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 年留言

祝胡老师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胡教授你好！
      我没上过真正的大学，却艰苦自学进了一所全国重点大学的研究生院，如今又如愿以偿地考上了上海财经大学的博士，不少人都羡慕我，单位也很器重我，可是说句实在话，我感觉自己这么多年除了背了几本书之外确实脑袋空空，没有学到任何东西！
    研究生阶段是昏昏然过来的，所谓的几篇学术成果不过是“复制、剪接、粘贴”三步曲而已。五万字的毕业论文更是些文字垃圾！虽然现在这社会好像很流行这些做法，但我却心中难安，确实想要搞点自己的东西出来，但却不知如何下手。
      看看一些权威学术文章上面大量的严密的理论推导，深刻的实践分析，确实佩服大师们的智慧，我也梦想能够把学到的东西用来分析一些社会实际问题，可就是怎么也不能把书本上的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更无法运用那些复杂的经济理论。比如考博用的高级宏（微）观经济学，我把教材看了好几遍，虽然考试也通过了，却不明白这本书到底有什么用处。

      过了春节就要入学了，我不希望读博3年再昏昏然过去，希望自己也有朝一日能拿出点真正的自己的科研成果来，请问胡老师：到底该怎么学习，怎么搞科研呀？谢谢！

迷惑者：你好！
        我是科技期刊的编辑，每天就是处理这些“复制、剪接、粘贴”的“文字垃圾！”有时被折磨得都要崩溃了。
        我不懂怎样搞科研，但是我想只要能用学到的知识，解决我们身边或工作中一个小小的实际问题就很好。真希望大家少造点垃圾，多解决问题。

您的文章已经拜读过，很有启发、很有同感。只是对自由主义的认识还很肤浅，需要进一步地领会、学习。
希望再看到这样的有深度的文章！
你的双周夜话集我们正在拜读，我们很欣赏你的文风--既深邃又平易真切，并且我们会一直关注的！

关注经济：

关注经济：
        对不起，我自己竟然好些天没有来看自己的网页。
        关于中国经济形势，我应当承认自己是外行。我的性格和爱好都不在跟踪日常现实问题。就你的问题来说，我的感觉是中国现在存在温和的通货膨胀。但我不把它从原则上视为一件坏事。相反，我觉得，像2004年的9.5%左右的增长率和4.5％左右的通货膨胀率，如果能够持续的话，那是一个很理想的组合，因此可能不一定是坏事。报纸上说过热，大概也有其理由。但另一方面，不热不冷的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组合又是多少呢？是不是比如7％的增长率和2％的通货膨胀率呢？但2％似乎不能够算是“显著的上涨”。
        我的感觉，最近的通货膨胀主要是需求拉动的。投资需求，从公共投资，到2002年变得显著的“私人部门”投资，以及出口，拉动了通货膨胀。但另一方面，如果中国的通货膨胀保持的5%左右，是不是比例如2％对中国经济发展更好一些呢？5％的通货膨胀应当是中国经济和中国公众不那么困难地就能够承受的，尤其是如果同时中国经济能够增长得比较快的话。

迷惑者、亚人：
    “复制、剪接、粘贴”是当前的学术界的一大弊病。所幸的是自己没有卷进去。尽管自己每年没有什么成果，拿到的科研奖比别人少得多，但我相信，任何恶劣的制度都会有人坚持自己的风格。
      你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不愿意“复制、剪接、粘贴”，但又怎么做才能够做出成果呢？我想，对于我们这些不是天才的人来说，如果每年都想出几个成果的话，那么，真正的成果是不可能出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要出真正的成果，至少需要和现行的学术制度保持一段距离。
        实际问题其实很多。比如，我现在关心的问题有去年出现的民工荒是暂时现象还是中国结束了无限劳动供给的标志；比如外资对中国自有资金的“挤出”效应等。比如，举个例子吧，我们都在街头买IP卡。我在同济大学门口买。可能复旦那里的IP卡就更便宜些，财大的IP卡是不是更贵？如果IP卡在商店卖，可能它的价格是一样的，就像许多其他商品那样。但现在是街头买或者街头型的小商店买。近距离的不同点上的IP卡价格为什么有时有明显差异？为什么买者和卖者不跟着价格走去买便宜的或卖贵的卡？对卖者来说，他不需要固定成本，管街头秩序的人也管不了他们，为什么他不动，而总是在那个便宜的地方买，并且也不见得卖出更多卡？Coase  说交易成本是发现价格的成本。什么是IP卡价格形成机制和无法实现均衡的原因。但你要研究它，你得吃苦，因为要调查，要询问，要每日记录几个点的价格，要在一旁数每日来买卡的人和其中成交的人数等等。



实际生活中这样的问题很多，就像旧车市场，就像张五常说的摆摊子。现象需要我们思考。我们的思考也需要有现象做客体。对你来说，重要的是找出一个现象思考。我想，身边的许多现象都是值得往下思考的，仅仅由于专业的限制，你或我必须写什么领域的论文，我们才必须把自己要思考的现象变得狭隘起来。但即使如此，经济学、管理学中应当思考的现象还是很多很多，我想。

敦促主流经济学家立即提高资产阶级觉悟 

作者：老田 


中国主流经济学的20多年的主要目标是“为官服务”，他们的目光和眼界基本上

都是盯着官员的，像吴敬琏这样的先生就做得很不错，还一度成为朱某某的所谓

首席顾问，很出了点剥夺多数人以制造少数富翁的好主意。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好

时光，眼看就要过去了。 



因为时代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的官员们已经感觉到过去的路子走错了，而

主流经济学还在继续兜售老一套，这是很危险的，有可能失去最重要的市场份额

和顾客。当然这个情况也还没有马上发生，按照中国农民的经验是“后官不翻前

官案”，这是官官相护的要点和基本惯例，因此官员们往往找一些新的说法，比

如新发展观和繁荣社会科学等等，不便于公开说以前的旧发展观错了，整个社会

科学没有用。虽然要执行真正的新政策要很大的困难和阻力，但是旧政策的悖谬

和危险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已经让新官员看到了，因此虽然后官翻案的确还没有

公开进行，但是问题意识已经理清楚了，这是明摆着的事情。 



官员们问题意识的形成，对于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影响将是非常深远的，就根本而

言，乃是他们的服务对象已经准备改变口味了。这还不为多数人所认识，只有北

大活宝厉以宁先生看到了，发出了一点呼声，而这个呼声没有得到主流经济学家

的广泛回应，说明主流经济学家们的愚蠢和短视，他们将要失去他们影响力在社

会上起作用的强大代理人了，他们还在懵懵懂懂当中。主流经济学家们如果不想

失去自己的最重要顾客，确实需要进行理论创新了。 



许多主流经济学家热衷于把经济学数学化和模型化，按照西方的标准进行规范化

，甚至把眼光盯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金上，这是极端危险的事情，这实际上意

味着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将要采取一种放任事态发展的态度，根本不考虑采取

有效行动去影响事态的进程。因为官员们曾经的热心和扶持，主流经济学一支独

秀，洋洋大观。也因此培养一个独立的职业利益领域，导致经济学家们眼光内向

，形成了独立的趣味和嗜好，养成了与外界脱节的规矩。这个趋势恶性发展的结

果，是形成了“圈子内部的内斗规矩”，经济学家们的内部竞争和斗争能力得到

极大的提高，同时却模糊和遮蔽了自己的外部问题视野。 



首先要提出批评的是主流经济学的“东方学嗜好”，对于经济学这样一种强烈的

意识形态学问来说，许多人拒绝承担起其意识形态功能，需要把自己的职业利益

和嗜好无限制地膨胀，盲目地把中国的经济学主流，变成西方经济学的一个东方

学下级阶梯，把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工作和努力，变成西方经济学大家们的底层材

料供应者和观念贩卖者。在这个努力方向上，除了所谓的诺贝尔情结之外，还受

到一种经济学教育方式和一种学术评价标准的强大支持。武汉大学的邹恒普主持

的经济学教育机构，以“高得惊人的出国率”自豪，把自己教育的学生让洋大人

瞧上眼，作为唯一努力目标。而北大校长助理张维迎想要改变学术评价标准，要

以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作为学术水平的主要指标，这都是把主流经济学“

东方学化”的努力。诺贝尔奖梦想、学生出国和老师的文章出国，都是把洋人的

认同作为学术评价标准的不同表现形式，是主流经济学走向东方学的体制化路径

。最终的功能型作用是让主流经济学这样一门显学，脱离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实际

，在今天的现实中间还要脱离中国的官员们，这是非常危险的趋势，等于作茧自

缚和自我边缘化。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这种主流治学方式显然是抛弃了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根

本漠视工人农民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彻底失去了争取工人农民的可能。只有北大

活宝厉以宁先生，对于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持高度负责态度，而且时刻坚持“

经济学为瓦解工农兵的竞争意志服务”的正确方向，明确地把经济学的意识形态

功能定位在瓦解底层社会的“仇富心态”上。但是由于主流经济学家普遍持有一

种东方学嗜好，多数人的理论努力基本上无法走出大学校园，今天在学院派的校

园影响之外，改革政策的主要支持仍然是马克思的资本至上论赢得的，属于毛泽

东时代理论简化宣传的一个意外收获，多数人局外人都是持有一种茫茫然的“补

课论”思想而认同改革的。这种事实其实等于说20年来主流经济学家们的理论建

设努力，对普通人毫无影响，对改革事业毫无贡献。加上近两年发展起来的“失

去官心”的趋势，主流经济学的生存和处境是特别值得忧虑的。如果这种状况继

续下去，中央“繁荣社会科学”政策后果，将意味着主流经济学的自我边缘化，

最终失去曾经有过的尊荣和媒体中心地位。 



主流经济学家们一般是敌视民族资本的市场保护要求的，他们的全部主张是一个

纯粹的消费者愿望，就是要立即获得价廉物美的消费品。因此他们拒绝承担新产

品的开发费用，拒绝本土技术成长需要的资源支持，为此社科院的局级干部江小

娟女士说要更改“民族工业”的标准，把跨国公司的子公司视为民族工业。因为

他们采取一个纯粹的消费者立场，因此他们的利益最大化方向，就不能兼容民族

资本的积累要求，以及本土技术成长对资源的需要。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实际取向

和系统政策主张，是与美国的奴隶主一样：需要自由贸易以获得海外的廉价工业

品。他们所代表的利益阶层，实际上与民族资本不一致的。因此主流经济学失去

了对一般民众的影响力之后，眼看将要失去对官员的影响力了，而且只要民族资

本有了清醒的阶级意识，他们敌视民族资本根本利益的立场，也将要受到资本家

们第一个清算。 



为了主流经济学家的长远利益和职业地位，希望主流经济学家们严格要求自己，

自觉提高自己的资产阶级觉悟，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意识要大力强化，要密切关注

失去官心的危险趋势并作出应变，要向北大活宝厉以宁先生学习，承担起经济学

的意识形态功能，把争取普通民众并瓦解“仇富心态”的工作作为头号大事来抓

，坚持一百年不动摇。  

非常感谢网主整理提供经济学讲稿，更向孙经纬教授的操守和人格致敬。

        感谢胡老师的教诲，我考的是保险学的博士，仔细一想，我们国家的保险行业确实有很多很多值得认真思考的现象，值得深入研究，我想只要努力去思索，去实践，这三年的博士学习就一定有所收获，再次感谢！

胡老师现在在同济大学上课吗？怎样才能听到？

          刚刚发现这块风水宝地，借此首先感谢胡老师让我这个懵懂小书童大开眼界。当然，作为一个有志青年，有一间重要的事情要在此通告一下，本人预报考上财05年秋的博士特求战友，先留下e-mail  :[email protected],手机：13161803329（北京）

小万，你好：
许多天没有来这里了，刚才来到这里才看到又有许多留言啊。小万，你是姓万吗？那我们可是一家姓啊。我今年刚考上财大博士，春季入学的，或许我能够给你一点帮助吧[email protected]

很想知道在哪里能听到胡老师的课，前几天问了，没有回应，谁能告诉我

如果没有变动，胡老师下学期将在中德学院开设两门课程：
1.企业管理专题（Ausgewaelte  Fragen  der  Unternehmensfuehrung）
备注：周四下午5－6节（13：30开始）；中德学院大楼306室（Hoersaal  306）
2.  现代经济学（Wirtschaftslehr）

备注：周二下午5－6节（13：30开始）；中德学院大楼205室（Hoersaal  205）

太好了！！！谢谢热心肠先生！！

                                        公开公开私有化的风险


      也许，我们辩论的前提不是否定国家存在，即算我们现行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有许多的需要改进的地方，甚至有些可能是根本性的问题。这些都需要改革。

      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从社会管理者的目的来说或者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来说，我们需要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采取我们认为是正确的手段，保证在整个社会系统各个环节和各个部分协调下，进行改革主张。我们不希望，改革导致的过程中，因为导致社会过分的动荡而无法在政府力量控制之下内耗掉导致实验失败，或者国家存在的前提都消失了。

      公开私有化不排除有这种动摇社会整体意识和对于政府信任度的危险。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过几十年的教化和推行，已经深入整个社会的意识和骨髓。虽然计划经济制度下的中国经济遇到了现实的巨大困难而贻误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美好时光，然而，人为设计的公有制度在理论上也没有完全理屈词穷。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制度模式，是一种人性化的制度设计，他的目标直接而且符合人们的需要，邓小平对于社会主义的“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定义也深刻的阐述了这个人性化的模式。且不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如何分歧，任何一个国家在制度上无不将“发展经济，稳定社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宗旨。



      也许，打开缺口的私有经济在20多年的实践中，给出了“整体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的表象。然而，就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来一直苦恼的社会问题凸现了，而且难于解决：“社会财富难以避免的两极分化，贫富的差距导致社会阶层在意识形态和个人发展上的公平沟壑愈加显著”，最终“社会不稳定因素”也许难以实用修补制度来完全纠正。



      经济的私有化，将人性的贪欲表达得淋漓尽致。对于贪欲者的制裁和控制，又因为监管者本身的贪欲而常常失控，甚至实际上充当监管者的人本身来自于被监管者本身的雇佣。两者相互博弈的最终结局是，那些处于弱势群体的局外者利益始终得不到保证。也许，社会又将循环到彻底洗牌的地步，以社会的惨重代价来消除积累所造成的危垒。



    设计社会制度或者修补社会制度的进程，常常举足不前，很难系统兼顾。这也是信息真实度和行为人信息有限的必然结果；同时，由于往往处于考虑“社会稳定被破坏的代价”大于“改革所带来的发展”收益概率更大时，设计师们绝对不会轻易冒险。也许多个社会利益集团共同竞争政府的局面可以缓解或者改善这种局面，然而一旦出现两者相互勾结或者过分竞争的局面，社会弱势群体依旧得不到保证。



        这样的前提下，私有化的意义不就大打折扣了吗？而公开私有化的风险怎样去消弭呢？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目前的政治制度却走在全人类的末端，实在是让世界人民瞧不起！而众多国人竟如此麻木，只知道抱怨经济利益受损——上海的房价太高、股市太低迷、政府为什么不来救市呢？！殊不知，就是政府的所作所为让百姓受损！
        我不否认，在很多事情上政府的出发点是好的，但结果却事与愿违；更不要说那些本来出发点就不好的事情了！其实我们还是应信奉斯密自由放任的私人经济理论，政府最好只作个守夜人，管的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那些抓住经济利益不放的政府注定是个腐败的、低效率的政府！
        我们的政府为什么不转变呢？为什么不改变现行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呢？因为它们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在里边，不愿放弃；更重要的是促使这个政权死亡的因素还不够强大。专制政权的基础是农业经济，中国的农民太多，工业经济还太薄弱，不足以促使对方灭亡。这是国民党为什么在大陆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是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为什么没能实现向民主政权过渡的根本原因。再者就是外部的推动力不够。多么希望“美国大饼“来解放我们，有一天在长安街、在南京路站的都是“美国大饼，那么中国人民距离真正自由、幸福的日子就不远了。到了这个阶段才能够奢望超过日本人、才能够坐下来谈论台湾和大陆统一的问题，所以现在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仇日情绪、武力攻台都显示出了百姓的愚昧、容易被统治阶级所利用。

大家评论一下：
          谢谢你转引了老田的文章到这里。你也许想让我评论一下。老田写得很好。我很佩服。
          不过，另一方面，“资产阶级觉悟”这个词让我困惑。什么是“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觉悟”。在这里，老田完全把它视为贬义词。那么，相应的褒义词是什么呢？
          所以，我觉得，如果老田避免“资产阶级”这个词，可能会写得更好些。当然，用什么词来代替它，我也没有主意。我的感觉主要是，国内公众心理中，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等等都是贬义词，至少从道德上是如此。所以我们经常可以读到比如“因为是市场经济，所以我才这么做，所以某个企业、某个学校才这么做”。因此，市场经济被理解成一种为了富裕而不得不采取的低道德的制度，所以，市场经济在人心中没有地位，中国公众抛弃市场经济的心理基础没有改变。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老田用“资产阶级觉悟”一词是值得商榷的。在我看来，市场经济的道德要求其实很高。市场经济国家的实际也表明了这一点。当然，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工作还不够，官方宣传依然把市场经济理解成不道德或者低道德的。这方面必须改变，市场经济在中国才能够扎下根来。

方之恒：


        谢谢你的文章。公开私有化是有风险的，就像任何事情都有风险一样。我想问的是，不公开就没有风险吗？在我看来，不公开的风险更大。不过，在这里，我想提出另一个问题：如果不公开的含义是不向社会中某一部分人公开，那么，不向哪一部分人，不向谁公开呢？



        自然，我们可以把社会上的人分成几类，比如



1A。支持私有化的官员  1B。反对私有化的官员  1C。支持私有化但要求规范的官员

2A。支持私有化的学者  2B。反对私有化的学者  2C。支持私有化但要求规范的学者

3A。支持私有化的国企经理  3B。反对私有化的国企经理  3C。支持私有化但要求规范的国企经理

4A。支持私有化的国企职工  4B。反对私有化的国企职工  4C。支持私有化但要求规范的职工

5A。支持私有化的公众  5B。反对私有化的公众  5C。支持私有化但要求规范的公众



你完全可以有另外的分类。此外，我们也许还可以加上外国



6A。支持中国私有化的外国  5B。反对中国私有化的外国  5C。支持中国私有化但希望规范的外国



就我这里的分类来说，对外国，我们可能是大谈自己的私有化，所以比如有某地某年私有部门、民营经济发展达到了百分之多少的报道，这都是政绩，尤其在对外宣传上。所以，对外倒是公开的。在国内，私有化向谁不公开、向谁保密呢？



