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人道的自由主义者
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部 2001－2002学年第二学期
博士论文讨论班
——报告人、报告时间与报告题目安排表
1. 刘宇伟 (99
向景 (99
2. 王小文 (99秋博士生，西方经济学专业)，
3. 鲁昌 (99秋博士生，西方经济学专业)，
4. 李静霞 (99秋博士生，西方经济学专业)，
5. 彭文平 (00秋博士生，西方经济学专业)，
6. 许永国 (00春博士生，西方经济学专业)，
6. 胡景北教授，
7. 陈寒玉 (99秋博士生，会计学专业)，
8. 周晖 (99秋博士生，管理学专业)，
8. 王海侠 (00春博士生，西方经济学专业)，
9. 张志柏 (99秋博士生，金融学专业)，
注意：时间改为星期四晚上18:30开始，地点见当晚第三教学楼的通知。
本研讨班以自由参加、自由报名的开放方式进行，报告时间安排也只是一个暂定计划，欢迎有兴趣的老师和同学随时报名参加。
“
Hu Jingbei’s Note：Make reference， pls.， to the original one in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Vol. LIII， No.27，
A Chinese Scholar Reckons With His Past
Jingbei Hu winces now when he reads that， recognizing how that “socialist revolution” led to the murder of countless scholars and the shuttering of many schools. Still， he is determined to share the words he wrote in his diary with anyone willing to read them. Now an economics professor at
“If we don’t work on this problem， on understanding how this brainwashing occurred， we will have another Cultural Revolution，” Mr. Hu says while eating dinner in a student restaurant at Tongji. He is a wiry man who finishes every scrap of the oversized portions then eats the leftover pizza on others’ plates.
Through a fellowship， Mr. Hu spent January and February at
But in the meantime， Mr. Hu has put online the diaries he kept as a teenager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diaries that he now compares to those kept by Hitler Youth members in Nazi Germany. And he is on a personal mission to understand how， as a young man of 18， he was so absolutely convinced that Mao Zedong was a hero worth putting all his faith into.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hich lasted from about 1966 to 1976， Mao organized the youth of the country into squads of Red Guards and urged them to attack intellectuals and “”bourgeois things.””
The Chinese education system fell into chaos during the latter years of Mao’s rule. In 1968， Mr. Hu， like millions of other young Chinese of the era， was sent to a commune in the countryside of
Mr. Hu lived in the rural area for nearly 10 years. But writing in his diaries kept his intellect alive. Sometimes he would structure the entries like short， analytical essays. He sought out copies of old textbooks to teach himself math， physics， and chemistry.
Many Chinese teenager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ere similarly motivated， notes Merle Goldman， an associate of the
By 1978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ad ended and Mao had died. Mr. Hu， 25， was given the chance to take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s. Despite not having been inside a classroom for more than a decade， he passed easily.
He went to
Last summer， though， Mr. Hu was traveling through a mountainous area of Hunan province when， in a dim room of a peasant household made darker by smoke， a small girl told him that she used the kitchen table to study and write.
Memories of his own years living in the countryside and writing at a table in a hovel rushed back to him. He reread his diaries and tried to get them published， but failed because of official restrictions on what can be published abou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e has put part of the diaries online and hopes to post the remainder soon.
At Stanford he had access to books and materials abou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at are not available in
February 7， 1972: “”The article ‘Study Hard， Try to Change Your Perspectives’ in the Red Flag magazine … inspired me a lot and helped me sort out some confusion. From now on， I will try to bring my studies to another level， and will pay extra attention to the five philosophical works of Chairman Mao.””
At Stanford this winter， Mr. Hu spent most of his time reading and thinking. He is compiling lists of ways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has been able to inculcate its young people — from his own youth，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o the present day. No. 1: Propaganda. No. 2: Media. No. 3: Education.
“”From the first day of school，”” he says， “”we were taught that we should be students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The children of
