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周夜话”2002年第24期                                2002年11月24日

 “权”与“礼”

 

    孔孟之道这个词，是我二十岁出头时碰上批林（彪）批孔运动，从有线广播中知道的。林彪要复资本主义，倡“藏富于民”，不以国家利益为重，孔孟要复周朝制度，称“男女大防”，不以革命友谊为先，都是令时人愤愤然的。林彪的说法不论，但作为孔孟罪证的“男女之防”一说，当时倒变成了年轻人之间常用的玩笑话，并且也被我和我的许多同辈接受了。后来读马列书、学经济学（不是经学），接触的几乎都是外国的理论；对孔孟之道，除了偶然见到若干语录外，没有读过原著。细想起来，有些愧为黄帝子民的感觉。于是近几年常把四书五经放在案头，间或读一读，才发现自己从当年那种摘语录做枪靶的背景下获得的孔孟印象太过狭隘。

比如，男女之礼，孟子是如此说的：“嫂溺不救，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也就是说，男女之接触，社会有规范。在正常情况下，去拉异型的手，是非礼；但若异型溺水，不伸手去拉，见难不援，见死不救，则又无异于豺狼。异性溺水，是特殊情况，伸手去拉，“权也”，是临时的权宜之计，又是救人于水火之中的必要方式。但特殊情况毕竟少有发生，因此在特殊情况下的“权变”，并不能够否定在一般情况下的礼。

于是乎想到白猫黑猫论。异性溺水，救人要紧。白猫黑猫，救起人就是好猫。于是拉住溺水异性的手，下水托起其身体等等，都行。但是，在正常情况下，白猫黑猫论就不中了。假设溺水的是某位男士倾慕已久但无缘相识的女性，这位男士当然应当救人出水，拉手或拽衣，自如白猫黑猫一般，救起人就是好猫。但在普通场合，该男士必不能运用白猫黑猫论，随便去拉对方的手：他要想结识对方，便必须遵守社会规则，要“礼也”。规则之一是表现出自己的正当能力。读好书便属于这样的能力。古人也有用“书中自有颜如玉”一说来教导学生用心读书的，那些先生是知道“把书读好”的白猫才行，读不好书而用权术去抢、骗美女这样的黑猫是不行的。

    然而不幸的是，白猫黑猫论一旦成名，其地位竟然从孟夫子所说的“权”变成了“礼”，有了调节社会和个人一般行为的功能。股票市场做为改革措施之推出，便有白猫黑猫，圈到钱就是好猫之嫌。白猫黑猫，能发财就是好猫，能稳定就是好猫，能得到提拔就是好猫，能够拿到好处就是好猫。至于用来发财、稳定、高升、获利的方法是否合“礼”，是否只有比如白猫才行，而黑猫绝不可用，则已经不在考虑之中了。这种只管目的、不问方法的哲学的泛化，和经济目的第一或唯一的气氛相配合，造成了整个中国民族的急功近利。从老百姓方面说，这几年的下岗过程中，许多人更改年龄、工龄、病历，以谋得下岗津贴或者退休金的好处，其状况固然值得同情，但方法却又令人可悲；考试舞弊、作文抄袭，用“黑猫”冒充“把书读好”的白猫，则令人可恨；至于有权的人一边唱高调，一边改分数、改票数、改产量、改政绩甚至随心所欲改规则，以达一己之私，更令人可鄙。此况不变，中华复兴无望。为改变从平民到高官不分白、黑的可悲可鄙心理，从官到民，以孔孟之道，辨明白猫黑猫，分清权、礼之别，“克己复礼”，重立社会规范，应是当务之急。

“双周夜话” 2004年第1期                               2004年1月7日    

 

新年的感觉

 

在温和的冬日里，新的一年来临了。我的个人网页也进入了新的一年。我的网页常常更新“双周夜话”。但近来的缓慢更新，却在新年迄始的时候，把我推到了必须直面的决策前：继续或者停止。如果说在去年元旦，我想过停止“双周夜话”；可在今年元旦，却好像有一种激情，继续写下去。网络是自由的天地，是每个人可以说话、可以说真话的地方。既然已经开始在这里说话，既然内心里好像还有话可说，那就继续，即使是自言自语。网络的自由也包括了自言自语的自由，这是纸质媒介和其他商业性、宣教性的媒介无法比拟的地方。 

新的一年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幸运：幸运地跨入了新的一年。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危险时时刻刻围绕着我们：假如地球的转动偏了半度，假如地震发生在上海，假如公共汽车急刹车时被撞到头部，假如吃了毒猪肉，假如染上非典，假如… 无数的假如随时都可能打断一个人的生命。但是，我很幸运，在这无数的致命假如的包围中走过了半生，又走入了新的一年。 