官员、学者都知道私有化。就是最反对私有化的学者，也知道中国在搞私有化。那些搞政治经济学宣传的“学者”，有谁不清楚中国的在私有化？那些文革思维的官员、那些坚持公有制的官员，比我们更清楚中国的私有化。当然，我完全承认，十年前，当中国刚刚开始搞私有化的时候，可能不愿意让这些反对私有化的官员、学者知道，以免他们反对，而采取了说一套做一套的做法，搞不公开的私有化。但现在，中国私有化的规模已经如此巨大，MBO成了报纸的大标题，即使反对私有化的官员、学者也知道了事实。不公开，显然不再是不向他们公开了。



国企经理呢？你认为他们不知道吗？你以为他们真的相信“民营化”，把国企交给他们经营而非交给他们所有吗？我想他们是知道私有化的，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他们为什么先要把企业搞糟，无法解释他们为什么把企业出售价格定得很低？我认为，无论反对的、支持的、支持但要求规范的国企经理，都知道国企在私有化。



所以，如果说公开有风险，那么，对这三部分人来说，其实都已经公开，而我们至今没有感到很大的风险。因此，说公开有风险，就是对后面两类人群公开会有风险。但后面两类人群严格说来都是公众。对他们说明真相，会有什么风险呢？



怕他们反对私有化吗？如果公众都反对私有化，那么，这场私有化和由它建立的私有制肯定长不了。你也可能设想，现在不告诉他们，等私有制建立了，再慢慢告诉他们，让他们适应，让他们认同私有制。这种想法不能够说没有道理。但是，如果真的是这种想法，那么，你现在搞的私有化就会规范。你越是不公开，你就应当做得越规范，以便在未来公开的时候，能够向公众解释说，当时的不公开确实是为了他们的缓慢认同，所以私有化尽管没有公开，可做得都很规范，经得起公开时公众必然会要求的检查。



可是，也许你都不得不承认，我们现在做的太不规范，以至于这种想法可能连你也觉得无法认可。你可能觉得外国比我们做得不规范的多得多。但后来制度也长久维持下来了。比如英国的圈地运动是不规范的血与火的过程。可是，如果你了解一下事实，就会知道那里的圈地运动都有法可依，英国议会为圈地通过了几千条法律，而且绝大部分圈地都得通过该土地上的人同意。所以，圈地后建立起来的制度才没有反复，也没有很大的修正。



你也许不相信这一点。我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你知道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收入最不平等的国家。原先你大概会想，中国收入比较平等，那些资本主义国家收入那么不平等，景象一定非常可悲、可恨。但现在中国是最不平等的国家了，你可能不一定觉得可悲、可恨。可是，你以前觉得的可悲、可恨的状况其实比中国现在的状况还要好。因此，你当时觉得的可悲、可恨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是你误信了宣传的结果。对圈地运动也是这样。看看中国的私有化，你会发现圈地运动很少有可指责的地方。那是公开的，大家认可的，法律规范的财产所有权变更。那些法律，就是今天拿出来读，都没有很多可指责的地方。与此相比，中国私有化，这么大的规模，到现在连个法律也没有，连公开都有顾虑，恐怕世界经济史上没有比它更不规范的大规模财产所有权变更了。



不向公众公开的理由是什么呢？我认为，从中国的现实看，几乎只可能是有权有势者担心自己难以做手脚。你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公开宣布私有化，公众对私有化过程的警觉性立即大大提高，对规范的要求立即大大强化，有权有势者做手脚的难度立即大大增加。不想做手脚的话，根本不会担心公众知道，反而会用公开化来寻求公众的支持和监督。毛泽东搞公私合营，搞土地改革，为什么能够公开、能够采取法律形式，就是因为他和他的朋友不想为自己做手脚。英国圈地运动为什么能够公开，就是因为一部分主持公道的人（用马克思的话说，公道、正直、专业的英国人）敢于说话并且有机会说话，使得想并且也可能做手脚的人不得不收敛。



在财产所有权发生大规模变动的时候，谁如果想就能够做手脚呢？只能是有权有势的人。如果他们不想，当然是国之大幸、民之大幸。但你也会承认，很多有权有势者是想做手脚的。如何才能使他们被迫收敛呢？你认为不公开，不立法，不执法，是为了保护弱势人群。我认为正好相反，是保护了想而且能够做手脚的人。因为不公开，弱势人群不明白那些人的手脚，不立法、不执法，又给了他们做手脚的足够空间。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公开了、立法了怎么样？立法和公开都必须顾及到情理，顾及到所谓空洞的大道理，而这些大道理恰恰保护的是弱势人群，比如企业要卖，如果公开和立法，就几乎不可能规定要卖给企业原法人代表：很简单，那不合情理。这样的公开和立法对谁不利呢？显然对想低价买企业或者自卖自买的企业原法人代表不利，对弱势人群没有不利之处。



对此，我们也可以另外举一个例子。高校招生的内部比例。这大概也是中国仅有的。有人也许认为这对弱势人群有利，因为他们可以得到照顾而进大学。但是，如果真的这样，内部比例早就公开办理了，因为公众能够接受这一点。可是，没有任何一个高校愿意公开。这里的原因就是，享受这内部比例的，都是有权有势者。而如果公开了，享受比例的将只可能是弱势人群。所以，正是弱势人群才需要公开。因为，即使有权有势者也在公众要个面子，所以，公开化会让他们收敛自己的非分要求。在国企私有化问题上，公开化同样会让有权有势者收敛自己的非分要求。而只要有权有势者做的不过分，社会稳定就不成为问题。社会不稳定的根源是有权有势者的过度行为。中国社会的每一次不稳定告诉我们这一点。所以，不对公众公开，希望公众忍受有权有势者过分的掠夺行为，可能恰恰扩大了中国社会的不稳定。

尊敬的胡教授：
您好！
拜读您的再次批评文章后，我竟不知应如何作答。于是沉默。
近半年沉默，终于发现我与大师之间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了“劳动力是否具有一般商品那样具有的价值？”这一问题。

半年沉默中，不得不对“劳动力价值”重新思考。（请原谅我对劳动力价值与价格近乎着迷的偏爱）重新思考中，发现有以下几个问题，迷惑至深，特地前来请教，恳请指点迷津。



胡教授否认“劳动力具有某种内在价值”。胡教授认为：“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经济内才表现为商品形态（而不象一般产品那样在前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中已经表现为商品）”*。但是，根据我的理解，胡教授承认并坚持马克思的“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是商品”的观点。也就是说，《资本论》中的劳动力是商品，这点应该毋用争论。既然劳动力是商品，如果诚如您所言“在马克思那里否认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在交换前具有内在价值”，那么请问胡教授：劳动力商品在劳动力市场上进行交换的基础和标准是什么？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究竟是如何成交的？如果您认为他们是谈判的结果，那么，工人和资本家作为谈判双方其各自的依据是什么？



期盼赐复！

非常感谢！



学生：王红霞

    2005.2

胡老师你好:
我是财大的一名研究生,现在正准备考博.但在复习的过程中,希望能多做课后题,苦于没有答案.不知道胡老师在教高微的时候有没有高微课后题的答案呢?如果的有的话,希望能复印一份.谢谢.

胡教授：
您好，感谢您在网站上提供的丰富资料，不知您能否提供最近一期即０４年１０月的经济学试题，谢谢．

胡老师：
        您好！
        今年我报考财大西方经济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初试成绩超过四百分。想请胡老师告知以往西经专业的复试程序如何，专业课是如何复试的，有怎样的要求。
        期待您的答复，谢谢！

王红霞：

你好！非常感谢你的问题。正如我在给你的电子邮件中所说，你提出的问题需要认真的思索，而我的脑筋一时没有回到这些问题上来。不过，我想先提一句。你能够对某个理论问题有特殊的偏爱，那是你的幸运。这样的偏爱是一类非常高级的奢侈品，不是一般人能够获得的。它会充实你的生活，提高你的人生境界（而不仅仅提高你的理论水平）。同时，理论问题的突破也依赖于个别人对问题的执着，穷追不舍，使原先的理论根底暴露无遗，它的有效性的范围将显示得清清楚楚，此时，新的理论就有了出发点。


我们现在讨论的情况就是如此。你穷追不舍，而我必须面对你的问题，必须把我认为的马克思的逻辑贯彻到底，不管观察到底得到的结果可信还是荒谬。另一方面，我现在又无法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到你的问题上来。这里，我想粗略地回答一下你的问题，我的回答对我自己而言也是不成熟的，因为最好不要视为是我关于这些问题的经过深入思考的回答。



我否认劳动力价值是在消费过程中生产出来的。这是我在“略论服务业资本”中的所有阐述的背后的一个基本思想或者假设。这应当符合马克思的意思。马克思多次指出，劳动力价值相当于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我理解他的意思是说劳动力价值在量上相当于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量。但劳动力价值不是用这些生活资料生产出来的，不象商品的内在价值是物质投入的价值加劳动新创造的价值。



诚然，劳动力对资本家是有用的，对工人是没有用的，因此才有劳动力转让的必要。从抽象的角度看，这和商品转让的原理一样。但在马克思理论中，商品是劳动产品，因为在它进入交换过程时，它已经具有生产过程赋予的它的“内在价值”，交换中发生的情况会使实现它的转让的交换价值高于或者低于它的内在价值。劳动力商品如果没有内在价值，那么，它有没有一个它的交换价值围绕变动的某种“中间价值”、“轴线价值”呢？

马克思认为是有的，这就是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A）。劳动者在和资本家交换劳动力的时候，交换价值B有时高于（A）有时低于（A）。B>A时，工人身上的金锁链会松一些；B<A,  工人就得受苦。

对马克思的这个观点，我们当然可以提出问题：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量如何决定（生活资料的价值是生产过程决定了的），我的“略论服务业资本”试图从一个角度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回答资本家是否以及怎样降低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量。而你追问的问题也许可以这样表述：在资本家采取了一切可能的降低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生活资料数量后，资本家在劳动力市场上总得给工人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这“一定数量”是如何决定的呢？打个例子。如果只生产粮食一种产品，你的问题是，为什么资本家雇佣一个劳动力1个月要给劳动力30斤粮食、而工人也接受30斤粮食并为此到资本家那里去工作



这个问题也许是合适的，但至少它是可以问的。你觉得呢？如果你也觉得如此，你是否可以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呢？或者，下次我们共同来回答这个问题。

考博人：
对不起，我没有高微的习题答案。我在教那本书的时候，没有要求学生做习题。许多学生自觉做题目，你最好到学习这本书的学生那里了解。

王刚：

对不起，我没有那一份试卷。
你也许注意到，我公开的那些试卷几乎都是我自己出的试卷。根据我的理解，我对我出的试卷有一定程度的版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以某种形式把它公开。

yjxk:

祝贺你考出这么好的成绩。以往，复试的教授会随意地问复试的同学少数几个专业问题。对此，作点准备、多看看专业书是必要的。同时，复试在总分中占的比重小，所以你不必太重视，还是自己多多读一些书为上。

我想问一下机会成本的含义是什么？怎么计算？比如，在学习和工作之间进行选择的话，学习需要花费1000元学费，而工作则可以赚2000元工资，那么，如果选择学习，放弃工作的话，学习的机会成本是不是学费加工资？还是只是2000元的工资？如果选择工作的话，工作的机会成本是多少呢？是负的1000元学费再加上学习的未来收益吗？盼回复，谢谢！

胡教授：
你好，我报考上海财经大学初试成绩３８０，但我本科是会计自考，请问胡教授依据你在上财的经验，我在复试中会遭遇歧视吗？

看了“无欲则刚”，想到两件事。一事是欧阳修的妻子问他，现在非为人弟子，何以战战兢兢一如当年？他答曰：怕弟子、后人嘲笑；另一事是当年我以赵传的歌词请教哲学老师“生命的尊严和生活的压力，哪一个更重要？”老师答我，个人与社会之战，如螳臂当车。必要时要屈从。我们尊敬执善固执的学者，正因为难能可贵。

到了无欲则刚的境界，应是很快乐很自由很自然的，没到那个境界硬那样要求自己，肯定比有欲不刚还痛苦.

lily:
学习的机会成本应当是放弃的工作收入加上学习的额外支出。
至于工作的机会成本是学习在未来的收益。
我们通常用理性人一生的最大化来考虑这个问题。在参数给定后，理性人决定自己一生的时间配置，其中脱产学习和工作之间的时间配置又属于最重要的一个人经济学决策。

当然在真实世界里，人不是或者不仅仅是经济人，所以经济决策只是人生决策的一个方面，而且往往在最关键的时候还不是最重要的方面。

长江人：
        如果在我当初在西方经济学专业参加复试，你不会受到歧视。其实，你应当证明，自考是比正规大学教育更艰难的学习道路。你能够把这条路走通并走到了复试的考场，你的毅力、你的学习能力应当会更强，从而在强调主动学习的研究生阶段应当更有优势。
        我不知道你考的是什么专业。一般来说，越是门槛高的专业，现在的教师就越是经过了自选择的过程，当初勇敢地踏向这个专业，因此在复试时平均来说越会重视考生的真才实学。
        当然，无论如何，靠真才实学。只要你明显地强，那么，别人要想歧视你也很难。所以，关键不是别人的歧视，而是你自己不要自卑，自己要对自己有信心，相信自己可以和正规大学生一比。

亚人：
        你说的很对。就我来说，我记得曾国藩说过一个人有两条途径可以达到高尚的境界，一是天生，二是读书（当然不是为职业读书）。我肯定算不上天生境界就高的人，于是只好靠读书，靠思考，靠自省。我是一个有欲又有向刚之心的人，在读书过程中，由于不可能太远地脱离现实，由于每日见到“可欲”，因此痛苦是有的。所以，他人的监督和批评、舆论的公开和自由，和自己的内省一样，是促使自己向无欲则刚的境界前行的必要条件。
        前些天写过一个短文，提到我年轻的时候，政府把青年人分成三类：根正苗红的接班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不可挽救的青年。我当时被划为第二类，很感激，还可以教育的。后来我走的基本上是自我教育的过程，根据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好人来要求自己。这个过程要说没有痛苦，是假话。可是，即使痛苦，也不应当改变方向，不应当停步，我想。

胡老师你好，下文是我对那篇文章的一点粗浅看法，罗嗦一大通，其实内容只有一个，那就是从产业角度讲，服务业中的消费只能是生产性的消费（例如理发刀的磨损），而不应该包含个人消费。

胡老师通过对服务业的分析，认为服务业不创造价值，相反，服务业要把原来创造出来的价值随着消费过程而消灭掉。服务业的利润、服务业工人的工资，这些价值不是自己所创造的，它们最终来自产业资本所创造的价值。胡老师的论述大约的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服务业资本出现之前，产业工人的劳动力价值比较高，产业资本为了降低劳动力价值，才派生出服务业资本，因此，服务业资本存在的理由就是为了降低劳动力价值，也就是降低再生产劳动力所需的消费资料的量。并举出了浴室节约能源的例子说明社会化的服务业能够节省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在现实中，比如珠三角某些工厂其职工食堂价格低廉的伙食，某些小煤矿的公共浴室，这些由产业资本提供的服务，确实有利于产业工人劳动力价值的降低。但是，由此就能断定服务业的职能仅在于此吗？笔者对此不敢苟同，认为这与马克思逻辑体系的矛盾在于其否认了等价交换规律，其根源在于对服务业的断点定义不清，即混淆了服务业的生产过程与消费者的消费过程的区别，即把服务业工人的劳动和消费者的消费混为一谈了。事实上，“服务业要把原来创造出来的价值随着消费过程而消灭掉”这样的表述很迷惑人，从句式上看，消灭价值的似乎是服务业，但消费过程的主体却是消费者，这样，服务业在别人的过程中消灭了价值，就显得有点矛盾了，所以，服务业不应该是消灭价值的直接主体。


1、  服务业是否创造价值



服务业到底是不创造价值呢，还是创造出价值继而被消费了呢。胡老师认为服务劳动过程是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是一个从物到人的过程，其产品就是劳动力，服务业的劳动没有凝结在商品里，因此是不创造价值的。但是，服务劳动过程是生产和交换、消费同步进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的主体，有服务业者，还有消费者，我们不能够依据这个最终的结果就作出这样的论断，而需要面对前面提出的那个问题。在交换的环节中，消费者作为交换的一方当事人，他和服务业者以什么作为交换标的，根据等价交换规律，消费者付出的货币和什么等价呢。本人认为，显然是服务劳动者提供了这个标的，在这个标的上，凝结着服务业者的劳动，这个标的就是服务劳动创造出来的效用，所以服务业者应该是创造了价值的。



下面就寻章摘句，回顾一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一篇第一章Ⅳ总循环关于运输业的有关论断：



“……但是运输业所出售的东西，就是场所的变动。它产生的效用，是和运输过程即运输业的生产过程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效用只能在生产过程中被消费；……但是这种效用的交换价值，和任何其它商品的交换价值一样，都是由其中消耗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价值加上运输工人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决定的。至于这种效用的消费，它也是和其他商品完全一样的。如果它是个人消费的，那末它的价值就和消费一起消失。如果它是生产消费的，……那末它的价值就作为追加价值转移到商品本身中去。因此运输业的公式应该是：G?W(A,PM)…P?G’，因为被支付的和被消费的，是生产过程本身，而不是能和它分离的产品。”



显然，马克思认为运输业在生产过程中是创造价值的，不过，“如果它是个人消费的，那末它的价值就和消费一起消失。”其情况就如胡老师所论述的服务业。所以，可以看出，马克思也是支持价值单向运动，消费消灭价值的，但是作为一种产业，服务业并不是“社会化的消费”过程，消费的主体是接受服务劳动的消费者，他们是服务劳动的劳动对象，但是并不是服务劳动劳动的产品（服务劳动的劳动产品可能是其所创造出来的效用）。



事实上，我们不能把消费过程包含到生产产业里面去，否则，因为价值的运动是单向的，这样任何产业如果将其范围延长到消费者的消费行为，那么，都可以说其是不创造价值。所以，虽然服务业中生产和消费是同步进行的，时间上无法加以区分，但是必须从逻辑上区分开来。



