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亲和孩子

双周夜话2004年第3期                         2004年2月3日   

父母亲和孩子

 从偏僻乡村过年回来的一位年轻朋友给我发了一个邮件,谈到他母亲虽然希望他多留在家几天,但还是以“早点走,车不挤”为由来安慰他按自己确定的行程回城。这个理由虽是事实,但却使他感到愧疚不安。他说母亲无需也无力关心他学习或工作上的事情,但他感觉到母亲对他一直很有信心,相信他能够自己处理好一切。而正是母亲这样的信任使他增强了自信。

他的信引起了我的回忆。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我到学校集合出发去农村插队,父亲在外地,母亲送我离开家。十五岁的我,并不明白麦子也是草的一种,更不了解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因此既无悲伤的感觉,亦不理解母亲送我的感受,所以我把手从母亲手里挣脱出来,要自己走。母亲走得不及我快,渐渐落在了我的后面,且站住了。我知道母亲一直在看着我,看到我拐出那条长长的巷子。是的,她不知道我离开家之后具体会干什么,怎么干。母亲没有上过学,所以小时候在她身边上学时,她没有指点我应该学什么,怎么学。她没有要求过我什么,现在上学成绩要多高、长大后职业要多好、房子要多大,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些,她没有指望我给她带去名誉或者金钱,但会接受我可能给她造成的屈辱或者困窘。然而,在她放我走的时候,她给了我健康的身体、健全的心理和善良的感觉。

    我不知道那位年轻朋友今后如何发展,他感受到母亲对他好好做人的期望和信心,没有感觉到对他选择特定专业、职业、生活地点、收入、成就、房子、车子的要求和压力,从这点来说,他有很大的空间发挥自己。就我接触的情况看,这位年轻朋友是幸运的。许多父母对孩子有太多的希望,对孩子的学习成绩有太高的要求,对孩子的专业、职业、单位、薪金有太多的指点。我认识一个朋友,他的孩子对小动物有兴趣,长大想做动物医生,但我的朋友不同意,理由之一是上海没有这个专业,而孩子又只应当读上海的大学。还有一个朋友,父母亲坚持拒绝和他的妻子 ―― 结婚前是农村人 ―― 见面。而这些父母,都有各种各样的学位,不象那位年轻朋友的母亲、我的母亲那样近乎文盲。有了学位似乎就有了指点孩子的资格。孩子应当重视这门课而不是那门课,应当对这样东西感兴趣而不是对那样东西,应当在这个城市工作而不是在别的城市或乡村,选择的配偶应当这样而不应当那样。为什么要如此指点孩子呢?因为据说社会风气太坏、竞争太激烈,如果孩子不这样而是那样,将来恐怕在社会上没有立锥之地。我知道这些父母亲非常爱孩子,完全无私地爱,因为他们早已不把光宗耀祖视为培养孩子的目的。但我总怀疑这样的爱太狭隘。如果社会是残酷竞争的原始森林的话,那么,孩子未来面临的竞争恰恰不允许父母亲用自己的眼光和常见的程式来培养孩子。孩子特殊兴趣和情感的出现更非父母亲能够计划的。人生是生动活泼的,事先的人生计划只能使生活枯燥,使孩子失去兴趣。孩子需要本领,需要学习和工作的成绩,但这首先不是为了击败对手或应付生存竞争,而是孩子健全心理和人生价值的一种体现。孩子今后或现在进入的,也不是只有父母才可信赖的原始森林,而是会有许多朋友、同心或同气朋友的人类社会,因此,人性的培育对孩子的未来更为重要。而在培养人的方面,有学历的城市父母不一定强于文盲的乡村父母。其实,教给交给孩子做人的基本素质,然后任孩子去飞,可能是古今中外许多孩子能够成功能够快乐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很敬佩我的那位年轻朋友的母亲,她完全可以要求孩子找个高收入的工作,帮助全家脱离乡村的贫穷,但她没有提,她不愿意增加孩子的负担或约束。我也相信,这位年轻朋友不管干什么工作,在哪里工作,都会象她母亲希望的那样做的。

人权、人的动物权利

“双周夜话”2003年第6期                                                             2003年3月25日

 

人权、人的动物权利

 

人权这个概念,如今已不新鲜。有次见到亲戚问正在写信的中学生的孩子信写给谁,中学生一扭头,要保密,这是人权。其实,不满18岁的孩子,既不能够承担自己行为的完全责任,也还不能够行使人的完全权利。但知道了人权这个概念,总是一桩好事,要明白,10年前的1993年,人权还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概念。

