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景北

“双周夜话”2003年第2期                                                             2003年1月30日

 

 

信  任

 

 

       本月24日来到德国，在吉森大学（Universitaet Giessen）做点文献工作。27日星期一拿着联系教授的一封信到经济学院的图书馆办理借书手续。管理员既没有核对我的证件，也没有收取费用，填个简单的表格，三分钟，就可以把书借回家了。而阅览更无需任何手续。过程之简便，用这里一位中国留学生的话说，你在中国根本不敢相信。是的，我从上海财经大学到邻近的复旦大学仅仅阅览，就要办各种证明并提交证件甚至交费，更不敢幻想借书回家了。有人说这些手续是图书馆为创收而设，有人说这些手续是为了防止孔乙己似的“窃书”，当然还有更光明正大的理由，比如为国家财产负责或者遵守制度等等。不过，我的感觉是，在中国，别人或者整个制度不相信你会归还借出的书籍，除非你要索回押金或者担心更大的处罚；因此就尽可能地不让你阅览和借书。而在德国，别人信任你，制度信任你，相信你会安静阅览，会归还借出的书籍。不还书的人中外皆有，我自己也有过。但德国管理员碰到这种情况也许只是遗憾地甚至理解地摇摇头，而不会想到改变信任人的初衷。他们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珍惜别人的信任。即使犯过一、两次失信的小错，也知道自己错误所在，并且会融合到这种互相信任的环境中。

    信任据说是人与人关系的润滑剂，它把人与人关系变的平和、轻松。中华民族素以“性善”为信仰、以集体主义为指向，比起例如相信性恶、崇尚个人主义的其他民族内部成员关系来说，应当是更加信任同胞也让同胞更加信任自己。没有出国之前，自己也以为如此。出国之后碰到各种大、小事情，才发觉当今国人之间的信任程度比不上许多民族。国人的理由是什么呢？据说是因为别人不值得信任，所以自己信任别人或者让别人信任都没有用。每个持有这一理由的人都有亲身经历为论据，而且也都有信任别人也让别人信任自己的初衷。初衷改变的原因，既有制度腐败的问题，更有个人经历的教训。不过，我想，还是抱着信任别人的态度处事为好。也许别人不值得信任，包括那些大谈诚信是管理之本的管理学教授都不值得信任。但需要自问的是，自己是否值得他人信任。可能，不管别人如何，我们还是先让别人信任自己；可能，不管自己有多少受骗的感觉或者经历，还是不要改变信任别人的初衷。无论如何，世界还是美好的一面更多些，生活还是光明的一面更强些，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信任别人也让别人信任自己的心态为人处事，即使受骗，即使失败。其实，受骗和失败给自己造成的外在损失再大，也比不上改变初衷心态给自己一生造成的精神损失大。为了使自己的生活比较地平和、比较地轻松，为了体会在得到别人信任时才能够产生的感动心情，还是先信任别人，先让别人信任。

双周夜话2004年第3期                         2004年2月3日   

父母亲和孩子

 从偏僻乡村过年回来的一位年轻朋友给我发了一个邮件，谈到他母亲虽然希望他多留在家几天，但还是以“早点走，车不挤”为由来安慰他按自己确定的行程回城。这个理由虽是事实，但却使他感到愧疚不安。他说母亲无需也无力关心他学习或工作上的事情，但他感觉到母亲对他一直很有信心，相信他能够自己处理好一切。而正是母亲这样的信任使他增强了自信。

他的信引起了我的回忆。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我到学校集合出发去农村插队，父亲在外地，母亲送我离开家。十五岁的我，并不明白麦子也是草的一种，更不了解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因此既无悲伤的感觉，亦不理解母亲送我的感受，所以我把手从母亲手里挣脱出来，要自己走。母亲走得不及我快，渐渐落在了我的后面，且站住了。我知道母亲一直在看着我，看到我拐出那条长长的巷子。是的，她不知道我离开家之后具体会干什么，怎么干。母亲没有上过学，所以小时候在她身边上学时，她没有指点我应该学什么，怎么学。她没有要求过我什么，现在上学成绩要多高、长大后职业要多好、房子要多大，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些，她没有指望我给她带去名誉或者金钱，但会接受我可能给她造成的屈辱或者困窘。然而，在她放我走的时候，她给了我健康的身体、健全的心理和善良的感觉。