2、  服务业资本循环：G?W?0，胡老师说其意图是说明价值最终被消灭，但是这能冠名为“服务业的资本循环”吗，服务业资本循环应该在于服务业资本家的资本在生产、流通中的变化情况，我们知道，服务业资本家持有的资本在不断增殖，所以列出这样的资本循环公式就让人难以理解了。



本文中的消费都指个人消费，不是指生产性消费。

罪名一：政治的冷漠与投机
一方面，大学生们表示自己厌恶现行政治，但同时，他们又不可避免、不顾廉耻地投靠现行政治。他们既不理解又不相信共产主义，但同时，为了各种实际利益，他们又踊跃参加党课学习，主动申请入党。面对中国的腐败潮流，大学生们并不痛心疾首，而一旦他们有机会，则决不放弃腐败的机会。
罪名二：理性的侏儒
当今中国大学生缺乏基本的三大能力：辨别真假、是非的判断能力，辨别善恶、好坏的道德能力，以及辨别美丑的审美能力。大学生不敢怀疑现实、尤其是权威，无条件相信报纸、电视、教科书，用所谓的“唯物辩证法”来对待现实中的经济混乱、政治腐败，以及一切污浊的社会现象。

罪名三：玩物丧志

“一起床就开始玩《传奇》、半夜了宿舍楼还在激烈地打CS……”日前，以“cs”（“反恐精英”的简称）、“传奇”为代表的网络游戏在大学校园中十分盛行，一些大学生甚至沉溺于网络游戏中，荒废了学业。      　　

罪名四：学术精神的失落

他们睡懒觉、逃课、上网、打工、谈恋爱……但就是不肯认真读书。临到考试，他们便毫无羞耻地作弊，其作弊手段完全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至于学术论文，他们便四处剽窃、任意拼凑。他们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学术意识，一切为了混一个烫金毕业证，为了找一个出力不多、但报酬丰厚的工作，满足自己的高级物质生活享受。

罪名五：道德素质低下

当今中国大学生中鲜有雅皮士，而更多的是嬉皮、泼皮。他们行为放荡，毫无基本的道德感。不尊重老师，不尊重同学，不尊重自身。教师上课，他们自顾聊天、吃巧克力、听随身听、化妆、呼呼大睡、半搂半抱着谈情说爱、打手机，旁若无人。                            　　

罪名六：生理与心理缺憾

现在，大学里经常活动着的只有两种人：迷恋足球的男生，以及练健美操的女生。某校一位女生刚爬上八楼，就犯了心脏病，死在楼梯边，另一男生则死在运动会800米跑道上。大学生的心理素质也差，他们缺乏信仰，缺乏毅力，缺乏进取精神和承受力。稍有成绩，他们便趾高气扬，得意忘形；遭遇挫折，他们便斗志全无，灰心丧气。即便是失恋这类生活小事，他们也无法承受，或凶残报复，或痛不欲生。颓唐、堕落、自杀的事件，时有发生。

胡老师；您好！
您可能已记不得我了吧！我恐怕是您教过的学生中最不起眼的一个了。“朽木不可雕也”！
我现在依然混饭于财大图书馆，但却“发迹”于“经济学家”、“价值中国”等小字辈网站。
前几天我写了篇关于您的网文，实在是大不敬；却是我的由衷之言。今天附上，让您见笑了。

叶行昆



谈胡景北老师二三事及其经济思想

叶行昆

    

    不久前，笔者在“价值中国”盗用了胡景北老师的两篇关于私有制思想的文章，但是反响不大，这倒是令人玩味的事；也不由得引发了一些感想。

一． 考试与吃饭：在我修博士生必修课时，有幸听了胡老师与朱保华老师共同开设的“西方经济学”。由于慧根不行，悟性太差，对于二位老师的学问、教诲似懂非懂，不知所云。真是“朽木不可雕也”。期末考题好像是关于“经济增长模型”什么的，我立马傻眼，只好犹如“瞎猫捉死老鼠”一般，胡言乱语；结果得了个80分，实在有点受宠若惊，汗颜不已。考试方式是，任课老师出几道题，由考生自选一题。当胡老师收到我的卷子时，看着我发黄的试纸，不无幽默地说，“怪不得是学经济思想史的，连试卷都是发黄的。”考试完毕，接到通知：吃饭！哇！正中下怀。饭局，乃人生一大快事也。酒过半巡，我悄悄地对同坐说：“如何埋单？”答曰：“老师请客！”我顿时谔然。读了半辈子的书，竟有如此好事？便将信将疑地请教胡老师。答曰：“在国外，博士生选你的课，你就是博导；成了你们的博导，我才有饭吃。是你们选了我的课，给我吃了饭；所以今天我要请你们吃饭”。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二． 挂牌与院长：胡老师毕业于中国的北大、南开的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完成于德国；可谓是土鳖与海归的混血儿。取中西文化之所长，汲东西智慧之精髓；在当代学人中不可多得。在上海财大任教时，“愤世嫉俗”，“恨私心有所不尽”；竟然在“经济学消息报”上以十万年薪挂牌抛售，是否有否“俱乐部”摘牌，吾辈不得而知；但一时传为美谈，却是事实。后来荣登财大经济学院长，可不一会儿就卸任了。可能是胡老师是专才，而非通才；是人才，而非奴才。行政管理，官场游戏非其所长吧。依我浅见，胡老师是位有睿智的学者，而非不学有术的政客（politician）。上海财大经济学院有两位老师（也是前后两任院长）的奇峰对峙：程恩富老师主国有经济（曾有《国有经济主导论》一书赠笔者。），胡景北老师挺私有经济。前者创办了“海派经济学论坛”(hp.shufe.edu.cn)，后者打造了“三好坞”(www.sanhaowu.net)。两位老师各持己见，各有千秋，；形成了上海财大特有的一道风景线，令我们这帮学生大跌眼镜。（笔者有幸都修过这俩位老师的课，获益匪浅，倘若谓之终身收受益，亦不为过。先哲云：“朝闻道，夕死可矣！”不无道理。）程老师曾被请进中南海作演讲，现任财大“马列经济研究室”主任，风光依旧；而胡老师则离开财大，云游他方。求学时的此时此景，此一时彼一时，如今成了过眼云烟。抚今追昔，真令人有“往事不堪回首”之感。

三． 经济思想：一位从事于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工作者，成功与否；最终取决于其有否经济思想。仅仅致力于教学与研究，而没有自己的经济思想，一定是个教书匠。而胡老师不仅书教得好，而且有思想；尤其是私有制思想。经济上的私有制，政治上的多党制，文化上的多元制，是形成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市场进经济与私有制之关系，胡老师有真知灼见。诺思说过：“技术引进，硬制度的模仿；都不难。而意识形态，信仰系统的转变就不大容易了”（大意如此）。笔者以为，我国开始进入市场经济至今已有年头了，光为了挣钱，不仅仅是市场经济的全部；而意识形态，信仰体统，价值取向等仍处于初级阶段，甚至于是处于尚未被启蒙的原始阶段。仔细读读胡景北老师的文章，好好领略他的经济思想，会有所启迪的。



本文首发于：“价值中国”

www.chinavalue.net

2005-3-28

写于“面壁居”

本人消息闭塞，请问各位：      胡老师离开财大，现身居何处

好象是去了同济。

前些天想出个“有效剩余劳动”，初始甚感有所得。近日来再思，却觉问题多多，恐怕不如Keynes的“有效需求”概念，后者现在虽然不用，但却给过当时人很多启迪。于是有几日不来看自己的网页。今天感谢朋友提醒，上来一看，才知道热闹多多。这里的留言板虽然不是严谨的学术讨论处，可追求的却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高尚情怀，因此容不得明显属于低级趣味的文字，以及商业广告之类。今后如果朋友们发现这里出现类似文字，还望用电子邮件或电话等通知我，以便迅速删除。这里先预先表示感谢。

（这封信，也许我们能够对高尚和卑鄙有更多的理解：）

匿名妓女致陆教授的一封信
红袖添香            万年小妖            2004-11-10  11:16

（转引自：http://read.anhuinews.com/system/2004/11/10/001041554.shtml）





陆教授：

你好，最近还好吧？

本来想保持沉默来着，可最近总觉得有些心里话不吐不快，想打通你留给我的手机号，又担心你会迁怒于我，于是就写这封信给你。

你一夜成名，我指的是不仅在你的学术领域而是更大范围内成名，且成名的理由还与我有关，这是我没想到的，看来我低估了自已的能力，也高估了你的能力。

那天，我和你在一起时，一直听你侃侃而谈你的学术研究，甚至在我们XX的时候，你也不忘拿出你的名片向我炫耀。其实我想告诉你，即使你再有学问，头衔再多，对于我来说都没所谓，因为在我来看，所有花钱来买我的男人没什么差别，都是最原始的冲动。

我本是一个小女子，年少的时候，和所有的女子一样向往明媚的生活，可是父母双亡和偏远的生活，加之家里还有一个弟弟需要我赚钱供他读书，我才不得已辍学。对于我来说，沦为妓女，并不是我的本意，我也羞于向我的弟弟说明他的学费从哪里而来，我对弟弟的爱是苍天可鉴的。

有人说妓女是我的职业，甚至有人说妓女要合法化，我只是一笑置之。我每天经历形形色色的男人，他们以为只要给我钱，就自以为是的买到了什么，可是在我麻木的神经背后，我清晰的听到来自姐妹们的心声：男人们，你们出卖的是自已，你们买走的不是我们的肉体，而是我们的冷笑。也许你也听说过，我们有几个姐妹因你们而染上性病，而他们在独自承受痛苦之余，正在以传染给更多的男人的方式报答男人们。职业？我不相信，如果我是你们的姐妹，你还会说妓女是我们的职业吗？

我知道男人是鄙视我们的，可是我一直想说的是，我更鄙视你们。当你们在我身上纵横驰骋的时候，我的心在笑，在笑一个个人为光环的背后，竟然有如此肮脏的灵魂。别告诉我你是灵魂工程师，别告诉我你在从事百年树人的事业，别告诉我你曾为社会做出过多少贡献，因为我不相信，在您的教育下，您的学生会如何？！我鄙视你，是因为你这样的男人，让我开始怀疑，怀疑我自已在做什么？难道我所付出的一切，只是为了我的弟弟有一天会尊称你这样的人为老师？是的，我不仅鄙视你，还痛恨你，痛恨你让我对弟弟前途的最后一点希望变成泡影！

我还知道，你现在可能会恨，恨是不是什么人在争你的院长职位，或是学术地位而嫁祸于你，也可能会报怨妻子的冷落令你走到今天。可我想说的是，虽然我卑为妓女，我也确信：你这样的男人本来就不配坐在某个位子上，更不配谈及神圣的爱情。如果你跪在妻子面前痛哭流涕地说你错了，你爱的是她，妻子也许会一时心软为了你的家给你一份宽容，但你这一段将是她永远的心结，她将和我一样不再相信爱情，她会怀疑你给她生活费共同经营家的时候，算不算是变相的嫖妓？

别和我谈什么高尚，是的，也许在你们的眼中，我已与高尚二字无缘，但是也请你们不要再玷污高尚两个字。如果我是不得已在出卖身体，那你们就是在出卖灵魂。也许你仍会在某处爬起，也许你仍旧会满嘴的仁义道德，但请记住：在那些转轨时期人们的茫然目光中，在一座钟楼上面，有一个如卡西莫多一样看起来丑陋的面孔，曾经衬托过你和同情你的人们那一个个可鄙的灵魂！

如果我在黑暗中挣扎的时候，仍旧有一丝对光明的期待，那就是：

我期待，我含辛茹苦供他上学体味高等教育的弟弟，别碰到你这样的导师。

我还期待，你那十几岁的儿子，不会对学识、教养、亲情、爱情和人性绝望！

先生您好:
        能看到凤凰卫视中文台吗?他们从今天开始每晚19:55分播样板戏的事,今天是《红灯记》，明天是《沙家浜》。又能看到那个时代的明星偶像了，挺亲的。

胡老师：
        您好！马上财大西经专业就要复试了，我这两天有点浮躁。复试考察范围是中级西经，没指定参考书目。不知笔试考察的难度如何，口试时老师们会提基本的问题，还是较难的看学生的反应及潜力。
        胡老师，去年的复试想必您是考官之一，可否就去年的情形指点一二。
        谢谢！

zrzdj： 
        你好！关于西经复试，我参与的都是口试。在口试中，我本人都是问问过去学过的课程、专业、为什么报考西经专业。从课程、专业中会随意找个专业问题问，并且会追问一、两个层次下去。如果别的导师已经就课程、专业问过，我便随意问一两个专业问题。第一个回答不出，就再问一个或两个。我提出的问题，一个两个回答不出来都不要紧，尤其在追问时回答不出不要紧，不要慌。有一个问题能够大致回答出来就可以了。除了特别差的同学外，一般情况下都能够过关，因为录取时起主要作用的是初试成绩。

胡景北

万姓本家：
        您好！久没上胡老师的主页了，今日看到您的留言，知道你考上财大博士甚是羡慕，特借胡老师的留言板向你表示祝贺。我已给你的邮箱留言，希望就考财大博士一事得到您的指点。我的e-mail是：[email protected].

今天在天涯经济杂谈上看到茅于轼教授所出的七个经济题目,让我很是困扰,看似平常却很难回答清楚,谁能帮忙拨开云雾呢,诶

下面就是茅于轼教授所出的七个题目： 
　　　　

　　　　1．何以穷国和富国同工而不同酬？ 

　　　　

　　　　从简单劳动如餐馆里洗碗，到复杂劳动如外科手术大夫，几乎一切行业中中国的从业人员所得到的待遇远远比不上美国同行的待遇。我们也可以不用货币收入，通过汇率折算，而可以直接比较吃、穿、住、用、玩的实际生活水平，这一结论仍旧成立。 

　　　　有的经济学家解释说，一般而言，美国工人使用的工具先进，所以同样劳动产出的价值较多。可是拿洗碗，理发等服务业来说，工具的先进并不起多大作用。再说中国也有高度自动化的流水生产线，那甲工人的待遇仍不能和美国工人衍比。 

　　　　由于穷国和富国同工不同酬，当他们之间发生贸易时，富国包含少量劳动的产品可以交换穷国包含大量劳动的产品，因而有的经济学家认为是富国剥削了穷国。可是在没有贸易往来时，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仍旧存在，这显然不能用剥削来解释。正因为存在这一现象，所以不少人希望移民到富国去，使自己支付同样的劳动能得到较好的享受。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一切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劳动是财富唯一的泉源。根据这一理论，质量和数量相同的劳动应该创造出相同的价值，可是政治经济学从来没有对富国和穷国同工不同酬的事实作出任何最起码的解释。 

　　　　

　　　　2．投机活动是否创造财富？ 

　　　　

　　　　这里我们将投机活动定义为一些人既不生产又不消费，买进只是为了卖出，并从买卖差值中赚钱的活动。这包括房地产、股票、期货的投机，也包括囤积居奇，制造价格差别从中渔利的行为。 

　　　　如果投机活动不创造财富，那么投机赚的钱只是一种变相欺骗，把别人口袋里的钱骗到自己口袋里，那就和赌博没多少区别。世界各国政府多半禁止赌博，却极少禁止投机。 

　　　　如果投机钱确实创造了财富，那么这一部分钱应该计人国民生产总值。那么请问，投机分子为谁服了务？生产出了什么产品？对社会作出了什么贡献？ 

　　　　

　　　　3．交换能否创造价值？ 

　　　　

　　　　据说，市场经济的特点是等价交换，意思大概是说买卖双方谁也挣不了谁的钱，同 

　　　　时谁也不会吃亏。可是做买卖不是小孩子玩过家家，而是为了赚钱。无论是国际贸易或是国内贸易，任何一笔双方积极参与的公平交易，都同时为双方带来利益。当然，这并不是说做买卖永远都能赚钱，蚀本的情况是存在的。但大多数情况下只要双方出于自愿同意，任一方赔钱的交易是做不成的。 

　　　　如果承认了交换能赚钱，试问这新增的价值从何而来？ 

　　　　假定一头羊与一柄斧交换，交换之前和交换之后都是一头羊一柄斧，仅仅是变换了他们的所有者。从劳动创造价值来看，交换能创利更不能自圆其说。 

　　　　你是相信交换能创造价值，还是坚信交换不能创造价值，你的理由何在？另一种说法的错误何在？ 

　　　　

　　　　4．汇率是由什么决定的？ 

　　　　

　　　　汇率是两种货币的交换比例。货币之所以有价，是因为它有购买力，因此货币交换的比例显然应该等于两种货币购买力的比。这种论断大量地流行于当今肤浅的教科书里，但其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两种货币的购买力的比取决于买什么东西。例如，用美元买汽车，其购买力约为人民币的20倍，但用美元买旅游鞋，两块美元也顶不上一块钱人民币。实际上，正因为买各种商品时两种货币购买力的比价不同，才有国际贸易发生。用美元买汽车便宜，而用人民币买旅游鞋便宜，所以才有中国出口旅游鞋进门汽车。 

　　　　对上述问题比较接近的说法是汇率取决于两种货币的供需情况，当用人民币买美元供不应求时，美元汇价上升，反之则下跌。然而这一答案只是对现实的描述，井未从经济理论上加以说明。譬如这样的汇率和购买力比较有什么关系？这种汇率有什么特点？它是有利于两国，还是不利于两国，或有利于其中的某一国？ 

　　　　

　　　　5．“有计划、按比例”有什么错？ 

　　　　

　　　　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是“有计划、按比例”。每当国民经济出毛病时，我们总可发 

　　　　现是某种比例失调所引起的，所以事先把比例掌握好，就不致发生比例失调的毛病，因而才有“有计划，按比例”的说法。市场经济则是靠着成千上万个生产者和消费者通过价格机制来调节，它无疑带有盲目性。当然价格确能调节余缺，因为供过于求时价格下降，从而消费增加，生产减少；供不应求时则相反。然而这种余缺调剂能否实现我们所需要的比例，却没有任何保证，是什么理由，我们竟放弃了这个基本规律，改换为市场的盲目调节呢？ 

　　　　

　　　　6．钱能不能度量价值？什么条件下它能？什么条件下不能？ 

　　　　