人权有很多内容,例如与人的动物性质直接关联的权利,与日常人际关系直接联系的权利,象通信保密权,有社区生活的权利,当然还有政治上的个人权利。但从人权概念传入中国起,中国人似乎就把它理解成人的动物权利。因此,近二十年来,中国人做为动物的个体权利的恢复速度,恐怕在全世界能够名列第一。首先,大多数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做为一个动物,中国人能够吃饱饭、穿暖衣了。二十多年前还不行,那时,即使一个农民生产的粮食够吃,他也得先交给国家;国家留一些给他,让他充饥。所以,动物的觅到足够食物就能够吃饱的权利,人还没有。据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森的饥荒仅仅出现在专制政府的命题,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二十年前,我在北京读书,口袋里的钞票没有几张,但粮票有好几种:米票,在食堂买米饭用的;面票,买馒头用;杂粮票,买窝窝头用。现在这些票证都成了历史。其次,中国人在性关系上的动物权利也恢复了,而且一下子几乎恢复到几千年之前。二十年前,我在大学时,大学生还不允许结交异性朋友,婚前性行为更是了“流氓行径”。如今,中国人不但挣脱了婚姻对性关系的规范,而且超越了情感对之的约束。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看,动物遇到异性便能够交配的权利,在中国的媒体上已经得到认可。从正式制度的角度看,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对婚姻登记还有个户口登记天数的限制,德国对离婚申请还有两年不处理的等待期,号称在传统上最重视家庭的中国,如今则是报了户口第二天就能办婚姻手续,提出离婚两个星期就能拿到离婚证。第三,中国人的动物行为权利也恢复了。动物通行的规则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今天这个规则在中国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强者一会把一所中学变成民办,一会把一笔资产转到外国;弱者或投机附炎,或钻小空子,以求生存或求从强者处得些许余羹。

       动物求的是生存权。人的要求当然不止这些,否则“君子不食嗟来之食”的故事不会流传至今。中国人现在跨过了温饱阶段,正要建设小康。小康不是动物的概念,它仅仅属于人。看来,中国人“人”权的恢复已经有望。但就象驯化动物那样,中国“人”权的恢复可能首先要求每个人尤其强人对其动物权的节制。

还是不做为好

“双周夜话”2002年第9期                                                      2002年4月24日

 

 

还是不做为好

 

还是不做为好,我想。我被要求参加一次考试,“公民道德纲要”的学习考试,标准答案也给了,尽管在答案下方写着供参考的字样。是的,需要的时间不多,五分钟就行,都是选择题,按照标准答案在试题纸上打勾就行了。不过,我想,还是不做这样的考试为好。我在报纸上看到过“公民道德纲要”的大字题目,但我没有读过。我不是专职从事宣传工作或道德研究工作的人;在我这样的年龄,生活本身已经给了我太多的教育,已经不可能通过学习文件来增进自己的道德了:所以,我没有去读“纲要”。当然,即使我读了甚至认真读了纲要,我仍然不会做这样的考试,因为根据我自己对道德的理解,我以为这样的考试本身就是不道德的,甚至本身就可能不符合“公民道德纲要”上的要求(我说可能是因为我没有读过纲要,只能猜测)。首先,这样的考试没有必要,也没有依据,而根据道德规范,最好不要向别人提出不必要的要求,最好不要做没有依据包括没有不成文的道德依据的事情。不过,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让我把答案往上抄,交上满分卷子,然后在这个或那个办公室里被人们认为是学习“纲要”成绩优秀的一人或某一特定优秀人群中的一员,总觉得别扭,觉得在扭曲自己,而且在扭曲自己尚未被生活完全泯灭的对真、善、美的某些感觉。所以,还是不做这样的考试为好,还是让自己的心灵坦然一些为好。想一下,这和学生考试舞弊有多大区别呢?而作为教师,我的直接责任之一,毕竟是禁止学生考场舞弊,同时也从道义上向他们说明舞弊的可耻。为了使自己在学生面前不心虚,我想,还是不做这样虚假的考试为好。