But while the buildings expand， the space for discussing politically sensitive topics is， if anything， contracting.
“”It’s very hard to get a public discussion going abou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what happened，”” says
Ordinary people， too， lack interest in analyzing their history， she says. “”The Chinese have been so deprived for so long of economic well-being. … Political issues are of secondary importance right now.””
Mr. Hu， though， says that at some point he stopped worrying about how the Chinese can become rich. Instead he has become preoccupied with how they can become good. As he did 35 years ago， he looks to his diaries for the answers — but now with a far different end in sight.
Many Chinese people mistakenly believe that they can detach themselves from the past， Mr. Hu says. So he’s putting his own past front and center， hoping that someday， reading the words of his diary will elicit a collective wince， questioning， and， finally， a reckoning.
Sarah Carr reported from
Hu Jingbei’notes:
1. All diaries cited in the report are dated the year of 1971， not 1972.
2.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diaries contain some mistakes.
3. The original Chinese diaries dated from January 27 to
http://www.hujingbei.net/upload/2007_07/07070612587135.doc
“
德国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原则和方法
朱秋霞
(南京财经大学教授、波恩大学博士)
引言
本人于1999年撰写德国财政制度书稿的时候，《外国财政丛书》编委会曾经对我在书中提出的东德私有化债务提出疑问。他们的问题是为什么私有化对国家财政来说是亏损而不是盈利。中国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如果八十年代末开始，已经经历了17个年头。然而中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正如许多学者所提出的那样，是在没有公开的法律程序下悄悄地进行的，因而形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的不必要的流失。这种没有法律程序和公开监督下的国有资产私有化能够得以存在，并且在理论上被一些经济学家认可的原因就是，只要国家财政不亏本就是好的，就应该支持。所以，包装上市和债权转股权这些荒唐的私有化方法能够在中国大摇大摆地横行。这里的第一个重要理论误区就是国家财政帐户中国有企业私有化不亏损的说法。这种说法真的能够成立吗。有谁能够交出一本中国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总帐来，证明国家财政没有因此承担亏损？国家财政到目前为止为国有银行不良债务的注资总额究竟是多少个亿? 城市地方财政为所有下岗人员提供的社保和就业扶持资金总额究竟是多少个亿? 通过包装上市从股民手上圈去的资金总额究竟是多少个亿? 国有房地产公司通过国家垄断下的圈地运动又从老百姓手里圈去多少个亿? 果人们对这四个方面的问题不能够提供答案，我就有理由对中国国有企业私有化不亏损的说法提出质疑。
如果谈到学习世界上其它国家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经验，德国的经验无疑具有重要的地位。就西欧的重要国家来说，统一前的联邦德国是唯一的一个自始至终追求私有化的国家，当上世纪50、60年代，法、英等国通过公有化来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时候，德国却反其而行之，通过进一步的私有化来解决这些问题。在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德国完成了东部地区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因此，世界上只有德国一个国家，拥有将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私有化和将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双重经验。然而，德国的经验在中国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过程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例如，在李健、王小卫主编的 《出路》一书中，参加讨论的专家学者们提到了捷克等东欧国家的经验，却没有提到德国的经验。据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德国在东德私有化的经验被认为是不成功的；其不成功的原因，就是巨大的债务。所以，我有必要在前面首先提出中国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可能债务问题。其次，我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捷克，苏联等平分股票的方法虽然具有平等的意义，但由于中国并没有采取这样的途径，因此这些国家的经验对中国就不具有实际的意义。中国已经和这些国家走上了不同的路。德国采取出卖的途径，中国也是采取出卖的途径，从体制改革的路径依赖原理来说，德国的经验对中国更具有实际意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将从原则和方法两个方面来介绍德国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经验。
1、 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原则
中文的国有企业按照德文原意为公共企业（öffentliche Unternehmen、Public Enterprises） $ 而不是国有企业（state-owned enterprises）。因为公共企业在联邦制国家内，分为联邦所有、州所有和市镇所有的企业。只有联邦所有的企业才是国有企业。联邦国有企业指的是由联邦政府包括联邦各个部所有和联邦特别财产所有的企业。国有企业按国家拥有资本的方式分为两类：直接参股企业和间接参股企业。在参股企业中，作为重要参股企业的指标为账面自有资本价值至少达到10万马克和参与股份至少达到25％的企业。在财政部门的相关文件，法律文件和大部分理论文章中，德国基本采用公共企业、而不使用国有企业的表达。联邦参股企业的经营状况和人事安排由联邦财政部的专门报告、《联邦参股企业年报》每年公告提交议会和以接受公众的监督。
联邦参与股份的企业既可能是联邦投资与私人资本合资的股份制企业，也可能是联邦和州或者市镇联合投资的公共事业或者企业单位。例如著名的萨尔矿业公司就是联邦政府和萨尔州政府联合投资的上市股份公司，在创业资本58亿马克中，联邦占74％，州占26％。科隆－波恩机场是联邦、北莱茵州、科隆市、波恩市和科隆与波恩附近的两个县6个政府联合投资的有限股份公司（GmbH)。参股企业的业务不限制于国内市场，而且扩大到世界市场。例如，德国电讯通过参股和收购的方式，已经在美国，波兰等国家设有分公司。
二战后新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公共企业不是通过国有化，也不是通过有计划的收买私人企业形成的。而是继承了普鲁士国家和德意志帝国时候的遗产。德国比较著名大型公共企业都具有相当长的历史[1]。二战时期，希特勒采取国家社会主义政策，将大量军工企业和与国计民生有重要关系的企业收归国有，成为国家命令型经济的工具。由于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背景，德国许多政治家和民众对公共企业是深恶痛绝的，因为，实践使他们认识到，公有经济就是独裁政治的基础，艾哈德和阿登纳[2]就是反对公有企业的政治家的代表[3]。
