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资产出售规则追溯与研究
目录
研究背景————————————————————————2
国有企业改革的简要回顾———————————————————-2-3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简要回顾————————————————–3-4
研究线索————————————————————————5
第一阶段1984年——1992年10月————————————————--6-11
线索一———————————————————————--6
线索二———————————————————————--6-11
第二阶段1992年10月——1997年9月———————————————-12-21
线索一———————————————————————--12-13
线索二———————————————————————--13-17
中央的规则————————————————————–-13-17
地方的规则————————————————————–-17-21
第三阶段1997年9月——2002年11月——————————————————————––21-27
线索一———————————————————————————————————–21-23
线索二———————————————————————--23-27
中央的规则————————————————————–-23-26
地方的规则————————————————————–-26-27
第四阶段2002年11月——今——————————–————————————————--27-31
线索一———————————————————————————————————-27-31
线索二———————————————————————--31
中央的规则————————————————————–-31
地方的规则————————————————————–-31
总结—————————————————————————--31-33
国有资产出售规则追溯与研究
苏青岗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上海 200433）
研究背景
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始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1984年之前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了有系统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自此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到城市逐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始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部分，增强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20多年来，通过各种政策措施手段的实践，我国的国企改革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但是仍然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与此同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也相应展开，从1988年设立国资局到98年撤并再到2003年设立国资委，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模式在摸索中逐步推进完善。国企改革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密切相关，国有企业是国有资产的物质载体，国有资产是国有企业的价值形态。国有企业改革是整个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部分，而且是主要部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是国企改革成败与否的制度性基础。
在国企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中，国有企业（资产/产权）出售是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途径，而国企出售必须保持合法合理规范的形式，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是保证国企出售合法有序进行的制度基础，制定规则是改革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自改革以来一直令人关注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没有立法的制度规范，就国企出售而言，无法可依，无章可循，使得很多制度性漏洞被某些人利用，借机侵吞国有资产。虽然我国这些年来也先后出台了很多规范国企出售的各种规则，但是，这些规则从法律角度看，都不是立法机关的立法或法律形式，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中没有相关的条款，法律中也没有专门条文，其构成主要是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各部委的部委规章、各地的地方性法规、以上机关发布的各种通知文件以及我国历次党代会的报告，但是这些大部分不具备真正的法律效力，因此就产生了制度性漏洞，改革过程中出现种种不规范的问题也就不足为奇。
本文从国企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背景出发，对我国国企出售（注：本文所指国企出售包括国企整体或部分出售，国企资产出售和国企产权出售，这几个方面有所交叉，以下同）的规则（注：这里规则是指对其有明确规定的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司法解释等规范规则和各个部门发布的文件通知意见等非规范规则）进行追溯并作深入研究，对我国国企出售规则的变迁做一个制度分析，探讨国企出售规则的规范形式和要件，对我国今后有关国企出售的立法规范提供规则性性回顾与制度性前瞻。
国企改革的简要回顾
从1978年开始，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部分。根据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改革目标、理论依据、主要措施上的重大区别，迄今为止，大致可以把国有企业改革分为四个阶段：
1、 第一阶段1979年春——1984年10月。这一阶段改革的主要集中在农村，国有企业改革主要是搞“扩权”试点，简单的“放权让利”。
2、第二阶段1984年10月——1991年底。这一阶段主要是按“两权分离”的思路来进行改革，即国家掌握国企所有权，企业拥有经营权。所谓搞活企业，也主要是搞“经营权革命”，具体方式如实行承包经营、租赁经营、资产经营责任制等等。但是这些改革都没有触及企业制度和更大范围的国有经济问题。
3、 第三阶段1992年——2002年11月。这一阶段以1992年春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及这一年秋天召开的十四大为标志，企业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由80年代扩权让利的政策调整型改革上升到制度创新型改革，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同时，也开始触及整个国有经济的机构和布局问题。
