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景北

“双周夜话”2004年第18期                                                           2004年9月14日

 

 

告别上海财经大学

 

新学期伊始，我正式离开上海财经大学，转到同济大学工作。

20年前我从北京大学毕业时，孩子摸阄摸到了上海，而在上海的要人单位内，只有上海财大一所学校。我在农村长大，农业非均衡的生产节奏使我缺乏马克思说的大生产强制训练出来的组织纪律性；农村的“广阔天地”又养成我自由飞翔的思维习惯，不愿意接受固定模式和命题作文，再加上从事理论工作的心愿，所以我选择了上海财经大学。

    如果说我当初到上海进财大工作更多地出于感性的原因，那么我现在离开它则只能够归之于理性的考虑。从感情上说，我完全体会到上海财经大学工作条件的价值：那里有自由交流的小环境、有在经济学上努力探索的同事、有协力工作的朋友、有一心求学的学生、有上海高校最高的非计件工资收入。由于我在学生中的口碑尚好，由于学生到处都在有意无意地议论教师，所以我从校办到比如医院的学校各个部门都受到令我感激的尊重。同时，我的大部分专业工作是在上海财大做的，出国是上海财大派遣的，上海财大甚至让我担任了经济学院院长。因此，我感谢上海财大。而我离开它，无论在地位和名誉上，在收入和待遇上，在接触经济学专业同事和学生上，在日常生活上，都有严重的损失。虽然离开上海财大后，我有更多机会读书，可没有任何机制保证学术上的投入能够取得成果；而我担任院长一年，已经在建立公开透明的管理制度、转变经济学院学术方向以至于提高学院经济收入上取得了明显进展；如果我把院长任期做完，我和我的同事们应当可以做出重要工作成绩的。最后但也许最重要的是，我深深感觉到许多同事、学生对我留在财大工作的希望，而我自己亦有入世的冲动。因此，当我决定辞职并离开上海财大的时候，我确实感到一种歉疚和沉重。

    使我做出离开上海财大选择的，是终究超过了感情倾向的理性逻辑：因为同样的事情我拒绝了上海交通大学，也就不得不拒绝上海财大。一个人的行为需要一贯性（consistency），也就是孔夫子提出的“一以贯之”。学习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没有一贯性便谈不到理性、自然也谈不到诚信。尽管两个学校向我提出的改变后的条件仍然比我现在转入的学校优越很多，但问题不在条件的高低，而在于诚信的理念，在于保持自己的一贯性。为此，我不得不抵制一些单位几乎是“不经意”地随便改变诺言的现象，抵制用一次博弈的最优来消弭行为一贯性准则的办事方式。我理解在这类办事方式面前被迫做绥靖主义让步的一些人。考虑到家庭尤其孩子，考虑到就业的困难，考虑到提升、晋级，尤其考虑到事业和前途，一个人在身受工作单位的不诚信之害时，往往只好退而采取绥靖主义。对此，我满怀同情。只是和他们相比，我的个人条件好得多，没有类似压力、困难和追求，只是因为我经常提醒自己不要以金钱、事业、感情来掩饰自己人格的软弱，所以在我的考虑中，理性的逻辑最后超过了感情的倾向。如果可以套用亚里斯多德的名言，我想说的是，我爱上海财经大学，无论在我离开前还是离开后，但我更爱洁身自好。我衷心地希望有一天，作为研究经济制度、管理制度的国内最重要的大学之一，上海财经大学自身的制度不会再让人在它和洁身自好之间去做痛苦的选择。

“双周夜话”2002年第26期                                  2002年12月21日

                       

学者的衣着

 

       前几天秦晖先生来上海演讲，听者踊跃。如今著名学者演讲很多，听者踊跃的状况亦不少。但有区别。一位研究生告诉我秦先生穿的衣服旧，很奇怪。我想，在如今这个“先富起来的人是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时代，秦晖先生当然不会藏富不露，有意识地穿旧衣服来“新潮”。我去过秦晖先生家，知道他家虽然远远比不上我见到的另外许多学者住宅的豪华，但不能够算贫困，应当有一套笔挺的西装在衣柜里吧。秦先生不着西装而穿旧服，我想还是“心不在焉”而致。

