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机构企业化:学术腐败的一个源泉

“双周夜话”2002年第8期

2002年4月9日

 

学术机构企业化:学术腐败的一个源泉

 

 

纵看古今,横观中外,今天中国学术界的一大特色是学术机构的企业化。这是中国继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展开政府机构企业化以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重大改革举措。从此,中国的学术机构进入了创收、分红、扩建、进一步创收的怪圈。经济目标成了学术机构的首要目标,经济利益成了学术机构的首要利益。学术机构不但在核算货币成本和收益,而且在用预期货币净收益指导自己的活动。由于这一变化是“有计划”的改革产物,由于它和现行制度、现行社会风气相吻合,由于中国学术机构本来就很少自己的独立传统,因此政府一改革,各方都照办,甚至竞争性地你追我赶,不赶上对方自己就失败,于是造成了全国规模的、席卷(几乎?)所有学术机构的企业化浪潮。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中国,好象没有一所高校不把创收放在首位、好象没有一位手握创收权的校长、院长、系主任不在紧张地考虑创收。学校即企业的现象在古代有,在当今的外国也有,但都不成气候。古代,孔夫子办私学、朱夫子办书院、朝廷办京师大学堂,都没有办成企业。外国,德国政府办大学、美国私人办大学,也都没有办成企业。当然,德国禁止把大学办成企业;美国允许把大学办成企业,但美国占主导地位的私立大学都不是企业。美国几百所研究型大学没有一所是企业化大学。像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斯坦福大学等学校的规章制度和美国有关的法律已经禁止它们走入创收、分红、扩建、进一步创收的怪圈。所以,说学术机构尤其是大学的企业化是当今中国的特色,是有一定根据的。

 

古代和外国的学术机构不是企业,又是什么性质的单位呢?它们是中国的学术机构在名义上的注册性质“事业单位“。事业单位和企业的区别在于后者是盈利性机构,前者是非盈利性机构。事业单位的特点是它的非经济性目标,而可观察的关键指标则是事业单位职工尤其负责人的个人收入和该单位的经济效益脱钩。用更正式的语言说,事业单位是非盈利机构。如果它有盈利,这些盈利只能用于非盈利的用途,而不能他用,更不能够分红;即使分红,分红量也很小。因此,事业单位的个人收入都是公开的。在这里,谁是事业单位所有者的问题无关紧要。一个事业单位可以由政府办、团体办或个人办。但在中国,大学名义上“还”是事业单位,享受着事业单位的优惠,而不承担企业的责任和受到社会与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可是,中国大学创收的目的,首先是分红。在大学内部,则是如何分红的问题。于是出一份考卷多少价格、一场监考多少价格、一篇论文多少价格、一节课多少价格,都成了改革措施。学术工作实行了计件工资制,学者成了普通劳动力。国有学校的利润既然不需要像国有企业利润那样上缴国家,也就成了学校经营者的红利,以及了解这些红利的办事人员的额外报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当今中国学术机构创收的积极性。只要政府给政策,或者只要政府容忍、或者只要和政府可谈判,学术机构就可以自己经营,自己营销。产品是市场急需的,卖得出高价的,也就是科研项目审批中的那一条“能创造经济效益”的;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比如高校往往比学者本人更热衷于比如博士点、博导等名誉,理解为什么有人把在学术界向上升的第一条途径列为“借东风’:你不上、学校还要推你上。因为你上了以后,学校才好营销:学校要借你铺出一条新的财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学术机构“还”想维持自己的学术形象,学术腐败也就无法避免了。

真、善、美:永恒的追求——代发刊词

真、善、美:永恒的追求

――代发刊词 

在欢庆2002年到来的爆竹声中,我的个人主页,www.hujingbei.net,诞生了。

全世界现有的个人主页恐怕不下数百万个。在这数百万旁加上的一,简直就是无穷小。因此,正如我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世界公民一样,我的主页也只是普普通通的主页之一。

       不过,每位公民都是普通中的一个特殊,每份个人主页也有自己的特点。我的主页将具有什么特点呢?它的特点是以它自己的方式追求存在于每位公民心底深处的真、善、美。

       什么是真?真就是世界的本原,人类的本性。本原和本性常常被表象掩盖和扭曲。地球自转这一物质世界的本原就被太阳东升西落的表象所掩盖,人的自由平等这一社会本原在中国被把城市人和农村人分成两个等级的户口制度所扭曲,在世界上则被国家制度所扭曲。而一个人的真心更是需要时间的考验。因此寻求真、揭示真、实现真是每个人不断探索和修养的过程。