德国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基本原则是建设社会市场经济的基础，而不是财政收入或者其它经济政策，例如反危机政策的考虑。上世纪60年代在联邦德国财政私有化过程中，财政部的文件就明确指出，私有化不是因为企业对国家财政是亏空或者盈余的需要，而是根据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原理，让国家退出非国家任务的领域。因此，国有企业私有化不是将 ²能下蛋的鸡留着，将不下蛋的鸡卖掉²的政府财政筹资策略。在这一原则下，私有化首先要对公共企业的任务进行重新定义。各级政府成立或者拥有公共企业的目的是因为公共任务的需要 $ 提供公共产品。然而 $ 对于公共任务，不同的政府往往可以有不同的定义。例如，闻名的大众汽车公司 $ 曾经承担的公共任务是生产普通大众也能买得起的私人小汽车 $ 目标是每个工人家庭有一辆车。这一公共任务在战后新成立的联邦共和国政府看来是相当荒唐的。因此，大众汽车公司被列入联邦德国60年代初第一批私有化的大型企业名单。在德国，国家管理部门要经常对公共企业的任务进行考查，就是这些任务在现在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不由公共企业来承担。在战后初期，由于住宅非常短缺，当时由公共住宅建筑公司承担提供住宅的任务。后来，住宅市场的短缺已经克服，政策制定者们就考虑，将这些公司私有化，或者让他们承担其它的任务。在这种对公共企业任务经常重新审订的情况下，有些公共企业被私有化，退出公共任务领域。同时，也因为新的任务的需要而成立新的公共企业，例如，上世纪70年代以后，促进科研成为新的公共任务，于是，就有新的公共企业在风险比较大的新能源、环境和生态等科学领域成立。在将公共企业限定在公共任务这样的原则下，可以说，私有化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承担公共任务并不是公共企业存在的必要的理由。德国的基本原则是，在事关国家或者市镇的重大利益，并且以其它方式不能够更好地或者更经济地达到所追求的目标的情况下，才可以由公共企业来承担。在与私人企业发生竞争的领域，就要让位于私人企业，这是社会市场经济的原则。尽管德国坚持社会市场经济原则，对公共企业的任务进行经常的审定，努力做到及时将非公共任务从公共任务中清理出去，将不承担公共任务的企业私有化。但是如果没有私人企业界的抗争，这种任务更新的过程肯定要慢得多。如果我们对德国公共任务的更新过程进行考察，就会发现，私人企业对公共企业的竞争是始终的推动力。私人企业尤其是大型的私人企业经常以反公共垄断为理由将公共企业从竞争领域驱赶出去。新的电讯业务 $ 例如手机和网络业务在发展之初，联邦通讯行业的垄断地位，就立即遇到大型私人公司的挑战。新的电子技术对管理和控制的工作效率已经使得公共企业垄断在这些行业显得毫无理由 $ 它们不得不退出这些行业。
此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德国从来没有将公共企业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工具。政府不能够利用公共企业的产品价格对某种产品的市场价格形成影响，因为这正是属于不公平竞争，是政府根据反垄断法需要控制的价格垄断行为。尽管整个公共企业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总就业人数也是德国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要素，但是根据人们对德国财政反危机政策历史的研究，公共企业不能够对稳定经济起多少作用，比较有效的财政政策工具是投资促进政策（A. Ehrlicher $ 1991）。理论上的原因是公共企业同整个经济相比较，投资活动限制更严，裁减的工作岗位更多，因此在危机时期，公共企业部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就业人数的下降快于一般经济部门。这是德国与其它欧洲国家不同的地方。在其它国家，萧条时期，公共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就业人数是上升的，有的情况下，甚至上升的幅度比较大（A. Ehrlicher $ 1991）。
德国统一以后，东德国有企业私有化成为统一后联邦德国的首要任务。如何私有化，即采取什么样的私有化方案，涉及到私有化的原则问题。在1989年11月到1990年3月18日[4]，东德的过渡时期政府即莫德罗（Modrow）政府试图采取一项紧急经济改革计划，实现当时东德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在当时被称为是又一项社会主义改革的试验。在莫德罗政府的经济改革计划中，要求所有国有企业在4个月之内提出资产登记报告，由经济管理局的财产评估处进行评估，然后向信托局登记转为资本股份制企业（为上市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所有这些法人企业的资本额必须在国家信托局登记，由国家信托局[5]进行资产信托管理。显然这样的改革只是企业形式的转换，就是说实现企业化经营，但是并没有改变所有权的性质。但是，莫德罗政府改革的特点是，资产信托管理，国有企业的法人代表（领导人）没有任何权利向国内外出卖企业股份的权利，任何涉及到出卖股份和新资金投入的事项，必须经过国家信托局的批准。原则上同意在新企业形式转换完成以后，一部分企业产权可以向企业职工和本国居民出卖。当时政府的目的是保护国有企业的领导权保留在原企业领导人，更重要的是原东德居民的手中。实际效果是在当时的状态下，由于实现了信托局统一控制，防止了国有资产的流失（ H.F. Buck $ 1991 $ pp.12-13）。
过渡时期政府的改革方案，在新自由选举的政府成立以后有了根本的改变。新政府要求实现真正的、全面的、迅速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方案。在关于私有化方案讨论的第一次圆桌会议上，有人提出，原东德社会总资产结构20％属于私人，80％属于国家，在这种资产结构下，由个人来购买全民所有的企业是不可能的。因此，只有通过将企业资产分给个人的方法来实现私有化。这就是全民平均分配国有资产股份的方案。也有人提出通过组建企业集团、上市公司的方式来实现私有化。这两个方案没有被采纳的原因，根据当时负责私有化的罗维德尔博士[6]
国有资产流失的真与假 姚 洋 朗咸平点名“揭发”三家知名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从而引发了关于国企改革的新一轮大讨论。朗教授的“揭发”是否正确，作为对这三个企业毫无了解的局外人，我不敢妄加评论（报纸、网络对此有激烈的争论），只是想说，郎教授的“揭发”已经涉及法律问题；在一个法治健全的国家，媒体上吵得如此纷纷扬扬的事件，检察机关早该介入调查了。可惜，中国是一个法治极端不健全的国家，游戏规则不是法律确立的，而是游戏玩家们创立的；其结果自然是，规则成为有权势者自家的家法。股市上庄家的操纵不是特例，而是每个股民每天必须面对的事实。关联交易和资金转移在其他国家是明令禁止的，而在中国，借壳上市成为许多人股市淘金的捷径。如果上市是为企业筹集资金，借壳无可指摘（谁让我们除上海、深圳两大股市之外再没有像样的资本市场，而我们的上市政策又对民企还有诸多限制呢！）；然而，看多了像蓝田这样的皮包公司的伎俩，我们不能不对股市上的概念股打上几个问号。中国至今尚无一部管制关联交易的法律，因此那些左手倒右手的交易才能大行其道。如果左手握的是国营企业，右手握的是自家的私营企业，国有资产的流失自然不可避免。因此，朗教授的“揭发”可能是对的。但是，对错应由法院来裁定。顾雏军已经在香港起诉朗咸平诽谤，香港法庭的裁定也许会为我们判断对错提供一些线索。 经济学界起初对朗咸平反应冷淡的原因有二。其一，他所提出的问题早已讨论过。关于国有资产流失，1998年产权改革大面积展开的时候，就有过一次类似的讨论。也许是因为当时网络不发达的原因，那次讨论只局限于知识分子中间，并没有引起大众和媒体的反响；而且，在中央领导的干预下，它很快就偃旗息鼓了。其二，郎教授由他所认定的三家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推导出国企改制的大方向错了，改制应该停止的结论。按照他的说法，国企的表现并不比私企差，国家所有没有错，只要有完善的经理人市场，国企完全可以和私企表现一样好，甚至更好。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所指出的，朗教授大概是不熟悉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朗教授所开出的药方，我们在二十年前就开始尝试了。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承包制、年薪制，我们都试过。但是，九十年代以来大规模的改制浪潮本身就证明，这些办法都不起作用，改变所有制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关于国有企业是否有效的理论问题，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内部早在一九九六年就有过激烈的讨论，林毅夫和张维迎二位教授各持一词，至今也没有结论。但是，借用一句老话，“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中国过去十五年的改革实践早已对这个问题给出了答案。