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亲和孩子

双周夜话2004年第3期                         2004年2月3日   

父母亲和孩子

 从偏僻乡村过年回来的一位年轻朋友给我发了一个邮件,谈到他母亲虽然希望他多留在家几天,但还是以“早点走,车不挤”为由来安慰他按自己确定的行程回城。这个理由虽是事实,但却使他感到愧疚不安。他说母亲无需也无力关心他学习或工作上的事情,但他感觉到母亲对他一直很有信心,相信他能够自己处理好一切。而正是母亲这样的信任使他增强了自信。

他的信引起了我的回忆。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我到学校集合出发去农村插队,父亲在外地,母亲送我离开家。十五岁的我,并不明白麦子也是草的一种,更不了解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因此既无悲伤的感觉,亦不理解母亲送我的感受,所以我把手从母亲手里挣脱出来,要自己走。母亲走得不及我快,渐渐落在了我的后面,且站住了。我知道母亲一直在看着我,看到我拐出那条长长的巷子。是的,她不知道我离开家之后具体会干什么,怎么干。母亲没有上过学,所以小时候在她身边上学时,她没有指点我应该学什么,怎么学。她没有要求过我什么,现在上学成绩要多高、长大后职业要多好、房子要多大,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些,她没有指望我给她带去名誉或者金钱,但会接受我可能给她造成的屈辱或者困窘。然而,在她放我走的时候,她给了我健康的身体、健全的心理和善良的感觉。

    我不知道那位年轻朋友今后如何发展,他感受到母亲对他好好做人的期望和信心,没有感觉到对他选择特定专业、职业、生活地点、收入、成就、房子、车子的要求和压力,从这点来说,他有很大的空间发挥自己。就我接触的情况看,这位年轻朋友是幸运的。许多父母对孩子有太多的希望,对孩子的学习成绩有太高的要求,对孩子的专业、职业、单位、薪金有太多的指点。我认识一个朋友,他的孩子对小动物有兴趣,长大想做动物医生,但我的朋友不同意,理由之一是上海没有这个专业,而孩子又只应当读上海的大学。还有一个朋友,父母亲坚持拒绝和他的妻子 ―― 结婚前是农村人 ―― 见面。而这些父母,都有各种各样的学位,不象那位年轻朋友的母亲、我的母亲那样近乎文盲。有了学位似乎就有了指点孩子的资格。孩子应当重视这门课而不是那门课,应当对这样东西感兴趣而不是对那样东西,应当在这个城市工作而不是在别的城市或乡村,选择的配偶应当这样而不应当那样。为什么要如此指点孩子呢?因为据说社会风气太坏、竞争太激烈,如果孩子不这样而是那样,将来恐怕在社会上没有立锥之地。我知道这些父母亲非常爱孩子,完全无私地爱,因为他们早已不把光宗耀祖视为培养孩子的目的。但我总怀疑这样的爱太狭隘。如果社会是残酷竞争的原始森林的话,那么,孩子未来面临的竞争恰恰不允许父母亲用自己的眼光和常见的程式来培养孩子。孩子特殊兴趣和情感的出现更非父母亲能够计划的。人生是生动活泼的,事先的人生计划只能使生活枯燥,使孩子失去兴趣。孩子需要本领,需要学习和工作的成绩,但这首先不是为了击败对手或应付生存竞争,而是孩子健全心理和人生价值的一种体现。孩子今后或现在进入的,也不是只有父母才可信赖的原始森林,而是会有许多朋友、同心或同气朋友的人类社会,因此,人性的培育对孩子的未来更为重要。而在培养人的方面,有学历的城市父母不一定强于文盲的乡村父母。其实,教给交给孩子做人的基本素质,然后任孩子去飞,可能是古今中外许多孩子能够成功能够快乐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很敬佩我的那位年轻朋友的母亲,她完全可以要求孩子找个高收入的工作,帮助全家脱离乡村的贫穷,但她没有提,她不愿意增加孩子的负担或约束。我也相信,这位年轻朋友不管干什么工作,在哪里工作,都会象她母亲希望的那样做的。