    我不知道那位年轻朋友今后如何发展，他感受到母亲对他好好做人的期望和信心，没有感觉到对他选择特定专业、职业、生活地点、收入、成就、房子、车子的要求和压力，从这点来说，他有很大的空间发挥自己。就我接触的情况看，这位年轻朋友是幸运的。许多父母对孩子有太多的希望，对孩子的学习成绩有太高的要求，对孩子的专业、职业、单位、薪金有太多的指点。我认识一个朋友，他的孩子对小动物有兴趣，长大想做动物医生，但我的朋友不同意，理由之一是上海没有这个专业，而孩子又只应当读上海的大学。还有一个朋友，父母亲坚持拒绝和他的妻子 ―― 结婚前是农村人 ―― 见面。而这些父母，都有各种各样的学位，不象那位年轻朋友的母亲、我的母亲那样近乎文盲。有了学位似乎就有了指点孩子的资格。孩子应当重视这门课而不是那门课，应当对这样东西感兴趣而不是对那样东西，应当在这个城市工作而不是在别的城市或乡村，选择的配偶应当这样而不应当那样。为什么要如此指点孩子呢？因为据说社会风气太坏、竞争太激烈，如果孩子不这样而是那样，将来恐怕在社会上没有立锥之地。我知道这些父母亲非常爱孩子，完全无私地爱，因为他们早已不把光宗耀祖视为培养孩子的目的。但我总怀疑这样的爱太狭隘。如果社会是残酷竞争的原始森林的话，那么，孩子未来面临的竞争恰恰不允许父母亲用自己的眼光和常见的程式来培养孩子。孩子特殊兴趣和情感的出现更非父母亲能够计划的。人生是生动活泼的，事先的人生计划只能使生活枯燥，使孩子失去兴趣。孩子需要本领，需要学习和工作的成绩，但这首先不是为了击败对手或应付生存竞争，而是孩子健全心理和人生价值的一种体现。孩子今后或现在进入的，也不是只有父母才可信赖的原始森林，而是会有许多朋友、同心或同气朋友的人类社会，因此，人性的培育对孩子的未来更为重要。而在培养人的方面，有学历的城市父母不一定强于文盲的乡村父母。其实，教给交给孩子做人的基本素质，然后任孩子去飞，可能是古今中外许多孩子能够成功能够快乐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很敬佩我的那位年轻朋友的母亲，她完全可以要求孩子找个高收入的工作，帮助全家脱离乡村的贫穷，但她没有提，她不愿意增加孩子的负担或约束。我也相信，这位年轻朋友不管干什么工作，在哪里工作，都会象她母亲希望的那样做的。

“双周夜话”2002年第5期                                                         2002年2月26 日

 

 

我思故我在

 

 

“我思故我在”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一句名言。哲学家用意深奥，法文用词精巧，非我辈所能探究。仅从中文译文的字面看，“我思故我在”意味着一个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在思考、在思索。一个人如果不思考，他就不再存在。严格地说，一个人可以在形体上存在，是一位现实的人；但是在人格上，他可能并不存在：他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如果他不思考的话。此时，这个人实际上依附于某一个他服从的人，后者的人格也就是他的人格。

三十年多前，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没有思考，仅仅单纯地跟着伟大领袖走。当时不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当时根本没有想到去思索，独立地思索，所以，当时即使有什么理解，也是在正统思路上的所谓“理解”，完全谈不上独立思考后的理解。因此，按照“我思故我在”的说法，那时的我只是一个形体意义上的人，而不是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人：我没有自己的独立思索，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

后来，我逐渐明白了“我思故我在”，懂得了我作为一个人类个体的特殊性，是以我思考的特殊性为前提的。没有思考，人云亦云，我就不具备特殊性，我的社会存在就可以被忽略。当然，这不排除我在许多场合下完全或者基本同意别人的看法，服从别人，可是，只有我的同意和同意、服从和不服从是自己独立思考后的结论，我才具备自我的人格，我作为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人才是存在着的。