什么是善?善是对他人对世界的爱,是孔夫子说的“泛爱众”和天主教说的他人之爱,是启蒙时代西方人说的博爱,100年前中国人说的天下为公。善是站在他人他事物的立场上理解他们,是以爱人爱物之心对待别人对待世界,是做事出以公心。善是人与人关系中的真,是一个自由人获得幸福的最后源泉。

什么是美?美是真和善给我们的心理感受,美是被我们认为好的探索真和培养善的形式。市场经济之所以美,是因为它给了我们平等竞争的感觉;户口制度之所以不美,是因为我们这些城市人面对着农民不能不生发出自责的感受。因此美要求我们把自己的行为建立在普遍原则和规则之上,要求我们仅仅选择被我们公认为好的方式来追求自己的目标。

我自认是经济学者,因此我的主页的特点将是从经济学和学者的角度追求真、善、美。由于经济活动仅仅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部分,因此经济学对真、善、美的追求又必须和人类精神相一致。今天的中国大陆正处在重大转变过程中。然而,比起二千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转变,比起500年前欧洲启蒙时代的转变,比起100年前中国制度的转变,我们今天在中国经历的转变没有任何更加深刻的地方,所以,与那些时代的学者相比,我们不是更困难,而是更容易保持对真、善、美的追求。如果说有文字的历史就是有学者的历史,那么,在任何时代,学者的真正使命总是对真、善、美的追求。人类之所以需要学者,也是因为人类在自己最脆弱的心灵内还有真、善、美的感觉,并把对这一感觉的坚持和发扬特别地委托给学者。我的主页将遵循对经济学尤其对学者的这一自我意识,把对真、善、美的追求视为自己的永恒目标。

人权、人的动物权利

“双周夜话”2003年第6期                                                             2003年3月25日

 

人权、人的动物权利

 

人权这个概念,如今已不新鲜。有次见到亲戚问正在写信的中学生的孩子信写给谁,中学生一扭头,要保密,这是人权。其实,不满18岁的孩子,既不能够承担自己行为的完全责任,也还不能够行使人的完全权利。但知道了人权这个概念,总是一桩好事,要明白,10年前的1993年,人权还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概念。

人权有很多内容,例如与人的动物性质直接关联的权利,与日常人际关系直接联系的权利,象通信保密权,有社区生活的权利,当然还有政治上的个人权利。但从人权概念传入中国起,中国人似乎就把它理解成人的动物权利。因此,近二十年来,中国人做为动物的个体权利的恢复速度,恐怕在全世界能够名列第一。首先,大多数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做为一个动物,中国人能够吃饱饭、穿暖衣了。二十多年前还不行,那时,即使一个农民生产的粮食够吃,他也得先交给国家;国家留一些给他,让他充饥。所以,动物的觅到足够食物就能够吃饱的权利,人还没有。据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森的饥荒仅仅出现在专制政府的命题,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二十年前,我在北京读书,口袋里的钞票没有几张,但粮票有好几种:米票,在食堂买米饭用的;面票,买馒头用;杂粮票,买窝窝头用。现在这些票证都成了历史。其次,中国人在性关系上的动物权利也恢复了,而且一下子几乎恢复到几千年之前。二十年前,我在大学时,大学生还不允许结交异性朋友,婚前性行为更是了“流氓行径”。如今,中国人不但挣脱了婚姻对性关系的规范,而且超越了情感对之的约束。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看,动物遇到异性便能够交配的权利,在中国的媒体上已经得到认可。从正式制度的角度看,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对婚姻登记还有个户口登记天数的限制,德国对离婚申请还有两年不处理的等待期,号称在传统上最重视家庭的中国,如今则是报了户口第二天就能办婚姻手续,提出离婚两个星期就能拿到离婚证。第三,中国人的动物行为权利也恢复了。动物通行的规则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今天这个规则在中国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强者一会把一所中学变成民办,一会把一笔资产转到外国;弱者或投机附炎,或钻小空子,以求生存或求从强者处得些许余羹。

       动物求的是生存权。人的要求当然不止这些,否则“君子不食嗟来之食”的故事不会流传至今。中国人现在跨过了温饱阶段,正要建设小康。小康不是动物的概念,它仅仅属于人。看来,中国人“人”权的恢复已经有望。但就象驯化动物那样,中国“人”权的恢复可能首先要求每个人尤其强人对其动物权的节制。