中国人常说为人师表,外国人更认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的教育对象是孩子和青年。要教育孩子和青年,教师不但要理解生活、懂得世界,而且还需要保持和孩子、青年一样的心态,这样,师生之间才有沟通、才有真正的教育。辜鸿铭所总结的“赤子之心、成人之智”,大概就是对教师的描述吧。因此,一个社会、一个政府、一个教育机构,要重视孩子、重视未来,它就不但要提高教师的工资,而且更要避免扭曲教师的心灵。如果说,提高教师待遇的目标之一,也是为了避免教师心灵的扭曲,避免他们为了挣钱而去做既使他们自己内心不安也有损于他们在学生心目中形象的事情;那么,直接要求教师扭曲心灵,去“圆滑”,去逢迎,去做假,就更不应当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一旦做了,而且是在意识到不应当做的情况下做了,心灵最初会感到扭曲,然后就会麻木,最后就由惯性而觉得自然。此时虽有成人之智,却失赤子之心,而受害最大的,不是教师本人,当然也不是坐在这个或那个办公室里无意识甚至有意识地要求教师做假的人(他们也许还会得利),而是我们大家的孩子,是青年,也是我们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好象“纲要”提出的道德要求第一条是爱国,教师本人努力做真事,政府机构不要求教师做假事,我们的孩子也才不会做假,我们所爱的国家才有希望。因此,我既为教师,虽被要求,但还是不做虚假的考试、虚假的事情为好。

信 任

“双周夜话”2003年第2期                                                             2003年1月30日

 

 

信  任

 

 

       本月24日来到德国,在吉森大学(Universitaet Giessen)做点文献工作。27日星期一拿着联系教授的一封信到经济学院的图书馆办理借书手续。管理员既没有核对我的证件,也没有收取费用,填个简单的表格,三分钟,就可以把书借回家了。而阅览更无需任何手续。过程之简便,用这里一位中国留学生的话说,你在中国根本不敢相信。是的,我从上海财经大学到邻近的复旦大学仅仅阅览,就要办各种证明并提交证件甚至交费,更不敢幻想借书回家了。有人说这些手续是图书馆为创收而设,有人说这些手续是为了防止孔乙己似的“窃书”,当然还有更光明正大的理由,比如为国家财产负责或者遵守制度等等。不过,我的感觉是,在中国,别人或者整个制度不相信你会归还借出的书籍,除非你要索回押金或者担心更大的处罚;因此就尽可能地不让你阅览和借书。而在德国,别人信任你,制度信任你,相信你会安静阅览,会归还借出的书籍。不还书的人中外皆有,我自己也有过。但德国管理员碰到这种情况也许只是遗憾地甚至理解地摇摇头,而不会想到改变信任人的初衷。他们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珍惜别人的信任。即使犯过一、两次失信的小错,也知道自己错误所在,并且会融合到这种互相信任的环境中。

    信任据说是人与人关系的润滑剂,它把人与人关系变的平和、轻松。中华民族素以“性善”为信仰、以集体主义为指向,比起例如相信性恶、崇尚个人主义的其他民族内部成员关系来说,应当是更加信任同胞也让同胞更加信任自己。没有出国之前,自己也以为如此。出国之后碰到各种大、小事情,才发觉当今国人之间的信任程度比不上许多民族。国人的理由是什么呢?据说是因为别人不值得信任,所以自己信任别人或者让别人信任都没有用。每个持有这一理由的人都有亲身经历为论据,而且也都有信任别人也让别人信任自己的初衷。初衷改变的原因,既有制度腐败的问题,更有个人经历的教训。不过,我想,还是抱着信任别人的态度处事为好。也许别人不值得信任,包括那些大谈诚信是管理之本的管理学教授都不值得信任。但需要自问的是,自己是否值得他人信任。可能,不管别人如何,我们还是先让别人信任自己;可能,不管自己有多少受骗的感觉或者经历,还是不要改变信任别人的初衷。无论如何,世界还是美好的一面更多些,生活还是光明的一面更强些,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信任别人也让别人信任自己的心态为人处事,即使受骗,即使失败。其实,受骗和失败给自己造成的外在损失再大,也比不上改变初衷心态给自己一生造成的精神损失大。为了使自己的生活比较地平和、比较地轻松,为了体会在得到别人信任时才能够产生的感动心情,还是先信任别人,先让别人信任。

公司资助和学术自由

“夜话”2006年第4期                 2006年2月21日

 

公司资助和学术自由

――在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学教研室资助方更替时的谢词

 

今年1月底,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Stifterverband fuer die Deutsche Wissen- schaft)正式结束了对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学教研室 (Lehrstuhl fuer Volks- wirtschaftslehre am Chinesisch-Deutschen Hochschulkolleg an der Tongji- Universitaet) 的资助。从今年2月开始,德意志银行 (Deutsche Bank) 成为本教研室的资助方。在这里,我作为教研室主持人,向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和德意志银行表示衷心的感谢。