       “心不在焉”是学者特征。思索越紧张，思想越深刻，衣食上越可能心不在焉。因此，若一个学者衣食简朴，我们便可以估计他或她正在接近自己的学术顶峰。一到他有精力有兴趣有时间来考评食之味、衣之美，他或她便开始过时了。二十年前，我在北大，厉以宁先生常常衣着不整，所居亦狼狈，而那正是厉先生在学术界上辉煌的时候。在当时学生心目中，中国经济学家当数厉先生第一。秦先生如今被称为中国当代最有良心的学者之一，其学理分析亦正在辉煌时候，自然心不在衣食。好在当年我们听厉先生授课，今天的学子听秦先生演讲，想得到的是他们对学术问题的观点、科学研究的方法、社会人生的启示，虽然人要衣装，但毕竟简单明确、屏去装饰的思想才吸引着我们。这不象观球赛、看演出，那要的就是赏心且悦目的享受，就是兴奋以极致的放松，如果演员的服装不能新颖而使我们眼睛一亮，我们的享受和放松就会大打折扣。

学者最辉煌的时候，不是他们成为大小圈子明星的时候，而是他们在思想豁然开朗之后展开自己思想的时候。在展开思想的过程中，学者关注的仅仅是逻辑，是论争，是自己思想的说服力。此时的学者自然心无二物，想不到衣着对逻辑的助力。一朝成为明星，或欲启蒙大众，需云集应者；或多思想火花，但闪烁不定；或虽盛名可灸，恐其实难副：为强化观众眼睛一亮的感觉，便先得挑选衣着，以强化亮点，烘托名声。后者需要追星一族，前者需要论争对手。秦先生现在属于学者，但可能很快成为明星，不过，我还是希望他始终是学者，即使他的衣着不能引起我的兴趣。

“双周夜话” 2004年第1期                               2004年1月7日    

 

新年的感觉

 

在温和的冬日里，新的一年来临了。我的个人网页也进入了新的一年。我的网页常常更新“双周夜话”。但近来的缓慢更新，却在新年迄始的时候，把我推到了必须直面的决策前：继续或者停止。如果说在去年元旦，我想过停止“双周夜话”；可在今年元旦，却好像有一种激情，继续写下去。网络是自由的天地，是每个人可以说话、可以说真话的地方。既然已经开始在这里说话，既然内心里好像还有话可说，那就继续，即使是自言自语。网络的自由也包括了自言自语的自由，这是纸质媒介和其他商业性、宣教性的媒介无法比拟的地方。 

新的一年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幸运：幸运地跨入了新的一年。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危险时时刻刻围绕着我们：假如地球的转动偏了半度，假如地震发生在上海，假如公共汽车急刹车时被撞到头部，假如吃了毒猪肉，假如染上非典，假如… 无数的假如随时都可能打断一个人的生命。但是，我很幸运，在这无数的致命假如的包围中走过了半生，又走入了新的一年。 

我的幸运在于，我是怀着感激的心情走入新一年的。在过去的生活中，我得到了那么多的帮助和指点；许多朋友、许多书籍教会我生活。我能够从一个贫穷且没有受到正规教育的孩子，成为一个说得过去的教师，经济上不拮据、文化上不苍白、情感上不孤独、人格上不屈辱、而且未来风险也不大。所以，我是太幸运了。社会给了我太多，别人给了我太多。当我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我感谢同学，他们给了我一同学习的机会；当我和朋友共事时，我感谢他们，因为他们启发和帮助了我。我不是基督教徒，没受过感恩的教育，但竟然也有了感激的心情，所以我知道自己是幸运的。

我的幸运还在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懂得了放弃的好处。照说，在我从贫困低贱的底层走向社会时，应当学会的是抓住一切机遇，而不是放弃。但我学会的竟然是放弃。如果不放弃的话，我可能做了官，可能有两三套房子，可能…， 至少也不会还乘公共汽车吧，就象一位外地朋友听说我在公共汽车上受撞时说的那样。但我不但放弃，而且竟然能够心平气和地放弃，我知道自己是幸运的。 

我的幸运并且在于，在放弃了那么多机遇以后，我竟然还获得了许多；而且，在我从社会、从别人那里获得许多许多的同时，竟然也为社会、为别人做了一点可以说是自己的工作。这是我根本没有想到的幸运。我不特别看重经济学、最大化、博弈论这些自己专业的知识，就是因为我对每一件具体事情都不去盘算。似乎都很吃亏，但五十年过去，却发现不但省却了盘算的精力和烦恼，不但获得的远远超过了放弃的，而且都是光明正大地获得的，心情自然是愉快的，所以我知道自己是幸运的。我相信，新的一年同样会令我感激、平静和愉快，会让我保持幸运的感觉。