我的幸运在于，我是怀着感激的心情走入新一年的。在过去的生活中，我得到了那么多的帮助和指点；许多朋友、许多书籍教会我生活。我能够从一个贫穷且没有受到正规教育的孩子，成为一个说得过去的教师，经济上不拮据、文化上不苍白、情感上不孤独、人格上不屈辱、而且未来风险也不大。所以，我是太幸运了。社会给了我太多，别人给了我太多。当我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我感谢同学，他们给了我一同学习的机会；当我和朋友共事时，我感谢他们，因为他们启发和帮助了我。我不是基督教徒，没受过感恩的教育，但竟然也有了感激的心情，所以我知道自己是幸运的。

我的幸运还在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懂得了放弃的好处。照说，在我从贫困低贱的底层走向社会时，应当学会的是抓住一切机遇，而不是放弃。但我学会的竟然是放弃。如果不放弃的话，我可能做了官，可能有两三套房子，可能…， 至少也不会还乘公共汽车吧，就象一位外地朋友听说我在公共汽车上受撞时说的那样。但我不但放弃，而且竟然能够心平气和地放弃，我知道自己是幸运的。 

我的幸运并且在于，在放弃了那么多机遇以后，我竟然还获得了许多；而且，在我从社会、从别人那里获得许多许多的同时，竟然也为社会、为别人做了一点可以说是自己的工作。这是我根本没有想到的幸运。我不特别看重经济学、最大化、博弈论这些自己专业的知识，就是因为我对每一件具体事情都不去盘算。似乎都很吃亏，但五十年过去，却发现不但省却了盘算的精力和烦恼，不但获得的远远超过了放弃的，而且都是光明正大地获得的，心情自然是愉快的，所以我知道自己是幸运的。我相信，新的一年同样会令我感激、平静和愉快，会让我保持幸运的感觉。

“夜话”2005年第2期                                                                2005年2月28日

 

 

学者的无欲则刚

 

“无欲则刚”从林则徐的名句“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来，说得是男子汉大丈夫（用这个词仅仅指男女皆可具备的某种人格，并无性别之意）的刚强正直源于其没有欲望。既然无欲，也就不必为欲而求人，自然容易刚强正直。这就像佛家说的“忍，无可忍”。既然无可忍，忍本身也就不存在了。别人需要忍受的东西，佛者平静处之，没有忍受的感觉。但林则徐说的无欲，又和佛者不同。林则徐的无欲指的是没有功名之心、财富之求、升仙之念，而无欲所奠定的刚直，却为着实现个人良知、民族兴盛之欲。若再细细计较，其实功名、财富、升仙之欲望，都不能够算错。欲望能够促使人努力。“哀莫大于心死”，说得便是没有了欲望，既无所求，便乏进取，以至于近乎凄冷。因此，问题其实不在有欲无欲，而在实现欲望的方式，就此而言，林则徐的无欲又可以理解成欲望的实现不应当以良知为代价。

 

前几天和朋友谈到无欲则刚，便牵连到发表欲。既为学者，又为大学教师，不会没有发表欲。刚正不阿不在于发表欲的有无，而在于用符合良知的方式实现之。我在几年前寻求发表《略论服务业资本》时，有的杂志犹豫；有的杂志要求缩短，我皆以历史文件为理由，坚持原样发表。但是，在准备《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一种可能机制》的投稿时，我却犹豫了：我明白文章阐述的机制仅仅以市场经济为条件，是不是为便于发表，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那篇文章的内容完全不需要在市场经济前加上修饰词，但加上可能更容易发表。后一种考虑最后占了上风。文章是寄出去便发表了，可“白纸黑字”却给我留下了永久的痛。是的，无欲则刚，我当时的发表欲让我不能刚正，让我写下了当时就意识到不应当写的文字。因此，即使我的发表欲不能算错，但我为实现它而违反自己的良知，却使我在白纸黑字前自取其咎。

 

    学者对无欲则刚的重视，应当高于其他人，因为其他人的行为都很难准确“再现”，所以“历史是什么”的答案众说纷纭；可学者留下的白纸黑字是其个人历史的见证。学者是知识的象征，他的行为无法用“无知”来开脱；他违反良知的文字不是屈服于世俗便是献媚于权势写就的。就此而言，学者和有志于学术的人下笔应当慎重，应当想到生前身后事，而不能把日常的科研考核治标放在首位。我们生活在一个扭曲的世界内，学术文章很难发表，宣讲性的媚俗媚势的文章大行其道；学术文章需要锤炼，考核却要求我们发表短、平、快的作品。但正是这样一种世界特别需要学者，需要坚守良知的学者，需要他人对学者的监督和自由批评。“无欲则刚”将成为我牢记的箴言。同时，我又强烈希望世界早日正起来，因为自律尽管非常重要，但他人对学者、对我自己公开的自由批评和苛刻要求更为必要：它们才是保证我本人在内的绝大部分学者坚守良知、自动实现无欲则刚的制度条件。