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成立于1920年,重建于1949年。那是两个德国经济极其困难、德国科学极端窘迫的年头。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为维持当时的德国科学研究,以及后来为推动德国人文、社会与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发挥了显著作用。2000年开始,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资助同济大学中德学院成立了后来以经济学为方向的本教研室。六年多来,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给了经济学教研室大量无私的资助,为她所承担的教学和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德意志银行成立于1870年。在德国近、现代经济史上,它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现在,德意志银行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银行之一,业务遍及几乎所有国家。德意志银行1872年就在中国设立了分行,目前它在中国从事大量金融业务。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德意志银行十分重视它的社会责任,多方面地资助教育、社区建设和防病扶贫。德意志银行资助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学教研室,为该教研室的持续性发展,提供了决定性的经济保证。

在当代社会里,商业和科学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类事业。科学的兴旺,离不开政府以外的商业界的支持和资助;商业的发达,既离不开自然科学的发现发明,更离不开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启示的制度架构。但商业利益和学者良知又有明确区别。一个商业组织追求的首要目标是股东价值,一个学术机构追求的首要目标则是知识增进。学术上的知识是超越了任何特殊股东群体、特殊人群和组织的一般知识。学者良知就是在任何可能出现机会主义的场合,都根据建立在宗教和传统上的良心,坚持这样的知识。因此,对学术来说,脱离于商业利益、政治利益的研究自由、教学自由,比金钱资助更加重要。

研究自由、教学自由是德国学者洪堡 (William von Humboldt) 200多年前提出来的。它在德国虽然几经波折,但五十多年来已经成为德国社会包括德国商业界的共识和德国学术界的现实,也是德意志银行对科学和教育秉持的基本态度。研究自由、教学自由要在中国成为共识和实践,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绝大多数中国企业在资助科学研究时,仍然要求学者的研究结论和企业利益相一致。这种状况应当改变。本教研室希望加强和德意志银行的协作,并乐意为德意志银行承担非学术性的研究工作。同时,本教研室的重点将继续放在与德意志银行或者其它机构、团体没有直接关联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上。这些学术活动将完全不受本教研室资助方意愿的影响,而仅仅以研究自由、教学自由为原则,以学者良知为准绳。

作为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学教研室主持人,我相信,从长远看,一种以人的自由、平等为基础的中国社会结构、一种以研究自由、教学自由为原则的中国教育和科研制度,无论对德意志银行还是对中国、德国的任何第三方,都是其自身利益的最好保障;而本教研室利用德意志银行资助资金的最好方式,就是为增进人类的一般知识、为促进中国的学术自由和社会自由做好自己的研究和教学。

 

修改于2006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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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weiwochenschrift Nr. 4/2006                                                                   21.02.2006

 

Wissenschaftsförderung von der Industrie

und Akademische Freiheit

—- Danksworte zum Wechsel der Stifter fuer meinen Lehrstuhl

 

 

Zum End Januar 2006 beendete der Stifterverband für die Deutschen Wissenschaft formal seine finanzielle Unterstützung für den Lehrstuhl für Volkswirtschaftslehre am Chinesisch-Deutschen Hochschulkolleg (CDHK) an der Tongji-Universität. Im Anschluss übernimmt die Deutsche Bank ab Februar 2006 die Förderung dieses Lehrstuhls. Als Lehrstuhlinhaber danke ich hiermit dem Stifterverband und der Deutschen Bank herzlich für ihre Unterstützung.

 

Der Stifterverband für die Deutsche Wissenschaft wurde im Jahre 1920 gegründet und im Jahre 1949 neu gestaltet. Diese beiden Jahre kennzeichnen jeweils die Zeiten $ in denen sich sowohl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als auch die deutsche Wissenschaft in einer extrem schwierigen Lage befanden. Der Stifterverband für die Deutsche Wissenschaft spielte eine bedeutende Rolle zum Erhalt der deutschen wissenschaftlichen Forschungen $ vor allem als es später darum ging $ die Grundlagenforschung in Deutschland voranzutreiben. Im Jahre 2000 begann er die Förderung zur Einrichtung eines Lehrstuhls am CDHK an der Tongji-Universität $ der sich dann besonders auf Volkswirtschaftslehre spezialisierte. Mehr als sechs Jahre förderte der Stifterverband den CDHK-Lehrstuhl für Volkswirtschaftslehre intensiv und schuf damit eine Basis für die Lehre und Forschung in diesem Fachbereich.

 

Die Deutsche Bank wurde im Jahre 1870 gegründet und spielt in der modernen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utschlands eine wichtige Rolle. Zur Zeit ist sie eine der weltgrossten Geschäftsbanken und ist in fast jedem Land auf der Erde tätig. Bereits 1872 eröffnete die Deutsche Bank ihre Niederlassung in China. Heuzutage betreibt sie in China verschiedene Finanzgeschäfte in großem Umfang. Neben ihren eigentlichen Geschäftszielen und dem operativen Geschäft wird soziale Verantwortung in der Deutschen Bank großgeschrieben. Der Finanzkonzern fördert die Bildung und Ausbildung $ Kommunalentwicklung und sogar Projekte zum Kampf gegen Aids und die Minderung der Armut. Dass die Deutsche Bank hinfort den Lehrstuhl für Volkswirtschaftslehre am CDHK unterstützt $ ist ein entscheidender Beitrag zu einer kontinuierlichen Entwicklung von Lehre und Forschung am Lehrstuhl.