4、第四阶段2002年11月至今。以2002年11月召开的十六大和2003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国有企业改革在继续推进制度创新的同时，开始对已经建立公司制的企业（主要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完善其制定建设，而且提出了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现代产权制度。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简要回顾
1、
2、 1988年8
利率市场化条件下我国商业银行的利率风险及其管理（提纲） 导论 以1970－1980年代为例，介绍利率风险产生的历史背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金融自由化；金融创新；石油危机和通货膨胀；美国等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转移。 二、利率风险及管理方面的理论文献综述 三、论文研究的意义和现实性 四、本文的主要观点、创新之处及不足之处 五、本文的方法论和主要框架 第一章 利率风险——利率市场化所面对的重大挑战 一、各国利率自由化的基本情况（美、日、韩及南锥体国家） 二、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历史、现实与展望） 二、利率风险——利率市场化的必然产物 （以各国利率市场化前后利率波动的幅度和金融机构倒闭数量来说明） 三、利率风险的定义：（BIS、OTS、OCC、FRB等机构的定义分析） 四、银行利率风险的来源（或类型）： 1．制度性风险（管制时代） 2．转轨风险（市场化进程中）（利率水平上升、利率波动率增大） 3．固有风险（市场化后）（基差风险、收益曲线风险、重定价风险、选择权风险） 第二章 利率风险管理是应对利率市场化的有效手段 一、利率风险管理的历史演变 二、银行信用风险和利率风险的相关性分析 三、我国商业银行的利率风险管理 1．我国现行的利率体系和结构 2．我国利率风险的传导机制（对基准利率的选择、基准利率与市场利率的互动关系） 3．我国商业银行利率风险的现状 4．我国商业银行进行利率风险管理的原因分析 四、我国商业银行利率风险管理 1.利率风险管理的基础——利率风险衡量（测度） 2.利率风险管理的关键——利率预测 3.利率风险管理的重点——技术手段和金融衍生工具 4.利率风险管理的难点——选择权管理 5.利率风险管理的保障——风险监管 第三章 利率风险衡量——现代银行利率风险管理方法之一 一、账面价值法与市场价值法的比较 二、账面价值法：缺口模型 二、市场价值法：持续期模型、凸度模型 第四章 利率预测——现代银行利率风险管理方法之二 一、利率决定理论 （古典理论、流动性理论、借贷资金理论、IS-LM理论） 二、长期利率预测：利率期限结构 1．预期理论、流动性升水理论、市场分割理论 2．利率水平与经济增长（或者经济周期）高度相关性做实证研究 三、短期利率预测： 1．利率模型（单因素模型、多因素模型和时间依赖参数模型） 2．ARMA、ARCH、GARCH、模型比较分析（实证研究：选择一，美国数据：联邦基金利率/ 国债利率；选择二，中国数据：同业拆借利率/ 国债回购利率） 3．主成分分析 第五章 技术手段和金融衍生工具——现代银行利率风险管理方法之二 一、技术手段： VaR、均值——方差、方差——协方差、Monte-Carlo模拟、历史数据分析、压力测试和极值试验等 二、金融衍生工具： 远期、期货、期权、互换等 第六章 隐含期权风险管理——现代银行利率风险管理方法之三 一、对利率风险传递的路径依赖研究 二、期权及期权定价模型（BS、美式期权模型、提前偿付举例） 三、经济主体的风险爱好和风险承受能力分析 （重点我国居民的风险回避态度和储蓄动机） 四、存款人的随时取款风险 五、借款人的提前偿付风险 六、隐含期权对银行净现值的影响 第七章 风险监管——现代银行利率风险管理方法之四 一、BIS对利率风险的监管（自律监管模式） 二、OTS对利率风险的监管（详细监管模式） 三、其他监管机构或中央银行对利率风险的监管 （以上三点介绍监管的主要内容、对商业银行的要求，并进行比较分析。） 对黄鹤胜批评的回答 首先，非常感谢黄鹤胜的批评。当然，由于我开辟这样一个窗口的主要目的是批评和反批评，所以，我还是迅速转向反批评。 第一点批评：关于服务业劳动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问题 黄鹤胜的批评（以下简称《黄评》）认为我的《略论服务业资本》（以下简称《略》文）既然承认服务业是从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产业分离出来的，就是承认了在分离前，服务业劳动是创造价值的，那么，分离后它也应当是创造价值的。 对此，我想指出的只是，在分离前服务业也没有创造价值。马克思分析的是纯粹的生产过程，其中不存在服务业劳动。在现实生活中，生产过程中包括了若干属于消费过程的劳动，这些劳动不创造价值。这一点，在《略》文举的例子中也说明了。 至于《黄评》引用的那段语录，一切劳动都创造价值，对《略》文的问题并不适用。因为在那里，马克思没有涉及到消费过程的劳动。 第二点和第三点批评：对剩余价值的理解 《略》文的分析起点是生产过程结束以后、消费过程开始以前。在这个起点上，商品已经生产出来，它的价值已经确定。产业资本家已经取得了剩余价值。这样，如果服务业资本家在工人消费过程中能够取得剩余价值，服务业资本就增加了社会的剩余价值总量。这里不牵涉到商品价值的降低和提高问题。如果我们假定工人的劳动力仍然能够完整地再生产出来，那么，服务业资本取得剩余价值就有其值得分析的原因，或者说有其合理的机制，这个机制的根本点，便是用“理性的方式”、被包括工人、包括马克思本人在内的全社会人群认可的方式，“降低生产一个正常劳动力所必需的生产资料量”。《略》文的任务，便是在马克思理论的框架内分析这样的机制。 第四点批评：服务业资本运动公式 综上所述，《黄评》似乎没有能够指出《略》文与马克思的逻辑存在着严重矛盾。 再一次感谢黄鹤胜的批评，并愿意接受进一步的批评。 胡景北 2004年2月 （第６期）民营化、国有产权转让、私有化 三好坞网站www.sanhaowu.net的宗旨是推动中国私有化的公开化。中国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无需我们来推动。本文下面附的报道《争夺国有资产: 中央、地方、企业的“三角关系” 》已经清楚地表明了，政府（据说仅仅是地方政府）本身是最积极的推动者。我们要做的仅仅是和全国、全世界的正直之士一起，推动这场私有化的公开化。 现在，我们参与推动的公开化终于有了初步的成效。据说，国资委正在制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暂行办法》，这一《方法》的核心是国有资产转让交易的公开和透明。虽然，用国资委人士自己的话说，等《方法》出台，地方政府管理的国有资产可能已经所剩不多了。但无论如何，我们有希望看到一个至少是事后的规范了，看到了公开化的曙光。 同时，国资委终于开始放弃“民营化”的说法，虽然它使用的仅仅是“国有产权转让”一词，还没有使用“私有化”，但毕竟朝着正确的方向跨进了一步，因为“国有产权转让”无论如何不能够和“民营化”所表示的国有资产经营权转让等同起来。相反，它立即会让知道汉语内存在“私有化”一词的人把它和私有化联系起来。在中国，政府一变调，学者马上就会跟进，对“民营化”概念如何正当的论证很快就会被忘却。 这是一件好事。但是还不够。 这里的关键，在于如此大规模的国有资产产权转让或者私有化，不是一个政府部门如国资委所能够规范的。国资委可以制定和解释私有化的具体方法，但私有化过程本身、私有化的方向、私有化的计划是国资委没有权力确定和解释的，私有化的基本方法和程序也不是国资委用行政法规所能够确定的。在目前的中国，它应当通过中共中央，再由中共中央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以正式法律的形式来决定和解释。具体地说，中国国有资产私有化目前需要的公开化，至少应当表现在两个方面： 1． 