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O的合法性及当前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理论的缺陷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4年12月18日
一、 MBO从小型国有企业拷贝到大型国有企业的问题
我国的国企产权改革所运用的管理层收购模式在县市中小企业里进行实施时，基本上未遇到阻力。自山东诸城“全卖光”开始，经历了一个开始由企业全体员工持股 [即EMBO] 到后来仅仅管理层人员持股[MBO]的过程。在这一阶段，许多企业的MBO尽管有许多阻力，职工有许多意见，但大都在地方政府的调和下最后完成。管理层收购这一国企产权改革模式只是在行进到大型国有企业时，才遭遇到越来越强烈的社会舆论抵抗。
由此看，中国的国有企业MBO改造与国企的资产规模和历史时期有密切的关系。当企业资产规模不大和企业效益不好时，社会还具有一定的容忍度，但当资产规模较大并具有相当的竞争优势和经济利润时，再推行MBO便有过度瓜分国有资产之嫌。
二、管理层收购[MBO]的推行与技术问题
即使在爆发了郎咸平引起的一场大争论之时，一些企业的MBO改制仍然在进行，例如，山东烟台市的张裕葡萄酒公司，从7月份开始改制，到10月底完成MBO收购。13名高管购买了30%的股份，意味着平均每一名高管要出资近2000万元购买自己所拥有的股份。[见《经济观察报》2004年10月18日第21版。]
截止到2002年12月31日，张裕集团在职员工2846人，总资产为19.3亿元人民币，净资产为14.7亿人民币，扣除少数股东权益的净资产为8.1亿元人民币。这次进行的产权改制方案为：管理层和职工收购45%的股权，向国内外投资者出售40%的股权，另外的15%归烟台市国有资产管理局。
在企业内部成员收购的这45%的股份中，30%由13名企业高管购买，15%由全厂2800名职工购买。根据规定，普通职工最多只能购买5万元的公司股份，副处级最多可买50万元，处级领导可买80万元，高层集团领导可购买1000–2000万元的股份。这种购买方式被称为EMBO方式，即包括普通员工在内的企业产权收购。但从购买权限看，管理层人员与普通职工持股量的差距是巨大的。一个持股2000万的高管人员其持股量是一个普通职工5万元持股量的400倍。
当前我国所有进行的国企MBO操作方法，都是由管理层从银行或社会凑集资金，来收购属于自己的股份。张裕公司管理层也是用这种办法成立了一个控股公司。但是，在以往的许多收购过程中，都存在着企业资产评估的真实性问题。这种“自买自卖”导致多少国有资产被低估，是前一阶段我国国企改制的根本问题。
三、MBO的合法性问题
至今为止，所进行的国企MBO改制在信息披露上都明显不足，内部人购买的行为缺乏透明度。特别是，国资委的许多决定缺乏法律的依据。
中国政法大学蔡定剑教授在郎案发生之后撰文指出：“这些年我国国有资产严重流失，主要是对国有资产所有权归属认识错误和混乱造成的，这种错误就是认为国有资产由政府代表，结果地方的县市政府有权处分国有资产，实际上就沦为县长、市长有权处分国有资产。根据我国宪法规定，行政机关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在政府职权范围的事，行政首长有权作出决定。可见，政府行使国家所有权，就会在地方形成省长、市长、县长可以随意处分全民所有的财产的状况。这是很不公平并且十分危险的。一些地方一二个领导决定，或某个政府部门决定，就把大片的土地、资源给转让、划拔给私人或私人企业，把国有企业给卖了，根本没有经过人民的代表机关讨论决定，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见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网《谁代表国家所有权？》，
当前很多国有企业的改制既没经过人民代表大会，更没有征求职工组织—-职代会和工会的意见，只是政府官员和企业的厂长经理说了算。从宪政和法制的角度考虑问题，国家财产所有权要从人民主权的角度考虑，处理它要从正当的法律程序考虑。经济学家们讨论问题不考虑这些法治国家重要因素，不讲正当的法律程序，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就不可能是正当的。
谁有权处置全民所有的财产？按人民主权和代议制理论，只有代议机构的人民代表大会才有权代表全体公民行使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行政机关不是人民的代表机关，只是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它不能代表人民行使国有资产的所有权。这是一个宪政理论的一个基本问题。
依本人意见，处理国有资产的问题，仅有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还不够，还要进行更广泛的人民公决，如果不能进行全社会的人民公决，至少需要通过本企业全体职工的公决。但就目前我国的做法，基本上将“人民”排斥在外。
四、对MBO合理性的质疑。
在大型国有企业中搞MBO所遇到的第一个障碍就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经营者不一定是所有者，这是整个世界企业界所通行的规则。郎咸平以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老总韦尔奇为例，认为经营管理者就是公众资产的“保姆”，郎说：“韦尔奇做了20年的保姆，每年拿1000万美金的薪水，从来就没有当过股东，他的股权是通过激励机制按市价买回来的。通用是谁的？还是中小股民的。因为当初总经理这个机会是中小股民给你的，你做好是应该的。同样，国企老总哪一个的机会不是国家给的？如果不在1985年给你张瑞敏海尔冰箱厂，你将会干什么？你将会在贸易公司退休。现在国家给了你机会，你做不好反而是应该的，做好了倒变成自己的了，你们这些家伙还有没有一点良心哎！跟韦尔奇相比，你们不感觉惭愧吗？这点小功劳就觉得自己不得了了，我告诉你，民营企业如果都象海尔一样享有这些资源，都能做得象海尔一样。家电有什么难做？又不是集成电路、人造卫星，告诉你，我都会去做。我们神话了他了。”[引自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经济研究资料》2004年10期，48页。] （第8期）尽快制订“国有企业出售法” 朗咸平最近发表的关于中国大陆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中的资产流失的案例研究，至少揭示了一个事实，就是中国私有化过程中严重的不规范现象。我们知道，中国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的转轨，需要建立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在原计划经济时代公有资产、国有资产一统天下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转轨的任务之一，便是把很大一部分国有生产资料转变为私有生产资料。因此，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出现的私有化现象，在中国经济转轨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形成为现在的私有化趋势以致于私有化大潮。如果说在私有化初期，也就是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不规范现象，还可以说带有试验的性质，还更多地是为规范而获得经验，那么，90年代后期以来，私有化成为趋势，各地方各地区争先恐后地搞私有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继续不对私有化过程加以法律规范，中国就不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有资产的实际流失和国有企业改制的混乱，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给社会造成政府听任国有资产流失的恶劣印象。 中国现在已经处于国有企业大规模私有化的状态，但由于缺乏规范，目前的私有化状况可以用三个词来形容，就是无名、无法、无序。 无名，中国媒体至今不愿意面对中国的私有化趋势，这就使得中国的私有化“师出无名”。媒体用不伦不类的“民营化”来替代，而这又使得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极左派有了口实，从而增加了私有化的困难以及现在的私有化被推翻的危险。 无法，中国至今没有任何立法公开规范私有化，立法机关没有对私有化趋势发表过任何声明。目前规范中国私有化的最高文件应算国务院所属的国资委于2004年1月颁布的《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管理暂行办法》。但国资委不算立法机关；同时，根据《行政许可法》，国资委的行政管理需要有法可依，国资委可以而且应当在法律范围内制定更具操作性的条例、办法。但我国立法机关还没有对国有资产大规模出售发布过任何法律，所以国资委的“暂行办法”就成了无源之水。再次，在这么大规模的私有化面前，仅有一部“暂行”办法是远远不够的。最后，这个文件还非常粗糙，无法就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作出严肃的规范。 无序，在无名、无法的情况下，大规模的中国私有化便由中国各地政府、各国有资产主管部门、各国有企业自行其是，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方法在实施，而缺乏任何秩序和透明度。由于没有规范，补偿严重不当、定价严重不当、购买人严重不当等现象自然“公开地”地大行其道。 为了改变目前私有化过程的无名、无法、无序状态，中国能够做的，首先是立法，用立法的方式带动无名、无序状态的改善。我在这里郑重建议中国首先制订“国有企业出售法”。用这个名称倒不是非要避免“私有化”或“民营化”的名词之争，而是因为，中国很多国有企业属于地方国有。如果这样的资产要在各地方政府之间转手的话，例如一家上海地方国有企业要转手给湖南省的话，那就不是私有化，而是国有企业在不同地方政府之间的买卖。显然，这样的买卖也是需要规范的。不过，我要强调，这里提议的“国有企业出售法”首先规范的是向私人部门出售国有企业的过程。 为什么要制定这样的法律？我的理由是： 1. 国有企业的大规模出售，是一件大事，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本来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经济中，它更是一件大事。这样的大事本来就需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决定，由它立法来决定。 2. 国有企业是中国全体公民的资产，它的大规模出售自然要由全体公民来决定来规范。政府负责管理这些资产，正像国资委的全名“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所表明的那样。政府作为管理者不具有改变企业所有权的权限。他们的权利所及，最多也只能够在管理的范围内小规模地出售一定的国有资产。而大规模出售，显然远远超出了政府的权限，需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即所有者的明确授权。 3. 正常的规范企业出售的商法、民法不足以规范大规模的国有企业出售：1）目前的大规模国有企业出售是一次性的，它的许多重要特点不是规范正常企业买卖行为的法律所能够涵盖的。2）国有企业和通常的私有企业不同。国有企业在出售申报、资产评估、购买人资格认定、国家权益保护、该企业职工权益保护尤其是就业保证或失业补偿、企业后续投资或者经营的许诺、出售过程的公开化程度、以及最后它的定价和对这一过程的追溯等方面，都远远不同于私人企业的出售。 因此，我们无论是从宣示的角度，还是从出售过程的技术性角度来看，国有企业的出售确实需要专门的更详细的法律来规范。 我所设想的《国有资产出售法》的主要内容可能包括下述方面：1．国有资产出售的公示2．国有资产出售的必要法律程序（例如申报程序、审批程序、审批完成时间、公示范围和时间等）3．国有资产购买人资格的认定，尤其是原国有企业主管人购买该国有企业的资格认定（例如国有资产购买人的身份认定，原主管人近几年的经营能力认定等）4．