In der modernen Gesellschaft sind Wirtschaft und Wissenschaft zwei Sektoren $ die sich ergänzen und gleichwohl unterscheiden. Eine blühende Wissenschaftslandschaft ist neben offizieller Förderung auf die Unterstützung der Industrie angewiesen. Eine prosperierende Wirtschaft setzt umgekehrt sowohl bahnbrechende Entdeckungen und Entwicklungen $ als auch institutionelle Rahmenbedingungen voraus $ die sich auf sozial- und geistwissenschaftlichen Forschungen gründen. Andererseits bestehen aber deutliche Unterschiede zwischen Kommerz und Wissenschaft. Eine kommerzielle Organisation hat in erster Linie den Wert für ihre Eigentümer $ den Shareholder-Value $ im Auge $ während ein akademisches Institut das Wachstum an Wissen als ihr wichtigstes Ziel sieht. Akademische Wissen hat seinen Wert über spezielles Interesse jeder Eigentümergruppe $ jeder Menschengruppe und jeder Organisation hinaus. Das intellektuelle Gewissen $ das aus Religionen und Traditionen resultiert $ fordert Intellektuelle zum Festhalten an diesem Wissen in jedem Falle $ selbst dann $ wenn Opposition geboten ist. Deshalb ist die Freiheit der Forschung und Lehre $ die sich von kommerziellem und politischem Interesse löst $ für die Wissenschaft letztlich von größerer Bedeutung als finanzielle Hilfe.

 

Das Postulat der Freiheit von Forschung und Lehre geht auf den deutschen Akademiker William von Humboldt bevor mehr als 200 Jahre zurück. Diese Freiheit ist $ nach sorgfältigem Abwägen der Meinungen im Volke einschließlich der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 seit mehr als 50 Jahren in der deutschen Wissenschaft realisiert. Sie spiegelt auch die Einstellung der Deutschen Bank wider. Hingegen muss China noch einen weiten Weg gehen $ bis dieses Maß an Freiheit in Forschung und Lehre als erreicht gesehen werden darf. Beispielsweise verlangen die meisten chinesischen Unternehmen immer noch die Uebereinstimmung der Aussagen der Wissenschaftler mit ihrem Interesse $ wenn sie letztere finanziell unterstützen. Dies sollte geändert werden. Der Lehrstuhl wird mit der Deutschen Bank kooperieren und sie gerne in Form von Beratung und gemeinsamen Projekten unterstützen. Gleichzeitig treibt er hauptsächlich Forschung and Lehre $ die keine unmittelbare Beziehungen mit ihr oder anderen Institutionen and Organisationen haben. Forschung und Lehre sind unabhängig vom Interesse der fördernden Seiten und folgen allein den Prinzipien der Freiheit der Forschung und Lehre sowie des intellektuellen Gewissen.

 

Ich $ der Lehrstuhlinhaber $ glaube $ dass eine gesellschaftliche Struktur $ die sich auf der Basis der Freiheit und Gleichberechtigkeit der Menschen gründet $ und eine Bildungs- und Wissenschaftsordnung $ die auf der Freiheit von Forschung und Lehre beruht $ die beste Garantie für das Eigeninteresse sowohl der Deutschen Bank als auch jeder dritten Seite in China und Deutschland ist. Darüber hinaus besteht die beste Anwendung der Mittel aus der Deutschen Bank von meinem Lehrstuhl darin $ dass mein Lehrstuhl für die Wissensvermehrung der Menschheit und die Förderung der akademischen und sozialen Freiheit in China seine Forschung und Lehre vorantreibt.

