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 年留言

“文革”都承认了，为什么不承认呢？

历史终有一天会清朗的

大饥荒式的悲剧很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再次上演！这不是危言耸听!
理由是这个国家总想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证明它是无所不能的，证明它的核心伟光正。大饥荒是在大跃进后发生的，大跃进最鼓惑人心的口号还回响在我们耳边：“一天等于二十年”“十五年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开公共食堂，砸锅卖铁，上小高炉等等胡作非为，以看似最快的步伐奔向天堂，却奔向了地狱，造成2700万的亡灵！他们至今也不敢正视这个事实，却有《墓碑》做证！这些年将78年以来直至上世纪90年代的新政改得面目全非，一切都倒退到原来的老轨道上，使劲引进外资，使劲盖房子，以为这就是使黄土变黄金的法术，也果然像变戏法似的弄出些美丽的幻相，于是旧病复发，梦呓连连，崛起啦，实现百年梦想啦，鸡的屁已经位居世界第三，很快就会高居世界第一啦，其实败相已现，却还在恬不知耻地高唱中国救世界的喜歌，所有的表现完全是当年的翻版。总之，他们的哲学使他们相信，这是一块神奇的土地，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可是，牛皮吹大到一定程度就要炸的。已经炸了，于是像当年委过于自然灾害，现正委过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危机，开动一切宣传机器为即将到来的更糟糕的局面辩解。还真有效果，连收破烂的都学会说这样的名词，卖主问为什么废报纸从八毛一斤降到四毛一斤？他麻利地答道，现在美国发生金融海啸啦！世界经济危机啦！
崛起的叫嚷声才刚刚过去不到一年呀。可以预料，下面百姓的日子会很惨，和那三年好有一比。这真应了一句西谚：上帝欲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

我是您西方经济学的学生，一直在漂，离开政府了，去母校跟刘永章、方华见面，我聊起了您，才知道您离开上财。不知道老师您还曾记得您刚刚从北京大学来上财？我是经常来您5号楼（369后门口）寝室的学生，我平时联系多的就是汤运为、潘洪萱、张君一，呵呵。我的手机1360 199 1738。同济大学百年校庆，我来了（自己来的）。前几年见了胡尔钟老师。母校90校庆。我帮忙了大半年。

胡老师，

我是一名经济学爱好者，最近在看初级宏观经济学的教科书。曼昆的经济学第25章论述了一个经济中人民生活水平的决定因素和促进生活水平提高政府可采取的政策。作者把生产率作为生活水平提高的决定因素，并把资本存量增加列为提高生产率的重要因素之一。并因此得出结论：提高储蓄率的政策会导致投资增加，资本存量增长，因此经济会有进一步发展。我对此有些困惑，储蓄率的提高虽然会导致投资增加，但同时不也限制了消费能力了吗？投资增加导致经济中生产能力的增加，但是生产能力如果超过消费能力难道不会产生任何不良影响吗？一个企业主在考虑是否投资的时候，一般也是会考虑一个区域的消费能力的，所以我感觉投资本身好像也是消费的函数。投资应该和消费保持某种比例的协调，经济才能持续发展吧。还请胡老师解惑。这里先谢过了。

《抵制央视，拒绝洗脑》


1，鉴于：中央电视台（ CCTV）在其节目中为三鹿鼓噪宣传，称其有1100道检测关；

2，鉴于：CCTV新闻节目对中国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的事件报道采取的选择性失语策略，对许多突发性事件、群体事件不予以报道或者淡化处理；
3，鉴于：CCTV的新闻联播节目几十年来风格、理念陈旧老套，在国内报道上经常报喜不报忧；在国际报道上经常报忧不报喜，与其称之为"新闻联播"不如正名为"宣传联播"更恰当；
4，鉴于：CCTV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其新闻节目中让所谓的军事专家为萨达姆吹嘘鼓噪，号称要打" 人民战争 "，结果 "大漠穷秋公子毙，地洞衰颜独夫擒"——乌代、库赛双双被击毙，萨达姆逃亡躲藏被捉拿；
5，鉴于：CCTV在黄金时段播出过大量的辫子戏，这些辫子戏不仅以其宫廷权谋、皇权专制、太监奴才的表演毒化了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氛围，而且灌输、打造许多人的奴才人格；更是为专制木乃伊文化美容，撕开历史的伤口，再一次伤害了被征服民族的感情；
6，鉴于：CCTV的所谓讲坛节目上的专家信口雌黄，为文字狱屠夫康雍乾脸上贴金，扭曲历史真相，激起正直之士普遍的反感；

7，鉴于：CCTV对以上许多新闻失实或者有伤观众感情的"宣传节目"没有半分道歉的言论——

我们这群年轻的中国学人表示：我们将集体抵制 CCTV 的所谓"新闻节目"及其网络；我们将对CCTV的"新闻节目"和"宣传节目"及网络采取"不看、不上、不听、不说"的四不策略；我们，至少还要使用我们的抵制权。
去年，我们几位年轻的中国学人曾经发表过《新春节文化宣言》， 提出抵制电视上庸俗而充满宣传说教的春节晚会，那些晚会越来越有把中国人传统温情的大年除夕夜或春节打造成愚民节的味道；
今年，我们用宣言再次表示：对垄断公共电视资源而污染我们视听的 "新闻节目 "和"宣传节目"，我们有权保持我们的抵制。

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追求自由与真相的勇气为后世树立了典范。
他在《莫要靠谎言过日子》中写道："我们的办法是，决不自觉地支持谎言！一旦认识到谎言的界限在哪里（这界限在每个人眼里还是不同的），就象避开瘟疫一样避而远之！不为那"意识形态" 僵尸涂脂抹粉，不为那腐朽的破衣烂衫缝补漏洞，──那时我们将惊奇地发现，谎言必将一败涂地，徒唤奈何，而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听到发言者的谎言、荒诞无稽的空论或恬不知耻的宣传，立刻离开会场、讲堂、剧院和电影院； ····不订阅和不零买报道失实或隐瞒重大事实的报刊杂志。····假如我们连不参加撒谎的这点勇气都没有，我们真的一钱不值，无可救药了，那么，是我们，应该受到普希金的蔑视： 干吗赐给牲口以自由？ 它们世世代代继承的遗产 ， 就是带响铃的轭和鞭子 。"
长久以来，我们知道我们终将选择远离谎言的道路。
我们宣布抵制CCTV制作的低劣"新闻节目" 和"宣传节目"，抵制我们以上罗列但不局限于以上罗列的"新闻节目"和"宣传节目 "，就是拒绝那些给我们国度的苦难的人民强加的 "带响铃的轭和鞭子"。

2009年1月12日

发起人、执笔人：凌沧洲

联署人：凌沧洲（北京，作家，学者，资深媒体人）

冉云飞(四川，作家，学者，编辑)

赵国君（北京，法律学者）

滕彪（北京，法学博士）

昝爱宗（浙江，作家，记者）

杨支柱（北京，学者，副教授）

唐吉田（北京，律师）

兰志学（北京，律师）

刘巍（北京，律师）

温克坚（浙江，学者）

庄道鹤（浙江，学者，律师）

张辉（北京，学者）

田奇庄（河北，作家）

吴冬(上海，律师)

张凯（北京，律师）

韩一村（北京，律师）

江天勇（北京，律师）

田路（北京，媒体人）

黄梓峰（北京，报纸编辑）

孔慧（北京，媒体人）

郭旭举（北京，学者）

金光鸿（北京，律师）

***************************************************

民间联署吁抵制央视 拒愚民政治宣传


二十多名大陆民间人士发表公开信抵制中央电视台，抗议当局用垄断资讯操控意识形态，以及失实报道造成公众权益受侵害的情况。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在大陆当局不断收紧新闻出版和言论表达自由之际，二十二名大陆法律、媒体、学术界人士周一发表了联署公开信称：鉴于中央电视台CCTV曾播出的许多新闻失实以及有伤观众感情的"宣传节目"，包括曾经称三鹿奶粉有质量保证以及对众多群体事件选择性失语等，他们将用联署人之一、浙江学者温克坚的方法，集体抵制 CCTV 的所谓"新闻节目"及其网络。

起草者北京资深媒体人凌沧州周一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在大陆民间虽然没有新闻、言论、出版等自由，但起码他们有抵制虚假新闻、意识形态操控的权利：“ 这么多年来，信息、新闻传播被垄断的情况非常厉害，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这种管控媒体非常有影响力的，晚上七点打开电视，几十个频道都是新闻联播，这个国家新闻信息传播的单调乏味由此可知，甚至娱乐节目里都散发新闻联播的味儿。我们表达了部分民众的心声，希望激起人民对信息资源垄断的思考。 ”

在公开信上签名的也有不少法律工作者，他们关注公众的知情权受损，以及虚假新闻对社会的切实伤害，其中北京律师江天勇说希望用抵制行动督促国内媒体说真话：　“我记得央视曾有一个每周质量播报下面叫中国制造的栏目第一期就是说三鹿集团如何严格质量把关，结果证明是毒奶粉。民众对社会的知情权难以保障，现在我们发现很难从本来应该值得信任的媒体这里得到可靠信息，那靠什么选择行为方式？知道社会真相呢？希望这种抵制能唤醒大陆媒体说真话讲真事。”

一名曾在中央电视台工作多年的李先生则认为鉴于官方喉舌的独特功能性，观众抵制的督促作用不大：“ 中央电视台有没有虚假一面，它肯定有，因为它是为政治服务的。我在中央媒体单位待了三十多年， 一进这个们就被警告‘说话一定要慎重’，我想这是在中央媒体的所有人共有的体会。道理很简单，中央电视台只是一个傀儡，它想说实话也不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说，你抵制也没什么意义。 ”

同时，他认为，即使是失实的宣传性报道，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观众仍能在其中读出意味来：“我的观点是看中央电视台你反着看就全明白了。无论他说不说真话，你可以从这些话里听出你自己的是非来，我认为这是最可贵的。”

抵制央视的联署人之一浙江学者温克坚温克坚则认为，鉴于信息的长期垄断闭塞，有必要提醒更多普通民众电视界节目背后的意识形态操控：“我们认为cctv 这么多年来一直起着愚弄民众的作用，所以对此提出自己的看法，希望更多人认识到央视的真实面目，参与到抵制的行列。”

凌沧洲以及部分联署者去年也曾表过《新春节文化宣言》， 提出抵制电视上庸俗而充满宣传说教的春节晚会。

《抵制央视，拒绝洗脑》


1，鉴于：中央电视台（ CCTV）在其节目中为三鹿鼓噪宣传，称其有1100道检测关；

2，鉴于：CCTV新闻节目对中国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的事件报道采取的选择性失语策略，对许多突发性事件、群体事件不予以报道或者淡化处理；
3，鉴于：CCTV的新闻联播节目几十年来风格、理念陈旧老套，在国内报道上经常报喜不报忧；在国际报道上经常报忧不报喜，与其称之为"新闻联播"不如正名为"宣传联播"更恰当；
4，鉴于：CCTV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其新闻节目中让所谓的军事专家为萨达姆吹嘘鼓噪，号称要打" 人民战争 "，结果 "大漠穷秋公子毙，地洞衰颜独夫擒"——乌代、库赛双双被击毙，萨达姆逃亡躲藏被捉拿；
5，鉴于：CCTV在黄金时段播出过大量的辫子戏，这些辫子戏不仅以其宫廷权谋、皇权专制、太监奴才的表演毒化了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氛围，而且灌输、打造许多人的奴才人格；更是为专制木乃伊文化美容，撕开历史的伤口，再一次伤害了被征服民族的感情；
6，鉴于：CCTV的所谓讲坛节目上的专家信口雌黄，为文字狱屠夫康雍乾脸上贴金，扭曲历史真相，激起正直之士普遍的反感；

7，鉴于：CCTV对以上许多新闻失实或者有伤观众感情的"宣传节目"没有半分道歉的言论——

我们这群年轻的中国学人表示：我们将集体抵制 CCTV 的所谓"新闻节目"及其网络；我们将对CCTV的"新闻节目"和"宣传节目"及网络采取"不看、不上、不听、不说"的四不策略；我们，至少还要使用我们的抵制权。
去年，我们几位年轻的中国学人曾经发表过《新春节文化宣言》， 提出抵制电视上庸俗而充满宣传说教的春节晚会，那些晚会越来越有把中国人传统温情的大年除夕夜或春节打造成愚民节的味道；
今年，我们用宣言再次表示：对垄断公共电视资源而污染我们视听的 "新闻节目 "和"宣传节目"，我们有权保持我们的抵制。

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追求自由与真相的勇气为后世树立了典范。
他在《莫要靠谎言过日子》中写道："我们的办法是，决不自觉地支持谎言！一旦认识到谎言的界限在哪里（这界限在每个人眼里还是不同的），就象避开瘟疫一样避而远之！不为那"意识形态" 僵尸涂脂抹粉，不为那腐朽的破衣烂衫缝补漏洞，──那时我们将惊奇地发现，谎言必将一败涂地，徒唤奈何，而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听到发言者的谎言、荒诞无稽的空论或恬不知耻的宣传，立刻离开会场、讲堂、剧院和电影院； ····不订阅和不零买报道失实或隐瞒重大事实的报刊杂志。····假如我们连不参加撒谎的这点勇气都没有，我们真的一钱不值，无可救药了，那么，是我们，应该受到普希金的蔑视： 干吗赐给牲口以自由？ 它们世世代代继承的遗产 ， 就是带响铃的轭和鞭子 。"
长久以来，我们知道我们终将选择远离谎言的道路。
我们宣布抵制CCTV制作的低劣"新闻节目" 和"宣传节目"，抵制我们以上罗列但不局限于以上罗列的"新闻节目"和"宣传节目 "，就是拒绝那些给我们国度的苦难的人民强加的 "带响铃的轭和鞭子"。

2009年1月12日

发起人、执笔人：凌沧洲

联署人：凌沧洲（北京，作家，学者，资深媒体人）

冉云飞(四川，作家，学者，编辑)

赵国君（北京，法律学者）

滕彪（北京，法学博士）

昝爱宗（浙江，作家，记者）

杨支柱（北京，学者，副教授）

唐吉田（北京，律师）

兰志学（北京，律师）

刘巍（北京，律师）

温克坚（浙江，学者）

庄道鹤（浙江，学者，律师）

张辉（北京，学者）

田奇庄（河北，作家）

吴冬(上海，律师)

张凯（北京，律师）

韩一村（北京，律师）

江天勇（北京，律师）

田路（北京，媒体人）

黄梓峰（北京，报纸编辑）

孔慧（北京，媒体人）

郭旭举（北京，学者）

金光鸿（北京，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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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联署吁抵制央视 拒愚民政治宣传


二十多名大陆民间人士发表公开信抵制中央电视台，抗议当局用垄断资讯操控意识形态，以及失实报道造成公众权益受侵害的情况。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在大陆当局不断收紧新闻出版和言论表达自由之际，二十二名大陆法律、媒体、学术界人士周一发表了联署公开信称：鉴于中央电视台CCTV曾播出的许多新闻失实以及有伤观众感情的"宣传节目"，包括曾经称三鹿奶粉有质量保证以及对众多群体事件选择性失语等，他们将用联署人之一、浙江学者温克坚的方法，集体抵制 CCTV 的所谓"新闻节目"及其网络。

起草者北京资深媒体人凌沧州周一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在大陆民间虽然没有新闻、言论、出版等自由，但起码他们有抵制虚假新闻、意识形态操控的权利：“ 这么多年来，信息、新闻传播被垄断的情况非常厉害，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这种管控媒体非常有影响力的，晚上七点打开电视，几十个频道都是新闻联播，这个国家新闻信息传播的单调乏味由此可知，甚至娱乐节目里都散发新闻联播的味儿。我们表达了部分民众的心声，希望激起人民对信息资源垄断的思考。 ”

在公开信上签名的也有不少法律工作者，他们关注公众的知情权受损，以及虚假新闻对社会的切实伤害，其中北京律师江天勇说希望用抵制行动督促国内媒体说真话：　“我记得央视曾有一个每周质量播报下面叫中国制造的栏目第一期就是说三鹿集团如何严格质量把关，结果证明是毒奶粉。民众对社会的知情权难以保障，现在我们发现很难从本来应该值得信任的媒体这里得到可靠信息，那靠什么选择行为方式？知道社会真相呢？希望这种抵制能唤醒大陆媒体说真话讲真事。”

一名曾在中央电视台工作多年的李先生则认为鉴于官方喉舌的独特功能性，观众抵制的督促作用不大：“ 中央电视台有没有虚假一面，它肯定有，因为它是为政治服务的。我在中央媒体单位待了三十多年， 一进这个们就被警告‘说话一定要慎重’，我想这是在中央媒体的所有人共有的体会。道理很简单，中央电视台只是一个傀儡，它想说实话也不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说，你抵制也没什么意义。 ”

同时，他认为，即使是失实的宣传性报道，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观众仍能在其中读出意味来：“我的观点是看中央电视台你反着看就全明白了。无论他说不说真话，你可以从这些话里听出你自己的是非来，我认为这是最可贵的。”

抵制央视的联署人之一浙江学者温克坚温克坚则认为，鉴于信息的长期垄断闭塞，有必要提醒更多普通民众电视界节目背后的意识形态操控：“我们认为cctv 这么多年来一直起着愚弄民众的作用，所以对此提出自己的看法，希望更多人认识到央视的真实面目，参与到抵制的行列。”

凌沧洲以及部分联署者去年也曾表过《新春节文化宣言》， 提出抵制电视上庸俗而充满宣传说教的春节晚会。

最近二十多年来，某些受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们(他们并不代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恶毒攻击毛泽东，企图将中国重新拉回半殖民地的老路，使中国脱离向世界现代化强国冲刺的道路，沦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低级加工厂。他们涣散了中国的人心，削弱了中国人的斗志。他们就象苏联的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以反斯大林主义的小说《古拉格群岛》而著称，是反苏维埃制度最著名的斗士，但他在苏联解体后认识到自己反对斯大林和苏共是绝大错误。面对俄罗斯正沦为西方附庸的现实（即使在普京时代，俄罗斯的所谓经济复苏也是靠出卖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与沙皇时代的俄国和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落后国家没有什么两样），他痛苦悲哀地说："今日的俄罗斯已经彻底丧失了斯大林曾经赋予这个国家的冲劲与斗志!"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们正在扮演索尔仁尼琴的角色，无论他们出于何种目的，实际上他们的所作所为，只能将中华民族重新拖向深渊。

有些人攻击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革死了多少人。其实这种谣言任何人只要用脑袋想一想就会不攻自破。比如，海外说大跃进饿死了3000万人。要知道，当时中国只有6亿人口，如果饿死3000万人，就等于20人中饿死一个。换句话说，几乎家家都有亲戚在大跃进中饿死。如此大量的死亡数字必定会引起全国震动。人们不妨看看周围，每百家有几家在大跃进中死过人？这样就很容易知道此种说法是何等荒谬！而在旧中国，饿死人的数量是惊人的，仅1945年湖南就有500 万人饿死。今天的亚非拉美广大发展中国家，每年都有1500万人饿死。以中国人口居世界五分之一计算，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现在每年应有300万人饿死，这50年来应该有1亿到1.5亿人饿死。象今天的印度，死个人就象死只蚂蚁一样，印度可是拥有某些人向往的西方民主议会制度的。

我是胡老师的学生，我来谈一下我的一些看法。您提到的问题可以用经济增长理论中的“黄金法则”(Golden rule)来解答，“黄金法则”(Golden rule)是指什么样的增长路径是最优的，与此相对性的是什么样的储蓄(投资)率与资本积累是最优的？最优增长路径是指使得消费达到最大的平衡(稳态)增长路径，与此相对应的是最优的储蓄(投资)率与资本积累。当前的储蓄(投资)率过低与过高都不是最优的，如果储蓄率过低(比如说当前的美国)，储蓄率低于黄金率的储蓄率，则提高储蓄率有助于增加资本积累，从而提高未来的生产能力和消费水平，当然这需要牺牲眼前的消费，“勒紧腰带”，因此从动态的角度看是牺牲当前从而使得未来获得更高的消费水平。如果储蓄率过高(比如当前的中国)，高于黄金率的储蓄率，则降低储蓄率是有利的，这不光是对眼前还是对未来都是这样，c* = (1–s) f(k*) =f (k*) -s f(k*) =f (k*) -(n+g+d)k*,(这里n,g,d分别表示人口增长率、技术进步率与折旧率,在稳态s f(k*)= (n+g+d)k*)。也就是说储蓄率s高，意味着资本积累多，虽然 f(k*)大，但消费率(1-s)低，c* = (1–s) f(k*) 不一定是最大的，最优的s通过对c* =f (k*) -(n+g+d)k*求最大化得到，此时有一个最优的资本存量，与此相对应有一个最优储蓄率，即黄金率的资本存量与黄金率的储蓄率。降低储蓄率减少资本积累，当今一代的人们马上就能增加消费，从降低储蓄率开始到达到新的稳态，未来的消费水平都会高于以前的消费水平，因此当储蓄率过高、资本过度积累时，降低储蓄总是有利的。
以上解答不知您是否满意？&#61540；&#61540；&#61540；

2008年是绝对要记入中国历史的关键年份,从年初的南方雪灾到四川大地震,从奥运到毒奶粉事件,从年末的全球性资本危机至拖到09年巴以战争这些事关中国命运的大事件,都将对中国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再也没比生活在这时代的中国人更加清醒地体会到这一点了

由于上述原因笔者从08年8月份后就再也没有多余时间来关注网络,09年终于有空来看一下了,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胡老的网站并没有把焦点放在09年重点经济民生问题与国际战略问题上,而是在重点关注50年前的那件陈年往事,为此笔者又专门翻看了其它主要的几个热门网站,看了之后就能理解胡老为什么要关注50年前的那件大事的良苦用心,原因是最近毛泽东热又再次席卷各大网站,与上世纪90年代不同的是,当前的毛泽东热的主力居然是早被洗了大脑的大学生群体,因此破坏力与影响力空前,大有横扫一切的局面.本来笔者没兴趣来讲这件早已了断的问题了,应该不是问题了,但既然像胡老这样的很多人还不明白以及政府公不公布?什么时候公布?这些笔者都无法掌控,所以本人就来为各位解一下题吧!