国有企业出售时原员工的继续就业条件和失业补偿问题（例如原员工继续就业条件和失业补偿的基本标准）5．在解决了继续就业和失业补偿问题的基础上，向原员工、原管理人员特别是原主管人发放奖励的规范。（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某一个国有企业不（仅仅）是那个企业的员工的财产。向他们发放奖励需要规范，如向原员工和原管理人员发放股权或其他经济奖励或者优惠购买股权的基本标准，这些股权应用的限制等）6．如果需要向原政府主管部门人员发放奖励，也需要规范7．国有企业资产评估的程序（这里可以引用有关的法规，后者可能需要相应修改）8．国有企业出售时的公开竞价程序（竞价的公开范围和标准，竞价程序、结果的确认等）9．无偿或者以象征性的低价向个人转让国有企业的程序（有些企业只能或者出于国家利益应当无偿或以象征性的低价转让给个人，这里将规范这类现象的申报、批准以及监督程序，包括对这类企业原员工和管理人员的补偿等的规范））10．国有企业出售后国家和购买者完成购买合同有关义务的监督（这里规范国有企业出售后，国家和购买者完成合同规定的义务，例如政府给予购买者的补偿、购买者许诺的新投资或就业职位等）11．主管国有企业出售的政府部门的职责（国资委主管的话，对国资委在这里的职责加以规范）12．国有企业出售计划的批准和出售进程的公布（国有企业出售的长期计划和短期计划的批准和公布，定期公布全国、地区以及个别国有企业出售的数据）13．国有企业出售收入的管理和使用程序（规范国有企业出售收入的专门帐户和管理、使用权限、程序，以及国家为无法以大于零的价格出售的国有企业的补贴出售所应用的补贴资金的规范）14. 其他需要规范的事项。 上述所有这些方面都需要法律的规范。有了这样的法律，我们才能够在一个基本的意义上说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走上了有法可依的道路，我们才有希望脱离无名、无法、无序的状态。 有人会提出问题：国有企业千差万别，怎么可能用一个法律来规范？我完全认识到国有企业的千差万别。实际上，每一个国有企业的出售都是一个特殊的事件，需要特别的方式方法。而且，确实有许多国家为大型企业的私有化一个一个企业地立法。然而，这些国家也有统一的私有化立法。因此，每个企业的特殊性不但不否定基本立法统一的可能性，而且更增强了基本立法的必要性。因为只有在基本立法，比如这里提出的“国有企业出售法”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避免对一个一个企业私有化时的严重不当，我们才能够有基本的准绳来判断一个一个企业的出售过程。 为了说明我的观点，可以举刑法的例子。犯罪嫌疑者的情况千差万别。每一个犯罪嫌疑者都是一个个案，都需要个别地特殊地处理。但为什么我们需要并且可能用一部刑法来规范对他们的处置呢，而不是把他们交给地方的法庭看具体犯罪情况而定呢？这是因为，尽管每个刑事案件都有自己的特点，每一个犯罪嫌疑人都是特殊的个体，但我们仍然能够把它们归纳为不同的犯罪类型，并用一部法律――刑法――来统一地规范对他们的量刑。几百年前由各地方官府自行裁决刑事案件的做法在废除时也有人以千差万别为由反对立法。但后来的实践，包括中国的实践证明了立法处理刑事案件的可行性。所以，千差万别不能够否定统一规范。 其次，国有企业尽管千差万别，但在出售时，他们都存在着和私人企业出售的重大差别，就是私人企业出售可以不公开、可以赠与、低价相送，也可以不考虑企业管理者和职工的就业及其他利益。但国有企业的出售不同。而这些共同差别就使得国有企业的出售可以统一地规范。 第三、国有企业出售的立法，不是要达到某种理论上的最优化，而是要把国有企业的出售规范到一个大多数人认为合理的合法程度。所以，这里所谈的不是国有企业出售的最优还是次优方案问题，而是规范每一种出售方案的制度框架的问题。这也和刑法类似。一个其犯罪行为被认定的人被判刑5年。这个5年可能是刑法规定的对他的犯罪行为量刑中的最低限。而另一个犯人的5年刑罚，也许是对他的量刑中的最高限。第三个被判刑5年的人，对他的犯罪行为的量刑在4到7年之间。所以，每个被判5年刑罚的人的情况极为不同。就第三个被判5年的人的犯罪行为而言，类似的行为可能在另一个法庭被判4年或者6年。然而，这样的差别不但不是不要刑法的理由，反而正是需要统一的刑法的理由，因为统一的刑法正好避免了对那个犯人量刑过轻（如无罪或者仅仅判1年）或者过重（如判10年甚至枪毙）的严重不当情况。 也有人会提出问题：中国正在考虑制定《国有资产法》，还有必要再制定《国有企业出售法》吗？我的回答是有必要。拟议中的《国有资产法》和我提议的《国有企业出售法》的性质不同。首先，企业和资产是不同的概念。企业是一个完整的经营单位，它的出售也是做为一个经营整体出售的，受到出售影响的是整个企业的员工，同时市场上往往不存在现成的或者可比的及格，因此需要专门寻求价格。但资产可能是一台机器，一个商标，它的出售不影响员工，它的价格容易确定。其次，《国有资产法》将规范的是长期的国有资产管理问题。虽然《国有资产法》应当涉及到国有资产的出售，但它只能够原则性地提及，不可能专门规范它，尤其不可能规范目前出现的大规模出售过程。再次，国有资产的目的、应用、规模、管理权限、国有企业负责人的任命等等，都需要在对国有资产有更清楚的认识之后才能够立法。而在目前的形势下，国有资产的目的、应用、规模等等，都需要在这一次国有企业出售基本结束后、至少在国有资产或国有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数量规模重新稳定后才能够被我们所认识。所以，《国有资产法》近期内可能难以立法。最后，没有《国有资产法》，我们也可以制定《国有企业出售法》，依据宪法和相关的商法、民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完全能够对《国有企业出售法》立法。 所以，中国制定《国有企业出售法》既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行的。我殷切地希望中国政府尽快着手，建立专家委员会，征集社会意见，尽快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议案，以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顺利通过《国有企业出售法》。 （完稿于2004年9月13日) 国资管理体制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汪立鑫博士 一、从效率角度看国资管理的改革方向：一个分析框架 （一）从效率角度看，国资管理的改革其根本在于如何提高国企的经营效率，而企业的经营效率，从根本上取决于经营者的努力程度z。 （二）经营者的努力程度z受两个因素的决定： 1、其所受的激励约束的强度，这与出资者在激励约束经营者方面的努力程度x直接相关； 2、经营者机会主义行为的空间的大小，即从经营者经营结果中辨别出经营者努力程度的难度，它与经营结果中的“噪声”大小有关，对于这一辨别难度，可以用实现有效辨别所需的信息成本y来表示。 Z=f(x， y)， zx′＞0， zy′＜0 对于无“差异”曲线z0 =f(x， y) ，有dy/dx>0， d2y/dx2<0 y z2 z3 z4 z5 z1 z1< z2< z3< z4< z5 x （三）提高国企经营者的努力程度的两个基本途径 1、降低辨别经营者努力程度的信息成本y，即减少经营结果中的“噪声”的大小。——为国企创造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 极端情形下，如果辨别经营者努力程度的信息成本y趋近于0，那么出资者在激励约束方面的极小程度努力即可使经营者达到充分努力程度：如将报酬与经营结果直接完全挂钩。于是，此时来自出资者方面的努力程度x的大小差别就变得无关紧要了。（对林颜夫观点的评论） 问题在于，辨别经营者努力程度的信息成本y最终有一部分是难以通过制度完善（体制改革）完全消除，这与市场不确定性有关，即企业经营结果中总有一定比例的“噪声”是无法消除的。这样，对国企而言，不从提高出资者的努力程度方面着手，是难以保证经营者的充分努力程度的。 2、提高出资者的努力程度x，即出资者对于自己在企业中的投资的“关心”程度。可以认为，出资者的努力程度与出资者的产权性质与特点有关，其基本要素包括： 出资者的产权是私人产权还是集体产权，如果是私人产权，其是分散性还是相对集中性的。 出资者与原始的自然人出资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层次 （四）要提高国企出资者的努力程度，就必然要改革出资者的产权制度，而这一产权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将集体产权变为私人产权，同时尽量减少直接的出资者与原始的自然人出资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层次。这些“产权明晰”的原则指向了一个改革方案：将国有产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而且是相对集中的私人投资者。 （五）如果国资管理的改革方向是将国有产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那么从效率的角度出发，就是要使这一产权出售的交易成本最小化，具体而言就是： 1、尽可能少的交易次数。因此优先考虑大宗交易，即优惠大买主，歧视中小投资者；另一方面，同一产权交易标的，安排尽可能少的受让谈判者，安排尽可能“熟悉”或“熟识”的谈判者，最极端的，只与一家进行协议谈判。 2、（同一产权交易过程）尽可能少的交易时间，（整个国有产权转让）尽可能快的交易速度。为达此目的，意味着在国有产权的转让中要大幅度地压价。 结论：如果只从效率的角度考虑国资管理的改革，那么这一改革就应该是： 将国有产权转让给私人投资者，由集体产权变为私人产权 优先考虑转让给有资金实力的大投资者，优先考虑协议转让方式。 压低价格以换取交易的时间和速度。 （极端情形：将一家国有企业白送给一家私人投资者，效率最高，因为交易成本最低） 二、从公平（正义）角度看国资管理的改革： 罗尔斯范式的应用 （一）国有产权与普通公民的权益真的已经无关了吗？ 有人认为，如果国有产权的实际控制权事实是完全掌握在少数政治精英手中，那么国有产权与普通公民的权益真的是毫无关系了，因此，从普通公民的角度而言，还不如尽快将国有产权低价转让给少数有实力的私人投资者，这至少带来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这代表很多经济学家的观点）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 普通公民对国有产权仍存在着追溯的可能性，例如抗议国有产权的低价快速转让，提出平分国有产权的要求，等等。 普通公民仍存在着将来从国有产权转让收入中受惠的可能性，例如如果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使得将来能确保国有产权的转让收入将成为统一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等等。 因此，如果当下的国有产权快速集中地低价转让给少数私人投资者，则上述普通公民增进自己福利的未来机会就大大降低了。 （二）现实中不同的利益主体从各自不同的利益立场出发，会对国资管理改革提出各自不同的公平原则。 1、在当下情形下有机会受让国有产权的少数有实力投资人可能会认为，公平交易就体现了公平正义，也体现了社会效率，效率就是正义。这也是多数坚持效率优先的地方政府领导人的看法。 2、企业内部职工则会认为，优先补偿内部职工的利益才能体现公平正义，因为内部职工在国企发展中做出牺牲最大，贡献也最大。 3、代表中央掌管财政资源的财政部则认为，尽可能高价地转让国有产权才体现了最大的正义，因为这符合国家的利益：它为今后的进一步的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行提供了一定的保障，而这些改革从根本上是符合全体人民的长远利益的。（例如在股市虚高时适时转让国有股权） 4、而不少非国企职工的普通公民则可能认为，均分国有产权则体现公平正义，因为这体现了全民所有的本来意义。 等等。 （三）罗尔斯范式的应用：“无知之幕”中的个体的正义诉求 1、如果个体处在“无知之幕”之中（注意，这里的分析与标准的罗尔斯范式有着相当大的偏离），即该个体只知道其将降生于正在开展国有产权转让的当下中国，但不知道自己的社会身份：是少数的有实力的投资者，还是国企的内部职工，还是政府部门的决策者，还是非国企的普通公民，等等。在这种“无知之幕”中，该个体会对于国有产权改革选择什么样的原则作为公平正义的原则？ 2、按照罗尔斯的范式，首先，国有产权的转让结果应该是尽可能地平均分配给全体公民。 3、其次，如果国有产权的转让结果是不平等的，则意味着国有产权优先转让给有实力的投资者。 按照罗尔斯范式中的公平机会原则，国有产权的出售应尽可能地公开，以使得尽可能多的人获得从购买国有产权中得利的机会。 为简化起见，将社会中的个体分为两类：有实力和机会购买国有产权的个体和没有机会和实力购买国有产权的个体，那么后者可视为社会改革的最少受惠者，因此，按照罗尔斯范式中的使最少受惠者获得最大化利益的原则，国有产权的出售应该使没有机会和实力购买国有产权的个体也从中获得利益的增进，而且是最大利益增进。应该按照这一原则来讨论如何设计国有产权的转让方案。 国有产权转让方案的核心在于转让方准备为转让投入多少交易成本，从而使转让能达到某一相应的价位，（在这里，象选择什么样的转让对象、多少转让对象、什么样的转让方式，以及选择多长的谈判交易时间或交易速度等等通常视为转让方案的基本要点，其实都可用交易成本的选择来代表）。 假定国有资产分摊到每个公民身上其实际价值标准化为1，给定转让方案，产权转让的交易成本与交易标的价值成正比，是后者的c倍，0<c<1，而转让方投入交易成本的多少决定了产权交易标的的最后成交价位，设其是产权交易标的实际价值[1]的a倍，0<a<1。可合理地设定： a=f（c， cr