“双周夜话”2003年第1期                                                               2003年1月16日

 

夜深的对话

 

明天又是双周的星期二。

2002年的第一天是星期二。那一天我为自己的工作建立了独立的网页。为了避免许多网页内容面貌长期不变最后不疾而终的结局，我决定从那一天开始，用每两个星期写一篇短文的方式来保证网页的常新。而由于我习惯于深夜工作，因此名之为“双周夜话”。

既然是话，总有一个对谁而言、与谁而语的问题。天南海北、大洋彼岸；百步之遥、咫尺之距，都有知心的朋友可言可语。但夜深之时，苍穹之下，万籁俱寂，似乎却是外与上天、内与心灵对话的时机。上天总有太多的神秘之处，是我今生不可能理解的。宇宙之外又是什么、大爆炸之前的时间如何计算、类人猿为什么会在东非首先直立起来、大脑细胞的电运动能否区别出我思考的是经济问题还是数学问题，都是我不可能知晓的。就我自己的专业而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出现是不是纯属偶然，腐败是否中国文化的必然现象，统计资料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证实工资和农业土地制度的关系，亦是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说清楚的问题。至于反躬自问，回归内心，情感的空间似乎比宇宙还辽阔。什么是人生？平民的人生和名人的人生哪一种更值得？善良的人是不是对自己都很残酷？爱是什么？爱上帝、爱世界和爱某个具体的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也都是没有任何令人满意答案的问题。即使我们对某个问题有了一定的解答，这些解答反过来又将导致更多的新问题。无论科学怎样发达，无论大脑怎样聪明，人类大概只能窥视茫茫宇宙的一星半点，探究短暂人生的几个片段。世界有太多的奇妙，人生有太多的奥秘。这些奇妙，这些奥秘，虽然可以和朋友一起讨论甚至争论，但它们也许更适合和上天对话，与心灵言语。夜深之时，苍穹之下，在静谧中感受搏动，在安宁中体会博大，自然而然生发出对宇宙的崇敬，对人生的热爱。“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因此而有所感受，有所“话”。所以，我的双周夜话，是写给自己的，是通过与上天和心灵的对话，澄清自己的想法，并记录以备忘。至于对错正误，则不在我的考虑之列，因为我还不敢确定思想是否有对错正误之分。

 

                                                                       2003年1月13日于北京

“双周夜话”2004年第25期                                                 2004年12月24日

 

 

平安夜

 

 

       今夜是平安夜。

       我不是天主教或基督教徒。也许是少年时候崇拜毛泽东的口号听得太多了，崇拜毛泽东的决心也下得太多了，以至于产生了逆反心理，难以接受在教堂中听到的那些崇拜言词，因此至今才没有皈依。.

       其实，我对所有信奉宗教的人都很尊敬，包括信奉天主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以及其他宗教，因为在我看来，至少就平均水平而言，信奉宗教的人比不信教的人更加善良、更能自律。

       同时， 我非常喜欢“平安夜”这首今夜教堂内必定吟唱的歌曲。

       我第一次感受到“平安夜”这首歌是在五年前。那一次，我突然感到这首曲子是那么地祥和、那么地安宁、那么地温馨；脑海里不由地映现出一幅图画。一个可爱、可尊的生命就要诞生了。人们围坐在即将成为母亲的玛利亚周围，安静地等待着、安静地期待着，没有烦恼、没有急躁、没有焦虑。这时，有人低声哼起“平安夜”，然后大家轻轻地、慢慢地、柔声地唱起来。音乐渗进静谧的气氛，气氛融入平和的音乐，玛利亚所住的马厩变得那么地祥和、那么地安宁、那么地温馨，让我的心绪在歌声中安定，烦躁在歌声中消散 ……

       那时我还不了解歌词。现在令我喜欢的，仍然是它缓慢、平和、安详的曲调。

       今晚我本来要去上海大剧院聆听“平安夜”的，和我所尊重的教徒在一起。

       但上午接到通知，音乐会临时取消了。

       现在，当我接近午夜时分从办公室回到家，我仍然按捺不住地弹了几遍“平安夜”，平静而温馨的音乐，平静而温馨的夜晚，愿我所爱的人平安、平静，愿天下人平安、平静，也愿我自己平安、平静：