要公平、不要照顾

双周夜话

要公平、不要照顾

    要公平不要照顾,这不仅是市场经济的要求,而且是做人的要求,是我们在任何时代处理社会事务的基本原则。在一个特权横行、后门泛滥的社会里,要公平,不要照顾,尤其应当是每一位远离特权、没有后门的大学生对社会的呼吁和要求。这是因为,第一,如果要照顾,也不会照顾到他们。能够获得“照顾”的人几乎百分之百是有特权的人,是能够打开后门的人。这一点,看一下2003年在网上被揭露的上海交通大学“照顾”入学的人的名单和背景,或者对善良的人来说,看一下(也许要等20年后?)解密后的各学校的文件,就会明白的。第二,即使他们中的个别人能够受到照顾,这样的以牺牲更优秀的他人为代价的照顾也是不应当的;第三,特权制度本身必须废除,而不是你或者他中间那一个享受特权、获得照顾的问题。

然而,也许因为我现在担任经济学院院长的缘故吧,在进入一年一度的硕士研究生录取阶段的时候,我收到了若干给我个人的要求照顾的信件。这是一些分数还不低、但担心不被录取的考生的请求信。他们都来自农村或者城市底层家庭。他们希望我多多考虑他们的情况,录取他们。对此,我要说的是:你们找错了方向;你们给我的信应当要求公平,反对照顾:只有公平,在你们符合录取条件的情况你们才会真的被录取;如果谈照顾,那因“照顾”而受到委屈的恰恰是你们。

当然,在任何特权社会里,我们都看到本来受到不公正的歧视、但得到了领导照顾的少数几个人的感激涕零。像谈家帧、姚雪垠受到重视的例子,至今还被人津津乐道,而知识分子的全体受压制、学术和文化的全面受钳制的不公平状况却被淡忘了。这样的例子容易使年轻人希望成为大大小小的谈家桢、姚雪垠。年轻人会以为,他们之所以没有得到照顾,是因为他们的姓名还没有为领导所知。于是,在本来需要公平、需要他们维护公平的时候,他们却觉得最需要的是领导对他们的个别照顾。想到这里,我不禁有心痛的感觉。

有一位考生寄来了她的三好学生证书复印件。我不怀疑证书的真实性。但一个大学毕业生不要求公平而希望照顾,他无论如何够不上好学生的标准,甚至够不上大学生的标准。公平而非照顾是基本的行为理念。一个没有特权的大学生应当具有这样的理念。这不但因为他几乎不可能得到照顾,而且更因为他应当懂得,现有的特权是不应当保持、也不应当用新特权去推翻的。而一旦他获得了照顾,他就加入了现有的特权制度,便可能永久地失去了呼吁公平反对照顾的心理能力。

要公平不要照顾,同时也应当是每一位靠关系而可能打开后门的大学生的理念。因为,社会的最终改善不但取决于没有特权的大学生的呼吁,而且更多地取决于有特权的大学生的自律。这里,仅仅就给我来信的考生同学而言,你们不但要呼吁公平,反对照顾,而且应当思考设想如何才能够实行公平。就我可做的事情而言,我想推动的是,在网络上公开达到一定分数、比如教育部或者学校的最低录取分数线的考生名单和分数。我想,对公平来说,重要的不是让考生知道个人的绝对分数,而是要让公众知道所有考生、至少是有录取可能的考生的相对分数。如果原先来信请求照顾的同学现在能够对我的想法提出意见和进一步的建议,我们追求的公平将会有更大的希望。

善良的局限性

“双周夜话”2002年第21期                                                          2002年10月8 日

 

 

善良的局限性

 

在真、善、美三者中,我原先特别重视善良,以为善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而所谓的善良,便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以为这是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而真、美在我心目中是次要的。