在这点上，我很赞同周其仁教授的观点，当我们讨论国企改革的时候，必须要把国企放在中国的现实政治和社会环境中来考察。在这个环境中，国企领导永远是国家干部，国企永远没有最后的负责者，因此我们的国企不可能像雷诺那样进行管理。在中国的法治环境和政治环境下，国企的两权分离要么造成国企经理的恣意妄为，要么让他们成为政府的婢女。两权合一的“原始”经营模式，也许是最适合我们这个时代的模式。对于在数量上占绝大多数的中小国营企业而言，它更是一个不超越的阶段。 朗教授是有相当学术成就的经济学家，声称当今国内只有他才用数据说话，而别人都是拍脑袋说话，而产权改革就是拍脑袋拍出来的。对于那些亲身经历中国改革的人来说，这自然是极大的冒犯。然而，朗教授自己的数据是否就可靠呢？《国企经营绩效的分析和职业经理人的制度建立》是他关于国企改革的一篇比较学术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举了三个例子来说明国企的表现不输给私企。第一个例子是大陆在香港上市的公司和香港的私人企业之间的比较。他的数据表明，大陆公司的平均表现比香港公司好。但是，正像他自己在文章中所指出的，在港上市的大陆公司表现好，可能是仅仅是因为它们具有垄断地位。第二个例子是2002年底沪深改制后的上市公司中国有股比例和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郎咸平将这些企业按国有股的比例分成由低到高的五组，发现这五组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的平均数随着国有股比例的提高而呈现一个U型关系，即国有股比例较低和较高的企业的业绩好于国有股比例中等的企业的业绩。但是，这个U型关系是在没有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得到的；对计量经济学略知一二的人都清楚，仅仅比较平均数所得出的结论是不可靠的。郎咸平的第三个例子引用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田利辉博士的研究。他这样转述田利辉的研究结果：“当国有股股权比例为0时，每单位资产可以创造2.6元的市场价值。当国有股权的比例从0开始增加后，市场价值随即下降。国有股股权比例到40%的时候，每单位资产可以创造出2.2元的最低的市场价值。但是，当国有股股权的比例超过40%以后，价值随即上升。国有股股权比例增加到80%的时候，每单位资产可以创造出2.55元的市场价值。”由此，他认为田利辉的研究支持了他的U型关系结论。同时，他认为：“这个研究也表明了国企的经营绩效仍然可以提高接近民企的水平，这个现象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然而，他没有强调的，一个企业的国有股比例再高，它的绩效也赶不上完全私有的企业。而且，这个结果和第二个例子中的结果之间是有矛盾的。在那里，郎咸平发现，国有股比例最低的一组的平均利润率是2.26%，大大低于最高一组的5.05%。田利辉的结果是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情况下，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得出的，我们因此更有理由怀疑郎咸平第二个例子中的平均数比较的可靠性。 我本人在2002年参与主持了一项12个城市近700家国营企业的改制调查，被调查企业既包括一、二百人的小企业，也包括近万人的大企业，调查数据涵盖1995至2001的7年时间。我们的计量经济学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前提下，当一个企业中的私人股份超过了一定比例时，改制对企业效率的提高具有正面效果。具体来讲，当私人股份介于零和50％之间时，企业的资本利润率比纯国有企业的高2.70个百分点；当私人股份高于50％时，企业的资本利润率比纯国有企业的高1.24个百分点。在我们的样本企业中，资本利润率在各年的平均值在零和－1％之间，而郎咸平第二个例子中的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在－1.46% 和5.05%之间，因此，上面的差距是很显著的（上面的结果显示，私人控股企业的业绩比国有控股企业的绩效低。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完全控制所有其他因素。比如，国有控股企业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它们的技术水平较高等）。此外，我们还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前提下，改制企业在改制当年比纯国有企业解聘较多的职工，但随后它们解聘的速度低于纯国有企业（在我们的样本企业中，在岗职工比例都在下降）；并且，它们的工资增长率高于纯国有企业。这说明，至少就长期而言，改制是一个双赢举措：它一方面减缓了失业压力，另一方面又提高了在岗职工的工资。 那么，大面积改制过程中是否存在朗咸平所说的国有资产流失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意识到，国有和集体企业在改制之前已经存在相当严重的资产流失。国企高管人员的职务消费只不过是露出水面之冰山一角而已，更严重的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国企高管的腐败和犯罪行为，这些行为发生的概率也许较低，但其负面影响不可低估。其二是国企高管的资产转移，通过和子女和亲属企业的关联交易，将国有资产化公为私。其三是国企因经营不善所导致的银行坏帐。在目前官方公布的2.4万亿坏帐中，绝大部分是国营企业欠下的。这是最大一项国有资产流失。对于全社会而言，前两项流失可能仅仅是把钱从左口袋挪到了右口袋，资产没有灭失；而坏帐中的很大部分产生于无效投资。对于许多国企所投资的项目而言，开工之日就是亏损之时，投资永远无望收回。有位美国大企业的经理对中国的国企看得很透，意识到它们比国外企业更愿意冒风险。有人听了这话还沾沾自喜，以为别人在夸自己；殊不知，我们的国企敢冒风险，实在是因为它们的贷款来得太容易，亏了之后又不会受到惩罚，而结果是，全国人民必须为它们最后买单。早在2000年，我就在《读书》上写过一篇文章，讨论改制先锋顺德的事情。顺德把改制叫做“止血工程”，因为不改制，国有资产就会像血一样从伤口处哗哗地流失掉。改革的实践者们比我们的公共知识分子们更清楚问题之所在。对很多地方来说，改制不是地方政府为了提高效率而有意为之，而是迫不得已的结果。 那么，改制过程中是否存在国有资产流失呢？回答是肯定的。而且，在目前不规范的情况下，国企高管利用改制空手套白狼的动机还很强烈。由此，我们应该对MBO持有高度的警惕。这不是说管理层持股不对；相反，我赞成管理层不仅要持股，而且要持大股。问题是管理层的钱的来路以及谁来监督管理层的收购。我在成都采访过一位改制企业的年轻经理，问他是否愿意进行MBO。他说，如果他愿意，他立即可以赚几千万元。已经有投资者来鼓动他，愿意借钱给他搞MBO。尽管公司也有董事会，但实际上权力掌握在他一个人手中。他完全可以用借来的钱先收购公司的股份，然后又反过来做些手脚，让公司以高于其收购价的价格回购这些股份，转眼间他就可以赚个满钵。幸好他是一个出身工人家庭的好人，不愿意欺骗厂里的职工小股东们。但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人性善上，在制度建设还非常薄弱的情况下，MBO要慎行。在这方面，顺德为我们做出了榜样。顺德的国企和集体企业经理要想买企业，必须自己掏腰包，交纳相当比例的现金。有了这样的要求，企业经理想空手套白狼的动机就会大大降低。 然而，把国有资产流失的板子全打在国企高管的屁股上，却是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就我们调查所得到的情况来看，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的主要形式是资产打折，而不是空手套白狼。在某些城市，企业可以以低于帐面价值60％的价格出售。资产打折的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想以资产换取就业。从中央到地方，就业是一切问题之根本，因为它关系到社会稳定这个敏感问题。谁都知道，隐蔽失业在国企中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我曾在西安一家大型国企的企管办工作过两年。在我去之前，这个办公室只有两人；我去之后，人数直线上升，到两年之后我离开时，已经达到七人。刚到这家工厂时，我还在装配车间里实习过半年。我们班组按编制总共有12个人，可平时能有一半人上班就不错了，生产却从来没有耽误过。改制本是国企瘦身的好机会，但地方政府总是设法要求企业多留人；哪怕下岗，也要以内退为主。这样一来，企业高管就拥有了很强的谈判能力。尽管各地都有明文规定的资产打折标准，但每个企业都会以情况特殊为由要求更高的折扣。由于信息严重不对称，地方政府往往屈服于企业管理者的要求。改制过程中内部人控制严重也与此有关。内部人比外部投资者拥有更多关于企业资产和人员的信息，因此更可能答应多雇用工人，地方政府选择内部人就是理性的选择了。 说到底，资产打折和地方政府是否愿意负担起提供再就业机会的责任有极大的关系。可以想像，改制的最佳办法是先将人员和资产剥离，将资产以招标的形式公开出售，然后要求买者必须雇用一定比例的职工，剩下的人由政府负责，安排再就业。这样做的好处有二。其一，它可以最大程度地发现资产的价值。