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经济学》2006年中文版勘误说明
2006年，我翻译了英国学者弗兰克·艾利思的《农民经济学》（Frank Ellis：Peasant Economics）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最近，该书重版。我抽出时间，对照原文读了一遍译稿。谁知“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竟然发现了不少翻译错误与不当之处。出版社编辑又指出一些文字和修辞错误（感谢她们）。今天在这里，我首先向各位读者表示我的道歉，我的深切歉意，对不起各位读者！
其次，我应当做补救。因此，我把所发现的错误和不当之处汇集到一个表内，即 “《农民经济学》2006年中文版勘误表”。为方便大家下载，这个表的pdf版本单独发布到网络上，链接见本文未。同时，我请朋友把这个表转换为微信版本，发布到公众号“学者胡景北”上。《农民经济学》2006年中文版的读者，请参照这份勘误表。《农民经济学》2019年中文版不再存在这些错误和不当之处。
再次，我请求读者，如果您们在阅读该书时发现新的错误和不当之处，请您们在我的个人主页www.hujingbei.net的留言版上告知。这里，我预先表示感谢。
当然，最重要的是，在今后的翻译工作中，我一定兢兢业业，认真仔细，尽可能不出现翻译错误，尤其是保证不出现比较严重的错误。
“夜话”2019年第6期，2019年5月22日
附录：《农民经济学》2006年中文版勘误表”链接： https://www.hujingbei.net/wp-content/uploads/2019/05/《农民经济学》2006年中文版翻译勘误表-胡景北制作-.pdf
《农民经济学》2006年中文版翻译勘误表
发布农业劳动力转移系列数据
十几天前，我把自己的一篇文稿“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定量特征”发布到网络上。今天，我把这篇文稿所使用的数据同样发布到网络上。它们的链接列在本文下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这些数据，找到原始资料，核实数据，检查我的计算结果；更可以利用其它方式整理这些数据，或者把它们和其它数据结合起来，整理出新的数据系列。
现代经济学研究离不开数据。现代统计工作的全面展开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又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大量数据。毫无疑问，对于研究者来说，数据总是不足。另一方面，现有数据又需要“挖掘”。这里公布的数据系列，便是我的一点“挖掘”结果。
我不是一个擅长于数据的学者。一直到三十多岁的中年，我受到的教育与自己阅读的范围，几乎完全限于仅仅使用文字的宏大历史叙事。我只学得历史趋势，根本不知道数据的意义。当时笃信马克思，连思维方式都学得了马克思。这在我三十岁时写的大学毕业论文“略论服务业资本”表露无遗。例如，在该文中，我完全按照马克思的方式，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愈是发展，社会活动的领域愈是扩大，物质资料再生产和劳动者自身再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愈是提高，劳动产品的一般私有制就愈是不能存在。”当时，我自鸣得意，好像历史就在自己手中。后来我才逐渐地懂得，这样的断言要么出自少不更事的年轻人，要么出自狂妄自大的中年人。是的，我们完全可以类似地对一个孩子说：“你愈是成长，你的活动范围愈是扩大，你的知识和能力水平愈是提高，你愈是接近死亡并最终死亡”。对年幼孩子的这类断言之可笑不言而喻。对历史的类似断言之可笑，却被我自己那种“历史在我手中”的陶醉所掩盖。
正是因为认识到这样或那样的历史断言的可笑，我开始转型，开始重视数据。年轻时我务农多年。因此，我意识到农民的唯一出路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即使依然务农的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的改善，也必须依靠其它农民转出农业。一开始，我像这个领域的早期学者那样，仅仅关注定性分析，关注农业劳动力转移所需要的制度和资本条件，关注它的长期趋势。1998年，我发表了“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一种可能机制”。从那以后，我便试图从短期角度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而一旦接触短期问题，我才发现，假设长期研究可以不顾及数据，短期研究则必须依赖数据。没有数据，短期研究纯粹是空中楼阁。农业劳动力转移短期研究的核心变量应当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率。而没有数据，这一变量便毫无意义。这就像失业和失业率一样。英国经济学家早在300年前就开始讨论失业了。但直到二十世纪中期，经济学才有了失业率概念，经济学对失业的研究才开始建立在数据之上。而在整理数据之后，我又发现，长期研究同时离不开数据。例如，大约十五年前，一位朋友做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数值模拟。他经常和我讨论。可那个时候，我们满足于模拟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长期趋势，而没有想到所谓的“长期”在历史上到底有多长。直到最近年份，数据出来后，我们才知道“长期”的具体时间跨度，体会到当年数值模拟的缺陷。