我思故我在

“双周夜话”2002年第5期                                                         2002年2月26 日

 

 

我思故我在

 

 

“我思故我在”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一句名言。哲学家用意深奥,法文用词精巧,非我辈所能探究。仅从中文译文的字面看,“我思故我在”意味着一个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在思考、在思索。一个人如果不思考,他就不再存在。严格地说,一个人可以在形体上存在,是一位现实的人;但是在人格上,他可能并不存在:他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如果他不思考的话。此时,这个人实际上依附于某一个他服从的人,后者的人格也就是他的人格。

三十年多前,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没有思考,仅仅单纯地跟着伟大领袖走。当时不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当时根本没有想到去思索,独立地思索,所以,当时即使有什么理解,也是在正统思路上的所谓“理解”,完全谈不上独立思考后的理解。因此,按照“我思故我在”的说法,那时的我只是一个形体意义上的人,而不是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人:我没有自己的独立思索,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

后来,我逐渐明白了“我思故我在”,懂得了我作为一个人类个体的特殊性,是以我思考的特殊性为前提的。没有思考,人云亦云,我就不具备特殊性,我的社会存在就可以被忽略。当然,这不排除我在许多场合下完全或者基本同意别人的看法,服从别人,可是,只有我的同意和同意、服从和不服从是自己独立思考后的结论,我才具备自我的人格,我作为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人才是存在着的。

       思考,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人类文明在今天达到的成果,无一不和人的思考相联系。火的使用得益于火种的保存,而后者离开先民的思考便无法设想。同时,思考也是一个人区别于其他人的本质特征。人类社会中任何一项与原有物品、原有观念、原有制度不同的东西,都是个别人思考的结果。正是这些思考的人,显示出了自己独立的人格,可以平静地说“我在”。

“我思故我在”,还因为思考是每个人的内在权利。观察古今中外,我发现人类至今没有找出、而且也不可能找出任何方法来限制个体的思考权利。某个社会、某种环境可以限制个人公开其思考结果,但是它无法限制个人思考,尤其无法限制个人思考的特定内容。我曾经思索过这一点是否各国宪法都保护个人言论、迁徙、人身等权利,而不提个人思考权利的理由,因为思考是无法从外界禁止和限制,因此也无需用外部力量来保护的个人的权利。所以,思考是人类尤其每个个人的天然能力和内在权利,是个人具备独立社会人格的前提条件。作为人类中的一个个体,我乐意以我自己的思考,而不是以需要外部力量保护的头衔、财产、权利,来确认自己的存在。

改变我们的教育信念

“双周夜话”2002年第22期                 2002年10月22日

 

改变我们的教育信念

 

今年暑假在波士顿,有次偶然从一个地铁车站走上街区,发现眼前正是有名的波士顿公共图书馆。波士顿图书馆别具风格的建筑,方便并且免费的借阅,都吸引了我。但最吸引我的是它的信念,这就是铭刻在图书馆屋檐下的一排大字:“The Commonwealth requires the education of the people as the safeguard of the order and liberty”。这句话直译过来大约是“马萨诸塞州把人民的教育做为秩序和自由的保障来要求“,其意思大体是人民的教育是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的保障,为此州议会、州政府要求人民接受教育。

 

