2011年爆发并持续至今的叙利亚内战、2014年正式取名的“伊斯兰国”的兴起和溃败,恐怖主义应当算是这十年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与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相比,恐怖主义已经退潮。国际政治的中心问题已经变成中国的定位。十年前,几乎没有人意识到中国的国际定位是个问题。那时候,虽然中国首先挣脱了2008年经济危机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虽然中国内外部分学者开始倡导“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但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以融入世界经济、政治和法规体系,似乎还是普遍的共识。可十年后的今天,这个共识已被彻底打破。打破共识的事件很多,例如中国国家领导人制度改变,中国近些年每年军舰下水吨位超过世界其它所有国家的总和等等。而美国重新关注自身,意味着美国不再笃信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世界体系的稳定性。这样,以2018年为标志,中美两个世界最强国家正式和公开地从朋友关系变成对手关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随后也正式宣布把东亚作为自己关心的地区。新的国际政治格局正式形成。我认为,这才是刚刚过去的十年中,对未来几十年影响最大的国际政治变化。在十年前的拙文中,我说:“如同二十世纪第一年代把德国问题放到世界面前一样,二十一世纪第一年代把中国问题放到了世界面前。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应当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将是我们中国和人类在二十一世纪难以却又必须解决的问题。”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年代则突显了中国问题,把它变成人类明确而非模糊、必须直面而无法回避的问题。

联系到眼下波及全世界的传染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我们可以发现刚刚过去的十年,世界经历了多次重大的传染病。2009年从墨西哥开始的大流感传播到了世界74个国家。2012年沙特阿拉伯爆发中东呼吸综合症,患病者死亡率高达三分之一以上。2014和2016年分别在西非和南美出现的埃博拉和塞卡疫情,亦酿成国际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2019年未在中国武汉最先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目前亦蔓延到60多个国家。动物和人类之间的病毒传播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它给人类带来过极大的损失。不过,至少从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人类已经脱离瘟疫的严重威胁。动物到人类的病毒传播不可能避免,瘟疫亦不可能避免。但是,人类已经认识到,瘟疫既不是神秘的上天惩罚,也不能依靠祈求和偏方来防治。瘟疫只是一种自然现象,它可以经由科学而被人类理解和控制。因此,人类已经把防治瘟疫的希望从祈天和偏方转移到科学,尽管科学离开全面理解瘟疫还很远。同时,人类已经相信,瘟疫的大规模流行是可以防止的。瘟疫的可怕不在于它的发生(这是不可避免的)、而在于它的大规模流行。然而,只要社会制度合适,这个世界应当没有任何一种瘟疫还会大规模流行。所以,尽管上一个十年,世界不断经历着瘟疫,但与历史上的瘟疫相比,它们基本上都被控制在一定的小范围内,患病和死亡数量也被控制在一定的低水平上。我衷心地希望,目前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病也会被控制在小范围和低水平。

世界在刚刚过去的十年里发生的重大事件,远远不止于人口增长、非农化和中国地位变化以及瘟疫。就我有限的了解来说,这十年里至少有五个事件值得一提。第一个事件与女性(当然也与男性)有关。首先,反对欺辱女性的“#我也是(#MeToo)”运动在近几年曾经占据世界新闻的头条。在这场运动中,受到欺凌即“性侵”的女性第一次大规模地站出来公开自己的冤情。众所周知,两性关系是衡量人类脱离野兽的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而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对女性的性侵依然是常见现象。所以,“#我也是”应当在今后的年代里不断掀起高潮。另一方面,在综合水平位于世界最前列的美国,女性在社会劳动力中第一次超过半数。我们知道,大学生中的女性比重在四十年前便开始超过二分之一,硕士博士两类学位获得者中的女性比重在许多国家也已经超过二分之一。如今,劳动力中的女性比重也在迅速提高甚至开始超过二分之一。男性作为社会劳动力主体应当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正常现象,如果这一现象现在开始被打破,那么,人类的两性关系、生殖繁衍方式、家庭和社会结构,今后应当都会发生重大变化。