       思考，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人类文明在今天达到的成果，无一不和人的思考相联系。火的使用得益于火种的保存，而后者离开先民的思考便无法设想。同时，思考也是一个人区别于其他人的本质特征。人类社会中任何一项与原有物品、原有观念、原有制度不同的东西，都是个别人思考的结果。正是这些思考的人，显示出了自己独立的人格，可以平静地说“我在”。

“我思故我在”，还因为思考是每个人的内在权利。观察古今中外，我发现人类至今没有找出、而且也不可能找出任何方法来限制个体的思考权利。某个社会、某种环境可以限制个人公开其思考结果，但是它无法限制个人思考，尤其无法限制个人思考的特定内容。我曾经思索过这一点是否各国宪法都保护个人言论、迁徙、人身等权利，而不提个人思考权利的理由，因为思考是无法从外界禁止和限制，因此也无需用外部力量来保护的个人的权利。所以，思考是人类尤其每个个人的天然能力和内在权利，是个人具备独立社会人格的前提条件。作为人类中的一个个体，我乐意以我自己的思考，而不是以需要外部力量保护的头衔、财产、权利，来确认自己的存在。

“双周夜话”2003年第09期                                                           2003年5月6日

 

 

五月的夜晚

 

五月的深夜，我走在小区外的人行道上。风轻轻地吹着，柔和地掠过我的脸面；马路已经完全安静下来，习惯了噪音和废气的耳朵和鼻子享受着久违的轻松。没有月亮，淡淡的路灯似乎更加平和。

五月的夜晚，应当是一年中最舒适惬意的夜晚了。

这时，从对面人行道上走过来一个女孩，走在我的前面。她的步伐不象散步，也许是夜班，也许是朋友聚会，这么迟才回家。突然，她轻轻地跳起来，好象要摘一片树叶玩耍，也好象要抚摸一下树叶，那身影，那姿势，无声无息，但却给本来无声无息的春夜带来了生气，恰如画龙点睛，春夜一下子舞动开来，世界一下子完美了。

我突然感动了，原来，把世界美丽起来，是如此地容易。一个无意的动作，一个欢喜的蹦跳，就会让世界美丽起来。

我也想摘一片树叶，摸一下小树。

但我的手停在了半空，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树叶上树干上满是灰尘，只有在雨后的短促时间内，它才有幸展现自己那令人类心旷神怡的绿色和苍莽深重的褐色。

前面的女孩已经走远。

我突然怅惘了，让世界美丽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如果在我的身后，有一位类似我的心情的人在散步，他是无法欣赏到我刚刚感受的美丽的，因为我没法让自己欢喜地亲抚树叶，没法把生命赋予春夜。

我是理智的，我要估算树叶带给我的灰尘，我只有在了解成本和收益后，才能决定是不是应当摘一片树叶来欣赏。

前面的女孩这么晚还在这里走，应当也是这里的居民，应当也知道树叶上的灰尘。

但她还是高兴地和树叶玩耍。

    也许，让世界美起来，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理智。

 “双周夜话”2002年第27期                                                  2002年12月31日

 

 

三十四年前的今天

 

       34年前的今天，1968年的12月29日，我作为一名中学生，离开城市到农村落户务农。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1968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已经过去，现实主义已经回潮。大学仍然不招生，高中规模本来就小，因此整个中学从初一到高三的六届学生几乎全都需要离开学校，以便让滞留在小学的少年、青年进入中学。不过，当时的自己意识不到这些，而是像许多热情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同学一样，主动报名到农村去。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很兴奋地去迁户口，心里想着的是毛泽东的话：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那一年，我15岁。

       今天的我，近50岁，坐在城市里的7楼办公室内，望着窗外的广阔天空和狭窄地面，似乎又看到了农村的天地。确实，分清韭菜和麦苗对我的工作毫无意义。街头的卖菜者大概不至于把麦苗当韭菜推销给我。不过，我们每一个自认为关心国家的人毕竟需要了解农村，因为大部分中国人还生活在农村。了解农村当然不必要变成农民，但变成农民毕竟也是一种方式。对我来说，正是变成农民，使我明白了城乡的差距，明白了农民所承受的不公，明白了农民的心理，明白了生活的艰辛和欲求的有限，也明白了希望的力量和生命的潜能。如果说大规模的城市青年下乡务农也许是历史错误的话，那么，对我个人来说，8年半的农村生活，却成了我的精神源泉。当我最初挑起担子的时候，笨拙的动作使农民发笑。他们担心担子把我压倒，担心我长不高。确实，许多次我被担子压倒在地，但后来，我成了村里最强的劳动力之一。同时，农村的担子虽然使我背驼，但我仍然长大长高了。