我是年过半百才开始重视数据。虽然下过一些功夫，但毕竟比不得年轻时的精力。因此，我对数据的知识依然远远弱于我的文字叙述的知识。所以，尽管我在搜集和整理这里的数据时坚守学术良知，遵守学术规范，但在数据指标定义、数据整理计算诸方面，我的做法只是一己之见，个别数据错误甚至在所难免。我恳请读者在使用这些数据系列时谨慎。特别重要的是，读者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定义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度量指标数据，自行挖掘和整理相关数据。经济学倡导需要自由竞争，经济学研究本身就应当自由竞争。只有在竞争中，我们才会找到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标准概念和标准数据，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理论才可能建立。
链接：
1．https://www.hujingbei.net/wp-content/uploads/2019/04/胡景北-2019-农业劳动力转移定量特征.pdf
2．https://www.hujingbei.net/wp-content/uploads/2019/05/农业劳动力转移数据-中国-1952_2015年-美国1800-2015年-胡景北整理.xlsx
3．https://www.hujingbei.net/wp-content/uploads/2019/05/农业劳动力转移数据-中国-1952_2015年-美国1800-2015年-胡景北整理.pdf
“夜话”2019年第5期，2019年5月13日
农业劳动力转移数据: 中国 1952-2015年; 美国1800-2015年——Data on Outmigration of Agricultural Labor: China, 1952-2015; US, 1800-2015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定量特征 – 胡景北
请点击链接以阅读或下载：
胡景北，2019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定量特征，胡景北文论，2019年4月。
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定量特征
今天，我把自己最近的一篇稿子“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定量特征”发布到网络上 (www.hujingbei.net/wp-content/uploads/2019/04/WP-Apr2019-农业劳动力转移定量特征.pdf )。在我看来，当今人类所处的时代可以视为人类大历史中的非农化转型阶段，即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后农业社会转型的阶段。它应当肇始于公元1700年前后，延续到当今，并可能延续到本世纪末或更晚。非农化阶段的一个重要经济特征是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生产部门。和其它非农化特征相比，由于以数人头方式进行的劳动力统计的重要性和可行性，我们拥有关于劳动力统计和劳动力在农业与非农部门之间转移统计的大量资料。我的文稿将利用这些统计资料，描述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一些定量特征。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研究面临两个基本困难，一是缺乏数据，二是缺乏理论。不过，搜集与整理数据的前提是数据的概念指标。比如说，一个物理学家有了加速度的概念，才会有意识地搜集加速度的数据。建立理论的前提是了解概念指标的定量特征。有了加速度数据并且发现其定量特征后，物理学家才能够着手建立理论。我曾经提出一套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概念指标，即农业劳动力数量，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简称农劳比）、农劳比下降速度、农劳比下降加速度。利用这些指标，我们可以研究有关统计资料并整理得出农业劳动力转移系列数据，从而有可能揭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若干关键的定量特征。