第二个值得注意的事件也和美国有关,这就是通用汽车公司工人大罢工的胜利和美国底层工人工资提高更快。两者都是半个世纪以来的新现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茨涅茨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曾经提出关于收入分配状况的“库茨涅茨曲线”,即收入不平等程度在非农化开始后先是上升,然后下降。但是,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从上世纪七十年代重新上升。也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和工人运动开始退潮(“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大幅标语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亦从中国大地消失)。从那以后,世界非农化加速。发达国家的资本与不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力相结合,创造了近四十年来世界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这样的结合显著降低了世界范围的收入不平等,同时严重加剧了所有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并大大削弱了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原有非农劳动力的市场谈判能力。如今,在世界非农化减速、世界人口和劳动力增长减速的大背景下,在世界绝大部分劳动力已经加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时候,劳动力和资本的互补关系将朝着有利于前者的方向变化,因此,在未来的十年和更长时间里,在原先的不发达国家,从农业转变到非农职业的劳动力将会争取自己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正常地位,而发达国家的资本和劳动力关系将重新转变到劳动力相对短缺、普通劳动者工资更快提高的时期。就此而言,我们也许可以预见,社会运动将在全世界范围内进入新的阶段,各国国内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也将进入下降阶段。

第三个重要事件和上面提到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有关。正是在刚刚过去的十年中,利息率开始变成负数。这也许是人类发明借贷关系后第一次出现的负利率现象。这里说的负利率,指的是名义利率为负数。实际利率是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率之差。在不时发生的高通货膨胀时期,实际利率往往是负数,但名义利率从来就是正数。然而,欧洲和日本这两个重要国家的中央银行分别从2014和2016年开始实行负利率政策。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第一次变得越存越少。如果说中央银行的负利率与消费者和企业没有直接关系,那么,在中央银行负利率政策的推动下,商业银行也在刚刚过去的十年内开始向公众存款收取利率。一开始是针对大额存款的负利率。2019年,德国出现了以1欧元存款为起点的公众存款负利率,而丹麦首创了消费者房贷负利率。我们不难想象,如今开始的本世纪第三个十年,将会见证负利率向全世界扩张和向各类存款贷款扩张。由于资本主义体系不可能建立在普遍和长期的负利率之上,负利率不但标志着人类借贷史的新阶段,而且标志着人类生产体系的新阶段。所以,如今开始的十年和随后几个十年,应当会见证人类经济史和资本主义历史的重大变化。

第四个重要事件应当是技术的变化。本世纪第二个十年最重要的技术变革,也许是人工智能的巨大进展。2017 年,一台装上人工智能软件和国际象棋与围棋基本规则软件的计算机,只要几个小时的对弈“实践”,就不但能够从零开始学会下棋,而且能够完败世界顶级棋手。它标志着在规则明确的行为中,计算机通过自学胜过了人类。这里,一个棋类天才需要十几年习得的技艺,应用人工智能的计算机几个小时就习得了。而且,如果说人类习得这些技艺的成本会变得越来越高的话,计算机学习的成本一定会越来越低,因此,人工智能和计算机自我学习,将把自动化推广到新的应用领域和新的高度。人工智能和人脑的生物学研究包括对人类思维的物理学研究密不可分。强大的计算能力、人脑的生物学研究和大数据相结合,应当是从现在开始的十年和更长时间内技术变革的重心。同时,这样的技术变革对人类本身、对人类社会制度的影响也会在从现在开始的十年和更长时间内明确地显现出来。实际上,计算机和大数据的结合,在刚刚过去的十年里,已经被一些国家的政府用于社会控制。中国在这方面走在世界最前面。这一点也是中国问题之所以成为世界问题的一个原因。所以,在现在开始的十年里,人工智能成为技术发展热点的同时,人工智能技术和社会制度的关系,也将变成全世界的热点问题。

第五个需要提及的重要事件是人类向太空的探险。在刚刚过去的十年中,人类登陆火星,突然变成了一种可操作可实现的想法。人类虽然发射过许多火星飞船,但直到本世纪初,登陆火星最多还只是人类的一种目标,一个雄心。但是,在上一个十年,登陆火星开始成为具体的行动计划,火星殖民即人类长期居住在火星的各种研究也逐一展开。美国宇航局甚至制定了2033年前后登陆火星的规划。世界其它大国也制定了自己的火星计划,连比较贫穷的印度也于2013年成功发射了火星飞船。此外,美国2015年首次成功回收火箭并于次年使用回收的火箭成功发射卫星。人类太空探险的经济成本由此而显著降低。在如今开始的十年中,我们可以预期,人类以登陆火星为中心的太空探险将会成为新技术发展的推动力和不时出现在世界头条新闻的消息。