在国家的层次上，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向人民公布私有化的事实，说明私有化的不可避免，解释政府对私有化的设想和主要对策，私有化的基本计划，私有化所需要遵循的一般程序和规范，私有化收入的专项管理，以及私有化的年度或季度进程，重大私有化项目的实施方式和监管程序。 2． 在企业的层次上，所有准备私有化的企业的名单都应当由政府事先公开，并且公开宣布企业购买者的资格，让所有具备资格、有意购买的人和单位都能够公开参与，原则上，准备私有化的企业必须公开关于购买条件、过程、价格、购买人或单位名称、购买附加条件（如就业、品牌等条件）等信息。同时，这些信息不但要向可能的购买者公开，也应当向准备私有化的企业的职工、向社会公开。 在中国现实条件下，没有任何东西包括公开化能够避免国有资产在私有化过程中的损失。但只有公开化才能够从根本的意义上减少国有资产损失。比如，在公开的私有化中，很难出现一个国有企业的经营者用低价甚至零价格买去企业，因为购买的竞争会迫使原国有企业经营者提高自己的出价。更重要的是，由竞争产生的企业新所有者，由此产生的新的所有制度，更容易得到企业职工和社会公众的认可，从而从根本上保证由私有化所造成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稳定性。英国的圈地运动一直被我们认为是一种血与火的“羊吃人”过程。但即使那样的话，英国也是通过法律，公开实行圈地运动的。尽管许许多多普通劳动者在圈地运动中受到了严重不公众的待遇，但圈地运动确定下来的制度毕竟是稳定的，英国劳动者的力量强大起来后，也没有提出改变制度的要求。中国需要私有化运动，但中国更需要的是长期稳定的私有制，而不是受到公众强烈反感以至于始终存在着再公有化威胁的私有制。但为此，中国现在的私有化就必须公开，不但在具体转让方式在实行“一定”程度的公开（如国资委将出台的《方法》），而且在方向、计划、基本程序、具体转让过程上实行大范围的公开化。 2003-09-30 ―――――――――― 附录： 争夺国有资产: 中央、地方、企业的“三角关系”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9月08日 16:01 21世纪经济报道 记者 刘雪梅) 国资委有关人士自嘲，“《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暂行办法》(下称《办法》)出台的时候，可能地方上的国有资产已经所剩不多了。” 据悉，正在制定中的《办法》其核心内容是对国有产权的交易行为予以规范，以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办法》强调国有产权转让原则上需通过产权交易所，以保证交易过程的公开、透明。 “改革通常意味着原有利益格局的重新调理，如何在公开、透明的前提下完成利益调整是这次国资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国资委这位人士称。 早在今年国资体制改革之前，不少地方政府早已闻风而动，纷纷推出大规模清退国有企业的招商引资活动。日前，湖南省甚至准备将所有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权对外招商，山东烟台的两家上市公司国有股权也在一次香港招商活动中达成意向。在国资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各地大规模的国资清退运动就这样扑面而来。 与地方积极性高涨形成对比的是中央国资委的相对保守态度，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多次在不同场合指出，“国有资产属于国家所有，实施三级管理，资产的增加和减少都是由相关级别政府负责的。因此，地方政府应该不急于对这些资产进行处置。” 国资委有关人士称，“目前各地都有大规模出售国有资产的冲动。并不是说国有资产不能流动，但在法律法规不健全，监管不到位的前提下，大规模出售国有资产很可能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并可能给今后的改革设置一些障碍。” 地方冲动 “在调研中，我的一个体会是，对于国有资本退出，地方的积极性远远高于中央。”9月4日刚从吉林省调研回京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研究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种积极性最主要源于两方面的动力，一是地方政府直接与国有企业打交道，对绝大部分经营状况不佳的国有企业早已不胜其烦。国有企业出的任何问题地方政府都要承担无限责任。另外，许多地方政府也感觉到仅仅依靠国有企业已经没办法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只有引进外资、民间资本进来，才可能调整原有的经济格局。这是地方清退国资的重要动力。” 业内人士分析，十六大明确建立国有资产组织管理体系，使一些地方政府意识到国有资产管理将从一种混沌状态过渡到一种有序状态，今后，国有资产一旦明确持股主体之后，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含糊不清了。在国资管理体系没有完全建立之前，现在是突击转让最好的时机，这是一种普遍心态。 值得注意的是，十六大报告不再提分级管理，也没有提分级所有，而是提出了三级出资人制度。尽管出资人的权力已很接近所有权，但这种出资人制度还不是被法律严格保护的所有权。 股份制专家刘纪鹏认为，三级出资人制度建立在中央对地方政府的国有资产拥有终级所有权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中央认为必要时，可以对这种三级政府间的资产关系进行必要调整。 此外，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也曾撰文指出，为了防止在向三级国资委划拨国有资产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严重“苦乐不均”和国有资本退出过程中少数人得益、多数人受损情况，防止由此导致的社会矛盾激化，在分级划拨之前将部分国有资产拨付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会，用以归还政府对国有企业老职工的隐性债务。 吴敬琏先生的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全国社保理事会的充分认同，今年5月，社保理事会成立专门的股权部“等米下锅”。 于是，担心国有资产被切分到全国社保理金的隐忧更加加速了地方处置国有资产的进程。 “由于社保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多数地方能拖就拖，抱着只要在我任内不出大问题就行的想法，很可能给今后的社会保障体系带来问题。”张文魁认为，国有资产分级行使出资人职能后，很难避免地方政府的一些短视行为。他认为，中央国资委应尽快出台“出售国有资产的资金使用指导意见”。 “否则，就跟以前各届地方政府卖地一样，到下一届就没地卖了。”他说。 企业冲动 和地方政府一样，大部分企业对改制有着同样的热情。改与不改之间显然意味着更多的机会。 今年上半年，山东省政府曾责成有关部门对全省内的上市公司作过一个国有股权退出的摸底调查，在国有股退出的诸多方式中，上市公司几乎众口一词选择管理层和员工持股。 “这是一次企业员工与地方政府博弈的机会。”山东省体改委一位负责人称，“按照分级行使出资人权利的规定，国有企业改制应该政府主导，由政府说了算，而不是由企业经营层或员工来主导。但实际操作中，如果职工愿意购买，你不卖给企业员工而出售给外部人也很难做成。” 对各地大规模的招商活动，这位人士称，这多少有些“作秀”的成份，“好像你不招商就表明你这个地方的思想还不够解放，认识还不到位。” “且不论这些国资出售计划收效如何，在国资体制改革之际，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各种考虑，仓促推出这些国资出售计划，其收效很难预料。”