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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胡景北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53年3月 出生地点： 江苏省 职业： 高校教师 专业： 经济学 电子信箱：jingbeihu#yahoo.com(#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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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文稿投稿说明
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发展研究所
经济发展文论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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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肖虎：组织薪酬激励
组 织 薪 酬 激 励
第1章 组织薪酬激励简介
简介
随着信息经济学、激励理论的出现和兴起。对于组织激励问题的研究也逐渐成为组织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
薪酬激励是组织激励的一种重要形式（注：工作自由度（晋升）与资产所有权是另外两种激励方式）。组织激励的对象是员工。激励员工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员工的努力程度；（2）员工的人力资本投资；（3）learning。三种激励方式对员工三个方面的影响，构成了组织激励研究的主要内容。本文是其中一部分内容的综述，主要内容涉及薪酬制度对员工努力激励的影响。由于薪酬的变化在科层制中特别明显，所以文章中还研究了晋升所带来的薪酬变化对员工努力的影响。
激励理论、合同理论以及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与组织经济学的发展相辅相成，基础理论的深入得益于应用学科与相关经验研究的全面展开。它们之间更多的时候都交织在一起，因此在行文过程中面临着一个需要选择的问题：是根据激励理论发展的逻辑推进，还是根据企业面临的激励问题展开。
由于文章的主题是应用性的，所以我选择后一种行文思路：根据企业面临的问题展开。但是为了文章的完整性与可读性，当中对相关的理论进行简要论述。企业面临的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采取什么激励制度？本文研究各种薪酬激励制度使用的条件。目前企业采用的薪酬激励方式主要包括：计件工资、计时工资、年度奖金、期权、佣金、锦标制，以及团队激励。结合激励理论逻辑，我把文章分为六章：第1章对简单介绍组织薪酬激励研究的相关内容；第2～5章详细介绍各种薪酬制度研究的内容。第2章介绍一种常见的显性激励合约――计件工资制，前提是雇主目标与员工的产出都是可以合同化的。第3章介绍关系激励合约的基础――主观绩效度量，前提是雇主目标模糊，要寻找可以替代指标，涉及哪种替代指标更合适、这些指标是否都可以合同化、不能合同化指标能够使用的理论基础等问题；第4章介绍锦标制。在前面两章里暗含的一个假定：雇主面对一个员工，雇主解决激励问题的信息只能来自于一个员工。但是组织内典型特征是一个雇主面对多个员工，在对单个员工绝对绩效度量成本很高时，可以充分利用其他员工相关信息推断该员工的努力程度，采用相对绩效度量。但是在员工之间工作外部性很强时，锦标制带来激烈的竞争，员工之间的合作难以实现（也是任何个体激励都会带来的问题）。专业化协作与组织在节省交易成本方面的优势，是组织出现的两大条件。缺少任何一方都会使得专业化协作不能成功，即组织不能出现。因此，组织必须在节省交易成本（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成本是一种代理成本，属于交易成本的一种）与促进合作做出权衡。这就引出了第5章的团队激励。组织引入弱激励（团队激励）来代替强激励，以促进合作。为什么弱激励能够促进合作呢？分别从同事之间的监督与关系激励合约两个角度来考虑。文章的结尾，第6章主要对与各种薪酬制度相关的经验研究作简单的阐述。
第2章 计件工资制
本章分4节。第1节考察计件工资制的定义；第2节分析计件工资制短期（一期）合同（静态），计件工资制解决信息问题的能力（道德风险解决，以及线性薪酬最优的条件，员工能力的甄别）；第3节分析计件工资制在长期劳动合同时所面临的问题（承诺的重要性）；第4节分析外部市场对计件工资制有效性的影响（外部劳动力市场与产品市场）。
2.1 计件工资制的定义
2.2 静态模型（解决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问题的模型
2.2.1 Holmstrom（1979）模型与Holmstrom & Milgrom(1987)模型（从解决道德风险方面考虑计件工资制，并且进一步发展出计件工资制最优时的条件）
2.2.2另外一种是采用效率工资制Stiglitz()（对经典模型约束的一种修正），Macleod and Malcomson (1998)“Motivation and Markets”。市场对效率工资和根据产出支付的选择。
2.2.3 Lazear(1986b)模型（解决逆向选择问题，能力类型的甄别）
2.3 动态模型――组织内长期劳动合同
Gibbons（1987）模型，考虑工作难度是私人信息时的2期模型，会导致所有的薪酬计划无效率。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承诺），假设企业具有一定的市场垄断能力（这为承诺的可信性提供了保障）
2.4 动态模型――市场的制约（市场约束――一种特殊关系合约对计件工资制的影响）
2.4.1 Kanemoto and Macleod(1992)模型考虑了二手工人市场（一种外部劳动力市场）对计件工资制的影响。
2.4.2Carmichael & Macleod（2000）模型考虑了产品市场对承诺可信性的影响。
第3章 主观绩效度量与关系激励合约
在第2章里，我们是假设雇主目标清晰，且目标可以客观度量。这就意味着雇主目标可以写进合同的，并且可以由法庭保证实施的。但是，现实中的组织未必都有明确的目标，如：政府、非赢利机构等，即使那些大型股份公司，由于公司价值波动太大而难以作为产出指标。因此，用其他的绩效度量指标来替代。这些绩效度量指标主要分为两类：（1）客观绩效度量指标（可以合同化的，）、（2）主观绩效度量指标（不可以合同化，因为第三方无法证实的合同：引出一个理论问题――为什么可以存在）。本章分为5节。第1节分析替代性的绩效度量指标好坏的标准；第2节研究主观绩效度量可行的理论基础――重复博弈；分析信息对称时的关系激励合约；第3节分析信息不对称时的关系激励合约；第4节分析一种特殊的关系激励合约――职业生涯考虑；第5节分析主观绩效度量可能带来的问题。
3.1 绩效度量指标（采用其他绩效度量指标的不得已，以及带来的问题：激励的不是委托人想要的，或者是激励了委托人想要的一部分。）
3.1.1 George P. Baker (1992) “incentive contracts and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George P. Baker (2002) “Distortion and risk in an optimal incentive contract”
3.1.2 Holmstrom and Milgrom（1991） “Multitask principal-agent analyses: incentive contracts $ asset ownership and job design”
3.2 主观绩效度量与重复博弈（信息对称时的关系合约）
3.2.1 Bull（1987）and Dilip Abreu et al.(1990) and Drew Fudenberg(1994)
3.2.2 George P. Baker $ Robert Gibbons $ Kevin J. Murphy(1994) “Subjective performance measures in optimal incentive contracts”.