       生活的信心是什么呢？当我挑着100多斤的担子在雨水里的田埂上，五个脚趾紧紧地扒住地面，一步一步艰难前行的时候，我知道这就是生活。在晚间的油灯下，我想到这可能就是自己一生的生活。可是，在那么多人这样生活的时候，我没有理由认为自己不应当这样生活。况且，如果不能在这样的生活中站立起来，那么，生活就可能永远摆脱不了恐惧的阴影。我想，一个人也许只有承认穷人的人格，才敢于直面艰苦的生活；而敢于直面艰苦生活，生活本身才不会让他感觉累。当然，在我15岁的时候，我只明白我必须养活自己；而在我50岁的时候，我明白是农村生活决定了我一生的生活态度。天地也许有阔狭之分，作为似乎有大小之别，但真正有意义的人生问题，可能还是“活着累吗？”

 

                                                                                              写于2002年12月29日

双周夜话2004年第2期                                   2004年1月26日

 冬季的寒冷和温暖

刚刚整理完自己199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的翻译稿。一位尚未谋面的外国朋友竟然对它发生了兴趣，希望得到它的英译稿。在别人的帮助下，翻译完成了，电子邮件发出了。在这个被中央供热系统变得十分温暖的房间里，我突然想起，正是十年前，新搬入一所房子，没有暖气，手头也没有取暖电器。1993－1994年的冬天好像特别寒冷，边看书边搓手、边写字边跺脚的情形还历历在目，但我那时似乎忘却了取暖的问题，恍惚之中，完成了那篇文章。 

如今时过境迁，条件改善，凭借着空调，冬天不必搓手跺脚了，脚上的冻疮亦绝迹了多年。但我如今做的，仅仅是翻译过去的文章，那在寒冷的房间里用286计算机写下的文章。新的思想、创造性的思维，不是消失在房间的温暖空气中，就是逃逸出双层玻璃的窗子，到广袤的世界畅游去了。 

也许，在寒冷的时候，任何火花，包括思想的火花，都是那么地珍贵，以至于思维全神贯注地在寻找它。而随着生活水准的与时俱进，身在冬季却越来越远离寒冷，火花的价值自然越来越小，思维再也不用心寻找它了。 

记得某位哲人说过，人文思想的历史不是一个不断前进的历史，而是一个不断循环的历史：人们不断地回到早期的思想重新出发。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由于生活水准大概是不可逆地向上提高的，所以，人文思想就不会和生活水准与时俱进。自然，这是就人类全体发的议论。就个人来说，是不是也如此呢？可能也如此。年龄也许是个原因。年轻时初生牛犊不怕虎，粪土当年万户侯，思路敏捷，容易抓住问题并突破之；壮年后总怕考虑欠全面，不敢擅越雷池，更谈不上大胆突破。可壮年后的生活水平显然高于年轻时代。就我自己而言，在寒气袭人的冬季出文章，在寒气全无的冬季却只能够复述那些文章，除了年龄原因外，生活水准的大幅度提高看上去完全没有促进自己思想的活跃和火花的迸发。由此看来，现在自己没有新的研究，不能够归之于自己的房间在冬季的温暖还不够舒适，在夏季的凉爽还不够惬意，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自己现在不再全神贯注、不再用心地思索和追寻。

写于2004年1月15日

“双周夜话”2004年第18期                                                           2004年9月14日

 

 

告别上海财经大学

 

新学期伊始，我正式离开上海财经大学，转到同济大学工作。

20年前我从北京大学毕业时，孩子摸阄摸到了上海，而在上海的要人单位内，只有上海财大一所学校。我在农村长大，农业非均衡的生产节奏使我缺乏马克思说的大生产强制训练出来的组织纪律性；农村的“广阔天地”又养成我自由飞翔的思维习惯，不愿意接受固定模式和命题作文，再加上从事理论工作的心愿，所以我选择了上海财经大学。