一位参与西安国资出售计划的某咨询机构负责人说，比如，西安的国资出售计划是在企业并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市经委一厢情愿推出的，由于准备不充分，几个月间鲜有企业真正达成协议。 他说，“改制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涉及债权债务、职工安置、历史欠帐、社会保障等方方面面，不是一挂牌一招商就能解决的事情。” “从实际操作过程来看，如果政府同意的话，卖给经营层要相对容易得多。”他说。 目前，全国国有经营性资产高达7.3万亿，其中大部分处于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原则上都应该退出。如此巨大数额的国有资本仅仅依靠外资或民间资本来消化显然不现实。可以说国资清退市场目前是一个买方市场。稍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很容易成为各地改制的首选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依靠原企业职工和经营层来解决国有资本的退出则是一种更为现实的选择。 这种现实，也为企业职工与地方政府博弈提供了条件。地方政府很可能面临这样的两难选择，“如果你不卖给我，你也没有更好的选择。如果你要出售给我，必须给我最优惠的条件。” 8月30日，山东齐鲁制药厂在净资产的基础上存量整体改制，实现国有资产全部退出，2000多名职工出资5.1亿元成为企业的新股东。 “新一轮国资改革之后，可以预见相当一部分国企职工将成为‘有产阶级’。”一位咨询机构负责人称。 “现在老百姓还没有意识到一家国有企业分了和他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今天分割得不合理，两三年之后，就可能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和不稳定，这会为明天的稳定和发展留下隐患。”刘纪鹏说，“所以我们强调要公平、公开地改革。” 他说，国有产权改革必须纳入一种公开有序的操作当中。当务之急要抓紧出台《国有资产法》及《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暂行办法》，抓紧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抓紧完成国有资产的统计系统。无论上市公司，还是公有企业的产权转让，一定要公开市场业务操作，要保证这场变革公平、合理、透明。 姓名： 胡景北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53年3月 出生地点： 江苏省 职业： 高校教师 专业： 经济学 电子信箱：jingbeihu#yahoo.com(#换成@) 教师 “ （第１期）私有化，三好坞旁的疑问 以三好坞命名的私有化专题研究网站www.sanhaowu.net问世了。三好坞是一个微型公园。坞者，城堡（或今日之山亭？）、山坳、水边也。三好坞虽小，但有山、有水、有亭，是谓景之三好。推及于人间，学、问、辩，可谓学者之三好。学然后知不足，不足乃问，一问再问，乃为辩；辩而又学，又问，以趋无穷。然而，一个人掌握的知识有限，其学、其问、其辩，若能免于肤浅，则必与他的知识结构有关。我所学范围在社会科学，经济学知识略多些，每每生发的疑问亦脱不了本行。近年来，每当我散步在三好坞，就不由自主地问：为什么许多中国学者不愿意用私有化概念呢？什么是私有化？私有化就是把原先的国有资产特别是国有生产资料变成私有资产。十几年来，私有化在中国大地上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近年来更成为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的突出现象。试想，报纸上天天说国有企业“产权改制”，产权便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从哪一种制度改到哪一种制度呢？自然是从公有产权改到私有产权。报纸上天天说“国有资产从竞争领域里退出”。如何退？机器、厂房之类实物根本无法退，只有把它们卖了，拿着出卖后的货币收入来退。卖给谁呢？自然不能卖给国有单位，否则“国有资产退出”便无从谈起；因此只能够卖给个人，只能够私有化。事实上，中国许多学者尤其经济学家都认识到中国正在发生的私有化事实，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似乎不约而同地拒绝使用名词“私有化”，而采用“民营化”一词。民营化的意思很清楚，国有资产让私人经营。民营化在中国发生过，那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企业承包制，国有企业让私人承包经营。我一直把中国农村1978年后出现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视为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的私用化，它和民营化概念类似：生产资料所有权没有变，但使用权变了。十年前，全民所有制企业放弃原先的标准称呼“国营企业”，改用现在的称呼“国有企业”正反映了那时全民所有制企业民营化的状况。 尽管我在三好坞散步时反复思索，但令我始终不得其解的是，第一，目前中国发生的，不是国有企业经营权或国有资产使用权，而是国有企业资产所有权的变更，是国有企业的出售、上市、国有股减持和转让给私人，这样的变化，怎么能够说是民营化呢？第二，几乎所有中国学者在向海外介绍他们在国内说的民营化的时候，用的英语对应词全是、而且也仅仅是 privatization。但privatization的中文对应词是私有化，指的是财产或者生产资料所有权（而非经营权！！）从国家向个人的转移。为什么许多学者在国内说民营化，到了国外却说私有化呢？是什么促使他们这样做的呢？我相信大部分经济学家确实有一些理由这样做，其中不少经济学家完全出以公心，才在国内外应用不同的概念。作为一名学者，在倡导好学、好问、好辩的www.sanhaowu.net 网站上，我想问的首先是不愿意在中国应用“私有化”概念的各位学者各自的理由是哪些。 其次，我想问的是，通过公开事实和采取有效措施，中国政府和人民在防治非典型性肺炎上取得了很大成绩，那么，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是不是也应当公开事实并相应采取措施呢？据说，许多学者在中国国内不愿意、政府不但在国内，而且在国外亦不愿意挑明中国私有化的事实，是为了国内的稳定。然而这一说法需要证明。两个月前，一些政府官员（是否亦有部分学者？）不愿意挑明非典发生的事实，也是为了国内的稳定，但结果却是国内人心的不稳定；而不愿意公开事实，延误了本来早就应当采取的防治措施，导致了疫情的扩大。因此，不公开事实，不一定有利于稳定。假如两年以后，中国大部分国有企业都私有化了，再来承认私有化的事实，国内人心可能更不稳定，因为任何一届新的中国政府、任何一个普通中国人，都可能追问那原先作为主体的国有经济到哪里去了。作为学者，我和政府官员一样希望中国稳定，希望中国长治久安。在www.sanhaowu.net网页上，我期望得到答案的问题是，不公开私有化才能够保证国内稳定的观点所依据的理由是什么。 再次，作为学者尤其经济学者，只有了解了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才可能对中国经济现状作出正确的分析。而作为中国国有资产所有者，每一位中国公民有义务了解中国国有资产的状况。中国现在有多少国有资产，近五年来出售了多少，今年计划出售多少，出售方式如何，出售价格几何，出售收入何在，购买者是什么人，出售成功的标准是什么，出售是否成功，以及其他相关的信息，都是了解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信息。考虑到生产资料所有制对整个中国社会、中国历史的重要性，这些信息对于任何一位想了解自己祖国的中国人也都是不可或缺的。这个道理也许没有人不承认。那么，我要问的是，人们如何才能公开地获得具有权威性的中国私有化信息呢？ 