3.2.3 B.Douglas Bernheim and Michael D.Whinston(1998) “incomplete contracts and strategic ambiguity”
3.3 主观绩效度量与关系合约――信息不对称时的关系契约（也可以成为自执行合约或是隐性合约。关系合约是一种法律术语。隐性合约是与显性合约对称的一种称呼，但是Baker Gibbons and Murphy认为隐性合约的称呼会使人认为这些合约是模糊不清的，事实上并非如此，所以他们采用关系合约的称呼。本文也采用这种称呼）
Jonathan Levin(2002) “relational incentive contracts”
3.4 职业生涯考虑――一种特殊的关系契约（市场约束）
Fama(1980)
Holmstrom(1982)
Gibbons and Murphy(1992)
3.5 主观绩效度量带来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有很多种办法：一种办法是组织设计，见Paul R. Milgrom（1988） “employment contracts $ influence activities $ and efficient organization”.）
Canice Prendergast and Robert H. Topel “Favoritism in organization”
第4章 锦标制
Gibbs and Hendricks 1996分析认为在同一岗位级别上，基于业绩的工资差异很小；而当工作级别不同，工资差异很大。工资的大变动一般都伴随着晋升。Lezear and Rosen （1981）开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员工努力是为了获得更好的位置（工资更高）。这个位置的报酬是固定的，几个员工共同竞争这些位置――锦标制。相关的经济学研究主要考察，通过锦标制晋升的激励效应。本章分为5节。第1节分析锦标制的理论基础――相对绩效评估；第2节分析锦标制解决道德风险的能力；第3节分析锦标制在处理逆选择问题方面的能力；第4节锦标制在长期劳动合同中有承诺的作用；第5节分析锦标制可能带来的问题；
4.1 静态模型
Holmstrom（1979，1982a）提出充分统计量的一个重要应用是相对绩效评估。其发挥作用有一定的前提条件。相对绩效评估很普遍，其中以奖励（即：晋升）的形式最为常见。
4.2一种解释：（解决道德风险）
Lazear and Rosen（1981）
Green and Stokey（1983）
Nalebuff and Stiglitz（1983）
Rosen（1986）认为，随着雇员职位上升，收益的百分率增加，因为赢的一方的收入不仅仅是这一等级的胜者的奖励。还包括可能继续升职带来的收益，因此，收入与组织层次有凸的关系，然而，最后一层（CEO）没有继续升职的可能，所以需要其他额外的奖励。
4.3另一种解释：甄别工人类型
4.3.1 Rosen（1982）分析了一个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如何把员工配置到不同的位置，并且各自支付工资。这样的配置决策暗含着晋升也有激励效应。
4.3.2 Knoeber and Thurman(1994)进一步考虑了雇员的能力，人数从2人到多人，（涉及事前的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问题）
4.4 长期劳动合同中承诺作用
从动态角度上看，锦标制为委托人提供了一种支付薪酬的承诺。
Carmichael（1984）
Malcomson（1984a）
Bhattacharya（1983）
4.5 锦标制带来的相关问题
竞争过于激烈，合作减少，甚至出现同事之间的互相诋毁。
Holmstrom and Milgrom(1990)
Itoh（1992，1993）
Lazear(1989)认为，在外部性很强的工作中（即使个人工作度量没有问题？？），基于个体产出的薪酬是不合适的，导致团队个体之间过于激烈的竞争，甚至会出现“sabotage”（ Kong-Pin Chen(2003)，Milgrom（1988），Milgrom and Roberts(1988)，Prendergast and Topel(1996)）。
解决问题的思路――构成下一章的主要内容
第5章 基于团体产出的薪酬
本章首先分析团队面临的道德风险（构成第1节内容），以及逆选择问题（构成第2节内容）。解决团队面临问题的一个出路就是团队激励。为什么团队激励能够促进合作（构成第3、4节内容）？
5.1 团队道德风险（搭便车）
Groves(1976)
Alchian and Harold Demsetz（1972）：解决搭便车问题，专门有人监督（并且通过赋予监督者以权利束，让监督者有激励监督）。
Holmstrom（1982）委托人并不一定要监督。委托人可以起到一种打破预算平衡的作用，也同样可以解决搭便车问题。
5.2 多个代理人的逆选择模型
John McMillan（1991）: “optimal contracts for team
王红霞的评论（2）
首先，非常抱歉迟迟未对胡教授的批评和指教做出回应，敬请胡教授及各位关注讨论的学者和学人朋友原谅！
其次，请允许我在此再次阐述我对讨论问题的一些粗浅看法，恳请胡教授继续批评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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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红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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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关于胡教授回应文章再次向胡教授讨教 (2004-7-13 12:40:48) |
劳动力商品的价值的生产和价值的实现：一点看法
《略论服务业资本》（以下简称《略》文）文中认为：根据马克思的逻辑，价值是生产关系的范畴，“劳动力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范畴。没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劳动力就可能没有价值，或者，一般而言，劳动力没有价值”（引自胡景北：“对王红霞批评的回答”）。从这段话来看，《略》文严格遵循了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开篇就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发生在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因此，沿着该逻辑思路，任何物品只要不进入流通过程中，就谈不上什么“价值”。马克思认为，价值的生产是在生产领域进行的，而价值的实现则完成于流通领域。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资本论中所研究的价值的生产和实现过程只是针对一般实物商品的，而对于劳动力商品，他并没有进行明确区分和研究。而按照马克思的逻辑进行推论，劳动力作为商品，它自然也同其他商品一样有价值的生产和实现问题。与其他商品不同的是，他的流通领域是劳动力市场而不是商品市场，他的生产领域是个人消费过程和公共消费过程而不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也就是说，按照马克思的逻辑，劳动力商品的价值经过“个人消费过程和公共消费过程”生产出来，通过劳动力市场得以实现。既然劳动力商品的价值经过“个人消费过程和公共消费过程”得以生产，那么，劳动力商品价值的生产途径只有以下几种：
（1） 通过个人消费过程（不通过公共消费过程）生产出来；
（2） 通过公共消费过程（不通过个人消费过程）生产出来；
（3） 通过个人消费过程和公共消费过程共同生产出来。
那么，劳动力商品的价值究竟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呢？按照《略》文界定，“个人消费过程的结果是消费资料商品价值的消灭和使用价值转化为人就足够了。另一方面，公共消费过程则处于服务业资本的统治之下。服务业即直接生产劳动力使用价值的社会劳动部门，也就是公共消费部门。在我们所考察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上，产业工人的整个劳动力使用价值，是由个人消费过程和服务业即公共消费过程共同生产出来的”。《略》文指出：“服务业资本所支配的服务业劳动，不可能为其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根据《略》文的观点，公共消费过程不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因此，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就只能全部通过“个人消费过程”生产出来。而《略》文曾经指出：“个人消费过程的结果是消费资料商品价值的消灭和使用价值转化为人就足够了”， 而且，马克思也指出个人消费过程簿具有社会性质，因此，个人消费过程只是生产出了“用以维持生命的使用价值”，并不生产价值。显然，如果《略》文“公共消费过程不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观点是正确的话，那么劳动力商品的价值生产便无从谈起了。
对于上述矛盾，请问胡教授如何解释呢？
胡景北：中国国有企业非国有化的立法问题
中国国有企业非国有化的立法问题
胡景北
（同济大学中德学院）
1．导言
中国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过程，如果从1984年原北京天桥百货公司首先向私人公开发行股票算起，到今年（2004年）已经延续了整整20年。1986年国务院发布文件，提出全民所有制小型商业、服务业企业可以拍卖或折股出售，打开了国有企业直接出售的非国有化道路之门。从此以后，尤其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经济改革进入了以国有企业非国有化为主要内容的阶段。今天，中国大部分中小型国有企业已经完成了非国有化的主要工作，一半左右大型国有企业也完成了初次上市这个非国有化的重要阶段。据非官方资料，国有中小型企业已经有85％以上实现了非国有化。在2903家国有或国有控股的大型骨干企业中，已有1464家改制为多元股东的公司制企业，改制面达50.4％（赵晓辉，《我国大型国企半数已改制》，www.drcnet.com，2004年12月）。因此，我们大概可以说，中国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进程至少已经走完了一半。假如考虑到中国总要有一部分国有企业既不直接出售、也不上市，其百分之百的所有权继续保持在国家手中，那么，我们的非国有化进程已经走完一半的估计应当是很保守的。