神舟五号:中国与世界

“双周夜话”2003年第18期               2003年10月14日

神舟五号:中国与世界

    报载神舟五号即将发射升空。这是中国第一次发射载人飞船。我衷心祝愿这一次发射成功。

这次发射将产生中国第一位宇航员或第一个宇航员集体。在太空中,这位宇航员将向翘首仰望他们的我们以及全世界人说句什么话呢?为此新浪网在征集网民的意见。 

人类第一位(前苏联)宇航员向我们说过什么,好像已经被(至少是不生活在前苏联的)我们遗忘了。不过,1969年7月21日,第一位踏上月球的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向着全球亿万通过电视和广播关注这一历史性时刻的人们说了一句话:“对于一个人来说,这是一小步;可对人类来说,这却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却流传下来了。

    1969年的我虽然只有十六岁,但已经养成了读报的习惯。可惜的是,那个历史性时刻对我和所有普通的中国人是一个禁忌:也许因为那是美国人第一次登上月球,所以这个消息没有出现在中国任何新闻媒体上,尽管阿姆斯特朗虽然没有提到中国,可也没有提到美国。

    国内媒体过了多少年才开始提到人类、而不仅仅美国人的第一次登月,暂时还无暇查证。但今天,我们都开始跳出了“中国”的圈子,开始心平气和地谈论比如微积分的建立、学校的出现、计算机的发明等不是中国人创造的人类成就。然而,中国第一次载人太空飞行毕竟是一件大事,作为中国人很难不激动,因此,网民们所建议的中国宇航员对地球万千大众的话,多数也是祖国伟大、民族复兴等。

    确实,中国人为自己的宇航事业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据说仅仅这一次神舟五号就耗资24亿美元,而神舟五号上天本身就足以表明中国的强大。每个中国人都为祖国的强大而自豪。但是,没有神舟五号,我们的祖国仍然伟大。我们民族的复兴可能更重要地表现在贫困人口的减少和贫困者的个人尊严被尊重上,否则的话,四十年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就表示了中国民族的复兴,而用不着今天的神舟五号来承担这个民族使命了。另一方面,神舟五号上天不仅仅是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强大的,甚至不是为了显示中国强大的,因为绝大多数国家的国力从来就比不上中国;少数国家强于中国,但没有他们对神舟五号项目提供的部分关键技术,没有那些国家的许多人是为了人类而非他们的国家才建立的现代科学,没有那一些人的探险和失败,也不会有现在的神舟五号上天。太空活动尤其具有人类共同体的性质,所以,在神舟五号顺利升空的激动时候,如果我们中国人首先想到的是人类,而不仅仅是中国人,中国宇航员对地球上的所有人说的话,也许才不会很快地被世界大多数人遗忘;中国融入世界,也才更象是为了对包括中国人自己在内的人类做出更大贡献,因此,如果中国宇航员真的要对我们说什么的话,我支持他(们)使用网民提议的“世界和平才有这一刻”或类似言语。

悼杨小凯先生

“双周夜话”2004年第15期                 2004年7月29日

 

悼杨小凯先生

 

       杨小凯先生逝世了,刚刚56岁,还不到据说的中国知识分子平均寿命58岁。当然,寿命不是人生价值的决定因素。人不是为了维持个体的寿命而生活在世界上,以健康为生活目的的人亦难无疾而终。杨小凯英年早逝,无疑与他年青时受到专制政权的残酷迫害有关,但也与他后来的超负荷工作有关,不过,我宁愿按照我所理解的基督教的观念,想象成他信仰的主把他重新召回到身边,让他平静地休息休息。是的,杨小凯已经做了他应当做的所有事情,已经做了远远超出他应当做的事情。我相信,在天堂上,他可以平静地说;他没有碌碌无为,没有随波逐流,而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人类大同的事业。

杨小凯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他在经济学领域内开创的超边际分析。他通过分工的特殊作用,揭示了边际收益递增的一条新途径。为此他做了大量扎扎实实的工作,从经济学思想到经济学方法,从理念层面到技术层面,从专业论文到教科书,他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体系。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对杨小凯这样一个起步很晚、最初在语言、数理工具到理念诸方面对经济学都完全陌生的人来说更不容易,我们必须牢记他的成就背后的艰苦劳动。

由于杨小凯强调超边际分析,他的观点体系和强调边际分析的新古典学派有很大不同。然而,无论边际分析、非边际分析还是超边际分析,都属于国内惯称的西方经济学范围。在国内,西方经济学这个名称指的是那种基本概念、基本分析工具从西方国家引入并可以而且也应当批判的经济学。当然,如果一个理论不可以或者不应当批判,它本身就不是科学。同时,杨小凯应用的分析概念和工具又是西方经济学的,所以他的工作是在西方经济学范围内的工作。如果他的工作经受住了后人的检验,他的工作也是发展或者扩展、而非冲击了西方经济学。

杨小凯在经济学领域所做的探险无疑是辉煌的。仅仅凭着这些探险,他的一生就已经值得了。但杨小凯最值得我纪念的,是他超越了作为技术员的职业经济学家角色,而显示出了作为知识分子的学者的特点。