    如果说我当初到上海进财大工作更多地出于感性的原因，那么我现在离开它则只能够归之于理性的考虑。从感情上说，我完全体会到上海财经大学工作条件的价值：那里有自由交流的小环境、有在经济学上努力探索的同事、有协力工作的朋友、有一心求学的学生、有上海高校最高的非计件工资收入。由于我在学生中的口碑尚好，由于学生到处都在有意无意地议论教师，所以我从校办到比如医院的学校各个部门都受到令我感激的尊重。同时，我的大部分专业工作是在上海财大做的，出国是上海财大派遣的，上海财大甚至让我担任了经济学院院长。因此，我感谢上海财大。而我离开它，无论在地位和名誉上，在收入和待遇上，在接触经济学专业同事和学生上，在日常生活上，都有严重的损失。虽然离开上海财大后，我有更多机会读书，可没有任何机制保证学术上的投入能够取得成果；而我担任院长一年，已经在建立公开透明的管理制度、转变经济学院学术方向以至于提高学院经济收入上取得了明显进展；如果我把院长任期做完，我和我的同事们应当可以做出重要工作成绩的。最后但也许最重要的是，我深深感觉到许多同事、学生对我留在财大工作的希望，而我自己亦有入世的冲动。因此，当我决定辞职并离开上海财大的时候，我确实感到一种歉疚和沉重。

    使我做出离开上海财大选择的，是终究超过了感情倾向的理性逻辑：因为同样的事情我拒绝了上海交通大学，也就不得不拒绝上海财大。一个人的行为需要一贯性（consistency），也就是孔夫子提出的“一以贯之”。学习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没有一贯性便谈不到理性、自然也谈不到诚信。尽管两个学校向我提出的改变后的条件仍然比我现在转入的学校优越很多，但问题不在条件的高低，而在于诚信的理念，在于保持自己的一贯性。为此，我不得不抵制一些单位几乎是“不经意”地随便改变诺言的现象，抵制用一次博弈的最优来消弭行为一贯性准则的办事方式。我理解在这类办事方式面前被迫做绥靖主义让步的一些人。考虑到家庭尤其孩子，考虑到就业的困难，考虑到提升、晋级，尤其考虑到事业和前途，一个人在身受工作单位的不诚信之害时，往往只好退而采取绥靖主义。对此，我满怀同情。只是和他们相比，我的个人条件好得多，没有类似压力、困难和追求，只是因为我经常提醒自己不要以金钱、事业、感情来掩饰自己人格的软弱，所以在我的考虑中，理性的逻辑最后超过了感情的倾向。如果可以套用亚里斯多德的名言，我想说的是，我爱上海财经大学，无论在我离开前还是离开后，但我更爱洁身自好。我衷心地希望有一天，作为研究经济制度、管理制度的国内最重要的大学之一，上海财经大学自身的制度不会再让人在它和洁身自好之间去做痛苦的选择。

“双周夜话”2002年第26期                                  2002年12月21日

                       

学者的衣着

 

       前几天秦晖先生来上海演讲，听者踊跃。如今著名学者演讲很多，听者踊跃的状况亦不少。但有区别。一位研究生告诉我秦先生穿的衣服旧，很奇怪。我想，在如今这个“先富起来的人是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时代，秦晖先生当然不会藏富不露，有意识地穿旧衣服来“新潮”。我去过秦晖先生家，知道他家虽然远远比不上我见到的另外许多学者住宅的豪华，但不能够算贫困，应当有一套笔挺的西装在衣柜里吧。秦先生不着西装而穿旧服，我想还是“心不在焉”而致。

       “心不在焉”是学者特征。思索越紧张，思想越深刻，衣食上越可能心不在焉。因此，若一个学者衣食简朴，我们便可以估计他或她正在接近自己的学术顶峰。一到他有精力有兴趣有时间来考评食之味、衣之美，他或她便开始过时了。二十年前，我在北大，厉以宁先生常常衣着不整，所居亦狼狈，而那正是厉先生在学术界上辉煌的时候。在当时学生心目中，中国经济学家当数厉先生第一。秦先生如今被称为中国当代最有良心的学者之一，其学理分析亦正在辉煌时候，自然心不在衣食。好在当年我们听厉先生授课，今天的学子听秦先生演讲，想得到的是他们对学术问题的观点、科学研究的方法、社会人生的启示，虽然人要衣装，但毕竟简单明确、屏去装饰的思想才吸引着我们。这不象观球赛、看演出，那要的就是赏心且悦目的享受，就是兴奋以极致的放松，如果演员的服装不能新颖而使我们眼睛一亮，我们的享受和放松就会大打折扣。