但是,许多事情促使我渐渐地转变了看法。远的不谈,就说前些天的一次聊天,天南海北、突然谈到了出版。一位在省市自治区级别的机关工作的人推测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在美国德国肯定是非法出版物吧?!“这使我吃了一惊。为什么?说话者是我很熟悉的人,也很善良。照说他读过不少书,至少梅林的“马克思传“他读过,我知道。在省级机关,学校、开会、参观的机会也多,接触面、知识面不能说狭隘。但为什么做出这样的推测呢?在当时的聊天场景下,这显然是好心人在推己及人:既然批评我们国家制度的书籍在我们国家是非法出版物,那么,批评美国德国制度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在那些国家被当成非法出版物也是可以理解的,甚至那些国家也应当把“资本论“划为非法出版物。我们自己希望做的,当然也得允许别人做。况且人之同心,事之同理,我们这样做,别人也肯定这样做。

然而,他这一次的推测是错误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从第一版起就是德国美国的正式或者合法出版物。它从来没有非法出版过,马克思自己没有、后来形形色色的出版社也没有在出版它时应官方要求而做过删改。在希特勒统治德国的短暂年头里它被做为犹太人的作品和共产主义的作品,而从合法出版物变成禁书。希特勒一倒台,“资本论“又成了合法读物。所以,“资本论“有过被当成非法出版物的经历。但美国是战胜希特勒的主力,现在的德国又和希特勒明确了划清战线,因此不能把他们和希特勒混为一谈。同时,“资本论“在美国,在希特勒之前和之后的德国,都是在正规的书店可以买到、在正规的图书馆可以借出的书籍,这一点,有过美国、欧洲经历的人都可以证明。而且,他们还可以证明,那决不是为了让我们中国人参观或考察而特地摆到书店和图书馆展示的(否则又有朋友可能会合理推测)。

    由此我体会到,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善良,有着严重的局限性。这里的关键是我们每个人生活环境的狭隘。一个善良的人根据自己在所熟悉环境下行为处事的方式来希望别人,诚然是不错的。但他往往不知道世界上还存在着他不熟悉的环境,不知道如果越出他熟悉的环境,他的推己及人就会得出不真实的推测。如果他按照自己错误的推测去办事,他的善良心愿很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弥补这一局限性的具体方法,是我们祖先教导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了解自己不熟悉的环境和那些环境下人们的行为方式;弥补这一局限性的抽象方法,是西方人所说的追求真,追求适合于所有环境的普遍真理。不重视真的善,只能应用于日常生活;超出了日常生活范围,就可能变成不善。只有以真为基础的善,才是普遍的善。而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已经成为大范围的社会网络的一部分的今天,日常生活的善转变为社会生活的不善,是非常可能的。因此,“真“已经成为“善“的必要条件,“真“的重要性一点不次于善。

神舟五号:中国与世界

“双周夜话”2003年第18期               2003年10月14日

神舟五号:中国与世界

    报载神舟五号即将发射升空。这是中国第一次发射载人飞船。我衷心祝愿这一次发射成功。

这次发射将产生中国第一位宇航员或第一个宇航员集体。在太空中,这位宇航员将向翘首仰望他们的我们以及全世界人说句什么话呢?为此新浪网在征集网民的意见。 

人类第一位(前苏联)宇航员向我们说过什么,好像已经被(至少是不生活在前苏联的)我们遗忘了。不过,1969年7月21日,第一位踏上月球的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向着全球亿万通过电视和广播关注这一历史性时刻的人们说了一句话:“对于一个人来说,这是一小步;可对人类来说,这却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却流传下来了。

    1969年的我虽然只有十六岁,但已经养成了读报的习惯。可惜的是,那个历史性时刻对我和所有普通的中国人是一个禁忌:也许因为那是美国人第一次登上月球,所以这个消息没有出现在中国任何新闻媒体上,尽管阿姆斯特朗虽然没有提到中国,可也没有提到美国。

    国内媒体过了多少年才开始提到人类、而不仅仅美国人的第一次登月,暂时还无暇查证。但今天,我们都开始跳出了“中国”的圈子,开始心平气和地谈论比如微积分的建立、学校的出现、计算机的发明等不是中国人创造的人类成就。然而,中国第一次载人太空飞行毕竟是一件大事,作为中国人很难不激动,因此,网民们所建议的中国宇航员对地球万千大众的话,多数也是祖国伟大、民族复兴等。