“双周夜话”2003年第20期                             2003年11月27日

从纪念胡寄窗先生想起

   今年是胡寄窗先生诞辰百年。胡寄窗先生经历了几乎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大小变动，一生具有传奇色彩，但胡先生最为人称道的是主导创立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立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培养了一批中国经济思想史人才。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能够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很重要的原因也是胡先生的挖掘和研究。 

我上大学的时候，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教师很希望我能够成为这门学科中人。但我没有遵照师意，很抱歉地走了另一条路，和经济理论结上了姻缘。今天，在纪念胡先生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自己的责任。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就和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一样，永远值得我们自豪。但我们今天能够留下什么经济思想、经济学说，值得在我们作古后，在比如二、三百年后，让那时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学者来挖掘、来整理呢？我走上的道路，是一条应当为思想史学科的后来者提供学术资料的道路。如果走上同一条路的人们包括我自己不能够做好工作，那么，后人对今天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这个意义上说，走上经济理论研究的人，应当做的事情是承续经济思想的历史和继续创造历史，而把功过与否，让给以后的思想史学家来评论。 

在经济思想上创造历史是困难的，尤其在中国和世界结成一体、从而以往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用“国内领先”来表示创造历史的做法不再可行的现代，创造经济思想的历史就更为困难。但如果走上经济理论研究的我们不向自己提出创造历史的任务，我们便容易自满于三流甚至末流水平，容易用个人小环境的恶劣来否认他人对我们的期望。其实，小环境是个人创造出来的。胡寄窗先生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在关心宣教和实用的主流“学者”旁边，在缺乏项目支持、缺少领导重视的环境下，做出了自己的创造性工作，从而把同时代的主流“学者”远远抛在后面。胡先生的事迹再一次说明，创造历史的人也创造让自己发挥作用的小环境。创造这种小环境所需要的条件可能并不多，也许在政府面前保持独立，在社会风气面前保持独立就够了。跟着政府的意向走，研究政府最需要的东西，学者容易失去理论的一贯性和深刻性；跟着社会风气走，不愿意落伍于时髦，学者容易失去作为学者特征的气质和立场。如果这样的话，即使有资金支持，即使有领导栽培，即使有权力在握，风风光光，小环境不可谓不好（虽然也不可谓不劣，因为资金总有短缺，栽培总是不够，权力总是不全），但与创造历史恐怕无缘。胡寄窗先生总结的古代思想史证明了这一点，胡先生诞辰百年来的思想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在纪念胡寄窗先生的时候，这一点尤其明显地出现在我的眼前，使我无法回避，不得不写下这里的几句话。

“双周夜话”2002年第23期                                                    2002年11月5日

 

你思故你在

 

几个月之前，我就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写了一篇夜话，表示我之存在，是因为我思考着，是因为我用自己的内在思考指导自己的外在行为。那么，你呢，我的朋友，我的同学，你何以证明你的存在，证明你的价值呢？我要向你说的是：你思故你在。

你思，首先表明你是一位合格的人，因为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特点就是思考，因为没有你、我、他这样一个个的个人在思考，人也就不成为一个特殊的类。你思，表明了你的独立人格。也许你的思考还没有或者不会得出明确的结论，但思考本身就证明你不愿意依附于别人的结论，证明你与别人的不同。你思，还表明了你积极的人生态度：世界让你觉得好奇，而你又愿意探索。象大多数人一样，你也想永葆青春，而在心灵上永葆青春的灵丹妙药就是好奇和思索。

不止一个人对我说过，如果我思考的结果不能够发表，我思考有什么用呢？我的回答总是你先把你的结果思考出来再说。在你没有思考出来之前，谈发表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你真的思考通了，你的结果发表与否对你也没有意义了：思考过程已经使你充实，成果发表只具有付产品的作用。当然，禁令或者出版费用确实可以限制你发表自己的思考成果。可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限制你思考。如果你在禁令或者金钱面前放弃思考，你不应当把责任全都推到社会：你个人也有重大责任，因为在你距离限制条件还很远的时候便放弃了。

你也许不是因为结果难以发表而不去思索，而是因为你要交出一篇毕业论文、你一年应当写出多少字数的任务压力而没有时间去思索。是的，你有太多的人要应酬，太多的事要办理，太多的任务要完成，有时还有太多的书要阅读。是的，这一切都很重要。可是，即使你应酬了那么多人，办理了那么多事，完成了那么多任务，读了那么多的书，你的生活可能还是被动的，你的人格还是没有特点的。你更多地在应付人生。如果你想理解人生，如果你想把握人生，如果你想获得生活中的主动性，那么，还是抽出一点时间，让自己清静，让自己思考。思考了，有了自己的想法，你才会显示出自己的特点，你才真的存在着。

    当然，思考首先是一个过程。你必须有勇气面对这个过程。也许你在聊天中会突然冒出一种伟大的想法，突然得到一句名言。但是，要把你的想法变成可以严肃讨论的命题，要让你的名言具有丰富的内涵，你必须思考，有时甚至是长时间的思考。其实，对你自己思想火花的深入思索，不需要你专门从事比如教师、科研工作者的职业：你在从事任何事务性或挑战性的工作之余都可以思考。这里的关键是勇气，是面对世俗的勇气，是坚持你个人的存在性的勇气。作为你的朋友，我祝愿你有这样的勇气。