学者最辉煌的时候，不是他们成为大小圈子明星的时候，而是他们在思想豁然开朗之后展开自己思想的时候。在展开思想的过程中，学者关注的仅仅是逻辑，是论争，是自己思想的说服力。此时的学者自然心无二物，想不到衣着对逻辑的助力。一朝成为明星，或欲启蒙大众，需云集应者；或多思想火花，但闪烁不定；或虽盛名可灸，恐其实难副：为强化观众眼睛一亮的感觉，便先得挑选衣着，以强化亮点，烘托名声。后者需要追星一族，前者需要论争对手。秦先生现在属于学者，但可能很快成为明星，不过，我还是希望他始终是学者，即使他的衣着不能引起我的兴趣。

“双周夜话”2002年第9期                                                      2002年4月24日

 

 

还是不做为好

 

还是不做为好，我想。我被要求参加一次考试，“公民道德纲要”的学习考试，标准答案也给了，尽管在答案下方写着供参考的字样。是的，需要的时间不多，五分钟就行，都是选择题，按照标准答案在试题纸上打勾就行了。不过，我想，还是不做这样的考试为好。我在报纸上看到过“公民道德纲要”的大字题目，但我没有读过。我不是专职从事宣传工作或道德研究工作的人；在我这样的年龄，生活本身已经给了我太多的教育，已经不可能通过学习文件来增进自己的道德了：所以，我没有去读“纲要”。当然，即使我读了甚至认真读了纲要，我仍然不会做这样的考试，因为根据我自己对道德的理解，我以为这样的考试本身就是不道德的，甚至本身就可能不符合“公民道德纲要”上的要求（我说可能是因为我没有读过纲要，只能猜测）。首先，这样的考试没有必要，也没有依据，而根据道德规范，最好不要向别人提出不必要的要求，最好不要做没有依据包括没有不成文的道德依据的事情。不过，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让我把答案往上抄，交上满分卷子，然后在这个或那个办公室里被人们认为是学习“纲要”成绩优秀的一人或某一特定优秀人群中的一员，总觉得别扭，觉得在扭曲自己，而且在扭曲自己尚未被生活完全泯灭的对真、善、美的某些感觉。所以，还是不做这样的考试为好，还是让自己的心灵坦然一些为好。想一下，这和学生考试舞弊有多大区别呢？而作为教师，我的直接责任之一，毕竟是禁止学生考场舞弊，同时也从道义上向他们说明舞弊的可耻。为了使自己在学生面前不心虚，我想，还是不做这样虚假的考试为好。

中国人常说为人师表，外国人更认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的教育对象是孩子和青年。要教育孩子和青年，教师不但要理解生活、懂得世界，而且还需要保持和孩子、青年一样的心态，这样，师生之间才有沟通、才有真正的教育。辜鸿铭所总结的“赤子之心、成人之智”，大概就是对教师的描述吧。因此，一个社会、一个政府、一个教育机构，要重视孩子、重视未来，它就不但要提高教师的工资，而且更要避免扭曲教师的心灵。如果说，提高教师待遇的目标之一，也是为了避免教师心灵的扭曲，避免他们为了挣钱而去做既使他们自己内心不安也有损于他们在学生心目中形象的事情；那么，直接要求教师扭曲心灵，去“圆滑”，去逢迎，去做假，就更不应当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一旦做了，而且是在意识到不应当做的情况下做了，心灵最初会感到扭曲，然后就会麻木，最后就由惯性而觉得自然。此时虽有成人之智，却失赤子之心，而受害最大的，不是教师本人，当然也不是坐在这个或那个办公室里无意识甚至有意识地要求教师做假的人（他们也许还会得利），而是我们大家的孩子，是青年，也是我们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好象“纲要”提出的道德要求第一条是爱国，教师本人努力做真事，政府机构不要求教师做假事，我们的孩子也才不会做假，我们所爱的国家才有希望。因此，我既为教师，虽被要求，但还是不做虚假的考试、虚假的事情为好。