目前以会计价值确定资产价值的方法显然是不科学的，帐面价值高的企业可能没有任何前途（如那些开工即亏损的企业），而帐面价值为负数的企业未必就不能卖一个好价钱，因为它们可能有较好的发展空间。公开招标出售可以发现那些识货的买主，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政府，这都是好事。其二，公开出售割断了资产和人员安置之间扯不清、理还乱的关系，为企业今后的资产重组扫清了道路。然而，在我们所调查的十二个城市中，只有重庆的南岸区计划照以上办法做，其他地方统统将人员安置和资产打折捆绑在一起。这是政府不愿意负担责任的结果。就多数地方政府而言，改制是甩掉国企这个沉重包袱的好机会。一位经贸委主任曾对我直言不讳地说：“改制就是要让工人别到政府大楼前‘上班’。”“上班”是对工人到政府门前静坐的戏称。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倾向已经危及政府的威望。其实，何止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何尝又好多少？现在的情形是，中央财政好于省级财政，省级财政好于市级财政，依此类推，区、县、乡镇最惨，只好向企业和农民伸手，有些地方的税已经收到2007年了！中央现在控制着187家特大型企业，赢利占所有国有企业的2/3；各省、市纷纷效尤，赢利企业保留，亏损企业下放。某市一个区原来没有几家国有企业，市里一下子下放三十二家，都是亏损的待改制企业。要全部改完这些企业，需要1.2亿元；对于一个区而言，这是天文数字。 回到郎咸平所引发的大讨论，我想说的是，义愤不能代替冷静的观察和思考；尤其重要的是，公共知识分子要做社会的大脑，而不是大众的喉舌。中国的现实是，大众所接受的关于公平的教育和他们在现实中的遭遇完全是矛盾的。我们从小所接受的教育是，我们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我们是国家的主人，我们的要求就应该是国家的行动。但是，现实却是，我们不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在这个日益分化的社会里，我们的要求也不一定转化为国家的行动。理想与现实的反差造成人们的挫折感和对社会的愤怒。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是引导民众缓解挫折感，督促政府改进制度建设和再分配机制，而不是点燃民众的愤怒之火。民粹主义可以图得一时的痛快，但对国家和民族都是一剂慢性毒药。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中国当前的国有资产状况 （王鹏 编，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一、国有资产的涵义及分类 所谓国有资产，是属于国家所有的一切财产和财产权力的总称。它的存在源于国家管理社会经济生活，对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的需要。国有资产不独社会主义国家才有，更不独中国才有，资本主义国家也有，甚至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组成国家后就产生了。从政府经济职能的意义上说，国有资产将伴随着人类的历史。对于中国而言，这更是一个关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问题。 经济学对国有资产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国有资产，指的是国家依法取得和认定的资产，或者国家以各种形式对企业投资和投资收益，以及向行政单位拨款等形成的资产。在此意义上，国有资产与国有财产基本等同。 但按照市场经济的理论，严格来讲，资产和财产还是有区别的，即只有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生产经营活动的财产才叫资产。根据这个区别，引申出国有资产狭义上的定义，即一般所称的经营性国有资产，或企业国有资产。 国有企业资产、集体企业中的国有资产、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的中方国有资产、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中的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以及境外的中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中的国有资产，通常纳入狭义上的国有资产定义范围。此外，它还包括行政事业单位占有使用为获取利润而转作经营用途的资产，以及已投入生产经营过程的国有资源性资产。故而广义的国有资产包括上述经营性资产、非经营性资产和资源性资产。具体如下： （1）经营性国有资产：指从事产品生产、流通、经营服务等领域，以盈利为主要目的，依法经营或使用，其产权属于国家的一切财产。它是国有资产中最重要、最活跃的部分。具有运动性、增值性和经营方式多样性的特点。 （2）非经营性国有资产：指不直接投入生产经营过程，用于行政、公益服务事业及没有启用的国有资产，包括：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及类似机构使用的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科学、教育、卫生、体育及类似机构使用的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直接供公共使用的非经营性国有资产；以及没有启用的国有资产等。 （3）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指由行政事业单位占有、使用的，在法律上确认为国家所有、能以货币计量的各种经济资源的总和。包括国家拨给行政事业单位的资产、行政事业单位按照国家政策规定运用国有资产组织收入形成的资产，以及接受捐赠和其他法律确认为国家所有的资产。 （4）资源型国有资产：指在人们现有的知识、科技水平条件下，通过对某种资源的开发能够带来一定经济价值的国有资源。国有资源指自然界中存在的，所有权属于国家的自然资源。资源型国有资产具有经营性和非经营性，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资源型国有资产从实物形态上具有品种的稀缺性、数量的有限性、品种的复杂性和分布的失衡星等特点；从价值形态上则具有所有权的垄断性、范围的相对性、资源的资产性和有价性等特点。 我国的国有资产来源于下列渠道： 一是国家依法取得和认定的资产，主要是依法没收的官僚资本和敌伪财产；依法宣布国有的城镇土地、矿产、海洋、水流以及大森林、大荒山等；依法赎买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依法征收、征用的土地；依法没收的其他财产；依法收取的罚金；依法认定和接收的无主财产和无人继承的财产等； 二是资本金的投入及其收益，主要是国家投入国有企业、中外合资合营企业、股份企业的资本金及其权益； 三是国家对行政事业单位拨入经费形成的资产； 四是接受馈赠，主要是公民赠与国家的财产和外国友人、团体、政府赠与我国的财产。 除上述之外，凡在我国境内所有权不明确的各项财产，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也应属于国有资产。 截至2002年底，我国国有资产总量共计118299.2亿元。其中经营性国有资产为76937.8亿元，占65%；非经营性国有资产为41361.4亿元，占35%。 二、国有资产的形态及其转化 国有资产作为全民的资产主要是追求其应有的社会经济效应，尽管国有资产在数量上十分庞大，但我们可以把所有的国有资产分成四种基本的形态： 1、企业形态。企业形态的国有资产就是国有企业，包括全资的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参股企业中的国有股份。这一部分资产因其盈利性也被称作经营性国有资产。截止2002年底，我国经营性国有资产总量为76937.8亿元，占全部国有资产的65%。由此也可以看到，国有企业仅仅是国有资产的一部分，不过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而且人们多数的注意力。 2、公共产品形态。公共产品形态的国有资产是指国家和社会拥有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环境卫生、文化教育等资产。我国统计中的非经营性国有资产，指的主要就是这一部分国有资产。截止2002年底，我国非经营性国有资产总量为41361.4亿元，占全部国有资产的35%。从目前来看，公共产品形态的国有资产发展势头迅猛，而且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是国有资产拓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3、货币形态。货币形态的国有资产是指以现金或投资基金的形式存在的国有资产，包括社会保障基金、教育基金等。但以往对于这种形态的国有资产缺乏关注，因此也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很显然，这种形态的国有资产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4、资源形态。