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夜晚

“双周夜话”2003年第09                                                           200356

 

 

五月的夜晚

 

五月的深夜,我走在小区外的人行道上。风轻轻地吹着,柔和地掠过我的脸面;马路已经完全安静下来,习惯了噪音和废气的耳朵和鼻子享受着久违的轻松。没有月亮,淡淡的路灯似乎更加平和。

五月的夜晚,应当是一年中最舒适惬意的夜晚了。

这时,从对面人行道上走过来一个女孩,走在我的前面。她的步伐不象散步,也许是夜班,也许是朋友聚会,这么迟才回家。突然,她轻轻地跳起来,好象要摘一片树叶玩耍,也好象要抚摸一下树叶,那身影,那姿势,无声无息,但却给本来无声无息的春夜带来了生气,恰如画龙点睛,春夜一下子舞动开来,世界一下子完美了。

我突然感动了,原来,把世界美丽起来,是如此地容易。一个无意的动作,一个欢喜的蹦跳,就会让世界美丽起来。

我也想摘一片树叶,摸一下小树。

但我的手停在了半空,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树叶上树干上满是灰尘,只有在雨后的短促时间内,它才有幸展现自己那令人类心旷神怡的绿色和苍莽深重的褐色。

前面的女孩已经走远。

我突然怅惘了,让世界美丽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如果在我的身后,有一位类似我的心情的人在散步,他是无法欣赏到我刚刚感受的美丽的,因为我没法让自己欢喜地亲抚树叶,没法把生命赋予春夜。

我是理智的,我要估算树叶带给我的灰尘,我只有在了解成本和收益后,才能决定是不是应当摘一片树叶来欣赏。

前面的女孩这么晚还在这里走,应当也是这里的居民,应当也知道树叶上的灰尘。

但她还是高兴地和树叶玩耍。

    也许,让世界美起来,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理智。

创造历史的易和难

“双周夜话”2003年第19期                                2003年10月28日 

创造历史的易和难 

创造历史往往很容易。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向教职员工公布了财务状况。我不知道,在高校内的专业学院、系所成为具有财务自主权的独立财务单位以来的中国历史上,这是不是它们第一次公开财务?如果这样的话,创造历史不免太容易了。哪一所财务独立的高校能够公开财务,它也将创造中国历史。哪一位官员或者政府机关能够公开自己的财务,他或它也能够创造中国历史。中国历史在公开化、制度化上的空白太多,所以,几乎每一个有权的人、有权的机构都能够在这方面做一点开创性的工作。 

但创造历史往往又非常困难。 

为什么在每个人都承认公开财务必要性的时候,财务又不能够公开呢?许多单位的重大事项不能够向职工公开呢?据说,最重要的理由是需要征求上级的同意。而我们知道,上级机构本身往往还没有公开它的财务,甚至没有近期公开的计划,那么,上级的“同意”是很难的。可是,问题在于,为什么需要上级同意呢?财务向本单位公众的公开,或者是向社会的公开,这两者都不需要上级和外人的同意。只要本单位人员有要求,只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做,只要当事人确实想制定一个公正有效的办事制度,公开就是必要的,而无须得到其他人的批准。 

在中国,有权者很容易创造历史,而他们不能够创造历史的困难,可能还是马克思所说的他们心中那种“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马克思在为“资本论”写的序言中指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例如,英国高教会派宁愿饶恕对它的三十九个信条中的三十八个信条进行的攻击,而不饶恕对它的现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进行的攻击。”我们知道,英国高教会派之所以能够饶恕对它的信条的攻击,是因为相信这些攻击影响不了它的会众,但对它的财务状况的攻击会却会使它丧失人心并引起法律上的追究。在英国(即使在那么“黑暗”的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的英国),由于有制度,所以高教会必须聘请检查人员来检查它的现金收入,向它的会众公开财务,以便反驳对它财务的攻击。而正是在这篇序言里,马克思赞扬英国检查人员的“内行、公正、坚决”。有了制度,再有了这样的检查人员,即使有权者怀有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他们也无法采取激烈、卑鄙和恶劣的方式,而只能够根据法律和规范来争取自己的个人利益,这就象在英国,由于制度,由于一批“内行、公正、坚决”的人维护研究自由,反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人再激烈、卑鄙、恶劣,他也不能够限制“资本论”的出版和传播。因此,在那些地方,也许确实到了“历史的终结”,没有创造历史的机会了。而在中国,我们现在既乏制度,又少“内行、公正、坚决”的检查人员,所以,在制度建设上创造历史的机会还很多很多。我相信,只要有权者能够唤醒自己心中“最勇敢、最神圣、最美丽”的感情,以内行、公正和坚决的行动去做,他们就会创造历史。

你最好一笑置之

“双周夜话”2004年第21            20041025

 

