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

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很容易看到改开四十年来中国的巨大变化和成就,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巨大成就,例如中国人吃饱饭了,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不过,对我来说,改开造成的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可能比经济成就更为突出。举个例子,一对夫妇在街上搀搀手这个现在再平常不过的现象,在改开之前可是大错误,属于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这对夫妇亦可能被视为“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中的“坏分子”。记得1980年前后报纸曾专门讨论公交车上一对年轻夫妇搀手的行为该不该谴责。而1987年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还下发文件,禁唱刚刚传入大陆的台湾歌手邓丽君的《美酒加咖啡》。我在纪念改开四十周年的一篇短文中说过,作为改开起步标志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其主要工作不是开创更不是顶层设计后来发生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相反,该次会议完全没有预见到后来的改开。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一件大事,就是打破之前无所不在地统治着中国的无限皇权和绝对专制,创造了一种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正是这样的环境,让普通中国人有了一定的自由空间;正是这一不算开阔可来之不易、甚至被许多人视为可能转瞬即逝的宝贵空间,为以小岗村包产到户为开端的民间发起的经济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今天的年轻朋友们可能难以想象四十年前绝对专制下的景象。那时候,最高领导人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这可不是街头巷尾的调侃话,而是报纸上的官方语言。那时候,报纸上书籍上引用最高领导人的话,要特别地用黑体字突出标明的。那时候的大众媒体只有报纸和无线电广播,而每一份报纸的第一版最上方,一定是最高领导人的语录,每一天广播都以对最高领导人的颂歌开始。那时候,一切言论和行为必须以领导人的话为标准;任何背后议论都是反革命罪行;那时候,每个人都必须表示自己生活的社会是世界上最好的社会;对社会不满、对现实不满,就是对最高领导人的不满,就会受到惩罚。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除了最高领导人之外,其它人没有思考空间,任何创意都无从生发。除了最高领导人之外,其他人也没有行为空间,任何与众不同的言行都被视为“封资修”行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行为)。那时候,也谈不同意见,谈主动性积极性,但它们只是在最高领导人绝对正确的前提下讨论如何更好理解最高领导人的某句话,如何主动积极地做最高领导人乐意的事情。超出这个范围的不同意见与主动性积极性都是错误的,严重一些甚至还是反动的。因此,任何意义上的经济改革和开放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只是天方夜谭。

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做的,就是通过公开承认最高领导人的个人错误和于此相应的部分制度错误即对最高领导人的无限权力安排,而在事实上打破和放弃了笼罩中国社会的无限皇权和绝对专制。从此,在中国社会,没有一个人再享有无限权力,没有一个人的话再“自动地”成为真理和其它所有人言论与行动的标准,没有一个人再能够禁止他人对自己的不敬议论和背后批评,皇权的势力范围从无限蜕变为有限。有限皇权所带来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真理不再被垄断,标准不再被划一,而普通人也终于有了在不同真理不同标准之间选择的权力、甚至有了自创真理自立标准的权利。而只要真理不再被垄断、标准不再被划一,对某个人的忠诚也就不复成立。这是因为,报章宣传的毕竟是忠于真理;而一旦真理不为某一个人所垄断,忠于某一个人的要求也就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这样,中国的社会环境开始宽松,报纸头版不必一定要刊登领导人语录,书报杂志不必再用黑体突出领导人语录,领导人的话也不再成为普通人言论和行为的唯一标准,普通人也就开始有了思考、言论和行为的自由空间。

回顾一下1978年的“两个凡是”争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真理标准讨论”(即宣扬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和随后开始流传的“白猫黑猫论”(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摸石头过河论”,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社会出现的真理差异化、标准多元化趋向。其实,从学理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法并不成立。早在1978年,一位稍长我的中学校友、后来又成为北京大学校友的章铮先生便清楚地批评过该说法的错误。不过,我们国家四十年来津津乐道这一说法的根本原因,是它否定了某位领导人的话“句句是真理”的官方定论,而与学理完全无关。由于每个人、每个企业、每个地区的实践都可能与他人、他企业、他地区不同,因此,真理标准的实践论、白猫黑猫论和摸石头论,就为每个人、每个企业和每个地区自行其是提供了根据,也为每个个体的自由空间提供了根据。