　　　　我们知道，凡是不能交换的东西，都不能用钱度量其价值。健康是有价值的，然而不能交换。一个人生了病，不论他愿意出多少钱给别人，也不论别人有多愿意用自己的健康去交换钱，事实上也无法做到。除了健康，还有友谊、爱情、创造欲望和好奇欲望的满足等等，也都不能用钱交换。 

　　　　那么，凡是能交换的东西是否都能用钱来度量其价值呢？工厂产品的价格高于它原料的价格，其差价是否精确地表明了工厂创造的价值？由于市场价格的波动，即使工厂内部的生产状况完全照旧，它创造的财富是否也相应地变动？一个人做生意赚了钱是否证明他创造了价值？ 

　　　　

　　　　7．是什么决定了一物的价格？ 

　　　　

　　　　我们知道，价格等于成本加利润。一般而言，产品的成本是企业已知的，所以上述问题也可以表述什么决定了利润。 

　　　　利润的变化很大，有时可能是负的，这就是企业亏损；有时可能超过了成本，使利润率达到百分之百。企业没有不希望多赚钱的，那么是什么限制了利润呢？ 

　　　　合理利润又是多少？如果你是一名物价检查员，你将如何去执行任务？利润率达到什么水平可以称之为暴利？如果你认为利润率达到50％以上就可以算暴利，你如何去说服坚持10％作标准的人？ 

　　　　

　　　　问题已经提了出来，答卷平均能评多少分，没有人统计。但从北大校院内沸沸扬扬的议论来看，大家开始反省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教育是否有助于我国建设市场经济的大业？这种教学究竟给学生多少有用的知识？大学教学本来应该领先于现实的发展，可是这一门课程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当然，这些司题并不是仅仅针对北大的。但几十年来北大师生一直是我国学术和文化的先驱者，也许会在经济学的教学改革上率先行动。

　　

　　欢迎大家踊跃回答

演讲人  Larry.  Ellison是Oracle的CEO。  Larry.  Ellison　在耶鲁大学2000届毕业典礼上发表了以下世人看来最为狂妄、不受欢迎但又是现实真实状况的演讲。
---------------------------------------------------------------------------------
　　［演讲内容］


　　耶鲁的毕业生们，我很抱歉——如果你们不喜欢这样的开场。我想请你们为我做一件事。请你---好好看一看周围，看一看站在你左边的同学，看一看站在你右边的同学。 



　　请你设想这样的情况：从现在起5年之后，10年之后，或30年之后，今天站在你左边的这个人会是一个失败者；右边的这个人，同样，也是个失败者。而你，站在中间的家伙，你以为会怎样？一样是失败者。失败的经历。失败的优等生。 



　　说实话，今天我站在这里，并没有看到一千个毕业生的灿烂未来。我没有看到一千个行业的一千名卓越领导者，我只看到了一千个失败者。你们感到沮丧，这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我，埃里森，一个退学生，竟然在美国最具声望的学府里这样厚颜地散布异端？我来告诉你原因。因为，我，埃里森，这个行星上第二富有的人，是个退学生，而你不是。因为比尔·盖茨，这个行星上最富有的人——就目前而言---是个退学生，而你不是。因为艾伦，这个行星上第三富有的人，也退了学，而你没有。再来一点证据吧，因为戴尔，这个行星上第九富有的人——他的排位还在不断上升，也是个退学生。而你，不是。 



　　......你们非常沮丧，这是可以理解的。 



　　你们将来需要这些有用的工作习惯。你将来需要这种'治疗'。你需要它们，因为你没辍学，所以你永远不会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哦，当然，你可以，也许，以你的方式进步到第10位，第11位，就像Steve。但，我没有告诉你他在为谁工作，是吧？ 



　　根据记载，他是研究生时辍的学，开化得稍晚了些。 



　　现在，我猜想你们中间很多人，也许是绝大多数人，正在琢磨，'我能做什么？  我究竟有没有前途？'当然没有。太晚了，你们已经吸收了太多东西，以为自己懂得太多。你们再也不是19岁了。你们有了'内置'的帽子，哦，我指的可不是你们脑袋上的学位帽。 



　　嗯......你们已经非常沮丧啦。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现在可能是讨论实质的时候啦—— 



　　绝不是为了你们，2000年毕业生。你们已经被报销，不予考虑了。我想，你们就偷偷摸摸去干那年薪20万的可怜工作吧，在那里，工资单是由你两年前辍学的同班同学签字开出来的。事实上，我是寄希望于眼下还没有毕业的同学。我要对他们说，离开这里。收拾好你的东西，带着你的点子，别再回来。退学吧，开始行动。 



　　我要告诉你，一顶帽子一套学位服必然要让你沦落......就像这些保安马上要把我从这个讲台上撵走一样必然......（此时，Larry被带离了讲台）

[email protected]：
 
谢谢你的评论和问题。首先感谢你发现了《资本论》中含有“价值在消费过程”中消失的意思的一句话。这能够支持我的那篇文章。当然，我必须说，你或者其他人也许甚至肯定能够在《资本论》或者《剩余价值学说史》中找出不同或者相反意思的话。我属于读书不求甚解的人，尤其读译文，只求理解大意，因此特定的词句记忆不够。有空时，我一定找找德文版和英文版对照看看你指出的那段话。
 

但我更感谢的是你提出的问题。你的问题是不是可以理解成

1）服务业劳动可以分解成生产性和消费性两个侧面，而服务业劳动可以从生产性方面理解

2）接受服务业劳动的人可以视为服务业的劳动对象，而非劳动产品。

 

对第一个问题，我想从理论上说，任何劳动都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来分析，问题是针对某类劳动比如服务业劳动，这样的分法是否必要。我原来思考过这个问题，我当时的结论是，如果用你的逻辑，可能就不存在清楚的消费过程。比如一个人吃饭，我们说他咀嚼是生产性劳动还是消费性劳动呢？我想，劳动是不是可以定义为人的体力和脑力的一种有目的的支出。如果是的话，咀嚼显然是一种劳动。如果某人因为生病而无力咀嚼或某个婴儿不会咀嚼而需要他人代为咀嚼（在哺育孩子时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那么，咀嚼就成为一种劳动甚至生产性或者可盈利的劳动，因为咀嚼后可直接喂给病人或婴儿的食物是劳动产品。但如果一个人自己咀嚼自己吃，也就是说，在他的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还没有（社会性地）分开的时候，我想，把他的咀嚼劳动视为消费性的劳动，就是其劳动价值在创造的同时也消失的劳动，可能更简单一些（当然简单不就是好）。



咀嚼是一种有物质产品的劳动，因此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严格地从消费过程中区分出来。生活中还存在许多分离不出独立于人身的物质产品的劳动，就像擦背。我小时候到浴室还看到过擦背工人的服务。从逻辑上我们可以把这样的劳动分离为生产和消费两类。我们设想擦背工人创造了价值，它体现在他收到的报酬上（我们先考虑一个个体户，并且暂不考虑物质资料转移的问题）。被擦背者得到了擦背者的劳动产品，付出了报酬，然后自己再把购买的擦背者的“劳动产品”“消费”了。如果我们要问：被擦背者如何“消费”了或者如何把他购买的擦背者的“劳动产品”转化为人呢？被擦背者购买的产品的价值如何消失呢？也许在你的思考中这些问题不再存在，也许这些问题依然存在。这里的关键是，如果被擦背者消费自己购买的“擦背”（注意：不是可能发明出来的擦背器）和擦背者“生产”“擦背”没有区别，我们是不是有必要把它分离为生产和消费过程？



我想，有没有必要分离，可能无法事先确定。西哲说“可能性是在对不可能加以试探后发现的”。所以，如果你有时间，是不是先试探试探，看用你说的这种逻辑上的分离，是不是能够在《资本论》框架内说明服务业劳动。如果能够说明了，再看它和不分离的说明，哪一种（假设你没有证明不分离的做法不符合《资本论》框架）更容易为被接受些或者更符合科学的其他标准。



你的第二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有类似之处。在第一个问题中，我们把被擦背者视为劳动对象，劳动产品是个抽象的并且不再体现在任何独立于人身的产品上的概念。



你说的如果像我那种不分离的做法，就很难理解我提出的服务业资本运动公式。是的，确实不容易一下子就理解它。但我有时想，就像我们不能够一下子就理解地球绕太阳转一样。当然，我知道我的这个理由不一定充分。我当时的设想是作为服务业资本的实体，例如它预付的服务业生产资料和服务业可变资本，其价值都消失了，在消费过程中消失了，而它取得的补偿是另一种东西，即接受服务业劳动的人原先取得的报酬。



劳动是体力和脑力的支出。几乎任何劳动都可以取得报酬。问题是取得报酬的劳动是否一定能够创造马克思意义上的价值、马克思认为价值是物化了的劳动。人化了的劳动呢？不清楚。按照你上面的思路，似乎不存在人化了的劳动。但人的消费过程往往同时需要付出劳动，就像植物的光合作用放出氧气的同时也需要吸收氧气来从事光合作用一样。我的论服务业资本文章想说的是，如果存在人化的劳动，那么，这样的劳动不创造价值，因为人本身没有价值。  不过，我完全承认有多种方式可能把服务业资本纳入到马克思的框架内；同时，也可能存在非马克思的理论框架，可以容纳服务业资本。

我也强烈希望世界早日正起来，可胡老师呀？世界如何才能正起来呢？对于一个自我强化的制度，就象癌一样，它的扩张导致它寄存的机体死亡，从而它本身也死亡。谋求新生的路在哪里？无欲则刚，跟着就是“哀莫大于心死”，是没有了欲望，既无所求，便乏进取，以至于近乎凄冷。眼下有一种环境就是顺我着昌，逆我者亡。有人这是体制内生存的代价。由是，我很羡慕清华那个画家的辞职。由此，也能够理解人才的出逃

adamxu:
感谢你的上载。不过你上载的内容只是9宗罪里的6宗罪，我不知道另外3宗罪是什么。
在了解了当代大学生“罪”的时候，我也想为他们辩解。每一代大学生都有“罪”。打个比方吧，我最近重读了《啼笑因缘》，樊家树大概算不上一个无罪的大学生。我在1978年进大学。但那时的大学生平均年龄远远超过正常水平，因此不能够作为正常情况看待。即使如此，你所讲的6宗罪，当时都有表现。自然，没有现在明显。但是，也许正是因为那时的大学生今天当上了省长、市长、部长、校长、院长、院士、教授，才导致了今天你在大学生中看到的更突出的“罪状”。比如政治的冷漠和投机，理性的侏儒，学术精神的失落，难道在今天的省市部长、校长、院长、教授身上不是同样突出吗？只是他们现在有了权利来批评现在的学生了。自然，你可以说1950年代、1960年代不是这样。可那时候没有任何言论自由，在报纸上和各校各系的总结上，在你能够看到的所有媒体上，自然都是“到处莺歌燕舞”：谁敢侮蔑新社会的大学生呢？另一方面，即使当时情况真是那样，大学生真的是个个英姿焕发，也是一个短暂的特殊阶段，就像在短期战争中人们的行为那样。在一种盲目的宗教或者准宗教高度强调的时期，在整个组织的监控和督促下，群众比如大学生群众是可能在精神状态上非常积极向“上”的，道德上很纯洁的。但这不能够持久，并往往发展成更为混乱的阶段。
我的意思是说，不要把过去的某个阶段看得过于理想。现在阶段虽然糟糕，但也有希望。

自然，我希望我的学生、其他学生能够避免你列举的“罪”。但我只能要求自己，而不愿意要求他们。我的基本想法是，我们首先把每一个人看成是普通人。至少大多数人来说，每个人既有人性和主动性，也有兽性和惰性，我们不能够指望大多数人（至少在现在和未来的1000年里）都具有很高的人性和主动性，都能够很好地抑制兽性和惰性。而更多地激发大多数人人性和主动性的方式，可能是让他们成为和我们、和自认为理想人的人平等的自由人，同时让每个人对自己负责。在这个基础上每个人都将受到别人的约束。对你、我来说，最重要的可能是不要把人理想化。不把人理想化，我们就不会提倡和支持某种“纯洁社会”即实际上的专制社会，我们也才会想象在大的方面用法治调节平等自由和应当为自己负责的人之间关系的社会。其次，如何处理普通人的关系呢？我认为应当强调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在这里，你看到的更多的是学生应当对自己负责，即义务。一个大学生如果向你上面所说的那样，那么很可能毕业不了。但如果学校认为三、五个学生毕业不了是改革成就，十个学生毕业不了就是工作不力，对学校评奖、领导升迁不利，于是睁只眼闭只眼，那么学生无需为自己负责。如果学校履行自己的培养合格学生的义务，不合格的学生无论多少、无论关系多硬，都不能够取得文凭，那么，学生会更多地为自己负责，或者干脆像另一个留言上Larry说的那样，辍学走人，去寻求更适合自己、比留在学校更能够为自己负责的机会去。

叶行昆老师：
        谢谢你的回忆。好像我当年说过那句“连试卷都是黄的”调侃。如今回忆，自然别有风味，所以我也不必为你当年可能出现的难堪抱歉了。
        至于你说的经济思想。我不敢当。你说的我的那些想法，在包括世界各国的经济思想史上，早已经是常识了。
        在我的印象上，你的机会不算多。如今你抓住了网络提供的机会，“发迹”了，可喜可贺。但愿网络给你、我以及所有人的机会永存。

My  friend's  friend:

Much  thanks  for  your  uploading  these  nice  and  cute  quotations.  They  read  as  a  beautiful  poem  and  leads  to  laugh  and  think  about  life.  Life  is  beautiful  and  worthy  to  live,  so  believe  I  from  the  bottom  of  heart.  Reading  poems  and  quotations  similar  to  what  you  gave  me  make  the  life  more  interesting  and  nicer.  Thank  you. 

信中最后两句话尤其让我感动，让我理解自己作为导师的责任：

如果我在黑暗中挣扎的时候，仍旧有一丝对光明的期待，那就是：

我期待，我含辛茹苦供他上学体味高等教育的弟弟，别碰到你这样的导师。

我还期待，你那十几岁的儿子，不会对学识、教养、亲情、爱情和人性绝望！

亚人：
对不起，我在自己和同事家的有线电视上都没有找到凤凰卫视。好像凤凰卫视不是哪里都允许收看的。
我住在上海市区。

dodolo：

我没有读过茅先生那7个问题。如果你上传的不错，那我的第一感觉，这些问题几乎都是在国内的政治经济学框架内提出的问题，而我不喜欢在那个框架内讨论问题，因为我觉得那个框架没有学术价值，不值得为它浪费时间。


你在留言最后说：

“问题已经提了出来，答卷平均能评多少分，没有人统计。但从北大校院内沸沸扬扬的议论来看，大家开始反省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教育是否有助于我国建设市场经济的大业？这种教学究竟给学生多少有用的知识？大学教学本来应该领先于现实的发展，可是这一门课程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当然，这些司题并不是仅仅针对北大的。但几十年来北大师生一直是我国学术和文化的先驱者，也许会在经济学的教学改革上率先行动。”



我想，如果北大才“开始反省”，那么，这些问题在我这里、在我过去工作的上海财大，从基本点上说早已经解决。所以，比如我当院长以前，上海财大经济学院尽管是政治经济学专业人在主持，可他们依然一再加大西方经济学教学，以至于即使在那时，上海财大就把硕士生入学考试“经济学”科目改成全部考西方经济学内容了。



所以，我建议，在你欢迎大家踊跃回答的时候，你应当先声明你允许人放弃政治经济学框架。

　　

adamxu：

arry  无疑说出了真理，但也只是部分真理。辍学者和同时入学后来毕业的人相比20年后的收入，毕竟后者的平均数更高，方差更小。
但是，天才尤其商业天才不是学校教育出来的。上过MBA  的人肯定都知道这一点。但大多数人毕竟不是商业天才，大多数人毕竟是普通人。就像我刚刚在另一篇留言中所说，我们不要把大部分人视为理想人。Larry  在提出大家辍学的时候，可能把大家都视为商业天才了。

另一方面，觉得自己在某个方面有特别的才能，就不要顾及学位，该走就走。我们许多人可能什么都想得到，结果反而湮灭了自己的特殊才能。我们的教育制度也是这样，湮灭特殊才能。就此而言，Larry对我们是一个警醒。

傅高勋：

        谢谢你的留言。前两年我在双周夜话中写了一篇为什么赞成留学生留在国外，后来受到很多批评。如今你理解了陈丹青（清华画家），你大概也能够理解我的那篇文章了。
      一个人对自己不喜欢的制度可以采取离开的方式，如果他发现让他更少不喜欢甚至喜欢的其他制度的话。这就是通常说的“用脚投票”。在这里，个人的意愿是第一位的。所在单位、社区、组织、地区、国家等等的利益都在其次。尤其在不能够用手投票却又可能用脚投票的地方，人的流向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人心的向背。



      至于中国如何正起来。我想，就像上面我说个人意愿第一位一样，在这里，个人的正也是第一位的。在任何丑恶制度下都有正人。这里，个人坚持正的时候，同样应当把所在单位、社区、组织、地区、国家等等的利益放在其次。对你、我来说，我们走的是正路（至少基本上如此），竟然也走到了今天有时间有条件在网络上交谈的地步，而没有被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不正的制度遏制在最低层，就此而言，我觉得没有理由感叹“哀莫大于心死”，你说呢？

我也在网上看了很多朋友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真正精彩的有针对的回答都是跳出了传统政经的框框,正如胡老师所言
其实,用现代西经的观点去思考这些问题基本都能给出答案,所以掂量着估计那矛教授给出这7个问题的真正用意应该是在质疑我们传统政经的时代性.