    确实,中国人为自己的宇航事业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据说仅仅这一次神舟五号就耗资24亿美元,而神舟五号上天本身就足以表明中国的强大。每个中国人都为祖国的强大而自豪。但是,没有神舟五号,我们的祖国仍然伟大。我们民族的复兴可能更重要地表现在贫困人口的减少和贫困者的个人尊严被尊重上,否则的话,四十年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就表示了中国民族的复兴,而用不着今天的神舟五号来承担这个民族使命了。另一方面,神舟五号上天不仅仅是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强大的,甚至不是为了显示中国强大的,因为绝大多数国家的国力从来就比不上中国;少数国家强于中国,但没有他们对神舟五号项目提供的部分关键技术,没有那些国家的许多人是为了人类而非他们的国家才建立的现代科学,没有那一些人的探险和失败,也不会有现在的神舟五号上天。太空活动尤其具有人类共同体的性质,所以,在神舟五号顺利升空的激动时候,如果我们中国人首先想到的是人类,而不仅仅是中国人,中国宇航员对地球上的所有人说的话,也许才不会很快地被世界大多数人遗忘;中国融入世界,也才更象是为了对包括中国人自己在内的人类做出更大贡献,因此,如果中国宇航员真的要对我们说什么的话,我支持他(们)使用网民提议的“世界和平才有这一刻”或类似言语。

既要私有化也要规范化

“双周夜话”2004年第17期                                      2004年8月31日

 

既要私有化也要规范化

 

近来一些中国网站开始大规模地争论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这次讨论的缘起是香港的金融学教授、公司财务学研究的国际一流学者郎咸平对中国包括海尔、TCL这样著名公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中公有资产严重流失的批评。据说他就此撰写了一份研究报告。我在网络上还没有找到他的报告。但直觉告诉我,他抓住了中国目前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就是中国私有化的规范问题。同时,他抓住问题的方式是通过具体案例从微观层面上揭示中国公有(以下简称国有)资产在私有化过程中流失的严重性。这种方式比起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学者仅仅从宏观层面上强调现行私有化方式的错误和危险,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在这场争论中,我的观点很明确:既要私有化,也要规范化。中国公有经济必须私有化,而私有化必须公开和规范。

近十年来,中国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是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不争事实。尽管网上和网下的媒体全都忌讳私有化这个词,而使用似乎只是改变经营权的“民营化”字眼来指代私有化的事实,但无论政府官员还是企业经理抑或经济学家,都明白中国从事的国有资产“改制”是改变所有制,是把它改成私有制,是实实在在的私有化。为什么要私有化?原因很多,这里只提及一条的:国有企业的经理们不愿意为别人打工,而希望为自己打工。他们的愿望自然是合理的,因此,为了提高企业效益,必须满足他们的愿望,国有企业必须私有化,让这些人不但掌握企业的生产经营权、剩余(即收益分配的)控制权,而且掌握企业的资产所有权。既然政府没有能力识别出至少也愿意打工的经理,既然政府没有能力管理和节制不愿意打工的国有企业经理们,既然经理们在私有化之前已经用各种方式转移国有资产,那么早一天私有化确实比迟一天私有化好,因为迟一天私有化,国有资产就多流失一个亿甚至十个亿。就此而言,私有化是中国经济的必然之路。我读的郎咸平言论不多,但似乎感觉到他可能反对私有化,认为国有企业的效益不比私有企业差,国有企业也能够做大做强。但他这样论证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注意到,中国政府既没有任命国有企业经理的法律程序,也没有建立对他们的公开奖惩机制,更没有任何监督和约束企业经理的有效方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工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董事或者驻企业特派员,因此,中国的国有企业是无法维持的。如果不私有化,它的结局就是被西装笔挺的企业高管和政府官员偷走一部分、浪费一部分并最后破产。