   5·65 3·︱5·65 3·︱2 2 7·︱1 1 5·︱……

“双周夜话”2002年第8期

2002年4月9日

 

学术机构企业化：学术腐败的一个源泉

 

 

纵看古今，横观中外，今天中国学术界的一大特色是学术机构的企业化。这是中国继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展开政府机构企业化以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重大改革举措。从此，中国的学术机构进入了创收、分红、扩建、进一步创收的怪圈。经济目标成了学术机构的首要目标，经济利益成了学术机构的首要利益。学术机构不但在核算货币成本和收益，而且在用预期货币净收益指导自己的活动。由于这一变化是“有计划”的改革产物，由于它和现行制度、现行社会风气相吻合，由于中国学术机构本来就很少自己的独立传统，因此政府一改革，各方都照办，甚至竞争性地你追我赶，不赶上对方自己就失败，于是造成了全国规模的、席卷（几乎？）所有学术机构的企业化浪潮。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中国，好象没有一所高校不把创收放在首位、好象没有一位手握创收权的校长、院长、系主任不在紧张地考虑创收。学校即企业的现象在古代有，在当今的外国也有，但都不成气候。古代，孔夫子办私学、朱夫子办书院、朝廷办京师大学堂，都没有办成企业。外国，德国政府办大学、美国私人办大学，也都没有办成企业。当然，德国禁止把大学办成企业；美国允许把大学办成企业，但美国占主导地位的私立大学都不是企业。美国几百所研究型大学没有一所是企业化大学。像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斯坦福大学等学校的规章制度和美国有关的法律已经禁止它们走入创收、分红、扩建、进一步创收的怪圈。所以，说学术机构尤其是大学的企业化是当今中国的特色，是有一定根据的。

 

古代和外国的学术机构不是企业，又是什么性质的单位呢？它们是中国的学术机构在名义上的注册性质“事业单位“。事业单位和企业的区别在于后者是盈利性机构，前者是非盈利性机构。事业单位的特点是它的非经济性目标，而可观察的关键指标则是事业单位职工尤其负责人的个人收入和该单位的经济效益脱钩。用更正式的语言说，事业单位是非盈利机构。如果它有盈利，这些盈利只能用于非盈利的用途，而不能他用，更不能够分红；即使分红，分红量也很小。因此，事业单位的个人收入都是公开的。在这里，谁是事业单位所有者的问题无关紧要。一个事业单位可以由政府办、团体办或个人办。但在中国，大学名义上“还”是事业单位，享受着事业单位的优惠，而不承担企业的责任和受到社会与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可是，中国大学创收的目的，首先是分红。在大学内部，则是如何分红的问题。于是出一份考卷多少价格、一场监考多少价格、一篇论文多少价格、一节课多少价格，都成了改革措施。学术工作实行了计件工资制，学者成了普通劳动力。国有学校的利润既然不需要像国有企业利润那样上缴国家，也就成了学校经营者的红利，以及了解这些红利的办事人员的额外报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当今中国学术机构创收的积极性。只要政府给政策，或者只要政府容忍、或者只要和政府可谈判，学术机构就可以自己经营，自己营销。产品是市场急需的，卖得出高价的，也就是科研项目审批中的那一条“能创造经济效益”的；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比如高校往往比学者本人更热衷于比如博士点、博导等名誉，理解为什么有人把在学术界向上升的第一条途径列为“借东风’：你不上、学校还要推你上。因为你上了以后，学校才好营销：学校要借你铺出一条新的财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学术机构“还”想维持自己的学术形象，学术腐败也就无法避免了。

真、善、美：永恒的追求

――代发刊词 

在欢庆2002年到来的爆竹声中，我的个人主页，www.hujingbei.net，诞生了。

全世界现有的个人主页恐怕不下数百万个。在这数百万旁加上的一，简直就是无穷小。因此，正如我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世界公民一样，我的主页也只是普普通通的主页之一。