胡老的前后两篇文章我都看了一遍,就其重点来讲,有4点需要直接回答
1,59-61年中国死了多少人,是不是有现在流行比如杨继绳先生的3600万或是5000万
2,如果上述属实,必须追究执政者的责任,而这个主要责任人是谁(胡老可能认为是毛泽东)姑且就这样算吧(微笑)
3,鉴于现在有相当庞大的群体并不认为当时死的人数有传说中的那么夸张, 为此胡老总结原因有以下两点1宣传后愚昧,2专制后的红色恐怖,这是否正确?
4,那些毛泽东时代的支持者们,底层民众的真实感受能否算数!
很明显2,3这两个是重点,是包括很多自由主义者,非常愿意接受的结果,而如果不能将第1点放大到恰当的位置与量化的话,那么2,3两点的追究效果将会大大折扣
不要急.如果各位有足够的耐心的话
笔者将在下面的文章中将会重点围绕这4个重点来为各位析疑

1, 59-61年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要讲这个问题确实让笔者都感到很头疼,连笔者这样的人都感到头疼了,就说明这个问题确实很复杂!因为这件事夹杂了大量的因素,不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也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能够承担得了的.
下面笔者将在事实与理论两个方面来求证这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所在
数字就用不着我们讲了,反正大家都有,都知道将几个数字拿出来一对比1400万的减少人口,再加上1500-3200万的出生人口,目前两帮人为了这些官方数字闹来闹去也闹不出个所以然,既然如此,我们姑且先跳出争论,就先认定他为3000万或是5000万又何妨呢?
当时59年的官方人口统计是6.7个亿左右,按3000万计算就是4.48％ 按5000万计算就是7.46％
也就是说如果上述数字属实,那就表明每22个或18个人就有1个饿死,当时一个家庭平均5口人,加上近亲15-20口人,远亲那就更多了,按照这种保守估计也就是说,当时中国大地上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近亲被饿死,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但奇怪的是与这个可怕数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二年多过去了,至今网上也没有出现3000万的拥护者们哪怕有一个能举证出自已哪个亲戚被饿死的实例
这种极端的对比的唯一解析只有一个那就是正好碰巧这些网上拥护者们包括他们的近邻远亲们都没有赶上那个好时光,而赶上那段时间的中国人都被灭门了(包括近邻和分散在各地的远亲都在同一时间的不同地点死得一个不剩),否则你无法弥补这两者之间的巨大破绽
既然那些3000万的拥护者们没能力举证出他们亲戚是否被饿死,那就让像笔者这样的人来举证一下笔者的亲人的情况总是可以的吧?
笔者的外婆一共生了8个子女,两个解放前饿死了,剩下6个笔者的长辈 其中有三个支援内地去了南昌与贵阳(本人的大阿姨生了4个儿子,大舅舅生了2个女儿,其它包括笔者都是独生子女)现在分散在三地的本人的舅舅阿姨以及笔者的兄弟姐妹们都好好地活着
笔者的母亲亲口告诉本人,当时的口粮是下调了,农村的情况要更加严重点,确实吃不饱,但没见饿死的! 一年多后,情况就有了好转,口粮又上调了
这种真实的感受与某些知识精英们的精彩表演的巨大落差,大概能够证明为什么杨继绳先生所推论的饿死3600万会引起这么多质疑的主要原因之一
笔者还是根据杨先生的报道:饿死人集中在安徽、河南、四川、湖北四省占到总饿死人数的66％,笔者对这个时期4个省的人口恰好作过统计1.8亿人左右,如果杨先生的数据是真实的,那么这就意味着66％的死亡人数分摊在1.8亿人之中,每9个或6个人就会一个人死亡,这样的话,这4个省大概是饿殍遍地都不能形容的惨状了,家家户户都有人饿死

根据我们的调查与确认,河南是全国当时最糟糕的地区,原因是他们地区的最高领导人吴芝圃的浮跨风刮得最厉害!而在这个省饿死人最严重的地区是信阳,当时这地区含驻马店人口不超过700万,如果按照杨先生的统计方法,就必须摊上300万,那就是死了一半了,最近本人的朋友正好去了趟南阳,扯了这件事,当地的老乡们几乎异口同声说饿死过人,但他们村没有,然后问大队,他们说大队也没有,最后再问他们的亲戚中有没有人饿死,说也没有,那笔者的朋友就奇怪了,问他们你们怎知饿死人了?这些老乡支吾了一阵说是过后听传,山边某村饿死了不少人,但没人亲眼看见!
今年汶川大地震中心区人口287万,死亡+失踪8.7万人,占人口3％,你随便可以去中心地区的任何人问问,只要问3个人,就肯定会有人说自已的某位亲人死于这场人间灾难

因此只需要小学生的数学水平,不需要有多少智商的人就会马上发现那些号称权威的数据,包括杨先生的量化工程存在着巨大的漏洞与无法自圆自说的问号
至所以某些人士一直念念不忘官方认证,这完全应该与智商无关,而有着其它深层次的原因的

根据我们目前的统计与调查来看,截止到目前为止,全国在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包括营养不良而导致的迸发症死亡)在20万上下,不会再多了,其中最严重的地区就是河南的信阳区域,而且时间区间也并非三年,而是一年多一点
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这桩所谓的悬案已没有任何悬疑可言,既然我们早已确定那些放卫星的数字不真实,因此我们就不需要所谓的官方证实,因为官方证实对笔者这样的人来讲已毫无意义!而事实上需要官方证实的某些人群真正关心的并不一定是其事实本身(事实本身完全可以亲自去调查),而是国家政治的方向的一个态度问题,就像精英们要抹黑毛泽东也并非毛泽东本身的问题,而是其代表的国家政治符号的彻底改变!
但即使如此虽然20万的死亡人口要比中国任何一个战乱时期要好得多,但是这仍然是不可原谅的,这无法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一点笔者与胡老的感受是一样的,那就是必须要有人来负责,并因此而吸取教训!这个问题笔者将在后面第二章中详细来为各位析疑

如果某些人士(比如自由主义人士们)仍不满意,要从理论上来解答,那笔者就从人口发展的规律来向各位剖析

从人类人口史的发展轨迹来看,在早期无论是东西方人口的再生产情况都是处在一个两高一低的阶段即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仅仅在工业革命之后,经过大约100年的时间,西方的人口才被三低即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取代,西方的学术与智慧因此而认为在工业化革命之前,人口的增长过程必须要与生产能力与生存资料相匹配,否则必然会出现人口的非正常减少!因此鉴于这样一个情况, 马尔萨斯就认为战争，饥荒和瘟疫是解决人口匹配生产能力与生存资料的全部手段,因为马尔萨斯认定,在工业化以前,在农业得不到强大的机械力量支持的情况下,人口的增长是以几何数上升的,而生产能力与生存资数却是以算术数上升的,超过当时生产能力的人口都要被这三大不可抗力的因素消灭掉,人口不能超过当时生存资料的总水平-----就这是马尔萨斯陷阱的由来

一个非常要命的事实是, 马尔萨斯陷阱对于西方的人口的发展轨迹是能够解答的,但要来解析中国的人口发展情况就非常别扭了,完全对不上号

从农业的水平与人口的承载条件来开,中国的自然条件与欧洲相比相去甚远,
中国是一个灾害多发性的国家,地上有一条世界上含沙量最多的河流,天上则是西北的冷空气与与西南暖湿气流交汇形成的大规模降水带,而欧洲主要是来自一个大洋的气流,就要稳定得多!因此如果今年西北冷空气强,那么大规模的降水就会在南方,如果明年来自印度洋阿拉伯海的暖湿气流更猛,那降水就会在黄淮海,因此中国经常会出现北旱南涝或北涝南旱的局面,直到今天仍然如此!三年两灾就是中国自然条件的最好写照
于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就出现了,在自然条件远不如欧洲的中国的人口密度却远远超过了欧洲的同期水平,这显然有其它的非自然因素在起作用

中国至所以能够在条件远不如西方的情况下,让人口的增长规模突破马尔萨斯陷阱,这显然表明中国突破马尔萨斯陷阱的能力要远远强于欧洲的同期水平
这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农业的精耕细作可以作为部分解释,同时明末清初海外农作物比如玉米甘薯的引进种植也是一个原因,第3缺陷的地理条件形成了在中央集权制政府的条件下中国独特的灾害处理机制,比如明清两代对长江大堤，江汉平原的围垦，洞庭湖平原的围垦，黄河的堤防整修，淮河－洪泽湖高家堰的修缮这大大减轻了灾害对中国生存资料的影响等等都是原因之一,最重要的还有中央政权的调控行为,每朝每代在建国初期,对生存资料的相对平均的分配, 佃农给地主交地租多少可以打些折扣,毕竟分配越平均,自然在生存资料不变的情况下可以承载更多的人口,因此总体而言,中国人口密度能够远远高于欧洲主要是社会原因而不是自然条件,这是中国在中央集权制政府的状态下的整合程度要远高于欧洲的一个最好证明,这正是西方人无法用他们的学术来解析中国的原因所在,也是当前现时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的困境之一

事实上直至20世纪中期,西方那帮子政客们仍然站在他们的角度上来看待中国,比如1949年，美国的艾奇逊还在白皮书中间，断言中国人口过多，密度远远超过了马尔萨斯陷阱的底线，将无法解决自身的温饱问题，必然还要陷入各种形式的内乱!中国的民主自由主义者们可以趁机乱中取胜夺取政权,而事实上中国现今的新旧自由主义者们也确实想要沿着艾奇逊的路子走下去,否则在08年底就不会出现什么多位名人签名的”08宪章”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大规战争的终止与和平时代的到来,中国开始进入一个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的阶段,其实这个时期,西方在战后也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唯一不同的是,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规模,因此中国的农业不仅将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普遍缺乏机械与有机化肥的支持! 还需要将传统农业的剩余总量来支持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因为当时的中国大到重工业的飞机汽车发动机,小到事关人口控制的轻工业方面的避孕措施设备,都无法自已实行规模生产
现在有人不明白当时中国为什么拼死拼活地干,但生活水平不高,而现在却坐享其成,胡老的网站以前还出现有人把这个问题提交上来并打了个问号,看来这帮人连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都不清楚,更要命的是,提这个问题的人自已曾本身参与栽树劳动细节,看来这帮人真是要浑浑噩噩过一辈子了,至少他们是干了都不知道为什么干
当时生活水平(消费水平)的低下的主要原因是,中国需要用农业的有限剩余来完成初级工业化革命,工业化建设需要大量的从事轻重工业生产的人员,而这些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都需要在没有工业支持的传统农业中获得一份生活必需品,这才是为什么新中国建立后,人民生活水平不高,但是却能完成工业化革命的真实原因所在,只有当工业化体系建立之后,为农业提供机械与有机化肥的支持,才能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新的动力----这就是现代化农业的全过程

事实上中国通过农业集体化来提高与稳定农产品的效果还是不错的,1955年中国粮食产量是18394万吨,至1978年中国化肥工业对增产作出重大贡献之前,粮量总产量达到了29430万吨,粮食产量上涨了60％ 在满足工业化的同时还提高了人口的营养水平,人均预期寿命比1949年上升了近一倍

在这长达20年的奋斗过程中,最曲折的事件大概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59-61年间的三年困难时期了,这个出于特殊政治需要而产生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一直得到了部分特殊人士殚精竭虑,不可思议的发挥,需要明确指出的是,中国的这些特殊人士在这个问题的理论方面完全违背了他们的西方导师们的精辟见解,按照西方高人的学术理论与历史经验,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中国49年就有了5.4亿人口,到了59年中国猛增到6.7亿人,在密度上早就远远超过了”马尔萨斯陷阱”的底线
本来就应该发生战争，饥荒和瘟疫来使人口向适当的数量回归,但是新中国的成立!出现的和平,与医疗水平的大幅度好转,从根本上就堵死了出现战争与瘟疫大规模爆发的可能性,那么剩下的只能是大饥荒了,而当时的共产党人还不按经济规律办事,要以更加极端平均的分配政策来抵消”大饥荒”带来的影响,而我们的周恩来总理更是几乎动用流氓手段,强行抽调江西和黑龙江等地的储备粮,以这些地区人群生活水平的大幅下降为巨大代价,来拯救受到严重粮食威胁的2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
1961年中央还特别决定动用稀缺的外汇来进口500万吨粮食，作为补充性战略储备来帮助全国突破马尔萨斯陷阱的限制

对于我们中国的精英份子与其它自由主义者来看,新中国唯一的成就就是制造了过多的人口,这样对精英阶层与其它想要实现像西方一样的消费现代化的人士的压力极大
因此心里肯定非常不爽,借着三年困难时期去多争取一下民心,表示自己这个阶级是多么在乎老百姓的生死,虽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完全清楚这灾荒发生的原因与救剂的办法,也不会去作调查深入工作,但是通过指责坏人来达到自已的道德高义,是一件非常标准的低投入高产出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

新中国在成立20年地过程中,在没有任何重工业,有机化肥支持情况下实现了粮食的稳步增长,并在政策上实施了有计划的平均分配,结果导致中国出现了死亡率的迅速下降与人口总量的急剧上升,同时中国人口的大幅增加的事实,由于更是出现在中国工业化革命之前,因此在整个世界人类发展史上显得更加不同寻常,是完全可以作为了一个个案,而永久地保留下来,以供后人深层次地研究的!
因此当各位耐心地看完上述笔者的两个方面的论述之后,如果各位仍然是真心关注这件事件本身的话,应该不会再去向中国的官方讨一个什么虚无的说法了,而只会关心那些非正常死亡人数出现的真实原因了----这就是59-61年问题的原因与责任人的追究.....

2,59-61年问题的原因与责任人的追究

2,59-61年问题的原因与责任人的追究
只要讲上59-61年就肯定要与大跃进,浮跨风,放卫星等名词相关联,逃也逃不掉!
经过中国精英联盟30年的长期努力,虽然没结出什么丰硕的果实,但至少达到了混淆视听的效果,比如现在很多不明真相的人经常会把大跃进等同于浮跨风,有些人甚至潜意识中就认为大跃进就是浮跨风
事实上要了解这个问题的全部来龙去脉,是需要一手资料与事实的,下面笔者就换种写法,先把资料的时间地点对比图发上来,让你们自已品品这里究竟是怎么回事
需要说明的是这张原始一手资料不是笔者汇总的!是某一些像笔者一样的有心人,注重事实的人员,经过整理认证确认后公布出来的(如果你们确实想要了解真实情况的话就看看吧)本来是表格,但受制于文本格式,因此就只能这样了

1958年1-3月
毛泽东 批评1957年的“反冒进”，提出大跃进、总路线
3月成都会议
毛泽东就吴芝圃提出河南今年能搞个丰产年，增产几百亿斤粮食不成问题，河南粮食很快就过关了。毛泽东不信，给他顶了回去。毛泽东说：试试看，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
3月成都会议
对人民日报总编兼社长吴冷西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自给）。我怀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现在报纸报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

4月中旬武昌会议
毛泽东对吴冷西做5点指示：
1、 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要压缩空气。鼓干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
2、报纸在宣传的时候要慎重，比如说绿化，不能说种一些树就是绿化，要成活，成片、成林，象在飞机上看到湘南、粤北那样郁郁葱葱才算绿化。又如水利化，有说一年实现的，有说三年实现的，其实都不能叫“化”，只是改变一些面貌。又如说‘四无’，应当相信可以实现，但也不是一两年或三五年可以实现的。一个‘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否则，说一年或两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没事干了吗？要留给后代子孙一些事做。现在说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其实只是初步改变面貌能否做到还得看一年.
3、报纸的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讲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实就是无功。报纸对一些问题，要由小见大，要把许多杂乱无章的事情加以概括，从理论上把事情说清楚。报纸的评论，应带理论色彩，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质，抓住了规律。这样把纲提起来，才能使干部和群众方面明确。意识形态上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4、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做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
5、报纸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人民日报存在，省报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此事要告诉陆定一同志，并报中央书记处。

事后吴冷西把毛泽东意见回报有关领导和书记处。陆定一说：夏天太忙秋后再说。

5月八届二次会议
刘少奇,dxp等确定总路线大跃进政策，提出15年超过英国

5月下旬
通过毛泽东亲自制定的纲要，即4、5、8亩产纲要
6月14日全国妇联党组会
刘少奇等提出大食堂设想，而且还会吃得饱些、好些，还节省粮食。预言15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15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40年、50年中国可进入共产主义
6月30日谈话
刘少奇等提出要开始共产主义基层组织试验，工农兵学商。提出三、四十年可进入共产主义。
7月5日石景山
刘少奇等提出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而是两、三年。超过美国也就是七、八年。报纸上所以不提二、三年赶英，七、八年超美，是为了麻痹敌人
7月中旬山东、江苏
刘少奇听取寿张县汇报社干部的汇报：玉米、谷子，亩产3万斤至5万斤，地瓜30万斤，籽棉亩产1．5万斤。刘少奇说：这是“压倒了科学”，“是一个革命”。 常熟一个乡的党委书记数实现稻谷亩产1万斤。刘少奇反问道，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消息见报后。全国各地的实验田纷纷地把原来几千斤的牌子，换上了几万斤。大田亩产几千斤的报导，也跟着改变了腔调，变成了亩产数万斤。
7月19日天津
刘少奇等提出并为一乡一社，政社合一。工农兵学商，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共产主义公社

8月-9月
毛泽东视察七里营，讲“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一大二公，工农商学兵，构成社会基层单位，集体经济。

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徐水书记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计划一亩山药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并在9月1日上人民日报。9月13日李先念视察，徐水已经是政社合一，一县一社，统收统支，全部供给制

8月13日天津
毛泽东视察稻田，有人说亩产可达10万斤。说：不可能的事。指着一位领导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 ”。对着《人民日报》五位小女娃站在稻秧上的照片说：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毛泽东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
毛泽东又找吴冷西和胡乔木谈话，指出：《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台是舆论机关，“不要讲过头的话”

8月30日北戴河会以结束
毛泽东强调人民公社6条。一乡一社，政社合一。对于万人以上社不反对不提倡。并社不强迫，先试点逐步推广。现为集体所有制，条件好3、4年过渡到全民所有，一般5、6年或更长一点时间。还是按劳分配

8月北戴河
农林口上报的各地汇总的粮产指标超过1万亿斤。毛泽东说急了：搞不了这么多

9月10日
刘少奇视察徐水，当地说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那么做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消息见报

9月13日
刘少奇审定人民日报《高举人民公社旗帜前进》，强调妇女全部参加生产，全部自留地、自留牲畜和大型工具公有。未请示毛泽东，删去6条中“或者更长一些时间”一段话。

9月 24日人民日报
刘少奇等在河南发表过渡到共产主义5个条件。基本为人人参加体力劳动，劳动分工更细，搞好技术革命和教育，中心是全民所有制。没有6条中社会产品极大丰富，道德和教育提高，消除三大差别，内部阶级矛盾消失等。推广“家庭革命”设青壮年男子班、青壮年女子班、老年男子班、老年女子班、少年男子班、少年女子班。分别各自到各自的营房住宿，每周团聚一次

10月
毛泽东派田家英、吴冷西到新乡调查，下去前说：“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说。”要求带《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和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汇报后毛泽东说：
一县一社太大了，平均分配损害富社积极性，还是搞“按劳分配”；有利于生产发展的就干，不利于生产发展的就不干。供给制只能搞食堂，但也要粗细、忙闲、干稀搭配，放开肚皮肯定维持不下去。县经济只能搞集体经济，不能搞全民。夫妻分开住，是帮国民党忙。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

刘少奇等视察江苏，讲“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及培养人民共产主义精神”依然是那5个条件。在南京说：：农民吃饭不要钱，搞供给制，乡社干部势必跟着走，乡干部一改，县干部、省干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着改。地方上改了，军队也得改。

11月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2-10日
毛泽东指出：今年的粮食产量9000亿斤，有假，最多7400亿斤，把7400亿斤当底数，其余1600亿斤当作谎报。人民是骗不了的，敌人看了好笑。不要把别人的猪说成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麦子报成400斤。亩产万斤这股风是《人民日报》刮起来的。他提醒人民日报说：要冷静，这次会议之后，亩产广告要逐渐减少，今年底或明年初要绝迹。否则，《人民日报》就会变成中央日报。
现在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条线一定要划清，不能混淆。他还肯定人民公社的性质，目前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差别，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现在还是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来做为一种有用的工具。我们国家是个商品生产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的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有积极作用的。……有些同志读马列主义书时是马克思主义，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说慌，人民是骗不了的

刘少奇等指示在21日，人民日报照样以显著标题报道：广东又一个实现粮食平均亩产1000斤以上的省份，平均亩产粮食1600斤，30多万亩晚稻特大丰收，比去年亩产增加2．2倍。

11月21日召开武昌会议
毛泽东：“现在就是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要犯冒进主义错误。”
毛泽东：“按照刘少奇、彭真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
毛泽东此后反复地指出：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必须有生产的极大发展，物质条件极大的丰富，还有一个人民觉悟的极大提高。“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穷过渡”，不是马列主义。

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实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说：我不相信。外国朋友问毛泽东，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置之，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

刘少奇插话：“农村（人均）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批（指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

彭真插话：“我们搞土改，又搞合作社，又搞公社，只要每人到150元至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的标准压低，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

11月21日武昌会议
毛泽东:现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我看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现在一吹，吹得那么厉害，想当先锋，这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对的规律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说过渡就过渡。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不但要具备有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而且还要有国际条件，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人民公社还是要议一下，总得有那么个决议，或者搞个指示。杜勒斯、蒋介石他们都说，我们不搞人民公社还不会亡，一搞这个东西，就一定会亡。你不要说他没有道理。总有两个可能性，要么亡，要么不亡。我脑子里头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人民公社究竟怎么办才好？经过这次讨论，如果是多数人，比如十个人里头有六、七个人，都说那个办法比较好。
我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死5000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明年3000万吨钢（北戴河会议决定1959年钢产量为2700—3000万吨——笔者注）。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
恐怕明年2700到3000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的，你打我通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说我才能服。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
在武昌会议决议中加入以下话：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