一位自由主义者眼中的中国自由主义 ―― 对若干误解的澄清 一、前言 最近，郎咸平先生针对中国国有企业在非国有化（即私有化）改制中重大弊病，提出了“新法治主义”，要求以法治手段规范国有企业改制（见《第一财经日报》2004年12月13日）。我赞同郎咸平这一观点。实际上，从我意识到国企非国有化改制的规模和弊病开始，我就提出了类似观点，要求国企出售的公开化。但是，我对郎咸平用“新自由主义”名称概括国企非国有化改制中的弊病，并把对这些弊病的批评理解成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却有不同看法。我同意郎咸平的这类批评，但我不同意他使用的名称，因为他所批评的根本不是自由主义或者新自由主义，而是有权有势者对权力的滥用。这类滥用，本来是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最为深恶痛绝的。所以，郎咸平用自由主义指代拒绝规则和法治的权力滥用，应当是一种误解。由于他的误解广泛流传，由于其他对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张冠李戴的各种误解和责难广泛流传，作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我有必要说明自由主义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基本立场，澄清对自由主义的误解；有必要指出，那种不讲法治，主张“无论什么方式，实现‘国退民进’就行”的观点和做法，其实和自由主义完全无关；倡导类似观点和支持类似做法的学者不属于自由主义者，而属于“机会主义者”甚至“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范围。 在这篇文章里，我想解释的是 1．只有自由主义理念才能够指引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变革 2．法治是自由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自由主义是实现法治的最有效形式 3．中国的自由主义针对当今中国经济问题的基本立场是市场化、私有化、法治化 4．中国的自由主义要求用法治规范中国经济的私有化过程，反对巧取豪夺式的无名、无法、无序的私有化。 5．法治主义或者新法治主义只有在自由主义理念统率下才能够促进中国的长治久安。 二、中国需要理念 我们先来看郎咸平批判的新自由主义观点是什么。他在题为《批判主导中国产权改革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中对新自由主义作了如下的简单表述： “… 国有企业、政府全面退出经济舞台。…自由经济、民营经济，更可以向美国靠拢的经济体系，政府的角色应该是一个小政府角色，应该提倡个人主义。”（引自郎咸平：《批判主导中国产权改革的新自由主义学派》，载： 李健、王小卫编著，《出路》第60页） 我们知道国际上对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的简洁表述是“市场化、私有化、民主化”。如果把郎咸平说的民营经济理解成民营化，而中国的民营化含义即国际通行词汇私有化；小政府和个人主义则与民主化有密切联系，所以郎咸平对中国新自由主义的表述，和国际上公认的新自由主义概念基本一致，用他自己的话说，“还是比较客观的”。（出处同上） 问题是，这样的新自由主义又有多少值得批判呢？市场化、私有化、民主化，特别是在一个过去没有市场、没有私有财产、没有民主的国度内，难道不是应当大力提倡、呼吁的吗？当然，我注意到，和其他误解与责难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人不同，郎咸平多次表示过，他对新自由主义学派是尊敬的。确实，这样的新自由主义值得我们所有人尊敬。但也正因为一个值得尊敬的主义或学派竟然受到了包括尊敬它的人的误解，这些误解便特别需要澄清。 回顾过去的二十六年，中国在经济领域内走的大体上是自由主义或者新自由主义指引的道路。正是这条道路，给中国带来二十多年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几乎所有人绝对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没有市场化、没有私有化、没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化，中国很难达到今天的经济水平，中国普通人对经济、社会问题的发言也不会象今天这么自由（尽管今天的自由程度还太低）。试想二十六年前，郎咸平能够在大陆自由发表言论吗？当他、当我们在享受二十多年来的变革成果时，我们不应当忘记，我们享受的正是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成果。 郎咸平认为对当今中国来说，重要的不是理念，而是数据，希望大家用数据说话。数据自然是重要的，尤其是官方和企业应当但没有公开的数据对于我们认识中国问题、对于股东认识企业，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数据不能够否定理念。同时，数据的局限性在于，如果我们不提醒自己，数据容易使我们落入就事论事的技术性讨论。所以，数据需要用理念来高屋建瓴地加以把握。就此而言，理念甚至更为重要。理念给我们方向和信心。理念使我们即使在数据不能显示明确结论的时候，甚至在数据显示了明确否定的结论时依然不迷失方向、不丧失信心。比如，尽管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数据非常出色，但理念让当时世界许多人明白计划经济不可行，也迫使当时的政府用一切方法封锁和诋毁它。如果数据能够决定理念的优劣，中国政府那时便没有必要严密地封锁自由主义理念。历史尤其二十世纪的历史清楚地表明了，如果没有理念，即使我们有数据，我们仍然没有方向和信心，我们只能在数据指示的范围内，走一步看一步，也就是采取投机的方式。而后者正是中国目前最严重的问题。 我在其他文章中曾经说过，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无论邓小平执政还是江青、张春桥执政，无论采取市场经济指向的还是计划经济指向的政策，中国经济都会出现增长。当时的情形，稳定就会带来增长。无论谁在当时取得了政权，都会鼓励经济增长。邓小平的“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在当时当地之所以正确，是因为他恰好采取了市场经济指向的政策。假想邓小平采取的是计划经济指向的政策，他在当时也能够推动经济发展，甚至也可能有后来的二十年增长，创造出前苏联在上世纪二十和三十年代的经济奇迹。但从长期观点看，从理念的角度看，他那个计划经济的猫仍然是错误的，一时的鼠灾消除会带来更大的鼠灾。因此，判断一个长期经济政策，理念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的问题正在这里。邓小平采取了正确的改革政策，但他又从实用主义角度看待自己的政策，并把偶然成功的猫论视为一般原则，实际上把机会主义视为一般原则。这样的机会主义后来迅速蔓延到各级政府和公众。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不但成了中国改革的原则，其实也成了中国改革的现实。至于河那边是什么，摸着石头可不可以过河、会不会到河中间没有石头可摸、摸着石头过河的代价等等问题，没有人思考、没有人敢于思考：这样的思考甚至是个禁区，更不用说公开讨论了。1978年开始改革至今，中国连一种改革的理念、改革的目标都没有明确过，这才是中国改革最深刻的悲剧所在，也是中国经济改革之所以反复陷入“改革成果更需要改革也更难改革”怪圈的最深刻原因。因此，当我们今天回顾中国二十六年的改革，观察当前的国有企业非国有化改革，展望未来的改革前景，我们不但要谈数据，而且要谈理念。 三、自由主义理念才能够指引中国 如果谈理念，那么，什么理念才能够指导中国的改革，给中国方向、给中国人信心呢？对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在当今世界流行的理念中，只有自由主义能给中国以方向、给中国人以信心。 自由主义是什么？自由主义除了带上当代色彩的“市场化、私有化、民主化”之外，它的基本内容就是每个人天然地拥有和任何他人一样的免受压迫、免受恐惧的权利以及独立自主的行为和言论的权利；政府是人们建立起来保护而非压抑个人自由的公共机构；个人天然地享有免受政府和其他机构压迫、恐惧的权利，拥有在政府面前和任何他人（包括政府最高官员）一样的行为和言论权利；个人的这些权利或者自由仅仅受他们共同制定的法律约束；政府的首要职能就是依据法律保护个人自由不受他人损害，包括不受政府的损害。 在现实生活中，损害个人自由的最大危险是政府。所以，个人需要用法律来约束政府、用新闻自由来监督政府、用私有财产保证自己独立于政府的生活能力、用市场经济、政治民主、社会自由来保证自己不受政府干涉的选择自由。 自由主义当然还有其他内容，但我列举的这些内容无疑属于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这些内容也许可以用一句话粗糙地概括“个人自由、法律约束”。自由主义可以舍弃比如“私有化”的内容（在比如当今的美国，私有化就并非必须的内容。在比如五十年前的世界上，私有化也不是自由主义的必备内容），从而不再冠以比如“新自由主义”的名称，但任何类型的自由主义都不能舍弃我所列举的个人自由的内容，否则它从根本上就不是自由主义。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我所列举的内容，早已经成为国际上社会主义、保守主义和其他主要思想流派的共识，成为包括反对“新自由主义”、反对比如全球化、私有化的各个团体的不言而喻的共识。之所以成为共识的原因，我们举一个就足够了：没有这些共识，那些社会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的各种流派；那些反对全球化的大小团体也许早就被取缔了。实际上，所谓的现代社会，就是以“个人自由、法律约束”为本质特征的社会。其他思想流派只是在这个或那个具体问题上，要求对部分人的自由加以更多的约束，可他们始终承认个人自由的基本前提。例如社会主义流派要求增加对富人的约束、要求在个人自由和平等的问题上更多地考虑穷人事实上的不自由和不平等，但社会主义流派并不要求剥夺或者严重限制富人的自由。我们在中国往往感到奇怪的是，号称“社会主义国家”的前苏联和东欧诸国放弃了“社会主义”旗号、所谓的“社会主义”运动失败后，为什么社会主义思潮和流派依然在欧洲流行。然而，如果我们了解，欧洲社会主义把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当作自身行动纲领的前提，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它不和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共进退的原因。在这篇文章中，我之所以还把现代社会各思想流派的这些基本共识称为“自由主义”，除了习惯之外，一是考虑到它们最初在世界上是以“自由主义”被宣传、被为之奋斗、被开始实施的历史，二是考虑到当今世界的“新自由主义”比起其他流派来说，更重视它们的外延和它们在具体问题上的应用。 