2002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国家要制定法律法规，建立中央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各级政府要严格执行国有资产管理法律法规，坚持政企分开…”。可惜的是，2002年以来，各级政府部门尽管发布了许多关于国有资产尤其国有企业非国有化的条例、通知、意见，但十六大提出的“要制定法律法规”的任务，却还没有实现。如果考虑到国企管理的重要任务是管理国企产权向私人的转让即非国有化，考虑到多年来国企非国有化的巨大进展和缺乏规范，十六大提出的任务无疑是摆在中国面前尤其是摆在中国学者面前的迫切任务。
2．国企非国有化改制立法的必要性
从法理上观察，国企非国有化改制需要立法，几乎是无需解释的。世界差不多所有国家在国有企业大规模非国有化改制时，都首先制定法律。许多国家在大型国有企业非国有化改制时，甚至针对一个一个企业的特点专门制定具体法律。其实，不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变更需要法律来规范，就是私有产权或者社区产权的重大变更，也都需要立法来昭示和规范。为人熟知的英国工业化时期的圈地运动曾经被人用“羊吃人”来诟病，但很少有人了解圈地运动的规范和有序。这里，我想从上海市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摘录一段话，说明英国圈地运动的规范性：
“在18世纪60年代前，英国议会通过了208项圈地法令，圈占土地31万英亩。以后发展得更快，从1760年到1844年，通过了3800多个圈地法案，圈占土地达700万英亩以上。经过这样大规模的圈地，英国的小农制在18世纪中期就被消灭了。”（高级中学课本（试用本），历史（上册），第88页）
中学教材传播的多是官方观点，所以，英国圈地运动的规范和有序，应当是个事实。当然，我们也知道，尽管马克思和其他许多人从道德上谴责圈地运动，但英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次严重的事件，要求重新处理圈地运动；圈地运动本身也没有出现过严重的反复。显然，对于圈地运动后实现的土地所有制的长期稳定，圈地运动本身的规范化是重要因素。
中国目前出现的反对立法规范国企非国有化的意见，不是从法理上、从国有企业产权变更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原则上提出的。相反，这样的意见主要出自于对现实的考虑：
1．如果提出非国有化立法，就会有利益集团出来反对，那么非国有化本身就实行不了。
2．如果提出非国有化立法，许多企业就不愿意非国有化。因为一些调查发现，如果企业改制时不卖给经理，这些经理就不肯改制。而任何非国有化立法，都不可能规定把企业无条件地卖给现任经理。
3．非国有化立法耗时费事，赶不上国企非国有化进程。
4．如果立法，便可能用这个法来追溯已经完成或部分完成的非国有化，便可能造成秋后算帐式的清算。
这些反对意见都值得认真考虑。但经过这样的考虑，我仍然不同意它们。对第一条意见，我的看法是，坚持计划经济意识形态的利益集团不是不了解中国正在展开的大规模国企非国有化改制。但很显然，迄今为止他们的反对对非国有化进程没有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国企非国有化进程现在已经走了一半以上，它的大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楚，此时，这个利益集团更难阻止非国有化趋势。万一他们还能够阻止的话，那么，即使中国不立法规范，他们也会阻止非国有化的。这里要看到的是，如果在十年前，国企非国有化刚刚上路，还带有试验性质和对这个利益集团反对的担心，第一条意见还有一定说服力，那么，在2004年，国企非国有化已经完成了一半以上，非国有化已经全面推开，第一条意见就完全失去了意义。我们应当相信，非国有化不是那么弱不禁风的过程，不是那些坚持计划经济意识形态的利益集团可以随便扭转的。
对第二条意见我要说的是，非国有化立法恰恰要避免把国企仅仅卖给现任经理的做法。正是立法能够向那些经理清楚地表明这一点，从而彻底打破他们对自卖自买的预期。一旦这个预期被打破，他们对自己管理下的国企的改制也就不会那么反对了。其实，中国国企非国有化进程被扭转的最大危险，不是那些坚持传统意识形态的利益集团的反对，而正是这些经理们的自卖自买。所以，中国一定要通过立法消除这样的危险。
针对第三条反对意见，我相信，非国有化立法是可以迅速完成的。第一，国企直接出售和上市的相关法律在比如香港地区已经很完整。大规模非国有化的法律在英、德等西方国家、在前苏联和东欧转型国家也都很完整，都可以借鉴。第二，中国近二十年来的非国有化过程已经积累了大量经验。政府部门也发布了大量条例和行政法规。拟议中的立法可用这些行政条例为基础，因此仅仅就非国有化而言，立法并不是那么耗时费事的。
第四条意见反映了人们对检查过去非国有化过程的担心。可是，这种担心和我们现在提出的非国有化立法并无关系。新的立法可以从它生效时开始实行，并不一定需要追溯立法前非国有化的合法性和规范性问题。但是，过去非国有化过程中的问题，主要不是它们是否符合拟议中的非国有化立法，而是它们是否符合当时有效的行政条例与相关的民法、商法。因此，是否对过去非国有化过程加以检查，本质上和拟议中的非国有化立法无关。此外，对违反当时规则的清算至少不应当完全否定，因为没有这样的清算，法治是无法建立的。可是，即使中国不实行非国有化立法，过去非国有化中的严重腐败和监守自盗国有资产的现象，至少可能部分地被清算。所以，对清算的担心不但不应该成为反对非国有化立法的理由，而且应当成为支持该立法的理由，因为立法正是为立法之后的非国有化不致于被清算提供了一种保障。如果我们假设2005年中国能够像十六大要求的那样制订出起国有资产管理的法律，或者至少制订出国有企业非国有化的法律，那么，2005年及以后开展的非国有化遭到清算的可能性将大大减少，2005年以前的非国有化虽然可能遭到部分清算，但大规模清算的可能性也将大大减少，因此，中国通过非国有化建立起来的私有经济制度的稳定性将会大大提高。
3．国企非国有化改制立法的可行性
在当前的形势下，中国的非国有化立法是可行的。对此的理由主要有：
1．中国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国企非国有化经验。我们常常看到国企非国有化过程中的资产流失和自卖自买现象，但我们也需要看到国企非国有化的一些成功例子。无论上市还是直接出售，中国已经有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根据这些经验，中国在非国有化立法中，有能力对外国经验选择性的加以应用。
2．中国已经形成了大量以政府条例表现出来的非国有化规章制度。根据我们的初步研究，中国在这方面的政府文件，在最近二十年来大体上以指数级数增加。在以下问题上，中国政府实际上都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则：
――关于交易标的：哪些国企可以、哪些国企不可以出售、那些国企限制出售
――关于交易主体：国企出售受让方、出让方的要求和限制，外商参与的要求
――关于交易审批：审批手续、职工代表大会的权限
――关于交易机构：产权交易机构的功能、设立产权交易机构的条件
――关于交易程序：交易的主要方式、主要环节；拟出售国企的评估。土地转让价的确定、评估价与底价、交易价的关系、债权债务处理、价款支付、产权交接
――关于职工安置：职工身份转换、社会保险的安排、退休职工的处理
――关于交易收入：国企交易收入的性质界定，如何收取这些收入，如何使用这些收入
――关于非国有化后企业的登记：工商登记、财政税务问题
中国政府这些年来发布的这些规则，尽过讨论和修改，可以大量地用到拟议中的非国有化法律内。这将大大地有利于非国有化法的制订和实施。
3．中国国企非国有化立法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用法律方式正式承认中国存在着国企的非国有化的现象。如果没有这样的社会现象，自然也就不需要法律来规范它。所以，中国国企非国有化立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向国民公开昭示中国部分国企非国有化的事实。但由于这一点已经成为多年来的事实，由于中国国企非国有化的进程已经完成了一半以上，由于大量国民、尤其是能动性很强的国民已经认可国企非国有化，因此，中国政府向国民昭示国企非国有化的时机已经成熟。继续拖延昭示，对政府、对整个国企非国有化进程不但无益，而且变得有害，并有损于政府的威信、降低政府的执政能力。
4．中国政府在两年前的十六大上已经提出了制订国有资产法律的要求，因此从政府行为上说，立法具有可行性。制订国企非国有化法律，显然比制订一般性的国有资产法更为可行。这不但是因为国企非国有化是当前中国经济的重大现象，而且也是因为国企非国有化法，比如我曾经提出的《国有企业出售法》，不需要涉及对国有资产的一般规定，不需要涉及国有资产或国有企业在全国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性质、功能等问题。国企非国有法规范的，是国有企业引入部分或者全部私有产权的现象。这样的现象比较容易定义，也比较容易立法。相比之下，一般的国有资产法或者国有企业法由于牵涉的面很宽，立法难度很大，同时由于当前人们对国有资产、国有企业的整体功能、性质等看法还很难达成共识，由于这样的共识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过于密切，因此目前制订一般的国有资产、国有企业法律的时机并没有成熟。
5．公众对国企非国有化改制问题的情绪非常强烈，以至于使人担忧。但是，由于非国有化改制缺乏明确的规范，由于改制中确实出现了许多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公众的情绪又需要和能够理解。在这样的公众情绪面前，中国不失时机地制订国企非国有化立法，正好顺应了公众的要求，缓解公众的不满情绪。因此，迅速制订国企非国有化法，同样具有社会心理上的可行性。
综上所述，我认为中国制订比如《国有企业出售法》、《国有企业上市法》不但非常必要、非常迫切，而且非常可能。作为关心中国命运的学者，我们希望中国建立起长治久安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希望中国社会和经济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但要实现这两个希望，中国现在的非国有化过程必须规范，而且必须在法律层次上加以规范。