    教育无疑有多种功能。除了直接的传道解惑外,教育还有其社会功能,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亦有各自的目的。而所谓的传道解惑,也和教育的社会功能与参与者的目的有关,因为传什么道,有什么惑,用什么解惑,是由后者决定的。仅就学校教育来说,有的人受教育是为了发大财,娶美女(就男士而言)。有的人受教育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就象我们在一些学校看到的标语那样。有的人受教育是为了多懂一点事情,多完善一点自己。更有人受教育是因为类似自己的人也在受教育,因为父母之命,所以尽管日后可能生活平平,普通工资收入和过得去的配偶,但也得学习。所有这些目的都不错。而出于不同的目的,受教育者的疑惑便不同,对教育者所传之道的要求也就不同。教育虽然具有引导受教育者建立更人道的人生目的的功能,但它的更重要功能,可能是让受教育者明白和信服,达到他们每个人目的的方法虽然多种多样,但根本方法是秩序和自由。我想,所谓秩序,就是规则;所谓自由就是让自己同时也让他人自由地发挥。就发财而言,一个人可以通过炒股或注彩发财,通过经营有方发财,通过发明专利发财、通过畅销小说发财。但一个人不能利用内部信息炒股发财,不能制造假冒产品发财,不能虚报专利发财,也不能剽窃别人稿件发财。发财的道路有千万条,教育在让为发财而受教育的人懂得这些道路的主要性质和技巧的同时,也应当让他们信服并从而自觉地走正道,按照规则去争取财富。教育在教给一个人本领的时候,同时也应当教给他们对别人的尊重,比如男士对美女的尊重。而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更应当特别重视教育在促进人民对秩序与自由的理解方面的作用。今天,我们接受的学校教育比二十年、五十年前多得多,我们对技术的掌握比过去强得多,但是,我们对秩序和自由的理解可能没有什么进步,我们社会里破坏秩序以发大财、践踏自由而娶美女的事情太多了,我们的入学和未入学的少年、儿童对秩序和自由的理解,似乎不如他们受到的为目的而不择手段的熏陶强烈。这种状况最终将阻止“中华民族的崛起“。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为了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教育信念,尤其是主导教育的政府的教育信念,可能是必须向“保障秩序和自由的教育”改变了。

冬季的寒冷和温暖

双周夜话2004年第2期                                   2004年1月26日

 冬季的寒冷和温暖

刚刚整理完自己199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的翻译稿。一位尚未谋面的外国朋友竟然对它发生了兴趣,希望得到它的英译稿。在别人的帮助下,翻译完成了,电子邮件发出了。在这个被中央供热系统变得十分温暖的房间里,我突然想起,正是十年前,新搬入一所房子,没有暖气,手头也没有取暖电器。1993-1994年的冬天好像特别寒冷,边看书边搓手、边写字边跺脚的情形还历历在目,但我那时似乎忘却了取暖的问题,恍惚之中,完成了那篇文章。 

如今时过境迁,条件改善,凭借着空调,冬天不必搓手跺脚了,脚上的冻疮亦绝迹了多年。但我如今做的,仅仅是翻译过去的文章,那在寒冷的房间里用286计算机写下的文章。新的思想、创造性的思维,不是消失在房间的温暖空气中,就是逃逸出双层玻璃的窗子,到广袤的世界畅游去了。 

也许,在寒冷的时候,任何火花,包括思想的火花,都是那么地珍贵,以至于思维全神贯注地在寻找它。而随着生活水准的与时俱进,身在冬季却越来越远离寒冷,火花的价值自然越来越小,思维再也不用心寻找它了。 

记得某位哲人说过,人文思想的历史不是一个不断前进的历史,而是一个不断循环的历史:人们不断地回到早期的思想重新出发。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由于生活水准大概是不可逆地向上提高的,所以,人文思想就不会和生活水准与时俱进。自然,这是就人类全体发的议论。就个人来说,是不是也如此呢?可能也如此。年龄也许是个原因。年轻时初生牛犊不怕虎,粪土当年万户侯,思路敏捷,容易抓住问题并突破之;壮年后总怕考虑欠全面,不敢擅越雷池,更谈不上大胆突破。可壮年后的生活水平显然高于年轻时代。就我自己而言,在寒气袭人的冬季出文章,在寒气全无的冬季却只能够复述那些文章,除了年龄原因外,生活水准的大幅度提高看上去完全没有促进自己思想的活跃和火花的迸发。由此看来,现在自己没有新的研究,不能够归之于自己的房间在冬季的温暖还不够舒适,在夏季的凉爽还不够惬意,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自己现在不再全神贯注、不再用心地思索和追寻。

写于2004年1月15日

三十四年前的今天

 “双周夜话”2002年第27期                                                  2002年12月31日

 

 

三十四年前的今天

 

       34年前的今天,1968年的12月29日,我作为一名中学生,离开城市到农村落户务农。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1968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已经过去,现实主义已经回潮。大学仍然不招生,高中规模本来就小,因此整个中学从初一到高三的六届学生几乎全都需要离开学校,以便让滞留在小学的少年、青年进入中学。不过,当时的自己意识不到这些,而是像许多热情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同学一样,主动报名到农村去。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很兴奋地去迁户口,心里想着的是毛泽东的话: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那一年,我15岁。