毫无疑问，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定量特征只有通过长期数据才可能明确且稳定地揭示出来。由于我们仅仅掌握若干国家而非全世界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长期数据，因此我们只能根据若干国家的历史资料总结农业劳动力转移特征。具体地说，我的这篇文稿仅仅依据中国与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过程来勾勒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一般特征。选择中国的理由第一是它在最近二十多年来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大潮中的特殊地位，第二是我自己比较熟悉中国和中国的统计资料。选择美国的理由则是美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几乎已经全面完成，同时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数据的时间跨度长，数据容易获得和理解。
根据中国和美国的统计资料，我总结出如下几个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定量特征，即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
一、农业劳动力总量呈现先上升、再下降的长期抛物线趋势；
二、农劳比呈现单调下降的长期趋势；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稳态”水平。
三、农劳比降速呈低-高-低的长期抛物线趋势；
四、农劳比降速和加速度可能呈现高-低-高循环的中期周期性；
五、农劳比降速和加速度呈现频繁的短期波动性；
六、若以农劳比降速高低为标准把整个非农化过程分成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阶段，则第（四）和第（五）个特征在早期尤其中期特别重要。
七、各国进入非农化的时点不同，农劳比下降速度和加速度存在显著差异。
八、后进入非农化转型的国家，非农化中期阶段可能更短、农劳比降速更高，农劳比降低加速度绝对值更大。
九、非农化转型的时间跨度对一个国家来说，大体应当在200到250年左右；对整个人类而言，应当在400年左右，不超过500年。
十、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相对价格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可能呈现不变的长期趋势。
十一、在整个非农化转型过程中，农业劳动生产率显著低于非农生产率。
十二、在非农化转型过程中，农劳比越低的国家，农业和非农生产率差距越小。
十三、非农化转型过程同时是农业生产率追赶非农生产率的过程，因此也是总量生产率提高的过程。
十四、农劳比越低的国家，人均生产率越高。
我的文稿将具体描述这些特征。
如果上述这些特征基本成立，那么，现有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显然还不成熟。举几个著名的相关研究。刘易斯讨论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显然仅仅属于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章的某个早期现象；而刘易斯拐点的标志即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率趋同，显然不符合我们列出的生产率差距特征。托达罗讨论了失业和转移的关系，但他仅仅触及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短期波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结构变化研究”分支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研究，仅仅集中于讨论农劳比下降一个特征。它们的共同缺陷是需要农劳比的稳态水平，并且不符合生产率差距特征。同时，所有这些模型的数值分析所给出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时间，应当远远超出我们发现的时间框架。在经济学研究中，农业劳动力转移属于所谓的“库茨涅茨特征事实”。十年前，著名经济学家阿杰莫鲁在总结当时的相关研究后评价说：这些研究“仅仅是我们在探讨库茨涅茨所强调的部门结构巨大变化的道路上迈出的不大一步”。对照本文稿提出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特征，阿杰莫鲁的评价今天应当依然有效。我希望，我所总结的上述农业劳动力转移特征，有助于经济学家建立农业劳动力转移理论，有助于我们大家对农业劳动力转移历史过程的理解。
“夜话”2019年第4期，2019年4月24日
清明祭改开
2019年清明节已经过去了。
清明祭奠父母之后，我的内心突然生发出一种极其强烈的感觉，要祭奠一下改开，我不由自主地在心里说：再见，改开！愿你在上天安息，愿你按照你真实的样子，留在我的记忆里，留在大家的记忆里！