把这些以“自由主义”冠名的共识应用到中国，中国自由主义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立场，可以归纳为市场化、私有化和法治化。市场化让个人和企业独立决定自己的需求、供给、消费、储蓄、资源配置、资产配置。私有化让个人在自主积累私产的同时，把原先过大的国有资产和公有制范畴下的集体资产转移为个人资产。法治化是用法律方式保障和约束个人、企业与政府独立自主的经济行为，保证他们中间每个个体在应用自己新获得的经济自由的同时，不损害他人的正当利益。市场化给予个人经济决策的权利和责任，私有化大大有助于建立以私人财产所有权为主体的经济制度。法治化要求市场化、私有化以符合公众正当心理和常识的方式有序地开展，从而把个人、企业的经济自由纳入到现代自由、法治社会的范畴内。当然，中国自由主义对中国经济问题会有具体的观点，但其基本立场，至少包括了市场化、私有化、法治化三点。 从世界大势看，中国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和十多年来的国有企业非国有化改制无疑受到世界性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刺激。其实，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跟着世界潮流变化。二十世纪上半叶，社会主义思潮是推动全世界社会制度包括经济制度改革的主要精神力量。在经济领域内，所有国家都在扩大政府的作用，都规模不等地对私有企业实行了国有化。前苏联、中国建立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把这一思潮的实践结果推到极端。但前苏联、中国制度的基本性质依旧应当在这一世界潮流内得到理解。同样，二十世纪七十、八十年代，随着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在英美执政而成为舆论界和政治界主流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扭转了全世界社会制度包括经济制度改革的方向：从更多的政府扭转为更多的市场。在经济领域内，所有国家都在扩大市场的作用，都规模不等地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而作为当年社会主义思潮极端结果的前苏联与中国的制度，更在这一世界大潮的冲击下解体，并接受了市场经济和其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就此而言，新自由主义主张的“国退民进”是当今世界的大趋势，中国自由主义主张的市场化、私有化和法治化，也是当今中国的大趋势。 可是，狭义的“国退民进”只发生在原先的市场经济国家内。在前苏联和中国以及其他许多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们需要完成的是比“国退民进”更基本的任务：建立现代公民社会和现代国家，建立现代的公民和政府关系。显然，这样的任务在自由主义成为世界主流思潮时更容易完成，甚至只能够在自由主义思潮成为主流的时代完成。这是因为比如中国面临的建立现代社会、现代国家的任务，必须在自由主义框架内完成。其中的原因也很简单：和其他流派相比，自由主义更强调每个人同等的发言权和法律面前的同等地位，更强调对容易损害自由和法治的政府抱有强烈的警惕性。而没有个人自由和法律平等、没有个人对政府损害自身自由的警觉，现代社会、现代国家、现代公民—政府关系都无从谈起。因此，只有中国承认了自由主义的基本内容，中国才有了让各种思想派别、各种经济政策、社会政策表演自己的平台；中国才有了法治主义（或新法治主义）、社会主义（或新社会主义）、保守主义（或新保守主义）、激进主义（或新激进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形形色色其他流派和它们的政策此消彼长、互比短长的竞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够历史地理解自由主义对当代中国的意义，理解中国国有企业非国有化改制的意义。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强调自由主义理念、澄清广泛流传的对自由主义的误解，对中国才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毫无疑问，就像在社会主义思潮流行的时代，我们必须防止其极端形式那样（这里的教训对我们中国人是太深刻了），在当前的自由主义思潮下，我们也必须防止其极端形式。自由主义的极端形式之一是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和专制主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自由主义思潮下走入极端将出现的无政府主义，在社会主义思潮下就将走入专制主义。这是因为，无政府主义下必然滋生和蔓延的强盗型的权力滥用和与其共生的“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大众投机心理，常常需要超人的社会理想和暴力两者协同才能够制胜，而这两者的协同又正好导致专制主义。专制主义的实现预示着它赖以建立的精神基础――超人理想的破灭，因为超人理想本身便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据此建立的制度必须专制，才能够维持自己。但专制制度也不能够长久。它压抑的人性一旦爆发，在专制制度毁灭的同时，却又由于在专制下长成的人民不习惯自律而出现全民性的强盗和投机倾向。对此，我们只要想到下述事实就能够理解：对那些迫于高压而循规蹈矩的人来说，自律始终是个陌生的概念。如果进一步考虑到中国没有成形的宗教、没有成型的讲求自律的贵族阶层，那么，专制制度解体时出现的全民性强盗和投机倾向更加值得警惕。 因此，为了既反对无政府主义又反对专制主义，为了让中国走出无政府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循环，尤其是为了防止中国在未来社会主义思潮重新高涨时再次走上专制的极端，作为学者，我们在强调自身自律的同时，需要强调自由主义的法治内容。而这正是自由主义的主要内容。近三十年来的新自由主义在领导世界潮流的西方国家里更强调的是减少规章、简化法律、弱化政府。新自由主义这样强调的根据，是自由主义要求的自由和法治在西方国家已经基本实现。但是今天的中国既缺自由，又乏法治。所以，在中国的环境下，我们需要的正好是西方国家学者在五百年前强调的、后来被所有非极端的自由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思潮接受的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每个人在不损害他人同等自由前提下的自由；所有个人包括政府和各种社会机构在内的个体法人在法律面前平等；损害他人正当自由的行为尤其政治和经济的强盗行为必须受到足以遏制这些行为的公开惩处。如果说这就是理念的话，那么，中国的改革正需要这样的理念来指引。中国的改革，无论国有企业非国有化还是股票市场，无论政治民主化还是社区公民参与制度，都应当和自由主义或者现代社会的这一核心理念联系起来。 四、自由主义包括了法治 我们在上一节理解的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应当不至于成为郎咸平和网络上许多朋友反对的对象。但他们又确实在反对自由主义。那么，他们反对的中国自由主义是什么呢？从郎咸平列举的现象看，他们最为反对的是中国股市和产权改革：“上市公司可以无所顾忌地圈钱而无严刑峻法的惩处，国企老总也可不顾全体员工多年辛苦，在MBO这种‘法律缺位下的合法条件’之下，侵吞国有财产”（见《第一财经日报》2004年12月13日）。 郎咸平指出的现象是事实，郎咸平的反对呼声对反思和规范中国经济改革有着重大意义。对此，郎咸平功不可没。使我遗憾的只是，郎咸平用错了旗号：上市公司无所顾忌地圈钱和国企老总无所顾忌地侵吞国有财产，正是那些人滥用自己手中的经济权力或者政治权力的突出表现。这样的滥用、甚至是强盗型的严重滥用，恰恰是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最不能容忍、最为反对的现象。理由很简单：上市公司的圈钱自由，正好损害了股东尤其中小股东保护自己财产的自由。在上市公司圈钱和中小股东保护自己财产的两种自由之间，显然中小股东保护自己财产的自由才是正当的，应当用法律保障的；而上市公司圈钱的自由，是一种强盗型的无理要求，其思想应当用法律抑制、其行为应当用法律惩处。国企老总的侵吞国有财产的自由，正好损害了财产所有者 ―― 中国公民保护自己财产的自由，因此前者同样需要用法律加以抑制和惩处，而后者需要用法律来保障。按照自由主义的原则，事情其实非常清楚：上市公司和国企老总实行的是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这样的逻辑和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毫无共通之处，怎么可能把它混淆成自由主义或者新自由主义呢？ 如果我们观察中国二十多年来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我们可以看到一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由主义的趋势和脉络，同时我们又可以看到有权有势者的强盗逻辑和投机行为盛行且不受惩处的严重现象。这样的矛盾现象很容易使普通人甚至部分学者把后者也归罪于自由主义。然而，后者实际上既是专制制度失败时给它先前统治下的人民留下的灾难和代价，也是现行政府既不愿把自由主义（包括自由主义的法治内容）作为执政原则、又无法（在经济上）实行专制管理的后果。 为了解释这一点，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自由主义和法治的关系。就通常使用的政治学术语来说，自由主义其实包涵了法治主义。例如，弗格森（Adam Ferguson）是这样定义自由的： “自由（liberty or freedom）不能够从这个词的起源出发被理解成免除一切约束。相反，在自由社会内，自由是把每一条正当约束应用到社会所有成员（无论他们是官员还是平民）的最有效方式。”（引自Hayek：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s of socialism，书首引言） 霍布豪斯（Leonard Hubhouse）更明确地指出： “普遍自由的第一个条件是一定程度的普遍限制。没有这种限制，一些人可能自由，另一些人却不自由。一个人也许能够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其余的人除了这个人认为可以容许的意愿外，却无任何意愿可言。换言之，自由统治的首要条件是：不是由统治者独断独行，而是由明文规定的法律实行统治，统治者本人也必须遵守法律。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自由和法律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对立。相反，法律对于自由是必不可少的。当然，法律对个人施加限制，因此它在一个特定时候和一个特定方面与个人自由是对立的。但是，法律同样也限制他人随心所欲地处置个人。法律使个人解除了对恣意侵犯或压迫的恐惧，而这确实是整个社会能够获得自由的唯一方法和唯一意义。”（《自由主义》第9页） 按照弗格森（以及所有自由主义者）的意思，自由不是免除约束，而是每一个人遵守大家公认的每一条正当约束。约束应当是正当的，而正当的前提是它符合由人类贤哲和宗教伦理总结的个人和社会道德，比如不偷窃、不抢劫、不欺诈。约束须每一个人遵守，因此除了宗教、信誉等形式外，约束还需要表现为法律，需要每个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而自由就是使每个人遵守法律的最有效的方式。为什么它是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因为在自由社会里，每个人在揭露和批评他人不遵守法律行为时都没有恐惧。显然，这样的自由方式，比起主要依靠政府机构和司法机关的方式来说，法治的有效性高得多。实际生活也表明了这一点。那些以自由为旗帜的国家，也是世人公认的法治最严的国家。在那里，法治之所以能够建立，重要前提便是每个公民在控诉政府、工作单位、他人的违法行为时，不必担心政府、单位、其他个人的报复。 霍布豪斯则干脆认为法治国家是社会和个人能够获得自由的唯一方法。