但是,另一方面,我完全同意郎咸平先生规范私有化的观点。我也同意他的观点,就是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不是私有化与否,而是私有化规范的与否。私有化本身的正确并不同时意味着私有化可以不加规范,可以采取任何方式。“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使中国富裕起来的)的猫就是好猫”的口号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之所以正确,是因为邓小平所用的猫恰巧是市场经济。如果他在这个口号下用勃列日涅夫强化计划的猫,这个口号就是错的,尽管邓小平也能够用从文化大革命中恢复过来的经济成绩证明其暂时的正确。在今天,“不管白猫黑猫,使国有资产私有化的猫就是好猫”的口号之所以不正确,就是因为中国用的猫,恰巧是不公开不规范的私有化方法,是官员和经理的腐败和偷盗起着重大作用的私有化方法。腐败和偷盗确实能够把国有企业私有化,就向四人帮1976年上台的话也会振兴中国经济一样,但在这两种情况下,中国经济都不会稳定。而应用目前的私有化方式,中国很难建立稳定的私有制。我的理由很简单,一个不保护国有资产的国家不可能稳定地保护私有资产,就像一个不保护私有资产的国家也不可能稳定地保护国有资产一样。这是中国的一个制度怪圈。中国只有从这个怪圈中走出来才有希望。然而,由于大规模公有资产的建立总是伴随着历史的非理性甚至暴力,所以,中国走出怪圈的希望仅仅是在建立私有资产的关头,仅仅在于公开地规范地建立私有制。用欺骗的腐败的方式私有化的结果,将可能是为下一次公有化准备条件。当然,这一点已经超越了一事一议的经济学理性范围。

    在当前制度下,中国本来可以把私有化做的公开得多、规范得多。比如,由人民代表大会公开决定上市的私有化公司可以送给或者低价卖给经理和职工的股份比例范围、送给或者低价卖给政府官员的股份数量范围;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和公布私有化的主要程序和日程;聘请社会贤达或者处在公开化言论监督下港澳台专家观察若干私有化案例;对已经私有化的公司的私有化过程作出评估;对国有资产因私有化而出现的变动发出公告;对私有化的收入做专项管理等等。国有资产管理局和国务院作为国有资产管理者,不具备出售尤其大规模出售国有资产的资格。由人民代表大会对私有化作出基本规范,这是私有化取得合法性的第一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下一步的私有化(或者媒体用词“民营化”)应当能够公开地规范地实行。

儿童节的感想

“双周夜话”2003年第11期                  2003年6月2日

 

儿童节的感想

 

六月一日,儿童节到了。工作之余我来到同济大学校园内的三好坞公园。在以建筑专业著称的同济大学里,三好坞以其小湖、小山、小亭、小径,总把我带回童年时常常嬉玩的小公园。童年时看着新奇的世界,生发出无数的问题:为什么树叶放水上不沉,为什么猫的名字是猫,为什么叔叔和阿姨那么高兴。我得到一些答案,又出现新的疑问。我读书、思考、争论,我希望有仲裁,但每一次父母的、老师的、哥哥姐姐的最后答案都不能让我服气。于是又读书、又思考、又争论,直到走进大学,直到走上讲台。

如今,年过半百的我已经了解,最后答案是不存在的;我也已经明白,童年天真地表现出来的好奇,好问、好辩天性,在成人这里虽然表现得更含蓄、更理智、更曲折,但正是这一天性保证了成人的活力。可惜的是,成人世界多了功利、权术和势力。在它们的日熏月侵之下,我的祖辈、父辈直到我自己渐渐地接受现状,不再新奇,不再发问、不再辩论。同时,接受现状又确实能够给我们带来功名和利益。然而,功利的化妆并不能够让人年轻。一个不再好奇、好问、好辩的人是真正衰老的人,由这些人组成的民族是衰老的民族。三百年前,康德认为中华民族是个衰老的民族。当我看到包括自己在内的许多同胞不觉新奇、不敢疑问、不愿辩论的时候,我不能不承认康德的话有一定道理。一百年前,身为中华民族复兴一先锋的梁启超看到了少年中国的萌芽。回顾从那时以来的100年历史,我想,懂得仅仅为了强比欧洲、富敌北美,少年中国之萌芽也是没有希望的。中国民族返老还童之本,不在于它的物质富庶,而在于它恢复好奇、好问、好辩的天性,在于它建立起适用于每一个人的让人好奇、促人好问、容人好辩的制度,在于我们每一个成人自觉地好奇、好问和好辩。三好坞把我带回童年,也令我梦想着恢复青春的中国和保持年轻的人类。