1、你没有任何职业道德。如果不爱自己的工作，你可以选择去开饭馆，去做营业员。陆老师为你提供谋生的机会，你却如此刻毒的攻击他，这种人活在世上，就是悲哀。
2、陆老师到底有多大的过错？我不认为他有多大的错。自古以来文人政客，常常是多情种子；加之现在的社会背景及当事人的家庭状况，我觉得有此举动实为正常。请大家少一点指责，多一点理解。

        抱歉，上次留言应该把题目改为当代大学生的六宗罪，这是我从别的网页上看到的帖子，帖子里边讲述了九宗罪，但我认为那三宗罪不是罪，所以就省略了。另外“三宗罪”是：
一：生活腐化
追求档次，崇尚名牌；经常光顾高消费文体娱乐场所；配备高档通讯设备；外出上街，常坐出租车；聚会交友，大讲排场等。其所占比例虽然不大，但其绝对数不小，而对他人的负面影响非常大。在一些学生中，盲目消费、攀比消费、赶潮消费、媚俗性消费、“面子”消费、超前消费等高消费甚至浪费现象非常普遍。
二：堕落傍款 

“傍大款”在今天的中国女大学生嘴里，说起来不再那么时髦了。时下全国高校的美女群就是绑款族，越是名牌大学越是公开，越是校花美女越有可能。“傍大款”也不再是社会女青年的特许，随着商品狂潮的冲击，女大学生也毫不逊色的投入这一新兴的“第三产业”，她们以自己年轻的肉体作为资本，参与绑大款的行业。

三：寄生依赖

大学生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收入，维持高消费无疑要依赖父母，有钱就花，花完就要，花得心安理得，全不顾父母的窘迫。在糟蹋父母的辛苦钱、加重父母的经济负担时，从未想过脱离寄生后的日子只能靠自己。

        高消费不是什么罪；傍款堕落是他们的自由；寄生依赖据我所知并不普遍，很多人在经济上还是比较自立的。

        我最感到悲哀的是政治的冷漠与投机，这使得我们这一代注定是垮掉的一代，这使得13亿国人在我们这一代生活状况（除了物质生活更重要的是精神世界）得到根本改善的愿望基本上不能实现。

        Larry的演讲固然偏激—如果大家都辍学，可能有很多基础科学研究很难深入；但是他的演讲反映了美国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得美国不断的创新和进步，不断地走在世界的前列。再看看我们的学生吧，辍学的也有，但大都不是自愿的，更多的人是安安稳稳的读书，然后拿到毕业证书，准备去政府谋职，当个公务员！

胡老师，对于你的回应帖子，我还有话想说。
首先我要解释的是，email里我并不是说服务业劳动可以分解成生产性和消费性两个侧面，而是说消费性的劳动与服务业根本就是没有关系的，服务业劳动只是生产服务，至于消费，则完全是消费者的事情。在您的论述中，“如果被擦背者消费自己购买的“擦背”（注意：不是可能发明出来的擦背器）和擦背者“生产”“擦背”没有区别，我们是不是有必要把它分离为生产和消费过程？”，对于这句话，我们如果用“苹果”代替“擦背”，那么，消费过程和生产过程是不是明显独立的，根本就不需要我们去分离了呢。
关于人化了的劳动：还拿运输业来说，按照你的观点，同样一列火车，如果运输的是货物，那么就创造了价值；如果运输的是旅客，那么就消灭了价值，可是，就提供运输服务的运输公司而言，不论是运输货物还是旅客，其劳动是同质的（单就把货物或者旅客从甲地运输到乙地而言），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前述天壤之别呢。显然还是因为接受服务的对象，如果运输的是旅客，那么是旅客消费了价值，而旅客的行为，我认为不应该包含在服务业劳动是否创造价值的论述范围之内。其他的服务业也可以如此类比，比如擦背不是擦在顾客身上，而是擦在地板上等等……所以，我认为所谓人化了的劳动，只能是特定消费者自身的“劳动”，例如他咀嚼了食物然后消化了，休息好了，健康的消费者才可能再生出来劳动力，而如果是病人，则不管谁来“提供人化了的劳动”，也不可能使其劳动“人化”。
所以，我想服务业者提供服务和消费者消费服务还是应该分开来看。

烦请赐教

  SOHO（Small    Office    Home    Office）族，是指利用微型办公室或者在家办公的工作者。和历史上以及当今一些不发达国家中的家庭作坊不同的是，SOHO工作族的生产工具是先进的信息武器，如电脑、数字传真机、互联网等。他们利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来找工作、接工作并完成工作。    
        SOHO以一种以小搏大、惟我独尊的工作新理念，向传统的上班形态发出强有力的挑战。在企业不断追求提升竞争力的风潮下，如何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已成为业界瞩目的焦点。在此时代背景下，一支劳动新军--SOHO族，伴着信息革命的号角，昂首阔步跨入劳动力市场。    
        在美国，SOHO族人口急速增长。从1988年到1998年，美国在家办公或者远程办公的人口增加了77％，估计总人数已经达到了4300万人。尤其令人惊讶的是，大约95％的新兴企业是由SOHO族创办的。日本SOHO族的增长速度虽然不如美国，但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企业外包业务不断扩大，员工和企业双方越来越重视节省通勤时间，这一切为SOHO族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前景。    
在中国SOHO也正在兴起.在家办工也流行开来.168建站网就是一个很不错的SOHO.是中国很不错的一个网络赚钱网站.已经有很多有志之士通过168建站网走向了制富的道路.

你想成为这一新型行业的一员吗?那就加入我们吧.

详情请访问http://www.168jz.com/1/index.asp?id=qml

或于我联系[email protected]

各位同学老师你们好！我今年考上海财经大学啊，但是被调剂到了财经研究所，国防经济学专业，实在不知道这个专业是干什么的！有谁了解指点一下，这个专业前景怎么样啊？希望胡老师和各位朋友指教！谢谢！

从我开始准备财大博士考试就经常浏览胡老师这个宝贵的网站，如今我已顺利入学，但我的计量经济学很差，以前没学过，所以对于经济建模等方面几乎无了解，我发现经常光顾胡老师这个网站的不乏学术精英，在此想请教一下如何自学计量经济，学习经济建模的话初级、中级应该看些什么书籍资料，学习哪些软件等等，谢谢！

李子奈编著.《计量经济学——方法和应用》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2003年8月第13次印刷.清华大学生出版社://www.tup.com.cn  客户电话:010-62776969.进入清华经济学院找到李老师,在他的主页上可以随时下载李子奈老师的计理经济学讲义.

刚才上了清华经管的网站，可惜没找到李子奈教授的个人主页，请亚人
兄告知，谢谢！

我刚看看是没有了.现在有一个李子奈授课的网址,不过我也没上过.mms://166.111.2.114/jiliangjingjixue/lizinai.wmv  另:我93年下载过一些李先生的讲义,如能留一个信箱我可以给你传过去.

今日在CENET看了全文,一点感想: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是社会环境束缚了学术，还是我们自己束缚了学术？
“中国最后一个传统知识分子”？

——您这样绝对的判断是不妥的。世界之大，即使有”最后一个“，他们也应该是一个群体，但是他们在现实中分散了，因为各自独立。

在高宏、高微中经常提到最大化定理，想知道这个定理的内容，请各位赐教！！！

我的邮箱是：[email protected],我这里也有一些收集的课件ppt，亚人兄可以在邮件中说一下你感兴趣的范围，如果有的话我发给你，大家多交流，共同进步^_^

妓女的贴子是很久前写的，没想到在这里会提及。不熟悉这里，只是路过说两句：看网文看文字本身就好，看里面对为人师表的期待就好，看字里行间对导师更深层次的尊重就好，没有尊重哪来的失望？没有失望哪会有这样的字？我宁愿没什么事可以让我写出这样的字来。请不要怀疑我的职业，那与妓女无关。：）

马克思认为，社会一旦有了少量剩余产品，就需要少数人管理它们。但如何来确定谁来当管理者？

“过分要求”是“管理者”是产生的原因，还是，“过分要求”是由于“管理者”而出现的

如题.

匿名：
谢谢你的回音。其实我们是相互“赐教”。你的看法是消费性劳动和服务业根本没有关系，服务业劳动是生产服务，而消费则是消费者的事情。问题是如果有一种服务业劳动和消费不可分，我们应当如何分析它。对于可分的劳动，都没有问题。因此，这里的问题可能变为：是不是存在着和消费不可分的服务业劳动：如果存在，那么你的看法大概不能运用于这样的服务业劳动，如果不存在，你的看法就可能运用于所有的服务业劳动。
我认为和消费不可分的服务业劳动是存在的。进一步说，即使现实中不存在，我们也可以逻辑地假想它存在，从而去做思维游戏，就像做思维课程的习题那样。虽然这样的习题意义不大，但学术研究和思维训练本身不必要有功利性。
一个劳动者再生产自己的劳动力和提高自己的劳动力，可能需要投入劳动。例如擦背、例如读书。自己给自己做是劳动，别人给自己应当做也是劳动。服务业和比如工厂生产不同的是它的劳动直接施加于人生上，而工厂生产施加于物品上。比如你举的苹果例子。母亲在家里为孩子榨苹果汁是劳动，工厂制造苹果汁也是劳动，只是后者没有成为生产经营性劳动。母亲为孩子削苹果皮是劳动，工厂也可以生产出削了皮的苹果出售。这里，孩子喝苹果汁、吃苹果是他的消费性劳动，是他自己为自己做的，也就是你说的消费是消费者自己的事情。消费是生产是分离的。

可是，擦背不是这样。母亲为婴儿洗澡，母亲是劳动，婴儿是消费。这里好像很难说洗澡是消费者自己的事情。我们知道在老人院里，护理员往往要为老人洗澡。对护理员来说，这是劳动，而且是有酬劳动；对老人来说，这是消费，而且是付酬的消费。这里，护理员的服务和老人的消费好像很难独立出来。

你比较擦背和擦地板。这两者当然不同。前者作用在消费者的人身上，后者作用在物品上。假定有个很简单的方法取下地板和安装地板，那么完全可以把地板集中到工厂去擦，就像把地毯拿去干洗一样。实际生活中把擦地板和擦背都说成家政服务业。但在我理解的马克思的框架内，或者我说的服务业，指的仅仅是人身服务业，比如擦背，而不包括擦地板，更不包括比如计算机维护等通常说的服务业。

至于运输业，这里需要的是理论分析，而不是笼统地概括，就像日常说的服务业概念不适用于马克思的框架一样。一个小企业的主人假期中开自己的车子去休闲度假，和他上班时开同一辆车去送货或者去为其他企业做咨询，就开车劳动来说，没有区别。但显然前者不创造价值，后者创造价值。如果该主人有两部车子，一部车专门用于休闲，另一部专门用于经营活动，那么，前一部车子的折旧将是价值的消灭，而后一部车的折旧则是价值的转移。你举的运输业例子也可以做如是的分析。这里，服务对象在这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确实不需要如理论那样去区别。比如日常生活中，我们不需要区别我们呼吸的是空气还是氧气，但化学和生物学却要区别它们。这是常识和理论的不同之处。

不知我的解释多少可行否？

孙玉杰：
        对不起，我也不知道国防经济学专业是干什么的。财大有这方面的专家招收该专业研究生，也很了不起。你入门后，能否告诉我们你的专业是干什么的？谢谢

xiaolier：
    对你的两个问题，我想也许如此：
    1.社会环境既束缚了学术，我们自己也束缚了学术。
    社会环境束缚学术，这点大家看得很清楚。因为学术要不唯书、不唯上。但我们所处的社会却强制我们唯书、唯上。

    我们自己束缚了学术，是因为我们作为学者实际上都不合格，因为我们没有坚持中国中国和世界几千年来的学术传统，而在大部分情况下顺从了唯书、唯上的要求，或者顺从了媚俗的要求。



      2.  “中国最后一个传统知识分子”

      这好像是我那篇文章中表达的希望。但我估计我不会是，现在的青年人中一定还会有像我这样的人，也遇到像我这样的事情，而且也会采取传统知识分子的做法。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或者大部分人都像我的那篇文章所对应的“匿名”先生希望我们的那样去做，中国的状况会大大地适合于知识分子生存，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将便得不可想象，就像这类事情今天在美国、德国甚至日本都不可想象那样。但中国知识分子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贴一歌词
《书香门第》之片尾曲《用爱写的家》：
“谁说识字忧患起，
偏偏是世代书香人家。

博古通今以明志，

淡泊宁静自高雅。

满屋的经史哲论，

一张口家国天下，

指点江山五千年，

激扬文字论华夏。



并非采菊东篱下，

不过是寻常百姓人家。

燕子飞过屋檐下，

炊烟袅袅映丹霞。

少不了家长里短，

说不尽酸甜苦辣，

心中明月清风，

坐看风云变化。



都是一样的路啊，

一样的雨雪风沙，

一样的世事冷暖，

一样的春秋冬夏。

都是一样的情啊，

一样的真真假假，

一样的悲欢离合，

一样用心写的爱，

用爱写的家。  ”

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危机

作者：任不寐
2005年5月13日星期五，于加拿大







《灾变论》中提出的“权力经济学”概念，是想建议西方经济学在分析中国问题的时候，最好把政府视为一种特殊的牟利组织或企业组织，否则，经济学对中国问题就缺乏宏观认知能力，而微观经济学最多只能沦落为智力上的游戏和企业会计。无论是“中国革命”、“中国建设”，还是“中国改革”，首先服从于经济人目标而不是意识形态目标。通过获取权力占用资源，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是中国政治的经济学本质。在“革命”时期，经济目标是以军事成本“换取”全社会的财富，并在“建设”时期通过建立集体权力占用制实施按权分配的分利制度。这时候所分配的利益主要是资源的使用权和支配权，它在三个方面是不完整的所有权：第一、占用权的行使以权力任期为时间限制；第二，权力等级和占用利益成正比，因此，实现利益最大化意味着追逐权力的最大化（任期和职位）；第三、财产权利不能公开转让和继承，因此缺乏增殖动机。“改革”一方面是通过明晰和延长占用权的期限（如承包制）以刺激增殖动机，另一方面就是完成从不完全的占用权分配到完全的所有权分配。但是，“改革”时期一方面将全部权力利益换算为货币形态，另一方面，权力最大化受到了时间因素（终身制基本废除）的硬性约束，时间要素因此成为权力货币化历史进程中的革命性因素，其直接后果是：权力更替期间将因置换占用权而导致经济危机。



最近发生的“北京门事件”和围绕上海房地产市场的冲突，实际上正是权力更替期间围绕置换占用权而产生的政治冲突。2005年5月第一周，香港的《凤凰周刊》刊登长文披露了“北京门事件”（嘉利来案）。2003年12月22日，中国国家商务部因纠正北京市政府行政行为而成被告，并在一审判决中败诉。  新华网评论称：嘉利来案实际上是北京市三个局级政府部门内部腐败分子共同涉入，联手黑社会合谋抢夺外商巨额投资权益的公务员诈骗案。目前更加引人瞩目的事件发生在上海。新华网5月11日报道，中央七部门11日联合出台《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意见的通知》，直指当前房地产投资规模过大、价格上涨过快的问题，要求各地要把调控楼市作为当前加强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众多出现问题的城市中，上海最为引人瞩目。上海房地产市场自1999年开始猛涨，连年房价涨幅都是双位数字。上海一家公司的资料显示，2004年上海市住宅商品房均价突破每平方米7472元，同比上涨23.75%。有评论还说，中国总理温家宝跟制造中国房市泡沫的利益集团现已进入最后的厮杀阶段，而上海，这一江泽民集团的后院，显然是这场征战的中心。



胡锦涛获取最高权力以来，反击房地产泡沫和宏观调控政策陆续同时出台。人们也许应该记得，江上任不久，1993年中国政府奉行了几乎完全一样的政策，环北部湾经济圈因此遭受重创。在江统治的15年里，唯一的经济变化是“长三角”作为经济热点取代北部湾，同时将这一机会主义的经济模式推向北京和全国。江泽民和朱鎔基通过“宏观调控”在华南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今天，胡锦涛和温家宝将在长三角重演同样的“亚洲戏剧”（谬尔达尔）。现在的问题是，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



江泽民牟利集团是逐步形成的。通过分配权力间接分配腐败利益和实现产权、资金向个人转移，不仅是获取政治效忠的手段，也是江泽民牟利集团的经济目的。这个集团在六四以后更清晰地将经济人理性上升为政治原则。但是，获取利益最大化要完成三个方面的的技术性安排：首先，在政治上取得权力并维持政治稳定。其次，把形式上的政治权力充实为实质上的政治权力，也就是把上一届权力控制和占用的资源重新收过中央政府，然后通过“投资”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按自己人分配。这是宏观调控的真正动机。第三、由自己人按“改革”给定的游戏规则，合法地将占用权转化为所有权，房地产、水电工程、股市等等机会主义经济盛行的地方，是权力市场最活跃的交易形式。这个交易中心在某种意义上是自己与自己交易。以房地产市场为例：中国房地产购买者主要不是直接需求者，而是投机商，而这个投机商与政府、银行建立了一个自己人集团，他们建立了一种“内部人控制机制”  ，其目标是通过连续拉动房地产价格，在不同的购买者之间分配银行贷款。这个分利企业由三部分功能组成：“政府”、“商业银行”和交易双方。政府的主要功能是垄断土地的出让（一级市场），政府因此采取警察力量从农民或城乡居民手中廉价掠夺土地，然后“政府”与“开发商”（背后是银行）完成二级交易。其次，开发商和购买者分别与“商业银行”联合起来，各自用银行的资金完成房地产的交易过程。只要房地产在理论上维持升值，这个过程可以连续循环下去，而每次交易形成的利润，合法地转移到个人手中。



这个过程发生需要一个外在的条件，就是银行没有彻底商业化，因此它可以不考虑投机风险。至于法律上的风险，由于房地产是不动产，可以在理论上通过抵押按揭等制度设置规避这一风险。这正是权力经济学钟爱房地产市场的原因之一。《中国经济时报》转引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的统计资料表明，大约60％的房地产投资来源于银行贷款。银行是目前房地产业的最大债主。文章承认，贷款人提供的收入证明、财产证明水分很大，至于房产“大鳄”们通过何种手段取得银行贷款，更是世人皆知的秘密。但是，这类分析都回避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那就银行明知是陷阱却积极参与，恰恰说明了中国金融体制不过是权力的出纳员。中国的银行完全清楚，房地产市场这当然不是真实的最终消费者构成的市场。有人统计，目前中国房屋价格至少高出中等收入消费者承受水平20～30%。2000年至2003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平均不到10％，而住宅销售额的增长却超过30％。  大中城市一套商品房的价格，平均超过个人年收入的30倍以上。有研究者转引2003年美国商务部的发布的报告指出，2003年中期美国的单栋新建住房的全国中间价格为19.5万美元，全国平均价格为24.2万美元，折合人民币分别为160万元和200万元。美国的单栋住宅与我国相对应的同类住宅就是别墅，按照上海市的当前价格，类型相当的房子价格约为300～400万元，大约是美国平均水平的2倍。亚洲周刊转引2005年3月21日《中华工商时报》的消息称：截至2005年2月末，上海全市中资金融机构商业性房地产贷款余额3715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29.3%，其中个人住房贷款余额2599亿元，同比增长43.5%。这些数据充分反映了中国房地产市场不过是权力利润的结算中心，而银行作为权力附属机构，成为权力市场合法的交易工具。