资源形态的国有资产是指国家拥有的土地、森林、矿藏等资源。在我国，多数自然资源都归国家所有，自然也就是国有资产，截止到2002年底，国有资源部统计的资源形态的国有资产为29万亿元。这一形态的国有资产具有双重特性，一方面它是一种国家可以处置的资产，另外一方面这种处置对于生态、环境等又存在较大影响，因此需要科学规划，统筹安排。 三、国有资产规模及结构分布 （一）国有资产规模 鉴于国有资产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它应当占有一定的份额和比重。但目前，国有资产总量过多、比例过大、分布过广以及资源的利用效率不高。 先来看看我国国有资产的存量规模。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应该说，国有资产的存量规模已经十分庞大。据财政部统计，到2002年底，我国国有资产总量已达118299.2亿元。其中，经营性资产76937.8亿元，占65%；非经营性资产41361.4亿元，占35%。经营性国有资产中，国有工商企业又占到65476.7亿元，占85.1%；国有警容保险企业占到10223.0亿元，占13.3%；国有境外企业占到2657.9亿元，占4%；各类国有建设基金占到1238.1亿元，占1.6%。（3） 从社会资源的占有情况来看，国有资产占有社会经济资源的60%-70%，这一点从下面几个数据可得到说明：（一）国有单位的投资在固定资产总投资中始终占近60%，“六五”期间为66% $ “七五”是63%，“八五”是59%，“九五”是53%。不过，自筹及国内贷款占据主体地位。“九五期间前四年国家投资4372.15亿元、国内贷款20625.06亿元、利用外资10054.3亿元、自筹及其他72038.3亿元，所占比重分别为4.12%、19.4%、9.5%和67.9%。（二）从流动资金的占有量来看，银行流动资金贷款的70%-80%是带给了国有企业。（三）从固定资产原值的变化来看，国有经济的增长非常快，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由1980年的3730亿增加到1995看看年的30，900万亿，增长了8.2倍，固定资产净值从1980年的2，528亿增加到1995年的17，400多亿，增加了7倍。 （二）国有资产分布结构 如上所述，国有资产的数量十分庞大，但分布结构却非常广泛和分散。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考察国有资产的分布情况。（4） 首先，从国有经济在不同部门、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中所控制的份额，根据“表1”、“表2”资料，可以看出： 1） 在大多数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以及自然垄断的门类和行业中，国有控制企业的经济总量占明显的主导地位。 分门类看，国有控制企业在“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金融、保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卫生、体育及社会福利业”以及“采掘业”等门类中，营业收入均占有60%以上的份额，最高的高达94.9%，起着明显的主导作用。 国有事业单位所占比重高、影响大的门类主要有5个，分别是“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视电影业”、“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和“农、林、牧、渔业”（见表2） 分行业来看，国有控制企业在30个大类、88个中类行业中，营业收入所占比重超过60%。这些行业中，涵盖了大部分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重要的自然垄断行业 2） 在那些比较重要的基础产业、制造业和服务行业中，国有控制企业的经济总量占有较高的比重。 在“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农、林、牧、渔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营业”3个门类中，国有控制企业所占的比重均超过了50%；在“社会服务业”和“建筑业”中，所占比重也超过了40%。 分行业看，国有控制企业所占比重在40%-60%之间的大类行业有19个，重类行业有60个。这些行业，囊括了大部分比较重要的基础产业、制造业和服务行业。 3） 在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竞争比较激烈的部门，国有企业所占比重相对较低，但仍保持着一定的比例。 在“房地产业”和“制造业”2个门类，国有控制企业的经济总量所占比重低于40%。 分行业看，在37个大类行业、195个中类行业中，国有控制企业的比重低于40%。这些行业绝大多数是那些竞争比较激烈、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加工业和一般性的服务行业。其中，诸如，“服装及其他纤维制造业”，“皮革、皮毛、羽绒及其制品业”、“家具制造业”等6个大类行业，40多个中类行业，国有控制企业经过近些年来的结构调整，目前所占比重已不足10%。 4） 原材料加工业（如“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中，国有大企业在本行业全在重要工业行业，国有大企业是行业内大企业的主体。 在那些特殊行业（如“武器弹药制造业”、“烟草加工业”、重要的采掘业（如“木材及竹材采运业”、“煤炭采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和那些重要的能源、部大企业中占有很大的比重，2001年营业收入所占比例均超过了90%；在那些比较重要的基础产业和加工工业中（如“煤气的生产和供应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国有大企业也占有较高的比例。 另外，比较国有经济在各门类中的“企业属”、“从业人员”和“营业收入”所占的比重（见表1），可以看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在大部分门类中，国有控制企业的从业人员在全部企业中所占的比重，均死于其营业收入所占的比重（只有“农、林、牧、渔业”、“社会服务业”和“房地产业”例外），这说明国有经济控制的企业在资金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所占的份额相对较高，同时，在同类行业中，国有控制企业多时一些记事册次和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的龙头企业；二是国有控制企业在全部企业中所占的比例，企业属比例大大低于其营业收入和从业人员比例，这说明国有经济中规模较大企业所占的比重相对较高。 其次，分地区来看，普查资料显示，在2001年，大部分地区国有控制企业占有相当高的比重。其中，东部发达地区国有经济比重明显低于内地，但仍占有稳固的控制地位。 1） 从“营业收入”所占的比重来看，东部地区最低，为43.5%，中部和 西部相差不大，分别为66.1%和64.9% $ 均接近2/3。分省市自治区看，有24个省（市、自治区）超过一半，其中，比重高于70%的有9个地区，最高的是吉林省，为76.9%，其余的8个地区依次为西藏、贵州、甘肃、黑龙江、新疆、青海、江西和云南；有10个地区的比重在60%至70%之间，依次为内蒙古、湖北、山西、陕西、北京、广西、宁夏、安徽、湖南和辽宁；有5个地区的比重在50%至60%之间，依次为重庆、河北、四川、河南和海南；尤其个地区的比重低于50% $ 最低的是浙江省，为28%，其余的6个地区，从高到低依次为江苏、广东、福建、山东、天津和上海。 2） 从“从业人员”所占的比重来看，东部地区最低，不足1/3，为30.4%，中部和西部均超过1/2，分别为52.5%和50.4%。分省市自治区看，有5个省（市、自治区）超过50%。其中，比重稿于60%的有7个地区，最高的是新疆，为73.9%，其余的6个地区依次为黑龙江、海南、吉林、西藏、贵州和内蒙古，有8个地区的比重在50%至60%之间，依次为甘肃、湖北、陕西、气管海、广西、陕西、宁夏和江西。有6个地区的比重在30%治0%之间，依次为四川、重庆、天津、北京、山东和上海。有4个地区的比重低于30%，最低的是浙江省，为14.1%，其余的3个地区，从高到低依次为广东、福建和江苏。 3） 从“企业数”所占的比重来看，东部地区只有12.1%，中部和西部地区均超过1/5 $ 分别为21.6%和21.1%。分省市自治区看，各地国有控制企业数所占的比例均大幅度低于“营业收入”和“从业人员”比例，超过50%地区只有一个，是西藏，占57.4%;比重高于和低于20%的地区各有15个，在15个比重高于20%的地区中，有5个地区的比重高于30%，依次为湖北、贵州、青海、甘肃和黑龙江，其余的10个地区依次为新疆爱那个、广西、海南、内蒙古、吉林、云南、山西、江西、山西和湖南；在比重低于20%的15个地区中，比重低于10%的地区有两个，分别是浙江和江苏，比重分别为6.5%和9%，其余的13个地区，从低到高依次为上海、北京、广东、福建、河南、四川、山东、重庆、天津、辽宁、安徽、河北和宁夏。 4） 从企业的实收资本来看（见表3，表4）[5] $ 截止到2001年底，在垄断性强的产业，国家资本仍占有绝对的优势。