 

                                                                                                  成于2003年6月1日

国企出售的公开化是社会行为的基本准则

“双周夜话”2004年第19期                                     2004年9月28日

 

国企出售的公开化是社会行为的基本准则

 

       不知道从何时起,我对社会热点问题变得不甚关心了。有一段时间家里没有电视机;有了电视机后也很少看新闻,而电视新闻往往也不播送热点问题。比如国有企业出售或者私有化的问题,我直到2002年夏天才意识到 ――当时一位刚得到企业很多股权、但对自己的一日暴富又觉得不妥的朋友找到我的门上。那时我才意识到中国的私有化已经走了多远、国企的私有化又是多么黑暗。一旦我意识到它,我就意识到解决问题的症结所在:私有化的规范化。尽管我开始查找文献,了解私有化的理论和实践,但是从我意识到它开始,我就强烈地感觉到私有化必须公开(public and open):公开信息(let information public to all), 公开竞价(let pricing negotiations open to all)。这是因为在我看来,无论对于赞成还是反对私有化的人,无论以什么样的理论为依据,无论国情、厂情多么特殊,只要一个国企搞私有化,公开化就是第一位的。

       确实,我们在中国建立的许多理论,分别从公平、从效率、从可行、从政治过程、从法律框架、从经济人、从不完全信息、从自发行为、从企业家定义、从治理结构等许多角度出发,支持或者反驳地下私有化的必要性。但所有这些理论都不如日常生活中的一句话有力:大家的东西大家管。而大家管的前提就是对大家公开,public and open to all。

       我不妨举一个例子。现在我们有好些理论来说明在什么情况下不应当偷窃:偷窃收益小于偷窃成本;偷窃收益小于被发现的概率与处罚额之积;司法机构查证偷窃的成本小于法院确证后处罚偷窃的收益,等等。然而,我们同时必须明白所有这些理论都远远逊于幼儿教育的一句话:不偷窃。

       因此,在我们发展理论的时候,我们必须牢记我们作为一个人、尤其作为我们自己孩子的榜样所应当具备的某些基本品质。只有在这些基本品质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谈理论,谈特例,而不是用后者来抹杀、否定或者大范围地限制它们。比如对于不偷窃,我们不能够用公平(别人都偷)、用效率(偷更容易得到)、用可行(偷很难被发现)或者其他理论来支持,不管这些理论看上去多么科学、模型多么精致、逻辑多么严密。

       同样,在国有企业私有化方式的问题上,公开化是第一位的。只要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还具有不偷窃的品质,还不用公平、效率等各式各样的理由来为偷窃辩护,那么,在国企私有化方式上,他就会要求公开化。这里,我们既不需要公平、效率、可行等各式各样的理由,也不需要不同理论的共识。这是因为,就像不偷窃一样,国企私有化的公开化,从本质上说是不需要证明也无法证明的。为什么如此?就是因为这里牵涉到的不是科学,不是理论,而是为人处事的准则,是社会行为的准则。在这里,一个人感受到的不是科学的逻辑或理论的精巧,而是类似天主教上帝的救赎召唤或儒家先哲的求仁欲求。它们不属于任何一门研究人的行为的社会科学,但它们是比所有社会科学更重要的人的行为准则,它们构成了所有社会科学的前提,就像欧几里德的五个公理构成了欧氏几何学的前提一样。就国有企业私有化来说,只有在公开化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讨论如何私有化,讨论为达到私有化的不同目标并在一定条件约束下最好地实现其中某个目标或者某些目标集合的私有化方式,讨论如何建立自己的理论,展开学术的论争,并对实践发挥不同的作用。没有了公开化,全部私有化理论也就不复存在。这也就是我们不能够用私有化理论证明私有化需要公开化的原因,也是我所知道所有全世界现存的私有化理论、私有化模型都把私有化的公开作为前提(并且是不言而喻的前提)的原因。因此,我们实在不必要把私有化是否应当公开化当成学术问题来讨论,而是应当回到它的本来性质:一个人或一个政府行为处事的准则。