确实，没有法律，没有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包括政府、单位和个人之间的平等，自由就是空话，因为个别人或少数人便会利用手中的权力，践踏普通人的自由，并且造成一种恐怖的空气，使受到他们践踏的人不敢反抗；由于缺乏法治、缺乏法律面前的平等，普通人甚至无处申诉、无法反抗（除了采取极端行动外）。中国最近采取的国企非国有化方式就是这样一种践踏普通人自由和权力的方式，甚至法院也公开表示不受理国企非国有化问题上的纠纷，从而完全排除了普通人申诉的可能性，并给少数政府官员和国企老总侵吞国有资产铺平了道路。这样的非国有化方式是朗咸平所反对的，也是中国自由主义者所反对的。 弗格森和霍布豪斯关于自由主义的观点，属于古典自由主义范畴，但它同样隐含在上世纪七十、八十年代兴起的新自由主义中。我们可以说，缺少弗格森所说的“把每一条正当约束应用到社会所有成员”，缺少霍布豪斯所说的“普遍限制”，就谈不上任何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过去的老自由主义不能缺少这样的内容，当今的新自由主义也不能够缺少这样的内容，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各样的自由主义亦不能够缺少这样的内容。 因此，我们看到，在所有以自由主义为口号的国家内，尽管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政府作用减弱了，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继续得到保证，正当的约束继续通过法律得到执行。新自由主义要求的只是减弱他们认为的政府过大作用。在经济领域里，新自由主义要求政府更多地退出，以便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尽管在政府作用大些还是市场作用大些的问题上，新自由主义的立场是市场作用大些。但这丝毫不妨碍新自由主义对政府有序退出、对国有资产出售和国有企业私有化立法规范的要求。事实上，新自由主义对偷盗国有资产、私下买卖国有企业行为的谴责和绳之以法的呼吁，如果不比其他思想派别更强烈的话，也会和其他派别一样强烈。所以，在这些国家里，尽管出现了大量的“国退民进”现象，但没有发生郎咸平所揭露的类似中国的国有资产大规模流失。 反之，“国退民进”过程中出现大规模国有资产流失、出现国有企业私下买卖、出现国有企业偷偷变成私有现象的国家，不是那些十几年前还反对自由主义的国家（比如前苏联），就是那些现在依旧反对自由主义的国家（比如中国、越南）。仅仅这一简单的事实就表明，不应当把中国国有企业非国有化的基本弊病推到自由主义身上。郎咸平所揭露的“自由主义”名称下侵吞国有资产的现象，根本不是自由主义的主张或者实行其主张的结果：这些现象是滥用权力的结果，是强盗和投机行为。如果一定要用“主义”来概括的话，那就是强盗逻辑和市侩主义相结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比如近年来国内有一种解释国企非国有化改制的口水理论：某人在餐桌上向菜里吐口水，这盘菜自然就归某人吃了；因此，国有企业非国有化改制时，某人把国企搞坏了，这个国企自然就归他。这不是强盗逻辑又是什么呢？这在任何意义上都无法和自由主义挂上钩。为了在餐桌上独吞一盘好菜而向菜里吐口水的人是流氓；同理，为了把国企变为自己私产而把国企搞坏的人也是流氓，只不过后者是有权有势的官员流氓。对这样的只要自己自由、完全无视他人自由的流氓只能够用法治来惩处，否则的话，自由社会就是一句空话。 国企非国有化改制中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目前的国企非国有化改革是把过去被国家没收的财产退还给私人，所以谈不上“国有资产流失”。这种说法也是自由主义者不能接受的。自由主义者原则上承认被国家没收的私人财产应当退还给私人。在一些十几年来走上自由主义道路的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有企业在实行非国有化时，确实采取措施，把被国家不恰当地没收的企业退还给原先的财产所有者。不过，在计划经济早期被没收的私人企业的原主人，今天已经难以确定，所以那些国家的退还私产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宣示，一种尊重正当财产所有权的宣示。今天的中国即使有一小部分国企来自于早期不恰当地没收的私人企业，我们要做的，也是把这些企业退还给原先的所有者，而不是“退还”给现在的国企老总！把国企私有化视为“退还”给私人，再进一步视为“退还”给现在的国企老总，那不是强盗逻辑又是什么呢？那不是现在的国企老总做强盗从原先的私有者手上抢夺财产，又是什么呢？按照这样的逻辑，既然现在的国企老总能够抢劫原先资本家的财产，别人也就可以抢劫现在国企老总的财产。这样的抢劫来抢劫去，中国社会就没有“正当”可言，没有自由可言。因此，中国自由主义强烈反对任何为国企改制中有权有势者的强盗行为辩护的观点，强烈要求国企改制的法治化。 郎咸平在上面我们所引用的文章提到了1553年的英国信托责任例子，那些出海的船员忠实于自己的信托责任。但这个例子的整个故事却有着如下的内容，即那些承担了信托责任的人明白，他们的富裕需要用上帝认可的方式去实现，而上帝不是白猫、黑猫都认可的。在宗教观念不强的中国，在人民的教养和自律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提高的状况下，我们比讲求绅士风度的英国更需要法治来约束人们的致富行为，约束上市公司和国企老总、约束政府，把他们的个人主义的致富积极性引导到正当约束的途径上。就此而言，在专制制度解体的时候，强调法治以避免过度的强盗型的滥用权力和大众投机行为，在任何意义上都不为过。 不过，我们所强调的法治或者法治主义，是自由主义框架内的法治，是遵循自由主义基本理念的法治。与自由主义理念不一致的“法治”是大大小小的专制。它的极端表现是皇帝和专制国家或专制单位领导人把自己的意志当做律法，把自己当成特权者。按照弗格森和霍布豪斯的自由主义观点，自由和特权水火不相容。特权者仅仅要求自己的自由，而不顾及他人的自由。他们实际上用践踏他人自由的方式强行贯彻自己不正当的要求。在非极端形式下，掌握公共权力的人用各种借口要求自己的特殊地位。一个国有企业经理要求国企出售时仅仅卖给他，就是这样的特权例子。同样，一个国有企业的职工在国企出售时要求更多的补偿，也是这样的特权例子。在中国还没有自由之前，这样的特权即使有所谓的“条例”支持，它们依旧是特权，是专制的弱化表现。专制的弱化往往更可怕。中央专制者的“法治”尚可以维持社会秩序，但削弱了中央专制的分散型特权“法治”则连秩序也维持不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更多地强调秩序的法治主义或者新法治主义是及时的必要的。 需要注意的是，今天在中国提出的法治主义，只应当是自由主义框架内的法治主义，是自由主义指向的法治主义，而不应当是反自由主义的“法治”。比如，自由主义者不讳言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但经济的基本作用必须让位于市场。比如，自由主义者不讳言国有企业的高效率，然而，自由主义者又认为，国有企业只有置身于私有企业的汪洋大海中，置身于其所有者通过民主方式的监督下，它们的高效率才是长期可靠的。因此，以“国退民进”为标志的中国私有经济的重建，是值得欢迎的事件。自由主义者在强调用法治防范和惩治国企非国有化过程中的强盗和投机行为的同时，不否定私有化本身。即使自由主义者在特定形势下要求政府暂停私有化，他们也是为了使私有化的实施方式接近于自由主义的基本要求。自由主义认识到私有财产的基本功能之一是让个人在政府面前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但是，用强盗逻辑获得的个人财产不具备这一功能。相反，这样的财产完全可能成为政府扩大其权力的理由：强盗逻辑获得的财产将由政府没收为公产。用强盗逻辑建立的私有制也完全可能成为极端社会主义思潮重新建立公有制的理由。自由主义者反对强盗逻辑的私有化方式，强调用法治规范私有化的必要性，正是为了维护私有化的正当性和由此建立的私有制的稳定性。因此，今天中国的法治主义应当是自由主义的法治主义，而不是专制主义的“法治主义”。今天中国需要的法治，是一种把中国以较为有序的方式引导到自由、民主方向的法治，是把中国人民、中国政府约束到平等、自律方向的自由主义的法治。 （第２期）在中国，私有化是一个需要规范的事实 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政府把国有企业经营权从政府机关转移到企业经营者开始的。把企业的经营权或者国有资产的使用权授予国有企业管理者的过程是典型的国有企业“民营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的高峰是1992年中国政府颁布的“关于国有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条例“。该条例正式授予或者追认了国有企业经营者的14项权利，包括投资权、收入分配权、用人权。这些权利比私人经济的股份公司中，董事会授予经理的权利更广泛。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到1995年，这14项权利的平均落实率已经达到75％以上。因此，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国有企业“民营化“过程已经基本结束。通过“民营化“过程，国有企业管理者在获得了国有资产使用权的同时，也获得了国有企业盈利的部分“剩余索取权“。 但是，不管他们的剩余索取权有多大，这些管理者还是在“为别人打工“。因此，随着“民营化“过程的结束，他们必然提出资产本身的所有权问题，他们将要求直接掌握企业的所有权，以便“为自己打工“。因此，“民营化“过程的基本结束便意味着“民有化“过程的开始。九十年代中期提出的通过产权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口号，标志着“民有化“过程的正式开始，这就是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在中国广泛出现的公有企业包括国有企业的改制即私有化过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可以分成这样几种形式： 1．国有企业上市，通过证券市场出售一部分国有资产给个人。这一做法虽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就开始了，但到九十年代才形成高潮。尽管在上市过程中，一部分企业同时增发股票以融资，但所有的上市公司都把原有的一部分国有资产以股票形式出售给私人，实现部分的私有化。国有企业在证券市场上上市并且分阶段出售国有股份，是国际上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的通行做法。中国自然也不例外。 2．国有股减持给个人。它和第一种形式相联系，是分阶段私有化的通行做法。中国政府虽然在前两年宣布暂停国有股减持，但实际上各上市公司减持国有股的现象始终没有停止过。 3．MBO，管理者购买自己管理的企业。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一个重要方式是直接出售给特定的购买者。中国出售的大部分国有企业，虽然没有用MBO的名称，但政府强调企业出售时，管理者要得大头，尤其是原国有企业的法人代表要持大股，所以，中国出售国有企业的主要方式虽然是向企业管理者和职工出售，但由于企业管理者占大部分股份，所以它是一种变形的管理者自购企业MBO。 4．出售给他人。这也是中国出售企业的一个方式。但它的重要性比较小。一般情形下，，政府为了宣传，或者企业确实无人肯买，才会采用这种方式。 使用上述以及其他一些方法，中国已经把很大一部分国有资产私有化了。迄今为止，国有资产到底有多少被私有化了，恐怕是一个连政府本身也不清楚的问题。不过，中国如今出现了一个新名词“民营经济“，大概可以多少表明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规模。其实，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取消“国营经济“名称以来，中国的经济整个就是民营经济了。但如今报刊杂志上的专门术语“民营经济“，指的却是近年来在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国有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旁边出现的一种特殊的经济成分。