       不过，每位公民都是普通中的一个特殊，每份个人主页也有自己的特点。我的主页将具有什么特点呢？它的特点是以它自己的方式追求存在于每位公民心底深处的真、善、美。

       什么是真？真就是世界的本原，人类的本性。本原和本性常常被表象掩盖和扭曲。地球自转这一物质世界的本原就被太阳东升西落的表象所掩盖，人的自由平等这一社会本原在中国被把城市人和农村人分成两个等级的户口制度所扭曲，在世界上则被国家制度所扭曲。而一个人的真心更是需要时间的考验。因此寻求真、揭示真、实现真是每个人不断探索和修养的过程。

什么是善？善是对他人对世界的爱，是孔夫子说的“泛爱众”和天主教说的他人之爱，是启蒙时代西方人说的博爱，100年前中国人说的天下为公。善是站在他人他事物的立场上理解他们，是以爱人爱物之心对待别人对待世界，是做事出以公心。善是人与人关系中的真，是一个自由人获得幸福的最后源泉。

什么是美？美是真和善给我们的心理感受，美是被我们认为好的探索真和培养善的形式。市场经济之所以美，是因为它给了我们平等竞争的感觉；户口制度之所以不美，是因为我们这些城市人面对着农民不能不生发出自责的感受。因此美要求我们把自己的行为建立在普遍原则和规则之上，要求我们仅仅选择被我们公认为好的方式来追求自己的目标。

我自认是经济学者，因此我的主页的特点将是从经济学和学者的角度追求真、善、美。由于经济活动仅仅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部分，因此经济学对真、善、美的追求又必须和人类精神相一致。今天的中国大陆正处在重大转变过程中。然而，比起二千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转变，比起500年前欧洲启蒙时代的转变，比起100年前中国制度的转变，我们今天在中国经历的转变没有任何更加深刻的地方，所以，与那些时代的学者相比，我们不是更困难，而是更容易保持对真、善、美的追求。如果说有文字的历史就是有学者的历史，那么，在任何时代，学者的真正使命总是对真、善、美的追求。人类之所以需要学者，也是因为人类在自己最脆弱的心灵内还有真、善、美的感觉，并把对这一感觉的坚持和发扬特别地委托给学者。我的主页将遵循对经济学尤其对学者的这一自我意识，把对真、善、美的追求视为自己的永恒目标。