    分工本来是杨小凯最得心应手的话题。现代社会的分工之深之细,造就了各领域的专门知识,也迫使过去的学者转变成技术员。但另一方面,分工愈深愈细,各类分工之间的联系便愈密切,社会作为各领域的有机整体愈重要,社会也更加需要超越了技术员的学者。杨小凯也许天生就是一位学者,还在文化大革命的中学里,他就写出了“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在中国历史上不容小人物涉猎的非职业性文章。更可贵的是他在成为职业经济学家之后,继续保持着对“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社会大问题的密切关心和理性思考。如果说他年轻的时候,在只有红宝书可读的时代,根据官方口号和宣传而相信中国的出路是巴黎公社式的无产者的平等社会,并因此而被毛泽东(据我听他本人如此说,而非止于人们常说的康生)亲自指示投入监狱,那么,在他走出国门后,发现这样的问题早已经被仔细讨论过,而提出各种观点的人都无须担忧牢狱之灾,他的思考显然变得深刻和理性了。其实,除了经济学外,在一个民族向何处去的问题上,中国需要的亦是发展或扩展、而非冲击西方的理论。正是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杨小凯在国人沾沾自喜于技术上的后发优势的时候,向国人浇了一盆后发制度劣势的冷水,提醒国人注意制度扭曲下的经济发展的危险性。他的观点或有可商榷之处,但他针对中国所提出的后发劣势,将象幽灵一样罩在中国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头上而挥之不去。我们知道,能够让社会意识到自身缺陷自身危险的学者如马克思、哈耶克才是伟大的学者。杨小凯也是这样的学者。而他的逝世,把他近40年前提出的“中国向何处去”问题又一次放到了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面前,我想,我们安慰他的在天之灵的最好方式,也许是在仁爱、爱人的基础上思考和努力解决萦绕着他一生的这个中国人共同问题。

就任经济学院院长时的讲话

“双周夜话”2003年第10期                                                             2003年5月22日

 

 

就任经济学院院长时的讲话

 

 

今天,学校任命我为经济学院院长。在接受任命的时候,我非常感谢学校对我的信任,感谢经济学院各位教师对我的信任。

       同时,我明白,正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由于我校其他院系对加强现代经济学的要求,才有我担任院长的可能性。在院长的任上,我愿意为各位老师服务,为学校和学校其他院系服务。

       三年前,在经济学院成立会议上,我讲了三个问题:

      A、教师进修

B、学术气氛

C、公开化

这三个问题现在仍然是重要的。尤其是第三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制度建设。我接任之后,将首先了解现有制度,适当的将保留,不适当的将修改,没有的将建立。我希望在全院教师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一段时间,在学院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制度。

但今天,我想提出新的任务,这就是经济学院的转轨,是经济学院的教学体系全面转移到现代经济学基础上。

全面转轨到现代经济学上意味着

1.  设计新的教学体系

2.  各门课程都讲授国际上的主流思想和新的发展

3.  各门课程增加分析的成份,研究生课程增加研究的成份。

转轨牵涉到经济学院的所有专业,从思想史、经济史到关于中国、外国现实问题的所有课程,都需要转移到现代经济学上来。当然,经济学院还有一部分带有政治课性质的教学任务,但只要不是或者不完全是政治课,都应当改革,包括对马克思的研究,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都需要转轨。通过转轨提高教学水平。而教学水平提高了,科研水平才可能提高。

转轨是个渐进的过程,计划三年左右完成。经济学院将采取措施,帮助教师转轨。这就是教师进修的问题。经济学院今后的工作,将以教师进修为重点,采取国内外进修、聘请学者讲学、教学研讨等方式,帮助教师提高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水平。在转轨过程中,教师会有调整,但我将保证现有教师第一,进人第二。对包括我在内的所有教师来说,关键是自学。各位教师只要愿意学习,便有希望通过转轨,达到高一级的理论水准。

       转轨也需要制度,做到有序转轨。制度要保证学院重大事务和财务公开化。同时,要提高制度执行的强度。制度是约束人,首先是约束领导者的。我做为院长将自觉受制度的约束。如果各位教师对我有意见,可以用各种形式随时提出。不过,领导者有规则地卸任,是群众能够大胆提出批评意见的前提,也是制度能够有效执行的前提。这里,我谨表示在三年任期结束时,我不谋求连任。

       我相信在学校领导下,在各位老师的支持下,经济学院的转轨任务将顺利实现。

 

2003年5月13日

我思故我在

“双周夜话”2002年第5期                                                         2002年2月26 日

 

 

我思故我在

 

 