最后,尽管这篇短文没有回顾最近十年来世界在减少战争、污染、专制和不公方面的进展,我依然像十年前那样,衷心地希望十年后的今天,世界将更少战争、更少污染、更少专制、更少不公。同时,在祈祷我的同胞和世界所有人免遭眼下的新型冠状病毒之害并保持健康之后,我也祈祷自己在十年后还有精力撰写一篇回顾二十一世纪第三个十年的短文。

“夜话”2020年第3期, 2020年2月8日完稿

“回眸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的4个回复

  1. 尊敬的胡授:
    晚辈些许日子没来,先生文笔却愈加犀利,颇有感慨。
    过去的十年,或是二十年中,晚辈经历甚少,不敢妄加评论,可就眼前瘟疫一事,中国空前的中央集权可谓被诠释的淋漓尽致—从中央到地方,从不同系统不同部门之间迅捷而有效达成了一条以”公权力及其执行者”优先保障的统一战线,无论从官方渠道,亦或坊间传闻,都在不断的证实着这一点—结合着当下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国际政治环境下,晚辈不禁对未来可预期的时间内颇感不安—如果再和您文中的回望结合起来看,在下并不认为大规模战争是不可发生的。
    实际上,”The US-CN trade war”仅仅是一些明面上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刀光剑影”,深海中的暗流涌动却早已发生许久(在此就不引述相关资料了)—“超限战”—这个”冷战”的前夜已经从一个概念,慢慢伸出触手,侵蚀着当今世界和平。
    诚然,在当今经济发展为主旋律前提下,世界各国都在竭力扮演好全球中的角色。当然了,总会有”某些国家”不安现状,妄图打破秩序—这个是历史选择,还是政治使然,我们无法左右。作为个人而言,特别是了解布衣百姓在当下疫情情景的晚辈来说,您所言的”稳定的收入”在某种假设的情景下是无法成立的,而这个假设也慢慢的被验证着,一点一点的。
    也许是杞人忧天,但您先前文章中所极力诠释着的,和晚辈所思索着的,都已然成为了新闻事实,只是您或许远在SF了解不到。
    此致

    1. 四宮かぐや:
      您好!特别感谢您有一次关注我,感谢您这么长的留言!
      您亲身经历着疫情带来的苦难,您辛苦了!我最衷心地祝愿您和家人、同时都远离病毒,保持健康!我是天主教徒。我们必读的天主经的最后一句中文的标准翻译(即教皇认可的,我想)是:“但救我们免于凶恶”。这些天,我每天祈祷时都祈求上天免除我们国人的病毒凶恶。这对您和每一个平民来说,都是外来的凶恶。而您和绝大多数国人即使免于病毒,但附加的灾难却无法避免,所以,我明白您的辛苦和痛苦!
      在这种情形下,稳定的收入确实是奢想。我同样衷心地祝愿您继续保持比较稳定的收入,度过这次难关。
      胡景北

  2. 思念如燕:
    谢谢您的关注!谢谢您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解答也非常重要,当然亦困难。我的浅显看法如下:极权国家的变化和某个个人与突发事件密切相关。而突发事件难以预期,因此,对极权国家的预期大多采取过于谨慎的态度。比如,在未来十年,某个个人不在权位了,法律就会改回来。可有多大的概率预期某个个人的升降呢?所以,宁愿预期某个个人始终在位。
    未来十年,中国将遇到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当然现在已经遇到)。危机中走向军国主义和更严极权,还是走向宽松,难以预期。另一方面,在大概率上,中国人口增长会放慢,城市化会放慢,经济增长会放慢,居民生活不会有明显改善(如上几个十年),中国经济在未来十年内亦几乎不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中国社会矛盾会更多更尖锐,社会环境可能更恶劣,中国民众更为分裂(比如有人认为新冠病毒是美国人故意搞的,有人认为是本国制度太差所致的分裂),中国很可能更军事化。中国和世界的矛盾会更尖锐,但和中国直接有关的大规模战争也许可能排除。可是,小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很大。
    这是一点个人的估计。对我自己来说,关键一是保重身体,尤其包括保持平和和开朗的心态;二是保证稳定的收入,此时,收入的重点部是高低,而是稳定与否;三是有暇时多看书,提高自己的人力资本。有了身体和知识,未来中国无论发生什么,个人应付起来都更容易一些。
    以上拙见,请勿见笑!
    再次感谢您的关注和问题!
    胡景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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