附：
胡景北：尽快制订“国有企业出售法” （写于2004年9月13日）
朗咸平最近发表的关于中国大陆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中的资产流失的案例研究，至少揭示了一个事实，就是中国私有化过程中严重的不规范现象。我们知道，中国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的转轨，需要建立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在原计划经济时代公有资产、国有资产一统天下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转轨的任务之一，便是把很大一部分国有生产资料转变为私有生产资料。因此，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出现的私有化现象，在中国经济转轨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形成为现在的私有化趋势以致于私有化大潮。如果说在私有化初期，也就是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不规范现象，还可以说带有试验的性质，还更多地是为规范而获得经验，那么，90年代后期以来，私有化成为趋势，各地方各地区争先恐后地搞私有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继续不对私有化过程加以法律规范，中国就不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有资产的实际流失和国有企业改制的混乱，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给社会造成政府听任国有资产流失的恶劣印象。
中国现在已经处于国有企业大规模私有化的状态，但由于缺乏规范，目前的私有化状况可以用三个词来形容，就是无名、无法、无序。
无名，中国媒体至今不愿意面对中国的私有化趋势，这就使得中国的私有化“师出无名”。媒体用不伦不类的“民营化”来替代，而这又使得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极左派有了口实，从而增加了私有化的困难以及现在的私有化被推翻的危险。
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部 专题－6：波兰私有化 2002－2003学年第一学期 “高级宏观经济学”博士课程论文 指导教师：胡景北 波兰私有化过程中的外资参与及效果 诸廷助 何起东 目 录 1．外资在波兰的法律地位…………………………………….….…….2 2．波兰私有化进程中外资的参与…………………………..………….3 3．外资参与波兰私有化的效果……………………………….….…….6 4．外资对波兰投资环境的评价………………………………..……….7 参考文献 ………………………………………………………….…….7 Information on participation of foreign investors in the privatization process of the Polish economy $ the minister of the treasury $ in the year 1990-2002 表一 表名:按国家来源的波兰外资……………………………………..….…… 4 表二 表名:按行业分波兰的外资注入量…………………………………..……. 5 图一 图名: 1989年到2001年波兰的外商直接投资量 ………………………3 图二 图名:参与波兰私有化的外资和全部外资流入量对比 ………………………5 波兰私有化过程中的外资参与及效果 波兰私有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外资广泛地参与到各行各业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中，并对波兰私有化进程取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一方面是波兰不断开放、即将加入欧盟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波兰坚持不断推进私有化政策有关。 一、外资在波兰的法律地位 波兰对外资是十分欢迎和友好的，且正在对其法律进行调整，以适应欧盟的要求。在1999年11月19日影响所有企业商业活动的相关法律实施后，波兰的法律系统已经加强，并且完全与国际标准相容。这一法律系统保证了所有的国内外经济体将被均等对待，而不管他们采取的设立形式、资本数量、或国籍。这些法律既允许外资公司在波兰从事商业活动时，可以自由选择企业设立的形式和结构，比如建立分公司，建立新的企业或参与投资波兰的企业等，也允许外资按波兰注册程序注册公司后，委托一个自然人直接经营其公司。 波兰的外国公民如果取得了在波兰的长久居留权，或者按国际协议中对等原则取得相关的权力，可以和波兰国内居民或企业一样在波兰从事商业经营。这是欧盟与波兰之间达成协议的结果，在这一协议下，波兰有义务协助欧盟公司和公民在波兰从事商业活动。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波兰也保证在这一协议实施后(1994年2月)外国经济体将不会得到低于国内公民和企业的对待，而且在过渡期后(2004年2月)，将扩展到所有特定的行业。 在波兰，取得波兰长久居留权的外国公民可以和波兰公民按同样的原则来进行商业活动，没有取得长久居留权的公民如果取得国际协议中对待原则授予的权力，也将按对待原则得到同等的对待，但如果没有这样的对待原则，外国人将只能以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公司或有限合伙的方式在波兰从事商业活动。 波兰法律规定，对波兰国民和外国人可以采取的从事商业活动的企业形式，可以有私人合伙，一般合伙，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合资，合伙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等形式。 不仅如此，外国经济体也可以以分公司的形式在波兰从事商业活动，但限于该外国企业海外活动的范围之内；外国企业也可以在波兰建立代表机构，但其经营活动只能限于为该企业提供广告宣传和其他促进性的活动。 对在波兰从事特定的商业活动，只有在取得营业执照或许可后才能进行，总的来说，在波兰，外国企业和本国企业在营业执照和许可的申请上拥有相同的权利。 在税收待遇上，近年来波兰政府正着手降低税率，1996年波兰的公司所得税是40%，后来逐渐降到了30%，到2001年已经降到了28%。按计划，波兰政府将进一步降低税率，并计划在2004年4月前，将税率降到22%，在税收待遇上，波兰对内资和外资都是相同的。 波兰对外国非居民的直接投资上有一个相当自由的政策，目前在这方面的限制相当有限，在实践中也没有构成对资本自由流动的明显障碍。 对外国人在波兰的财产购买上，一个基本的原则是外国人购买的财产权—包括永久性收益权的购买—需要得到波兰国内事务管理部的同意，在外国人或企业购买波兰某一家商业性公司拥有的财产或永久性收益权时，这一许可同样是行政性的。 在影响国外投资波兰的决策上，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波兰政府的投资激励政策。由于需要保持波兰法律与欧盟法律的相容性，所有给投资者的投资激励和利益必须与波兰2000年7月的法律相容，这一法律对在波兰进行投资活动的企业的援助条件、程序和形式进行管理。 波兰最经常运用的政府投资援助包括：财务方面的支持，在经济特区从事业务的可能性，关税方面的优惠，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员工培训方面，地方性税收和支付的减免，其他形式等。 二、波兰私有化进程中外资的参与 1、外资直接投资在波兰的参与 波兰正在进行政治和经济转型的制度成为吸引外资进入波兰的最重要因素。而这一制度中，波兰法律体系的变化又是一个核心内容。波兰法律体系的变革，首要目的是促使企业在将来新市场条件下能更加自由地经营，而近期目标则主要是要实现与欧盟法律体制的相容，这相当大程度上保证了对外资的吸引力。不仅如此，波兰作为OECD的成员国，确保了国内和国外投资者的同等对待，也自然地增加了波兰作为一个投资目标的吸引力，波兰政府所有这些政策的目标都是为了使波兰成为一个对外资更具吸引力的国家。 按照最近的UNCTAD数据，在2000年，波兰在吸引外资方面成为东欧和中欧国家中明显的领头羊，大约占这一地区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39%，而其他国家者远远落后于波兰，捷克为18%，俄罗斯为11%，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分别为8%。 2001年，波兰全部外商直接投资超过了568.3亿美元，2001年外资全部资本投资71亿美元，仅2001年第二季度就达到39亿美元。从1989年到2001年，波兰的外国直接投资注入是相当巨大的，详见下图一。 图一：1989年到2001年波兰的外商直接投资量 在波兰的外商投资中，最大部分来自于法国投资者，投资了102