这是什么样的经济成分呢？这就是被私有化了的原国有企业组成的经济成分。今天，中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正如火如荼。国有股减持的规模绝非外人可以想象。国有企业的直接出售正在规划和实行。这是一个无法阻挡的潮流。其实，国有企业越早出售，社会资产（不管它的法律所有者是个人还是由政府代表的人民）的损失越少。国有企业保持一天，国有资产（它是社会资产的一部分）流失和损失就会增多一笔。因此，在中国，国有资产的私有化不但是过去十年的事实，而且是中国目前的现实和最近将来的必然现象。 在私有化的事实面前，国有企业是否应当改制或私有化的问题失去了意义。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规范改制和私有化。私有化是好事还是坏事，已经是第二位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不管它是好事还是坏事，只要它已经出现并达到一定规模，社会就需要对其加以规范。举一个例子。抢劫是无法消除的坏事，捐献是无法阻止的好事，但社会对这两者都同样需要规范。一个对抢劫和捐献不加规范的社会是混乱的社会，同样，一个没有规范的私有化改制是危险的。如果私有化是类似抢劫的坏事，它便需要法规来抑制和处置；如果私有化是类似捐献的好事，它也需要法规来鼓励和规则。而一个没有规范的私有化，不但可能把私有化变成少数人侵吞国有资产的过程，而且可能使在中国建立健康稳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任何希望落空。最近，中国政府成立了“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这是朝规范私有化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在国资委举行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国资委主任已经对记者提出的各地正赶紧出卖国有资产的问题作出了要求各地暂停出卖、国资委将抓紧制定规则的回答。在不可回避的私有化大潮面前，规范私有化应当是本届中国政府的重大责任。但规范的前提是公开化，是承认私有化改制这一事实，就象防治非典型性肺炎的前提是承认非典的存在一样。在这个意义上，以私有化为专门讨论对象的三好坞网站www.sanhaowu.net愿意为政府对私有化的规范做一些民间的工作。 2003年6月12日 对《略论服务业资本——马克思“资本论”体系的一个扩展》论文的几点看法 作者：黄鹤胜[1] 发稿时间：2003-11-27 17:38:50 认真拜读了胡教授的《略论服务业资本——马克思“资本论体系的一个扩展》论文后，我认为该论文与“资本论”理论体系存在下面几点矛盾： 一、是认为服务业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 简单地分析，既然承认服务业是从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产业中分离出来的，就是承认在分离出来之前在服务业从事劳动的工人的“活动”是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为什么分离出来以后，同样的行为就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了呢？ 进一步考察，服务业资本家购买的生产资料形成不变资本的价值，和支付给雇佣工人的工资（即可变资本）共同构成服务业与接受服务的工人进行货币交换（即价值交换）的内容。生产资料转移的是不变的价值量，这没有疑问，服务业与接受服务的工人之间进行的是等价交换，这也没有疑问。那么，接受服务的工人支付的货币量（即价值量）中超过生产资料转移的不变价值部分（肯定会超过）的价值是从那里来得呢？不就是服务业工人的劳动创造的吗？既然认为服务业资本家会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那样通过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的方式占有工人的无偿劳动时间，马克思已论证剩余价值就是来自于资本家占有的工人的无偿劳动，为什么服务业资本家占有的服务业雇佣工人的劳动不形成剩余价值呢？ 如果是把服务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相比较，因为商业活动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这是大多数人的看法），也就认为服务业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这似乎有一点逻辑上的依据。但这种理解是来自于一种模糊的认识。 理论家们普遍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了商业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观点，也就认为从事商业活动的工人的“活动”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即是据此推断马克思否认了从事商业活动的工人的“活动”不是劳动，并因此引出了重大争论，导致一些人认为需要扩展劳动概念的定义，也就是要把商业工人及其他非产业工人的“活动”包括在劳动定义之内形成所谓的广义劳动概念。 这牵涉到对《资本论》这部伟大著作认识上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资本论》二、三卷是恩格斯依据马克思的草稿编撰而成的，其中一些论述确实有点模糊不清，但完全可以肯定《资本论》全部的理论基础是劳动创造价值而对劳动马克思的解释是：“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胜利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热泪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的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资本论》第一卷第60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后同）以客观的事实分析从事商品零售，劳务等的非产业的工人的活动难道没有劳动力在生理学上的耗费吗？不是也创造了使用价值吗？不是用于交换了吗？ 而且，马克思对商业资本的分析是以商人资本的概念及内涵进行的，即是以商人（即资本家）的个人活动为考察的对象所以就有了商业就是欺骗的说法，其中并未提及商业资本家雇佣工人的问题。我想不能就此认为马克思否认从事商业活动的劳动者劳动力的付出是劳动，当然欺骗活动肯定不是劳动，因为它并不创造使用价值。 从另一个方面分析，马克思认为流通费构成商品的价格，因此如果商人（即商业资本家）支付雇佣工人工资，就会构成所出售商品的价格，而最后，所有价格都会转型为价值支付给商业工人的工资报酬也就是价值总额的一部分。不就是商业工人创造的价值吗？商品的价值（即交换价值）只会是来自于劳动，由劳动创造，商业工人的“活动”不就是劳动吗？需要对劳动概念内涵进行扩充吗？（当然这不是针对胡教授论文的诘问） 二、论文中认为《资本论》中分析的剩余价值，是通过“降低凝结在单位生活资料中的物化劳动量，即降低生活资料的价值量”的途径来实现，服务业能够通过：“降低生产一个正常劳动力所必须的生活资料量”来扩大资本家的剩余价值量。 资本家通过延长工人劳动时间的绝对方式占有工人无偿劳动的时间和通过降低有偿劳动的时间，和通过降低有偿劳动的时间的相对方式增加占有无偿劳动时间获取剩余价值，其结果会降低凝结在单位生活资料中的物化劳动量，即降低生活资料的价值吗？如果生活资料的价值随着资本家占有的无偿劳动量（即价值量）的增加而减少相同的数额，资本家们如何获得剩余价值呢？绝对方式和相对方式形成剩余价值，首先是且必须是假定商品价值（即生活资料的价值）不变（或更小的幅度变动），资本家通过直接和间接地减少补偿给劳动者劳动力的价值的价值才形成，如果商品价值随着补偿给劳动者劳动力的价值的价值的减少而减少，资本家们无论如何也无法得到剩余价值。 论文中讨论的服务业通过降低劳动力的价值，即节约劳动者生活资料的耗费量来扩大社会总资本带来的生涯价值的途径，其实质就是《资本论》中论述的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降低有偿劳动时间来相对延长无偿劳动时间，从而增加剩余价值的内容。 这里指出的降低生活资料的价值来增加剩余价值说法的错误，也许是源自下面将提到的一种模糊认识或误解。 三、在胡教授的论文中有一句：“我们知道，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是生产过程中新创造出来的价值总量的两个组成部分”。依此推论降低劳动力价值自然就会降低商品价值。 “资本论第一卷第235页中有这样一段表述：“这个剩余价值就是产品价值超过耗费掉的产品形成要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值而形成的余额。”这句话也很容易理解成产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资料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及剩余价值三部分构成，但是既然商品的价值是由不变的生产资料转移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及剩余价值三部分共同构成，降低劳动力的价值，其它两部分不变，商品的价值必然等额降低。怎么会增加剩余价值呢？如果说商品的价值是假定为不变的，但既然前提是商品的价值是由不变的生产资料转移的价值和劳动力价值及剩余价值三部分组成，劳动力价值变动，其他两部分不变商品价值必然变动，商品价值不变的假设无法成立，或者认为剩余价值作相反等额变动的原故，可是剩余价值变动的动力来自那里，或者剩余价值的增加额从那里来的呢？肯定不会来自生产资料的价值它们是不变的转移价值，如果说是来自劳动力的价值减少的哪一部分，那怎样理解“劳动力价值减少”的说法呢？ 剩余价值是劳动创造的，就是由劳动力，带来的，是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中被资本家无偿占有部分，劳动创造的价值总额中还有一部分是由资本家支付报酬而被那部分劳动力的价值。没有支付报酬而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劳动力价值（即剩余价值）和支付了报酬的劳动力价值共同构成新创造的价值量，而不应该是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共同构成商品中新创造的价值。 所谓商品价值不变，即是生产资料转移的不变价值和劳动者付出的劳动力价值总量不变，资本家通过各种方式减少补偿给劳动者劳动力价值部分，而增加不予补偿的劳动力价值部分增加剩余价值。 对上面提到的马克思的表述及其他的地方的类似表述，或许应该理解成资本家耗费了的价值（即资本家予以补偿了的价值）的内容。如果说这样的表述有些模糊的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439页的表述就非常清楚了“这两个部类中，每一部类借助于这些资本而生产的全部年产品的价值，都分成：代表生产上消费掉的，按其价值来说只是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不变资本C的价值部分和由全部年劳动加入的价值部分。后者又分成：补偿预付可变资本V的部分和超过可变资本而形成剩余价值的部分。因此，每一部类的全部年产品的价值和每个个别商品的价值一样也分成C+V+M。”同一页中，“可变资本。从价值方面看，这个资本等于该生产部分使用的社会劳动力的价值，也就是等于为这个社会劳动力而支付的工资总额”。从这些表述中非常清楚的表明，是补偿了的劳动力价值（即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组成商品新创造的价值，而不是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说法。 四、论文中还给出了服务业资本运动形式的描述公式，即：“G—W—O”后面的O表示经过消费过程以后 $ 服务业资本原先的价值额没有了，永远地从社会资本的总价值量中消失了。” 