和五十年前民族资本的公有化一样，目前出现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是中国经济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件大事。它对中华民族的考验，远远超过非典。如果说中国人民现在就有完全的信心获得防治非典工作的胜利，那么，大多数中国人对私有化的胜利信心却明显不足。许多购买了国有企业产权的人不愿意承认企业是自己的，表明了私有企业家本身便对目前的私有化做法持疑虑态度。我们知道，非典疾病对中国经济中国社会不一定具有历史意义，但即使如此，由于其严重性，政府也无力亦不应当单独承担防治非典的责任，而需要公开疫情，需要全国人民来共同承担责任。与非典相比，私有化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政府更无力更不应当单独承担责任，全国人民包括我自己在内应当和政府共同承担这一责任，把中国正在发生的私有化按其本来面貌公开、公正、公平地做好。正是出于这一认识，我建立了专门的私有化问题研究网站www.sanhaowu.net。这个网站将公开搜集和传播中国私有化的信息，汇集中外学者关于私有化的议论和研究，为私有化的讨论提供一个公开的论坛。我希望借此向所有关心中国私有化的人提供服务和帮助，并希望它能够得到大家的关心和帮助。 是为序！ 写于：2003年5月15日 国有资产流失的真与假 姚 洋 朗咸平点名“揭发”三家知名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从而引发了关于国企改革的新一轮大讨论。朗教授的“揭发”是否正确，作为对这三个企业毫无了解的局外人，我不敢妄加评论（报纸、网络对此有激烈的争论），只是想说，郎教授的“揭发”已经涉及法律问题；在一个法治健全的国家，媒体上吵得如此纷纷扬扬的事件，检察机关早该介入调查了。可惜，中国是一个法治极端不健全的国家，游戏规则不是法律确立的，而是游戏玩家们创立的；其结果自然是，规则成为有权势者自家的家法。股市上庄家的操纵不是特例，而是每个股民每天必须面对的事实。关联交易和资金转移在其他国家是明令禁止的，而在中国，借壳上市成为许多人股市淘金的捷径。如果上市是为企业筹集资金，借壳无可指摘（谁让我们除上海、深圳两大股市之外再没有像样的资本市场，而我们的上市政策又对民企还有诸多限制呢！）；然而，看多了像蓝田这样的皮包公司的伎俩，我们不能不对股市上的概念股打上几个问号。中国至今尚无一部管制关联交易的法律，因此那些左手倒右手的交易才能大行其道。如果左手握的是国营企业，右手握的是自家的私营企业，国有资产的流失自然不可避免。因此，朗教授的“揭发”可能是对的。但是，对错应由法院来裁定。顾雏军已经在香港起诉朗咸平诽谤，香港法庭的裁定也许会为我们判断对错提供一些线索。 经济学界起初对朗咸平反应冷淡的原因有二。其一，他所提出的问题早已讨论过。关于国有资产流失，1998年产权改革大面积展开的时候，就有过一次类似的讨论。也许是因为当时网络不发达的原因，那次讨论只局限于知识分子中间，并没有引起大众和媒体的反响；而且，在中央领导的干预下，它很快就偃旗息鼓了。其二，郎教授由他所认定的三家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推导出国企改制的大方向错了，改制应该停止的结论。按照他的说法，国企的表现并不比私企差，国家所有没有错，只要有完善的经理人市场，国企完全可以和私企表现一样好，甚至更好。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所指出的，朗教授大概是不熟悉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朗教授所开出的药方，我们在二十年前就开始尝试了。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承包制、年薪制，我们都试过。但是，九十年代以来大规模的改制浪潮本身就证明，这些办法都不起作用，改变所有制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关于国有企业是否有效的理论问题，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内部早在一九九六年就有过激烈的讨论，林毅夫和张维迎二位教授各持一词，至今也没有结论。但是，借用一句老话，“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中国过去十五年的改革实践早已对这个问题给出了答案。在这点上，我很赞同周其仁教授的观点，当我们讨论国企改革的时候，必须要把国企放在中国的现实政治和社会环境中来考察。在这个环境中，国企领导永远是国家干部，国企永远没有最后的负责者，因此我们的国企不可能像雷诺那样进行管理。在中国的法治环境和政治环境下，国企的两权分离要么造成国企经理的恣意妄为，要么让他们成为政府的婢女。两权合一的“原始”经营模式，也许是最适合我们这个时代的模式。对于在数量上占绝大多数的中小国营企业而言，它更是一个不超越的阶段。 朗教授是有相当学术成就的经济学家，声称当今国内只有他才用数据说话，而别人都是拍脑袋说话，而产权改革就是拍脑袋拍出来的。对于那些亲身经历中国改革的人来说，这自然是极大的冒犯。然而，朗教授自己的数据是否就可靠呢？《国企经营绩效的分析和职业经理人的制度建立》是他关于国企改革的一篇比较学术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举了三个例子来说明国企的表现不输给私企。第一个例子是大陆在香港上市的公司和香港的私人企业之间的比较。他的数据表明，大陆公司的平均表现比香港公司好。但是，正像他自己在文章中所指出的，在港上市的大陆公司表现好，可能是仅仅是因为它们具有垄断地位。第二个例子是2002年底沪深改制后的上市公司中国有股比例和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郎咸平将这些企业按国有股的比例分成由低到高的五组，发现这五组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的平均数随着国有股比例的提高而呈现一个U型关系，即国有股比例较低和较高的企业的业绩好于国有股比例中等的企业的业绩。但是，这个U型关系是在没有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得到的；对计量经济学略知一二的人都清楚，仅仅比较平均数所得出的结论是不可靠的。郎咸平的第三个例子引用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田利辉博士的研究。他这样转述田利辉的研究结果：“当国有股股权比例为0时，每单位资产可以创造2.6元的市场价值。当国有股权的比例从0开始增加后，市场价值随即下降。国有股股权比例到40%的时候，每单位资产可以创造出2.2元的最低的市场价值。但是，当国有股股权的比例超过40%以后，价值随即上升。国有股股权比例增加到80%的时候，每单位资产可以创造出2.55元的市场价值。”由此，他认为田利辉的研究支持了他的U型关系结论。同时，他认为：“这个研究也表明了国企的经营绩效仍然可以提高接近民企的水平，这个现象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然而，他没有强调的，一个企业的国有股比例再高，它的绩效也赶不上完全私有的企业。而且，这个结果和第二个例子中的结果之间是有矛盾的。在那里，郎咸平发现，国有股比例最低的一组的平均利润率是2.26%，大大低于最高一组的5.05%。田利辉的结果是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情况下，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得出的，我们因此更有理由怀疑郎咸平第二个例子中的平均数比较的可靠性。 我本人在2002年参与主持了一项12个城市近700家国营企业的改制调查，被调查企业既包括一、二百人的小企业，也包括近万人的大企业，调查数据涵盖1995至2001的7年时间。我们的计量经济学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前提下，当一个企业中的私人股份超过了一定比例时，改制对企业效率的提高具有正面效果。