“夜话”2006年第1期                                      2006年1月3日

 

转录：

 

我 相 信

（约翰·小洛克菲勒，1941）

 

我相信个人的价值至高无上，

我相信个人拥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我相信每一项权利都意味着责任；

每一个机会都意味着约束；

每一笔财产都意味着义务

 

我相信法律为人而定，而非人为法律而活

我相信政府是公众的仆人，而非公众的主人

 

我相信劳动的尊严，无论它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

我相信世界不会自动养活任何人，但它给每一个人劳动生活的机会

 

我相信节俭是妥当安排生活的关键，

我相信无论对政府、企业还是个人而言，节俭都是获得稳定经济实力的首要条件

 

我相信真理和正义是任何社会秩序长久稳定的基础

 

我相信诺言的神圣性，

我相信一个人的话应当有信用，

我相信一个人的最高价值不在于他的财产、权力或者地位，而在于他的名声。

 

我相信人类的基本责任是奉献有益的服务，

我相信只有纯洁的牺牲之火，才能烧尽自私的残渣，

让我们灵魂中的伟大之处发挥出来

 

我相信全知全爱的主，无论人们称呼他的名字是什么；

我相信一个人最高的满足、最深的幸福、最大的价值

是自己能够和谐地照主的意愿生活

 

我相信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

我相信只要有爱，我们就能克服仇恨，

我相信公正能够并且必将战胜强暴

 

―――――

原文如下：

 

I believe

（John D. Rockefeller $ Jr. $ 1941）

 

I believe in the supreme worth of the individual and in his right to life $ liberty $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I believe that every tight implies a responsibility; every opportunity $ an obligation; every possession $ a duty.

I believe that the law was made for man and not man for the law; that government is the servant of the people and not their master.

I believe in the dignity of labor $ whether with head or hand; that the world owes no man a living but that it owes every man an opportunity to make a living.

I believe that thrift is essential to well ordered living and that economy is a prime requisite of a sound financial structure $ whether in government $ business or personal affairs.

I believe that truth and justice are fundamental to an enduring social order.

I believe in the sacredness of a promise $ that a man’s word should be as good as his bond; that character – not wealth or power or position – is of supreme worth.

I believe that the rendering of useful service is the common duty of mankind and that only in the purifying fire of sacrifice is the dross of selfishness consumed and the greatness of the human soul set free.

I believe in an all-wise and all-loving God $ named by whatever name $ and that the individual’s highest fulfillment $ greatest happiness $ and widest usefulness are to be found in living in harmony with His will.

I believe that love is the greatest thing in the world; that is alone can overcome hate; that right can and will triumph over might.

 

（原文抄自于布朗大学洛克菲勒图书馆（Brown University John D. Rockefeller Library）正厅墙上，自己翻译。2006年1月3日于美国Providence。）

“双周夜话”2002年第6期                                                           2002年3月15日

 

 

资本主义起源和良好道德规范

 

 

　　近来无意想到了资本主义起源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起源于西欧而没有起源于当时经济可能更加发达的中国？原因有很多种，技术创新（它也许比现有技术水准更重要）、探险精神、国家间的竞争、人文意识、宗教等等，都是原因之一。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想是良好的道德规范。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不可分离。个人有独立行动、独立决策的自由，市场才可能有平等的竞争，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才可能出现和发展。但平等竞争的前提，或为每个人能力同样，或强者自觉地按规则行事，而不恃强凌弱。由于每个个人的能力事实上是不同的，因此资本主义起源便部分地依赖于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有一个自觉按规则行事的强势人群存在。我们常常谈到企业家素质对市场经济的意义。如果我们把企业家视为努力追求并且知道如何追求个人利益的人，那么，任何社会都不缺乏企业家。只要有空间，他们就会在这个空间内争取自己的利益。假如一个社会给企业家足够的空间，每个企业家会如何追求个体利益呢？如果我们想象他们每一个人都不择手段，象马克思说过的那样，为了300％的利润甚至不惜上绞刑架，那么市场经济秩序不可能建立，资本主义也不可能出现，因为这样一种经济“制度”无法纳入到整个社会制度中，因为失败了的企业家和不以经济利益为追求的社会积极分子（也可以算企业家吧）将有正当理由制止和消除这种腐败堕落的市场经济。所以，市场经济的建立，需要企业家在其活动空间内自制，需要他们仅仅用正当的手段按规则追求自己的利益，用中国的古训叫“生财有道”。市场经济刚刚出现的时候，人们还不知道什么是市场经济特有的规则，因此“正当手段”便意味着市场参与者尤其企业家具有良好的道德，自觉地按照人与人关系的一般行为规范行事；意味着企业家自觉地拒绝今天我们所说的寻租活动，自觉地拒绝自己的特权机会，更不用说拒绝欺诈和作假。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当年的西欧正好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笃信上帝。许多人写作不署名，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写出来的作品是上帝对他心灵的呼唤，作品应当属于上帝。许多人争取财富，不断增加自己的财富，是为了向上帝表明自己的虔诚。他们争取财富增殖，不是个人或者子孙的享受，而是为上帝效劳，许多人最后把财富献给上帝或者上帝认为好的事情，例如教会、慈善组织等等。这些人在以上帝为终极目的时，把财富增殖视为中间目标。为了这样的中间目标，他们将自觉地仅仅使用正当手段，因为任何用不正当手段取得的财富不但不会受到上帝的赞扬，反而会受到他的惩罚。如果这些人在市场交易中失败了，他们会认为这是上帝对自己的惩罚，他们将接受教训，更加谨慎更加努力地从事市场交易。在以这样的人为核心的市场参与者中，渐渐地形成了市场交易所特有的规范，尤其是防止寻租和特权交易的规范。市场经济也才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资本主义开始正常发展起来。