但是我们看到，上述交易过程的完成需要时间这个要素。无论是宏观调控置换上一届的权力占用权，还是土地等投资项目的准备，以及施工、设计、贷款等技术性的准备，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再加上一些政治因素，完全进入交易市场并收回利润，往往需要几年的时间。1992年华南沿海房地产泡沫破碎之后，一直到1999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才急剧爆热。显然，邓小平等元老的影响，使那一次宏观调控遇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因此延续了较长的时间。也就是说，江泽民集团窃国自肥，主要集中在邓后时期。相应的，从2000年底到2004年第二季度，全国平均住宅用地价格指数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上涨了44.2%，部分城市地价上涨更为惊人，天津、上海、南京、重庆等地上涨均超过50%，杭州上涨则超过了170%。其中，从2002年到2004年9月份，中国商品房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价格上涨超过四分之一。但是，这个交易过程正在热火朝天之际，由于“权力任期”的限制，可能突然间崩溃，并导致权力市场全面危机。一方面，既得权力集团必须在下一届政府全面夺取权力之前及时将占用权兑现，或者把既得权力真正转化为既得利益，并要保证在法律等技术层面不给接替者留下清算证据，在政治方面安置利益看守人。因此，北京门事件和中国股市的危机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这种“紧急出仓”的末日心态。但总的来说，这一“清仓运动”常常遇到交易时间短缺的限制，因此与新任权力集团之间发生冲突，从而导致权力市场的急剧崩溃。这正是上海房地产市场正在发生的故事。



胡温本着同样的理由要求“宏观调控”，制止房地产泡沫。这一新的置换占用权的运动已经发动，江时代刚刚进入交易状态的各级权力因此面临冲击。由于利益所系，这种冲突显然是非常残酷的。一般来说，每届政府任期四年，而四年时间基本上无法全部完成上述三个经济过程。这种规定性，意味着权力市场必然在权力更替时期遭受破坏，遭遇自己的经济危机周期。对于国家来说，每一轮交易浪费了大量的资金和财富：由于制度刚性，使房地产不可能完全按充分竞争市场的逻辑在低价上实现供需均衡，因此最后导致大量房地产有价无市的闲置和浪费，并使要素市场丧失国际竞争优势，从而造成事故地区经济的滞涨。1993年的宏观调控至今，环北部湾经济圈等于被抛弃了，那里的市场到现在仍然无法恢复。现在长三角以及全国范围内的房地产产市场崩溃，则意味着下一论权力市场的空间大大地缩小了，因此权力市场必须寻找新的交易方式。但无论这新的交易方式是什么（最近更多表现为直接的金融腐败，即银行官员直接卷款出逃），权力市场是以银行高储蓄为前提的。为了避免权力市场的彻底崩溃，新生代权力必须通过向军事部门和警察部门继续投资来维持秩序，这等于轮番鼓舞了军事部门和警察部门的分利要求与干政欲望。同时，将继续奉行传统的经济政策：即政府对资本流动实行管制、千方百计吸纳大量的储蓄资金、维持巨额官方外汇储备等。值得一提的是，“改革开放”将继续维持下去，因为私人企业和外商进入权力市场，对这个市场休克时期的稳定越来越重要。不过外资的介入也同时意味着风险，只是这个风险是全社会的，未必是权力当事人的。据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统计，境外资金直接流入房地产的比重，已由2001年的16．1％升至2003年25％以上，2004年前5个月更是达到32．6％。毫无疑问，外资涌入房地产业，也建立在对人民币增值的预期之上。而一旦这种预期无法实现，资本的大量撤离将带给房地产业致命伤。  因此，国有银行作为权力市场的输血机构和基本交易手段，仍然是重中之重。换言之，如果出现金融危机，则权力市场将彻底失灵。



那么中国出现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有多大。首先我们看看中国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专业人士统计，截止到2004年二季度，中国不良资产总额达3740亿美元，占GDP  的26.5%（包括银行本身的不良资产和所谓托管给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资产）。因此早有评论称中国银行理论上已经破产。中国政府一般采取以下几种方式缓解银行危机：第一、向银行注入资金以降低不良资产的比例，如2003年底政府向国有银行注入了近1680亿美元的资金，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于2004年1月得到了450亿美元的官方外汇储备。第二、银行上市募股圈钱，但是，很少有外国投资者对购买国有银行的股份感兴趣。第三、政府核销银行不良资产证券，有报道称，财政部已经“核销”了中国银行的254亿美元的证券和建设银行的157亿美元的证券。因此，实际上中国政府维系银行运转主要的手段是动用法律手段、财政资源和外汇储备。当然，基本的依靠仍然是中国居民的高储蓄传统（占总量43%），而这一储蓄习惯是以国家垄断银行为基本前提的。但是，中国的金融垄断很快面临冲击。为了履行中国入世协议，2006年底中国银行业必须向外资银行全面开放，因此人们有理由认为，外国银行将不断分割中国的储蓄资金。这样一来，避免金融危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银行不良资产因同等理由将继续增长），中国政府最后的手段就是建立在警察原则基础上的财政税收手段和外汇储备（2004年9月达5140亿美元），并继续控制资本的自由流动。我相信，在短期内，中国政府确实拥有大量资金可以用于银行不良资产的担保，但长期看，这种局面未必能维持。中国政府的外汇储备是最后一块没有完全进入权力市场的资源，但它完全可能成为下一轮权力市场的“经常性项目”或因管理不善而大量流失。晚清的对外贸易也曾经长期拥有“入超”优势，但这个优势是不稳定的。目前，中国对外贸易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已经开始回落，这是符合市场充分竞争的逻辑的。另外，权力市场所造成的越来越大的贫困人口，将以“不稳定”的方式占用越来越大的财政资金。这主要不是指构建“社会保障体系”，而是指维护常备军和警察力量。最后，近些年来权力市场的  膨胀，最大的代价是资源、能源和生态的败坏，无论是恢复环境还是向国际市场购买能源，将大量消耗的资金，这一局面从2002年已经开始了。



而且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在新一轮宏观调控完成之后，必然是新一轮的经济过热，这必然意味着银行不良资产的进一步增加。对于权力个人来说，新一轮反腐败将成为生死之战。资源占用权被置换之后，新的权力集团将一如既往地通过大量投资来安排权力交易所必须的市场条件。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中央权力投资支持下的GDP中心主义的增长。这是有经济学上的理由的。一方面，权力中心就是资本中心，另一方面，权力利润只能在投资过程中实现，包括支配权和通过交易完成的所有权置换。有经济学者估计资本和劳动这两个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认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在改革后中国的数值在0.6和0.4左右（2003年底中国股票市场市值占到GDP  的37%）。结论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平均70％以上）可以用要素的投入增长来解释。从宏观层面上看，中国的投资增长始终大大快于GDP  的增长以至于投资占GDP  的比重显著地上升。现在每年的投资总额已经占GDP  的40％。随着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的成本增长，投资对中国经济的“贡献”还会越来越大。经济统计方面的数据完全支持这一结论。众所周知，在1978－2003年期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年均9％以上的增长速度，经过25年增长，中国的GDP  已经升到了2003年超过11万亿元人民币的水平，相当于美国的一半。但是，与此同时，按照可比价格计算，中国当前人均国民收入为美国人均国民收入的3％。这一差距意味着，中国的“资本家”主要是由控制资本的“政治家”组成，而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与投资型经济没有任何关系。问题是中国的投资项目主要是机会主义项目，使以洗钱为首要目的的，这不仅造成了银行不良资产的增加，也必然毁灭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的竞争优势，同时制造大量的无能力就业的贫困人口。



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总的来说是关于市场经济的学说，这些分析范式遇到中国问题总是捉襟见肘。不仅如此，这种分析方法——把中国政府视为市场经济社会的政府——不仅掩盖了中国政府作为最大的企业组织这一基本真相，而且无法给出真正的改革建议。这是因为，关于这个权力企业的微观经济学还没有建立起来，无论是公共选择理论，还是制度经济学，甚至发展经济学，都没有把分析指标固定在权力上。也许路途并不遥远，“产权分析”转为“权力分析”，基本上就可以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了。但问题是，即使经济学能够正视这个权力市场，却没有能力通过经济人理性真正改变这个封闭体系。本来，不少保守主义学者期待，权力的货币化最终会实现利润平均化，演进出一个充分市场化的社会。但是，由于这个市场的周期性危机或权力的周期性更替，以及政治机会成本极低等优势造成的权力市场排资本主义市场的成长，这个乐观主义的前景越来越渺茫。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理性转轨必须超越它的政治原罪，并把这种努力同时放在政治、文化和宗教等非经济领域。（全文完）

haha:
你问到最大化定理。但你的问题太泛。高宏、高微中有很多最大化定理，以及数学上的这类定理。你可能需要一个个地问。就其共同特点而言，我想就是在一定的假设前提下，达到特定意义上的最大化（最值、极值）所需要的条件和这些条件的性质。

tb:
      说不上“教”，大家讨论讨论，才能够把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清晰。同时，一个理论问题的解决，往往会带来十个新的问题。所以，讨论是无止境的。就你的问题而言，我从微观基础说起。我们都听说了患难夫妻容易齐心，条件好了就容易生变。所谓的条件好，用经济学的语言说，也许就是有剩余了。如何定义，最简便的方式是消费之后的收入和它的积累。有剩余就得管理。夫妻两个人平均花精力管不大可能；在两个人齐心的情况下，经济上肯定也不合算。于是一个人多管些。在齐心的情况下，也就是说每个人相信家庭内利他主义的时候，没有问题。谁是管理者或者谁多管谁少管或者不管，都不成问题。自然，如果这个家庭还想追求最大化（剩余的最大化），那么，谁多管谁少管就有了问题，因为两个人有不同的相对能力优势。但这更多地和自愿配置的技术方面有关，而较少和它的经济或者社会方面有关。但是，假如生变，即使不谈离异，就说其中一个人变得好赌。那么每个人在家庭内利他主义条件不再存在，家庭中开始出现了“私有化”趋势，谁管家庭剩余就变得重要起来，因为好赌者提出了“过分要求”。就这个例子来看，有了剩余不一定需要经济学意义上的管理者。或者说，出现经济学意义上的管理者的前提，可能不仅仅是马克思说的有了剩余，可能还要加上有了他人难以容忍的“过分要求”。
      是先有管理者后有“过分要求”还是先有“过分要求”后有管理者？在上面的例子中，是先有过分要求后有管理者，因为在夫妻中的某一个染上赌博习惯之前的管理者，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管理者。这一点是不是能够一般化？要仔细考虑。
如何确定谁当管理者呢？早期的管理者出现的历史需要人类学来回答。另外，早期的人类历史也在我们面前用其他形式，例如剖面的形式展开，所以我们每天都能够看到“谁当管理者”问题的解决。我的想法是管理者一般都由比较具有主动性的人担当。有人说社会上大约有20％的人比较有主动性。下面的一个重大问题便是：这是目前时代的事实，还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事实，或者，它更多地由人的生物学因素决定的，还是由社会学因素决定？这个问题多少类似于男女的问题。现在的大学教师多数是男性。造成它的原因主要是生物学的还是社会学的？这里，我还没有形成比较稳定的想法。知识显然也不够。

xiaolier：

      对不起，我在mp3.baidu.com上没有发现这首歌。所以没听成。麻烦你告诉链接，谢谢。

tb：
      对不起，我在关于管理者和剩余的留言中有一处文字错误，即“资源”写成了“自愿”，请留意。

胡老师:我有个问题想请教.
            我在搜集和分析软件盗版的问题.分析到后来不知道怎么做下去了.
软件行业是我国的重要行业,但自从其发展开始就一直存在着盗版问题,而由于被盗版的软件大多为国外软件制造商的产品所以经常引发关于知识产权保护是否过渡的争论,支持盗版者以社会福利为其理由,而反对者坚持知识产权保护有理由技术进步.本文通过使用产业经济学中的产品差别化理论对软件市场中盗版问题进行分析.
一,基本事实.

关于软件盗版有些公认的事实,这些事实是我们分析的起点.1,软件盗版在技术上无法克服,即无论正版软件制造商采用何种反盗版技术都无法防范自己的软件被盗版.2,盗版软件与正版软件在实用性上并不存在较大的差距,这点非常重要因为这意味着正版软件和盗版软件的产品差别不大.3,实施盗版所需的投入远远低于正版软件,因为盗版厂商无需支付研发支出.

二,基于一个正版厂商和一个盗版厂商市场结构的经济学分析.

1,软件市场反需求函数和需求函数.

由于正版软件和盗版软件的差别不大所以对于普通个人用户来讲它们的替代性相等大,我们用以下这组反需求函数来表示这种关系:p1=a-b(q1+θq2),p2=a-b(θq1+q2),(Bowley,1924,p.56)

其中,a和b为正,0≤θ≤1.θ取负值时模型成为一个互补商品的需求模型.若θ=0则一种商品的价格仅与本商品的产量有关,而与另一种商品无关,两种商品无替代性.θ越接近与1,两个变量之间的替代性越强;当θ=1则两种商品为完全替代,即对于消费者来讲产品1和产品2完全一样.很明显,在盗版问题上0＜θ＜1,且θ较为接近1.

通过转换反需求函数的方程式,可以得到Bowley模型所隐含的需求函数方程式:

q1=[(1-θ)a-p1+θp2]/(1-θ2)b    q2=(1-θ)a-p2+θp1]/(1-θ2)b    θ＜1

2,软件企业的成本函数和利润函数.

正版软件的成本函数可以表示为c1=f+c  q1,f表示固定成本这里相对于盗版厂商来说主要为研发支出,c表示不变的边际成本和平均变动成本.结合鲍利的线性需求模型,可得正版企业的利润函数为μ1=(  p1-c)[(1-θ)(a-c)-(p1-c)+θ(p2-c)]/  (1-θ2)b-f

相应的不包括大量研发支出的盗版厂商的成本函数为:  c1=  c  q2,其利润函数为:

μ2=(p2-c)[(1-θ)(a-c)-(  p2-c)+θ(p1-c)]/  (1-θ2)b

使μ1最大化的对于p1一阶条件给出了正版厂商相对了盗版厂商的价格最优反映函数:

2(p1-c)-  θ(p2-c)=(1-θ)(a-c)

同理盗版厂商的价格最优反映函数为:

2(p2-c)-  θ(p1-c)=(1-θ)(a-c)

由此可以确定均衡价格为p1=p2=c+(1-θ)(2-θ)/(a-c)

三,基于一个正版厂商和多个盗版厂商市场结构的经济学分析.

1,  伯特兰模型(Bertrand1883)与盗版厂商之间的竞争.

当多个盗版厂商出现时(这也是更为符合实际的假设),盗版厂商之间存在较为激烈的竞争,即盗版厂商的博弈对象不再是正版厂商而是其它的盗版厂商,而盗版软件之间则没有任何差别它们之间的竞争完全是价格竞争.经典伯特兰模型认为,当产品同质时,最终价格会降至边际成本.

经典伯特兰模型是建立在两个生产同质产品的厂商基础之上的,这两个厂商只能使用价格作为决策变量,同时假设两个厂商拥有相同的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且平均成本等于边际成本.图一揭示了厂商1相对与厂商2的最优反映曲线:当厂商2的价格低于边际成本(平均成本)时,厂商1选择边际成本作为其价格;当厂商2的价格高于边际成本(平均成本)低于垄断价格Pm(平均成本)时,厂商1选择略低于P2的价格作为其价格,并占有整个市场;当P2>Pm时,厂商1的价格定在Pm处.    

图像2  是厂商2相对于厂商1的最优反应曲线,厂商2和厂商1的最优反应曲线的焦点就是均衡点N,即P1=P2=MC

 

显然伯特兰模型的结论对于多个厂商也是成立,所以盗版厂商的价格会降至边际成本,这也能获得事实的支持,国内每个城市的盗版软件几乎全部都是一个价格.

2,基于多个盗版厂商市场环境的正版厂商的反应函数.

就是到这里,因为有了多个盗版厂商,所以我在两种处理方法前不知道用哪一种:第一中是用剩余曲线来说明正版厂商的行为,但是,正版软件和盗版软件不是同质的,好像不太合适.而且我上面用的全是求纳示均衡的方法来处理的.第二中就是把盗版厂商的P2换成C带到正版厂商的需求函数中去,但这样就把所有的盗版商看成了一个盗版商来处理,好像也不太合适.

所以现在分析不下去.



如果胡老师有时间的话,可不可以指点一下.