你最好一笑置之

      

       恰巧两个月前,我写了今年双周夜话第16期“说真话”,就网民Skywalker对我的评论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在把Skywalker的评论作为附录加在我的短文之后的时候,我有过一瞬间的犹豫,因为最妥当的做法是仅仅附上他对我个人的评论,而把他对经济学院教师的那篇评论全部附上,无疑有不妥之处。但我当时一下子没有想出如何把他对我的评论分离出来而又保证将来能够检索到,同时作为刚刚交班的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前院长,我感到有义务让学院所有老师知道外界对他们的有一定水平的评论,即使这些评论完全是负面的。正如我向包括田国强院长在内的经济学院现领导说过的那样,如果我仍然是院长的话,我会把Skywalker的评论发给每位教师。

      

今天,Skywalker真实身份已经被查出(据说仅仅是个本科生!!!);他的评论已经从他最初发表的网址删掉了;据说他受到了诋毁他人名誉的上诉威胁,生活受到了严重干扰。许多朋友劝我把他的评论从我的网页上删除,以消除“不良影响”并平息“公愤”。

      

然而,我不认同“不良影响”和“公愤”之说。Skywalker的评论激起强烈反响和造成“不良影响”甚而“公愤”是两回事。他的评论之所以能够引起强烈反响,是因为它是国内少见的对经济学教育有水平的评论。首先,他的评论直指个别教师,而不是笼统地就经济学院而言;但他的评论又触及了大批教师,所以又可以看成是对经济学院的总体评论。其次,他的评论是未来导向型的,爱憎分明。再次,他的评论直指要害,尖锐有力,在若干点上甚至恰如其分。让这样的评论从此消失,也许是中国经济学教育史研究的一大损失。试想,五十年后,如果有人撰写包括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中国经济学教育史,Skywalker的评论可能会是不可多得的材料。我们今天写起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的经济学教育之所以难有深度,部分原因不就是缺乏对那些年代经济学教育的批评性言论吗?那时没有网络,批评性言论(无论对否)无处可说,所以我们看到的文献都是褒奖性的,可当时的经济学教育又传播了多少五十年后看确实有用的知识呢?让不同意见保存下来,是中华民族治史的传统,也是中国先进文化得以保存的条件。同样,让与自己不同甚至错误的看法保存下来,既能够激励自己,也能够让后人、外人更准确地评价自己。一个学者、一个学院不会因为恶意评论而垮台,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学术和商业不同之处,况且Skywalker的评论整体上还算不上恶意评论。

 

其实,一个本科生能够写出这样的评论,本身便值得我们尊重:他至少在关心着经济学、关心着上海财大经济学院,思考着经济学院的未来。他的评论更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首先,竟然还有学生对这么多教师作出如此的评价,可见学生眼光之犀利、要求之严格,绝非让我们沾沾自喜的学生座谈会发言所能够表现出来的。其次,我们真像评论所说的那样吗?如果不是,为什么学生有那样的印象?如何通过我们每一位教师的工作改变那样的印象?确实,有Skywalker这样的学生,哪一位教师还能够自以为是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卢卡斯得奖后曾经说过,没有责难他的那些学生,就不可能有他的创造性工作。是的,没有这样的学生,学者只能够靠孔夫子或者康德的“内省”来发展自己的学说。但内省习惯的修成比起得到学生的责询和外界的批判显然是更困难的,所以学术才需要公开批判,学者才需要接受公开批判,包括根本不如自己的人的批判。

 

当然,作为年轻人的写作,Skywalker的评论没有全面地对待各位教师,没有指出他们处境的困难和他们取得的成绩,而且不乏过激之词,不乏对部分老师的苛评和错评。然而,要求年轻人“全面”与“平和”就几乎相当于要求他们“老龄化”。年轻人的特点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问题在于他们攻击的那一点是否正是我们自己的要害且薄弱之点。看来Skywalker在一定程度上是击中了包括我在内的不少教师的薄弱要害,不然的话,他的批判不会受到注意,更不会产生所谓的“不良影响”以至于“公愤”。

 

Skywalker对我的评论是中肯的。也许它会在我的学生、朋友中造成对我的“不良影响”,但由于这能使他们对我的评价更客观,所以我接受这样的影响。对我过去的同事,我的建议是,即使Skywalker对你的批判过火甚至荒唐,你最好是一笑置之。如果你感到Skywalker 没有尊重你,那么,你的反应若超过了一笑置之,你可能就是不尊重自己了。大学教师是一个受到社会尊重的职业。它之所以受到尊重,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对个人君子风度要求最高的职业。你和我一样,在年轻时想到高校教师的职业时都会心潮澎湃,都会下决心当一个谦谦君子、为人师表的教师。今天我们幸运地从事了大学教师的工作,我们不会忘记自己当年的理想和追求。大学教师的强处在于自己对学术工作的信心,在于自己为人处事的君子风度,而不在于别人(包括像毛泽东这样最有权威的和像Skywalker这样最没有权威的人)的批判或褒奖。所以,即使Skywalker对你的评论完全错误,你在提出自己看法的同时,在世俗行为上,也最好一笑置之,并且相信三、五年后或者历史会给出公论。