私 有 化 方 法 尹兴宽（027006） 目 录 1 引言……………………………………………………………………3 2 几种私有化方法………………………………………………………3 3 拍卖与股票发行的影响因素…………………………………………4 4 私有化价格的决定因素………………………………………………5 5 私有化顺序……………………………………………………………6 6 道德风险和逆选择条件下的私有化…………………………………7 7 总结……………………………………………………………………8 8 参考文献………………………………………………………………8 1．引言 世界银行发展报告（1996）指出，转型的长期目标与其它地方经济改革的目标相同：建立一个能够在生活水平方面提供长期增长的繁荣的市场经济。转型与其它国家的改革的区别是所包含的具有整体影响的变化：改革必须深入到基础的游戏规则，深入到影响行为和引导组织的制度。这才使改革成为一个深远的社会和经济转型。转型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生产性资产所有权的巨大而又持久的变革。如何引起这一变革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本文概略地介绍了关于私有化方法的部分研究成果，以期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2．几种私有化方法 Brada总结了实践中出现的创造私人部门的方法。主要有：1）归还原主，2）出售国有财产，3）无偿分配或凭证私有化，和4）通过建立新公司从“低层”培育私有部门。 1) 归还原主 把政府没收的财产归还原主的方法被用于原主人存在并能证明他们过去的所有权的地方。归还的财产包括建筑物和真实财产，还包括农用土地。通过归还可以实现多少私有化部分取决于历史，部分取决于哪些剥夺行为要赔偿和哪些前物主要补偿的政治决策。在大多数东欧国家，归还是农用土地私有化的主要手段，它在住房私有化和培育小的商业部门的出现中也起了重要作用。在其它国家，尤其是前苏联，农地和真实资产归还原主的作法不重要。归还也被运用于公寓、住房、商店、餐馆和其它小规模财产，在这些场合最主要的困难常常是新的所有者对现有占有人的驱逐。 2) 出售国有财产 转型经济中的大量的工业资产和房产股票（存量）是在共产主义时代作为国有财产创造出来的。因为这种资产可被归还的原所有者不存在，所以一个一般的反应是把这些资产按合理的比率卖给工人或管理者。售卖国有财产是为了达到几个目标：为政府创造收益、加速企业再建进程、引进外国投资。对于政府是否首先应该恢复公司财产权力并在一旦可行的情况下以高价买给新的所有者，存在一些争论。英国和阿根廷追随这后一模式。将国有财产卖给新所有者这一工程的最成功的部分是对小型服务型机构如商店和餐馆的售卖。这是私有化过程中最普遍、困难最少的一种方法。向私人投资者，不论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出售大型国有企业，已被证明是引起争论的并且是不怎么成功的。只有德国能通过出售前东德国有企业来私有化大型国有企业部门，但其成本相当的大。出售国有企业也是匈牙利偏好的实行私有化的路径，其出售严重依赖于外国投资者。许多转型经济不能复制德国和匈牙利经验。它们缺乏内部投资者的蓄水池；高通货膨胀侵蚀了储蓄；投资者不把公司股票看作有益的投资媒介。外国投资者常被政治与经济的不稳定及不清晰的财产权力所阻止。结果常常是公司只能以特惠的价格出售给内部人。 3）无偿分配国有财产或凭证私有化 在凭证私有化的程序中，合格的公民可以使用无偿或以名义成本分配的凭证，投标购买国有企业股票和其它将私有化的资产股票。许多东欧和中欧国家，许多前苏联的后继国家，以及蒙古都在加强或在计划公众私有化程序。实际上，凭证创造了能与将被私有化的国有资产股票相匹配的储蓄股票。捷克和波兰凭证私有化的目标是使外部人拥有公司控制权。在俄罗斯，凭证私有化降低了政府所有权的作用，使所有权分布更广泛，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内部人的严密控制。凭证私有化方法的力量是速度和相对透明。凭证私有化比直接出售可以产生更少的来自内部人的政治反对，因为清除内部人权力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4）建立新公司从“低层”培育私有部门 私人部门的成长不仅通过国有产权的私有化，而且通过本土的和国外的企业家创建新企业而得以进行。这些新出现的私人公司，许多都很小，无法查到足够的资料。在大多数转型经济中，小的商业经济单位的数量增长得非常快。小企业所有权的成长在建筑、国内零售和贸易业、服务业中特别繁荣。小公司的发展面临许多困难。 Brada 还指出了私有部门的比例、结构及所有者。在私有部门贡献超过GDP一半的国家中，私有部门有可能主导零售业、服务业、和建筑业，同样在交通运输和农业中也起重要作用。在私有部门份额不超过30%的国家里，很可能只有服务业、贸易和建筑业里的小公司发生了私有化，而许多农业部门和更多的工业部门仍保留在国家手中。新所有者有外国人、国内外部人/内部人、一些私有化基金、政府，由这些所有者又产生了相应的所有权结构。Brada. J还描述了转型中的公司行为。经理们根据产出最大化进行了短期投入和产出调整；公司也开始形成长期生存和扩展战略。 Brada的结论是：首先，显而易见，私有化的重大方案无法拟定，任何国家要想在私有化进程方面取得重要进步，必须培育各种方法。第二，在许多情况下，资产可以私有化，但是作为外部人的新所有者的控制权很难得到。他还指出，单纯私有化不可能产生外部所有者或有效的公司治理；过分强调私有化可能使我们忽视市场放开、预算约束的硬化和宏观经济的稳定，它们也与资源配置效率和有效的公司治理相关。 3．拍卖与股票发行的影响因素 出售国有财产尤其国有企业是世界各国包括转型国家私有化的主要方法。出售的方式很多，但最受重视的是直接出卖给特定的购买者和在证券市场上对公众发行股票。Megginson等人考查了影响政府选择私有化国有企业方式的因素，对资产出售（拍卖）和股票发行私有化（SIP）进行分析。他们假设在私有化过程中私人资本市场（即拍卖）和公众资本市场即（SIP）两种方法之间的选择受三类因素：经济或市场报酬、政治和法律环境、以及公司特殊特性的影响。 关于市场报酬，Megginson等人认为目前市场评估的水平在政府私有化方法选择方面可能是个重要因素；类似于用IPO捕捉市场时机的私人公司，政府更有可能在评估值高或“市场升温”时期通过SIP私有化；政府以与私人公司相似的方式确定SIPS的时机。一个实行私有化的国家的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的总体水平可能也影响一个政府私有化SOE的方式；如果国内资本市场相对落后，股票发行私有化可能就很难成功，部分是因为很难找到买主；由于使用公共资本市场的高成本，政府可能通过在不发达资本市场上出售资产推进私有化。另一个可选择的手段是，政府可以通过私有化来激发初生金融市场的成长；通过SIPS私有化可以启动股票市场的跳跃式发展并引起经济增长和效率的提高。实行私有化的政府常常设法从以前从未拥有资产证券的公民中培育一个新的股票持有者阶层；SIPS在完成这个目标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政府可能使用SIPS有意地促进地方资本市场的开发；然而，正象前面指出的，大型SIPS在证券市场不发达的地方可能无效（或不可能）；因此，资本市场发展和私有化技术选择之间的关系是模糊不清。Megginson等人用转换率作为市场发展的一个测量手段；低比率意味着一个不发达的金融市场。国家的收入特点提供了一个金融市场发展的选择性指标，也影响公众和私人资本市场之间的选择；他们使用两种收入测量方法—-每单位资本（GNI）带来的总国民收入和吉尼系数；SIPS在低人均收入的国家可能很困难；更高的收入不平等（高吉尼系数）更有可能与通过资产出售实现的公司私有化相联系。 关于政治和法律环境及投资者权力的保护，作者们认为，政府对私人财产权利的保护（来自本身或其它团体）和长期合同的有效性被预期会对一般的私有化政策有重要影响，尤其对所选择的资产私有化的方法有影响；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越强，政府选择通过资产出售私有化就越有可能；对比之下，在SIP中，即SOE出售给大量投资者时，政府在从事后交易机会主义行为时困难更大；为评估政府对私人资产所有权的承诺，他们观察了每个国家执政党的经济政策偏好；右翼变量和资产出售之间有正相关性（因为只有政府支持对私有财产权利的保护投资者才愿意作出资产出售所必要的大量投资）；当政府经济政策不是右翼型时SIPS被广泛使用；SIP是反对随后的再国有化的“保险政策”，资产出售不创造同样的不可逆因素。政府的总体稳定也影响投资者对国家政策承诺的预期；资产出售被更稳定的政府有力地使用。个别国家保护股票持有人法律权利的程度相差极大；对股东权利有更强的法律保护的国家政府更有可能通过SIP私有化。 关于公司特殊特征，作者认为私有化政府在选择最优私有化方法时应当考虑既将私有化的资产的价值的信息非对称程度；公司规模也常常被用作信息非对称的检测手段；SIPS可能是出售最大的SOES的唯一有效方法。预期的SOE的后剥离行为也可能影响政府私有化技巧的选择；拥有最好前景的SOES应通过SIP剥离而问题多的SOES应通过资产出售私有化。一个SOE工厂也可能影响一个政府是否通过SIP或资产出售私有化；政府更有可能通过资产出售私有化战略性公司。 Megginson等人对前述看法进行了经验检测，结论是：私有化国家资本市场的本质影响私有化决策—SIPS更有可能在资本市场不发达国家应用，可能是由于政府的需求及愿望即用SIPS发展国家市场的流动性和吸收能力。另外，SIPS在整个国家收入更平均时也更有可能，这能提供更多的潜在投资者并避免供给物普遍低定价的需求。 私有化决策中国家政治法律环境很重要；有高能力可信地保护产权的政府更有可能通过资产出售私有化SOES。 公司特殊特征，例如供给或出售物的规模及SOE的高赢利性，也影响私有化方法。大的供给物及利润更高的SOES更有可能通过SIPS及公共资本市场私有化。非对称信息问题对大的和利润率更高的供给物来说不大，这吸引了更多的潜在投资者。另外，一些人争论说政府更可能选择通过SIPS私有化高利润公司以取得对他们私有化决策的更多政治支持。 4．私有化价格的决定因素 López-de-Silanes检验了在私有化过程中什么决定拍卖价格。他考虑了三种因素：（1）公司和产业特征；（2）拍卖过程及其要求；和（3）政府的前期改组政策。他认为价格决定因素的分析解决了一些关于出售速度和政府在私有化前之行为的作用的现有争论。 作者对政府取得的每个私有化公司的净价格的测量手段是：某公司的政府净私有化价格=出售合同所记载的名义出售价格现值–政府在出售前实施的重组措施的成本–“政府承诺成本”和出售时政府许诺的“特殊条款”成本±对出售合同所作的调整。进一步计算托宾的Q的平均值的近似值的方式是：某公司私有化Q（PQ）=（股票市场价值/所售公司股票百分比+总信用控制）/私有化前公司总资产。其中PQ=pq[公司特征（金融和行为数据，其它剩余要求权信息，产业、贸易和市场特征），拍卖过程本身（拍卖条件，叫价者和次数的数量），政府对公司实施的改组措施]，该方程允许我们拆分私有化之拍卖价格的决定因素。 关于公司特征，国有公司的特征有：股票持有人的一系列合同，包括工人，经理和股东。劳动在国有企业起决定性作用，SOES常有过多的工人，在我们的样本中不仅有高工资情况，而且附加利益三倍于总工资单，这加剧了劳动条件在私有化中的作用。控制型私有化（给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益）将有高的PQS；但收益型私有化（给现金流权而不给控制权）与之间差别很少。 关于拍卖过程及其条件，作者认为私有化价格也可源于私有化过程本身的因素，例如拍卖机制，其实施和时机的确定，及拍卖公司的顺序。部分文献强调当局潜在的“学习”效果的作用。宏观经济稳定可能影响价格，因为公司前景随这类条件变化。速度或快速也影响出售价格。公司未来私有化的声明甚至谣言都可能激起股东行为的变化。叫价者数量和拍卖轮数也是拍卖价格的相关决定因素。叫价者越多，价格越高，这是更激烈竞争和勾结危险之降低的结果。当叫价没有覆盖出售者期望的最低价格时再谈判的可能性或几轮拍卖对叫价者遵循的最优战略有影响。向国外叫价者开放私有化程序可能通过加强竞争和减少勾结范围，尤其在发展中国家的寡头行业，影响价格。其它拍卖条件，例如叫价者事先的资格和支付形式，也影响PQ。 关于事前的改组政策，作者通过集中于六组量度：管理，劳动，债务，效率改进计划，投资计划，和低投资措施来评估事前改组对PQ的最终影响。私有化前的管理变革可能是低价值的原因，另一方面，清除旧队伍可以实际改进结果或减少常与国企相联系的金融浪费；工会可以通过选票影响政客的未来，进而通过政府干预劳动改组作为提升私有化价格的手段；如果政府考虑吸收债务，当公司面对较大的金融成本或处于破产边缘时，政府应尽可能这样做，对这一问题的一般争论声称，吸收对确保公司活力是必要的；提高效率可以解决SOE的主要问题，改进行为，并导致更高的私有化价格；在SOE实施投资计划有时是对政治约束的反应，另外，在私有化前需要大量投资转化垄断公司并拆分之为独立单位。反对出售前投资于SOES的争论认为，私有化前政府不可能更广泛投资；该争论意味着低投资，或切断资源流及取消投资计划，可能产生或者零或者正的结果即PQ。 作者用墨西哥所有私有化SOES的跨部门公司水平分析检验了私有化价格的决定因素。公司和产业特征的重要性及股东的重要性得到评估：高价及积极工会和非控制型私有化出售方案减少净价格（PQS）。当私有化日期临近时，SOE的金融和管理行为量度恶化，说明使公司处于出售中的时间和净价格之间的负相关性。私有化速度持续增加所要支付的金额。拍卖中强化的竞争的正面影响，和特殊拍卖条件的负面影响，强调了广泛参与的重要性及消除阻碍叫价者参与的障碍的必要性。