“双周夜话”2003年第15期 　                            　2003年9月3日

马克思研究与对民工态度

　　我在2002年初建立个人主页的时候，把自己的文章“略论服务业资本－马克思《资本论》体系的一个扩展”挂上，希望能够引起讨论。当时我表示每年2月和8月将回复发来的讨论文章。如今，两个2月和两个8月过去了，我收到过批评，也有过讨论，但根据作者的意愿，它们没有在网上公开。另一方面，我又没有收到严格的学术批评意见。诚然，一年多的时间不算长，目前的状况也许很正常。可是，中国有那么多人在研究《资本论》，学术积累应当很深厚，但学术批评没有展开，似乎并不正常。
　　近日在网上读到“中国青年报”今年3月21日的一篇署名为曹林的文章，谈民工读《资本论》，才恍然大悟，悟出了《资本论》研究和研究者对贫困态度的关联。曹林从一位民工在书摊上买《资本论》读、想了解包工头怎样剥削他们谈起，说如果看脱衣舞暴露了民工精神生活的空虚和无聊，看《资本论》则“恰恰暴露了民工这个阶层在当今社会中的价值真空和精神危机，”因为“看《资本论》就是一种不满的表达形式”，所以他反对民工读“资本论”。这使我很惊奇。因为按照“中国青年报”的一贯说法，如果真的有了精神危机，也得靠学习马列、尤其学习他们的经典原著才能够消除，所以应当鼓励民工读《资本论》，如何却把读《资本论》和看脱衣舞混为一谈了？
　　马克思把自己的理论诉诸于无产阶级（工业中的雇佣劳动者，自然包括民工）。如果他的在天之灵有知，他对自己去世一百多年后，中国还有民工不是因为政治学习的强制、而是自己想弄清问题来读他的《资本论》所感到的欣慰程度，一定会比知道中国每年培养出几十个（上百个？）“《资本论》专业”博士所感到的欣慰强烈得多。由此想起马克思理论研究的不正常，正是在于号称坚持马克思的学者里，没有精神生活也就没有精神危机的人太多，在于太多人为衣食甚至衣锦而研究马克思。马克思（和夫人）本来出身于富裕家庭，却宁愿忍受衣食无着的穷苦生活，而潜心于后来体现在《资本论》中的理论研究。在当时一年只有十来位博士毕业的时代，马克思要想获得小资乃至更富裕的生活不是难事，但他为了理论宁可受穷。所以，马克思理论涉及的绝不仅仅是学术问题，因为学术问题更多地与逻辑有关，但重大理论的选题则与一个人的精神素质有关。但马克思即使因此而贫困，他也绝无反顾。三十年前，我在农村的身份类似如今的民工，听从毛泽东的号召开始读马克思书。也许由于我自己和我生活的乡村的贫穷，我很快意识到他的书是穷人的书。后来我对各种经济学说有所了解，更感觉到在经济学的主要理论中，只有马克思站在穷人的立场上。虽然穷人的立场只是许多立场中的一种，而且不是每一件事情上都正确的立场。但自称坚持马克思理论的人，则必须持有穷人的立场。这一点早成国际惯例。在世界绝大部分不把马克思理论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国度里，研究马克思的人几乎都是从穷人角度考虑社会问题的人，更无须说坚持马克思的人了。当然，穷人的立场不意味着研究者或坚持者本人是穷人，但它一定意味着他们对贫穷有着“同情的理解”，并且在必要的时候敢于象马克思那样过贫困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同情贫穷、敢于贫穷，是马克思研究者尤其坚持者必须具备的精神素质。
　　把马克思理论当成小资生活后的纯学术研究对象，固然不能算错，因为就象《红楼梦》一样，《资本论》也有其独立的学术研究价值。但这种研究和坚持马克思理论已经无甚关联。而在我们的社会内，如果有人对贫困生活怀有深深的恐惧，对贫困者怀有深深的蔑视，而把研究和坚持马克思理论当成谋生的职业甚至让个人先富起来的手段，写文章首先想的是发表和由发表带来的职称和报酬，关心的首先是房子和股票，那么，这些人对马克思的“研究”与“坚持”实际上成了对马克思精神的亵渎。由于研究马克思在中国成了有钱有势的好事，号称研究马克思的人自然数量大，论文多。我想，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在中国出版的关于马克思的作品也许占全世界该类作品总量四分之三以上，自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中国人也许占到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总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但能够算上学术创新的至多几十篇，而即使承受贫困也坚持马克思理论的学者可能还没有。在这样的情形下，马克思研究自然没有学术积累和学术批评，更没有马克思的精神。
　　不时想想民工、想想我们社会的贫困者，想想他们为什么要接受那种低下的地位，想想如何改变他们的地位，即使是用学术研究的方式去寻求长期的改变，我们也许才能在研究马克思时体会到马克思的初衷，才能谈得上坚持马克思理论。读一读下面这首诗吧。坚持马克思理论的人不需要无保留地赞同它，但他如果做不到基本赞同，那他坚持的肯定不是马克思理论。

　　十月诗草之五：歌拟奥登 　　
　　
　　据说这个城市有一千万人口，
　　有的住花园别墅，有的住胡同平屋，有的住在海里头；
　　可是我们没有一席之地，弟兄们，我们没有一席之地。

　　据说这里是我们的历史和梦想，是我们的骄傲，
　　我们像亲戚来串门，却也引起它的懊恼；
　　它让我们呆在原地不动，弟兄们，它让我们原地不动。
　　
　　我们的原地，荒凉的地方只有不长五谷的山沟，
　　我们要靠它吃饭人们却痛心疾首；
　　他们不让我们砍树，弟兄们，他们不让我们砍树。
　　
　　我们逃离饥饿，寻找幸福，交通部门要走我们的所有，
　　让我们挤在一起窒息，疯狂，死去，认清自己
　　不如他们眼里的一条狗，弟兄们，我们不如一条狗。
　　
　　我们没有身份，派出所的人抓住我们说活该，
　　”如果不交钱你就没有三证，对我们来说你就不存在。”
　　可是我们存在，我们还活着，兄弟们，我们还存在。
　　
　　那从我们中间飞升上去的悄悄地说我们是一种文化，
　　我们游荡去来，像蝗虫，从三国水浒吃到现在；
　　他们说我们是害虫，弟兄们，他们说我们是祸害。
　　
　　去到一个科研院所，他们论证说
　　目前还没有我们的现代化计划，等下辈子再来找它；
　　但这辈子我们怎么化，弟兄们，这辈子我们怎么变化？