真理差异化、标准多元化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 “政治谣言”的无罪化。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讲话中专门提到这一点。他说:“一听到群众有一些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邓选第二卷第145页)。政治谣言的无罪化意味着人们可以私下议论政治尤其是政治领导人。说私下议论,是因为如果可以公开议论,政治谣言这种现象本身就不会存在了。政治谣言本身只是政治专制的副产品。可是在1978年之前,私下议论“党和国家领导人”是被禁止的,甚至会被作为反革命定罪。当然,随着政治谣言的无罪化,“反革命罪”后来也不得不取消。政治谣言的无罪化大大促进了政治谣言的流传,进一步否定了领导人的真理化身,强化了个人自由思考的心理基础。举个例子,在最近三四十年中,每个乘坐北京出租车的人,都可能听过出租车司机对国家大事的侃侃而谈,其所谈内容,很大程度上都可以归类为政治谣言。

政治谣言的无罪化,不但否定了政治领袖的真理化身,而且还否定了各级领导人的“正确化身”。在这之前,不但皇权无限,最高领导人是真理化身,而且各级领导人也是正确化身。一个人对某个企业、学校、人民公社或其它单位领导的不满,便是“对组织的不满”,“对现实不满”,便会受到惩罚。因此,关于单位领导人的议论,亦属于“政治谣言”而被打击压制甚至立案追查。那时候流行的政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所审查的其实不是被审查对象对最高领导人对国家制度的态度,而是他们对其所在单位领导人的态度。而政治谣言的无罪化,使针对任何级别的领导人的政治谣言都不再受到制度性的追查。实际上,在最近四十年中,许多中国普通人也许很少听到关于最高领导人的政治谣言,但一定常常听到关于某个单位某个地区领导人的政治谣言。而所有这些政治谣言的社会作用之一,就是把一个人正确性从绝对化变成相对化,就是让每一个人开始思考和自我判断。

政治谣言的无罪化是社会环境宽松的重要标志。社会环境宽松的具体体现最重要的标志当然是个人和企业的自由空间,他们现在可以独立做出一些重要决定了。比如农民可以自己出售粮食了,城市人不再必须到指定的粮店(那时候买米买面不但要粮票,而且只能到指定的粮店买),而是可以自己决定到那家粮店买米了。企业也开始“松绑”了,有了若干产供销的自主决定权,渐渐地,这样的空间越来越大。一个人到外地探亲不需要报“临时户口”了,粮食可以自由买卖了,企业可以自主招工了,外出农民工的正式称呼也不再是“盲流者”,结婚不要单位证明了,离婚也容易了。哈金那本著名小说“等待”(Waiting)描述的十八年离婚马拉松让西方读者大为惊讶,但如今中国离婚比大多数西方国家还容易。二十多年前重新开始的中国股票市场,让一些人开始以炒股为生,不属于任何特定单位的“自由职业者”在中国开始出现。而大约十四年前,普通人不需要理由也可以拿到护照了。至于歌曲,我们今天有意无意听到的几乎全是过去被贬的“靡靡之音”,过去独占歌坛“革命歌曲”大概只是在大妈的广场舞里还能够听到。

毫无疑问,1978年开始的社会环境宽松只是相对的。人们对各级领导人的公开和私下批评往往依然要被惩罚,企业和个人的决策依然需要考虑重重政治因素,政府依然过分强势,法院依然拒绝受理从企业改制到互联网控制的所有申诉。但即使如此,饱受专制之苦的中国人依然充分利用这一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抓住这一环境下的每一个机会挣钱、娱乐、学习,甚至表示自己的政治意见,从而改善自己的境况,发挥自己的抱负。千千万万中国人的这种自主、自发和自由的主动行为,是中国经济在1978年以后能够走上改革开放之路、能够实现高速的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小岗村和随后的农民进城与建立乡村非农企业经历的自主行为,就会发现我们所赖以骄傲的经济改革,其创意完全不是来自顶层设计,而是普通人在其多少获得了的自由空间里为了实现个人愿望的自发行为,顶层只是适应和顺应了普通人的自发行为。如果我们再回顾一下早期在中国建立互联网的开创者的自由行动,回顾一下年轻人对外国知识和外来事物的自发热情,我们就能够体会,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即使仅仅是相对的—既体现了中国最近四十年的巨大变化,也为中国人精神面貌、为中国的改开和富裕提供了基本框架。