11月
毛泽东找吴冷西谈话：
做新闻宣传工作的记者和编辑，看问题要全面，要看到下面，又要看到侧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这叫做辩证法，两点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不让讲缺点，不让讲坏话，不让讲怪话。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有坏的一面；反之坏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坏，也有好的一面，只不过主次不同罢了。听到人家说好，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坏处也没有？听到人家说坏，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好处也没有？大跃进是好事，但浮夸风就不好。
做新闻工作无沦记者或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子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道理。
“毛主席说到，‘据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等报道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追我赶，大搞浮夸，这要引以为戒。
归纳为三个意见。说：
第一，要实事求是，报道时要弄清事实真象，不是新闻必须真实吗？一定要查清虚与实，是虚夸、作假，还是真实、确实。新闻报道不是做诗写小说，不能凭想象虚构，不能搞浪漫主义。
第二，现在要下明矾，把混乱的思想加以澄清。听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四、五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决议上写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那半句话了。那半句话是我加上的。当时的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太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话就更急了不知是听了那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
第三，我在成都会议上就曾说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就有这个危险。杜勒斯天天骂我们，说明他恐慌，害怕我们很快强大起来，美国人会想到是不是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这对我们不利。何必那样引人枪打出头鸟呢？何况我们的成就中还有虚夸成分呢！即使真的有那么的成绩，也否要大吹大擂，还是谦虚一点好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和编辑头脑都要清醒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到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左右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唐朝有位太守，他审理案件，先不问原告和被告，而要先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围的人和环境，调查好了才去审问原告和被告，这叫做勾摊法，也就是比较法。记者和编辑要学会这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实这也是思想方法，是实事求是的方法。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这时毛主席指我说，‘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醒，要实事求是。
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如果不转，《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

刘少奇对于毛泽东说宣传上要转，不转就变成国民党《中央日报》的意见。刘少奇说：‘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转，而是要逐步转。

1959年3月第二次郑州会以
毛泽东: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刮遍全国。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
我代表1000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按：当时如果谁反对刘少奇推行的“共产风”就被他们批判为右倾，所以毛泽东这样说——笔者注），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4月29日上海会议
毛泽东发布了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我想和同志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年青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植，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人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供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进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这三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实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高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
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1959年6月
毛泽东58年讲话后，《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并没有很好的贯彻执行， 1959年6月，毛泽东责成主管宣传口日常工作的中央书记邓小平和彭真，要他们立即研究宣传工作如何转向的问题。

6月14日，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彭真同志召集书记处会议（dxp同志摔伤了腿，住院治疗），讨论宣传工作怎样转向问题。经过讨论，最后决定由胡乔木、周扬和我准备一个文件，书记处再研究决定。我们起草了一个关于宣传上如何转向的问题通报（草案），17日彭真同志再次召开书记会议，讨论这个通报（草案），作了一些修改后，准备以中央名义下发。彭真同志将修改后的通报送给刘少奇同志审批，刘少奇同志认为通报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此事关系重大，需要毛主席召来政治局会议时通过

6月20日政治局会
毛泽东批评浮夸风和高指标之后，转而谈到宣传问题时，指出：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如果不改，《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变成中央社的危险…公开的宣传，不论新华社或《人民日报》或广播电台都要来一个转变
不能像目前这样不顾左右而言他

看完了吧!看来不用笔者再唠叨了,明眼人都可以看到这浮跨风是怎么刮起来的,他的主要责任人是谁,当然看到这,肯定会人来质问笔者:旧物你不是毛泽东的支持者吗?怎么你在饿死3000万的数字上帮刘少奇等人在开脱?
笔者不是谁的支持者,本人有一个坏毛病就是只认事实,就算他是希特勒这样的杀人魔王,那也得要有事实,不是他搞出来的,我们没有理由去强加到某人头上,是他搞出来的,那某些人也必须负责到底,也逃不掉! 而且笔者也不完全认为只需要刘少奇,dxp等负主要责任! 毛泽东也必须负连带责任!
原因是从上表来看,毛泽东早就看出了问题 而且早就试图纠正,一是批判穷过渡，二是批评浮夸风! 但是问题照样发生了,这说明毛泽东当时对于未来过于乐观,才会在56年过早交班,导致恶果发生
1956年后毛泽东对内对外明确不再主持国内事务的一线工作。毛泽东只负责外交和对台事务!刘少奇,dxp主持一线.也就是说一般国内事务刘邓主持政治局会议就决定了，不用请示毛泽东!重大问题，拿不准的问题再请示毛泽东，国内计划的重大事项都有一线人制订实施的,除非他们需要请示后毛泽东提出异议!
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得很顺利,是可能毛泽东乐观的主要原因,趁现在还早,手下这帮人还行,先退了,让他们历练历练,但没想到政治格局情况远为复杂,结果导致接班的两人都想表现, 出了事又要毛泽东顶缸!
也就是说恰恰不是专制导致问题出现,而是毛泽东太过民主了,想要提早交班才会让问题产生,这也是为什么左翼阵地(如果有的话)会大呼:毛泽东要是真的独裁一点就好了的原因所在,看来这些人的呼声确实是有根据的!

其实同样的情况在45年黄炎培先生在延安对毛泽东求证兴亡周期定律时,毛泽东当时就认为用民主的方式来建立政权,监督政府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现在看来也是毛泽东过于自信了,后面的文革等其实就是毛泽东对这些乐观态度转变后的及时纠正!

从年表上看毛泽东1958年4月开始第一次发现浮跨风苗头,一直到1959年6月14日书记处才第一次开会研究1958年4月毛泽东要求“转”的问题。整整拖了14个月！这充分说明毛泽东在党内外明确交班的确认后的严重后果!与极低的效率,这也从另一个方面看出毛泽东当时的民主作风,并不像现在这些精英联盟讲得那样专制,独裁,高压政策严重!

其它笔者也不讲了,笔者这里只来讲讲被人混淆的大跃进的实情
1958年8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讨论并批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
这个意见大幅度提高了在1956年已经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被称为大跃进---这是第一次出现大跃进的名词

至所以在1958提出大跃进口号,原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当时的共产党人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们还没能充分把握计划经济的操作特点,在实际过程中出现了保守的现象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时间是1953年,各主要经济指标按排如下
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由827亿元增加到1250亿元
其中工业总产值每年增长14.7％
农业及副业总产值每年增长4.3％
具体指标为：到1957年
钢 412万吨
原煤1.13亿吨
棉花3270万担
…….
按理讲这个时间段对完成计划目标是有极大的难度的,新中国刚建立,朝鲜战争还没结束收尾
因此当时不仅美国人说你们完不成,连党内都没有多少人是有信心的
因此这个计划是修修改改到1955年才算确定的,从修改的次数上看,也能瞧出当时的政府心中没底!
可惜一切的担忧没有出现,结果是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提前完成了！
1956年
工农业总产值为1252亿元
工业总产值６４２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6.9％
农业总产值６１０亿元平均每年增长4.8％

从实际的情况来看,本来认为5年都很难达到的指标,居然4年就完成了,可以想像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能量是完全超出当时中共的集体判断的
这真接导致了1957年又重订了一年计划工业总产值为年度计划上涨4.1％
但是1958年又发现这个本来不低的计划指标又大大超额完成,实际工业部产值比计划上升7.2％
5年计划4年完成,最后一年计划又超,这很容易给当时的中共高层一个非常好的感觉—是不是我们的指标定得太保守了? 于是对1956年开始制订的第二个5年计划,进行了修订适度提高,具体如下
工业总产值增长1倍左右
农业总产值增长35％
钢产量达到1050-1200万吨
煤产量1.9 -2.1亿吨
棉花4800万担左右
…….
但让人更没想到的是1958年也就是第二个5年计划的第一年下来,又是超额完成了年进度的任务,如:原计划进度58年完成的600万吨钢指标,到年中已经接近完成,8个月就完成了全年任务

于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考虑就来了:是不是第二个5年计划又定得太低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会不会让其他人说,是订计划的负责人太保守,为了保证每年超额完成任务,而故意调低年度大纲!

计划经济的实质是由目前经济增长已存在能力的真实情况来制订长期的年度预算,一般来讲,当年所能提供的能源必将决定轻重工业的各项指标的实绩数.比如生产500吨煤,可以提供多少能量来炼多少吨钢,可以发多少度电,扣除线路损耗可提供多少机床正常运转,这都是有控制的,一般实际与计划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但是至58年连续6年的计划都被突破的实际情况,向当时的计划制定者与决策者们提供这样一个信号,那就是在可控的经济预期中有一些超正常非物质因素(比如精神力量)在起作用,从实际效果来看这种因素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因此导致年初的指标总是被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这个非物质的因素就是后来毛泽东认为的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冲天干劲,从当时的实情来看,确实存在

计划经济的真实意义是穷尽当前的物质能力来促进发展,而不是像现在文人墨客们异想天开地认为是拍脑袋做事,说出这种话至少说明他们没有做过真正计划经济

大跃进的开始是大炼钢运动,就当前的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来讲,钢的产量一上去,所有与其有关的,比如运输,水利,机械,包括轻重工业都会有不同比值的提升

1958年8月召开北戴河会议,主持一线工作的刘D等将当年600万吨钢提升到了1070万吨!
应该非常清楚的是
时代发展到了今天,稍有经济基础与实际工作经验的人都应该明了,冶金这个行业主要是靠投资来完成的,是个硬碰硬的指标,58年8个月完成600万吨钢的先期投资都已经投完了,剩余4个月,就算穷尽人力来补充,但设备的生产能力已不可能有大的突破了,除非追加投资,而追加投资就意味着整个5年计划投资主体结构的根本性改变,这是要伤筋动骨的
按58年的实情8个月完成600万吨,就算按实际进度到年底也最多是900万吨,已经够冒险了 而1070万吨就更加不可思议了,事实上我们去看看前文,其实这个1070就是第二个5年计划的全部指标,也就是说当时主持一线工作的决定者们已经头脑发热到要用1年时间来完成5年的任务
这种严重的不实事求是的行为居然被当时号称经济一把手的陈云也确认为平衡正常
这属于大跃进吗?这明显是浮跨风!

事实上毛泽东也并不放心,但他本身不是冶金出身,没有从事这个行业的实际经验,1070出来之后,他专门召开冶金部门主管工作会议,当时的部长王鹤寿向毛主席当场拍了胸脯!毛泽东听他这么拍反到不敢相信,又把各省的负责人与冶金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召到北京,一个个过堂! 首先问的是上海市副市长马天水, 马天水说没问题 接着问鞍山市委书记赵敏(已去世)行不行,说行!又问武汉市委书记,也说行。还问了太原市委书记(他那里有个太钢)说可以。后来又一个一个地问主要钢铁基地包括重庆、北京、天津、唐山、马鞍山负责人….大家都说行。后又问到当时冶金部副部长刘彬，刘彬说:可以，我们都作了计算啦,主席!你放心好了,最后问到薄一波时, 薄一波有点害怕了,但因为这指标是主持一线工作的刘,d和陈云等人定下来的,他虽不赞成,但不敢说话,否则他肯定要被枪打出头鸟,但他讲的话却是搞笑得很:主席，我建议把1070登报，登报以后，大家都看得到了，义无反顾，就会努力奋斗(破釜沉舟也就这气势了)

毛泽东还是不放心,会后又专门找陈云谈了话!陈云说:我与冶金部的同志们算了细帐，看起来是很有希望的(不知道他们的细帐是不是要把家家户户的铁锅也扔进去炼钢?)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在毛泽东过世之后,当一帮人在妖魔化毛泽东时和陈云会有那么大分岐的原因所在,对于接触过全过程的陈云来讲,他确实认为毛泽东不应该负主要责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陈云后来一直称病不出的主要原因之一
陈云这个人我对他的评价是,水平虽然不怎么样,但人还算正直

从历史的资料来看毛泽东至所要问成这样,一个个地过问,很明显就可以看出他对这个指标并不放心,但是要命的是他本人不是搞这个出身,提不出什么充足的压缩指标的理由,那些负责人专家胸脯拍得铮铮响,你说他还能怎么样?除非他不管理由依据,专制独裁一把,直接把刘D等人的决定否定掉!
因此大跃进本身是正确的,如果不是58年这个1070 确实会让我国工业在1958-1959年有一次大飞跃,甚至制订合理的话,提前两年完成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是这样1960年我国就会完成初级工业化的任务
差错的主观原因是当时主持一线工作的领导人拼命抬高指标的浮夸风害了大跃进
因而导致了1960年前后的困难局面,所以这很难全栽赃到毛泽东头上,毛泽东如果要负笔者早讲了也只是负他交班太早的连带责任
因为如果是毛泽东统一部署计划落实,情况就会完全两样,就会先召开相关工作全会,听取意见后再落实指标,而不会出现刘D等人先定下指标,然后让毛泽东去问这问那,指标没定前都好说话,指标一定,某些人可以好大喜功,某些人就算有意见也不敢讲了,原因是指标已成事实,要推翻不仅要依据而且肯定要得罪人,这不是当面要人好看吗?

3.1毛泽东时代的愚民政策与专制主义
坦率得说讲这个问题很无聊,其实没什么难度,很好理解!甚至讲都不用讲,动动脑子就明了了,但是事实却相反,有相当部分的人群却极难理解,特别在知识界越高的地方,更是到了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阶段,大概是脑子有点转不过弯来吧!
既然如此笔者也只能来讲讲中共当时的愚民政策
愚民政策通常被认为是个人接受了外部的错误信息,结果改变了自已的意识与行为模式,按照胡老等很多相关人员的说法,当时中国的底层民众,也是当前毛泽东的支持者群体之一,是完全被毛泽东的写手们的宣传给蒙骗了,是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跟毛泽东在瞎搞,因此这帮毛泽东的支持者的所有言语是完全可以用愚民政策来理解的,都不可信!
也就是说按照这个说法专业点讲是社会宣传决定社会意识
但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当时中国的这些主人们,也是当前支持毛泽东群体的主力军们,没几个是知识分子,不仅水平很低,连识字率与当时的知识精英们相比都属于文盲与半文盲状态,同时这些人群,绝大多数承担的都是一线繁重的工作,很少有机会与时间去认真得看看报纸与接受大规模的神化宣传,最多也就几张大字报!倒是在当今时代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特别高校,在当时被毛泽东的愚民政策重点攻关的区域,比如像胡老这样的群体反而出现了大量的非毛泽东情绪!

按照这个简单事实,只要智商正常的人就可以轻松得出结论,毛泽东的宣传与最终效果是负相关,宣传力度与接受效果完全相反,接受宣传越多的地方恰恰是反毛情绪的重灾点,而没多少文化的,没接受多少毛泽东思想的群体却存在着大量的毛泽东情结!
很有意思吧!(微笑)

笔者曾经问过一些工人与农民,讲到毛泽东他们都很激动,但说得也简单基本就一句: 得到了毛泽东的好,这主要集中在工作,医疗,住房,教育及分配的平均化上,这是切身感受到的,不是花言巧语骗来的

后来不知怎么得,改革后就失去了这个愚民政策的伟大成就,按理讲改革后第一件事就是给知识分子评职称,于是多了几百万教授、研究员、博士和与其相关的学术论文等等,而得了好处的这帮人士当然要感恩戴德,所以当前无论从宣传能力,规模,途径与宣传的水平都远远超过了毛泽东时期只有四人帮主管的特别是张春桥和姚文元掌握的两报一刊.

按照精英联盟的理解,今天几百倍于毛泽东时代的宣传效果,就算不能达到让老百姓自觉地一边喝西北风一边24小时干活的效果!但出现像毛泽东时代为了几张奖状而拼命工作的大傻帽,应该不会是什么太大的难事!
但是，事态却走向反面，与中国宣传水平和宣传力度的急剧提升相反的是劳动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极度低落甚至连没识几个字什么都不懂的农民工兄弟们都绝不卖帐,现在更是发展连在知识界内部都在不相信了,比如最近出现的知识分子们抵制中央新闻的事件,要知道这帮家伙当年本身就是靠这个宣传发家的
于是他们发牢骚说这帮子愚民越来越坏了——说愚民们: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直到今天这帮子精英联盟的高明者们还在僵化地把''愚民政策''作为一种纯粹的宣传效果来看待,动不动就说四人帮横行之时,如何如何嚣张,即使到了今天老百姓在说毛泽东好时都是愚民的后果,因此使得那个躺在水晶棺材中的死人的意识力量还在操控着绝大多数底层民众的思维与想法,
这种说法简直就是搬起石头咂了自已的脚板,从而也对自已的能力的评估造成了一个根本性的伤害,因为承认文革时的意识形态宣传的效果比今天好上几千几万倍,就等于在说四人帮们随便拨根汗毛出来对底层民众的忽悠作用超过30年来这些大学教授殚精竭虑的洗脑,新闻方面持之以恒宣传,网络无所不能的攻击的总和,至于自由主义者们从西方舶来的普世价值除了在范美忠之流身上开花结果外,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心中得靠边站!
笔者记得2008年7月份时,有人网上问笔者他说:人们为什么会纪念毛泽东? 本人回答:很简单,只因妖孽重来!
还有网友很激动地问笔者,说:现在对毛泽东还有周恩来的妖魔化很厉害,特别是在高校中包括各种讲座,他听得又气又伤心,他害怕说不定哪一天中国会失去毛泽东!
笔者微笑地回答他: 如果那些精英人士,能够收敛一点,翻然醒悟,能用毛泽东时代的方法让中国的全体民众走向富强,那嘴上承不承认毛泽东这都已毫无意义,我们又何必一定要去讨个说法呢?
如果那些精英人士,仍然拒绝觉悟,那么毛泽东想不回来都不可能! 你就再吹天花乱坠也没用!而且说不定那些自由主义者们也会出来抢班夺权! 毛泽东在毛选中就说过:无政府自由主义的出现是对于官僚主义的最好惩罚,真是非常非常深刻!
人们为什么会不相信政府啊,原因就在于这个政府太官僚了

当然毛泽东用极低级的''愚民手段'',达到了最大的''愚民效果''与现在这帮子精英,文人墨客们所花的巨大成本与极低的''愚民效应''形成鲜明的对比,这肯定是有深层次原因的,如果要讲那是另一本书的事情,在此处肯定是不合时宜的(微笑)

3.2专制主义

旧物先生洋洋万言，想说明的是什么？是专制比民主更好？！

3.2专制主义
自从1978年前后的非毛泽东化以来,中国的精英联盟从一口咬定毛泽东不民主开始,经过30年这帮人员日以夜续的大力发展,从毛泽东不民主逐步升级到专制-独裁最终把毛泽东放在与希特勒并列的位置上,也算是开放以来的这些人士的伟大成就之一!按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一个远超希特勒的古往今来第一个寡头分子毛泽东很快就会光荣上榜,甚至把毛泽东再通过七评八批之后,升华为宇宙第一寡头也不是什么难事,反正这帮人相信,死人毛泽东与河外星系中的外星人是没机会提出什么异议的!

根据以前在中央办公厅工作的老同志的口述回忆,他们的意见很一致,以DXP定义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毛周朱刘陈邓中间,毛泽东与周恩来是最民主的,在他们前面讲话是最随便的
朱总司令管事极少留给中办工作人员的印象更接近于一种德高望重者对邻居的关系
陈云同志还能够听取不同意见，处于中间状态,而剩下的那两人是很难说话的
这个难说话,不仅在中央的工作人员中间,而且在地方各书记负责人也是如此

根据陶鲁笳老同志的回忆：在四清期间，时任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和两个省委书记陶鲁笳、刘子厚对于运动开展方式有不同的看法，在向毛主席汇报之后，毛泽东就鼓励他们把不同意见向主管领导同志汇报，以期改正此前的错误做法；
但是，某领导同志在云南听到李雪峰等人有不同意见之后，不仅没主动征求他们的意见，反而从昆明坐飞机一路狂奔回北京，赶在12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之前，私下里把李雪峰死嗑了一顿，这样，李雪峰只好反过来做检讨.
刘子厚和陶鲁笳虽然有不同看法并自认为是正确的，但是看到连李雪峰都已经挨批了，也只能选择了闷声发大财。毛泽东有感于党内民主之缺乏，无比愤怒，所以在此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带了一本党章和一本宪法到会场上，去捍卫这些省委书记们的发言权。
后来精英们撰写的党史，都说是是某两位同志对毛主席不够尊重，所以引得他大发雷霆，这是对那两位同志无耻的污蔑，毛主席没有得到尊重的事情在他生前的党内从未有过发生过，到是死后被批得够狠!精英们也从未提供说得过去的毛泽东生前不受尊重的相关证据

当然,除了事实与依据之外,我们还可以从理论上来验证毛泽东在他的管理岗位上的民主问题,我们甚至可以从新旧自由主义者们非常喜欢的西方学术来进行论证,笔者有一点就是难办,既吃过大米饭,也啃过洋面包,就算没自由主义者们那么精益求精,但至少什么都会一点!这里我们就以美国管理学泰斗罗伯特&#8226；卡茨的研究
罗伯特&#8226；卡茨认为在不同的管理层次上对管理者有着不同的要求与技能
最低层次上的管理者,由于最接近一线,因此被要求熟悉和精通某种特定的专业知识,这样才可以完成技术上管理指导,因此这属于技术技能
中间层次上的管理者,由于脱离一线,因此他需要与员工有较好沟通,工作的重点应该在如何激励员工的工作热情与信心,并能协调不同部门间的利益,个人与全局间的利益,因此这属于人际技能
管理者的最高层次,被要求必须将复杂的情况抽象化概念化,也就是说最高管理者要将获得的海量信息中提炼出核心的问题,为最终的决策服务,因此他属于概念技能,所以一般也来最高的管理者也是决策者
因此如果最高管理者要做出正确决策,避免失误,就必须要尽一切可能通过中间管理者,或亲身实践来倾听来自基层的各种声音,一旦被阻断与隔离无疑会对最高管理者的决策产生根本性的威胁与决定性的伤害

因此处在毛泽东那个最高的决策位置上,不民主将意味着闭目塞听,就表明毛泽东想偷懒,不干活!只有这样,基层信息才会成为不必要,不民主才会成为可能

而中间管理者不民主,这主要表现为无视不同的利益间的矛盾或粗暴对待矛盾的行为,压制基层意见,不向上层传达,这通常被认为是长官意志,同时经常插手具体的项目和工程,出现地方与中央及基层之间的矛盾,按专业的说法就是不同层次级别的官员都想争夺预算最大化(美国公共选择理论巨擘尼斯布坎南也有类似的感悟他认为争取预算最大化是官员的最常见的行为动机)

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当中央领导来视察时,地方领导层那忙活样,就非常清楚,究竟是谁不民主了

也就是说最高层管理者的不民主,体现在过程中将是偷懒,不干活,随便定个指标,不考虑实际,不了解实际,你们下面的去忙活吧!
而中间层次的不民主,是完全不执行自已的本职工作,协调关系,而是插手项目和工程,从中得取利益,并搞独立王国,民意压制与粗暴管理,阻断基层与高层间的信息往来互动!