    我不知道其他国家如何。就我的中国而言，历史上似乎没有自觉遵守“生财有道”古训的企业家人群。读一下“三言”“二拍”、“水浒”“红楼”，我到处发现企业家寻租现象。“人无横财不发”的贬抑之说，虽然被许多学者批评为中国过去发展市场经济的心理障碍，但亦非空穴来风，似乎多少也是中国企业家历史和现实的写照。由此看来，缺乏一群自觉遵守道德规范的企业家，可能是中国无法从内部产生出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原因之一。

“夜话”2005年第3期                                                     2005年5月10日

 

 

我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兴趣

 

 

我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兴趣开始于农村。

那是三十多年前，我在江苏省农村插队，田间劳动之余喜欢找几本书看看。那时的舞台上只有样板戏，书店里几乎也只有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像《三国演义》、《啼笑因缘》等等都是“毒草”，禁止阅读。虽然我在农村偷偷地读过一些这样的书，但地下流传的这类书毕竟太少，满足不了阅读的欲望。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泛政治化的年代，我自然而然地响应起毛泽东“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读起马列毛的著作，并且非常认真地读。在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青年按照父母地位被分成三类：一类人不可再教了，一类人名为“可以教育好的”青年，第三类人没有专用名词，但显然是“根红苗正”、无需教育的青年接班人。我当时被划入“可以教育好”一类，心里很感动，毕竟不算不可救药的青年，于是读起马列毛著作特别虔诚。在农村期间，我从《毛泽东选集》，读到列宁著作，再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和《资本论》。在上大学之前，我已经读了《资本论》第一卷的许多章节。正是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阅读，我知道了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并且产生了兴趣。在那个时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经济学就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一样都在禁止之列。而我当时既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经济学说存在，更以为象《三国演义》、《啼笑因缘》这样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的东西被禁止阅读是最适当不过的事情了，因此很自然地接受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的看法。实际上，直到今天，尽管各种外国经济学说又一次传入了中国，我们仍然看到一些人持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才是经济学的看法。

由于我在没有教师、没有同伴、没有辅导书的情形下长期自学马克思经济学，所以我形成了自己的理解。因此，当我作为大龄青年于1978年走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专业、开始听教师讲授《资本论》的时候，我无法接受教师的正统理解：他们把《资本论》课程变成了一门寻章摘句的玄学和一字不易的神学！为什么会这样呢？在我看来，关键原因可能不是制度，而是那些教师不再是社会的贫穷者而且害怕成为贫穷者。我是在做着社会最苦最脏的体力劳动之余读《资本论》的，最深刻的体会就是《资本论》是为穷人写的，因为《资本论》把社会问题归结为富有者统治的制度而不是穷人的不觉悟、不努力、不自救。马克思和他的妻子皆出身于富裕家庭，马克思凭着自己的努力取得了即使今天在德国仍然是凤毛麟角的博士学位。他完全可以建立自己的富裕家庭。但是，马克思走了另一条路。在他写作《资本论》的时候，他是全英国（甚至全欧洲）最穷途潦倒的博士。据说，他的家里没有一个凳子或者椅子的四条腿全是稳的。不过，到他家的人只要和他讨论起来，就会忘记凳子的不稳。幸亏大英图书馆对读者完全免费并且把为读者服务视为图书馆的宗旨，否则马克思的抱负亦成泡影。当然，一个博士任凭家里极端贫困，不但不去找工作，反而天天泡在图书馆里，这样的人，无论在夫权制的中国，还是在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中国，都是难以想象的。马克思自然不愿意贫穷，但为了自己的抱负，在不得不贫穷的时候，他不惧怕贫穷。这就是马克思作为学者的基本素质。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从孔夫子以来的若干学者所具有的素质。而今天讲授马克思经济学的教师，心里想着的往往是手中的饭碗和房子，最担心的就是陷入贫穷，自然无法理解马克思。