是的，改开走了。这几年，不断有人说改开去世了，可又有人认为改开还活着。我自己是一年多之前确信改开真的离开了人世。去年清明，也许是作为留下者的我还没有来得及悲伤吧，也许是我更多地想到超越故人、超越改开吧，我没有想到祭奠改开。但在过去一年里，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到改开去世的悲伤，因此才在清明节生发出祭奠改开的感觉。
改开出生于1978年，其父母皆患有先天性的基因疾病，因此改开一出生就多病。改开出生时不叫 “改开”，而叫 “解放”。中国近百年来有两次取名 “解放” 的高峰。一次在1950 年前后，标志是在原先的共和国前面加上一个词汇“人民”。为了庆祝这一加词，许多父母为新生儿取名 “解放”。那时候，领袖在城楼上呼喊 “人民万岁”，人民在下面欢呼 “救星万岁”。可惜天不怜人，从古到近，百岁之人罕见，何来万岁？到了改开出生时的1978年，中国开始“解放思想”，就是从1950年 “解放” 的思想里重新 “解放” 出来。比如说1950年欢呼救星降临。1978年则从救星下解放出来并不再承认中国有救星一说，“万岁”口号也被抛弃了。此时，报章杂志、大会小会到处说的都是解放思想。因此，包括改开父母在内的很多家庭，再一次为新生儿取名为“解放”。
在童年时期，小解放成长很快，其状况很令今天许多人羡慕。比如，“改革” 一开始仅仅作为经济工作八字方针 “调整 改革 整顿 提高” 的一个部分提出来，没有人清楚它的具体含义，也没有人特别重视这个部分。但突然之间，在解放思想的大环境下，农民自己搞出来的包产到户变成了 “农业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作为一个正式口号提出来了。同时，作为新农村标志的人民（的）公社竟然就取消了。“中国人民邮政” 也不声不响地改名为 “中国邮政” 了。那时候，在解放思想的口号下，什么都可以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不久，比如政（治）体（制）改革、企业制度改革、教育改革相继提出，甚至党-政-分-开、工厂和学校不设政党机构都是公开的话题。紧接着，加入 “国际大循环”，开放跻身到的标准口号中。在高低各层级的会议报告中，改革和开放两个词开始并列，并且越发热烈，其热度，甚至到了 “言必称改开” 的地步，于是，“解放” 也就正式改名为 “改开”。
不过，很不幸的是，改名不久，改开就因为遗传基因缺陷得了一场重病，差点送了命。改开能够缓过气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解放思想的结果，就是当时中国粮食多了，大家能够吃饱肚子。这之后，连粮票都取消了。粮食问题虽然解决了。但城市工厂问题很难。虽然早在 “解放思想” 时工厂就开始松绑，可绩效不彰。工厂和农村不同。农村只要从 “救星” 那里解放出来，就好解决，因为农民和上层人士的直接瓜葛不多，加上他们自己会想办法生产。工厂直接受上层管辖，利益复杂；肚子饱饿也难以说清。于是，那时候的改开，就 “以开放促改革”。外国资本和技术来了，外国书籍和思想也来了。中国的改开在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达到了一个新高潮。
改开那时候也到了人生的高潮。可是，高潮不可能持久。改开本来就有病根，高潮一到，病症立显。这种基因疾病注定改开不能生存很久：要么超越自己，要么死亡。改开的特点先是对内解放，后是对外开放，核心是 “放”。可改开对这 “放” 却有先天性的强烈限制；动手术以解除这限制，新的人就不能再叫 “改开”。不动手术，改开也得死亡。因为在高潮中，“放” 和 “限制” 冲突激化，改开完全无法承受。改开死亡的标志自然是免谈解放，忌提开放，核心便是“禁”。
我的一次亲身经历也许能够说明这一点。改开之前，中国的经济学教育是全盘政治经济学。解放思想后，1981年下半年，我读书的南京大学经济系第一次开设 “西方经济学” 选修课，老师在课堂讲授西方经济学时还常常用政治经济学批评之。后来我自己当教师，“西方经济学” 很快变成必修课，但上课时依然要批评。中国 “以开放促改革” 并形成高潮后，我们把 “西方经济学” 从政治经济学教学体系中的一门课，变成整个经济学教育体系的基础，把所有其它课程都建立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基础上。西方经济学课程不但直接采用外国教材，而且全部授课时间里不再安排所谓的政治经济学批评。因此，经济学教育中的 “独尊马学” 实质上已经废除。感谢改开，让我们能够走到这一步。但这一步又突破了改开：改开也许可以暂时容忍、但不可能容纳这一步。因此，或是超越改开，或是取消改开；而这两者都意味着改开不再。在中国的特定条件下，我们后来果然看到对外国教材的禁令，看到政治经济学批评回到西方经济学的每一堂课上，看到 “独尊马学” 又一次被强加给每一位大学教师。
当然，改开本来就有病。他能够活到将近四十岁已经是个奇迹。如今，改开虽死，它留给中国的记忆却是强烈的。正是因为改开，中国才有了四十年前梦想不到的物质生活；正是因为改开，中国才有了四十年前梦想不到的理念；因此，也正是因为改开，中国也才理解了改开本身的问题，明白了中国超越改开的必然性。就我个人来说，正是因为改开，我才能够跨进大学，走上后来以学术为业的人生道路；正是因为改开，我才走出国门，发现了其它民族竟然生活的往往更好；也正是因为改开，我才有了今天思想和追求。因此，在这个清明节，在初步体会到改开死后出现的各种禁令和限制以后，我更加怀念改开。