我们再来看看历史
从中国近代史来看,毛泽东一直是党内的少数派,因为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所要求的官僚群体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并要尽可能多得去接近群众,贴近他们的生活,减少官僚群体特权,以实现从上至下的良好互动!这其实是要求这些官员们去按照 反经济人的行为去做,很难相信毛泽东的这套说法在当时的官员群体内部会有多少影响与支持率,因此毛泽东总是处于少数者的地位!
于是他不得不通过教育与大范围的沟通来争取更多的人与自已一起奋斗前进,否则他随时有可能成为孤家寡人一个,将无法完成中国革命以及后来的建设中国的目标,因此他提出的接班人的5个条件中就有一个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甚至要去团结那些反对他反对错了的那些群体一起工作! 因此无论是从事实,理论还是从历史的情况来看,毛泽东根本没有不民主,专制,独裁的可能性,而他所主张的那一套在他领导的高官中没多少市场,因此他在执政的绝大数时间内不得不以 斗争求团结 的方式展开工作!

4,那些毛泽东时代的支持者们,底层民众的真实感受能否算数!
按照中国精英联盟的一贯性思维,中国的平民百姓,底层民众对某一时代从经济到社会至政治的现实所做出的总结是没什么价值的,是不能认定的,这种不能认定体现在两点,1,是没有资格2是没有能力,上不了大雅之堂
因此,评定一个时代的优劣与否,就算不能以某些精英们来总结,那也要以精英群体的认识观来作为一个评价的基础,否则就不可能与权威搭上关系
笔者的看法与这些人稍有不同,底层群众的意见固然是分散的,不系统的,但是真理却往往蕴含其中,特别在政治经济变革的剧烈变动的年代, 底层群众是能够认识的!因为这些变革的各种政策最终是需要通过政治地位的重新洗牌与分配方式的重新调整来实现的,因此就无法遮遮掩掩,老百姓至所以会对社会变革有准确地认识,原因就在于,他们才是经济利益与政治格局改变的最后承受者,经济利益与政治格局的剧烈变动会通过宏观’大政策’ 最终反映到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上去
只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才使得底层民众可能在政策转向的一开始很难辩别出这些重大政策转变后的结果,不过这些政策最后不可避免地都要落实到每一个底层民众身上,从而必然会不同程度地改变底层群众的生活质量与生活条件,因此正如番邦蛮夷们所言’纵然能够欺骗所有人于一时，或者欺骗部分人于一世，但是却无法永远欺骗所有人’ 所以毛泽东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确实是有根有据的

一个国家的变革通常是在两个方面实现的,一是政权性质(服务方向)的改变,二是资源分配的格局的调整
一种政权服务方向的改变,要底层民众们完全不知道是绝无可能的,当年毛泽东非常注重事实的通俗化宣传,因为平民百姓对于新旧两种社会的判断是非常直观与纯朴的,不需要咬文嚼字,比如对于政权的服务方向的识别上,毛泽东鉴于旧中国吃人的社会的实际情况就宣传过, 旧中国当时的国民政府是’衙门八字向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等等
因此底层民众不需要多少水平,只需根据当时自身的感受很容易就通过这种平实的宣传来认识政权的服务方向,很清晰地认识到,这个政权究竟是为多数人服务还是为少数人服务?

体现一个政权服务的对象,最终是需要有官员群体的日常工作来诠释的,而官员们确实也很难达到像地下党的保密工作一样的境界,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无法确保不落在群众的眼中,就像群众们一说腐败,就认为问题全在前三排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当前的知识精英们即使把自已所知的洋书都啃边了,再花上几十几百万的课题经费研究出来的博大精深的正宗学术成果,非毛化’事实’等等,很难改变底层民众的根本看法的原因所在,毕竟知识精英们很难通过自已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数学模型,去证明底层百姓根据自身感受所得出的判断与依据有什么逻辑与事实上的错误!

一个国家资源的分配根据什么来进行,要在底层民众们面前造假也是几无可能!如果我们的底层民众们亲眼所见建设的华丽高楼,鸟语花香的安居之所,高档次的汽车与他们无关,亲身感受这些好东西都和自已没什么关系,社会财富的资源的绝大部分只是改善少部分人生活水平,只有极少数人可以享受高品质的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要让底层老百姓们去相信他们自已就是国家的主人,这恐怕是极其困难的,反正至少笔者是没这个能力的(就像大学生们毕业后,连一份最基本的工作都找不到,不仅找不到实现抱负的媒介与途径,而且连生存的基本目标都无法保障,还要强行去让他们相信,他们才是这个国家的未来也是无法想像的!)
很显然要让底层民众们认同政策改变的方向是正确的,是向他们倾斜的,就必须要让精英联盟拿出自已的90％的资源来与底层民众们分享的同时,还需要用亲身的行动参与一线劳动与底层民众们看到自已确实与他们同甘共苦!就像当年毛泽东,周恩来朴素工作生活条件一样!
毕竟走过场的作秀与真诚地坚持艰苦朴素地作风是完全两回事!

这对于当前的精英们来讲确实是无法接受的,但是既然绝大部分的资源都集中的精英们手中,又想隐瞒,这显然又是极难做到的,你总不能让精英们买的靓车只是在自家院子里开吧的,总不能让精英们个个在家里泡小姐带小秘吧,更不能让精英们天天在家里吃饭不让人看见吧!就是在家里,那也不能保证没有隔墙有耳,而且成天这样做贼式的提心掉胆的,这腐败还有什么意思?(微笑)

对于用拐弯抹角的手段,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欺骗与诱导那些不知实情的人士,特别针对相对屏闭的大学生群体,确实是知识精英们的拿手好戏,而他们的这些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学术成果与抱怨却对主要是以现实为标准的底层老百姓们判断却无能为力!这正是他们’愚民效率’极为低下的瓶颈所在! 是需要这些知识精英们好好学习与研究的!
因此无论是政府的服务对象,还是分配利益的调整,最后都无法对底层民众们全屏闭,底层民众可能在感觉上相对滞后,但是对于最后的结果的判断却是准确无误的!
由于中国的近代史,在不到100年的极短的时间内进行过多次的简单反复, 从蒋介石时代----毛泽东时代----DXP时代发生的重大的政治与经济变革,还保留在了这个时代人们的记忆中!

因此在绝大多数时候,底层民众们完全可以不依赖于书本知识,只需要以自已的切身感受出发就能来评判各个时代的优劣与否!这无疑给认为只需垄断学术阵地与话语权就万事大吉的官僚-资本-知识精英联盟,产生了极大的伤害与困惑!
底层民众们根本不按照学术的规范,完全打破了语言的定式, 在言词的运用方面比较自由,在发挥上一点都不带八股的味道, 因此往往就非常生动,这种活泼泼的语言,经常以顺口溜的方式表现出来,并通过简单相传,往往风靡全国,这与我们的知识精英们,看了几本洋书,就锁在家里思前想后,最终写出的著作经常印刷后少人问津并束之高阁是形成鲜是对比的!
因此当精英在贬低底层民众们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未必没有忌妒的成份在里面,因为在他们眼中,这些不上台面的乡巴佬的满口胡扯居然这么受欢迎,简直就是对他们至高学术的一种亵渎

因此笔者认为,底层民众通过自身的感受都说出的不上档次的话(比如亲身感受的毛泽东时代),是值得记录在案,以供后人研究的,是可以帮助人们在精英眼中的毛泽东之外,去把握另一个毛泽东时代的,总不能让精英联盟说了又说之后,还要自已贴上他们就是代表人民的标签吧,笔者怎么看这都是不合适的,让底层老百姓来说一下简单的切身感受,就算被高贵的精英们说成毫无价值,一堆垃圾,这又有何妨呢?(微笑)

完
-------------旧物执笔
注:笔者无意为谁翻案,也用不着,不过根据事实来判断当时的真实过程,还是有必要的,至少对于当前的中国的走向与方向是很有指导性的意义!
对于某些人的提问，专制是否比民主更好？笔者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不过如果是专政与民主相比的话那就难说了！

看了胡景北先生的《消除假币恐怖的有效方式是禁止使用验钞机》（http://www.hujingbei.net/show.aspx?id=447&cid=61）一文，感觉十分诧异。标题就是全文的观点，够新颖，够刺激的，很能掉人胃口去细看全文是如何推理得出这一怪论的。但看完文章后，不免为胡先生扼腕。胡先生的立论基础居然是建立在一个他所认为的事实对比上，即国外（美国、德国等全世界大多数国家）有假币，禁止使用验钞机，没有出现假币恐怖；国内有假币，没有禁止使用验钞机，出现假币恐怖。这一对比，令他得出结论，当前的假币恐怖是由使用验钞机引起的！首先，我从来没有听说也没有查到过相关资料说美国、德国等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禁止使用验钞机，胡先生能不能具体列出这些国家的哪一条法规禁止使用验钞机？其次，这样简单的比较就能说明当前的假币恐怖是由使用验钞机引起的吗？事实上，当前的假币恐怖不是由使用验钞机引起的，恰恰相反，是由验钞机功能失效引起的。

事实上，使用验钞机只是政府拒绝承担假币损失的结果之一。既然假币损失由假币持有人承担，那么人们当然就要认真鉴别自己收到的钱是否是假币了，使用验钞机就很自然了。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应该禁止使用验钞机，而在于政府是否应该承担假币损失。胡先生的文章的确注意到了这一点，给出了消除假币恐怖的药方是禁止使用验钞机，政府承担假币损失。但遗憾的是，一方面，文章在表述上没有清晰地指出政府是否承担假币损失是全文论述的根本，而且从标题到论证均将焦点集中到是否禁止使用验钞机上；另一方面，即使是将焦点对准政府是否承担假币损失，也是没有找准病根。让政府承担假币损失的结果就是假币泛滥。胡先生是想到了这一点的，但他给了两条否定的理由，一是全世界众多国家都这样做（由政府承担假币损失），且没有出现假币泛滥；二是让政府承担假币损失可以激励政府打击假币的努力。第一条理由是不是事实，需要考证。至少从网上搜到的部分资料来看，国外也跟国内一样，假币损失由假币持有者承担。如果从银行取出了假币，离开银行后，银行照样不买单的（《美国有没有“HD”百元假钞》 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09-01/19/content_10683641.htm）。第二条理由表面上看似乎有一定道理，但请注意，政府的钱来自哪里？政府的钱可以来自哪里？假币损失让政府承担使得政府的收入收到了损失，因而需要努力打假避免收入减少？钞票就是政府印制的，政府收到了假币，为了不减少收入，就不可以再印一些真币去替换？

事实上，假币在市场上一直都有，验钞机也一直都在使用，之前并没有出现假币恐怖。当前的“HD”百元假钞之所以令人恐怖，是因为银行的验钞机都无法识别这些假币。让政府承担假币损失只会鼓励制假，银行怎么能分辨一个前来存款的客户手中的假钞是他自己制造的还是不小心从他人那里收取的？所以，消除假币恐怖不是让政府承担假币损失，而是让造假者承担假币损失，让假币难以流入社会。当然，普通老百姓不可能完全识别出假币，难免会遭受一些损失。但是，只要现金交易的是一些数额较小的交易，这个损失就不会很大。假币能大量流入社会，一定是通过银行营业员的手，而不是普通老百姓的手。

总之，《消除假币恐怖的有效方式是禁止使用验钞机》一文：1.事实有误（认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禁止使用验钞机和承担假币损失）；2.表述不清（没有分清因果，政府承担假币损失和使用验钞机是因果而非并列关系）；3.观点不对（提出政府承担假币损失，禁止使用验钞机来消除假币恐怖）。

胡景北先生一直是我非常敬重的经济学者之一，读罢此文，不禁为其扼腕。


http://hi.baidu.com/pengshuhong

我是胡老师的学生，我来谈一下我的一些看法。您提到的问题可以用经济增长理论中的“黄金法则”(Golden rule)来解答，“黄金法则”(Golden rule)是指什么样的增长路径是最优的，与此相对性的是什么样的储蓄(投资)率与资本积累是最优的？最优增长路径是指使得消费达到最大的平衡(稳态)增长路径，与此相对应的是最优的储蓄(投资)率与资本积累。当前的储蓄(投资)率过低与过高都不是最优的，如果储蓄率过低(比如说当前的美国)，储蓄率低于黄金率的储蓄率，则提高储蓄率有助于增加资本积累，从而提高未来的生产能力和消费水平，当然这需要牺牲眼前的消费，“勒紧腰带”，因此从动态的角度看是牺牲当前从而使得未来获得更高的消费水平。如果储蓄率过高(比如当前的中国)，高于黄金率的储蓄率，则降低储蓄率是有利的，这不光是对眼前还是对未来都是这样，c* = (1–s) f(k*) =f (k*) -s f(k*) =f (k*) -(n+g+d)k*,(这里n,g,d分别表示人口增长率、技术进步率与折旧率,在稳态s f(k*)= (n+g+d)k*)。也就是说储蓄率s高，意味着资本积累多，虽然 f(k*)大，但消费率(1-s)低，c* = (1–s) f(k*) 不一定是最大的，最优的s通过对c* =f (k*) -(n+g+d)k*求最大化得到，此时有一个最优的资本存量，与此相对应有一个最优储蓄率，即黄金率的资本存量与黄金率的储蓄率。降低储蓄率减少资本积累，当今一代的人们马上就能增加消费，从降低储蓄率开始到达到新的稳态，未来的消费水平都会高于以前的消费水平，因此当储蓄率过高、资本过度积累时，降低储蓄总是有利的。
以上解答不知您是否满意？

我是胡老师的学生，我来谈一下我的一些看法。您提到的问题可以用经济增长理论中的“黄金法则”(Golden rule)来解答，“黄金法则”(Golden rule)是指什么样的增长路径是最优的，与此相对性的是什么样的储蓄(投资)率与资本积累是最优的？最优增长路径是指使得消费达到最大的平衡(稳态)增长路径，与此相对应的是最优的储蓄(投资)率与资本积累。当前的储蓄(投资)率过低与过高都不是最优的，如果储蓄率过低(比如说当前的美国)，储蓄率低于黄金率的储蓄率，则提高储蓄率有助于增加资本积累，从而提高未来的生产能力和消费水平，当然这需要牺牲眼前的消费，“勒紧腰带”，因此从动态的角度看是牺牲当前从而使得未来获得更高的消费水平。如果储蓄率过高(比如当前的中国)，高于黄金率的储蓄率，则降低储蓄率是有利的，这不光是对眼前还是对未来都是这样，c* = (1–s) f(k*) =f (k*) -s f(k*) =f (k*) -(n+g+d)k*,(这里n,g,d分别表示人口增长率、技术进步率与折旧率,在稳态s f(k*)= (n+g+d)k*)。也就是说储蓄率s高，意味着资本积累多，虽然 f(k*)大，但消费率(1-s)低，c* = (1–s) f(k*) 不一定是最大的，最优的s通过对c* =f (k*) -(n+g+d)k*求最大化得到，此时有一个最优的资本存量，与此相对应有一个最优储蓄率，即黄金率的资本存量与黄金率的储蓄率。降低储蓄率减少资本积累，当今一代的人们马上就能增加消费，从降低储蓄率开始到达到新的稳态，未来的消费水平都会高于以前的消费水平，因此当储蓄率过高、资本过度积累时，降低储蓄总是有利的。
以上解答不知您是否满意？

谢谢汪先生的回答！基本意思已经了解，当然其中的函数关系就不是我这种外行能够理解的了，呵呵。这个应该就是传说的高微的内容了吧。

老胡你好,大年初一拜年了!我现在的心情非常冲动,愿今夜阳光灿烂,今夜多云转晴,请代我问老爷好!哈哈~~

应胡景北教授之邀，在此代为留言：

“感谢各位网友的留言。目前我在国外，无法打开本网页的留言板，因此无法回应各位网友的留言。在此表示道歉并准备在回国后立即回应。
遥祝网友春节好！
谢谢！
胡景北
2009年01月28日”

真实的历史,拜读了.
南大一校友

你为什么不去网上 去查看一下1958年左右的世界性饥荒 和中国的灾害 国外报纸也有报道

你的全部智力就仅仅限于别人告诉你 而不是自己去发现真相吗

Quin：
谢谢你的留言。我到现在才回到留言板上来，对不起。
是的，我们都相信，大饥荒的历史终有一天会清朗的。
只是，最好让当时的人少一点痛苦，当时的国家少一点磨难，而最好不要等历史学家像个冷血者一样去做学术评论或者热心的文学家去写小说。

草云：
迟迟答复，对不起。
今天再上演大饥荒的可能性不大了，因为中国已经脱离了寡头专制，信息也畅通多了。但是我们要总结经验教训，要纪念大饥荒。这是因为，今天大饥荒的可能性不大，但明天呢？1949年时的人，甚至1958年时的人，也没有想到会出现大饥荒，因为更没有想到如何防止大饥荒的出现。那时的人以为有了个“大救星”，别说大饥荒，就是小饥荒也从此绝迹了。
所以，大饥荒任何时候都可能出现，只要专制，只要封锁信息。而杜绝大饥荒出现的唯一长久之计，是老百姓知道信息。

黄进培：
哈哈，我真的记不起你了。谢谢你还记得我。当年我在369后门内的宿舍里，许多同学常来。现在呢，我只要在上海，大部分时间都在办公室，也是常有同学来。
你提到的各位老师都在上财，只有胡尔钟很早离开了。祝上财兴旺发达，也祝各位老师，祝你2009年健康、顺利！

又读到胡老师的作品了，感觉还是很好。
本文99％的地方同意。
只是，对于“劳动力增长率与GDP增长”的国别对比，似乎有瑕疵。显然，文章中是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不同于劳动力增长率。我国仍然处在人口红利期，美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高，但劳动力人口增长很可能很低（至少不是人口红利期）。
班门弄斧，敬请批评。

当美国还在“防止金融危机波及实体经济”而救市的时候，当国内(官方) 普遍认为“次贷危机对中国影响不大”准备看美国大戏的时候，胡老师一句“中国经济危机已成事实" 让我震耳发聩。
当时还不大以为然，然而事实证明了他的判断。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敢说真话的学者，一个眼光深邃的学者。

经济学爱好者、汪伟：
谢谢一位经济学爱好者的提问，谢谢汪伟的回答。汪伟的回答高度理论化。把这个基本原理用到现实，每个企业在决定投资时确实要考虑投资后生产的产品的销路，说到底也就要考虑到消费。就一个国家来说更是如此。只是投资和消费的联系往往通过很长的链条，有时候一下子看不清楚。记得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国内经济学界争论非常激烈的就是生产是否应当以满足人的需要为目的。正方用这个好像难以辩驳的题目，显然是政府的意思，因为反方用的是马克思观点，生产资料生产增长应当快于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而社会主义首先要做的是打好生产资料生产的基础。我们今天不必要关心当时争论的现实背景了。这里我想说的只是，投资和消费是能够分开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脱离消费而发展。
就经济学爱好者的问题来说，我认为他的感觉不错，“投资本身好像也是消费的函数”。汪伟回答了问题，即“最优的s通过对c* =f (k*) -(n+g+d)k*求最大化得到”。他的回答也表明投资（在这里等于储蓄）是消费的函数，因为只有知道了最优消费我们才能够求出s。 另一方面，在公式列出的变量中，技术变化g和消费变化c是最多变的，尤其消费更是多变。今天我们认为某种消费模式、消费数量是最优的，明天可能发现自己不喜欢了。生产必须适应人的这种变化。所以，那位经济学爱好者说的是对的，投资应当和消费保持某种比例的协调。

《抵制央视，拒绝洗脑》：
谢谢你转载凌沧洲等人的抵制央视的倡议。其实，电视台的人自己最有数。二十年前，在中国电视台的游行队伍上，就有这样的大幅标语“我们再不要说谎了”。
不过，请你下次转载文章的时候，不要转载两次。谢谢

毛是神：
你留言用的名字表明了问题的所在。如果你明白毛不是神，明白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是神，你对毛、你对所有其他人就会抱有一种警惕，注意他们是不是要犯错误或者在犯错误，提醒和批评他们。这样，中国的事情就能够搞好了。如果你相信某一个人是神，把自己交给他，甚至主张把国家交给他，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非常可能就是你自己的灾难，如果把国家交给他，就是国家的灾难。其实，只要你坚持自己的独立想法，即使毛重生，你也不会把他视为神了。当然，在那时候，你就必须闭嘴，如果你不想因为言论而坐牢的话。

毛是神：
对不起，我刚刚看到你的第二篇留言。我建议你到第三世界国家看看，起码到东南亚吧？记得当年我们天天上课讲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天天受饥挨饿。于是我们自己的挨饿也就好受多了。我们那时，就像我在日记中写的那样的感情，那样的认识，是因为国门完全被锁住，比今天的朝鲜被锁住的还厉害。所以，我根本不可能想到毛泽东政府下会饿死人，根本不可能想到资本主义国家不会饿死人（当然任何社会包括毛泽东说得共产主义都会有人饿死，就像都会有人失恋而死那样，那是另一个问题）。可是，你已经能够获得信息了。你从电视上、报纸上、网络上可以看到的已经很多，你还可以出国看一下。除了战争和专制（不允许反对派），哪个国家有什么饿死人的？那些国家的反对党正愁着没有把柄呢。西方国家的记者更是等着这样的新闻呢！即使旧中国，如果不是因为战事，饿死人就会上报纸，“反动政府”再反动，也不敢冒饿死老百姓那样的险。
因此，封锁信息是饿死人最重要的原因。全国没有震动，就是封锁信息和强大专制造成的，也是包括彭德怀在内的人都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造成的。
希望你能够到农村去，江苏、河南等等地方。那里还有老人在。也希望你呼吁政府公布档案。你和我一样，有权利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旧物：
谢谢你的留言，
你总结了四个问题。我这里简短地就你的四个问题做个答复：
1) 饿死人数或者非正常死亡人数。
在我的短文中，我列出了中国官方的统计资料。我想，中国官方统计资料在这个问题上只会少报，不会多报。其次，我确实地知道在江苏省盐城地区，在大饥荒年间饿死了人。另外，杨继绳父亲也是大饥荒饿死人。我自己生活在城市，靠着毛泽东的户口制度和城乡不许可走动的制度，生活过来了。
你说“根据我们目前的统计与调查来看,截止到目前为止,全国在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包括营养不良而导致的迸发症死亡)在20万上下,不会再多了,其中最严重的地区就是河南的信阳区域,而且时间区间也并非三年,而是一年多一点”。
你也承认“但即使如此虽然20万的死亡人口要比中国任何一个战乱时期要好得多,但是这仍然是不可原谅的,”我想提醒的是大饥荒不是发生在战乱时期。拿和平时期和战乱时期相比，是不合适的，我想这点你不会不同意的。
总之，与“毛是神”的留言者相比，你是知道那时有20万人非正常死亡，而且知道那是不可原谅的。谢谢你，谢谢你。