具体来讲，当私人股份介于零和50％之间时，企业的资本利润率比纯国有企业的高2.70个百分点；当私人股份高于50％时，企业的资本利润率比纯国有企业的高1.24个百分点。在我们的样本企业中，资本利润率在各年的平均值在零和－1％之间，而郎咸平第二个例子中的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在－1.46% 和5.05%之间，因此，上面的差距是很显著的（上面的结果显示，私人控股企业的业绩比国有控股企业的绩效低。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完全控制所有其他因素。比如，国有控股企业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它们的技术水平较高等）。此外，我们还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前提下，改制企业在改制当年比纯国有企业解聘较多的职工，但随后它们解聘的速度低于纯国有企业（在我们的样本企业中，在岗职工比例都在下降）；并且，它们的工资增长率高于纯国有企业。这说明，至少就长期而言，改制是一个双赢举措：它一方面减缓了失业压力，另一方面又提高了在岗职工的工资。 那么，大面积改制过程中是否存在朗咸平所说的国有资产流失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意识到，国有和集体企业在改制之前已经存在相当严重的资产流失。国企高管人员的职务消费只不过是露出水面之冰山一角而已，更严重的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国企高管的腐败和犯罪行为，这些行为发生的概率也许较低，但其负面影响不可低估。其二是国企高管的资产转移，通过和子女和亲属企业的关联交易，将国有资产化公为私。其三是国企因经营不善所导致的银行坏帐。在目前官方公布的2.4万亿坏帐中，绝大部分是国营企业欠下的。这是最大一项国有资产流失。对于全社会而言，前两项流失可能仅仅是把钱从左口袋挪到了右口袋，资产没有灭失；而坏帐中的很大部分产生于无效投资。对于许多国企所投资的项目而言，开工之日就是亏损之时，投资永远无望收回。有位美国大企业的经理对中国的国企看得很透，意识到它们比国外企业更愿意冒风险。有人听了这话还沾沾自喜，以为别人在夸自己；殊不知，我们的国企敢冒风险，实在是因为它们的贷款来得太容易，亏了之后又不会受到惩罚，而结果是，全国人民必须为它们最后买单。早在2000年，我就在《读书》上写过一篇文章，讨论改制先锋顺德的事情。顺德把改制叫做“止血工程”，因为不改制，国有资产就会像血一样从伤口处哗哗地流失掉。改革的实践者们比我们的公共知识分子们更清楚问题之所在。对很多地方来说，改制不是地方政府为了提高效率而有意为之，而是迫不得已的结果。 那么，改制过程中是否存在国有资产流失呢？回答是肯定的。而且，在目前不规范的情况下，国企高管利用改制空手套白狼的动机还很强烈。由此，我们应该对MBO持有高度的警惕。这不是说管理层持股不对；相反，我赞成管理层不仅要持股，而且要持大股。问题是管理层的钱的来路以及谁来监督管理层的收购。我在成都采访过一位改制企业的年轻经理，问他是否愿意进行MBO。他说，如果他愿意，他立即可以赚几千万元。已经有投资者来鼓动他，愿意借钱给他搞MBO。尽管公司也有董事会，但实际上权力掌握在他一个人手中。他完全可以用借来的钱先收购公司的股份，然后又反过来做些手脚，让公司以高于其收购价的价格回购这些股份，转眼间他就可以赚个满钵。幸好他是一个出身工人家庭的好人，不愿意欺骗厂里的职工小股东们。但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人性善上，在制度建设还非常薄弱的情况下，MBO要慎行。在这方面，顺德为我们做出了榜样。顺德的国企和集体企业经理要想买企业，必须自己掏腰包，交纳相当比例的现金。有了这样的要求，企业经理想空手套白狼的动机就会大大降低。 然而，把国有资产流失的板子全打在国企高管的屁股上，却是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就我们调查所得到的情况来看，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的主要形式是资产打折，而不是空手套白狼。在某些城市，企业可以以低于帐面价值60％的价格出售。资产打折的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想以资产换取就业。从中央到地方，就业是一切问题之根本，因为它关系到社会稳定这个敏感问题。谁都知道，隐蔽失业在国企中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我曾在西安一家大型国企的企管办工作过两年。在我去之前，这个办公室只有两人；我去之后，人数直线上升，到两年之后我离开时，已经达到七人。刚到这家工厂时，我还在装配车间里实习过半年。我们班组按编制总共有12个人，可平时能有一半人上班就不错了，生产却从来没有耽误过。改制本是国企瘦身的好机会，但地方政府总是设法要求企业多留人；哪怕下岗，也要以内退为主。这样一来，企业高管就拥有了很强的谈判能力。尽管各地都有明文规定的资产打折标准，但每个企业都会以情况特殊为由要求更高的折扣。由于信息严重不对称，地方政府往往屈服于企业管理者的要求。改制过程中内部人控制严重也与此有关。内部人比外部投资者拥有更多关于企业资产和人员的信息，因此更可能答应多雇用工人，地方政府选择内部人就是理性的选择了。 说到底，资产打折和地方政府是否愿意负担起提供再就业机会的责任有极大的关系。可以想像，改制的最佳办法是先将人员和资产剥离，将资产以招标的形式公开出售，然后要求买者必须雇用一定比例的职工，剩下的人由政府负责，安排再就业。这样做的好处有二。其一，它可以最大程度地发现资产的价值。目前以会计价值确定资产价值的方法显然是不科学的，帐面价值高的企业可能没有任何前途（如那些开工即亏损的企业），而帐面价值为负数的企业未必就不能卖一个好价钱，因为它们可能有较好的发展空间。公开招标出售可以发现那些识货的买主，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政府，这都是好事。其二，公开出售割断了资产和人员安置之间扯不清、理还乱的关系，为企业今后的资产重组扫清了道路。然而，在我们所调查的十二个城市中，只有重庆的南岸区计划照以上办法做，其他地方统统将人员安置和资产打折捆绑在一起。这是政府不愿意负担责任的结果。就多数地方政府而言，改制是甩掉国企这个沉重包袱的好机会。一位经贸委主任曾对我直言不讳地说：“改制就是要让工人别到政府大楼前‘上班’。”“上班”是对工人到政府门前静坐的戏称。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倾向已经危及政府的威望。其实，何止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何尝又好多少？现在的情形是，中央财政好于省级财政，省级财政好于市级财政，依此类推，区、县、乡镇最惨，只好向企业和农民伸手，有些地方的税已经收到2007年了！中央现在控制着187家特大型企业，赢利占所有国有企业的2/3；各省、市纷纷效尤，赢利企业保留，亏损企业下放。某市一个区原来没有几家国有企业，市里一下子下放三十二家，都是亏损的待改制企业。要全部改完这些企业，需要1.2亿元；对于一个区而言，这是天文数字。 回到郎咸平所引发的大讨论，我想说的是，义愤不能代替冷静的观察和思考；尤其重要的是，公共知识分子要做社会的大脑，而不是大众的喉舌。中国的现实是，大众所接受的关于公平的教育和他们在现实中的遭遇完全是矛盾的。我们从小所接受的教育是，我们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我们是国家的主人，我们的要求就应该是国家的行动。但是，现实却是，我们不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在这个日益分化的社会里，我们的要求也不一定转化为国家的行动。理想与现实的反差造成人们的挫折感和对社会的愤怒。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是引导民众缓解挫折感，督促政府改进制度建设和再分配机制，而不是点燃民众的愤怒之火。