       今天的我,近50岁,坐在城市里的7楼办公室内,望着窗外的广阔天空和狭窄地面,似乎又看到了农村的天地。确实,分清韭菜和麦苗对我的工作毫无意义。街头的卖菜者大概不至于把麦苗当韭菜推销给我。不过,我们每一个自认为关心国家的人毕竟需要了解农村,因为大部分中国人还生活在农村。了解农村当然不必要变成农民,但变成农民毕竟也是一种方式。对我来说,正是变成农民,使我明白了城乡的差距,明白了农民所承受的不公,明白了农民的心理,明白了生活的艰辛和欲求的有限,也明白了希望的力量和生命的潜能。如果说大规模的城市青年下乡务农也许是历史错误的话,那么,对我个人来说,8年半的农村生活,却成了我的精神源泉。当我最初挑起担子的时候,笨拙的动作使农民发笑。他们担心担子把我压倒,担心我长不高。确实,许多次我被担子压倒在地,但后来,我成了村里最强的劳动力之一。同时,农村的担子虽然使我背驼,但我仍然长大长高了。

       生活的信心是什么呢?当我挑着100多斤的担子在雨水里的田埂上,五个脚趾紧紧地扒住地面,一步一步艰难前行的时候,我知道这就是生活。在晚间的油灯下,我想到这可能就是自己一生的生活。可是,在那么多人这样生活的时候,我没有理由认为自己不应当这样生活。况且,如果不能在这样的生活中站立起来,那么,生活就可能永远摆脱不了恐惧的阴影。我想,一个人也许只有承认穷人的人格,才敢于直面艰苦的生活;而敢于直面艰苦生活,生活本身才不会让他感觉累。当然,在我15岁的时候,我只明白我必须养活自己;而在我50岁的时候,我明白是农村生活决定了我一生的生活态度。天地也许有阔狭之分,作为似乎有大小之别,但真正有意义的人生问题,可能还是“活着累吗?”

 

                                                                                              写于2002年12月29日

我所认识的生永

“双周夜话” 2002年第12期                              2002年6月6日

 

 

我所认识的生永

 

我第一次认识生永,是在去年暑假。那天我正在系里值班,他来了,个子不很高,穿着也还朴素。通过姓名之后,他点了一支烟,然后问我:

“听说你平时喜欢写写东西,是不是?”

“有时高兴,就动动笔,”我回答说。

“想不想发表呢,在报纸上,或者杂志上?”

“还没有想过。”

“不要紧,想发表的话,我可以帮忙。”他打开话闸,谈了一气报纸杂志发表文章的内幕后,郑重地告诉我:“没有熟人,你是别想在报纸上发表东西的。”

“是这样吧。”也许是看过了巴尔扎克的“幻灭”—— 那里对新闻界内幕有精彩的描写—— 我对他的话不大感兴趣,虽然他谈的东西也有些中国特点。

他似乎很会揣度,又聊了几句便走了。开学后我知道了他的一篇暑假调查,已经被报社打出了小样。

他在学校里很不引人注意,上课来一下,下课便回家。在他去年统计学考试不及格的时候,我听说他的外界交往时间太多。接着,他偷窃一千多元现金的案子发了,学校给了他一年留校察看的处分,他这才为大家所知道。

偷钱,其原因据说是为了还债,而这债,是他在交际和谈恋爱时欠下的—— 不过也仅仅是听说。但这些也都好理解。交际多,特别是象家庭舞会之类的交际,是他能够在报上发表文章的诀窍之一,而人, 又都是想出名的。恋爱以至于同居,也许可算是七年知青生活的一个后果吧。迟来的感情,是更容易战胜理智的。偷钱无疑是错误的—— 虽然对方很有些钱—— 特别是偷的手段令人发指:用过量的安眠药使人家沉睡。

生活的目的。对于一部分大学生来说—— 我自己可能也是 ——只是舒适的工作、受尊敬的地位, 和称心的爱人。这也不能算错,只是需要了解生活本身的限制,而生永,正是超过了道德的现实界限。

今年暑假,我仍然在学校值班,然而却听到了生永作为情场的失败者而死的消息。生活的目的仅仅是爱情,—— 生永对于爱情是认真专一的,生命之火当然是很难保持旺盛的。人们是应当热爱生活的,但生活,并不止于爱情 —— 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生永死了,他留下的无形的痕迹很快也将被忘却之神抹去。但生活,却是永存的。

 

                                                                                                  写作于1980年9月3日

 