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部 专题：2 2002－2003学年第一学期 “高级宏观经济学”博士课程论文 指导教师：胡景北 国有与私有的比较 刘建强 （27033） 目 录 1． 问题的提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2． 慈善政府国有化的合理范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3 对学校实行私有化的案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4 结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5． 参考文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 国有与私有的比较 1问题的提出 究竟什么样的商品和服务由政府而不能由私人来提供，到底工人们是否应该在国有钢铁或汽车企业劳动？是否必须要求教师和医生在国有的学校或医院工作？处理垃圾的机构到底应该是国有还是私有？是否整个经济都应该社会化？虽然这些都是经济学上的老问题，但是经济学家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以及对于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等方面的观点却是在经常变化的。最近二十年来，经济学家的主流观点更加倾向于私有化。美国经济学家Shleifer在其文章“State versus private ownership”中对这些主流观点做了总结。本文在下面将扼要介绍Shleifer的总结。” 2慈善政府国有化的合理范围 假设政府想把一件商品或服务送到消费者手中，当然这些商品可能是食物、钢铁、电信、教育、或健康等。政府可能希望超过预算来支付这些商品或服务，或者政府会对这些商品或服务的一些诸如价格等类的问题比较关心，尽管这应该是购买者自己应该考虑的问题。到底政府应该亲自雇佣自己的员工来提供这些商品或服务，还是把这些事情交给私人去提供？即使政府有足够的支付能力，这种模式是否可行？在这一部分，我们在政府是慈善政府的前提下去一一验证。 2.1在合同条款下，无论是由政府去提供还是由私人去提供都没有实质性的差别。 如果政府明确知道自己应该生产什么商品或服务，那么它完全可以通过合同条款的形式让渡给私人生产者去提供，政府只要实施有效监管就可以了。很明显，在这种条件下，究竟由政府还是由私人去提供根本没有什么不同。实际上，政府起草一个合适的合同或监管措施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即把信件送到自己想送的地方，并不是一件很难作到的事情。 2.2出于对避免垄断力量的考虑，应该实行国有化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 如果政府能辨认出垄断产品的存在，那通常它一定能采取措施对诸如公共交通或电信等领域进行有效监管。一旦允许监管，那么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由于垄断的存在而主张国有化的理由也将流产。通过合理的合同和监管，所有产品或服务无论是由政府还是由私人提供都没有什么区别。当然，这种结论并不适用于所有的监管，而仅仅是针对于那些认为不能达到社会目标才采取国有化的观点的解决方案。 但是应该认识到，在一些时候，合同条款是有限的，如，政府根本不可能完全预期究竟什么会发生，也不可能完全作到所有应有监管的实施。在这方面研究的比较多的是近期发展起来的Grossman和Hart(1986)、Hart和Moore(1990)、Hart(1995)等人的不完全合同理论。这些学者主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不完全合同上（而不仅仅考虑国有模式），更具体地说，他们认为，在合同没有明确规定的真空地带，财产的所有权使所有者会努力控制并进行讨价还价，从而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做。 2.3究竟是选择国有还是私有，主要依赖于作出的这样的选择，对于类似于这些没有办法通过合同解决的质量问题对于革新动机影响程度的不同，以及这种影响的成本大小。 Hart、Shleifer和Vishny(1997)将Grossman-Hart-Moore的不完全合同理论运用到私有与还是国有的选择问题上。他们都将注意力集中到合同本身的特点上，即某些合同往往带有没有办法通过合同解决的“质量问题”。例如，监狱应怎样对待进来的罪犯，日常用水应保持什么样的纯净度，学校在爱国教育问题上应使学生达到什么程度，一封信件应在多长时间内被送到偏远地区，以及汽车制造商在革新动机上应达到什么程度等等。当然，这里效率的概念主要倾向于社会价值质量的方面。 既考虑到效率，又考虑到质量，Hart、Shleifer、Vishny（1997）认为人们只有两种投资动机，即降低成本和革新以提高质量。当资产是国有时，公共资产的管理者相对来说投资动机比较弱，道理很简单，既然管理者不是所有者，自己投资降低成本或提高质量后所分享的收益是微乎其微的。相反，对于合同监管下的私有者来说，他们的投资动机就很强，因为，作为所有者，他们分享的投资后所带来的收益要多的多。很显然，究竟那种所有制结构更有效，取决于这种所有制结构是否能带来投资或革新的更高的动机。 在国有制的条件下，雇员在降低成本和进行革新以提高质量方面有比较弱的动机，相反，在私有条件下，他们的所有者投资动机却比较强，这完全可以由经验研究和实际观察来证明。象钢铁厂、航空公司或一般零售商店等类似的公司，如果通过私人所有能提供成本低而质量高的产品或服务时，那实行国有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实际上，证据表明，在很少有例外的情况下，私有比国有在降低成本和提高质量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World Bank $ 1995）。例如，Barberis etal（1996）发现俄罗斯商店在实行私有化后，无论其质量还是效率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Ehrlich etal（1994）也发现，俄罗斯航空公司在实行私有化后，与以前相比具有更高的生产增长率。这和Schumpeter（1942）所担心的，即私有企业是否能保持高的增长，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革新方面，国有与私有的比较，为了获取相对有利的优势，Marshall（1907）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解释了大英帝国19世纪在革新方面的飞速增长，而转向社会主义国家后，Marshall（p.339）认为，政府是一个非常弱的革新者。他写道：“一个政府可以印刷莎士比亚的一部很好的作品，但是他却不能写出这样好的作品……政府工作的每一步扩展，都需要永不间断的发明和革新，这应被认为是反对国有化的首要证据，因为这意味着知识的增长，而这在某种程度上更象是一种无法比拟的财富积累。”而对于革新的不够重视，使很多革新倡导者在国有化经济中遇到很大的麻烦，包括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当然，还有一些案例，在反对国有化方面不那么直接。在这些案例中，由于成本的降低，追求利润的私有者会在那些难以订立合同条款的方面有降低产品或服务质量的潜在倾向。例如，私人监狱可能通过雇佣比较廉价的护卫和教官，从而不能很好的教育罪犯；私人医院可能不会救治那些可能会导致自己赔本的病人；私人学校可能雇佣比较廉价的教师来代替比较优秀但有很高工资的教师，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激进的革新者可能反而不会注重效率的提高，或者说，有效率的生产者，革新的动机反而比较弱。更讽刺的是，政府有时恰好就是这种开始有效率的生产者，因为他的雇员没有降低成本的动机。 现代社会，许多国有化的案例恰恰与这种观点相一致。主张国有化的人们，想通过这种所有制，来避免出现那些没有经过培训但工资较低的监狱看管者的出现；合理使用水资源，以避免出现净化水的投资；政府自己亲自雇佣工人来生产轿车，以制造出更加环保的汽车，等等。然而，结果究竟怎样？这些将要求政府仔细的研究，这样，即使在那些由于降低成本而有可能降低产品或服务质量的难以合同化的情景中，私有化也将优越于国有化。 2.4即使在那些由于降低成本而有可能降低产品或服务质量的难以合同化的情景中，私有化的所有者革新的动机，也会调整由于产品或质量降低而带来的不平衡。 例如，如果政府对研究和生产一种新的武器感兴趣，那么它将更倾向于与私人企业签定一个合同，而不用去考虑这个合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会带来由于降低成本而造成的产品质量下降问题（例如，这个私人所有者可能减少在保守秘密方面的投资，也许这和政府所要求的有些偏离），因为通过这个合同，的确可以为政府设计出一套更好的系统。电信方面的革命，主要就是由于这些私有电信商通过革新和新技术的采用，为他们带来巨大利润的动力所决定的(Winston $ 1998)。