学术机构企业化:学术腐败的一个源泉

双周夜话”2002年第8

200249

 

学术机构企业化:学术腐败的一个源泉

 

 

纵看古今,横观中外,今天中国学术界的一大特色是学术机构的企业化。这是中国继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展开政府机构企业化以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重大改革举措。从此,中国的学术机构进入了创收、分红、扩建、进一步创收的怪圈。经济目标成了学术机构的首要目标,经济利益成了学术机构的首要利益。学术机构不但在核算货币成本和收益,而且在用预期货币净收益指导自己的活动。由于这一变化是“有计划”的改革产物,由于它和现行制度、现行社会风气相吻合,由于中国学术机构本来就很少自己的独立传统,因此政府一改革,各方都照办,甚至竞争性地你追我赶,不赶上对方自己就失败,于是造成了全国规模的、席卷(几乎?)所有学术机构的企业化浪潮。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中国,好象没有一所高校不把创收放在首位、好象没有一位手握创收权的校长、院长、系主任不在紧张地考虑创收。学校即企业的现象在古代有,在当今的外国也有,但都不成气候。古代,孔夫子办私学、朱夫子办书院、朝廷办京师大学堂,都没有办成企业。外国,德国政府办大学、美国私人办大学,也都没有办成企业。当然,德国禁止把大学办成企业;美国允许把大学办成企业,但美国占主导地位的私立大学都不是企业。美国几百所研究型大学没有一所是企业化大学。像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斯坦福大学等学校的规章制度和美国有关的法律已经禁止它们走入创收、分红、扩建、进一步创收的怪圈。所以,说学术机构尤其是大学的企业化是当今中国的特色,是有一定根据的。

 

古代和外国的学术机构不是企业,又是什么性质的单位呢?它们是中国的学术机构在名义上的注册性质“事业单位“。事业单位和企业的区别在于后者是盈利性机构,前者是非盈利性机构。事业单位的特点是它的非经济性目标,而可观察的关键指标则是事业单位职工尤其负责人的个人收入和该单位的经济效益脱钩。用更正式的语言说,事业单位是非盈利机构。如果它有盈利,这些盈利只能用于非盈利的用途,而不能他用,更不能够分红;即使分红,分红量也很小。因此,事业单位的个人收入都是公开的。在这里,谁是事业单位所有者的问题无关紧要。一个事业单位可以由政府办、团体办或个人办。但在中国,大学名义上“还”是事业单位,享受着事业单位的优惠,而不承担企业的责任和受到社会与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可是,中国大学创收的目的,首先是分红。在大学内部,则是如何分红的问题。于是出一份考卷多少价格、一场监考多少价格、一篇论文多少价格、一节课多少价格,都成了改革措施。学术工作实行了计件工资制,学者成了普通劳动力。国有学校的利润既然不需要像国有企业利润那样上缴国家,也就成了学校经营者的红利,以及了解这些红利的办事人员的额外报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当今中国学术机构创收的积极性。只要政府给政策,或者只要政府容忍、或者只要和政府可谈判,学术机构就可以自己经营,自己营销。产品是市场急需的,卖得出高价的,也就是科研项目审批中的那一条“能创造经济效益”的;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比如高校往往比学者本人更热衷于比如博士点、博导等名誉,理解为什么有人把在学术界向上升的第一条途径列为“借东风:你不上、学校还要推你上。因为你上了以后,学校才好营销:学校要借你铺出一条新的财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学术机构“还”想维持自己的学术形象,学术腐败也就无法避免了。

伦琴墓前有感

“双周夜话”2003年第3                                                             2003211

 

伦琴墓前有感

 

可能是小时候家里人都很健康的缘故,加上没有好好地上中学,所以我听说X光很迟,知道X光就是伦琴射线更迟。今年寒假到了德国的小城吉森 (Giessen),没有想到伦琴(Wilhelm Roentgen)的墓距我的办公室不过二、三百米。很简朴的墓地,应当是伦琴父母和伦琴夫妇共用的,因为墓碑上刻着他们四个人的名字和生卒日期,伦琴出生最晚,因此名字刻在最下面。墓前没有鲜花,只有倔强着寒冬的野草;也没有任何纪念伦琴伟大发现的标记,两侧和前后是其他人的墓地,和伦琴的墓没有什么区别。