其中，在地质勘查与水利管理业，国家资本占实收资本的比率达78%之上，其次为金融保险业，这一比率达74.85%，以下依次为交通运输、仓储与电信业（70.91%）、采掘业（70.59%）、卫生、体育与社会福利业（65.45%）、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59.93%）、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57.08%）。显而易见，在这些非竞争性的产业或自然垄断产业里，国家资本在全部资本中的比率仍在60%至70%左右。 不过，在非垄断的竞争性产业，国家资本在企业实收资本中的比重只占1/3左右。其中，房地产业中国家资本的比率最低，为21.88%；其次是制造业，国家资本的比率为28.29%；下面依次为社会服务业（31.32%） $ 批发与零售贸易、餐饮业（32.93%）、建筑业（36.74%），农、林、牧、渔业（37.08%）、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40.85%）。 如果将各个产业中的全部资本分为三个子类：国有绝对控股企业的资本、国有相对控股企业的资本和其他企业的资本，表4告诉我们，在所有产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国有绝对控股企业的资本平均占到52.81%，国有相对控股企业的资本只占3.46%，两者相加，国有控股企业的资本在大部分大类产业中仍保持着控制力。 若分部门来看，在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中，国有控股企业的资本占总资本的比率高达91.75%，其次为金融保险业（85.89%、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81.74%）。即使是在制造业与社会服务业这一类竞争性行业中，国家啊他能够过孔国库能够股方式，使控股企业的资本占本行业总资本的比率都超过了40%。这再次说明，通过控股方式可以提高国家资本对社会总资本的控制力。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这个城市公用事业行业。该行业的国家资本占实收资本的比率为57.08%，而通过国家控股方式，使国家控股公司的资本占该行业全部资本的比率上升到81.74%。这是因为城市公用事业已经引入了国有控股的企业法人资本构架，而控股使国有资本的调控里间接上升了24个百分点。它意味着，即使在未来的若干年内，国家资本占全部实收资本的比率下降了，只要国家资本仍在水电气这些公用事业产业保持绝对或相对控股地位，国家资本仍能保持其对社会产业资本的调控力。 综上所述，中国国有资产的规模与分布结构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1）尽管在全部单位中，国有绝对控股（包括国有独资）与相对控股的企业法人量只有15%，但在全社会总资产中，国家资本仍达44%以上；（2）共有资本（国家与集体资本）仍占全部企业实收资本的53.06%；（3）尽管上世纪80年代蓬勃发展的集体经济已呈相对下降趋势，但国家通过新的合作经济方式，在私人资本与外资参与的公司型企业中通过控股，仍然控制了全社会实收资本的56%以上；（4）国家资本在房地产业、制造业、服务业、商业与餐饮业等竞争性产业中已经推出，其占上述产业的资本的比率已降为30%上下，而在垄断性产业与公用事业和金融行业中，国家资本仍占70%左右；（5）通过国家控股方式，可以使国家资本对全社会资本的调控力间接增加8-12个百分点；（6）国有工商企业国有资产分布结构进一步优化，国有资产向基础产业和大型企业聚集步伐加快。基础产业占国有工商企业国有资产总量已超过62%；国有大型企业占国有工商企业资产总量已超过77%。 （三）国有资产绩效分析 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发展，国有资产在所有行业和领域都占据绝对控制地位的状况已有很大改变。但从总体上看，国民经济的命脉仍然牢牢地掌握在国有经济的手中，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具有很强的控制力。也正因为如此，国有资产的总体绩效表现得并不能令人满意。
浅议劳动力的再生产 ——从马克思“资本论”体系看《略论服务业资本》的逻辑谬误 王 红 霞* 胡景北教授的《略论服务业资本》一文（以下简称《略》文）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体系出发，通过分析产业工人生产劳动力的过程，定义了“直接生产劳动力使用价值的社会劳动部门即服务业部门”并相应地把社会总资本扩展为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服务业资本；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了服务业资本在剩余价值生产中的作用。尽管胡教授对服务业资本在剩余价值生产中作用的论证相当精彩，但是，文中对于“劳动力的再生产”的分析和论述，笔者却不敢苟同。笔者粗浅地以为：《略》文中对于“进入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之前工人所处状态的分析和判断”与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相去甚远甚至悖离。同时，由于“进入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之前工人所处状态的分析和判断”是《略》文分析的基础和前提，因而其谬误又导致了整个《略》文体系的诸多问题和漏洞。以下将从《略》文与马克思“资本论”体系逻辑的基本谬误出发，逐一深入分析《略》中的矛盾和不足。 一、基本悖论：进入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之前的工人 仅有其“出卖劳动力所得的价值”但不具有使用价值 《略》文指出：当资本家结束对劳动力的消费、工人离开生产过程时，“尽管他拿到了出卖劳动力所得的价值，但他的劳动力使用价值没有了。”显然，按照《略》文的逻辑，这就意味着此时的劳动力商品只具有价值但不具有使用价值。然而，根据马克思的“劳动力是商品”和“商品属性”的理论我们知道，一物，只有是有用——不仅对自己有用，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对别人或社会有用——的物，才可能具有价值。也就是说，一物首先具有使用价值然后才可能具有价值。由此可以推知：“一物可以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①，即世界上可以有只有使用价值但没有价值的东西；但是，马克思同时也指出：“…任何一物，要不是一种有用的物品，就不能有价值”②，世界上不可能只有价值而没有使用价值的商品——奇怪的是，建立在马克思“资本论”逻辑体系基础上的《略》文中便出现了这样的特例商品。这显然与马克思“资本论”体系的基本逻辑相矛盾：如果承认劳动力是商品，它就应该具有所有商品普遍具有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二重属性；如果断定走出生产过程的劳动力商品只具有价值而不具有使用价值，那么就等于否定了“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重性原理”。由于这一点是该文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因此，《略》文中关于进入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之前的工人仅有其“出卖劳动力所得的价值”但不具有使用价值就成为基本悖论。而且，这一基本悖论直接影响了后文中系列结论的正确性。 实际上，当工人离开生产过程时，他从资本家那里拿到的是他出卖劳动力所得的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的劳动力价值实现和补偿而并非是他“出卖劳动力的价值”。马克思指出：“劳动者可是要到他的劳动力已经发生作用，已经在商品中实现它本身的价值和剩余价值之后，方才得到报酬。所以他不仅已经把剩余价值（我们暂时假定，那只充当资本家的消费基金）生产出来，并且在可变资本用工资形式流回到他手中以前，已经生产出他的报酬所从出的基金，可变资本。”③ 也就是说，当资本家结束对劳动力的消费时，不仅“工人对资本家提供的‘使用价值’…某种有用的劳动”④消耗殆尽，而且，工人先前所拥有的劳动力价值也得到了实现，并转化为工人所拥有的货币形式的工资资本。马克思继而论述到：“所以，可变资本不过是劳动者维持自己，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基金或劳动基金一个特殊的历史的现象形式；那种劳动基金，在社会生产的一切制度下，他都必须要不断地生产和在生产出来”⑤。可见，此时，工人所拥有的劳动能力既没有价值也没有使用价值，当然也就无法到市场上再次进行出卖。若要使其能够到劳动力市场上再一次出卖劳动力，他就必须要把自己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同时重新生产出来。也就是说，工人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不仅是劳动力使用价值即某种有用劳动力功能的重新生产过程，同时也是劳动力价值的形成过程。