“我思故我在”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一句名言。哲学家用意深奥,法文用词精巧,非我辈所能探究。仅从中文译文的字面看,“我思故我在”意味着一个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在思考、在思索。一个人如果不思考,他就不再存在。严格地说,一个人可以在形体上存在,是一位现实的人;但是在人格上,他可能并不存在:他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如果他不思考的话。此时,这个人实际上依附于某一个他服从的人,后者的人格也就是他的人格。

三十年多前,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没有思考,仅仅单纯地跟着伟大领袖走。当时不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当时根本没有想到去思索,独立地思索,所以,当时即使有什么理解,也是在正统思路上的所谓“理解”,完全谈不上独立思考后的理解。因此,按照“我思故我在”的说法,那时的我只是一个形体意义上的人,而不是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人:我没有自己的独立思索,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

后来,我逐渐明白了“我思故我在”,懂得了我作为一个人类个体的特殊性,是以我思考的特殊性为前提的。没有思考,人云亦云,我就不具备特殊性,我的社会存在就可以被忽略。当然,这不排除我在许多场合下完全或者基本同意别人的看法,服从别人,可是,只有我的同意和同意、服从和不服从是自己独立思考后的结论,我才具备自我的人格,我作为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人才是存在着的。

       思考,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人类文明在今天达到的成果,无一不和人的思考相联系。火的使用得益于火种的保存,而后者离开先民的思考便无法设想。同时,思考也是一个人区别于其他人的本质特征。人类社会中任何一项与原有物品、原有观念、原有制度不同的东西,都是个别人思考的结果。正是这些思考的人,显示出了自己独立的人格,可以平静地说“我在”。

“我思故我在”,还因为思考是每个人的内在权利。观察古今中外,我发现人类至今没有找出、而且也不可能找出任何方法来限制个体的思考权利。某个社会、某种环境可以限制个人公开其思考结果,但是它无法限制个人思考,尤其无法限制个人思考的特定内容。我曾经思索过这一点是否各国宪法都保护个人言论、迁徙、人身等权利,而不提个人思考权利的理由,因为思考是无法从外界禁止和限制,因此也无需用外部力量来保护的个人的权利。所以,思考是人类尤其每个个人的天然能力和内在权利,是个人具备独立社会人格的前提条件。作为人类中的一个个体,我乐意以我自己的思考,而不是以需要外部力量保护的头衔、财产、权利,来确认自己的存在。

夜深的对话

“双周夜话”2003年第1期                                                               2003年1月16日

 

夜深的对话

 

明天又是双周的星期二。

2002年的第一天是星期二。那一天我为自己的工作建立了独立的网页。为了避免许多网页内容面貌长期不变最后不疾而终的结局,我决定从那一天开始,用每两个星期写一篇短文的方式来保证网页的常新。而由于我习惯于深夜工作,因此名之为“双周夜话”。

既然是话,总有一个对谁而言、与谁而语的问题。天南海北、大洋彼岸;百步之遥、咫尺之距,都有知心的朋友可言可语。但夜深之时,苍穹之下,万籁俱寂,似乎却是外与上天、内与心灵对话的时机。上天总有太多的神秘之处,是我今生不可能理解的。宇宙之外又是什么、大爆炸之前的时间如何计算、类人猿为什么会在东非首先直立起来、大脑细胞的电运动能否区别出我思考的是经济问题还是数学问题,都是我不可能知晓的。就我自己的专业而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出现是不是纯属偶然,腐败是否中国文化的必然现象,统计资料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证实工资和农业土地制度的关系,亦是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说清楚的问题。至于反躬自问,回归内心,情感的空间似乎比宇宙还辽阔。什么是人生?平民的人生和名人的人生哪一种更值得?善良的人是不是对自己都很残酷?爱是什么?爱上帝、爱世界和爱某个具体的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也都是没有任何令人满意答案的问题。即使我们对某个问题有了一定的解答,这些解答反过来又将导致更多的新问题。无论科学怎样发达,无论大脑怎样聪明,人类大概只能窥视茫茫宇宙的一星半点,探究短暂人生的几个片段。世界有太多的奇妙,人生有太多的奥秘。这些奇妙,这些奥秘,虽然可以和朋友一起讨论甚至争论,但它们也许更适合和上天对话,与心灵言语。夜深之时,苍穹之下,在静谧中感受搏动,在安宁中体会博大,自然而然生发出对宇宙的崇敬,对人生的热爱。“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因此而有所感受,有所“话”。所以,我的双周夜话,是写给自己的,是通过与上天和心灵的对话,澄清自己的想法,并记录以备忘。至于对错正误,则不在我的考虑之列,因为我还不敢确定思想是否有对错正误之分。

 

                                                                       2003年1月13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