胡老师：
                你好！
                对于2003年10月上海财经大学博士入学考试的第四题“真实周期理论重视技术和政府支出等外生实际因素变化给经济造成的冲击，并试图由此来解释经济的周期波动。试说明这一理论如何解释技术冲击导致了产出、资本、和劳动共给波动的。”。戴维。罗默的《高级宏观经济学》第四章中对真实周期模型理论采用待定系数法求解模型，因过于复杂，没有给出结果。对于技术冲击的影响的  分析首先设定基本参数值，然后分析对产出、劳动共给等的影响。在考试中我们应该如何解答这道题呢？是分析模型还是首先设定基本参数值，然后如书中定量的分析。请胡老师指点一下，最好能解答一下这道题。
              另外，能否把2004年10月、2005年4月的上海财经大学博士入学经济学考试题上传到“教学资源”中，这对我们准备考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的同学门很有帮助。

            谢谢！！！！！

              2005.5.24

在初级微观经济学的教科书中，一般都是以厂商（firm）来阐述的，而很少用企业（corporation）来描述的。我的理解是企业更多的包含了经营与管理的问题在内，包括现代公司所具有的诸多内容，而厂商是更接近与工厂意义上的概念，是在一定技术约束下的产出与投入的关系问题，更符合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厂商黑箱理论。我查了许多教科书，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大多数都是以厂商理论来进行分析的，但也有用企业这一概念来形成理论框架。这里的问题是，虽然科斯之后，对企业的性质从交易成本方面进行介绍，并纳入了许多教科书中，但在传统的新古典框架中，或在最基本的初级教科书中，用企业代替厂商在逻辑上是否存在问题？

胡老师，我用附件发到你的信箱吧。是  [email protected]对吧？

D>T>:
你好！
关于你的问题，我不熟悉，只是尝试地提点想法。一部分是一般性的想法，另一部分更多地就事论事。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形成你的假说hypothesis。“对市场进行分析”本身不是假说或观点。

2． 软件或其他盗版有个国家保护或者国家主权问题。这使软件正版者无法跨国保护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正版厂商和盗版厂商不在一个市场上。

3． 当然，我们看到，比如国产软件也有大量盗版。这就是一个市场上的事情。但是，如果国家不想打击对国外软件的盗版，对国内正版的盗版的打击也就贯彻不了。

4． 在没有一个强大的法治和对盗版的强大打击下，研究这个问题，就像研究一个劳动致富的人A和一个强盗B之间竞争关系那样。A创造的财富W可以用一年，B在一年内任何时候可以把W抢走或者抢走一部分。于是A的选择只能是尽可能收藏W不让B发现，或者尽可能快地把W用完，B的选择是尽可能早地发现A创造出来的W并且抢过来。假如W的使用时间不能改变（如一年），那么，我们容易找到均衡点，就像我们在不少村庄看到一些村霸，但那里似乎也能够取得均衡一样。一个村霸横行的村庄稳定了20年，似乎也得说均衡。这是这样的均衡不能够给人（公众，而非村霸本人）一种幸福感，而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类的幸福，尤其是通过财富而给人类带来的幸福。

5． 上述例子表明，如果A没有好方法收藏财富，他就只好什么也不干，社会就停滞或者走向覆灭。当然，在村霸的例子里，出现的更可能是停滞，而非覆灭，因为村霸要保证自己的霸，需要至少让农民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平，于是他的抢是有“社会限制”的。这就像毛泽东时代，除了1958－1961年对农民抢得太过分之外，在别的时候，还得宣传宣传那个时代的优越性“社会主义不会饿死人”。

6． 可是，  在你的例子里，盗版厂商不存在“社会限制”。因此，按照你在第一部分得出的均衡价格，p1=p2=c+(1-θ)(2-θ)/(a-c)，由于(1-θ)较为接近0，所以p1接近于c，因此正版厂商利润非常可能为负，正版厂商不存，这个市场也就覆灭了。

7． 当然，软件市场没有覆灭或者正在覆灭过程中而我们都浑然不知。无论如何，这需要解释（至少为什么没有很快覆灭），所以，你的研究有意义。于是就事论事提一点；

A    两个市场问题。如果国外正版厂商靠着国外的无盗版市场（如果盗版不严重，我们可视为无盗版）已经多少能够收回研发费用的话，应当如何研究

这里的意思是，正版厂商可能面临两个市场：一个无盗版的市场，一是有盗版的市场，两个市场没有联系。

B    技术进步尤其是技术创新、模仿、购买专利或自创等问题，是近十年来研究的热点。这里的问题直接和市场结构有关，所以有人把它视为IO的一个重要分支。

C    似乎把正版和盗版视为同质产品，对你的分析才有意义。因此，只要不同质，你的整个框架就得变。对你说的普通人来说，你确实也可以把正版和盗版视为同质。。

产品同质，下面的问题就是厂商同质否？正版厂商和盗版厂商不同质，因为成本函数不同。但盗版厂商很多，它们是否同质呢？如果同质，考虑静态均衡是就可以选择有代表性的盗版厂商。如果不同质，就得找出他们不同质的所在。当然，如果研究动态过程，盗版厂商的同质性只能够在动态均衡实现时出现，而在趋于均衡的过程中是不同质的。但你目前考虑的似乎是静态问题。

D  你可能先要考虑一种理想状态。U厂商有一发明专利，但专利保护期内（0，t）的生产成本、市场需求状况不足以让U收回研发成本。它需要的保护期结束后仍然把研发成本加到价格上。从t＋1开始，其他厂商也可以生产该产品，并且无研发成本。

这里最重要的是没有一个强盗问题。其次，它可以更清楚地看出问题的本质。第三，你研究的盗版问题可以视为这个例子中t很小时的极端情形。

E  关键是你的假说。没有假说，论文就没有方向，具体问题就难以讨论。

8． 有一位老师（[email protected]）对技术进步研究很多，你也许可以请教请教。

我对问题确实不熟，就事论事说不好，不就事论事又太空，请原谅。

haha:
关于考试卷子，除了其中极少数外，我公布的卷子，都是我本人出的。我想我对它们有一定的知识产权，所以我就公布了。
后来我不出卷了。我想，如果网友把卷子或部分题目告我或者有关的卷子已经在其他网站出现了并且被我所知，我才可以把它们转载到我的个人网页上。
再次，田国强老师领导财大经济学院工作和财大的经济学工作后，他应当有一套完整的思路。在考硕、考博的经济学科目水准和设计上，相信田老师会有新的做法。所以，过去我出的卷子，对于考上海财大的硕士、博士的参考价值将大大降低甚至完全丧失。对此，我想特别提醒大家。



关于你提到的真实周期题目，当时的考试主要考核考生对书本的掌握程度，而不是应当它们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绝大多数甚至全部题目的答题要求是复述参考书上有关章节的内容，而不是解答习题。当时的想法是渐渐地淡化复述书本的色彩，而增加习题形式。你提到的题目的答题要求也是对书本内容的复述。学得好的学生，复述得多，甚至从“自从盘古开天地”说起，学得不好的学生，回答的不多，甚至完全没有答。简练地切合题目地回答问题，当然最好。但这里有的只是相对标准，没有标准答案。

非常感谢孙老师，胡老师为我们提供这么好的资源！

胡老师：
            请问作为一个国民经济专业的投资决策与分析的学生(硕士)是否应对财务分析有很好的了解？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做！ 
            财务分析或管理与会计专业有什么不同不？现在很多学校都有这两个专业！
            我仅想学下财务有不要考CPA不？

            在财务方面有象CPA的证书考试不？

            应该怎么样我才能让自己在今后做投资工作时立于不败之地？

            胡老师，  我可能问的比较乱，希见凉！

恐怕没有一样东西能让人在现实世界里立于不败之地。如果有，也许是不断的追求和永不休止的学习。

    胡老师：
                        请问作为一个国民经济专业的投资决策与分析的学生(硕士)是否应对财务分析有很好的了解？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做！    
                        财务分析或管理与会计专业有什么不同不？现在很多学校都有这两个专业！
                        我仅想学下财务有不要考CPA不？

                        在财务方面有象CPA的证书考试不？

                        胡老师，    我可能问的比较乱，希见凉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里保留着一个学者的独立人格和学术品质，不禁对胡景北教授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引用这句话表达我对胡老师的敬佩，和对上海财经大学的向往。
 

无聊的网站

niyafei:

我认为  一个国民经济专业的投资决策与分析的学生(硕士)必须对对财务分析有很好的了解。
财务分析对于投资决策和分析是绝对必要的。只是因为在我们这里，专业分的太细，才出现了你这个问题。



投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财务分析，投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是财务分析的结果。离开了财务分析，谈不上投资分析和投资决策。



财务分析和管理会计专业有什么不同？我也不清楚。我也不知道在财务方面是否有象CPA的证书考试。

                                              

我想，在谈企业问题时，我们的头脑里应当有一幅企业会计和财务的准确图像，明确的企业财务指标和其间关系的图像。这就像我们谈中国问题时头脑中要有一幅清楚的中国地图那样。就此而言，对财务分析的很好了解应当是你这个专业的前提条件。如果你觉得自己还不具备这样的前提，如果你想在今后的投资分析和决策工作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应当自己努力补上。

上财教授杨大楷疯狂剽窃芝大Cochrane教授01年新作！
上财教授杨大楷疯狂剽窃芝大Cochrane教授01年新作————《ASSET  PRICING》
令人发指的抄袭之作————《资产定价理论》上财
前几天去书店，快要走的时候。发现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的一本新书

——《资产定价理论》  杨大楷  杜新乐  肖烨  等编著 

当时买了别的书，急着要走，没仔细看内容，就随手买了一本。

回来一看，到是大吃一惊！————怎么内容那么熟悉呢？　稍微翻过COCHRANE那本《ASSET  PRCING》的人，就没办法不熟悉！

因为这本  书的前三部分  共  11章全部是对  《ASSET  PRCING》一书的抄袭！从目录到内容都是如此！

该书的参考文献及前言  根本没有提到  《ASSET  PRCING》一书！

对该书的第12章  《对基于消费的资产定价模型弱效的分析》  我保留继续追查的权利。

该书的第13章——-15章，是对三篇论文的介绍。  但我惊奇的发现————这三章除了语气词之外，基本是把三篇论文原封不动的翻译了一遍！！！

这不称为  抄袭  还能称为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

该书的最后一部分  （第六部分  中国股票市场的实证分析）  即第16章  中国股票市场的股价行为分析 

这一部分也是非常可笑，在一本400页的书前342页皆为抄袭的情况下，这最后40多页，作者们竟然没有自己做任何的实证分析，只是罗列了国内其他人做的一些实证结果！！！！



这是网上的一篇帖子，对上财影响很大。

            谢谢胡老师！
            看来我得必须提高我的财务知识了 
            真得非常感谢！

留学美国　反思北大
http://www.clibrary.com 



我在美国学习的第一件事，是基本的讲和写；第二件事，是如何读文献；第三件事，是如何做一个自由的人。回过头来看，北大究竟欠缺了什么？



我向往北大差不多有十年，又在北大学了四年本科物理。北大百年校庆之际，很有一些感触。据我的观察，北大的毕业生谈起母校来，总是以调侃批评为主；而清华、科大的毕业生谈起母校来，总是以赞美为主。北大百年校庆之际，众多的校友已经唱了不少赞美北大的颂歌，北大更是借着人民大会堂大大地张扬风光了一番。所以我想在此做做恶人，品评一下今天的北大和北大人，以维继母校长久以来的自由和批判的传统。



『由于篇幅有限，这里略去关于第一件事和第二件事的内容，有兴趣的读者请查询原文或者发邮件给我索取  －  胡景北』



我在美国学习的第三件事，便是如何做一个自由的人。



记得在北大参加“草地沙龙”时，那时北大学生对北大不自由的一致定义便是：一、要上政治课；二、晚上要熄灯；三、早晨听大喇叭；四、食堂太定时……在美国几年后，我对自由的理解完全变了，自由不是无法无天、随心所欲、或是御风而游、心驰神想等等。自由包涵着义务、责任、尊严、尊重、法治、平等、和社会的公正。自由不再是一种个人的状态，自由其实是一种社会的公德。首先，自由的第一要素便是平等。如前所述，我觉得国内的教学是在培养科学上的奴仆门徒。那么国内的科学研究又如何呢？我有一个很有天赋的同学，在北大跟一位有名的学者做研究生，常常私下抱怨老师管得太严了，不容任何不同的想法，当研究生简直就是在当计算器和仪器的按钮。对学生的不尊重发展到这样的一种程度：个别老师在做关键的研究实验时，要把自己的研究生请到门外站着。不仅当学生的没有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尊严，当老师的也没有；小小的名气便是瞧不起他人的基础，四十多岁头发都斑白了还被叫做“小某”、还要去给别人当助手，连独立开课也不被允许。



与此相比，在美国立志从事科学研究的中国留学生便要幸运得多，一上来便能挑大梁，两年以内便在最权威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人很多。同样的中国人，在海外当当响，在国内窝窝囊，我想制度是主要的原因。美国的研究生导师一般只给学生提供钱和给项目上开个头，其它由学生自己去闯去做。学生遇到问题，老师给出点子和打气。学生做不下去了，老师帮忙转向。学生和老师是十分平等的。有几次我和导师有学术上的分岐，两人拍着桌子对吵――我的导师平时是一个非常温文和蔼的人，也是学术上一个方面的权威――如果导师见的确说服不了我，便与我共同分析一下我的方法会不会损坏仪器、浪费过多的经费和耗费过多的时间，然后让我自己去试去体会。果然有一半时间上我最终明白导师的意见是对的，但是也有一半时间上我能向导师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导师这时便很是高兴，认为我为项目带来了突破。几年以来，我与导师既有争论的时候，也有共同庆贺的时候，导师真心地希望我能超过他，师生的情感日笃。美国人一般十分尊重有主见的人，更看重能坚持正确己见的人。



当然，导师和学生也可能有利益上的冲突。本系与我同届有一位中国学生，不到三年就完成了博士论文的课题，但他的导师不让他马上毕业，阻挠、并在他的论文答辩上使坏。该同学一状告到学校，结果不仅他顺利毕业、由系主任推荐找到了不错的博士后，而且他三年来的成果属于他个人、而与他的导师不再有关联。所以，自由的第二要素便是法治保障下的社会公正。表面上“金钱至上”的美国社会有《反垄断法》和《遗产法》等限制个人财富和自由的立法，就是为了保障个别人的影响力不过度地干涉到社会公正。相反，在法律上少数民族可能拥有更多的个人权利，美国的新闻也更加关注社会上的弱者和受害者。退一步讲，美国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在一个地方呆得不痛快，大可换一个地方继续干。所以，我认为北大校友卢刚几年前枪杀导师和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全体并杀及无辜的行为，既是卑鄙的和残忍的杀人犯行为，又是对“自由”的完全无知――而不是象网上某些自封的“爱国狂”所说的那样是个“自卫”的“爱国”的行动：因为他杀了不认同他的美国白人。自由更加重视个人的尊严和个人的责任。



我国司马迁在伟大的《史记》里，为重信义、一诺千金的人专门做了一篇《刺客游侠列传》。反过来看，几千年封建独裁之后，在中国做重信义、一诺千金的人，便如做刺客一般。解放以来，中国有那么多的民族苦难和政治运动，敢于仗义直言的人是那么少，他们和他们家人的结局一般比三千年以前战国时代的刺客更加悲惨；相反，随波逐流落井下石迫害他人的人是那么众多。在我，刚上学便开始学写“在马路上拣了五分钱”、“给军属李奶奶挑水”式的日记，写过无数的决心书和誓言，批判过无数一无所知的人和事，背诵过无穷无尽的政治答题。统治者的心态，是即使不能给年轻人洗脑，也是要把他们变成不敢说实话和负责任的胆怯的小骗子――对于习惯撒谎的灵魂们，重信义、看事实、定量办事的个人，便如刺客一般；按塞万提斯的说法：侠士和好主教大人的故事使胆怯的小市民心安理得，因为他们不会武功不是主教也就不必去想着打抱不平。



所以我们一旦到了一个自由的世界里，应该检讨一下个人灵魂深处撒谎的习惯。我到美国的第一个震惊，便是美国人对“撒谎者”的极度鄙视。个人的言行一致、前后一贯，是美国老百姓判断一个人的“试金石”。几年以后，可能是被“西化”了吧，我对许多同胞的办事方法实在不敢恭维。比如这几年国内的ＴＯＥＦＬ和ＧＲＥ成绩越来越高，许多人便另辟蹊径，给教授写决心书式的自荐信，言辞诚恳、声情并茂；并千方百计找到在这里素不相识的校友做联系人；其实一面已经在暗中着手转校和转专业；来了不到一年，便神秘失踪，把系里和恩师急得团团转――以为出了什么刑事案件；其人千里之外打个电话过来让联系人去给他擦屁股和邮寄行李，苦劝之下也绝不给系里和恩师打个电话说明情况和给联系人留个电话号码。言而无信过河拆桥，这样做其实很伤人心，许多教授已经立誓不从中国大陆招研究生，一些系开始象防贼一样地防大陆来的留学生，老生再也不愿给新生做联系人。其实在美国，转校和换专业是天经地义、受法律和校规保障的。许多人这样做的小算盘，只是多拿一、两个月资助。撒谎的习惯，也被一些人带到科学研究里。有些人对于导师的所有要求，一概满口答应，下来便造数据和程序输出，从并不工作的仪器里也能得出最好的结果，仿佛是在国内做学生实验一般。在民主的社会里，真正的自由是无法“法定”的，多数自由基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默契。而撒谎的人是无法让别人信任的，我们不尊重自由的结果将是做为整体地失去部份自由。我个人有时觉得在美国最受不了的“妖化”，便是被别人在内心深处当做说谎的种族。



我常常想，北大究竟要为过去的历史事件负怎样的责任。不错，北大也许是中国最民主和自由的地方，但是北大似乎欠缺了什么。从北大发起的历次政治运动，几次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历次要求民主与自由的政治运动里，冲锋陷阵的都是年轻的学生。而当你一旦看到这些运动的领导者，都是一些刚上大学的“青少年”，你便不再奇怪这些运动非理性的特征和悲剧的结局。北大的中年老师们曾一再向学生们灌输民主与自由好的理念，风雨既来，他们怕受连累连“幕后”也不愿当，只愿自成一体高谈阔论；风暴一来，纷纷去讲学问做聪明人，使少数敢于坚持社会责任感的老师这样突出和孤独――所以我觉得北大的老师们并没有尽到全部的历史的责任。作为学生来讲，在运动高潮自己对前途也迷茫，就不该再去号召老百姓们去做什么，让群众去为自己铺路和堵枪眼，把人民当作做政治实验的小白鼠；北大的学生们也把历史当成作戏，十分追求戏剧效果，一旦不如意就丢开不管，对于历史也是不够负责任的。



自由的人真正懂得如何尊重他人和他人的工作。我记得中国有一位受尽苦难的老歌唱家，在北大某年校庆时，带着对北大深深的敬意来为北大歌唱，他人老了，一个高音没有唱准，立刻引来台下一片嘘哄之声；我因恰巧坐在前排，而看清了他眼中老花镜后的泪水；不知有多少读此文的北大校友还记着这一幕？



所以有时我生气地觉得，北大八十年代的民主热与自由热，不是出于对基本人性的追求，而是出于时尚的偏好。现在，坦率地说，我与九十年代的北大校友很有隔阂，因为他们一般不太看重我们八十年代这一批人视为基本人性的东西，而谈得更多些中国人与西方人在人性上不同，和站在纯粹民族主义立场上的“中华抱负”。几年以来，在与“洋人”们的交往上，我深切地觉得“老中”和“老外”在人性上是相通的，相信众生平等、世界应该大同。而我的许多同学和同胞，在这里不读书不看报也不与洋人交往，却天天大肆批判别人，一直生活在“受迫害”的臆想里。