然而，《略》文中却认为：工人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只是在拥有原劳动力价值的前提下劳动力使用价值的再生产过程。显然，这一方面暗示着工人劳动力的价值始终不变（即将始终保持其最初从产业资本家手中拿到的货币额），另一方面也暗示着生产劳动力使用价值的过程不会形成任何的劳动力价值。据此，《略》文关于劳动力再生产过程和服务业资本不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的两个主要论点难免令人质疑。 二、基于悖论的两个主要论点的疑问 1、劳动力“简单再生产”推论和现实中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矛盾 如果沿着《略》文的思路，那么工人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是在劳动力价值既定的条件下仅仅重新生产劳动力使用价值的过程。换句话说，《略》文认为：工人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实际上是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过程。上文的分析也已经显示：通过这个过程，工人重新具有其初次进入生产过程时所拥有的劳动力价值和使用价值，如此周而复始。进一步分析上述观点可以发现：保持工人“拿到出卖劳动力所得的价值”这个条件既定等价于工人从产业资本家那里得到的货币形式的工资额将始终保持不变，即劳动力的价值或工资将在任一生产过程中保持不变。也就是说，在上述条件下，无论工人如何进行劳动力的再生产，其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工资都将保持不变。然而，现实世界中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工资从来也没有保持过不变，而是一直在呈现着不断上升的现象和趋势。如果我们以实践为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那么我们就只能否定《略》文中隐含的假设条件，即工人不可能在每次进行劳动力的再生产时保持其原劳动力价值而只进行使用价值的生产。 可见，现实中经过每一次劳动力再生产后的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不断变化在十分有力地否定了《略》文关于工人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只是在拥有原劳动力价值的前提下劳动力使用价值的再生产过程的观点。事实上，如果我们把工人看作是劳动力资本（或人力资本）的所有者，那么他也会和其他资本所有者一样不是仅仅满足于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而更希望不断进行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以便增加劳动力的价值换回更多的“资本额”。 2、质疑“直接生产劳动力使用价值的服务业部门”的生产 《略》文中把服务业定义为“直接生产劳动力使用价值的社会劳动部门”。显然，在服务业直接生产的劳动力使用价值中，一部分是对工人自己有用的使用价值，另一部分是对别人或社会有用的使用价值，而且这两部分是揉和在一起共同附着在工人的身体上的。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当进行“对别人或社会有用的使用价值”的生产时，生产的最终目的和结果就是进行交换。既然要进行交换，那么这也就意味着该使用价值必定同时也是价值负载物。否则，交换就失去了标准而无法进行。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承认在服务业直接生产的劳动力使用价值中有一部分是对别人或社会有用的使用价值，那么在这其中就一定包含了相应的价值量的生产过程，即这一过程中必将包含着价值的生产。 实际上，仔细分析《略》文，我们也可看到《略》文关于“服务业不可能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论断和“服务业即直接生产劳动力使用价值的社会劳动部门”论断实际上存在着相互矛盾。根据《略》文观点，“服务业不可能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由于价值是一个社会范畴，“只能表现在商品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⑥；因此，不生产价值，就等价于不生产“对别人或社会有用的使用价值”。那么，服务业生产的劳动力使用价值就不包括“对别人或社会有用的使用价值”。根据《略》文的划分，劳动力的再生产通过提供“个人消费”的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完成。既然服务业不生产“对别人或社会有用的劳动力使用价值”，那么这部分使用价值就只能在提供“个人消费”的部门生产出来。而根据《略》文的观点：“个人消费过程的结果是消费资料商品价值的消灭和使用价值转化为人”，也就是说，提供“个人消费”的部门只生产对“人自己”有用的劳动力使用价值。这样，《略》文中的劳动力再生产就只是生产“对自己有用的使用价值”的生产。然而，根据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只具有“对自己有用的使用价值”不可能成为商品。因此，根据《略》文的逻辑我们经过反推最终却得到“劳动力不可能是商品”的结论。显然，这不仅与“资本论”也与《略》文本身的论点自相矛盾。由此可见，说“服务业不生产价值”难免有些武断。如果承认服务业生产价值，那么，由于价值的生产过程中总是伴随着剩余价值的生产，因此，承认服务业生产价值就必然要同时承认服务业也生产剩余价值。 三、有关服务业资本论证中的逻辑混乱 此外，本文还粗浅地认为：《略》文除在上述方面与“资本论”的逻辑存在重大谬误外，其本身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逻辑混乱。这中逻辑混乱突出表现为：在论证过程中，对象指代模糊有时甚至发生互换。具体来说：《略》文首先对服务过程进行了分类划分：依“服务劳动的接受者、服务劳动的对象或客体”标准将服务过程界定为劳动力的生产过程；依“服务劳动的发生者、服务劳动的主体”标准将其定义为劳动力的消费过程；然后，在此基础上，分别从上述角度对服务业资本在剩余价值生产中的作用进行论证。本来这一思路非常清晰明了，然而，遗憾地是，在具体论证过程中，或许由于《略》文关于“服务过程是劳动力的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的统一、是消费过程和生产过程的统一”的观点过于深刻，以致其在下文的论证中不时在“劳动力的生产过程”和“劳动力的消费过程”中摇摆不定。例如：《略》文在关于服务业资本能否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论证中，从劳动产品处在直接的消费状态的纯粹消费过程出发指出：因人化的消费性劳动不可能被资本所占有，所以推断出服务业劳动不可能为服务业资本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这实际上是仅仅建立在“劳动力的生产过程”这一立场上的，从劳动力的消费过程来说，结论肯定不同——尽管《略》文明确指出：由于“劳动力本身的生产过程即社会的消费过程居于主导的地位”所以“服务过程只是社会消费过程的一部分”，但是，“主导地位”只是说明地位作用的大小与强弱而并非排除关系，因此由“主导地位”便彻底排除“生产过程”显然显得有些牵强和独断。也就是说，既然指出服务过程是一个对立统一的辨证体、社会的消费过程只是居于主导地位而非绝对地位，那么，在分析中就不应排除对“劳动力消费过程”的分析。实际上，如果考虑到“劳动力消费过程”，服务业资本就不可能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只是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服务业资本在“劳动力消费过程”中生产出来的价值，最终被“劳动力的生产过程”所转移和消灭，而剩余价值一部分被服务业资本家所无偿占有、另一部分随着消费资料转移到工人身上罢了。 综上所述，笔者谨以为：《略》文的最大谬误在于其价值与使用价值的概念和属性与与马克思“资本论”体系的逻辑明显矛盾，这也《略》文的致命之误。而且，这一谬误直接动摇了整篇文章的观点和价值。当然，这只是笔者的拙见，对于文中的错误，愿接受任何有意义的批评指正！ 主要参考文献： 1、 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郭大力、王亚南译，人民出版社北京1965年出版。 2、 2、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三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上海1975年出版。 3、 3、 胡景北：《略论服务业资本——马克思“资本论”体系的一个扩展》，《学术月刊》，2000年第期。 姚洋：国有资产流失的真与假
王鹏：中国当前的国有资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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