民粹主义可以图得一时的痛快，但对国家和民族都是一剂慢性毒药。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对《略论服务业资本——马克思“资本论”体系的一个扩展》论文的几点看法 作者：黄鹤胜[1] 发稿时间：2003-11-27 17:38:50 认真拜读了胡教授的《略论服务业资本——马克思“资本论体系的一个扩展》论文后，我认为该论文与“资本论”理论体系存在下面几点矛盾： 一、是认为服务业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 简单地分析，既然承认服务业是从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产业中分离出来的，就是承认在分离出来之前在服务业从事劳动的工人的“活动”是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为什么分离出来以后，同样的行为就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了呢？ 进一步考察，服务业资本家购买的生产资料形成不变资本的价值，和支付给雇佣工人的工资（即可变资本）共同构成服务业与接受服务的工人进行货币交换（即价值交换）的内容。生产资料转移的是不变的价值量，这没有疑问，服务业与接受服务的工人之间进行的是等价交换，这也没有疑问。那么，接受服务的工人支付的货币量（即价值量）中超过生产资料转移的不变价值部分（肯定会超过）的价值是从那里来得呢？不就是服务业工人的劳动创造的吗？既然认为服务业资本家会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那样通过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的方式占有工人的无偿劳动时间，马克思已论证剩余价值就是来自于资本家占有的工人的无偿劳动，为什么服务业资本家占有的服务业雇佣工人的劳动不形成剩余价值呢？ 如果是把服务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相比较，因为商业活动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这是大多数人的看法），也就认为服务业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这似乎有一点逻辑上的依据。但这种理解是来自于一种模糊的认识。 理论家们普遍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了商业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观点，也就认为从事商业活动的工人的“活动”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即是据此推断马克思否认了从事商业活动的工人的“活动”不是劳动，并因此引出了重大争论，导致一些人认为需要扩展劳动概念的定义，也就是要把商业工人及其他非产业工人的“活动”包括在劳动定义之内形成所谓的广义劳动概念。 这牵涉到对《资本论》这部伟大著作认识上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资本论》二、三卷是恩格斯依据马克思的草稿编撰而成的，其中一些论述确实有点模糊不清，但完全可以肯定《资本论》全部的理论基础是劳动创造价值而对劳动马克思的解释是：“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胜利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热泪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的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资本论》第一卷第60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后同）以客观的事实分析从事商品零售，劳务等的非产业的工人的活动难道没有劳动力在生理学上的耗费吗？不是也创造了使用价值吗？不是用于交换了吗？ 而且，马克思对商业资本的分析是以商人资本的概念及内涵进行的，即是以商人（即资本家）的个人活动为考察的对象所以就有了商业就是欺骗的说法，其中并未提及商业资本家雇佣工人的问题。我想不能就此认为马克思否认从事商业活动的劳动者劳动力的付出是劳动，当然欺骗活动肯定不是劳动，因为它并不创造使用价值。 从另一个方面分析，马克思认为流通费构成商品的价格，因此如果商人（即商业资本家）支付雇佣工人工资，就会构成所出售商品的价格，而最后，所有价格都会转型为价值支付给商业工人的工资报酬也就是价值总额的一部分。不就是商业工人创造的价值吗？商品的价值（即交换价值）只会是来自于劳动，由劳动创造，商业工人的“活动”不就是劳动吗？需要对劳动概念内涵进行扩充吗？（当然这不是针对胡教授论文的诘问） 二、论文中认为《资本论》中分析的剩余价值，是通过“降低凝结在单位生活资料中的物化劳动量，即降低生活资料的价值量”的途径来实现，服务业能够通过：“降低生产一个正常劳动力所必须的生活资料量”来扩大资本家的剩余价值量。 资本家通过延长工人劳动时间的绝对方式占有工人无偿劳动的时间和通过降低有偿劳动的时间，和通过降低有偿劳动的时间的相对方式增加占有无偿劳动时间获取剩余价值，其结果会降低凝结在单位生活资料中的物化劳动量，即降低生活资料的价值吗？如果生活资料的价值随着资本家占有的无偿劳动量（即价值量）的增加而减少相同的数额，资本家们如何获得剩余价值呢？绝对方式和相对方式形成剩余价值，首先是且必须是假定商品价值（即生活资料的价值）不变（或更小的幅度变动），资本家通过直接和间接地减少补偿给劳动者劳动力的价值的价值才形成，如果商品价值随着补偿给劳动者劳动力的价值的价值的减少而减少，资本家们无论如何也无法得到剩余价值。 论文中讨论的服务业通过降低劳动力的价值，即节约劳动者生活资料的耗费量来扩大社会总资本带来的生涯价值的途径，其实质就是《资本论》中论述的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降低有偿劳动时间来相对延长无偿劳动时间，从而增加剩余价值的内容。 这里指出的降低生活资料的价值来增加剩余价值说法的错误，也许是源自下面将提到的一种模糊认识或误解。 三、在胡教授的论文中有一句：“我们知道，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是生产过程中新创造出来的价值总量的两个组成部分”。依此推论降低劳动力价值自然就会降低商品价值。 “资本论第一卷第235页中有这样一段表述：“这个剩余价值就是产品价值超过耗费掉的产品形成要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值而形成的余额。”这句话也很容易理解成产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资料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及剩余价值三部分构成，但是既然商品的价值是由不变的生产资料转移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及剩余价值三部分共同构成，降低劳动力的价值，其它两部分不变，商品的价值必然等额降低。怎么会增加剩余价值呢？如果说商品的价值是假定为不变的，但既然前提是商品的价值是由不变的生产资料转移的价值和劳动力价值及剩余价值三部分组成，劳动力价值变动，其他两部分不变商品价值必然变动，商品价值不变的假设无法成立，或者认为剩余价值作相反等额变动的原故，可是剩余价值变动的动力来自那里，或者剩余价值的增加额从那里来的呢？肯定不会来自生产资料的价值它们是不变的转移价值，如果说是来自劳动力的价值减少的哪一部分，那怎样理解“劳动力价值减少”的说法呢？ 剩余价值是劳动创造的，就是由劳动力，带来的，是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中被资本家无偿占有部分，劳动创造的价值总额中还有一部分是由资本家支付报酬而被那部分劳动力的价值。