2) 责任
既然不可原谅，就要谈责任。你谈了很多，说来说去，都是毛下属的责任。记得我们就此讨论过不止一次。我想我还是重复一下我有一次给你的回复。
“我要指出是，即使毛泽东不是皇帝，没有皇帝那样一言九鼎的权力，即使他往往退居二线，但是，第一，他始终是中国的第一把手（即使他不当国家主席了，因为在毛泽东的中国，国家是共产党领导，而他始终是共产党的第一把手），第二，在饿死人的大灾荒发生之前，他在名义上还没有退居二线；而即使他在名义上退居二线了，文化大革命却依然是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第三，即使他真的退居二线了，作为执政党的第一把手，他也不应当漠视他的手下给中国造成如此的灾难。因此，既然他在名义上始终是中国执政的第一把手，那么，除非你能够证明他出现了我上次给你回复中提出的三种状况，否则，中国在他领导下出现的大灾难，他“义不容辞”地应当负最大的责任。而在这里，说他是皇帝或者不是皇帝，并不改变问题本身。
你说这些灾难是走资派造成的。我希望你正视我的问题，就像我必须正视你的问题那样，否则我们就无法讨论下去。这里，我愿意再一次重复我的看法。在上一次给你的回复中，我说了，除非我们能够证明毛泽东：
1. 他重病缠身，无法理政，
2. 他荒淫无度，不理朝政
3. 他大权旁落（如懦弱等，以至大权落入比如秦朝的赵高一类人手中））
否则，我们不必说大饥荒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是他的下属造成的。，况且，即使他的下属有责任，这些责任也是次要的。第一位的主要的责任始终应当由第一把手承担。”
其实，我相信，你和我一样，都是勇于承担责任的人，是自己的责任或错误，我们俩人都不会推托。同样，是别人的责任，他/她便应当负责。在我这里，比如我指导的论文，我认为过关了，评审者认为不行，我就站出来担保论文符合要求，因为这是我的责任。同样。我认为论文不过关，研究生找我哭也不行，他/她必须为自己的草率负责，而我也必须为我的判断负责。我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如此，在一个单位如此，在国家大事上也如此。对毛泽东如此，对蒋介石、对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也如此。

3) 和4) 关于现在人对当时情况的感受
你说了现在人对毛泽东的好感, 对当时情况的否认。对此, 我完全承认。但这没有什么奇怪。1949年毛泽东用了那么高压的手段以及”忆苦思甜”的政治教育, 还时时担心资本主义复辟, 担心人们怀念旧社会。等形势一缓和, 舆论一松动, 即使几十年过去了, 即使官方教科书和言论还是在否定旧社会, 可还是有那么多人照样怀念旧社会。所以, 今天许多人怀念毛泽东, 今天许多人仅仅愿意回忆毛泽东政府下正面的东西,都是能够理解的。就像我自己，回忆农村插队十年，我都强调正面的东西。吃不饱饭？可是我挺过来了。读专制文字？可是我学会了文字。你谈到希特勒。你知道希特勒葬在何处吗？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就是害怕人去祭奠他，怀念他。这都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毛泽东、蒋介石、希特勒都还没有完全成为历史，都还生活在人们的心中。毛泽东用绝对专制做不到把蒋介石从人们心中除去；今天没有绝对专制了，把毛泽东、蒋介石、邓小平甚至达赖从对他们有好感的人的心中去掉就更不可能了。
只是你、我作为一个对中国有责任感的人，应当更多地想到如何对中国有利、对中国普通老百姓有利、对中国未来发展有利，如何避免中国遭遇大的社会灾难。我们的观点有差异甚至对立，都是正常的。今天中国比毛泽东时期进步的，就是我们都可以谈自己的观点；但比蒋介石时期退步的，就是我们的观点还不能够自己比如办报纸谈。我相信你还不至于拥护毛泽东上台后搞的“舆论一律”，希望中国只准许你谈自己的观点。而别人只能谈如何拥护你的观点。

?：
谢谢你的批评。听到批评是好事，也才知道自己文章中考虑不周甚至错误的地方。
我想做点解释： 我为什么说验钞机是造成假币恐怖的原因呢？我想假币始终是存在的。假币在世界大部分国家也存在。但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是否意识到假币存在则是另一个问题。所谓社会问题，就是许多人意识到了问题并且要求解决，而政府或者社会也还没有解决。假币之所以比如在欧美国家没有成为这样的社会问题，我认为不用验钞机是个必要条件。如果用验钞机，大家用现金的时候必然意识到假币就在身边存在，必然要求解决，而不能解决的话，政府是无法辞其责的。如果不用验钞机，大部分可能也不会感到假币问题。尽管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有假币，但自己身边、自己的日常生活毕竟和假币无关。在这种情况下，假币恐怖不可能出现，假币也不会成为社会问题。
其次，用验钞机的结果，不是造假者承担损失，而是用假者承担损失。而绝大部分用假者是无辜的。只有政府的严厉打击才会造成造假者的损失。但我们怎么知道政府打击造假者严厉不严厉呢？用验钞机，打击用假者是严厉了，但是，无论验钞机功能如何改进，都不可能验出所有假钞，因此造假者总是先一步。而制造验钞机的厂家为了节约成本也不会在技术上先走一步。
谈到事实有误，我现在只能够说，确实我没有找到禁令，就这点来说，我的用词是不慎重的。另一方面，我走过的国家和地区，又确实没有见到验钞机。你知道在那些国家，法律没有禁止的，个人和商家、银行就有自由。为什么他们没有利用这一自由去使用验钞机呢？这方面要研究。我的初步印象是他们的行业自律以及中央银行的内部要求，否则的话，他们那里的假币那么厉害，是很难设想他们为什么不用验钞机的。可为什么他们的行业自律和中央银行的要求是不用验钞机而非使用验钞机。我想最重要的原因应当是那些国家希望给老百姓提供一个平静祥和的生活环境，提供一个和谐和信任的日常生活环境。

亚人：
谢谢你的拜年。但愿新一轮的牛年带给你健康、快乐！

陈筱彦：
谢谢你的评论。
不过，很遗憾，我应邀到Sohu开博客，把这里的夜话发到那上面。可是刚刚发现，Sohu把那篇“中国经济危机以成事实”屏蔽了。我那篇文章当然会有错误和缺点，但把它屏蔽，可能也是太看重那篇文章了。
另外，关于人口和劳动力增长，我在"不要把百分之八作为指令性指标"中，谈的确实是劳动力增长率，用的数据是就业与失业总和。美国劳动力增长率从2005年到2007年分别是1.30、1.41、1.12，中国则是0.84、0.76、 0.63，都是百分数。

胡景北老师是我非常尊重的学者，在他的网站（www.hujingbei.net）上，读到了这篇文章《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源和意义》。虽然反复读了几遍，但还是不能同意他的观点，提出一点质疑。我想胡老师是不会反感的。

由于我近期计划研究流动性危机，对经济危机的理论也有了一定的阅读和理解。因此，对当前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的原因很感兴趣。于是，我听了几场学者（包括胡老师本人）和实务界人士的报告，也阅读了一些文献；并写了一篇文章《流动性与金融危机》，从流动性（货币流动性、交易流动性和融资流动性）角度来探求当前金融危机的原因。

胡老师的文章（以下简称胡文）认为，“这一次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源是全世界劳动力短缺，使得世界经济的生产活动再也不能按照原先的利润率来安排，一部分生产能力包括工业生产能力和金融业生产能力必须被消灭”，具体也就是中国劳动力的短缺。对此，我无法苟同。

首先，劳动力短缺是从什么层面来说的，是绝对值层面还是相对值侧面？文章并没有明确。似乎是维持原有（越来越高的）利润率所需的劳动力短期。但是，我国仍然处于人口红利期，劳动力的绝对供给量还在增加，绝对值上应该没有短缺。从相对值看，只要上升的生产成本低于产品价格的上升，利润率就可以维持（甚至增长）。如果上升的生产成本高于产品价格的上升，原有利润率就无法维持，这时体现的是凯恩斯说的产品有效需求不足。

其次，胡文把非资本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体制的转变过程中，这些国家的劳动力视为资本主义体系的劳动力新增供给，似乎不合适。这些劳动力一直就存在，只是属于不同的体制而已。按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KbL1-b），变化的只是参数的大小（参见，我看好中国的经济前景——基于生产函数的观点http://chenxiaoyans.blog.sohu.com/110172752.html）。当然，如果我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效率高于非资本主义制度（a增加），产出就会增加，经济就增长；从全球经济一体化角度，全球经济也会因此而提高（也许老资本主义国家因此获得更大的增长部分）。但这是从长期的角度分析，并不适合分析经济危机这样的短期经济现象。

因此，分析经济危机的原因还应该从凯恩斯说的产品有效需求不足入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认为，产品有效需求不足则是因为贫富分化，而贫富分化则是资本主义制度（资本雇佣劳动）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导致贫富分化吗？我看未必。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应该是现代大生产方式所固有的经济周期性波动（参见，有效需求、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http://chenxiaoyans.blog.sohu.com/107422976.html）。

(获得作者同意转载自
http://chenxiaoyans.blog.sohu.com/110183237.html)

陈筱彦：
谢谢你对我的那篇短文的评论并且允许我转载到这里。由于我不把当前这场危机主要视为金融危机，所以我努力从实体经济的角度分析这场危机的根源。或者说，从一开始我就认为是经济危机，就把注意力放在了实体经济上。2008年我写的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文章和夜话都反映了我对危机根源的思考。从理论上说，我已经从劳动力转移角度预见到了这场危机。
你的两个问题：1）劳动力短缺的含意。我的含意是相对短缺，相对什么？相对于工资，雇佣农民工的企业愿意开出的工资，那些企业为了获取预期利润率而愿意开出的工资。2）农业劳动力一直存在。但仅仅在发展中国家、原计划经济国家改革开放后他们才成为对资本主义体系来说可以利用的劳动力，就此而言，他们是资本主义体系的新增劳动力。比如，三十年中国就有三亿农业劳动力，但他们对资本主义体系来说是不存在，或者说是无关的。一个跨国公司在考虑全球配置资源的时候不会考虑中国有三亿农业劳动力。但是，到了十年前，他们就会考虑了，因为这些劳动力成为资本主义可以利用的人力资源了。
我最近准备写文章具体说明我的解释。无论如何，那篇短文太简单，只是提出观点，没有证明观点，是我的责任。

胡老师：

您好！

“均衡”（equilibrium）的确是经济学最核心和最本质的概念。任何受过新古典经济学训练的人无疑都应该从此一概念出发观察各类经济现象。比较例外的是与新古典学派同样秉承自由主义传统的奥地利学派，后者更强调从“演化”（evolution）的视角进行观察。事实上，正如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指出的，有两条途径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世界，一个是演化的途径，另一个是均衡的途径。艾智仁在他1950年的文章中认为，对于解释经济行为而言，这两条途径是等价的。事实上，均衡的观点更适合解释经济方面的因素，比如您文中所谈到的劳动力转移问题，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或发展经济学家就是这样开展他们的工作的；而演化的观点更适合解释非经济因素，比如韦伯关于宗教行为对人类行为影响的分析，或者很多关于传统文化、劳动力制度等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的研究等。很多经济学家试图讲文化、宗教和制度等因素作为内生变量纳入到新古典的一般均衡框架内，则在非对称信息结构下，新古典一般均衡框架所赖以存在的其它三个结构，即偏好、技术和资源禀赋就难以同时保持其外生变量的地位了，而这在事实上已经否定了将新古典一般均衡框架应用于制度分析的可能了。

将上述较为抽象的理论辨析应用于您所提到的劳动力转移问题，则我们不难发现，正如任何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总是依赖于在某一时点上特定的制度结构一样，劳动力转移这一劳动者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资源配置行为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经济运行当然也是依赖于中国在某一时期特定的文化和制度结构。因此，对于劳动力转移的分析，自然将会产生两个彼此不同但相互联系的理论维度：一个是制度的维度，即中国特定的文化结构和制度结构（尤其是劳动制度）本身如何形成和演化？另一个是经济的维度，即特定制度结构下，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和转移（再配置）情况。

您的文章认为：“中国经济最近六十年来的所有危机，都和危机前农民转移过多有关。”这一判断，事实上是混淆了上述两个维度。如前所述，劳动力转移这一经济现象，无论就规模还是速度而言，在均衡的意义上都必然是某一时期特定制度结构下劳动者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的结果。说“在中国农业和非农产业发展的特定水平上，在一定的时间内，农民转移应当尽可能地多，但又不能过多。转移少了，中国经济增长慢，农民改善少；但转移过多，经济运转又承受不了，反而会垮下，出现危机”，其批评的指向，正如芝加哥学派的理性选择理论所表明的那样，不应该是劳动者自身的理性，而应该是导致这一行为发生的约束条件——制度结构。换言之，转移的多少是“果”而不是“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说劳动力转移的均衡点是内生的而非外生的。难道离开了市场价格信号的指引，我们——经济学家或者政府官员——能够知道转移多少劳动力才是适合的、才不会导致经济危机吗？进一步地，经济学家的研究或者政府官员的决策，即使的确可以得出劳动力转移是导致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这样的结论，其所能做的只是重新构筑引致劳动力转移的各种制度结构，如发展战略（赶超抑或遵循比较优势？）、产业政策（资本密集抑或劳动密集？）、户籍制度（取消抑或保持？）、福利制度（二元抑或一元？）等等。而在新的制度结构下，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也只能并只会是市场——尽管可能是不完美的——配置资源的结果。何况，如果我们遵循了“演化”的途径，则可以进一步追问，劳动制度——作为制度之一种——难道不是内生地决定于中国经济转轨和发展的一整套战略和制度结构吗？换言之，仅仅劳动制度本身的演化，难道可能是被任何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人为地设计出来的吗？难道改革前的人民公社制度和企业用工制度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户籍和福利制度不是逻辑一致地内生决定于重工业优先的一整套发展战略的吗？难道当前发育相对落后的、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不是内生决定于分权体制下经由地区竞争推动的一整套发展战略的吗？如果我们循了这样的思路，则所谓“1958年一年内中国就把五分之二农业劳动力转到了非农生产。这之后是至今依然“犹抱琵琶半遮面”而没有明确承认的三年大饥荒。1978年在“四个现代化建设”口号下农民过多转移的后果，是中国经济多了一个非常困难的“调整”阶段。1993年到95年农民过多转移的后果之一，是至今还在南方一些城市可以看到的烂尾楼。那些烂尾楼最终会被炸毁或者重建，但那次危机给中国语言增加的这个新词汇却不是一下子能够消失的。最新的一次是从2005年以来的农民过度转移，它把中国经济的列车推到最高速度后却又烧坏了机车，使中国经济陷入了危机。”之说，不仅过度简化了现象之间复杂的逻辑关系，而且几乎完全混淆了经济现象的均衡维度和现象背后的制度因素的演化维度。

至于劳动力转移是否是造成危机的根源，并非本文所要探讨的主题。不过我更愿意相信劳动力转移的减速甚至停滞恰恰是这场危机导致的结果而非原因。这只需要看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对于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产业的高度依赖就不难理解。当那些深受危机困扰的主要进口国大幅度减少对于中国出口企业的订单的时候，无论是反过来指责中国的劳动力转移，还是反过来指责引致劳动力转移的各种制度安排，则不仅是颠倒因果的，而且是有失公正的。

秦晖的《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评全球经济危机 》一文对当前经济危机的评判再清楚不过了，通读易懂，建议网主留心一下。秦晖不是经济学家，好象是研究历史的，却把经济问题——一个迄今众说纷纭——越说越叫人糊涂的问题，回答到如此简洁、明了的地步，很不简单，读来如醍醐灌顶。当然，他没往深处说。其实也不必往深处说，潜台词是什么可以由听众（读者）很容易补充出来——这场危机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民主制度撞上了邪恶制度发生的，是一边为穷人建造天堂和一边让穷人用血汗为富人建造乐园的冲突的必然结果，不必说，说了就更刺激了我们的当政者——使穷人更穷使富人更富的既得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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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上面的留言题目写错了,应该是<一篇读了叫人明白的文章>

黑发渔樵:
谢谢你那么长的评论，用了你大量时间。我读了好几遍。我同意你的关于制度问题的讨论，因为劳动力转移总是在一定制度结构下出现的。不考虑一定的制度框架，当然不可能认识劳动力转移的社会性质和经济性质。不过，这样的观点在有其正确一面的同时，又有其局限性。就我的经历来说，在我年轻的时候，官方宣传天天如此讲。比如社会主义下的“三年困难”是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封锁的结果，是中国同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一个困难阶段，和资本主义的危机或者总危机有着本质的区别。比如说社会主义的利润/价格概念和资本主义的不同，因为制度不同；因为社会制度不同，所以，社会主义的待业和资本主义的失业不同，社会主义的一党制和资本主义的一党制不同，等等。也许因为年轻时候这方面听到太多，所以我对“因为制度不同”有了一种天生的免疫性或者警惕性。对此，希望你理解。
当然，在我的短文中列举的1958年的农民过度转移和1978年的不同，和1995年的也不同，和2007的更不同。比如1958年的过度转移无疑与专制制度的行政动员有关，而2007年的过度转移和市场经济的诱导关系更大。不过，即使考虑了制度不同/社会和经济环境不同，农民是否过度转移也是一个问题。或者说，如果我们定义农民过度转移或转移均衡，我们首先要做到应当是超越制度考虑，找出一种一般的定义，然后再加入制度考虑，定义在某种制度下农民转移的均衡。
超越制度结构，或者说假设某种制度结构并在此制度结构下展开自己，既是新古典理论的弱处，也是新古典理论的强处。在利用新古典分析方法的时候，我既得益于它的强处，又受制于它的弱处。利用它的强处，我能够定义农民转移的均衡；受制于它的弱处，我无法从农民转移均衡的定义和背离均衡的分析看出是什么制度结构导致了背离。
不过，在我看来，定义均衡是第一位的；解释具体制度结构和背离均衡是第二位的。你的看法也许不同。我想，我们都可以按照自己看法去发展自己的观点。解释一场危机需要不同的观点。从均衡出发的观点和从制度出发的观点都是需要的。
最后，说农民过度转移和危机的关系，绝不是把危机的责任推到农民头上，不是指责农民转移。首先，这里不牵涉任何导致农民转移的原因，比如1958年的过度转移原因显然不是农民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2007年的过度转移有农民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因素在，但是我没有指责的意思，因为如果指责这一点，我就将否定市场经济，否定经济学，也否定我自己提出的均衡概念，那就再回到专制主义时代了。在探讨2007年2008年危机的时候，我做的不是指责谁，而是即使大家或者每一个参与者都“正确”的话，这场危机是否可能发生。我想，只有这样把问题搞清楚之后，我们才能够探讨如果某个或某些参与者行为“不正确”会出现的影响。这一点，就像需求不足危机论/投资过度危机论一样，并不是对消费者或投资者的指责。

草云：
谢谢你推荐秦晖的文章《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评全球经济危机 》。我读过，很有价值。我在最近的夜话把它归人社会原因类。我认为那些原因说有理由，我支持秦晖那样的文章甚至观点。只是在我看来那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探讨。而我从我研究的方向对此做了探讨。
我浏览了你的网站，很好，尤其那篇“永生之门”，深刻。那是我在今年五四纪念文章中读到的最好一篇。我试图在你的网站留言说说读后感，可惜那里先要注册等等。 你知道，这些手续办完后，读完文章后的那种感受已经很难再现并记下之。所以我没有注册及留言。是不是可以改一下呢？不用注册就留言？

打开我的博客留言不需要登录。每篇文章的后面都有给跟贴留着的空白。在匿名的那个小框里打个勾，输入旁边的验证号码就成了。

我在这里转载的杨继绳先生的大作《墓碑》，揭示1958-1962年大饥荒的实情，现在被强迫删去。对此，我向有关部门表示抗议，同时向杨先生表示歉意。
对杨先生这本书的印刷版感兴趣网友可以在城市的街头书摊上购买，对电子版感兴趣的网友可以向已经下载的朋友索取。

您觉得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源是劳动力短缺造成的。这个观点我不敢苟同。您通过分析农村劳动力的减少，进而导致粮食短缺，市场价格上涨等+ 紧缩银根，经济危机就出现了。一方面，我认为中国还没有经济危机；另外，2008年粮食价格的上涨不是劳动力短缺，而是全世界自然灾害导致的粮食短缺。另外，由于农村本身就存在劳动力过剩，所有就有农民到城里务工问题。当然，我同意您关于农民工被剥夺的问题。

五四究竟是什么？
五四是一群有理想的中国人怀着对所谓资本主义国家强盛的羡慕、效法和对苦难中国的爱，在巴黎和会的刺激下，所采取的一场思想上宣扬民主，后来发展为人权；制度上分权和社会重构的尝试，但由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因素和中国本身经济基础支撑力不够，未竟目标的全方位改革过程。