“夜话”2018年第16期,2018年11月30日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的10个回复

  1. 高中时期看过奥威尔的《1984》,一个讲述极权社会的小说。看后很震惊,可那时阅历有限,对我们国家78年前的社会没有太多了解。看了您的文章,更加觉得优秀文学家的作品有些是对曾经存在的社会状况的戏剧化夸张的一种展现。每个个体都追求美好的生活,每个组织都谋求长远的发展,每个国家都为国富民强而奋斗。马克思伟大在于他的胸怀,为全人类的幸福而孜孜以求,在于他的那些精彩的思想和理论。另一方面,他的理论中也确实有些许武断,以及一些无法让人信服未经严谨论证的结论。他的《资本论》第一卷花了很大篇幅来描述当时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童工,人民生活状况。更像一个道德哲学家寻找公正。我们国家40年来社会确实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可这些变化的源在哪里呢,个人愚见一直认为是”思想”,小到个人的行为选择,大到国家政策制定。这一切,都是思想先行。很多思想不管我们意识或者无法意识到。他都是最终结果的一个主要驱动因素。诚如您的经历,您现在回头看,或许还历历在目,但对于00后最多只能从文字上有所了解。可是我们现在的社会不是一天,一年建成的。历史不会重复,但是历史有可能惊人的相似。很感谢您能够利用现代传媒,花时间写下一些自己的思想。启迪晚辈,给晚辈以思考的材料。您的信念”深刻””正直”等都是我所佩服的,这个时代中国向您这样有良心的学者已经不多了。学者的高尚我从您的文字中可以感受到。祝您健康长寿,生活愉快。

    1. 谢谢您的关注和留言,谢谢!
      您很了不起,高中时就读了奥威尔的《1984》。现在,我们正在走向那一年。今天,一个人对阅兵有负面看法的就被监控发现,明天,一个人不赞扬便会受罚,后天,一个人不热烈赞扬将受罚,所谓的”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这就是我青少年时的经历,想不到现在又要经历一次。
      因此,正如您所说的,思想先行。所以,即使在1984年,我们也要保持自己的思想!
      与您共勉!
      胡景北

      1. 我有点好奇的是,现在这状况究竟是组织内部的统一指导原则呢?还是只是个人的倾向?组织生活一点约束力都没有么?按理说他个人也没有这么大威望啊。

        1. 谢谢您的关注和留言,谢谢!
          您的好奇,我很理解,因为我也好奇。只是我觉得那不特别重要。那更多牵涉到的是各种真真假假的关于组织内部的传闻。我觉得重要的是,我们过去太满足于1978年开始的改开,而没有正视它的局限性。
          我在去年那篇“中国改开四十年:超越1978年”中说:
          “但是,1978年改开又是有限的。它最突出的有限性就在于它几乎完整地保持了1978年之前的社会分层和政治结构。这样,它就为“回到1978年前”准备好了后门。这也就是极少数要求回到1978年前的人能够“振振有词”的原因。社会分层可以理解为户口制度和国有企业制度。一些城市之所以能够分别出“低端人口”并驱逐之,就是因为1978年之前的户口制度在2018年依然有效。一些地方之所以能够对民营企业采取歧视甚至仇视措施,也是因为1978年之前的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私有经济的区分方式在2018年依然有效。至于1978年之前的政治结构在2018年继续有效,更是不言自明的事实。”
          在1978年启动的改开路径上,中国走了四十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但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出现了庞大的中产阶级,出现了明确的企业家阶层。但是,由于1978年改开的有限性,中国已经无法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中国的希望,在于超越1978年的改开路径。“
          但是,如果我们不考虑组织内部的约束,就整体而言,组织追求的不是超越1978年,而是继续1978年,或者说,在1978年以来创造的财富之上,回到比如1968年。所谓的”韬光养晦“,也许可以如此理解。就此而言,现在出现的状况并不奇怪。现在不出现,过几年也会出现。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只是回到过去的具体程度,和我们每个人对此的应对,以及再变过来的可能性。
          再次感谢您的关注!
          胡景北