我们知道，《资本论》中货币资本循环的公式是：G—W“`P“`W’—G’。既然也认为服务业资本运动也是从货币资本G开始的，那么即使服务业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其最终也会以等量的货币资本收回，依据《资本论》中的公式，服务业资本运动的公式应该是G—W—G。怎么能是“G—W—O”呢？该公式分明表示，服务业资本家最初付出的资本一个子儿子也没有收回。这既不符合马克思对货币资本运动的表述，也不是事实。 上面的分析是基于自己对《资本论》的粗浅的认识和理解形成的一些看法，愿意为大家一起探讨。 同济大学中德学院德国科学奖金联合会教研室双周研讨会 2003年3月3日 关系型融资的理论研究 兰莹 一、 什么是关系型融资 1）关系型融资的定义：为了维持长期的金融服务关系，金融机构与企业各自进行了关系专用性投资，从而出现在第三方不愿提供融资时，金融机构乐意充当融资者，或者当企业有能力以更低的成本从市场融资的时候不愿意脱离原来的金融机构的现象。关系型融资在经济实践中的形式主要有：中小企业和中小银行之间的贷款活动、主办银行制度、风险投资等。 2）保持距离型融资：在保持距离型融资制度中，银行和企业不曾进行关系专有性投资，从而价格是交易中的决定性因素。 3）关系型融资的特征：银行（对意会式信息的收集、处理能力）与企业（向银行透露意会式信息）的关系专用性投资、长期多方位金融服务关系 4）易于混淆的概念：知情贷款、高风险贷款、关系融资、排他性贷款 二、 关系型融资制度的经济合理性——关系型融资是否具备自生能力 1）关系型融资可以促进银行与企业在融资过程中的信息交流 A． 银行进行信息收集、处理能力的关系专用性投资 B．企业不必担心商业秘密外泄，愿意透露更多信息 2）关系型融资的合约特征有助于提高融资效率 A. 弹性和斟酌权 B. 便于跨期定价 C. 适用于担保品需要监督的场合 三、关系型融资制度中的敲竹杠问题——为何关系型融资臭名昭著 1) 劣质企业要挟银行的软预算约束问题 2) 银行对优质企业的要挟问题 四、 竞争对关系型融资制度的影响 1）关系型融资方式与保持距离型融资方式之间是既互替又互补的关系 2）银行同业竞争加剧与资本市场竞争加剧不一定削弱关系型融资（关系型融资提供差别化金融服务，而资本市场竞争以价格为主，银行同业竞争加剧将降低关系型融资的规模，但是将提高它的效率，资本市场竞争加剧则相反） 五、关系型融资所适合的经济环境 1）法律制度不健全 2）资本市场流动性差 3）中小企业占经济的重要地位 4）金融约束政策使得银行行为长期化 六、关系型融资在中国可能的运用途径 1）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 2）国有企业破产重组问题（争议颇大） 3）中资银行迎接外资银行的挑战 4）发展风险投资 七、由关系型融资所想到的——金融制度的选择内生于一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 国有企业改制（出售）的法治应坚持市场化取向 ——在国有企业改制（出售）与法治高级研讨会上的发言提纲 上海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 胡雄飞 一、法治化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成熟的标志 市场经济是有序经济，是法治经济。为了确保市场机制对社会资源配置和调节的功能，我们不仅要有一整套比较完善的市场规则，而且市场规则还要法治化，即把各种市场规则以制度、法律和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由有关的政府部门依法对各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加以监督管理，并进行必要的评判和处置，以维护市场秩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是一种现代市场经济。我们需要通过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法治化来加快推进经济体制转轨的进程。市场化是关键，国际化是标准，信息化是手段，那么法治化就是保障。法治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法治化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成熟的标志。 立法和执法是法治化的两个重要的、密不可分的环节。通过立法使市场行为有法可依，通过严格执法，建立起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避免或克服市场活动的消极作用，使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真正有利于实现社会资源配置的合理和不断优化。 法制化在我国现阶段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虽然我们已经加入WTO，但由于我国仍处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许多方面的市场规则还尚未形成，已经制定的市场规则也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更为严重的是，许多已有的市场规则由于种种原因在实践中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贯彻实施。国有企业改制（出售）方面的法治空白可以说是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加快市场规则制定和实施的法制化进程，以较为完整的法律法规的体系尽快克服和抑制目前我国市场活动中广泛存在的混乱和腐败现象，其紧迫性是不言而喻的。 二、国有企业改制（出售）方面法治问题的实质是资本市场公平、公正及有效运作的问题 从国企改革20多年的历史，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后10多年的实践和探索来考察，国有企业改制（出售）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国有资产出售、转让的价格问题。一些同志认为，国有资产出售、转让的价格高于或等于评估价就没有问题，低于评估价就有国资流失的问题。其实不然。高于或等于评估价的也许可以是更高的价格出售、转让，低于评估价出售、转让的也许已经是最高价了。问题的关键是，在资本市场中该资产的市场价格到底值多少。由于时空的不同，受让者的需求及购买能力的不同，国有资产出售、转让的价格是会动态变化的。只要是经过产权交易所监证、交易双方通过谈判形成的、国资委认可的价格都应视作合法的、公平公正的交易，不存在国资流失的问题。即便是职工持股，甚或以MBO形式购买国有企业的股权，只要合法合规，都不能乱扣侵蚀国有资产的帽子。 二是国有企业中尚未转变身份的人员安置经济补偿问题。对国有企业改制中需要转变身份的人员，一定要处理好经济补偿的问题。如果国有资产转让、出售所得不足以解决这些员工经济补偿的，该企业的原持有者或部门有责任予以解决。当然，员工的经济补偿要有度。各地和各企业之间收入的水平是不一样的，对改革支付的成本也不可能一样，不要、也不能盲目攀比。 三、解决国有企业改制（出售）方面的法治问题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取向 国有企业改制（出售）方面的法治问题严重滞后与国企改革的实践。我们的国有企业都快出售、转让出去一大半了，我们的《国资法》却还未出台。所以，需要加快立法，依法行事。一个需要特别引起我们重视的问题是，无论是立法，还是执法，解决国有企业改制（出售）方面的法治问题应该坚定不移的坚持市场化的改革取向。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就已经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是说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还专门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年后，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今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更是要求把“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作为党提高执政能力的首要任务来抓。 国有企业的改革一直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国资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的改革也应该始终坚持市场化的方向，国有企业的改制及出售，在法治方面更加需要坚持这个方向，在立法和执法的过程中应体现、贯彻这个精神。法治要有利于国有资本流动起来，要有利于发挥市场对国有资本这个资源的基础性配置，要按资本市场的规则运行。比如，《国资法》应确认国有企业在资本市场中形成的价格的合法性；国有企业改制可以征求企业员工的意见，但决定权应是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不能因为员工通不过，国有企业的改制及出售就不能进行。作为国有企业的出资人，以及出资人的出资人，有责任把员工的问题解决好。同时，员工也不能因为个人利益、小团体利益阻绕国企改革的进程，因为延缓也会造成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 此外，在法治的一些细节问题上同样要坚持市场化的方向。比如，国有企业在产权市场完成交易，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必须经过评估的环节，但挂牌时未必一定要先评估，应降低进入资本市场的门槛，要知道有些国有企业连这笔交易成本都难以支付。 国有企业的改制出售及其法治，有理论方面的问题，但更多的是实践的问题，迫切需要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迫切需要出台合法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我们不能因为某些个案的发生而延缓国企改革的进程，相反，只能增强国企改革的紧迫感。20多年改革的时间已经告诉我们，只有紧紧把握住市场化这个方向，才能将国资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的改革深入推进下去。偏离这个方向的立法和执法，不仅不利于国有资本结构的调整、国有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也不利于这些国有企业自身的发展。 总之，国有企业改制（出售）方面的法治问题能否坚定不移的坚持市场化的取向，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战略问题，方向问题，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同济大学 中德学院 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教研室 双周研讨会纪要 2003年9月23号 中国近代经济增长的周期波动 2003年9月23日，同济大学中德学院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教研室召开研讨会，邀请了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玉茹。王教授是国内有名的中国经济史专家，她在本次研讨会上报告了她对中国近代经济增长周期的研究。 首先，王教授讨论了她对中国“近代经济”的时间界定。她认为近代经济应当以洋务运动为起点，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成立为终点。虽然西方资本主义在19世纪中期开始进入中国，但中国传统经济起初没有受到触动，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以工厂形式组织起来的经济形式没有出现。这种经济形式直到19世纪80年代才开始具有重要性，中国经济才开始出现现代经济增长的某些特征。