Richer:
谢谢你的评论。我的观点迄今为止说的还太简单。我想用几篇夜话详细解释我的观点，从对中国的看法到对世界的看法。你说的两个方面。1.你认为中国还没有经济危机。我想我们先得对经济危机有个大家认可的定义才好。否则的话，你到德国，到美国，大多数人也过得好好的，你可能也不觉得那里有经济危机。中国赴美购房团一套房也没有购，据说就是去了才知道那里房子并不想国内所说的降价的如何，那里也没有我们这里的大学生就业如此的紧张状况。2.粮食价格上涨的愿因之一是劳动力短缺，这是我的观点。由于我在经济和社会系统内部考虑问题，所以没有考虑自然灾害，并把劳动力短缺视为主要原因。当然，那一年对中国来说据说还有猪瘟。但这也是网络上的说法，政府没有承认过。至于全世界的自然灾害，我的印象那两年好像没有特别大的自然灾害。不过，完整的分析确实要把自然灾害考虑起来，因为它对农业的影响是明显的。

可能是胡老师疏忽了，铁本下马是03年温上台之后的事情

铁本：
谢谢你的提醒。由于我不会改动带图的网络文件，所以修改要迟一些，对不起。

“无”言

这篇夜话无声胜有声。难道大家都沉默吗？

胡老师不愧是一位高贵、纯洁、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向您致敬！

社会科学的逻辑


　　1961年蒂宾根德国社会学学会会议上的开场演讲。我的讲稿最初在《科隆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杂志》[Kolner Zeitsｃｈｒithfu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2，14，1962年，第233－248页）上发表。人们料想我的演讲会引起一场辩论。阿多诺教授［Pofessor Adorno］已被请求在他的补充论文中继续这场辩论，而在补充论文中他实质上同意我的观点。然而，当《德国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辩论》[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Sociology]一书出版时，首先发表了阿多诺的两篇辩论文章，共计约占一百页；然后是我的讲稿，随后是阿多诺的补充论文及会议上未发表的论文。凡是阅读《实证主义辩论》一书的人都未必会认为是我的演讲引起了这场辩论，而阿多诺开头的一百页咄咄逼人的文字是很久以后（专为该书）才写的。
　　我打算在我的论社会科学的逻辑的论文中首先提出两个命题，它们表达了我们的知识与我们的无知的对比。
　　第一个命题：我们拥有大量的知识。而且，我们不仅知道其在思想上的重要性令人可疑的细节，而且尤其知道那些不仅具有相当大的实际意义，而且还提供给我们深刻的理论洞见及令人惊讶的对世界的理解的东西。
　　第二个命题：我们的无知是无限的、令人清醒的。确实，正是（我的第一个命题所提到的）自然科学的这种势不可挡的进步不断提醒我们自己的无知，甚至在自然科学本身领域内的无知。
　　这给予苏格拉底关于无知的观念一种新的发展。随着前进的每一步，随着我们解决的每一个问题，我们不仅发现新的、未解决的问题，而且我们也发现，正当我们相信自己正站在坚实可靠的根基上之时，一切事物实际上却是不可靠、不稳固的。
　　当然，我的关于知识与无知的两个命题只是看上去好象彼此矛盾。这种表面的矛盾的主要原因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在这两个命题中各在颇不相同的意义上使用了“知识”这个词。然而这两种意义都是重要的，两个命题亦然：因此我打算在下面的第三个命题中阐明这一点。
　　第三个命题：每一种知识论都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甚至可以将其视为对它的判决性检验：它必须阐明我们非凡的和不断增加的知识和我们不断增长的关于我们实际一无所知的见识之间的联系，从而正确对待我们的前两个命题。
　　如果我们稍加思考，那么几乎不言而喻，知识逻辑必须针对知识与无知之间的这种张力。在我的第四个命题中系统阐述了这一见识的一个重要结果。但是在我提出这第四个命题之前，我想为仍将提出的许多命题表示歉意。我的歉意是有人曾向我提议以编号的命题的形式组织这篇论文。我觉得这个建议很有用，尽管这种风格会造成教条主义的印象。下面就是我的第四个命题。
　　第四个命题：就人们能够说科学或知识始于某个事物而言，可以说下面的话：知识并非始于感觉或观察或数据或事实的收集，而是始于问题。人们可以说：没有问题就没有知识，但是没有知识也就没有问题。这意味着知识始于知识与无知间的张力：没有知识就没有问题——没有无知就没有问题。因为每一个问题都产生于对在我们假定的知识中都有些差错的发现；或者，从逻辑上看，产生于对我们假定的知识的内在矛盾或者对我们假定的知识和事实间的矛盾的发现；或者更确切地说，产生于对我们假定的知识和假定的事实间明显的矛盾的发现。
　　尽管我的前三个命题由于其抽象性也许造成这样的印象，即它们稍微远离了我们的主题——即社会科学的逻辑——我却想说正是我的第四个命题把我们带到了我们主题的中心。这一点可以在我的第五个命题中系统阐述如下。
　　第五个命题：和在所有其他科学中一样，我们在社会科学中或成功或不成功，或有趣或无趣，或富有成效或徒劳无益，恰与我们所涉及的问题的意义或趣味成比例；当然，也恰与我们处理这些问题时的诚实性、直接性、简单性成比例。这一切都不仅限于理论问题。严重的实际问题，例如贫困问题、文盲问题、政治镇压问题或者合法权利的不确定的问题，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的出发点。然而这些实际问题导致思索，导致建立理论，因而导致理论问题。在所有情况下，都毫无例外地是问题的特点和性质——当然还有建议的解决办法的大胆与独创性——决定着科学成就的价值有无。
　　因此，出发点总是一个问题；观察只有暴露了一个问题才成为类似出发点的事物。换言之，如果它令我们惊讶，如果它向我们表明我们的知识，我们的预期，我们的理论有些不太正确，它才成为出发点。因此一项观察只有与我们的某些自觉的或不自觉的预期相矛盾时才造成一个问题。但另一方面构成我们科学工作的出发点的与其说是纯粹而简单的观察，不如说是起特定作用的观察；即，造成一个问题的观察。
　　现在我已到了可以系统阐述我的作为第六个命题的主要命题的一步了。其内容如下：
　　第六个命题（主要命题）：
　　（a）社会科学的方法像自然科学的方法一样，在于试验我们对我们的研究以其为起点的那些问题的尝试性解决办法。
　　人们提出解决办法，并对之进行批评。如果对提出的解决办法不可进行客观批评，那么就会被认为不科学而遭排除，尽管也许只是暂时的。
　　（b）如果对提出的解决办法可以进行客观批评，那么我们就尝试驳倒它，因为一切批评都在于驳倒的尝试。
　　（C）如果提出的解决办法通过我们的批评而被驳倒，我们就提出另一个解决办法。
　　（d）如果它经得住批评，我们就暂时接受它，首先，我们认为它值得进一步讨论与批评。
　　（e）因此科学的方法是由最严格的批评所控制的解决我们的问题的试探性尝试（或妙想）之一。它是“试错”方法在批评上的发展。
　　（f）所谓科学的客观性在于批评方法的客观性，即，首先在于理论无一不遭到批评这一事实，进一步，还在于批评的逻辑工具——逻辑矛盾——是客观的。
　　我的中心命题后面的基本观念也可以用下面的方式表述。
　　第七个命题：知识与无知间的张力导致问题和尝试性解决办法。然而张力是永远不会被克服的。因为原来我们的知识是在于对暂时性和尝试性解决办法的建议。因此原则上知识观念本身包含着这样的可能性，即它结果会是错的，因而是一件无知的案例。证明我们的知识正当的唯一方式是它本身仅仅是暂时的，因为它在于批评，或者更确切些，在于求助于这样的事实，即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尝试性解决办法看来甚至经得住我们最尖锐的批评。
　　不可能从正面证明其正当：没有超出这个范围的证明方式。尤其是，不能表明我们的尝试性解决办法是可能的（在任何满足概率演算法则的意义上）。
　　也许可以把这个见解描述为批评主义。
　　为了更好地说明我的主要命题及其对于社会学的意义，把它与属于一种常常被十分无意识地吸收的被广泛接受的方法论的某些其他命题相对照可能有些用处。
　　例如，有误入歧途的和错误的自然主义或唯科学主义的方法论取向，它强调该是社会科学向自然科学学习科学方法是什么的时候了。这种误入歧途的自然主义规定了这样一些要求：从观察与测量开始；例如这意味着先收集统计资料；然后再经过归纳得出概括并形成理论。人们提出，只要这在社会科学中是可能的，你就会接近客观性的理想。然而，在这样做的时候，你应当意识到这个事实，在社会科学中要达到客观性（如果能达到的话）比在自然科学中要困难得多。因为要做到客观，就要求人们不因自己的价值判断而带有偏见——即（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称）要“排除价值判断”［value－free」。但是只是在最罕见的情况下社会科学家能使自己摆脱他自己的社会阶级的价值体系，因而达到甚至程度有限的“排除价值判断”和“客观性”。
　　我在此归于这种误入歧途的自然主义的每一个命题在我看来都是完全错误的：这些命题都基于对自然科学的方法的误解，实际上基于一个神话——令人遗憾的是，这是人们太广泛地接受的、太有影响的神话。它是自然科学的归纳特征和自然科学的客观性特征的神话。我打算在下面用由我支配的宝贵的时间的一小部分对这种误入歧途的自然主义做一下批评。
　　无可否认，许多社会科学家会否决我归于这种误入歧途的自然主义的这个或那个命题。然而这种自然主义目前似乎在社会科学中占据优势（也许要除去在政治经济学中之外）；至少在讲英语的国家中如此。我想在我的第八个命题中系统阐述这一胜利的表征。
　　第八个命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人们把社会学看作一般理论社会科学，也许可与理论物理学相比，而把社会人类学看作非常特定的即原始的社会的社会学。今天这个关系已完全颠倒过来，人们应注意这个事实。社会人类学或者文化人类学已成为一般社会科学，而社会学越来越沦为社会人类学中的一个成分：即非常特定的社会形式的——高度工业化的西欧的社会形式的社会人类学。更简洁地重述一下，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关系已完全颠倒过来。社会人类学已由应用专门学科上升为基础科学。人类学家已从谦恭的、有些目光短浅的现场工作者上升为目光远大的、渊博的社会理论家和社会深层心理学家。然而，先前的理论社会学家一定愉快地得到了现场工作者和专家的工作：他的职责是观察和描述西欧国家和美国的当地白人的图腾和禁忌。
　　但是，也许不应过分认真地看待社会科学家命运的这一变化，尤其是因为根本就没有科学学科的本质这种事物。这使我提出第九个命题。
　　第九个命题：所谓科学学科不过是以人工的方式划分的问题与尝试性解决办法的混合物，真正存在的是问题和科学传统。
　　尽管有这第九个命题，社会学与人类学之间关系的完全颠倒也是极其有趣的，这不是由于科目或者它们的称号，而是因为它指明一种伪科学方法的胜利。因此我提出我的下一个命题。
　　第十个命题：人类学的胜利是一种据称观察的、据称描述的方法的胜利，它声称使用的是归纳概括。首先，它是一种据称更客观的方法的胜利，因此是人们所认为的自然科学方法的胜利。它是皮洛士胜利「Pyrrhic victory，即付极大代价而得到的胜利——译注］：又一次这样的胜利，而我们——即，人类学和社会学——失败了。
　　我欣然承认，我的第十个命题的系统阐述可能稍微过于尖锐了。我当然承认，社会人类学是非常有趣和重要的，它是最成功的社会科学之一。而且，我欣然承认，对我们欧洲人来说，为了变换一下，通过社会人类学家的眼镜观看一下自己，会是一种非常引人入胜的、有趣的经历。但是，尽管这种眼镜也许比别的眼镜更有色，然而这却使它更不客观。人类学家不是来自火星的观察者，虽然他常常自以为是，常常（不无热忱地）试图扮演这种社会角色；我们也没有一丝理由假定火星居民看我们会比我们看自己更加“客观”。
　　在这个方面，我想讲一个故事，无可否认，这个故事是极端的，但决非特例。尽管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但在目前的场合中这一点却不重要：如果这个故事在你们看来是不可能的，就请把它看作虚构，看作是用极度夸张的手段来说明重要之点所随意虚构的例证。
　　几年前，我参加了由一名神学家组织的为期四天的会议，由哲学家、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和物理学家参加——每个学科有一两名代表；我们共计八人。题目是“科学与人文主义”。在开始的暂时困难和以其高论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尝试失败之后，大约四五位与会者共同努力，在三天内成功地把讨论提高到异乎寻常的水平。我们的会议达到了这样的阶段——或者至少在我看来如此——我们都有正在相互学到一些东西的愉快感觉。无论如何，当一位社会人类学家出人意料地发挥出他的作用时我们都沉浸在我们辩论的主题之中。
　　“也许你们会感到惊讶”，他说，“到目前为止我在会上还一言未发。这是因为我是个观察者。作为人类学家，我参加这次会议与其说为着参与你们的言语行为不如说为着研究你们的言语行为。我一直在这样做。结果，我不总能够领会你们讨论的实际内容。但是像我自己这样研究了许多讨论的群体的人总会了解到讨论的话题比较起来是不重要的。我们人类学家学着［（据我所记得的）这几乎是原话］从外部，从更客观的观点看这样的社会现象。令我们感兴趣的是如何：例如，一个或另一个人如何试图支配群体，他的尝试如何被其他人或者各自地或者联合起来予以抵制；在做过各种不同的此类尝试后，如何出现了等级秩序因而出现了群体的均衡，连同词语表达的群体仪式；无论充当讨论题目的问题看上去如何多种多样，这些情况却总是非常相似。”
　　我们聆听了我们的火星的人类学来访者所要说的一切，然后我向他提出两个问题。首先，他对我们讨论的实际结果是否有什么评论；其次，他是否看不出存在诸如可能有效或无效的非个人的理由或论点这种事物。他回答说，他必须全神贯注地观察我们的群体行为，因此不能详细领会我们的论点；而且，如果他去领会论点，他就会危及（他就是这样说的）他的客观性；因为他可能会卷入争论；如果他允许自己醉心于争论，他就会成为我们中的一员——他的客观性也就完了。而且，他受到过训练，不去判断言语行为的字面内容（他常常使用verbal be－haviour ［言语行为］和verbalization［词语表达］这些术语），或者不把它看作是重要的。他说，与他有关的是这个言语行为的社会和心理功能。他继续说：“尽管论点或理由给你们留下印象，然而作为讨论的参与者，令我们感兴趣的是这样的事实，即通过这样的手段，你们可以相互留下印象，相互影响；当然尤其是这种影响的表征。我们关心的是诸如强调、踌躇、调停和让步之类的概念。我们从不真地关心讨论的实际内容，而只关心各个不同的参与者在充当的角色：关心戏剧性的相互作用本身。至于所谓论点，它们当然只是言语行为的一个方面，并不比任何其他方面更重要。可以清楚地区分论点和其他给人深刻印象的词语表达，这种观念纯属主观幻想；关于客观上有效的论点和客观上无效的论点的观念亦然。最多可以把论点分为在一定的时间内某些社会或群体把它们作为有效或无效来接受的这样分类。曾在诸如目前这样的讨论群体中被接受的所谓论点在后面的一个阶段仍然还会遭到参与者之一的攻击或否决，这个事实也揭示了时间因素起着作用。”
　　我不想拖长对此事的描述。我想象，在目前的集会上没有必要指出，我的人类学家朋友有些极端的见解在其思想根源中不仅表明了行为主义的客观性理想的影响，而且表明了生长于德国土壤中的某些观念的影响。我是指哲学相对主义的观念：历史相对主义，它认为没有客观真理，只有对于这一时代或那一时代的真理；和社会相对主义，它教导说有对于这个或者那个群体或阶级的真理或者科学，例如无产阶级的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科学。我也相信所谓知识社会学在我的人类学家朋友所仿效的教条的早期历史中起着很大作用。
　　无可否认，我的人类学家朋友在那次会议上采取了有些极端的立场。但是这个立场，尤其是如果人们稍加改变，就既非不典型又非不重要。
　　但是这个立场是荒谬的。由于我在其他地方详细地批评过历史和社会学的相对主义，还有知识社会学，在这里我就不重复了。我只简短地讨论一下构成这种立场的基础的天真的、误入歧途的科学客观性的观念。
　　第十一个命题：设想一门科学的客观性取决于科学家的客观性，是完全错误的。相信自然科学家的态度比社会科学家的态度更客观，也是完全错误的。自然科学家正和任何其他人一样有所偏袒，除非他属于不断提出新观念的少数人，否则，十分遗憾，他就常常极端有偏见，以片面和有所偏袒的方式赞成他自己的观念。几位最杰出的当代物理学家甚至建立了学派，形成对新观念的强大的抵抗力。
　　然而，我的命题也有积极的一面，这更为重要。它构成了我第十二个命题的内容。
　　第十二个命题：可被描述为科学的客观性的事物完全建立在批评传统之上，这种批评传统总是不顾任何反对，使人们能批评占统治地位的教条。换言之，科学的客观性不是个别科学家的事情，而是相互批评的社会结果，科学家中友好与敌对的分工的社会结果，他们的合作的社会结果，也是他们的竞争的社会结果。由于这个缘故，它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使这种批评成为可能的整个一系列社会的和政治的环境。
　　第十三个命题：所谓知识社会学在个别科学家的行为中去看客观性，按照科学家的社会所在解释客观性的缺乏，它完全忽视了下面的决定性的一点：客观性完全依赖于批评这一事实。知识社会学所忽略的正是知识社会学本身——科学的客观性的理论。客观性只能按照诸如竞争（既有个别科学家的又有各种不同思想学派的）、传统（即批评传统）、社会制度（例如，各种不同的相竞争的刊物中的文章和各种不同的相竞争的出版者的出版物；会议上的讨论）、国家权力（即它对自由讨论的政治宽容）之类的社会观念来解释。
　　例如，诸如研究者的社会所在或观念形态所在之类的微小细节往往终究被这个过程所消除，尽管无可否认它们总在眼前来说起着作用。
　　所谓“排除价值判断”［Value freedom，此处也可译“价值自由”，以与后面的“自由”一词呼应——译注〕的问题，正像客观性的问题一样，可以用比通常自由得多的方式解决。
　　第十四个命题：在批评性讨论中我们可以区分这样一些问题：（1）一个断言的正确性问题；它对于我们感兴趣的问题的关联性、趣味和意义的问题。（2）它对于各种不同的科学范围以外的问题的关联性、趣味和意义的问题，像人类幸福的问题或者国际的或者侵略性民族主义政策的，或者工业扩张的，或者获得个人财富的结构迥然不同的问题。
　　在科学研究中消除这样的科学范围以外的趣味显然是不可能的。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例如在物理学研究中——消除它们，和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消除它们，同样是不可能的。
　　可能的、重要的和给科学以特色的不是消除科学范围以外的趣味，而是要区分不属于对真理的探索的趣味与对真理的纯粹科学的趣味。但是，尽管真理是主要的科学价值，它却不是唯一的价值。关联性、趣味和种种陈述的意义对于一个纯科学问题的情境也是第一位的科学价值；诸如富有成效性、解释能力、简单性和准确性等价值亦然。
　　换言之，存在着那些纯科学的正面的和反面的价值和那些科学范围以外的正面的和反面的价值。尽管不可能把科学工作与科学范围以外的应用与评价相分离，但是，与价值范畴的混淆作斗争，尤其是在真理问题中消除科学范围以外的评价，是科学批评和科学讨论的任务之一。
　　当然，这是不能凭借法令一劳永逸地达到的，它反而仍然是相互的科学批评的持久任务之一。纯科学的纯洁性是可能无法实现的理想，但是它是我们凭借批评不懈地为之奋斗——而且应当为之奋斗——的理想。
　　在系统阐述这个命题时，我说过从科学活动中消除科学范围以外的价值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关于客观性情况也相似；我们剥夺科学家的偏袒性一定也会剥夺他的人性，我们抑制或破坏他的价值判断，也一定会毁坏作为人和作为科学家的他本身。我们的动机和我们的纯科学的理想，像纯粹对真理的探索的理想一样，深深地固定于科学范围以外的，在某种程度上深深地固定于宗教的价值判断。客观的和“排除价值判断”的科学家不是理想的科学家。没有激情我们会一事无成——在纯科学中尤其不行。“热爱真理”这个用语不仅仅是隐喻。
　　因此，不仅客观性与排除价值判断对个别科学家来说实际上是达不到的，而且客观性和“排除价值判断”本身就是价值。由于排除价值判断本身是一种价值，因此对无条件的排除价值判断的要求是自相矛盾的。这个异议不很重要，但是应当指明，如果我们把暴露价值的混淆，把真实性、关联性、简单性等等纯科学价值问题与科学范围以外的问题分开，用这种要求（它应当是科学批评的任务之一）取代对排除价值判断的要求，这种自相矛盾就会自行消失。
　　到目前为止，我试图简洁地展开这个命题，即科学的方法在于问题的选择和对我们的解决这些问题的试探性的和暂时性的尝试的批评。我试图用两个人们频繁讨论的社会科学中的方法问题为例进一步表明，这种对方法的批评性取向（如可以称呼的那样）导致了十分合理的方法论结果。但是，尽管我谈了一些认识论，谈了一些知识逻辑，对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说了一些批评的话，我至此实际上对我的题目，社会科学的逻辑，却只做出了很小的积极的贡献。我不想耽搁你们，来讲述我认为把科学方法至少十分近似地与批评方法相等同的十分重要的原因或理由。我现在倒想直接转移到一些纯逻辑的问题和命题。
　　第十五个命题：纯演绎逻辑的最重要的功能是作为批评的工具。
　　第十六个命题：演绎逻辑是逻辑推理的有效性的或者逻辑后承［consequence］的关系的理论。逻辑推理的有效性的必要的和决定性的条件如下：如果有效推理的前提是真实的，那么结论也一定是真实的。
　　这也可表达如下。演绎逻辑是从前提「premisses］到结论［conclusion］的真理传输的理论。
　　第十七个命题：我们可以说：如果所有的前提都是真实的，而且推理是有效的，那么结论一定也是真实的；所以，如果在有效推理中结论是假的，那么不可能所有的前提都是真实的。
　　这个琐细的但非常重要的结果也可以用下面的方式表达：演绎逻辑不仅是从前提到结论的真理传输，而且同时也是从结论到至少一个前提的假理再传输。
　　第十八个命题：这样，演绎逻辑成了理性批评的理论。因为一切理性批评都采取这样一种尝试的形式，即要表明可由我们正试图批评的断言得出不可接受的结论。如果我们成功地由一个断言合乎逻辑地得出不可接受的结论，那么就可能认为对这个断言应予反驳。
　　第十九个命题：在科学中，我们是以理论为工作对象，也就是说，以演绎系统为工作对象。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一种理论或者一种演绎系统是进行说明的尝试，因此是解决科学问题的尝试。第二，对一种理论即一种演绎系统可以通过其结果进行理性批评。因此它是尝试性解决办法，它要经受理性批评。
　　关于作为批评推理工具的形式逻辑就谈到这里。
　　我在这里使用的两个基本概念可以简明地阐释为：真理的概念和说明的概念。
　　第二十个命题：真理的概念对于这里展开的批评性取向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在批评的是对于一种理论是正确的宣称。我们作为一种理论的批评者试图表明的显然是这个宣称是没有理由的：它是错误的。
　　没有调节的真理观念就不能理解我们能够从我们的错误中学到的重要的方法论观念：任何错误都只在于它未能达到我们的目标，即我们的客观真理的标准，这是我们的调节观念。
　　如果它与事实一致或者与事实相符，或者事物如命题所描述，那么我们就称一个命题为“真”的。这就是人们所称的真理的绝对或客观的概念，我们每个人都经常使用这个概念。这种真理的绝对概念的成功恢复是现代逻辑的最重要的结果之一。
　　这句话意味着真理的概念曾遭到了破坏。确实，破坏真理概念的名誉正是产生我们这个时代占支配地位的相对主义的观念形态的动力。
　　我倾向于把逻辑学家和数学家阿尔弗雷德·塔尔斯基［AI－fred Tarski］对真理概念的恢复描述为现代数理逻辑最重要的哲学结果，原因即在于此。
　　我在这里当然不能讨论这个结果；我只能十分武断地说，塔尔斯基成功地对陈述与事实的一致何在的问题提供了能够想象得到的最简单、最令人信服的说明。但是过去正是由于没有希望能解决这样一项任务，导致了怀疑论的相对主义——及我确信我在此无需详细阐明的社会后果。
　　我使用过的并可能需要阐释的第二个概念是说明[expla－nation]的概念，或者更确切些，因果性说明的概念。
　　纯理论的问题——纯科学的问题——总是在于发现一种说明的任务，对一件事实或者一个现象或者一个值得注意的规律性或一个值得注意的在规则之外的特例的说明。我们希望说明的事物，可称作被说明项［explicａｎｄum」。问题的尝试性解决办法即说明总是由一种理论、一种演绎系统所组成，它允许我们通过在逻辑上将其与其他事实（所谓初始条件）相联系来说明一个被说明项的过程。充分明确的说明总是在于指出被说明项是从某些初始条件所加强的理论中得出的逻辑推导（或者可推导性）的过程。
　　因此每个说明的基本逻辑图式由一种逻辑演绎推理组成，其前提由一种理论和一些初始条件组成，其结论即被说明项。
　　这种基本图式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应用。例如，可用它表明特设性假说与可独立检验的假说的区分。更进一步——你们也许对此更感兴趣——可以用一种简单方式逻辑地分析理论问题、历史问题与应用科学问题的区分。这表明理论的或者订立普遍法则的［nomothetic］科学和历史的或者表意文字的「ideo－graphic」科学间的著名区分有着完全合乎逻辑的正当的理由——假如人们认为在这个上下文中“科学”意味着对一组明确的、逻辑上可辨别的问题的关注。
　　以上是我到目前为止所使用的逻辑概念的阐释。
　　这两种概念，真理的概念和说明的概念，都导致了以后的概念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它们对于知识逻辑或者对于方法论也许更加重要。这些概念中第一个是接近真理的概念，第二个是一种理论的说明能力或者说明含量的概念。
　　这两个概念是纯逻辑概念，就是说，它们可以借助于一个陈述或者一个陈述的内容的真实性——即一种理论的逻辑后承的类别——的纯逻辑概念来界定。
　　它们都是相对的概念。尽管每一个陈述都仅仅是真或假，然而一个陈述可以比另一个陈述更接近真理。例如，如果第一个陈述比第二个陈述有“更多的”真的逻辑后承，“更少的”假的逻辑后承，就会如此。（在此假定两个陈述的后承集合的真的和假的子集合是可比较的。）这样就可以很容易地表明为什么我们正确地设想牛顿的理论比开普勒的理论更接近真理。
　　与此相似，可以表明牛顿理论的说明能力大于开普勒理论的说明能力。
　　因此我们在获得一些逻辑概念，它们构成对我们的理论的评价的基础，并允许我们富有意义地谈论科学理论的前进或倒退。
　　关于一般知识逻辑就谈到这里。尤其关于社会科学的逻辑，我想再提出几个命题。
　　第二十一个命题：没有纯观察的科学这种事物；只有我们（或多或少自觉地或者批评地）建立理论的科学。社会科学亦然。
　　第二十二个命题：由于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主要依赖于社会条件，因此心理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诸如（a）模仿，（b）语言，（c）家庭的观念显然是社会观念；十分清楚，学习与思考的心理学，还有例如心理分析，不利用这些社会观念中的这个或那个观念便不能存在。因此心理学以社会概念为先决条件；这表明，完全从心理学方面说明社会，或者把它归结为心理学，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不能把心理学看作社会科学的基础。
　　我们原则上不能用心理学说明的和在每一个心理学说明中都必须以其为先决条件的是人的社会环境。因此，描述这个社会环境的任务（即借助于说明性理论，因为——如前所述——没有理论的描述是不存在的）是社会科学的基本任务。把这项任务分配给社会学很可能是适当的。因此我在下面以此为先决条件。
　　第二十三个命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社会学能够而且必须使自己独立于心理学，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学是自律的，除了心理学对社会观念的依赖外，也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学不断地面临说明人类行动的非故意的、常常不希望得到的社会结果的任务。例如：竞争是一种社会现象，它通常对于竞争者来说是不想得到的，但是能够而且必须把它说明为竞争者的（自觉的和有计划的）行动的（通常不可避免的）非故意的结果。
　　因此，即使对竞争者的一些行动可以有心理学的说明，竞争的社会现象也是这些行动的用心理学不可说明的社会结果。
　　第二十四个命题：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社会学也是自律的，即作为常常被称作客观理解的社会学（verstehende Soziologie）的事物。
　　第二十五个命题：对经济学方法的逻辑研究产生了一种可应用于所有社会科学的成果。这个成果表明，在社会科学中有一种纯客观的方法，不妨称之为客观理解的方法，或者情境逻辑。朝向客观理解而创始的一门社会科学可以不依赖于一切主观的或心理学的观念而发展。它的方法在于充分地分析行动者的情境，以致能在没有来自心理学的任何进一步帮助的情况下按照情境解释这个行动。客观的“理解”在于认识到这个行动客观上适合于情境。换言之，对情境进行非常充分的分析，以致最初似乎属于心理学的因素（例如愿望、动机、记忆与联想）被转化为情境的因素。带有特定愿望的人因此成为可以用他追求特定客观目标这个事实表示其情境特征的人；具有特定记忆或联想的人成为可用他客观地拥有特定理论或者特定信息这个事实表示其情境特征的人。
　　这样它就允许我们在客观意义上理解种种行动，结果我们可以说：无可否认，我具有不同的目标，我持有不同的理论（比如说与查理曼[ｃｈａｒlemagne]不同）；但是如果我被置于这样分析的他的情境——在这里情境包括目标与知识——那么我，可能还有你们，就会做出他所做的事情。情境分析的方法无疑是个别的方法，然而它无疑不是心理学的方法，因为它原则上排斥了一切心理学的因素，用客观情境因素取代了它们。我通常称之为“情境的逻辑”［logic of the situation」或者“情境逻辑”[situational logic］。
　　第二十六个命题：对这里所描述的情境逻辑的说明是理性的、理论的重构。它们过于简化和过于图式化，因此大体上是假的。然而，它们可以拥有相当大的真理含量，它们可以在严格的逻辑意义上十分接近真理，甚至比其他可检验的说明更接近真理。在这个意义上，接近真理的逻辑概念对于使用情境分析方法的社会科学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然而，首先，情境分析是理性的，在经验上可批评的，能够改进的。因为例如我们可能发现一封信，表明查理曼所掌握的知识可能与我们在分析中所假定的完全不同。相比之下，心理学或者性格学的假定几乎是不可批评的。
　　第二十七个命题：大体上，情境逻辑以我们在其中行动的物质世界为先决条件。例如，这个世界包括由我们所支配、我们对其有所了解的物质资源以及我们对其也有所了解（常常知之不多）的物质障碍。除此之外，情境逻辑也必须以由我们对其目标有所了解（常常知之不多）的其他人居住的社会世界为先决条件，而且，以社会制度为先决条件。这些社会制度决定了我们社会环境的特定社会特征。它们由社会世界的所有社会现实所组成，即由与物质世界的事物相一致的现实所组成。在这种意义上，杂货店或大学机构或警察或法律是社会制度。教会、国家和婚姻也是社会制度。例如像日本的切腹自杀的某些强制性的风俗也如此。但是在我们欧洲社会中，在我使用这个词和我断言这个范畴很重要的意义上，自杀不是社会制度。
　　这是我最后一个命题。下面是建议和简短的结束语。
　　建议：我们也许可以尝试性地把首先对一般情境逻辑的研究，其次关于制度和传统的理论当作纯理论社会学的基本问题。这会包括如下这些问题：
　　1．制度不行动，只有个人在制度之中或代表制度行动。这些行动的一般情境逻辑会是制度的准行动的理论。
　　2．我们可以建构有目的行动的故意的和非故意的制度化结果的理论。这也会导致制度的创造和发展的理论。
　　结束语：我相信认识论不仅对于个别科学而且对于哲学也是重要的，我们时代的宗教和哲学的不安，无疑与我们大家都有关，主要是关于人类知识的哲学的不安。尼采[Nietzsche]称之为欧洲的虚无主义，而邦达「Benda」称之为知识分子的背叛。我想把它描述为苏格拉底关于我们一无所知的发现的结果，即我们永远不会理性地证明我们的理论正确。
　　但是，这种除许多其他微恙外还产生了存在主义微恙的发现只是半个发现；虚无主义可以被克服。因为尽管我们不能理性地证明我们的理论正确，甚至不能证明它们是可能的，我们却可以理性地批评它们。我们可以区分较好的和较糟的理论。
　　但是甚至在苏格拉底之前，色诺芬尼[Xenophanes]就知道了这一点，他告诉我们：
　　诸神自始就未向我们昭示
　　万物的秘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通过探索我们会学习并懂得更好的东西。