在大学里，我向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马克思，我们现在是不是仍然能够写出《资本论》这样的著作？照说，我们现在知道的事情比马克思更多，资本主义在马克思身后的发展应当更加明确地显示它的本质特征，我们今天也 比马克思有更多的经济条件：我们可以一边当教师一边研究；尽管还不富裕，但毕竟比马克思这样的社会闲杂人员或无业流民好得多；最后，研究马克思也许还会得到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政府的大力支持。不过，唯物主义在这里大概不适用。例如唐诗宋词，后人条件再好也写不出可以与李白、杜甫一比的诗篇；所以，我们现在条件再好，可能也写不出《资本论》来。但经济学很象自然科学：没有牛顿、爱因斯坦，别人也会建立类似的物理学理论。不过，无论如何，一旦这个问题提出，我就被吸引住了。我需要认真领会马克思为什么那样地提出他的问题，为什么那样地重视价值和剩余价值概念。我那时的结论是，从学理的角度说，马克思写《资本论》的目的是为了验证他的历史哲学，让他的历史哲学落到某个实处。而历史又是人的历史。人演绎自己的历史既不是以一个一个的个体身份、也不是以全体人的身份，而是以人组成的不同团体出现的。这是因为，如果以全体的身份出现，历史便是人和不同于人的自然界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如果以个体身份出现，两个不同人之间会出现许多种类的关系；在它们之中，哪一种关系可能对人类历史演化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本身就成了非常困难的问题。避免这个问题的一个方式，便是把人组成的团体视为历史演化的基本单位，把这些团体之间的互相作用视为历史演化的推动力。而马克思最重要的贡献，便是在所有团体中，抓住了两个团体：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两”是除了整体“一”之外的最小整数，因此是最抽象的结构；比“两”个更多的团体则可能模糊历史演化的真实。但哪两个团体对人类社会的历史演化最重要呢？马克思认为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他看来，社会一旦有了少量剩余产品，就需要少数人管理它们，人就分成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因为对剩余产品的管理本质上不是针对自然界，比如防止剩余产品被自然界损坏，而是针对可能对这些产品提出过分要求的人，所以，那些不充当剩余产品管理者的人，自然就成了被管理者，即管理者通过管理物而管理着作为被管理者的人。正是在这里，马克思透过人与物的关系看到了人与人的关系。社会没有剩余产品，管理者无物可管，人与人的关系不通过物的中介，推动历史的是个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剩余产品非常多，人人都有时间管，人人都成了管理者，这就是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到那时，推动历史演化的又重新是个人之间的关系，即他所说的个人所有制关系。恰恰在人类既有了剩余产品、可剩余产品又不多的时期，人类需要分成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通过这两个团体的关系，马克思便能够用一个统一的框架，解释人类脱离原始状态以来到今天的几千年历史。而《资本论》的目的，就是在这个框架内，解释他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或者说通过解释他面前或者他被卷入其中的历史，来证明这个框架的可行性。

我在大学后期，中国经济学界正在争论服务业产值是不是应当计入中国的国民收入统计中。这本来是个实际问题，与马克思研究并不直接相关。但在那个年头，凡写文章就必须引用马列毛的话来支持自己，因此争论各方打的是语录战。这自然是官员作风在学界的扩张，因为官员必须遵循长官的言论。我无官之念，不受所累，虽然关心这场争论，但我更关心如何把服务业这个马克思没有专门考虑的经济活动纳入到他的《资本论》尤其是他的历史哲学框架内：如果我是马克思，我继续往下写《资本论》，我应当如何写关于服务业的一章。后来，我写了“略论服务业资本”的学士论文。在这篇论文开首，我写下了一句“作者的话”：“本文追求的是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逻辑体系的一致。对可能得出的结论，对可能与马克思某些话的不协调，不予重视。”这是迄今为止自己写得最满意的一篇文章。我后来从事发展经济学研究，并且特别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细化我在这篇论文内无意写下的一句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深入到社会的每一角落，社会一切经济活动的资本主义化，使来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外的劳动力供应日趋减少，从而，劳动力的再生产，也就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必要环节”。这里所谓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外的劳动力”在现实生活中主要是农业劳动力，而发展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就是这些劳动力如何转移到资本主义的现代部门，社会劳动力的再生产如何纳入到资本主义体系内。当然，我的这篇论文有许多可以批评和争辩之处，而且又是在别人（即使是马克思这样被公认的大师）的理论框架内写成的，自己的创新实在很有限。

