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食一天有感

昨天,2019年6月4日,星期二,我禁食一天。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禁食,为了纪念某个特殊的日子,为了悼念三十年前那一天的死者,也为了悼念跟那一天直接有关的后来的逝者,比如我的同学、当年担任北大教师后援团团长的朱善利,亦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良知。当然,考虑到十年后的自己接近八十岁,身体状况可能不再允许禁食24小时,今年的禁食几乎是我唯一的选择。

1989年无论对世界、对中国还是对我自己,都是注定要留下深刻印记的一年。这年一月初,我在大风雪中离开北京,第一次乘坐飞机,第一次出国,到当时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西德去留学。那时中国和德国之间应当还没有直达航线,前苏联又禁止欧洲和东亚之间的航线飞过其领空,因此,我乘坐的飞机还需要多迂回几千公里、经过巴基斯坦和阿拉伯半岛才能抵达西德。然而,毕竟到了另一个社会,一个我少年时所仇恨的资本主义社会、所可怜的水深火热的社会,但又是我坚信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故乡的社会,我可以亲身体验这个社会。实际上,当时我愿意到德国留学的主要原因,就是对马克思的崇拜:我应当学会德语,应当从源头了解马克思、甚至自己去发展马克思主义。那时,我已经把自己在1981年写作的“略论服务业资本”视为对马克思的一个发展,并且相信自己能够进一步推进马克思理论。后来我回国并到出国前的学校上海财经学院(后改名上海财经大学)工作,才听说当年的西德留学名额是给另一位教师的。可那位教师不愿去西德,于是才轮到了我。当然,那时候,没有人(包括最有名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预见到德国会最终成为世界历史在1989年的中心舞台。而正是这样的巧合,让我在1989年看到了舞台中心的演出。

记得在出国前的北京同学聚会中,大家都预感中国这一年要发生什么。果然,后来发生了众所周知的大事件,也许应当算作1949年以后中国发生的最大政治事件。那一段时间,国内的电视和报纸大尺度公开报道事件,中央电视台员工甚至打着“我们要说真话”的大红横幅参加游行。那一段时间,中国是世界的中心。西德电视台每天用大量时间报道中国。我们留学生每天花费更大量时间观看这些电视、费力地阅读德文报纸、传播和讨论每个人通过与国内亲人的电话获得的消息(那时候没有网络,国内几乎没有私人电话,电话费还特别贵)。三十年前的那一天清晨,中国时间,中国电视台一位播音员自行其是地播出了我们每天担心会听到的消息。于是,在德国时间的这一天,留学生们、居住在西德的其他华人,还有一些德国人,紧急申请了集会游行并得到批准。那时候,我在当时西德的首都波恩(Bonn)。波恩是个小城。大家从市中心游行到大使馆,队伍中有一个横幅写着德国人不认识的几个大字“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这是我这代人所熟悉的毛泽东的一句语录。原谅我一时想不起谁是队伍的组织者了。但至少到了大使馆前,队伍已经没有组织者了;或者说,谁拿到喇叭,谁就是组织者。后来喇叭到了黄凤祝先生手中。他是一位菲律宾华侨,德国的哲学博士,对中国非常热心,可他不适合这样的场合。我和他当时已是熟人(他后来还到我工作的同济大学兼职),我们在人群中又站在一起,于是我接过(是“接过”、“抓过”还是“抢过”,我已经难以断定)他手中的喇叭,作了一回组织者。也有人试图从我手中抢过喇叭,至少黄凤祝先生有一回不满意我呼出的口号而要抢喇叭。初步记忆中,喇叭在我手中有很长时间;是不是一直保持到集会结束,我不敢肯定。无论如何,这是我迄今为止唯一一次自发地担任某种群众自发活动的组织者,尽管我好静的秉性也不适合这样的场合。

因此,三十年前的这一天,对我个人也有着特殊意义。一个人一生中留下深刻记忆的东西不多。刻骨铭心的恋情、义无反顾的瞬间,就是这样的东西,它们将清楚地伴随人的一生。可人的一生中极少有机会来一次刻骨铭心或义无反顾。因此,我很理解我的许多同龄人。当他们在“文革”中写出第一张批判老师、批判校长、批判市长省长的大字报时,当他们勇敢地冲进武斗现场时,当他们检举揭发自己的亲人和好友时,尽管他们得到当时大环境的鼓励,但他们的内心必然充满着某种“义无反顾”,以至于他们今天追忆时依然“青春无悔”。

如果说1989年上半年属于中国,那么,下半年就属于当时名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东德。用领土面积衡量,德国是个小国。它的疆域在世界地图往往写不下“德国”两个字。它分裂成的东德、西德两个国家(当时都是联合国成员国)自然更小。研究最近几十年世界史的学者往往把中国和东德的1989年联系在一起。确实,“莱比锡不是北京”,是莱比锡
(东德在这一年第一次发生自发游行的城市)队伍的一个口号,亦应当在东德和前苏联当权者的决策中起了一定作用。作为一个刚刚看到中国大事件的中国人,我在西德又体验到东德的大事件。这些体验也属于我人生最重要的经历之一。在三十年后的今年,我也许应当撰文写写它们。