(附记:日前去南京大学,忆及在那里的学生生活,想起大三时曾在学校黑板报上发表过一篇文字。回沪后竟然还找到了原稿。二十多年沧桑,所见所闻多已与时俱进,但似乎心得体会,还停留在原有水平上。今日再写类似主题,亦不会比那时更有进步:所以便拿它充作本期的“夜话”。    2002年6月4日)

公司资助和学术自由

“夜话”2006年第4期                 2006年2月21日

 

公司资助和学术自由

――在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学教研室资助方更替时的谢词

 

今年1月底,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Stifterverband fuer die Deutsche Wissen- schaft)正式结束了对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学教研室 (Lehrstuhl fuer Volks- wirtschaftslehre am Chinesisch-Deutschen Hochschulkolleg an der Tongji- Universitaet) 的资助。从今年2月开始,德意志银行 (Deutsche Bank) 成为本教研室的资助方。在这里,我作为教研室主持人,向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和德意志银行表示衷心的感谢。

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成立于1920年,重建于1949年。那是两个德国经济极其困难、德国科学极端窘迫的年头。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为维持当时的德国科学研究,以及后来为推动德国人文、社会与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发挥了显著作用。2000年开始,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资助同济大学中德学院成立了后来以经济学为方向的本教研室。六年多来,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给了经济学教研室大量无私的资助,为她所承担的教学和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德意志银行成立于1870年。在德国近、现代经济史上,它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现在,德意志银行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银行之一,业务遍及几乎所有国家。德意志银行1872年就在中国设立了分行,目前它在中国从事大量金融业务。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德意志银行十分重视它的社会责任,多方面地资助教育、社区建设和防病扶贫。德意志银行资助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学教研室,为该教研室的持续性发展,提供了决定性的经济保证。

在当代社会里,商业和科学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类事业。科学的兴旺,离不开政府以外的商业界的支持和资助;商业的发达,既离不开自然科学的发现发明,更离不开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启示的制度架构。但商业利益和学者良知又有明确区别。一个商业组织追求的首要目标是股东价值,一个学术机构追求的首要目标则是知识增进。学术上的知识是超越了任何特殊股东群体、特殊人群和组织的一般知识。学者良知就是在任何可能出现机会主义的场合,都根据建立在宗教和传统上的良心,坚持这样的知识。因此,对学术来说,脱离于商业利益、政治利益的研究自由、教学自由,比金钱资助更加重要。

研究自由、教学自由是德国学者洪堡 (William von Humboldt) 200多年前提出来的。它在德国虽然几经波折,但五十多年来已经成为德国社会包括德国商业界的共识和德国学术界的现实,也是德意志银行对科学和教育秉持的基本态度。研究自由、教学自由要在中国成为共识和实践,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绝大多数中国企业在资助科学研究时,仍然要求学者的研究结论和企业利益相一致。这种状况应当改变。本教研室希望加强和德意志银行的协作,并乐意为德意志银行承担非学术性的研究工作。同时,本教研室的重点将继续放在与德意志银行或者其它机构、团体没有直接关联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上。这些学术活动将完全不受本教研室资助方意愿的影响,而仅仅以研究自由、教学自由为原则,以学者良知为准绳。

作为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学教研室主持人,我相信,从长远看,一种以人的自由、平等为基础的中国社会结构、一种以研究自由、教学自由为原则的中国教育和科研制度,无论对德意志银行还是对中国、德国的任何第三方,都是其自身利益的最好保障;而本教研室利用德意志银行资助资金的最好方式,就是为增进人类的一般知识、为促进中国的学术自由和社会自由做好自己的研究和教学。

 

修改于2006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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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weiwochenschrift Nr. 4/2006                                                                   21.02.2006

 

Wissenschaftsförderung von der Industrie

und Akademische Freiheit

—- Danksworte zum Wechsel der Stifter fuer meinen Lehrstuhl

 

 

Zum End Januar 2006 beendete der Stifterverband für die Deutschen Wissenschaft formal seine finanzielle Unterstützung für den Lehrstuhl für Volkswirtschaftslehre am Chinesisch-Deutschen Hochschulkolleg (CDHK) an der Tongji-Universität. Im Anschluss übernimmt die Deutsche Bank ab Februar 2006 die Förderung dieses Lehrstuhls. Als Lehrstuhlinhaber danke ich hiermit dem Stifterverband und der Deutschen Bank herzlich für ihre Unterstützung.