大学期间，我开始接触别种经济学，并且为了发展马克思理论而对它们产生了兴趣，因为我那时仍然相信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各种知识的最高综合。大学毕业后，我选择了西方经济学为自己的研究生专业，以后我便在这个领域工作。不过，我对马克思经济学和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兴趣从未降低。当然，又经过二十多年的读书，今天的我已经不再盲目崇拜马克思理论。在我看来，马克思理论是历史理论和经济学理论之一种。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和未来。但它又不是唯一的一种。它留下的空间足以建立起好几种历史理论和经济学理论。就马克思理论本身来说，也有许多基本问题需要思索。比如，为什么一有了剩余产品，过分要求尤其是管理者的过分要求就出现了呢？剩余产品多到什么可以具体想象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程度，一个人相对于他人的过分要求才会消失呢？如果说在人类历史的早期，人作为兽的动物特征就可以说明他的过分要求的话，那么，人要具有什么样的人的特征，才能够在剩余产品很多的时候失去他的过分要求呢？马克思把这个问题归结为经济发展程度或者剩余产品多寡。但近几千年来，人类的剩余产品不断增加，可人的不同于兽之特征的演变似乎在循环之中，以至于今天我们很难说人为人的特征就比1000年前高许多。再比如一个人会不会提出过分要求应当和他的道德水准有关。未来的不需要把人区分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新社会应当具备的基础之一，就是每个人都具有很高的道德水准。这样的道德水准在新社会建立之前就应当基本实现，就像马克思本人强调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应当在新社会出现之前实现一样。可如果这样的话，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方式要为未来社会准备的，将不仅仅是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力，而且也同时是很高的道德水准。但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全部道德看法就得改变。不过，在这个方面，马克思没有发展出自己的理论。又比如，马克思把历史演化的主体更多地放在贫穷者或者被管理者团体上。可被管理者之所以被管理，除了社会原因外，也有个人的原因。我本人如果二十岁的时候在农村不读书，我今天更可能属于后来返回城市接着又下岗的知识青年（为什么称为“知识青年”？我们当时其实并无知识！）之列。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会把自由散漫的农民训练为具有组织性纪律性的工人阶级。但要成为管理者，组织性纪律性是远远不够的：管理者最重要的特征是主动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仅仅为被管理者考虑，尤其把被管理者的被动性完全归结为社会原因的理论是不够的。马克思自己能够从富裕家庭走出，为了实现自己的主动性而甘愿落入贫穷；但人类新社会的希望可能更多地在于贫穷出身的人不但主动争取个人富裕，而且具有更广阔的社会主动性。而马克思对缺乏主动性的被管理者的过分重视，也许造成了后来在他名义下建立的社会制度，都试图用压抑个人主动性的方式来确保缺乏主动性的一批人的利益，其结果则是这些制度无一例外地变成了一潭死水。因此，马克思虽然抓住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矛盾，但他对这两大人群的基本看法却值得讨论。总之，马克思理论是一种激动人心的理论，它启发我们去深刻思索人类的基本问题。我希望自己有朝一日可以重新回到这些问题上来，并且能够形成一些系统的想法，以回应马克思和象他那样的杰出学者对我的引导和启发。

 

                                                                               （为一篇约稿写的初稿）

“双周夜话”2004年第20期                                              2004年10月13日

 

就这样风雨兼程

 

 

我原来是个十足的音盲（其实现在七音也不准），脑海中记得的仅是少年时常唱的通俗歌曲――毛泽东语录歌，比如“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造反有理…”等等。后来孩子学音乐，我才在陪伴过程中知道了简谱中“1，2，3，4，5，6，7”的大概发音，也才知道了其它通俗歌曲，比如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当时我还和孩子开过玩笑，为什么没有男声的“太阳代表我的情”。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就这样风雨兼程”是歌曲《风雨兼程》中的最后一句。本月初假期中突然想起这首歌，立即在网上听了起来。这一句的后半句最使我感动：“就这样风雨兼程”。

是的，就这样风雨兼程。就这样，出发吧，也许是一种无奈。不这样，还能怎样呢？时间已到，该上路了。准备不足怎么办？没有办法。就这样，即使“正是风雨浓”，看不到“雨过天晴时”，也得上路，也得风雨兼程。人生有许多无奈，上路的时间、地点、环境、达到目标的预期都不是自己可以选择或者很大程度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强权者往往能够不管别人意志与否而贯彻自己的意志，但他常常也有很多无奈。更何况我等凡夫，又惯于平等待人，更只能“就这样风雨兼程”。程琳一首歌唱了八遍这半句词。我听了许多次，总觉得她的声音不时也有无奈之感。

然而，“就这样风雨兼程”也是一种决心，是一个人的坚决选择。考虑多种因素后，明白“山高水长路不平”、无人“携手同攀登”之后，甚至在不明白这些之前，一个人到一定时间总得下决心、做选择。人的性格有果断和寡断之分，更有许多人既乏果断也不寡断，但所有人都得选择，即使无法下决心的一声喃喃自语“就这样吧”，也是一种选择。选择的正确程度高低，要视选择以后的发展而定，因此总带着不确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斩钉截铁一个词“就这样”，又有一种大无畏的气概，“就这样风雨兼程”，没有顾虑、没有犹豫，没有等待，踏进风雨里，坚定前行，向着自己的目标。但程琳歌声中这种气概好象不足。自然，像她唱的那样，有人“伴你风雨行”、前面“风光在险峰”，也许不大需要男子汉气概。但是，要下艰难的决心和做主动的选择是需要一种气概的，一种传统上被归入男性美德的无畏和刚强的。