“双周夜话”2004年第15期 　　　　　　　　　　　　　　　　2004年7月29日

 

悼杨小凯先生

 

       杨小凯先生逝世了，刚刚56岁，还不到据说的中国知识分子平均寿命58岁。当然，寿命不是人生价值的决定因素。人不是为了维持个体的寿命而生活在世界上，以健康为生活目的的人亦难无疾而终。杨小凯英年早逝，无疑与他年青时受到专制政权的残酷迫害有关，但也与他后来的超负荷工作有关，不过，我宁愿按照我所理解的基督教的观念，想象成他信仰的主把他重新召回到身边，让他平静地休息休息。是的，杨小凯已经做了他应当做的所有事情，已经做了远远超出他应当做的事情。我相信，在天堂上，他可以平静地说；他没有碌碌无为，没有随波逐流，而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人类大同的事业。

杨小凯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他在经济学领域内开创的超边际分析。他通过分工的特殊作用，揭示了边际收益递增的一条新途径。为此他做了大量扎扎实实的工作，从经济学思想到经济学方法，从理念层面到技术层面，从专业论文到教科书，他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体系。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对杨小凯这样一个起步很晚、最初在语言、数理工具到理念诸方面对经济学都完全陌生的人来说更不容易，我们必须牢记他的成就背后的艰苦劳动。

由于杨小凯强调超边际分析，他的观点体系和强调边际分析的新古典学派有很大不同。然而，无论边际分析、非边际分析还是超边际分析，都属于国内惯称的西方经济学范围。在国内，西方经济学这个名称指的是那种基本概念、基本分析工具从西方国家引入并可以而且也应当批判的经济学。当然，如果一个理论不可以或者不应当批判，它本身就不是科学。同时，杨小凯应用的分析概念和工具又是西方经济学的，所以他的工作是在西方经济学范围内的工作。如果他的工作经受住了后人的检验，他的工作也是发展或者扩展、而非冲击了西方经济学。

杨小凯在经济学领域所做的探险无疑是辉煌的。仅仅凭着这些探险，他的一生就已经值得了。但杨小凯最值得我纪念的，是他超越了作为技术员的职业经济学家角色，而显示出了作为知识分子的学者的特点。

    分工本来是杨小凯最得心应手的话题。现代社会的分工之深之细，造就了各领域的专门知识，也迫使过去的学者转变成技术员。但另一方面，分工愈深愈细，各类分工之间的联系便愈密切，社会作为各领域的有机整体愈重要，社会也更加需要超越了技术员的学者。杨小凯也许天生就是一位学者，还在文化大革命的中学里，他就写出了“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在中国历史上不容小人物涉猎的非职业性文章。更可贵的是他在成为职业经济学家之后，继续保持着对“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社会大问题的密切关心和理性思考。如果说他年轻的时候，在只有红宝书可读的时代，根据官方口号和宣传而相信中国的出路是巴黎公社式的无产者的平等社会，并因此而被毛泽东（据我听他本人如此说，而非止于人们常说的康生）亲自指示投入监狱，那么，在他走出国门后，发现这样的问题早已经被仔细讨论过，而提出各种观点的人都无须担忧牢狱之灾，他的思考显然变得深刻和理性了。其实，除了经济学外，在一个民族向何处去的问题上，中国需要的亦是发展或扩展、而非冲击西方的理论。正是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杨小凯在国人沾沾自喜于技术上的后发优势的时候，向国人浇了一盆后发制度劣势的冷水，提醒国人注意制度扭曲下的经济发展的危险性。他的观点或有可商榷之处，但他针对中国所提出的后发劣势，将象幽灵一样罩在中国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头上而挥之不去。我们知道，能够让社会意识到自身缺陷自身危险的学者如马克思、哈耶克才是伟大的学者。杨小凯也是这样的学者。而他的逝世，把他近40年前提出的“中国向何处去”问题又一次放到了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面前，我想，我们安慰他的在天之灵的最好方式，也许是在仁爱、爱人的基础上思考和努力解决萦绕着他一生的这个中国人共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