　　我们交纳了增容费，暂且安身。报纸表达得暖昧，
　　老太太的小脚跑来可真是敏捷，逢年过节地喊着防贼；
　　她指的是你和我呀，弟兄们，她指的是你和我。
　　
　　有人说我们太笨，素质太低，为什么禁止我们进入很多行业？
　　他们明明知道中关村里的电脑是我们攒的。
　　有人说我们到城里来只是出丑，同样是修路，扫地，
　　
　　法律法规却让我们交出自由，
　　我们规规矩矩地坐在城里人身边；
　　他们却皱着眉头，弟兄们，他们指我们太臭。
　　
　　听说学者们的忧愁就像富人的富有，就像我们的匮乏，
　　他们反抗现代性的异化，听说他们比我们活得光荣伟大；
　　他们在绝望里令人感动，弟兄们，我们在绝望里无所适从。
　　
　　我想我听到了这个城市上空有一个声音，
　　那是陌生却异常的权威，说： “”他们必须牺牲。””
　　噢，我们在他的掌握之中，弟兄们，我们在他的掌握之中。
　　
　　看到一只狮子狗裹着短袄，别着胸针；
　　看到门儿打开，让一只猫走进门；看到人们都在出国；
　　看到学生们扔砖头，看到””我的朋友比尔””在北大演说；
　　
　　看到春天的花和春天的鸟，
　　看到一条鱼在饭店前的水池里自在地游，
　　我们是新奇带一点儿糊涂，弟兄们，是新奇带一点儿糊涂。
　　
　　我们流浪，从80年代到又一个世纪，
　　我看见这个城市日新月异，万家灯火；
　　没有一盏属于我，弟兄们，没有一盏是我们的。

　　武装警察越来越多，防暴队伍有特殊的任务，
　　从东单到西单，他们要保卫权威和一种幸福，走去又走回；
　　他们在寻找你和我，弟兄们，他们在寻找你和我。

　　(原诗作者：余世存，2002)

“

“双周夜话”2002年第14期                                                    2002年7月5日

 

股民特权小议

 

 

最近读到两篇新闻，一篇说四川有一炒股者因股市低迷写信威胁中国证监会，并扬言要使用炭疽菌。另一篇说政府决定停止国有股减持，股市立即有了起色。

    我相信这两件新闻事件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不过，股民对证监会的不满需要理解。依我看，不满的根源是股民特权前一段时间得不到体现。当代中国有两个特别的特权群体。这就是城市人口群体和股民群体。城市人口特权出现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的计划经济时代，其基础是把公民划成两类身份的户口政策。股民特权出现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经济改革时代，其基础是让少数内部人先富起来的改革政策。说这两个特权群体“特别”也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们靠政策形成，不象传统的特权阶层或是靠其成员的人力资本，或是靠继承制度。这样，对这两个群体来说，原有政策的维持至关重要。第二个原因是他们既包括了传统特权阶层成员如知识分子和官员也包括了平民，所以，知识分子和官员能够以平民的名义来维护特权。例如废止户口制度会恶化城市就业形势，而在股市中浮沉的也有许多下岗工人。城市人口特权现在是众所周知了。中国已经放弃了计划经济，户口制度的废止已是大势所趋，口头上谁也不便反对，目前拖延的主要理由是时机不成熟。但股民特权似乎不多为人所知。股民特权的逻辑其实很简单：为了发展经济，需要资本市场；为了改革国有企业，需要股份化。因此证券市场是改革成果，上市公司是改革的排头兵。哪个企业能当排头兵，是政府的决策。上市之时，内部人就先富了起来；上市之后，还得保证股民富起来，以昭彰改革成果。这里最重要的标志当然是保持股价的上升趋势。如果不能上市，做假帐也得上，毕竟改革国有企业、发展证券市场比假帐重要。上市之后，若股价升不上去，也得做假帐，因为保护改革成果更重要。上市公司的假帐其实不能冤枉会计师：他们多是为了证券市场大局在忍辱负重。如果假帐还不够支持股市，政府就得出台各种各样的政策，以保障利好。这样的做法持续三、五年，股民习惯了，政府保证股民赚钱的意识定型了，股民特权就形成了。一旦形成，股民特权又反过来给政府造成强大压力。在股民看来，政府的责任就是抬高股价，使用什么方法是无所谓的。因此，政府的经济政策、监管政策只要对股市有影响，就得考虑股民们的利益，得让股民赚钱，否则便将遭到股民以及舆论工具的强烈反对。至于这些政策对农民、对其他人、对经济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和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作用如何，当然都不在股民的考虑之列，就象农民的贫困不在户口制度拥护者的考虑之列一样。可惜的是，由于各种原因，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政府可用来促进利好的政策不多，反倒是压抑股价的坏消息不少，股民对证监会对政府的不满自然可以理解。依我看，消除股民此种不满的根本之途，就是政府公开宣布不从股市、而从国民经济出发制订政策；公开宣布政府不再担保股民赚钱。这样，股民特权就将取消，股民的不满也才能指向上市公司、而不再指向证监会或政府；也惟有如此，上市公司才能感受到压力，证券市场才可能规范。