确实，任何事情都没有完全的把握，出发的时候都是准备不足的。像郎咸平这次挑起私有化改革方式争论时，准备就明显不足，这可以从他的诸次言论中清楚地看出。批评他的人也准备不足，赵晓说要三个月时间做准备，大概也是真话。但时不我待。一个人想象这里和风细雨也罢、腥风血雨也罢，往往也只好“就这样风雨兼程”。连政府也没有准备，但它又必须做哪怕不作为的“就这样”决定。日常生活亦如此，许多事情我们必须下决心，必须“就这样风雨兼程”。人生六、七十年，说长很长，象茫茫苦海；说短也短，似来去匆匆。但无论长短，生命途程中任何一点都是起点，都可以开始一段新的路程。改学一门知识、出国、换单位、准备论文、为孩子选学校、开始跑步、戒掉粗话等等，都是人生一段新路。踏上新路前我们既要多做准备，却也很难等到准备充足的一天。所以，就从今天开始，即使有风有雨，“就这样，风雨兼程”，只要相信康德说的宇宙的神灵和内心的良善会祝愿我们“多保重”、“早成功”。

 

（歌曲：风雨兼程）                                  

 

“双周夜话”2002年第13期                                                    2002年6月19日

 

 

从农村村级财务公开问题想起

 

小时候在家，常听母亲说到 “以心比心”。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长大后，读到孔夫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才体会到母亲的意思，大概就是孔夫子的站到别人角度设想的意思：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换到别人也不会愿意做，因此从道义上说，自己没有权利要求别人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应当说，这是基本的道德要求了。以这个要求为临界点，算它为零点吧。做不到这一点，那道德水平可能就是负数，就在损害社会；高于这一点，比如有人“己之所欲，亦施于人”，把自己也希望的好事送给别人，就象在公交车上把自己希望而且已经得到的座位让给抱有同样希望的别人，那是道德好的人，对社会将大有裨益。

这段感受来自于近来的阅报。在报上常见到谈论农村村级财务公开的文字。村级财务公开是个老大难的问题。“老”是因为它早已不新鲜了；“大”是因为它关乎到几亿农民。问题既大又久而不决，自然就难了。以我自己在农村的经历，知道那里很有一些人，粗野、蛮横，当上了村干部。农民身份，即使辖下有数千人，要转为副科级正科级副处级还是比登天还难。既然无升迁希望，农民包产到户了，生产也不需要他们多管，手中权力，也就集中在财务上。好容易从农民手里收上来一点钱，要他们公开收支，说清这钱有多少用在集体事业，有多少用于他们个人，扪心自问，确实不易。于是，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让这些作为村干部的农民明白，村级财务公开是他们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具体表现。

但是，谁来教育农民呢？当然是文明、高雅的知识分子和国家干部。然而，按照孔夫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标准，这些人教育农民的资格不够，因为他们自己的财务就没有公开过，甚至没有想到要公开。比村干部高一级的是乡干部。乡财务公开了吗？没有。再高一级是县。县级财务公开了吗？也没有。省级财务是公开了，但村干部最不愿意公开的与自己个人有关的部分，省级财政没有公开：省长工资几何，奖金多少，都在云里雾中。也许，官员有官员的难处。那么，知识分子的财务公开了吗？也没有。哪一所中学的财务公开了？哪一所高等学校的财务公开了？好象没有听说过。就是大学的系一级的财务也没有公开。如果说农民文化水平太低，农村干部素质太差，农村村级财务难以公开，那么，大学的学院、系由大学教师和具有大学文凭的职员组成，这些人的文化水平不可谓不高、素质不可谓不好，写起论村级财务公开的文章，下笔千言，洋洋洒洒，论点论据，不由人不信，为什么他们的财务不能够公开呢？

    也许，知识分子也有难言之隐，不便公开自己的财务。诚如此，按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标准，知识分子便应当考虑到农村干部的难言之隐，即使不撰写论证村级财务保密的文章，也不应当发表论证财务公开的作品。和官员们不同，知识分子，尤其高级知识分子和学者，往往自诩为社会道德的楷模，那么，他们至少应该作到自己不愿意公开的事情，也不要求别人公开。自己由于各种难言之隐而无法说服自己公开财务的话，又怎么能够教育农村干部公开财务呢？如果硬要把自己不愿意的事情强加给农村干部，按照我们的计量分析，知识分子的道德水平便成了负数，学者也就难逃伪君子之疑。面对这样的教育者，受教育的农村干部不会动心，记者在报刊的呼吁不会真心，村级财务也就很难公开，老大难的问题将继续“老”下去，并且没有老而逝之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