安息吧，改开！
愿上天保佑中国！ “夜话”2019年第3期，2019年4月5-10日
只要切断经济和政治的关联，经济危机在中国就不可怕
十年前的2009年，我在纪念2008年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一周年时写过一篇文章：“经济危机一周年的教训：经济危机并不可怕”。对许多中国人来说，2008年让我们第一次清楚看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而这场危机给我们的最深刻教训，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并不可怕，完全不像我们的教科书讲得那样可怕。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危机来了，大规模失业。毫无疑问，每一位失业者都有一段痛苦的经历，都值得同情和帮助。但同时，危机中几乎没人挨饿，亦没人造反。社会正常运转，甚至执政党选举和下台上台都按部就班，几乎完全不受经济危机的影响。我们耳熟能详的那种在经济危机中几千万人“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说法完全没有出现。2008年经济危机是1929-1933年资本主义大危机以来的最严重危机。2008年危机给资本主义社会老百姓带来的苦难不过如此，那以前许多危机的苦难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我们对2008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见”，彻底打破了中学和大学课堂上根据马克思观点而“诲人不倦”的可怕说法。
2008年的时候，中国由于自身的原因其实也落入了经济危机，落到了V字形的底部，像万科那样的大企业当时都处在现金流枯竭的破产边缘。只是2009年的四万亿刺激让中国迅速挣脱危机，走上V字形波动的上行。十年后的今天，经济危机又一次降临到了中国。我们没有独立的统计机构，没有劳动市场的灵活机制，因此，我们无法用比如失业数据来确认中国是否出现了经济危机。但直觉告诉我，中国已经面临甚至已经进入经济危机。也许我可以用p2p企业的纷纷倒闭，用网络招聘的大幅度减少，用几百万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报道来佐证自己。虽然所有这些例证都不足以确认中国出现经济危机。可是，“经济下行”这一冠冕堂皇的词汇无论如何都无法表示当前中国经济的实际状况。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2007年的超过14%“下行”到2017年的不足7%，那确实是下行；但至少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不再是简单的下行，不再是L形的横线，而是落入了V形的底部，也就是进入了危机。最近中共中央提出经济“要看到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这个“忧”字可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被用在这种场合。1958年后的大饥荒、1978年前的经济处于崩溃边缘，都属于极其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共中央都没有用“忧”来表示经济形势，而依然说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如今的中国经济状况肯定比那两个时期强得多，但一个“忧”依然揭示了中国经济危机的真相。
中国经济为什么会走到现在的危机状况，是近来的热门话题。美中贸易战、民营企业对政策不稳定的高度担心，房价过高让人不敢消费，过快的降杠杆政策，政府挑容易的路走等等，都是被许多人提过的原因。我在这篇短文里不想讨论中国当前经济危机的具体原因，而是希望借助于我们已经了解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事实，指出经济危机不可怕；或者说，可怕的不是经济危机，而是社会政治危机。
经济危机不可怕，首先在于它是资本主义经济或者市场经济的一种基本现象。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会波动，严重的向下波动就是危机。我们不可能仅仅指望经济向上波动而否认向下波动。在农业社会里，自然灾害是造成危机的主要原因；严重的自然灾害甚至会造成饥荒。资本主义经济让人类摆脱了自然灾害带来的危机和饥荒，但是，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事情。人类的知识永远是有限的，人类再聪明，社会再发达，即使到了中国古代圣人所说的大同世界或者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人类也不可能把经济发展速度保持在一个恒定的水平上，经济发展的波动依然是不可避免的。经济波动和作为其极端表现的经济危机是人类不可能摆脱的宿命。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人类知识的增进，又让我们能够把经济危机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危害降到很低，从而使经济危机尤其是它的后果不再可怕。事实上，在最近三百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经济危机屡见不鲜，但过去年代的饥荒却再也没有出现过。同时，经济危机虽然表示经济到了V形底部，但它又预示经济将从底部上行，有远见的企业家和金融家正是在此时看到了经济上行所提供的机运。