王教授将19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分为如下三个周期： 第一个周期：1887年－1914年。这一周期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是洋务运动和大量外国资本的输入。洋务运动本身也经历了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商办的发展阶段。由于经营管理的不善，政府主导的洋务运动兴起快，衰落也快，因此经济在增长了一段时间后便放缓下来。 第二个周期：1914年－1936年。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内私人资本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又称为私人资本阶段。1914年以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国资本在中国的投资呈绝对下降趋势，但已经有了初步积累的中国私人资本出现了投资高潮。北洋政府尤其是民国政府成立后，建立了各种协调经济发展的政府机构，颁布了很多法律法规，这对当时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重大作用。这些法律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颁布的法规基本相似。这些法律的颁布又刺激了新的投资。当然，在这一阶段，经济增长也出现过波动，这主要是由军阀混战造成的。这一个周期的后期，由于世界经济危机，中国出现了通货紧缩。 第三个周期：1936年至1949年。由于战争，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王教授指出，在第一和第二个周期中对经济增长起作用的因素主要是投资的增长，管理方法的改进、政府的政策促进（激励革新、资助参加世界展览会等）、中国当时相对稳定的政局。 王教授在周期研究中主要采用了两个测度指标：人口和国民收入。相对于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中国在进入近代经济增长之前，人口增长速度是快的。当时中国人口处于加速增长的状态。虽然与现在的情况相比，当时的人口增长速度不是很快。但由于当时中国经济发展仍然是一种传统的模式，没有出现技术革新，经济结构也没有什么实质性变化。人口的加速增长使得中国在进入近代经济发展之前已经背上了沉重的人口包袱。王教授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测度指标国民收入。由于近代中国缺乏对国民收入的统计，现在所能利用的数据仅仅是对若干年份的估计数，无法形成时间序列。但近代中国有比较系统的物价统计与海关进出口统计。在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的周期波动时，王教授主要采用的是物价指数，同时辅之以海关统计，以及若干学者关于国民收入的不同估计。王教授并指出在测度指标的选取中存在着许多缺陷，因此必须慎重。 与会者对王教授的研究提出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形态对经济发展有哪些影响？是否可以认为只要社会稳定就有经济的发展？ 王教授认为对于经济发展，仅仅社会稳定还是不够的，还要有新的生产力的出现。至于社会形态，对中国在近代经济增长之前的社会形态的性质，是否封建社会，学术界争论很大。 2．对近代经济增长的周期研究有什么现实的意义？是否可以根据研究在经济发展低谷的时候采取一些措施? 王教授指出对后发展国家来讲，政府行为是很重要的。王教授通过比较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洋务运动，对这个问题作了详细的说明。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发生在同一时期。但中国的洋务运动是自下而上、被迫进行的，而日本的明治维新是自上而下、主动实施的。当时日本政府采取了很多的措施，建立了基本适应经济增长的法律制度，对日本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经济的增长速度很快。但是中国在洋务运动之后，整个经济状况仍然没有很大的改观。 3．当时中国农村出现了劳动力过剩的现象，对于剩余的劳动力是如何吸纳的？政府是否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吸纳这部分劳动力？劳动力剩余的出现是否会促进工业化的发展？ 王教授认为中国近代经济中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到城市的过程是很困难的。当时中国没有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但也没有劳动力市场，招工基本上采用包工制。虽然城市化会吸纳一部分剩余劳动力，但是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仍然沉积在农村，政府没有采取特别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4．若无外力的推动，近代中国是否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土壤？ 王教授表示不可能。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由于外力的推动作用，而不是由于自身经济发展的要求。 5．在中国一般情况下，经济史是按照政治运动来分期，而王教授按照经济发展波动来划分。那么政治体制因素对经济发展起到哪些作用?比如说财政制度发展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很大，那么政治运动对经济发展周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王教授指出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截然分开是不可能的，但是经济发展的惯性也不完全取决于政府和政治运动。这一点是经济发展与财政政策发展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不同。 6．近代中国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是否可以认为近代经济的增长就是农业的增长？ 王教授说虽然在中国近代经济中，农业所占的比重很高，但是投资主要用于城市。在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中，经济结构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的状态。经济增长指的不是农业经济的增长，所以说经济增长的周期和农业的发展是没有关系的。 7．近代经济周期研究具体使用的是哪些指标？ 王教授说她主要使用的是国民收入和人口。但是国民收入没有连续的统计，所以实际上采用的是物价指数。王教授在研讨会上发放了9个物价和进出口统计曲线图，9个图对应9个指标，它们是分别计算的和绘制，没有采取加权的方法，但是9个图表现出来的周期却基本趋同的，这说明尽管没有使用国民收入指标来确定周期变动的年份，但周期波动的基本趋势和基本年代是有一定可信程度的。 8．价格指数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代表国民收入? 王教授表示价格指数不能完全代表国民收入，而且物价指数受世界价格指数的影响是很大的。 9．根据王教授的图表，可以看出经济发展的周期，但作者是否忽视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第二阶段的低点会不会比第一阶段高点的数值还要大？ 王教授说这个现象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由于研究数据的缺乏，无法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此外，还有人提出，王教授将1936年到1949年作为第三个周期，由于在这个周期中中国经济增长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将它做为一个周期可能没有实质性意义。同时，王教授的周期研究即使有资料基础，但似乎还只是一种有欠深入的描述性研究，对导致周期繁荣和衰退的动力还缺乏具体的说明。同时，如何把中国近代经济的周期波动和现代经济学的周期理论结合起来研究，也是应当考虑的。另一方面，按照王教授的区分，中国近代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很不规则，这是否表明中国经济在1949年之前还没有成熟到足以形成周期的状态。所有这些以及其他问题都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
郎咸平的话使我们感觉到中国社会认识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企业文化的人文差距。象烟台张裕公司的13位高管人员，凭什么非要成为企业产权的所有者才肯卖力？为什么非要拿到2000万元的股权才肯为这个企业卖力？这不是中国企业家的良心出了问题吗？除了良心还有什么？笔者认为还有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和国家治理模式。
对MBO做法的第二个质疑是对经营者的产权激励机制。什么是合理的企业激励措施？是不是把整个企业都送给经营者才是最好的激励机制？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当一些县市所属的小型国企进行MBO改造时，由于企业资产规模较小，在这种小型企业中往往是所有者与经营者集于一身。在这种小企业中，产权的因素往往对经营者影响较大。但在大型国有企业里，如果用产权形式进行激励，这样的结果便可能形成责任与义务和报偿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譬如烟台张裕公司，13名高管每人拿到2000万元的资产就能搞好企业吗？股权赠与真的作用巨大吗？如果说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报酬在计划经济时期，曾经严重低于经营者的劳动付出，那么今天只需提高经营管理者的年薪，便可以达到合理的平衡。
但是，这些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和官员片面强调激励管理者的作用，“他们的理论主要有四个内容：1，把现代企业制度视为现代生产组织的唯一方式；2，把新制度经济学奉为神明；3，鼓吹股东主导方式；4，过分强调激励管理者的作用。按照他们的说法，为了搞好企业，要维护管理者的经济利益，而劳动者的利益是无所谓的……一部分国有企业经理人利用占有国有资产获得大量财富，通过产权变更和股权赠与，他们把国有资产化为私有财产。而这一切是在制度创新的旗帜下进行的，其理论基础是新制度经济学家描述的现代企业制度理论。事实说明，他们把产权变更和股权赠与说成制度创新是荒谬的。”[侯若石《质疑现代企业制度理论—-与张维迎、厉以宁和吴敬琏商榷》，2004年，]
现代企业制度生存了近百年，正面临被改造的命运。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发达国家企业实践看，以企业之间合作组成的生产价值链，才是制度创新，改革公司治理，强调企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才是制度创新。但以实行现代企业制度为由，放大它的片面性，例如实施以产权变更和股权赠与为手段的国有企业“改革”，不是制度创新，而是历史倒退。
MBO
尽快制订“国有企业出售法”
汪立鑫：国资管理体制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一位自由主义者眼中的中国自由主义
袁鲲：基于等价鞅理论的信用风险定价研究
在中国，私有化是一个需要规范的事实
黄鹤胜的评论
兰莹：关系型融资的理论研究（提纲）
胡雄飞：国有企业改制（出售）的法治应坚持市场化取向
《中国近代经济增长的周期波动》讨论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