人权、人的动物权利

“双周夜话”2003年第6期                                                             2003年3月25日

 

人权、人的动物权利

 

人权这个概念,如今已不新鲜。有次见到亲戚问正在写信的中学生的孩子信写给谁,中学生一扭头,要保密,这是人权。其实,不满18岁的孩子,既不能够承担自己行为的完全责任,也还不能够行使人的完全权利。但知道了人权这个概念,总是一桩好事,要明白,10年前的1993年,人权还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概念。

人权有很多内容,例如与人的动物性质直接关联的权利,与日常人际关系直接联系的权利,象通信保密权,有社区生活的权利,当然还有政治上的个人权利。但从人权概念传入中国起,中国人似乎就把它理解成人的动物权利。因此,近二十年来,中国人做为动物的个体权利的恢复速度,恐怕在全世界能够名列第一。首先,大多数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做为一个动物,中国人能够吃饱饭、穿暖衣了。二十多年前还不行,那时,即使一个农民生产的粮食够吃,他也得先交给国家;国家留一些给他,让他充饥。所以,动物的觅到足够食物就能够吃饱的权利,人还没有。据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森的饥荒仅仅出现在专制政府的命题,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二十年前,我在北京读书,口袋里的钞票没有几张,但粮票有好几种:米票,在食堂买米饭用的;面票,买馒头用;杂粮票,买窝窝头用。现在这些票证都成了历史。其次,中国人在性关系上的动物权利也恢复了,而且一下子几乎恢复到几千年之前。二十年前,我在大学时,大学生还不允许结交异性朋友,婚前性行为更是了“流氓行径”。如今,中国人不但挣脱了婚姻对性关系的规范,而且超越了情感对之的约束。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看,动物遇到异性便能够交配的权利,在中国的媒体上已经得到认可。从正式制度的角度看,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对婚姻登记还有个户口登记天数的限制,德国对离婚申请还有两年不处理的等待期,号称在传统上最重视家庭的中国,如今则是报了户口第二天就能办婚姻手续,提出离婚两个星期就能拿到离婚证。第三,中国人的动物行为权利也恢复了。动物通行的规则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今天这个规则在中国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强者一会把一所中学变成民办,一会把一笔资产转到外国;弱者或投机附炎,或钻小空子,以求生存或求从强者处得些许余羹。

       动物求的是生存权。人的要求当然不止这些,否则“君子不食嗟来之食”的故事不会流传至今。中国人现在跨过了温饱阶段,正要建设小康。小康不是动物的概念,它仅仅属于人。看来,中国人“人”权的恢复已经有望。但就象驯化动物那样,中国“人”权的恢复可能首先要求每个人尤其强人对其动物权的节制。

五十而知天命

“双周夜话”2002年第7期                                                             2002年3月28日

 

 

五十而知天命

 

时光如流,逝者如斯。对我来说,到本月份,人生已入第五十个年头。还清楚地记得在二十岁的时候,想起孔老夫子的人生说法,便以为自己年十五而志于学,二十而立,因为当时在经济上已经独立,思想上大概也独立了。三十年过去,今天又想起夫子的说法,才意识到自己应当是知天命的年龄了。

然而,什么是天命呢?夫子没有明讲。后人的解释似乎也不多。我想,天命也许是生活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如果这样解释的话,那么,假设不是夫子自谦的话,则连圣人都过了半百,生命度过了三分之二,才知道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可见知天命之难。当然,历史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今天的人完全可能比两千多年前的孔夫子更早地懂得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否则,我们如何能认定历史真在发展、时代真在进步呢?