 

Der Stifterverband für die Deutsche Wissenschaft wurde im Jahre 1920 gegründet und im Jahre 1949 neu gestaltet. Diese beiden Jahre kennzeichnen jeweils die Zeiten $ in denen sich sowohl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als auch die deutsche Wissenschaft in einer extrem schwierigen Lage befanden. Der Stifterverband für die Deutsche Wissenschaft spielte eine bedeutende Rolle zum Erhalt der deutschen wissenschaftlichen Forschungen $ vor allem als es später darum ging $ die Grundlagenforschung in Deutschland voranzutreiben. Im Jahre 2000 begann er die Förderung zur Einrichtung eines Lehrstuhls am CDHK an der Tongji-Universität $ der sich dann besonders auf Volkswirtschaftslehre spezialisierte. Mehr als sechs Jahre förderte der Stifterverband den CDHK-Lehrstuhl für Volkswirtschaftslehre intensiv und schuf damit eine Basis für die Lehre und Forschung in diesem Fachbereich.

 

Die Deutsche Bank wurde im Jahre 1870 gegründet und spielt in der modernen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utschlands eine wichtige Rolle. Zur Zeit ist sie eine der weltgrossten Geschäftsbanken und ist in fast jedem Land auf der Erde tätig. Bereits 1872 eröffnete die Deutsche Bank ihre Niederlassung in China. Heuzutage betreibt sie in China verschiedene Finanzgeschäfte in großem Umfang. Neben ihren eigentlichen Geschäftszielen und dem operativen Geschäft wird soziale Verantwortung in der Deutschen Bank großgeschrieben. Der Finanzkonzern fördert die Bildung und Ausbildung $ Kommunalentwicklung und sogar Projekte zum Kampf gegen Aids und die Minderung der Armut. Dass die Deutsche Bank hinfort den Lehrstuhl für Volkswirtschaftslehre am CDHK unterstützt $ ist ein entscheidender Beitrag zu einer kontinuierlichen Entwicklung von Lehre und Forschung am Lehrstuhl.

In der modernen Gesellschaft sind Wirtschaft und Wissenschaft zwei Sektoren $ die sich ergänzen und gleichwohl unterscheiden. Eine blühende Wissenschaftslandschaft ist neben offizieller Förderung auf die Unterstützung der Industrie angewiesen. Eine prosperierende Wirtschaft setzt umgekehrt sowohl bahnbrechende Entdeckungen und Entwicklungen $ als auch institutionelle Rahmenbedingungen voraus $ die sich auf sozial- und geistwissenschaftlichen Forschungen gründen. Andererseits bestehen aber deutliche Unterschiede zwischen Kommerz und Wissenschaft. Eine kommerzielle Organisation hat in erster Linie den Wert für ihre Eigentümer $ den Shareholder-Value $ im Auge $ während ein akademisches Institut das Wachstum an Wissen als ihr wichtigstes Ziel sieht. Akademische Wissen hat seinen Wert über spezielles Interesse jeder Eigentümergruppe $ jeder Menschengruppe und jeder Organisation hinaus. Das intellektuelle Gewissen $ das aus Religionen und Traditionen resultiert $ fordert Intellektuelle zum Festhalten an diesem Wissen in jedem Falle $ selbst dann $ wenn Opposition geboten ist. Deshalb ist die Freiheit der Forschung und Lehre $ die sich von kommerziellem und politischem Interesse löst $ für die Wissenschaft letztlich von größerer Bedeutung als finanzielle Hilfe.

 

Das Postulat der Freiheit von Forschung und Lehre geht auf den deutschen Akademiker William von Humboldt bevor mehr als 200 Jahre zurück. Diese Freiheit ist $ nach sorgfältigem Abwägen der Meinungen im Volke einschließlich der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 seit mehr als 50 Jahren in der deutschen Wissenschaft realisiert. Sie spiegelt auch die Einstellung der Deutschen Bank wider. Hingegen muss China noch einen weiten Weg gehen $ bis dieses Maß an Freiheit in Forschung und Lehre als erreicht gesehen werden darf. Beispielsweise verlangen die meisten chinesischen Unternehmen immer noch die Uebereinstimmung der Aussagen der Wissenschaftler mit ihrem Interesse $ wenn sie letztere finanziell unterstützen. Dies sollte geändert werden. Der Lehrstuhl wird mit der Deutschen Bank kooperieren und sie gerne in Form von Beratung und gemeinsamen Projekten unterstützen. Gleichzeitig treibt er hauptsächlich Forschung and Lehre $ die keine unmittelbare Beziehungen mit ihr oder anderen Institutionen and Organisationen haben. Forschung und Lehre sind unabhängig vom Interesse der fördernden Seiten und folgen allein den Prinzipien der Freiheit der Forschung und Lehre sowie des intellektuellen Gewissen.