  2. 您作为一个阅历充实的长者,让后辈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1978。
    现在基本上提及1978更多的是说经济方面,可能限于敏感或是文化等原因,许多普通人的长辈或是领导仅仅只能说知道有这么一个事情,而无法给予我们一个比较全面客观的评价,从部分媒介上得到的一些东西难免会有一些官方语言,导致年轻人难以对其产生共鸣。
    但是您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懂得如何与知识分子交流,也愿意分享一些我们由于年代的差异无法感知到的东西,在此向您表示由衷地感激,希望可以读到您更多的文字,无论是否major in eco

    愿好运常伴您

    1. 谢谢您的关注和留言。由于我不会日文,因此无法在这里写下您的网名,对不起!
      是的,中国的改开四十年,不但有经济方面的巨大改变,而且更重要的是有社会生活的巨大改变。我至少对此稍加说明而已。谢谢您的正面评价。
      愿好运常伴您!
      胡景北

      1. 哈哈哈其实就是把 四宫 假名误打了而已,我也不懂的:)

        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三中全会仔细分析一下应该就是您所说的政治意义更大,而并非经济建设的意义,而政治意义基本被有意淡化,这就有些耐人寻味了。放眼回望,如果政治上不给予自由,经济上又有何可谈呢?那可是有“投机倒把” “流氓罪”的时代,稍有不慎估计就身败名裂身陷囹圄。不得不说您鞭辟入里的文字让我豁然开朗,如沐春风。

        再者,当今愈加发达的社会面临着更加细节化的现实的问题——社会中的有益的声音如广大学者,专家所言所感所出谋划策,很大程度直接被淹没在信息流中,或被流言,管制或媒体所掩盖,或是通道不流畅以至于决策层的智囊团和民众知晓的往往都是及其有限的一撮人,我并不怀疑这些人的业务能力,但是很容易受到利益相关的驱使而违背自身应负的历史责任。至少,如果像您这样的声音如果能多多参与到决策层,这也是利国利民的福祉;如果您这样的专家学者可以有着更大更广阔的受众面,或许可以大大加快体制改革。

        有一位名为李永乐的人大附中教师,他利用业余时间在网络上创作针对普通民众的科普小视频——“石墨烯是什么”“手机定位和导航是啥原理”诸如此类包含简单说明与数学推导,由于科学性与趣味性,人气颇旺(笑)。作为晚辈斗胆建议,您的知青日记方面如果通过更加活泼的形式来加以发布,大概会有许许多多的青年人会来追随,他们想了解改革前的社会,想听听除了“糠菜叶羹”之外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倾听智者,胜读万卷书。我相信年轻人会更加愿意参与到更广阔的社会变革中来,或许某一天某位改革家就是您素昧平生的读者

        1. 四宮 かぐや:
          谢谢您的关注和留言,谢谢,谢谢!谢谢您还关注了我的知青日记,谢谢!
          同时,特别感谢您的鼓励。是的,我的知青日记应当让更多人知道。您的提示非常好,谢谢,谢谢!

  3. 只能说,进步是缓慢的。有时候,进一步,退两步。宽松了吗?没有。相对宽松了吗?看和什么东西比。某些地方,甚至更……。

    1. 雀巢:谢谢你的关心和评论。拙文主要想指出的是,1978年的变革不是经济改革,而是政治变化和随之而来的宽松环境。现在谈改开40周年,许多人把重点放在经济改开上,放错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并不知道如何改开。改开是因为环境宽松了,人们自己动起来了,政府只是顺应了普通人的动作而已。
      目前的情况,如你所说,在走回头路。此时,强调改开40周年的社会宽松情形,大概多少会惊醒正在走回头路的我们。
      再次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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