由罗京去世反映出的千奇百态职业病（笑话）　　发布时间：2009-6-5 14:39:06　作者： 来源:文明公民网 进入论坛 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由罗京去世反映出的千奇百态职业病（笑话）
（刘峻言）

问（做会计）的寇姐：
问：你知道今天谁死了么？
寇姐：罗京死了啊，得了淋巴癌。
问：他得淋巴癌八成是因为压力太大了，知道他为什么压力大么？
寇姐：那肯定压力大了，说错一个字罚款五十么。
提问者想到了罗京凄惨地交罚款的场面……

问（新员工）小曹：
问：小曹，你知道罗京为啥死么？
小曹：被人给挤兑了呗。
问：被人挤兑也不至于死吧？
小曹：他那工作那么好，抢的人多了去了，叫我不急死了。
提问者联想起大学刚毕业的时候。

问（打扫卫生）的张大妈：
问：张大妈，你知道罗京为啥得淋巴癌不？
张大妈：我估计八成是职业病。
问：职业病，主持人还有职业病？
张大妈：我们这一行得矽肺的多，他们主持新闻联播的天天用假嗓子说话，脖子上的淋巴肯定早就憋肿了。
提问者觉得张大妈该去当医生了。

问（当官的）老爸：
问：老爸，你知道罗京怎么突然就死了？
老爸：肯定是他的上级叫他死。
疑惑地问：上级叫他死他就死啊？
老爸：那08年上级不叫他得淋巴癌他不对外宣称好好的么。
提问者也许真该回去再修炼几百年出山。

问（搞媒体）老姐：
问：姐，你是报社的，你知道罗京为啥死了吧？
老姐：天天在新闻联播上说假话，良心上过不去，内疚自责而死。
问：那为啥就罗京死了，其他人还好好的？
老姐：可能是他还是比较有良心的那种，他也许认识到错误了。

胡老师，你没说过假话吗？真话和假话有绝对的区别吗？谁能代表上帝来判断你的话是真是假，是恶意为假还是善意为假？难道这个世上除了好人就是坏人？好坏之间一定是泾渭分明？善意的假话还是有必要说的啊。国家这么大，稳定人心是最重要的。哪怕有时是假话。

每个行业，每个人说话都有他自己的语境。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代表人民，为人民说话，这句话说出来很轻松和简单。怎么做，谁是对？别忘了人民里面也是各有各的利益啊。怎么现在一提到人民两个字就绝对是对的，人民就不会错？！我也是人民，你能代表我吗？
胡老师，别忘了，政治学也是一门学问，就象物理、化学等学科一样，所有人都能谈，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看透，理解透。人民也往往会出错，民主也往往会铸成大错。希特勒就是民选出来。

etfretry:
谢谢你转载了波普尔的这篇“社会科学的逻辑”到这里。二次大战后，西德迅速恢复了自由讨论的制度。东德在独尊马学制度下则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学术研究。波普尔告诉我们在看到人类知识增进的同时也要看到人类的无知，永恒的无知，不可超越的无知。这就像我们自己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一点体会，马上就会发现新出现了许多问题。我相信永远都是如此。但是，在一个极权制度中，人们必须相信某个人是全知的。波普尔这篇文章也只有中国离开绝对专制后才能被我们读到。
不过，这篇文章的中文翻译不够好，很遗憾。

哈哈：
真话、假话有时是有绝对差别的，有时没有。就像好人坏人有时是泾渭分明的，有时又不。我从不否认善意假话的必要。但这个假话是否善意不能够凭说假话的人的自我评价，而要看外人评价，看后来的效果。比如，你怎么就知道罗京说假话是（主动）善意的，而不是不得己而为之的？就像这里转载的笑话所言的那样？
说假话都要理由。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尤其是公共事务的情况下，千万种说假话的理由加起来都在“不说假话”的要求前苍白无力。这就像朱镕基对上海国家会计学院题词“不做假账”那样，这一要求比千万种做假账的理由加起来都有力。
你说的对，政治学是一门学问。但是搞政治不是一门学问。中国政治的希望是把消除秘密政治，消除警察政治，而这就要民主。
民主当然也有错。但在希特勒的例子上，民主最重要的错误不是把希特勒选上台，而是在希特勒取缔除他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以外的一切党派的时候没有全面反抗，在希特勒用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名义取消民主的时候没有全面反抗。
我从来没有认为人民不会错。下面是我2003年在网络上写的一篇短文，题目是“君主乎？人民乎？”在那里，我说“整个民族、整个人民也可能错误，可能犯罪。这种思想对生活在中国的我们是难以理解的。谈到日本的侵华战争，我们都习惯于遣责当年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而用日本人民是好的来安慰自己、安慰日本人。... 在我们中国，古时候以为君主绝对正确。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教条很少有人相信，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却成了大义，渗透了几千年的政治和文化生活，甚至成了臣子良心的一部分。对朝政啧有怨言的人，批评的都是奸臣宦官弄权，而从不怀疑君主的绝对性。即使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还是靠新的真命天子来支持着君主的绝对性。辛亥革命后，君主不复存在，开始有了国民、人民的称呼，于是权威的绝对性也就从君主向人民转移。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在几十万造反群众的簇拥下，领袖高呼着人民万岁，群众高呼着领袖万岁。当时的我，也为领袖能够喊出人民万岁而激动。文革既过，领袖的绝对性不复存在，人民取得了绝对的权威。人民支持的，自然就是对的；人民反对的，自然便是错的。当然，说这些话的都还只是人民的代表，也许他们会错，可人民本身是不会错的。... 其实，人民是由一个一个的个人组成的。任何个人的智慧总是有限的，由这些个人组成的群体的智慧也不可能是无限的。既有限，就难免犯错误；如果太不自谦，甚至还会犯罪。所以，绝对正确的人民是不存在的。特别是当一个个的个人还不习惯于自由思考，社会内部还不能自由讨论，这个社会还需要某种绝对正确的东西来支撑自己的时候，组成这个社会的人民在整体上是非常可能犯错误的。" (http://www.hujingbei.net/show.aspx?id=38&cid=24)

首先人民的概念就是很难简单说清楚的，不说也罢，姑且把它理解为限制在具有现代国家意义的国家范围内的全体公民，这样限定首先就很难把我国以及差不多实行专制极权的国家包含进去，因为这些国家的人民不过是统治集团奴役的对象，从来没有表现全体人民意志的机会，因为每一个个人既无表达的自由，也无表达的渠道，而且人民在这些国家强力的统治下往往作为个人一个个都丧失了意志，而只有统治阶级的意志表达。你说在这种情况下，谈论人民犯错不是无的放矢吗？
要说犯错，好像只有对实行了民主制度的国家的人民才有意义。但这却立刻又陷入了悖论——民主制度的完善就是为充分表达人民的意志，给他们带来福祉，谁敢说当今最民主的国家民主制度的完备已经到头了。这么说，就可以看出，人民犯错也说不通。一、能举出什么时候由人民决定了什么的例子吗？二什么时候由人民做决定却犯错了呢？恐怕这样的例子一个也找不到。即使在西方由投票决定做什么，还是以票数多的来决定，这就默认（按照大家约定遵守的共同游戏规则）代表全体人民的意志了。但如果不用票数多少来决定，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至少目前没有。
最极端的就是民主雅典判了苏格拉底的死刑以及希特勒被选举上台，那是人民犯错？也谈不上。苏格拉底是不满民主雅典的，他指斥这个较好的制度，而且为了实现自己的精神价值有意去死。他死了，不是民主的错，是民主不完备导致的。希特勒的例子也是这样，不是民主的错，恰恰表明民主还很脆弱，轻易就被破坏了，以致在这之后建立了人类政治制度的反面典型——现代极权制度。正因为有了这个反面的典型，民主力图规避它再次重演，以自由主义为基石的现代民主制度才能不断修正自己。而与之相反，另一类极权却在负隅顽抗，在控制人民的制度建设上和手段的使用上向更加精细化的方向发展。一边是民主制度企图使人民的意愿更加充分的表达，一边害怕人民，分散人民，企图使每一个个人都失去个体性，成为没有个人意愿的国家机器上的配件，在这样的国家都没有人民什么事，人民只有服从的份，他们能犯什么错？这不是笑话！
最有可能犯错的就是一人一票的公投了。可是，既然是公投，那就不管结果如何都没有错，简直就可以说那结果体现了自然的意愿和上帝的意志。全体人民要这样不要那样，这是他们的权利，这个是绝对的——这是所有现代意识的本质之一，也叫天赋的人权。谁也没资格说行使天赋的人权错了。

6.【如果只见过歌颂毛泽东的资料，请不要和我辩论】



讨论问题的基础是对事实的共同认识，倘若对事实的看法有很大出入，要建立共识是不可能的。



我不跟这样几种人讨论问题：



一是以官方宣传所是为是，以官方宣传所非为非者；



二是读了几斤垃圾教材便以为自己了解中共党史的人；



三是认为为了国家利益可以随便牺牲个人利益的。



上述想法不是傲慢，而是有效讨论必须建立在认真了解的基础上，由于官方长期以来的思想言论钳制，大量的历史事实都被谎言包裹，但无论怎样，那些血写的事实是改变不了的，那数千万人活活饿死的历史是改变不了的，那数千万人活活饿死的年份里所有的水文数据也是改变不了的。



7.【中国要进步，深刻批判毛泽东是必选项】



当代中国进步之艰难，固有种种复杂因素，其中批判毛泽东是必选项，毛泽东给中国人造成的大量观念混乱，至今没有什么像样清理，这是令人悲哀的。举个简单例子，毛泽东一篇《反对自由主义》就对自由主义进行了最恶毒的栽赃式攻击，严重败坏自由的概念，使得人们在自由领域的观念交流至今混乱不堪，没有二十年的正常教育，这一概念还会继续混乱下去。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所以批判毛泽东，尤其深入批判毛泽东将是一个长期的事业，他的言行之所以能有那么广泛的市场，一方面是因为许多人所津津乐道的“泥土气”，显得很平易近人；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在于它跟中国文化中的种种丑恶观念能够相亲相爱，相得益彰，说到底毛泽东也是中国这片土地培养出来的，而不是从天而降的。他能忽悠千千万万无数中国人跟着他兴高采烈地打砸抢烧，随便杀戮剥夺无辜者、无辜而勤劳的富裕者，他之所以能忽悠几亿人跟着他撒谎成性，说穿了还是因为这个被毛泽东缔造的劣等种族跟他的缔造者本是一家亲。





虽然由于资料的相对匮乏，大量档案资料的被禁止阅读，人们还无法对毛泽东做具体的微观评价，但是这依然不妨碍对毛泽东作出宏观的评价，他到底是中国人民万年不遇的大救星还是祸国殃民的大恶魔，原本不难判断——正如不难宏观判断希特勒，也不难总体评价斯大林。



2009年6月28日於追远堂

欢迎完整转载

敬请注明出处http://blog.sina.com.cn/xhzyt

"社会科学的逻辑",您可否翻译一下,我不知道原著是什么样的?