 

Ich $ der Lehrstuhlinhaber $ glaube $ dass eine gesellschaftliche Struktur $ die sich auf der Basis der Freiheit und Gleichberechtigkeit der Menschen gründet $ und eine Bildungs- und Wissenschaftsordnung $ die auf der Freiheit von Forschung und Lehre beruht $ die beste Garantie für das Eigeninteresse sowohl der Deutschen Bank als auch jeder dritten Seite in China und Deutschland ist. Darüber hinaus besteht die beste Anwendung der Mittel aus der Deutschen Bank von meinem Lehrstuhl darin $ dass mein Lehrstuhl für die Wissensvermehrung der Menschheit und die Förderung der akademischen und sozialen Freiheit in China seine Forschung und Lehre vorantreibt.

我为什么赞成留学生留在外国

“双周夜话”2002年第17期                                                      2002年8月12日

 

 

我为什么赞成留学生留在外国

 

      

我曾经当过留学生,后来从国外回到国内。虽然我对自己的选择没有后悔过,但在和国外留学的朋友交谈中,我始终赞成他们留在国外工作。我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孔夫子明确说过的“道不行,乘桴桴于海”。道在自己国家行不通,就到海外去。夫子是圣人,都做了这样的准备。后来夫子退而讲学,讲授他系统建立的君子之道。幸亏那时教育和科研自由,至今也没有哪一位学者考证出某个公子王孙干预了夫子的讲学,夫子还能招收到多达3000名的学生(在当时可真是个了不起的数字),他才没有出国并在那里永久居留下去。

作为中国人,我们都受过夫子的影响。不管我们学习、工作的专业是什么,我们都有夫子开创的儒家所说的向善之心,都有学习和实践君子之道的愿望。于是,作为一位留学生,他在决定回国与否的时候,便需要考虑回国以后,自己向往的君子之道可行与否的问题。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可行,但非常难行。这种难,是不熟悉中国社会生活的人无法想象的。许多人决定回国时,都希望回国认真认真地做一点事情。但到了国内,就发现很难不把自己混同于自己在国外时所蔑视的制度和做事方式;只有少数人能够坚持自己的向往。而在我看来,与其在国内被腐化成为小人,不如留在国外,保持自己的一点君子之心,保证自己免受不得不扭曲自己的那种心理煎熬。

    其实,一个人在哪里生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行为符合规范而又心情舒畅。而这恰恰在现时的中国十分困难。如果你有一份收入尚可的稳定工作,你在德国、美国可能很容易做到行为规范并且心情舒畅。但在中国你很难做到这一点。比如,大学教师算上收入尚可的稳定工作了。你有了这份工作,当然还要努力,但你按照规范办就行了,而这些规范又基本符合你的君子之求,所以你很容易做到心情舒畅。但在中国,例如你的职称与奖金和你发表文章的篇数与字数有关,而且这篇数、字数还不能你自报,还得有关人员去数。按照国际惯例,按照中国官方对外公开的说法,这显然都是不规范的。但中国就是这个制度。你如果为此去多发文章、拉长文章,在你麻木之前,你知道你在扭曲自己;你如果坚持规范,你在看到别人因为那毫无价值的文章而比你先评上职称、比你多拿几倍钱的时候,你的心情又不会舒畅。到机关吧,你发觉你不得不说假话;经商吧,你发现你不得不贿赂官员。你发觉只要屈辱自己,你就能得到制度的好处。现行制度的引诱力是如此之大,凭你的洋学位,只要你愿意顺从它,你就能得到许许多多在国外都得不到的好处。你的生活甚至会比在国外更轻松、更富有。但是,一旦屈辱自己,你就背离了回国的最初想法,放弃了君子之求。和两千多年前孔夫子时代相比,今天君子之道甚至在教学和科研部门都行不通。孔夫子再生,可能也真得“乘桴桴于海”了。留学生的一点君子之求,在现行制度面前是太苍白了。因此,尽管我希望我的朋友们回国来共同改变不规范的现行制度,但我也完全赞成他们为了自己的行为规范和心情舒畅而留在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