       可是,生命的价值又在哪里呢?我想它存在于夫子说过的“仁者爱人”上,也就是善上。人是一种特殊的生物,它只有在群体中才能生存,群体生活又使得它最终成为有自我意识的生物。因此,人自我意识的对象,本质上不是人与物的关系,而是人与人的关系。事实上,每个人或早或迟都能体会到,最能令我们对生活有所感悟的,不是我们对物的感受,而是我们对人与人关系的感受。而在人与人关系中,最能拨动我们心弦的,是善心善行。这也就是我们至今仍然在读唐诗宋词、歌德莎士比亚,而不去读牛顿、爱因斯坦的原因之一。在真善美中,善是最重要的。没有善,人依然可以求真求美。大大小小的自然科学家在寻求宇宙的真,大大小小的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在寻求社会的真、人的真。一个人完全可以认为财富占有就是人与人关系的真,并且认为自己在人与人的财富竞争中采取任何手段都是完全正当的。同样,追求美的人也不必是善良的人。但只有善才能使我们感悟到生活在人类群体中的意义,感受到真和美给我们带来的享受,而避免真和美可能给我们造成的无望甚至绝望。善良的人也可能说“善意的谎话”,可能在追求大家公认的美时退避三舍。而此时,我们不但不会感到假和丑,反而会感到一种更深刻的真和美,这就是善对我们心灵的重要性高于真、美之处。善良的人完全可以参与竞争包括财富的竞争并取胜,他和不善之人的区别在于他自觉而不是被迫地遵守竞争的规则并且以爱人之心平等之礼对待失败者。因此,夫子说的知天命,就是懂得以善待人,凡事出以善心。至于什么年龄才知天命,我想是不重要的,尽管我也是在50岁才写下这篇文字的。重要的是,在许多社会精英知、行背离的今天,自己如何把对天命的知付诸实践。

对上市公司审计新规定的疑问

对上市公司审计新规定的疑问

 

2001年值得中国人大大庆祝一番的大事之一,是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多年来的愿望,是政府近几年的施政目标之一,如今实现,当然值得庆祝。然而,从2002年1月1日起,中国国内公司要新发行A股或增发A股,其财务状况不但将经过中国会计事务所的审计,而且将经过外国会计事务所的补充审计。这一规定,似乎却又与世贸组织精神有相左之处。

加入世贸组织,本来是将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让中国市场按国际惯例行事。然而,一国公司在本国发行股票,要经过外国会计事务所的补充审计,这一行事方式,据我所知,不是国际惯例。一面加入世贸组织,一面又违反国际惯例,这是使人难以理解的第一点疑问。第二点疑问,本国公司在本国发行股票,要经过外国会计事务所的补充审计,这一规定,是否有损于国家主权之虞?第三点疑问是,即使不谈主权问题,仅仅谈经济的全球化,那么,中国的会计事务所和外国的会计事务所也应当作为同等权利的法人主体参与市场,为何外国会计事务所的审计不需要经过中国会计事务所的补充审计,而中国会计事务所审计的与外国没有直接关系的业务,要经过外国会计师的补充审计呢?中国会计事务所岂不成了二等公民?世贸组织倡导的市场竞争平等又从何说起?

       那么,深受这一新规定之害的中国注册会计师为什么不大声提出异议呢?要知道,这些会计师就收入和社会影响力来说,都属于中国的佼佼者之列。对此的解释之一是许多会计师做假帐。做假帐者如卖假货人,当然没有权利、至少没有同等权利参与市场竞争。但一定要冒既违反国际惯例又可能有损国格之风险来请外国会计师做补充审计,其前提必然是做假帐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占中国注册会计师总数的比重非常大,以致于不得不请外国人来把审计关。可是,中国的注册会计师不仅受过高等教育,而且多数立过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言,加之人人风度翩翩,谈吐不凡,在我心目中原本是品行高尚的优秀公民。我无法想象我遇到的10位这样品貌双全的会计师内可能有6人或者更多人竟然在做假帐!!中国会计师的人格何在??因此,我衷心希望这种解释是个错误,希望早日读到充分尊重中国会计师人格和中国国格的解释。

2002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