草云：
谢谢你的评论。你指出人民犯错是个不存在的伪命题，谢谢你。你说的有道理。正如你指出的，首先，人民的概念就很难说清。其次，如果人民没有表达自由，也就很难说人民犯错。一个被迫做出某项决定的人不应当为那项决定负责。
不过，你的最后一段话需要进一步说明。在西方政治哲学家看来，一人一票的公投并不能保证公投做出的决策是对的。确实，公投是目前人类能够想出的最好的决策方式。但它不表明这一方式作出的决策就一定是对了。所以，人类应当有若干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不能公投决定，这些原则也不能够通过公投修改。比如最近四川某村通过决议，未婚女性必须经过妇科检查为处女才能够参加该村的土地金分配。根据我的印象，这是该村“公投”的结果。但该结果显然是错误的。一个村公投如此，一个国家公投或者甚至全世界人公投也可能如此。所以，我想，人民犯错的问题也许不完全是一个伪命题。

Quin:
我访问了你给的网址，没有发现你列出的文章。不过，借此机会阅读了萧翰的许多文章，也是乐事。谢谢你。

etfretry：
德文原著可在网址http://www.vordenker.de/ggphilosophy/popper_logik-sozialwiss.pdf 发现。我在网络上没有找到英文翻译。
我对这篇文章的大体感觉是人类在寻求知识并改善自身的时候，应当时时刻刻明白自己的无知，永恒的和不可解脱的无知。而人类判断自己寻求到的东西是否是知识的方式只能够是自由的批评和不断证伪。由于此，知识的获得和知识系统的建立只能够求助于演绎。我读书不求甚解，感觉也就到这里。如果翻译，就需要精读，而我还做不到。

胡老师怎么像诗人一样开始含蓄起来了？
本文想表达什么？能让人产生许多猜想，但不知道哪个才是胡老师的本意

陈筱彦: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指的是我的那篇文章表意不清楚。是现在首页的夜话吗？如果是，我当时是有感而发。那位先生很理直气壮地找我，我当时便对他说即使政府政策那样，也是错误的。对我来说，论文过关的标准仅仅是学术标准。请你直接指出不清楚的地方，我好改正。如果指的是其他文章，也请你指明。谢谢！

胡老师：您好！
我是您的学生，虽未修过您的课，但旁听过几次您主持的财大经济学博士生讨论班，一向对您景仰您高贵的人格和纯粹的学术精神。今天拜读您的夜话“非学术标准：在我这里行不通”后，感慨万千。中国高等教育太需要您这样的、真正的学者！！可惜太少。我不禁想到我做教师四年来，屡次被有关领导要求甚至命令我让某某学生（有毕业班的，也有非毕业班的）考试及格，我做教师的道德底线一次次被冲垮。我多想像胡老师您这样坚持自己的学术标准，做个抬头挺胸的大学教师！但我没有，因为领导握有诸多权力在手，比如评职称就是一个杀手锏，如果我一意孤行，也许我可能呆不下去了。郁闷之余，只能宽慰自己“等当上教授后，我一定要坚持自己的学术标准，坚守自己的人格底线。一个急于冲击世界一流大学的堂堂百年学府尚且如此，可见一斑。悲乎哉，中国高等教育、中国高校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

今天看了第一章的课件，觉得简明扼要，对理解书中内容帮助较大。只是，后面几章的不知道孙老师什么时候也能给出啊，期盼......，谢谢！

想请教老师对这种观点的看法 文章如下

增值税转型会使就业雪上加霜
今年以来我国的就业形势非常严峻，上半年单单6.7万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倒闭，就造成了2000万劳动者的失业。下半年不少大型企业倒闭（如合俊）或宣布裁员(如鸿海），就业形势更加困难。这些企业倒闭和裁员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涨。由于这些失业影响的大部分是声音相对微弱的农民工，因此，这些失业造成的对中国社会福利的负面影响，虽然有媒体报道，我们还是不能有足够的认识。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如蔡窻所指出的，不是增长率而是就业不够。增加就业是关键，是纲举目张。增加就业，才能利用中国相对过剩的要素资源，才能增加最坚实的内需——消费，才会有真正的增长。
可是，我们的政策设计往往适得其反。明年元旦后在全国各地区各行业开始全面推广增值税转型的财政政策，虽然其初衷是刺激内需，但是其减少就业的负面效果，却没有被充分认识。增值税是对生产过程中的要素投入征税（中间投入不算增值）。生产要素投入有劳动、资本、土地等。我国大部分企业的要素投入主要是劳动力和固定资产。增值税主要是向这两个要素投入征税。现在增值税转型，免除了对固定资产投入的征税，因此，增值税税负主要就落在劳动力投入上。也就是说，增值税转型使劳动力成本相对资本成本上升。其结果必然使企业进一步减少员工，用机器来替代。而现时中国的国情又是如何呢？中国有一亿多的剩余劳动力供应，比资本要素供应的过剩不知要大多少。今年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劳动力成本上涨已经使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堪重负，增值税转型又将使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价格向不正确方向进一步扭曲，这对中国目前的就业市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增值税转型政策的理由，是“促进投资，使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是学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促进投资的税收改革。但是，这个政策却忽视了中美两国不同的国情和时代。西方国家没有过剩劳动力，而我国是有一亿多过剩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西方国家的消费远远高于中国。其中，消费占GDP的份额分别为:美国86％，日本75％，德国78％，而我国只有47％－54％。因此，西方国家可能要抑制消费来刺激投资，而我们更需要刺激消费而不是投资。中国吸收就业最多的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服务型企业，其劳动要素的投入往往占70％以上。增值税转型得益的多是大型资本密集型企业，对吸纳就业的作用微乎其微。这些大企业，由于利率下调，已经在资本投入上获益不少，目前并不是最需要帮助的企业。增值税转型的实际结果却是劫贫济富，会促使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服务型企业进一步淘汰出局，使我国目前的失业状况更加恶化。

正确的税收改革不是增值税转型，而是将目前的增值税从最高的17％或平均14％的程度下调3－4个百分点，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同等享受这个低税的好处。这样做，国家财政税收收入的负担是一样的，但是没有进一步扭曲资本和劳力的相对价格，从而避免经济无谓地向资本密集型转移的扭曲倾向。现阶段政府财税政策应该做的是要进一步减低劳动力投入的税负，减少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以刺激企业首先考虑增加劳动力投入，改善中国严峻的就业状况和社会矛盾。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和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看了夜话，深为胡老师的敬业和执著感动，有您这样认真的教授，中国就有希望

支持！！！

胡老师，
刚刚读了您的经济思想史导论课件，感觉非常精彩。我觉得在今天，要想做一个好的经济思想史研究者，必须懂现代经济学，必须能够阅读一流期刊上的论文。而好多教经济思想史的老师，还是停留在泛泛谈论各种学派，靠二手资料讲课的层次。
另外，您能否将经济思想史的全部课件上传到网上?

我和孙经纬是硕士生时代的同学，他是山东人，有着山东人的直爽，总体而言，是个很不错的家伙，但有时，直肠子也坏了很多事情。有时候感觉，他的性格很难和一个女孩子保持长时间的和睦，其实，单身对他来说，可能会更好些。

当我们把农民工当成不完整的人对待时，我们自身的人性也被贬损到最低点了，户口制度问题，就如房价到底啥时候会跌一样，遥望而不可及。只要矛盾还没有被激化，没有人愿意冒政策会失败的风险。由于对农民工权利的弱化，对农民工和户口制度的呼吁只能靠一部分人，这样的声音就会显得苍白无力。

面对全球经济危机，也许我国的货币扩张太过激进，中国人就是喜欢喊口号，当“保八”成为口号，大跃进现象就会重演。也许许多专家不认为我国进入通货时代，资产泡沫的出现，再加上内忧外患，我们也应该好好审视一下，只重视质量，只会营造表面的祥和，只会走入“一团和气的困境”……

看了一篇文章“集体户口让我结不了婚”，文章中有段话总结得好：户籍改革本身并不复杂，但附加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相关经济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错综复杂。
户口本身并没有错，当户口与就业权，教育权，工资福利补贴权等社会各种利益捆绑在一起时，这种画地为牢的管理方式就会带来诸多不公。

zqs:
谢谢你的鼓励。让我们互相鼓励。我知道我的许多过去的学生，直接的和间接的（我从来不把他们分的很清），在看着我。所以，谢谢你的鼓励。
我因为出国一个月， 在国外就是上不了我自己的网页的BBS，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迟复为歉，对不起。

桔子：
你好。我因为出国期间上不了这里的BBS，所以迟到今天才回复。对不起。关于孙经纬老师的高宏课件，这里公布使用的是高宏第一章到第四者的课件，而不仅仅是第一章的课件。另外，第四章应当没有结束。后来孙老师离开了这方面的教学工作，他的课件也就没有继续写下去。你知道，没有教学互动，没有热情的学生，这类不是因为任务而作的事情，是很难做下去的。请你理解。

fish127960:
对增值税问题我确实没有思考，也不清楚中国目前的增值税高低以及和国外的比较。你如果对这个问题有兴趣，我冒昧地建议你先厘清增值税对就业影响的机制。从增值税变化到就业的路径应当是怎样的，然后再联系中国的实际，来考虑中国增值税对促进就业的优缺点，以后你就能够评价你发给我的文章以及其他文章了。

wangtianyu：
谢谢你的鼓励。那个学期我应邀讲授了一个学期的外国经济思想史，给硕士生和博士生讲，一直讲到凯恩斯，并没有讲到后来的“现代经济学”。当时搞了一些课件。但由于不再继续讲授，所以一直没有整理。有时间我会整理公布的。

过客飞鸿：
你的感觉不错，孙经纬曾对我说过他很难想象自己能够每天见同一位女性的脸见一年以上。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说的“单身对他
来说，可能更好一些”，是有一定理由的。不过，我还是认为，他没有遇上一位真正吸引他的女性。
至少就我个人的经历来看，这个世界有不少男性不适宜结婚。他们是《水浒传》里宋江、武松一类人，只喜玩枪舞棒，从不喜好女人，更不知温情为何物。《水浒传》、《三国演义》这样的小说更强化了中国男性的这种特征。这类人还特别希望结婚，希望有个吃饭睡觉的地方。但孙经纬不是属于这类人。他喜看西方碟片。他愿意为女性负责，才把自己变成了单身，我想。

支持胡老师！

确实这样,我是多年前从369博士毕业的,现在单位来的小弟弟水平比我高

现在的博士论文是不是有点进入死胡同了？

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时代，没有这么多的数据+模型的东西，
但是现在博士论文，如果没有数据+模型，就难以毕业。看看《经济研究》的文章就知道了，大部分的文章没有什么新意，而且看来看去也就是那些人在些。

诚然，有数据，有模型，是不错的；

但是有些数据和模型，许多博士论文基本是在套用，也是缺少原创性的工作；也不管假定条件是否真正符合，一大堆数据的堆砌去论证一个平常人都知道的常识，有点大才小用的感觉。好像哈耶克就批评过这种数据模型过度的现象。

博士论文是需要阅读大量的文献的，能把几百篇的英文文献看明白，归纳总结已经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原创性的东西非常的不容易。更有意思的是，用一些工学的工具和软件来分析经济学，貌似是交叉学科了，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意思。

经济学本来就来解释和分析经济现象，结果现在的很多文章把一些经济学分析弄的高深莫测，非要整出一些标新立异的结论。本来可以简简单单描绘的问题，非要弄的复杂不堪；但是结果呢，常人不需要论证也知道，真不知道现在论文要求怎么想的。

胡老师：
您好！
我是一名致力于考博考上海财大的学生，特此在这里向您求所有上海财大的考博试题。
因为我从网站上复制粘贴过来的试题，数据都是不全的。
没有办法阅读，不知道您能否不吝赐予。
谢谢
麻烦您了！
我的邮箱是：[email protected]

leinal
你说的有一定道理。现在的博士论文，数据，模型为主，但没有什么新意，而且吧许多本来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
在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想，我们也应当看到另一方面。第一，原先没有模型、没有数据的时候，也很难说文章有什么新意。我的意思是说，有无新意，可能不一定和文章中用模型、数据有关。
其次，文章一多，普通文章就多了起来。即使像诺贝尔奖，每年发，可是，物理、化学，每年都有重大发现吗？假如说最初发的时候，一般读书人都大体知道那些获奖者的大名，但每年发，100年下来，现在每年再发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对一般读书人完全是陌生的。
这里就要看我们如何定义“新意”和“重大创新”了。许多学校都要求博士生在论文中注明该论文做出了哪些创新。我一直反对这种做法，理由很简单：教授们有什么创新吗？如果连教授都没有创新，又如何要求博士生去创新呢？
经济学的重大进步，最多十年才有一次。经济学内各个分支的重大进步也差不多如此。但各个分支的重大进步往往还算不上经济学的重大进步。而我们知道，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好多次都颁发给在经济学某个分支做出重大进步的学者。可出了那个分支，其他经济学家并不知道那些进步，一般也不会直接从那些进步中受益，而一般读书人就更不知道了。
所以，在博士增多、教授增多、教育普及的今天，科学或经济学出现重大进步的概率会提高，但提高速度远远不能够和博士、教授增加的速度比。人类可能要到全世界都像美国、欧洲那样的教育普及水平才能够再讨论人类知识重大进步的速度。现在，落后国家正在大力普及教育，教授、博士增长极其迅速，因此学术杂志、学术文章增加也极其迅速，但这些落后国家基本上处于赶欧美水平的阶段，总体上还谈不上创新，谈不上重大进步、因此用知识的重大进步来要求它们，我想是没有必要的，就像你说的那样，“能把几百篇的英文文献看明白，归纳总结已经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原创性的东西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我对博士论文的要求就是你说的“能把几百篇的英文文献看明白，归纳总结”，然后再结合经济中的实际问题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至于模型、数据，这是因为经济学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这有点像物理学或者医学。中国的“杞人忧天”可以看成提出了一个物理学问题，但今天有人再那样考虑问题，就没有人会认真对待他，因为没有模型，他提出的关于天是不是会掉下来的问题就不再是物理学问题，而只是大学宿舍卧谈的问题。医学上，就说中医吧，说某帖中药对治疗某个病有效，也得有统计检验才行，有对照组数据才行。经济学也是如此，到了这一步，许多命题要验证了，要严格逻辑了。即使马克思本人也说过一门学科要发展成科学就得用数学。
许多常人知道的知识是要论证的。比如常人知道太阳东升西落，但人类花了几百万年才搞清太阳为什么东升西落。比如受凉容易感冒，哪个母亲不知道吗？但发现这其中有病毒在起作用，却是科学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就是在论证人类的常识。经济学现在也开始这么做了，不再特别关心历史、人类经济的大问题，而关心普通常识为什么是正确的。
但这样，经济学就留出了空间，让别人去研究大历史、大经济，研究至少现在还无法用数学逻辑、用数据说明的社会和人类问题。就此而言，我想，我们应当对经济学更少一些期望才对。比如哲学和物理学在500年前的分家，经济学可能也得分，我想。

硬通货：
我不知道你所说的“从网站上复制粘贴过来的试题，数据都是不全的。没有办法阅读”是什么意思。我从本网页的相应位置复制试卷题目到 Microsoft Word 中，清清楚楚，没有任何问题。因此，请你再试一试。另外，我想提醒你的是，本网页上的试题都是几年前的试题，我本人并不了解现在上海财大出题情况，所以，本网页上的试题可能与上海财大现在的博士生入学考题在水平、风格、考试范围等方面存在重大差别，所以他们的参考价值已经很小，对此，请你切切注意。

经常浏览胡老师的网站，以及发表的相关文章。

祝福胡老师，教师节快乐，身体健康。

一个人若有足够强大和坚实的内心便不需要用行动博取一种看似安全的慰藉方式 比如婚姻 有美剧的播放 他的生活便得以平实美好且不乏丰盛精彩 独身的人无需太多理由太多解释 生命有很多姿态 兀自挺立亦是一种美 且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美

本科时上过胡老师的发展经济学
回想起来,仍坚持认为这是我在大学期间学习的最有意义的课程之一
真希望所有的老师都能向您学习
也希望您继续坚持您的教学风格和做人方式
感觉胡老师这样的教师太少了

胡教授
您好！

我觉得‘文革’似乎重在于遮掩问题，或许当人们发现所谓的社会主义还行不通时，便开始比较社、资的可行性。以毛泽东分析事物的能力，必然要在事态扩张、所有人明白之前采取行动。善于思考的知识分子便‘首当其冲’...有点像焚书坑儒、文字狱之类，只是他又‘团结’了大部分，利用他们去打击需要打击的对象。

我只是一个高中生，不知那么多学术上的主义。只是觉得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越来越像是中央集权的资本主义，不然就是由封建、资本、社会三个主义构成的‘？’主义。

最可悲的不是社会的黑暗、官场的腐败，没有民主、没有话语权，而是我们连思想都再被禁锢！越年轻脑被洗的越彻底，学校的教育...在这种环境中生长的我们，对于专制与腐败早已潜移默化的妥协，甚至都没有察觉出来。民主的实现对于我们太难了，89年64件事不知还有多少人知道、并且该信谁，现在的帽子已经改成‘反华’了。我们的自由太有限了。

感谢您这样正义的教授，愿您身体健康！

胡老师 双节快乐

首次登陆 胡老师网站，向胡老师问好

胡老师是我硕士毕业论文答辩的主考官，问的几个问题言犹在耳。非常感谢研究生生涯中培养出来的思维模式，非常感谢胡老师，尽管逃过胡老师的课。

拜读完胡老师今天刚刚发表的新作《经济危机一周年的思考：从农民和资本的结合理解危机》，我个人完全赞同。胡老师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对发展经济学造诣深厚的学者，在世界经济危机一年多来，多次撰文从第三世界国家劳动力转移对世界经济整体运行的影响这一全新角度所阐述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已日趋成熟，这也与胡老师多年来潜心治学所付出的心血密不可分，可谓十年磨一剑，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我个人认为，若假以时日，使这一全新的研究成果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那么，胡老师的这一成果足堪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是经濟学的初学者(在中学高中自修一年多经濟),對經濟有濃厚的興趣.請指教一下.近期內地出產了很有関经濟的書藉,如何選擇適合初学者的書藉?謝謝指教

中国的柏林墙何时倒塌?

原来胡老师也毕业于波恩大学？

波恩真的是个好地方，静静莱茵河边的一座古朴而不失现代的小城。

能够有理性的放弃权力，应该获得永久性的纪念。

说得不错,假币泛滥决不是老百姓的责任。
我也准备写谈假币的文章。建议大家联合
起来，让国家立法对假币进行全额赔偿。

如果明年房价会翻番，但中产彻底退出买房一方，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新自由主义”这一套骗人的东西，很难再欺骗越来越聪明的国民了。不用再作“启蒙者”的蠢样来给谁启蒙。
如果没猜错的话，央行有人，很快就做替罪羊。左转是社会大环境造成的

胡老师
我说得是那些打着自由主义幌子，掠夺民众的人

如果不是亲眼目睹事实就发生在自己所尊敬的教授身上，真是难以想象中国的学术研究仍然被政治意识形态所牢牢控制，几乎丧失了其自主的性格。

在经济思想史及制度经济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的Z教授，花费近十年时间的呕心之作《制度演化分析导论》参评浙江省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外审专家一致认同并推荐一等奖，然而在却在浙江省社科联组织的所谓专家复审（实质是一种政治正确性审查）时被认为“不符合社会发展主旋律”，被剥夺了获奖的资格。让人不禁惊讶和愤怒的是，早在1996年，Z教授的另一篇著作《思想市场论》亦是因为同样的理由到到了同样的禁锢。获悉此事，在惋惜之余，心情格外沉重。

中国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正是因为有着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这一精神指引，然而放眼来看近年的社会科学领域，又有多少人秉承“不自由，毋宁死”的决心在做学问呢？这些年又出了多少“解放思想”后的著作呢？Z教授这位秉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求实之态度，创新之冲动”的思想者，愤怒的不是失去浮华的奖项，而是在十几年来，学术界的“政治不正确”的禁忌有增无减，一团和气，只求安全，不求创进的“唯上”之风气愈演愈烈。当专业领域的学术研究，都需要预先设定“政治正确”的标准，还有什么学术自由和创新可言？这种时时出现的“警戒线”，让矢意以研究为志业的我等后进来说，如头上悬一把达摩克利斯剑，时常有画地为牢之感。

当学者到了必须依靠政府才能混一口饭吃的时候，他们已经被折断了脊梁骨，只好如狗类爬着生存，仰人鼻息，看人脸色。发表论文要在政府的媒体上才能算数，职称评定需要政府的人事部门批准才能通过，研究立项需要政府的审批才能获得资助……学术研究完全变成了政府行为，实用学术和伪学术大行其道，学术界的腐败将不可避免！可以说，学术研究不回归到民间，学术论争就只能毫不例外地陷入政治的漩涡；政治不远离学术，学术研究就只能走向实用和作伪。学术精神已被毒化，学者的最终的前途是能被利用就已万幸。而如Z教授谨守独立精神之学者，只能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在此借胡先生的空间，发出强烈的呼吁。我要对有良知的学者及有理想的青年呐喊：救救学术，救救中国。

请问老师：这个学分转换表的出处，国外需要认证。

fish：
我刚刚在Stanford大学完成了一篇Working Paper。在那里无法看到我的这个网页的留言板，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也无法回复。
我知道，现在的强盗被公众理解为自由主义或者新自由主义。这是因为他们一方面压制别人，一方面敛财。从这两个方面看，他们都是自由的：在政治上自由地压制别人，在经济上自由地敛财。同时，他们把反对他们的人还说成是新自由主义。他们这样说确实有市场，因为公众看到那些人确实在自由地敛财。没有自由，他们不能随便敛财，小官们也不能够自由地压制别人。
这就是我在文章中所说，一方面是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一方面是不准多数人说话的政策。
这样一种状况必须改变。但是，如果改变的方向是专制，那么，中国不过出现毛泽东第二。该人死后，同样又会出现小强盗盛行的社会。因此，我赞成要强调再分配，要左派，但是，它的方向应当是人人自由，应当是强化个人权利，因为我认为，只有后一个方向才能够让中国跳出专制下的轮回。

群众：
我完全支持你的反对政治干预学术研究的呼吁。
另一方面，在认识到目前政治干预学术的严重形势，我想，Z教授不要这个奖也罢。我建议Z教授、建议所有教授抵制这些奖项，根本不申请这些奖。
在中国做学术，在努力改变政治形势的同时，青年人又应当记住，今天的中国并没有比500年前的中国变化多少。一个人必须准备走非科举的道路，走一条无名、无利而且也没有“范进中举”希望的学术道路。其实，中国的四大名著都是走这条路的人写出来的。让自己的学术独立于政治，这是最重要的。

Lee Xept：
这里的德国-中国考试成绩转换表是我个人根据我对德国和中国学校评分制度的了解而制定的，目的是把一些学生在德国的成绩或者德国教授在这里上课后给同学的成绩转换为中国的成绩。

历史的真相，存在于那个时代亲历者的回忆和讲述中。不相信人民的人，是不会了解也不敢正视历史真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