所以，尤其是在那些革新非常重要的产业，政府采取国有化的形式将是非常牵强的。 从重要性的角度来说，当消费者去买那些质量好的商品或服务时，只要有足够的商品供给者，那么由于成本降低而带来的产品或服务难以合同化的质量下降问题，也就不怎么重要了。例如，在健康保险计划或家庭保险中，人们最关心的是在和私人提供者签定合同后，得到的却是质量非常差的服务。那么，作为结果，无论是由政府还是由私人提供此项服务，减少成本而降低服务质量的供应商将会发现此项服务需求的下降，或者是吸引那些偏好低成本、低服务质量的消费者。而一旦出现这种状况，产品或服务供应商的业务转换成本将会变的非常可观，因为，消费者的相应行动会有滞后现象，况且其他产品或服务供应商也会切断转换的渠道。所以，很明显，由于竞争性供应商的存在，更削弱了这些领域产品或服务的国有化的观点，因为私有化减弱了非效率的成本降低，而保留了那些有效的减低成本和强有力的革新力量。 2.5为了有利于竞争，企业声誉形象的建立使得私有化范围更大。 如果私人产品提供者想在未来获得更多的消费者，那么他们就不会实行将会导致降低产品或服务质量的成本降低。很明显，企业声誉形象效果对于监狱的私有化可能是不重要的，因为监狱服务质量的革新不是很重要，而且罪犯选择监狱也是不很现实的事情。但是大部分私有企业都努力树立自己的企业声誉，从而才可能获得更多的政府合同项目（Logan $ 1990）。 总之，通过考虑这些方面，国有化有优势的环境范围将会变的更加狭窄。这些范围大致包括： 1）降低成本将会导致产品或服务质量难以合同化的方面下降十分明显的行业； 2）革新相对并不重要的行业； 3）商品或服务的供应商竞争性很弱，而且消费者选择权转移很困难的行业； 4）声誉机制也不太重要的行业。 很明显，从这些列举的行业可以看出，这些应该实行国有化或者实行国有化比较有优势的行业简直是微乎其微。 2.6不仅仅为了追逐利润的企业的存在，更加减小了国有化的范围。 然而，不幸的是，即使这些范围的行业，却仍然被高估了。原因很简单，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一些原来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商品或服务的私有供应商，转变成不仅仅为了追逐利润的企业，也就是削弱了这些企业为降低成本而有可能减少产品或服务质量的动机。不追求利润的企业可能会利用他们创造的剩余来进行津贴消费，以此来改善自己雇员的生活。当这些不为追求利润的企业是出于社会激发所产生的，那么他们反而甚至会去提高产品或服务的质量(Weisbrod $ 1988)。这样，这些不为追求利润的企业管理者在追逐额外补贴的动机，与那些仅仅为追求利润的企业管理者追求利润的动机相比较，可能要弱一些，这样，他们就更有可能为了自己的前景发展而去更加关心自己产品或服务的质量。而这两个要素都会制约他们作出为减少成本而降低产品或服务质量的动机。依Glaeser和Shleifer（1998）的观点来说，即使是在上一段我们所讨论的各种环境下，即不管在那些没有革新动机的行业，还是那些由于竞争性或声誉机制而不能弱化革新动机的、需要由私人提供商品或服务的行业，不为追求利润的企业既比国有化的产品或服务供应商有效，也比那些仅仅为了追求利润的私有化的产品或服务供应商有效。实际上，许多机构如中学、大学、医院、幼儿园、养老院等，以及其他行业，在原则上来说，由私人提供（不管有没有充分的理由）这些服务经常是出于不为盈利的目的。而这将进一步动摇了应由国有化的供应商去提供这些产品或服务的基础。 2.7国有化的范围虽然很小，但不是空集。 这样，剩下来由政府通过国有去提供商品或服务的范围将是非常有限的，但却不是空集。例如，对于运营美国空军一号来说，飞机的乘客是美国的总统。到底空军一号的运营应由政府去做，还是应由私人去做？在这个例子中，应由政府去做应该更具有合理性，理由如下：首先，美国总统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把这项服务交给私人去做，那么他们有可能为了降低成本而采取减少服务人员、减少事前准备工作、减少其它相关服务等办法；或者为了节约燃油而采取距离短但是较危险的航线，但这种降低成本可能会带来服务质量的急剧下降（美国总统将有生命危险），这对于美国总统的重要程度来说，绝对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其次，对这项服务的革新的重要性也不是很重要，（为了提高整个飞行过程中服务质量，将会给航空公司带来很大的成本增加）。再次，总统在遇到特殊情况时，将无法自由选择其他服务供应商。第四，企业声誉在上述条件下也将会变的不太重要。最后，不为盈利为目的的动机也许太强而无法拿到这项合同。当然，还有其他例子可以说明通过政府提供某些商品或服务比通过私人提供将会更有优势，但这个例子足以说明某些商品或服务的确需要政府来提供。 总之，某些商品或服务之所以应该由私人来提供，主要依赖于革新动机和降低成本的重要性。在某些场合，可能无论革新还是成本都不重要，或者由于合同的不完全性，政府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做什么，或者政府希望在改变自己的策略时不会带来太大的损失（可能由于税收收入增加的成本是非常昂贵的）。在这种条件下，为了节省费用，就有必要采取国有的形式。在这里最好的例子就是在战争时期，虽然可能造成制约革新动机的后果，但为了收益能为政府所获得，政府往往会采取国有或者严格监管的形式（当然，在战争时期，爱国主义可能是一种个别的更强大的动力）。通过国有化，就可以允许政府在生产什么、生产多快、由谁生产等方面改变时，不需要赔付什么合同费用。而如果采取另一种形式，即实行私有化而采取竟低价投标的形式来为政府生产，在资本市场不完善或政府不可信的条件下，在政府改变主意时期望得到一笔赔付收益也就显得没有什么效果了。这个简单的论据解释了为什么在战争时期一些政府采取国有化，或者说为什么这些政府即使在和平年代对军队、对外服务等领域都实行国有化，道理很简单：这样他们可以节约费用。实际上，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支持社会主义和国有化的文献和观点，就是战争的缘故。但是，在和平年代，政府为了在自己经常改变主意时避免赔付罚金的理由，以及考虑到政府的不可预见性而忽略革新动机的理由，特别是在爱国主义这种强大动力变弱后，就变得不那么明显了。 对于慈善政府，即对以公众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政府来说，国有化的范围都如此之小，可见，对于那些存在腐败、政府官员以自己的连任等为目标的非慈善政府来说，国有化的合理范围也就更小了。（Shleifer and Vishny $ 1994 $ 1998;Bennedsen $ 1998）。 3对学校实行私有化的案例 在美国，目前绝大多数的小学和中学学校是国家公有的（Poterba $ 1996
世界银行应当如何认识华盛顿共识 1 ．引言 •1989年（十年前）作者提出“华盛顿共识”。 •是总部在华盛顿的有关机构对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建议的最小共识。 •是该共识引起拉美国家近20年的经济改革，而不是来源于对这些改革的认知的趋同。 •该共识现在作为“新自由主义”或“市场主义” 的代名词（违背了作者的本意）。 •对该共识的不同理解会导致对共识的误解和世界发展机构失去权威（市场非万能）。 •本文的目的是：肃清错误认识及这种错误认识对改革的误导。 2 ．“华盛顿共识”原义 2 ．1 华盛顿共识：十条 •财政控制 •公共支出调整：优先支出高回报和能改变收入分配的项目，如医保、义务教育和基础设施投资 •税收改革：降低税率，扩大税基 •利率自由化 ••实行竞争的汇率 •贸易自由化 •允许FDI •私有化 •解除管制（进出口） •产权保护 2 .2 对这“共识十条”的评论（十年后的今天） • 财政控制、公共支出调整、税收改革：学者认同；从拉美国家的实践来看， 公共支出再定位的效果差一些。 • 利率自由化：Stiglitz 认为利率自由化是金融自由化六维中最后的一维，使得此项与金融自由化有关，作者认同；但Stiglitz最近有关金融自由化的观点强调东亚经济的成功来源于对相关行业的直接信用支持，这有很多争议，特别是东亚经济危机以来。 •竞争性汇率：表达不精确，本意是指以市场均衡汇率为基础，一定范围可调的汇率。东亚国家的实践说明这是可行的（东亚危机后，只有泰国这样做失败了）。 •贸易自由化：表达精确，却争议颇多。反对者认为东亚经济奇迹，至少部分国家，不是因为此项政策。 •允 许 FDI：东亚国家都还欢迎此项建议，自由韩国拒绝FDI。 •私 有 化：在华盛顿博得广泛支持，在其他地方争议颇多。在其他地方，对私有化的态度是划分左右派的试金石。 •解除管制（进出口）：没有出现极化现象，最初由美国的温和派而不是由率先实行私有化的英国的撒切尔（右翼）政府提出。在东亚尽管有的国家在相反的道路上走得很远，还是有些国家是这样做的。 •产 权 保 护：在发展中国家，东亚在这方面做得最好（也最成功）。 2．3 评论的启迪 •一般来看：华盛顿共识是作者应Hans Singer 的邀请，在发展研究所的专题研 讨会上，就什么是拉美国家最适宜的政策问题所作的报告。 •从更深层次来看：华盛顿共识是对从华盛顿发源的对拉美国家改革的建议的浓 缩（此时保守派为学术主流）。 •从更长远来看：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经济学者已经认识到，经济发展的关键不 在于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甚至不在与实物和人力资本，而在于这个国家所 实行的一系列政策。华盛顿共识可以认为是对那些能为改革提供支持的政策 建议的总结。 作者强调：华盛顿共识是特定的地理和历史条件下、“华盛顿”会同意的、对拉美 国家改革的政策建议的最低公共部分（截至1989年）。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推广到亚非 国家也可行。华盛顿共识是适用于所有国家和地区、任何时期的改革的政策宣言。 3 . 当前对华盛顿共识的几种用法 3 .1 华盛顿共识与市场主义 •最大限度的自由化、最快的私有化和在货币、财政方面的强硬 •建立在自由市场和货币政策基础上的政策处方 •加快贸易自由化、货币自由兑换、尽早减少管制 •自由化是唯一目标 •谋求自由放任的全球经济 •一种新帝国主义 以上的用法都是对作者原义的误解，不是市场主义。理由： •在1989年，里根政府倡导的市场主义已经被制定最优经济政策的理念所取代， 人们已经了解什么理念能够生存。（不会走极端） •作者原义中确实强调减少政府的作用，但那是因为当时过分强调政府的作用， 只有这样才能引起重视，只是一种策略行为。并不是要否认政府的作用与地位。 3 .2 华盛顿共识与新自由主义 •Stiglitz 用“新自由主义”替代“华盛顿共识”，并说：华盛顿共识是转型的教义，其极力推进凭证式私有化、主张快速私有化、缺少对竞争和社会与组织资本的重视。 •作者同意：对于私有化问题，正确实施比快速实施更重要。私有化能深化竞 争。社会和组织资本重要（作者的理解是指社会的凝聚力和好的制 度）。 •作者认为：凭证式私有化不是其原义，凭证式私有化不一定可行。共识没