二十多年前,我回到上海财经大学任教时,学校要求我写一份国外留学总结。我在总结中谈到那场大事件时说,我对政府当时的做法持有不同意见;但我同意政府的说法,即这场大事件等二十年后再做结论。后来,大概在我离开上海财大前一年,学校通知我,说我的那份总结遗失了,要求我重新写一份留学总结。我没有重写,因为我无法在回国多年后再用当年的口吻写那样的总结。学校也没有进一步要求。至于遗失的原因,猜想可能有人希望保护我而让它遗失的。在这两件事上,我深深感谢上海财大。

一天的禁食结束了。谢天谢地,我没有感到任何明显的不适。也许明年的同一天,我的身体还能够禁食。

“夜话”2019年第7期,2019年6月5日

“禁食一天有感”的11个回复

    1. 意料之中啊。同情胡老师……
      老爷子提过词的杂志社都封了,何况一个小小的微信号。
      您这个个人主页也悬哪。

  1. 尊敬的四宮かぐや: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留言,谢谢!
    是的,那一代年轻人,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是,我相信,大家的心灵深处,都珍藏做那一天的记忆,那中央台的”我们要说真话“的大幅标语。我希望,他们能够把这些记忆亲口传给下一代和再下一代(部分人已经有孙子辈了)。
    我不知道这艘航船是否还能够安稳航行30年。我认为可能性很低很低。除非某人强力镇压并且能够再清醒地活30年。”再清醒地活30年“本身的可能性就极低。而在强力镇压的情况下,只要某人驾崩,中国就一定不会安稳;而某人不强力镇压,马上就不会安稳,因为现在已经走得太过,已经不可能平稳地再回到2018年之前了。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只能为中国老百姓祈祷,求上天让他们少受点灾难。同时,我们自己应当怎样做,才能够帮助中国,也是我们应当思考的。
    和您同勉!
    胡景北

      1. 思念如燕:
        谢谢您,谢谢您的关注尤其是留言。您知道,为了发布,有些话不得不含糊地说。不过,我依然希望知道您说的“没看懂”的含义,是拙文全文没看懂呢?还是其中某段或某句话没有看懂。如果您具体指出的话,我乐意尽力向您解释解释。
        再次感谢!
        胡景北

        1. 谢谢胡老师的回复。
          正文都能看懂,我指的是这段看不懂,不过我觉得您可能也不方便解释,无论如何,都谢谢您。
          “我不知道这艘航船是否还能够安稳航行30年。我认为可能性很低很低。除非某人强力镇压并且能够再清醒地活30年。”再清醒地活30年“本身的可能性就极低。而在强力镇压的情况下,只要某人驾崩,中国就一定不会安稳;而某人不强力镇压,马上就不会安稳,因为现在已经走得太过,已经不可能平稳地再回到2018年之前了。”

          1. 思念如燕:
            您好!谢谢您的关注尤其留言,谢谢,谢谢!
            有一个网友在这里的留言谈到未来30年中国的安稳。我的回答的意思是,像我这样的超过65岁的人,再活30年,也许有一定概率,比如50%的概率。但能够头脑清醒地再活30年,概率就非常低了,也许低于10%。因此,指望领袖再清醒地活30年,好像不现实。但中国的安稳系于领袖。领袖继承,对中国从来就是一个大问题,导致不安稳的大问题。由此推论,中国在未来三十年保持安稳的概率也是很小很小的。另一方面,即使在领袖健康的30年中,是否能够安稳也是大问题,概率也很小。就此而言,我不指望中国再能够安稳三十年。
            由于我只能说这些,因此特别谢谢您的理解和宽恕。
            再次感谢您的关注!
            胡景北

            1. 谢谢胡老师的解释,我明白了。
              胡老师,我看您好像对马克思主义很有感情,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坦率的讲,我对马没有好感,由马发展而来的半个地球的共产主义导致的灾难已经不言而喻。哈耶克对马也基本持全面的否定态度(尽管可能马的出发点是善意的)。所以,我想以您的睿智对马持肯定态度一定是有您的依据的。您是否可以通俗的给我们介绍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

              1. 思念如燕:
                您好!谢谢您的关注,尤其谢谢您的留言。我对马克思的兴趣来自两方面。第一,我从小受到的仅仅是当时政府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灌输,并且到了崇拜的地步。因此,我当时读马克思的书是极其认真的,后来在“发展”马克思理论的时候,也是极其认真的,完全遵照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和逻辑,用极其严肃的态度,完全不考虑自己可以在政府保护下从事马克思研究的 可能性。所以,第一方面的原因有年轻时的情感因素。这里,想起我曾经说当年的红卫兵对毛有一种类似初恋的感情,我应当对马克思也有类似的感情。第二,马克思提出了一些理论,需要学者严肃对待。比如,即使在西方的历史学研究中,马克思的理论也几乎是最重要的理论。其实,只要在学术上讨论社会问题,历史问题,我们几乎无法避免马克思。所以,一个社会科学家应当懂得马克思。而在中国,由于马克思是官方理论,一个人就更应当懂得。所以,我用我的马克思研究,也向那些官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证明,我比他们懂马克思。
                再次感谢您的关注和留言!
                胡景北

  2. 30年后,这群热血的年轻人有的依然活跃在前线,有的已经隐匿不再发声,有的在等待时机,有的教会后辈隐忍,有的或许已经追随主席去了,也有一部分把青年的精神传承下去,让有些种子慢慢发酵。在这特殊的日子里,我不得不错期来留言——在“左”的不归路上,我只希望此艘巨船可以再安安稳稳航行下一个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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