没有支付报酬而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劳动力价值（即剩余价值）和支付了报酬的劳动力价值共同构成新创造的价值量，而不应该是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共同构成商品中新创造的价值。 所谓商品价值不变，即是生产资料转移的不变价值和劳动者付出的劳动力价值总量不变，资本家通过各种方式减少补偿给劳动者劳动力价值部分，而增加不予补偿的劳动力价值部分增加剩余价值。 对上面提到的马克思的表述及其他的地方的类似表述，或许应该理解成资本家耗费了的价值（即资本家予以补偿了的价值）的内容。如果说这样的表述有些模糊的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439页的表述就非常清楚了“这两个部类中，每一部类借助于这些资本而生产的全部年产品的价值，都分成：代表生产上消费掉的，按其价值来说只是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不变资本C的价值部分和由全部年劳动加入的价值部分。后者又分成：补偿预付可变资本V的部分和超过可变资本而形成剩余价值的部分。因此，每一部类的全部年产品的价值和每个个别商品的价值一样也分成C+V+M。”同一页中，“可变资本。从价值方面看，这个资本等于该生产部分使用的社会劳动力的价值，也就是等于为这个社会劳动力而支付的工资总额”。从这些表述中非常清楚的表明，是补偿了的劳动力价值（即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组成商品新创造的价值，而不是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说法。 四、论文中还给出了服务业资本运动形式的描述公式，即：“G—W—O”后面的O表示经过消费过程以后 $ 服务业资本原先的价值额没有了，永远地从社会资本的总价值量中消失了。” 我们知道，《资本论》中货币资本循环的公式是：G—W“`P“`W’—G’。既然也认为服务业资本运动也是从货币资本G开始的，那么即使服务业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其最终也会以等量的货币资本收回，依据《资本论》中的公式，服务业资本运动的公式应该是G—W—G。怎么能是“G—W—O”呢？该公式分明表示，服务业资本家最初付出的资本一个子儿子也没有收回。这既不符合马克思对货币资本运动的表述，也不是事实。 上面的分析是基于自己对《资本论》的粗浅的认识和理解形成的一些看法，愿意为大家一起探讨。 同济大学中德学院德国科学奖金联合会教研室双周研讨会 2003年3月3日 关系型融资的理论研究 兰莹 一、 什么是关系型融资 1）关系型融资的定义：为了维持长期的金融服务关系，金融机构与企业各自进行了关系专用性投资，从而出现在第三方不愿提供融资时，金融机构乐意充当融资者，或者当企业有能力以更低的成本从市场融资的时候不愿意脱离原来的金融机构的现象。关系型融资在经济实践中的形式主要有：中小企业和中小银行之间的贷款活动、主办银行制度、风险投资等。 2）保持距离型融资：在保持距离型融资制度中，银行和企业不曾进行关系专有性投资，从而价格是交易中的决定性因素。 3）关系型融资的特征：银行（对意会式信息的收集、处理能力）与企业（向银行透露意会式信息）的关系专用性投资、长期多方位金融服务关系 4）易于混淆的概念：知情贷款、高风险贷款、关系融资、排他性贷款 二、 关系型融资制度的经济合理性——关系型融资是否具备自生能力 1）关系型融资可以促进银行与企业在融资过程中的信息交流 A． 银行进行信息收集、处理能力的关系专用性投资 B．企业不必担心商业秘密外泄，愿意透露更多信息 2）关系型融资的合约特征有助于提高融资效率 A. 弹性和斟酌权 B. 便于跨期定价 C. 适用于担保品需要监督的场合 三、关系型融资制度中的敲竹杠问题——为何关系型融资臭名昭著 1) 劣质企业要挟银行的软预算约束问题 2) 银行对优质企业的要挟问题 四、 竞争对关系型融资制度的影响 1）关系型融资方式与保持距离型融资方式之间是既互替又互补的关系 2）银行同业竞争加剧与资本市场竞争加剧不一定削弱关系型融资（关系型融资提供差别化金融服务，而资本市场竞争以价格为主，银行同业竞争加剧将降低关系型融资的规模，但是将提高它的效率，资本市场竞争加剧则相反） 五、关系型融资所适合的经济环境 1）法律制度不健全 2）资本市场流动性差 3）中小企业占经济的重要地位 4）金融约束政策使得银行行为长期化 六、关系型融资在中国可能的运用途径 1）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 2）国有企业破产重组问题（争议颇大） 3）中资银行迎接外资银行的挑战 4）发展风险投资 七、由关系型融资所想到的——金融制度的选择内生于一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谢云山：利率市场化条件下我国商业银行的利率风险及其管理（提纲）
对黄鹤胜批评的回答
民营化、国有产权转让、私有化
胡景北教授简历
先后在南京市白下区科巷小学、江浦县桥林小学、南京市白下区五老村小学就读
南京市第九中学正常就学时间：1965年9月至1966年5月
江苏省句容县宝华人民公社凤塘大队建华生产队
（现江苏省句容市宝华乡凤塘村建华生产组）
插队后期，先后任生产队仓库保管员、记工员、现金保管员
(因高度近视从农村回到城市)
南京市白下区五老村居民委员会从事各种临时性工作
南京大学经济学系
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
学士论文：略论服务业资本
因学分修完而提前半年毕业
期间任经济学系学生刊物”经济初探””第一期主编
北京大学经济学系西方经济学专业
导师：陈岱孙、胡代光、厉以宁、杜度、范家骧诸先生，并由胡代光先生具体指导论文
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
硕士论文：斯拉法、斯蒂德曼和劳动价值论
期间任北京大学研究生刊物””北大研究生论文集””第一期主编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系（2000年起改为经济学院）
其中：
1984.9－1987.5 任助教
1987.6－1997.5 任讲师
1997.6－2004.9 任正教授
讲授的课程有：
西方经济学
西方微观经济学
西方宏观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流派
政治经济学 （资本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
发展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专题
高级微观经济学 等
其中：
1989.01－1997.04在德国进修和攻读博士学位
期间：1989.01－1989.03 在歌德学院
（Iserlohn市）学习德语
1989.04－1990.08在波恩大学
（Bonn市）进修
1990.09－1997.04德国科隆大学（Koeln）
经济和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导师：Christian C. von Weizsaecker
获得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博士学位
博士论文： 中国和德国金融统计的比较研究及中国金融统计向德国金融统计模式的转换
2003.06-2004-06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同济大学中德学院
德国科学基金会联合会基金教授私有化，三好坞旁的疑问
－－代 www.sanhaowu.net 序 姚洋：国有资产流失的真与假
袁鲲：基于等价鞅理论的信用风险定价研究
黄鹤胜的评论
兰莹：关系型融资的理论研究（提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