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部 专题：3 2002－2003学年第一学期 “高级宏观经济学”博士课程论文 指导教师：胡景北教授 “华盛顿共识”述评（摘要） 张 文 027024 “华盛顿共识” （Washington Consensus）是20世纪90年代世界主流经济思想对于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应当采取的经济发展政策的一种概括，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影响。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经济思潮的变化，这一概括性术语所特指的问题和经济政策也随之演变，结果在具体的应用方面产生了一定的混乱和理解偏差。本文具体说明“华盛顿共识”的发展演变，并对其在实践中出现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反思和评论。 一、针对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的“华盛顿共识” 所谓“华盛顿共识”，最初是在解决拉丁美洲国家的偿债危机的过程中，主要的国际多边经济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主要债权国家和债权银行，在为拉美国家设计所谓的“调整计划”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经济改革方案。由于这套方案得到了对世界经济政策有重要影响力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赞同，而这些机构都集中在华盛顿，所以被称为“华盛顿共识”。 20世纪80年代，由于不适当的经济政策，许多发展中国家累积了大量外债，同时经济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如高通货膨胀率，财政赤字严重，对外收支失衡等。1989年，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出席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作证时表示支持布雷迪计划，他将其观点命名为“华盛顿共识”。这份共识主要有十点内容: （1）财政方面，尽量减少政府预算赤字，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 （2）调整公共开支的轻重缓急次序，集中于初级卫生、教育和基础设施等有高经济回报率和改善收入分配潜力的领域，消减公共福利方面的开支； （3）税制改革，主要是拓宽税收基础，降低边际税率以刺激积极性，实质就是扩大税基而减收企业税； （4）利率自由化，经过一定时期的过渡，最终实现由市场决定的利率； （5）汇率方面，实行统一汇率并确保其竞争性以促进出口的迅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即意味着货币贬值； （6）贸易自由化，以关税取代数量上的贸易限制，即消除非关税壁垒而实行低关税； （7）对外国直接投资实行开放，取消各种障碍； （8）实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 （9）取消对企业的管制和对竞争的限制； （10）确保资产所有权。 二、针对转轨国家的“华盛顿共识”（自由化、稳定化、私有化） 20世纪80年代，原中央计划经济30多个国家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在对经济转轨问题的思考过程中，主流经济学家的经济转轨政策建议由于得到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支持，也被称为“华盛顿共识”。这些政策处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改革策略的选择方面，坚信市场化转变必然带来效率的改进，必须打碎所有共产主义国家机构，加强立法，同时引进所有主要改革迅速开始市场经济的运作； (2)尽快实行私有化，改造国有企业，通过大规模私有化尽快把产权转移到私人手里，使私有产权得到确立，相信市场可以保证有效率的产权转移； (3)市场将自发产生作用，必须关闭所有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全面放开各个市场的进出，让市场自发决定价格（物价、利率、汇率等），取消价格补贴，形成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体系； (4)防止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政府只是负责宏观财政货币政策，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 (5)硬化预算约束，缩小政府规模，实行预算平衡并推行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以遏制通货膨胀的发展； （6）实行货币自由兑换，取消对外贸易限制，建立自由贸易体制，从国外进口一个真实的价格。 从改革举措来看，转轨国家在稳定宏观经济方面采取了暴风骤雨式的措施，如为了控制通货膨胀，采取了严厉的财政货币紧缩政策，甚至采取严格的行政控制手段抑制实际收入，使得起初是总需求随后是总供给急剧下降，经济进入急速的衰退期。转轨之初，人们普遍认为，私有化是可以以较快的速度进行的，但事情并非如此。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私有化而来的并非是预想中的持续的经济增长，而是持续的负增长。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私有化带来效率和增长的假设只有在完备的制度安排下的产权变革、新的市场行为以及适当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条件下才能成立，而私有化本身是不能自动带来这些条件的。由于国内资本的短缺，一些国家期望能在短期内通过引入外国资本来完成私有化的动机促成了放松金融管制，在国内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没有发育的情况下，快速私有化导致大大低估国有资产，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到外国投资者和与其勾结的现任和前任官员手中。在对资本流动放松管制和金融基础薄弱的情况下，伴随着灰色经济下的非法交易、腐败和集团犯罪，发生了资本的大规模外逃。 三、发展与制度变迁——对“华盛顿共识”的反思 基于转轨十几年来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一些经济学家对“华盛顿共识”进行了深刻反思，认识到它存在两大缺陷:一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在分析市场经济时都视制度为当然，在将其运用到经济转轨中时便忽视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North，1997)；二是经济学家混淆了发展的最终目标与转轨过程。在他们那里，自由化、稳定化和明确的产权私有化等即是最终目标，发展战略是次要的，至于如何过渡到这些目标，则认为可以一步到位，“跳跃”到市场经济，即使经济绩效不尽如人意，只要实现了这些目标，也是完成了转轨。在批判“华盛顿共识”的基础上，经济学家提出了新的观点，被称为“后华盛顿共识”（Post-Washington Consensus）。这种观点认为，发展的目标除了经济增长之外，还应该包括可持续增长、平等发展和民主等，应注意保护环境和提高贫困群体生活质量；政府应在加强金融监管，增加市场透明度并促进公平竞争，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加快技术转移，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Stiglitz $ 1998)。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有效的产权和法治应是转轨国家取得成功的必要要素。有效的产权意味着产权明晰、产权受到保护且产权可以实施，可以产生稳定的预期，是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建立法治是经济转轨成功的先决条件，因为市场经济是基于法治的经济，法律应保护个人自由，保证经济权利和义务。 经济转轨是一个制度重建的过程，即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制度取代适应计划经济的制度的过程，也是一个演进的过程。经济转轨涉及到规则的改变，正式的规则如宪法可以迅速改变，而非正式的规则如行为规范、习惯和惯例的改变则不可能立即发生。转轨国家在制度变化后都通过了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私人产权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因为尊重私人产权的公民文化的形成非一日之功，国家基本职能的弱化使之难以有效地保护产权。世界上存在相对成功的经济制度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能否将别国相对成功的制度移植到转轨国家中则是一个问题，应当承认，产生相对成功的经济制度的制度环境是独特的，转轨国家可以学习借鉴别国相对成功的制度，但不能全盘照搬。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论文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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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论文三（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