经济危机不可怕的另一个原因在于经济危机和社会政治状况的分离。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现象。在过去的农业社会中，导致经济危机的严重自然灾害，往往和执政者违背天意联系起来。此时，或者是皇帝下罪己诏，请求上天恕罪；或者是民众造反，以恶政导致灾害天象为名而托天命来改朝换代。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一方面，君民关系改变，各色人等轮流执政；另一方面，经济危机的原因和社会政治状况脱钩，公众普遍理解经济危机不可免，何时发生与那时的政府关系不大。例如，小布什总统于2008年到期下台时，没有人把那年爆发经济危机的责任归之于他，更没有人认为他是因为那次危机下台的。当然，如果在执政期间碰到经济危机，执政党下台的可能性提高，但那也是晦气，而非真的有人认为是执政党造成了危机。比如老布什总统本想执政八年，但第二次竞选时正好碰到经济危机，只好认倒霉。所以，经济危机依然，但社会稳定，政治平顺；经济危机不再造成社会动乱。
经济危机不再可怕的第三个原因，是大众心理认可经济危机是一种正常现象。经济危机和政治分离之后，政治家和政府也就不再忌讳谈论经济危机；大众媒体更是常常把危机放在头条新闻上。因此，如果十年二十年没有发生经济危机，公众反而很奇怪。同时，政府和非政府的组织也建立了各种机构，在经济危机时帮助失业者。所以，经济危机发生时，无论自己失业与否，绝大部分人都能够地接受，而不会出现大的情绪波动。
但是在中国，经济危机始终是个禁忌词，不能用于中国的。一些人甚至声称社会主义消除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社会主义不可能出现经济危机。至于1958年的大饥荒，1978年的经济崩溃边缘，比起资本主义历史上任何一次经济危机其实都严重得多，但我们皆避而不谈，似乎1949年以后经济总是一帆风顺，都是稳定上行。这样的观念经过中小学教育的长期灌输，使得我们中国人在心理上不能接受中国也有经济危机的想法；而假设真的有了，那也一定和农业社会相同，不是经济运行的正常现象，而是皇帝的错, 因此政治家更加忌讳谈论经济危机，这就使我们难以像其他国家那样，大大方方地公开讨论发生在自己国家的经济危机。
今天的中国，经济实力大为增强，只要政治上不犯大错误，经济危机不再会造成大规模的饥荒，甚至因经济危机而饥饿的人口也不会很多；因经济危机而失业的劳动者生活水平会降低甚至明显减低，但依然会高于所谓的饥饿水平，所以，从经济上说，经济危机在中国也确实不再可怕。相反，通过经济危机，无效的企业死亡，无效的经济消灭，中国的经济效率将提高，中国将迎来新的经济上行和繁荣，将创造生产率更高的更多就业机会。因此，经济危机不可怕，可怕的是与经济危机相联系的社会政治危机。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之所以常常发生在经济危机时期，便是因为经济和政治关联过紧。黄巾起义、闯王造反，都根源于此。1949年以后也如此。例如，没有1958年后的大饥荒，应当不会有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没有1978年前的经济崩溃边缘，也许不会有1978年的政治更迭。所以，可怕的不是经济危机，而是政治家的错误加重的灾难，是由经济危机触发的社会政治危机。为了避免可怕的社会政治危机，因此，中国需要做的，一方面是承认中国也会发生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在中国也是一种正常现象，这样，我们可以公开解释经济危机其实并不可怕，坦然提高我们普通人对经济危机心理承受能力；另一方面，大规模地展开市场化方向的改革开放，大幅度地降低政治对经济的干预，从而从根本上切断经济危机和社会政治变化之间的直接关联。
“夜话”2019年第2期，2019年1月23日
胡景北知青日记（已发布的三本汇总）
1968年，在城市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运动中，我从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来到江苏省句容县宝华人民公社凤坛大队建华生产队（现改名为江苏省句容市宝华乡凤坛行政村建华生产组）。从那时起到1977年，我在那里作为一个农民生活和劳动，在那段时间里，我写下了一些日记，估计超过50万字。现在，部分日记已经丢失；尚保有的日记，有一些字迹已经模糊，一些纸页已经粉末化。本文是日记的一部分，是已经发布的三本的汇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