       一个伟大的人,第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102年来,世界选出了100多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但我们耳熟能详的有几位呢?甚至伦琴作为诺贝尔奖得主对大多数人也是陌生的。但有多少人不知道X光呢?病人不需要知道伦琴射线,“X光”这个名词对他就够了。甚至伦琴也没有希望用自己的名字命名自己发现的奇怪射线。他首先称这一射线为“X射线”,首先请自己的妻子在射线前实验它的特殊显影作用。后来他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名誉,但他始终保持谦虚态度,沉默寡言,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更没有用自己的名誉去争取利益。他的一生也许就向他墓前的小草一样,简朴、倔强。他曾经被中学不公正地从开除过,他到外国才上了大学;后来,他甚至谢绝了政府让他担任帝国物理技术管理局局长的要求,满足于教授的在孤寂中探索的生活。他是在慕尼黑逝世的。虽然他生前就了解慕尼黑市政府会给予他墓地,但他仍然要求把自己墓地放在吉森这个小城市。

       伦琴是个人道主义者。他对别人的困难非常理解,很少向别人要求什么。他连让助手为自己做事都觉得难以开口。他的发现迅速被应用于治病救人,也许和他的这一素质密切相关。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物理学的发展是日新月异。许多物理学大师活到了二十世纪,看到了诺贝尔奖的颁发。当时有资格领取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太多,所以很多人没有领到,至今还被科学界引为遗憾事。做出了比伦琴的发现更重要或者同等重要工作的同时代物理学家很多,但第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伦琴的根据之一,就是他的发现拯救了无数生命,减少了无数病痛,带给了人类无法估量的福利。而这正符合诺贝尔本人的科学和人道统一的愿望。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享受着伦琴的成就,而他,仍然象一颗无人知道的小草,既坦然地承认“没有花香,没有树高”,但也“从不寂寞、从不烦恼”,静静地躺在这偏僻的小城,拒绝着世人的打扰。因此,我到他的墓地,也只能是孤独地去,静静地伫立,再孤独地回。

真、善、美:永恒的追求——代发刊词

真、善、美:永恒的追求

――代发刊词 

在欢庆2002年到来的爆竹声中,我的个人主页,www.hujingbei.net,诞生了。

全世界现有的个人主页恐怕不下数百万个。在这数百万旁加上的一,简直就是无穷小。因此,正如我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世界公民一样,我的主页也只是普普通通的主页之一。

       不过,每位公民都是普通中的一个特殊,每份个人主页也有自己的特点。我的主页将具有什么特点呢?它的特点是以它自己的方式追求存在于每位公民心底深处的真、善、美。

       什么是真?真就是世界的本原,人类的本性。本原和本性常常被表象掩盖和扭曲。地球自转这一物质世界的本原就被太阳东升西落的表象所掩盖,人的自由平等这一社会本原在中国被把城市人和农村人分成两个等级的户口制度所扭曲,在世界上则被国家制度所扭曲。而一个人的真心更是需要时间的考验。因此寻求真、揭示真、实现真是每个人不断探索和修养的过程。

什么是善?善是对他人对世界的爱,是孔夫子说的“泛爱众”和天主教说的他人之爱,是启蒙时代西方人说的博爱,100年前中国人说的天下为公。善是站在他人他事物的立场上理解他们,是以爱人爱物之心对待别人对待世界,是做事出以公心。善是人与人关系中的真,是一个自由人获得幸福的最后源泉。

什么是美?美是真和善给我们的心理感受,美是被我们认为好的探索真和培养善的形式。市场经济之所以美,是因为它给了我们平等竞争的感觉;户口制度之所以不美,是因为我们这些城市人面对着农民不能不生发出自责的感受。因此美要求我们把自己的行为建立在普遍原则和规则之上,要求我们仅仅选择被我们公认为好的方式来追求自己的目标。

我自认是经济学者,因此我的主页的特点将是从经济学和学者的角度追求真、善、美。由于经济活动仅仅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部分,因此经济学对真、善、美的追求又必须和人类精神相一致。今天的中国大陆正处在重大转变过程中。然而,比起二千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转变,比起500年前欧洲启蒙时代的转变,比起100年前中国制度的转变,我们今天在中国经历的转变没有任何更加深刻的地方,所以,与那些时代的学者相比,我们不是更困难,而是更容易保持对真、善、美的追求。如果说有文字的历史就是有学者的历史,那么,在任何时代,学者的真正使命总是对真、善、美的追求。人类之所以需要学者,也是因为人类在自己最脆弱的心灵内还有真、善、美的感觉,并把对这一感觉的坚持和发扬特别地委托给学者。我的主页将遵循对经济学尤其对学者的这一自我意识,把对真、善、美的追求视为自己的永恒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