“双周夜话”2002年第25期                              2002年12月5日

 

散步在北大

    这几天在北京，晚上常常在北大散步。与国内大变面貌的其他大学相比，未名湖周围仿佛和我二十年前求学时一模一样，因此随意漫步，也不致迷路。北大给我的教诲太多太多。在北大，我才明白学者是怎样的人，知道中国文化的传承是怎么一回事，理解以天下为己任是怎样一种情感。仅就亲身感受而言，陈岱孙先生的高贵、胡代光先生的宽厚、厉以宁先生的识见，至今让我景仰，促我上进。

二十年前，我是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北大校门的。我在外地大学毕业前，有两条路可走，一工作一考研。当时自己已近而立之年，也一时兴起，盯上了北大：不考则已，要考就考北大。考取的希望本来近乎于零，但竟然侥幸得中，于是住入了紧邻当年教授（那可都是让学子肃然起敬的教授，而非今日忙于打工或奏折的“教授、博导”）住宅区的29楼，准备“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没有想到求无事却有事。那时刚刚开始有规模地招收研究生，要从学生会中分立出研究生会（我至今仍然没有理解分立的必要性，总担心是研究生要把自己区别于本科生的特权心理所致），系里同学竟推我去参与组织第一届研究生会选举工作。同学几乎清一色来自北大本科，而我刚入北大，不谙校园之例，本不该参与此事，但大家推我，只好勉从。那时北大还没有设学院。各个系研究生推举候选人，然后投票。我们这些“选举委员会”成员收集选票后便计票。按照规则，得票最多的前若干名便当选为研究生会委员，公布后，选举委员会便解散。没有想到好事多磨，在确定研究生会委员时却出了问题。原来几个和物理学相关的系都没有人当选。一时间有人抗议，有人建议。提出的补救方法有好几种，但每一种似乎都有难处。例如增加委员，但怎么让同学信服我们改动委员数目的合理性呢？重新选举，即使可行，工作量是否也太大呢？我们都是同样的研究生，不能够象“领导人”那样方便地改变规则并要求别人顺从。况且自己的责任在读书，谁愿意在社会工作上花时间呢？这时候，有人提出了一个方法：在场的我们把选票数改一下，让那些系中有一人当选就行了。这确实简便易行，用今天的经济学语言是“交易成本低”。但我的第一感觉是惊奇：在我崇敬的北大竟然会提出这样的方法。我立即表示反对，认为其他事情可商量，改选票则是我们绝对不应当做的事。那天晚上的最后决定是按照实际选举结果和事先确定的委员数公布当选的委员，第一届北京大学研究生会也就成立了。而我自己在北大，亦没能再卸掉做社会工作的担子。

今天，北大依然是我崇敬的学校。同时，北大的经历使我懂得，生活中有少数几条基本原则，是我们即使在和自己崇敬的机构、尊敬的人物发生联系时也不能忘记的。事实上，一个机构、一个人值得我们崇敬，就是因为他们坚持不在这些原则上搞机会主义。但是，如果我们普通人容易忘记这些原则，他们将很难坚持原则。我想，北大之所以一直受到我们的崇敬，除了因为少数名家大家在维护这些原则之外，也是因为北大许多普通学者、普通学生在北大生活的各个侧面（还？）没有忘记这些原则，因为许许多多在其它地方工作、学习的人没有忘记这些原则并且把坚持这些原则的希望特别地寄托在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