在北大时人人大谈特谈自由与民主，我们那一代的大学生大概个个如此。而一旦到了民主与自由的社会里，大家往往热衷于破坏与滥用民主与自由的体制。举个例子来说，留学生一般都是自费生，拿Ｗ－２津贴，照理该交税。但大家不交税的办法五花八门，理由也很多很充足：虽然我拿Ｗ－２津贴，但我认为这是奖学金不用交税；美国反正钱多，不缺这一点；我已经交过税了――我的科研比钱对美国更重要；我将来“要回去”，我应该从现在就享受公费生的待遇；美国反正花钱白养黑人西班牙人白人，为什么不能白养几个中国人；美国不是讲人权吗？它就应该讲我的人权，养养我。聪明些的到中国城请人代办偷税。而中国留学生有了小孩却要拿美国的社会福利，因为我们是在养“美国孩子”。有绿卡一定要拿，因为“美国需要我”。来探亲的父母若有病，送到急诊室不要签任何字，让社会福利和教会出钱……其实，讲“人权”的社会里的许多好处，都是别人奉献给你的，现代民主社会的基石之一，便是在自由公开基础上的“公益”二字。税收是按照民主方式定的，在法律监督下使用。也许分配制度不是尽善尽美，但对个人，它不仅提供了比独裁更公平的机制，而且也给个人充分的抱怨修正的机会。如果大家都像某些同胞那样只会索取不奉献，占便宜只嫌不多，那么再好的社会制度也是要垮台的。



“以恶度人”的态度，也被许多同胞用来看美国。美国人笨，做题和考试远不如老子；我们偷税、不讲公德，不是也有美国人这么干吗？美国人让我们上学，不就是想将来靠着我们压榨我们吗？同胞们关起门来私谈，说白人多是男盗女娼，称黑人必叫黑鬼，但对任何对中国人的不利评价都要跳，动辄就是“围堵中国”“妖魔化中国”等帽子。别人说了什么、是不是事实，有多少是事实，都不重要，只要不是正面报导就不行。说实话，每个人到了海外，都有一段对有关祖国的事过分敏感的时期，因为在我们的爱国教育中，有着过多的“受害教育”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民族至上”的旧货，从未客观地分析看待中华民族历史上与其它民族的关系，而一直把自己当做别人的家长和恩人。近年来一些同胞到美国并千方百计地留下来，似乎就是专门留在这里“恨”它的。如此，不仅美国先进的东西学不到，中国落后的东西也看不见；留学爱国的目的又在哪里呢？



尊重他人，也包括尊重他人的信仰。在美国，基督教是主流。一些中国人为了增加社会关系和受教会的庇护，便积极入教和受洗；但私下对宗教并不以为然。国内政治上的积极分子在这里往往是另一种积极分子。其实，没有很多人是傻子，西方的传教士早就观察到：中国人什么都可以信，其实什么都不信。中国留学生应该认认真真地学学基督教深刻自省、平等博爱和切实奋斗的精神――这些我们传统文化中缺少的东西。



好了，我从北大谈起，已经谈到民主、自由和道德上。我所谈的，是北大和我们同胞身上最阴暗的一面。其实我在美国，遇到过许许多多献身科学有所建树和道德高尚的同胞和校友。北大和北大老师留给我的记忆其实是十分美好的，对我的培养也使我终身受益不尽――我写此文，就是缘于“北大精神”的感召，希望整个世界象北大未名湖那般纯洁和秀美。

尊敬的胡老师你好
　　　我很钦佩你的渊博的学问和高贵的学术品格．
　　　今天请教你一个具体问题．就是，个人如何购买国有企业（县级），需要什么手续，有什么特别注意的法律条文
　　　十分感谢

　他是成渝高速路口看似平凡的一名“带路人”

　　他却是一名经济学的硕士，并曾留校工作过


　　他曾是成都知名企业的销售经理，收入不菲



　　经历坎坷的他如今却要面对别人的敲诈勒索



　　从硕士生到带路人，他经历了怎样的人生之路？



　　面对“带路”违法和敲诈的逼迫，他的人生之路又将会“带”向何方？



　　新闻人物：马继锋



　　性别：男



　　年龄：42岁



　　籍贯：四川双流县东升乡人



　　简历：



　　1979~1982  就读于郑州航空工业管理专科学校



　　1982~1985  就职于西安飞机制造公司



　　1985~1988  就读于西南财经大学，获经济学硕士



　　1988~1990  留校，并任一杂志社助理编辑



　　1990~1996  就职成都恩威集团



　　1996~2003  先后在两家公司工作



　　2003年开始  带路至今



　　　路边茶铺：带路人掏出硕士文凭



　　前日，一位姓马的先生打进本报热线，称自己是成渝高速路口一名带路人，但近日却频频遭人勒索，苦不堪言。接到热线，记者在第一时间赶到成渝高速路的双桥子立交桥下。烈日下，只见两名中年男子站在路边，相距不到十来米，手里都拿着一个写有“带路”字样的牌子，每遇汽车经过就高举牌子招揽生意。不一会儿，一辆卡车停了下来，经过简短的讨价还价，一名带路人跳上车开始了带路“工作”。此时，另一名中年男子翻过栏杆，捡起刚才那名带路人放在地上的带路牌，又招徕起生意来。



　　见到记者，刚刚翻过栏杆的那名中年人立刻热情地打起招呼：“我就是马继锋。”出现在记者面前的马继锋，中等个头，身材消瘦，皮肤因常年照射显得十分黝黑，腋下还夹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随后，他将记者领到了路边一个简陋的凉茶铺里。



　　刚一落座，他就向老板买了几瓶矿泉水，还吩咐一定要是冷冻过的“先解解渴”。随后，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了身份证，上面显示，他是四川省双流县东升乡人，1963年出生。接着，他又微笑着掏出了3个证件———这竟然是3个学历证书，分别是郑州航空工业管理专科学校的毕业证、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毕业证以及硕士学位证！看着记者惊讶的神情，马继锋平静地点点头：“不错，我是一个经济学硕士。”



　　感情失意：人生几度沉沦



　　“从硕士到带路人，我走到今天这一步，全怪我自己。”马继锋低着头说，“1982年，我从郑州航空工业管理专科学校毕业，然后在西安飞机制造公司工作，在那个年代，大专生很吃香，这份工作也相当不错。我是一个特别重感情的人，当时我的女友在成都，为了追随爱人，我报考了西南财大的研究生，并顺利地考上、毕业再到留校。终于可以和心爱的人在一起了，我当时好高兴啊，但也许爱得深的人特别爱吃醋。有一次，女友和她单位一名男领导出差去北京一个月，我的醋坛子就彻底打翻了。当时通讯不发达，  我根本不知道他俩这一个月都干了什么，我感到莫大的羞辱。一个月后，女友回来，还带回一大堆她俩的照片。我气急败坏，感觉自己已戴上了‘绿帽子’，我在成都呆不下去了！”于是，马继锋从单位不辞而别，流浪于深圳、厦门等地。



　　1990年，马继锋回到成都。凭着自己的硕士学历，他应聘到成都恩威公司工作。“我从销售计划员干起，一直干到了销售经理，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就有了四五十万元的存款。”事业成功的同时，马继锋又找到了新的爱人———他中学时代的一位女同学。不久，两人结婚了。马继锋过上了事业有成、婚姻幸福的美满日子。



　　但好景不长，钱包鼓起来的马继锋迷恋上了赌博。“我日夜坐在麻将桌上打牌，曾经一个月输掉30多万元。”谈到这，马继锋无奈地直摇头。更要命的是，马继锋还时不时喜欢出去玩。有一次，一个女的竟然写信到他家，被妻子发现。终于，妻子向马继锋提出离婚。经过3年的离婚拉锯战，他的婚姻终于结束。



　　“虽然已经离婚，但我的前妻真的是个好人。”马继锋承认，离婚对他是一个致命性的打击，多年的积蓄也被他挥霍一空。2003年，人生低谷中的马继锋到双桥子附近一家工厂从事销售，但收入微薄。当他偶然看到高速路上的带路人后，他便加入了进去———这一干就是两年多。



　　自发提议：遏止“同行”恶性竞争



　　在高速路边的凉茶铺里，记者发现还坐着五六个正在打牌的人。马继锋扬起下巴指指他们说，这都是他的同行。



　　“我们带路人之间很少用真名，大家都喊外号。这里的人都不知道我的真名，只叫我猴子。”马继锋告诉记者，像他这样的带路人大概有六七十人，并且都是有组织有纪律的。2003年，他刚开始成为带路人时，大家还是比较松散的，人也不多。“我是成都人，对成都周边都很熟悉。刚干没多久，别人找不到的地方，我都能找到，很快就在这个行当里站住了脚。”后来，带路人逐渐增多到60~70人，互相争抢生意、故意杀价的情况时有发生。恶性竞争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带路人收入的降低。“汽车的带路费本来一直维持在20~30元左右，卡车还会更贵。互相杀价后，一辆卡车10元钱都有人带。当时我最低一个月只挣到500元钱。”



　　终于，在马继锋等人的提议下，带路人自发地开会商谈“从业规则”，并相互约定了带路费的统一标准：“一般的车最低收费20元，货车则要60~70元，绝对禁止私下杀价！”  此外，他们还规定了诸如“自觉排位、不得擅自离开和不到自己的位置、不得打搅他人工作”等条款，而对于违规者的处罚则是“永不得在成渝高速路上带路”。



　　此后，  马继锋的“工作”就有秩序多了。“现在我们六七十人分成两个组，实行两班倒。而一个组内部也实行排队方式，每次只有两个人在路上拉客，其余人就在凉茶铺里排队等候，高速路上的人带路走了，  后面的人又补充上去。”



　　这居然变成了马继锋自认为的“很不错”的工作。



　　敲诈勒索：带路人陷入进退两难



　　马继锋告诉记者，他现在每天可以带3~4辆车，一个月下来收入在1500元以上。对于曾经的辉煌，马继锋称，自己现在心态很平和，没有感觉多少心理落差。“做这个工作已两年多了，我不断反省自己的过去，我把这两年看成是一种修炼。”马继锋表示，带路虽然辛苦，但却与世无争，“如果没人敲诈勒索，我还会继续干下去”。



　　马继锋说，今年5月，忽然有一伙社会闲杂人员向他们收费。“他们要我们每人每天交纳10元钱。我们60多个人，一个月下来是一大笔钱呀！”不堪欺负，他们决定说不。今年6月1日晚，17名带路人在吃饭时，那伙人闻讯赶到饭馆，将其中领头的一人痛打一顿。尽管警察很快赶到处理了打人者，但过了不久，又有人站出来向他们要钱。



　　记者提醒马继锋，遇到敲诈勒索可以报警，但马继锋无奈地摇摇头：“在高速路上带路本身就是不法行为，我们又怎么可能去报警呢！”反复考虑后，马想到了向媒体求助。



　　昨日，记者再次来到双桥子立交桥下，坐在路边栏杆上的马继锋显得心事重重：“现在敲诈的人不断，交警也会花大力气清除我们，这口饭吃不下去了。”想了一会儿，马继锋终于打算另谋出路：“这几天又给几个公司投递了应聘书，估计是没有什么用……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而且年龄这么大了，外面找工作竞争又很激烈，我真不知道自己的出路在哪里？”



　　高速路上，依旧车来车往。马继锋低头把玩着那个写有“带路”字样的牌子，过了很久，他抬头问记者：“我给人带了两年的路，但是现在，你说谁又能给我带带路呢？”



　　交警表示：带路违法  急待清除



　　前日，记者与四川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成渝高速公路支队取得联系。刘警官告诉记者，高速路上的带路行为是不合法的，不但威胁到了高速路上的交通安全，对带路人本身而言，也是一种危险行为。对于目前带路人遭到敲诈勒索的现象，刘警官表示，由于带路的行为本身不合法，带路人很容易成为不法份子敲诈勒索的对象。交警支队曾花大力气对高速路上的带路人进行清除和整治，但“我们前脚刚走，他们后脚又来了”。刘警官表示，清除带路现象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高速交警会加大力度对带路人进行清除。



　　导师证实：  他是我17年前的研究生



　　马继锋的经历是否属实？几经辗转，记者终于联系上了马继锋所称的自己大学时的研究生导师———西南财经大学著名统计学教授陈汉章。



　　“马继锋？晓得，晓得，他是我的学生！”谈起马继锋，陈汉章教授立即回忆起了这名十多年前的学生，“哎呀，这个学生很聪明，也很能干，他硕士毕业后就留在学校工作，后来又去了恩威集团。”陈教授回忆称，最后一次联络马继锋是1997年，“那时马继锋已被调到北京工作了，当时感觉他发展得很不错，之后就没再联系了”。



　　当记者告诉陈教授马继锋现在在高速路口以带路为生时，对方突然停顿不语了：“这……这个……他的同学现在很多已经是银行行长、公司总裁了，他……他怎么会在高速路上带路呢？”陈老很为这名学生感到惋惜。



　　恩威公司：  他的确当过销售经理



　　马继锋多次提及他曾是成都恩威集团的销售经理，当记者拨通恩威集团人力资源部的电话，询问是否曾有一个销售经理叫马继锋时，对方很快就给予了肯定答复：“马继锋？我认识这个人，他的确是在恩威集团工作过，印象中他后来升到了一个省级经理的位置上。”这位工作人员称，他当年也是干销售的，因此认识马继锋。“这个人很聪明，也很能干，当时在恩威集团还算是一个人才……但这个人用得好肯定对工作有很大帮助，  如果用得不好，也会带来很多麻烦。”随后，这名工作人员拒绝再详谈下去，但他一再强调，马继锋在恩威集团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他在恩威没有任何不良纪录”。



　　2005年6月16日，四川省成都市成渝高速旁，马继锋给我们看了1988年他在成都西南财经大学获得的统计学硕士学位。马继锋曾经是一个优秀的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在88年取得了统计学硕士学位；他曾经也是一位成功人士，在某公司经理的位置上成风破浪。因为自己高傲的爱情，他受了伤，并最终一撅不正，走上带路以谋生的窘地。本报记者  胡晓  本报记者  姚远  摄

呵呵。。。原来实力仅此而已，可惜。。。。可悲。。呵呵。。。原来实力仅此而已，可惜。。。。可悲。。呵呵。。。原来实力仅此而已，可惜。。。。可悲。。呵呵。。。原来实力仅此而已，可惜。。。。可悲。。呵呵。。。原来实力仅此而已，可惜。。。。可悲。。呵呵。。。原来实力仅此而已，可惜。。。。可悲。。呵呵。。。原来实力仅此而已，可惜。。。。可悲。。呵呵。。。原来实力仅此而已，可惜。。。。可悲。。呵呵。。。原来实力仅此而已，可惜。。。。可悲。。呵呵。。。原来实力仅此而已，可惜。。。。可悲。。呵呵。。。原来实力仅此而已，可惜。。。。可悲。。呵呵。。。原来实力仅此而已，可惜。。。。可悲。。呵呵。。。原来实力仅此而已，可惜。。。。可悲。。呵呵。。。原来实力仅此而已，可惜。。。。可悲。。呵呵。。。原来实力仅此而已，可惜。。。。可悲。。呵呵。。。原来实力仅此而已，可惜。。。。可悲。。呵呵。。。原来实力仅此而已，可惜。。。。可悲。。呵呵。。。原来实力仅此而已，可惜。。。。可悲。。

胡老师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吧

上周的电视舞蹈大赛挺好看的,尤其是最后的颁奖晚会,大家都放松了,超水平发挥,还有很多是即兴的表演,真精彩!没看见吧?还得有电视.

我在管院念书的时候，曾到中德学院的楼里听过胡老师的讲座。
我的总体感觉是，现在象胡老师一样的教授不多了。
我很奇怪的是，管理学院的有些教授的经济学功底是如此的差，我不想点名了，我曾听过管院一位院领导的讲课，他的经济学素养真令人汗颜。黄（渝祥）老师退休以后，管理学院埋头做学问的老师越来越少了。我真的为管院的学术质量担心，原先有黄老师和张庆洪老师把关，博士论文的质量还得到控制，现在好象乱套了。我真希望学校领导能够重视管院的学术问题，再这样下去，怎么办呀。

强烈希望管理学院能够加强经济学科的建设，我不明白，管理学院为什么不重点引进一些真正搞研究的经济学教授。我不明白，学校里面对管理学院那些不搞学术研究，却要研究生在发论文时将其作为第一作者的院领导和教授没有任何措施。真希望管理学院能多一些真正做学问的老师和领导，现在的状况真令人寒心啊。科研质量不提高，怎么能跟别的学校竞争啊。

转发：“中国内地经济学教育研究能力排名
（这个排名既充分观照了近10年来经济学界各种“开风气之先”所积累的存量，更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勾勒出了在开放度和吸纳人才的大背景下未来发展和潜力的指向。）
风气之先的优势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名列榜首，这个结果从积累和存量的角度看，并不出人意料。从三个一级指数看，除了开放度和影响力指标位列第三外，其余两个一级指数：经济学教育能力和研究能力也位居榜首。

北京大学的另一机构——光华管理学院（下称“光华”）列第二。这也符合学界人士的一般判断，从三个一级指数看，光华在开放度和影响力方面尤为突出，在教育和研究能力方面稍逊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排名似乎有些出乎意料，考虑到该学院近几年来特聘教授制度和各项措施，本报可以看到，数量最多的全职/特聘教授，使其在开放度和影响力方面颇为优秀，综合另外两项表现也不错的指标，位列第三。

位列第四的是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这个排名和财大吸纳人才院长田国强在最近一年中的努力及其成效有关。

位列第五的是武汉大学高级经济研究中心。虽然，其在学界以外并不响亮，但圈内深知这个中心及其创始人邹恒甫先生的分量。由于采用约请教授而非专职/兼职的方式来教学，本报采用海归学者人数的指标体系低估了武汉大学高级经济研究中心的开放度和影响力。

传统存量“势能”犹在

前5名和6~10名的对比很有意思。

前5名的优势在于开风气之先和现代经济学方面的“海归”特质；而6~10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则更多地反映了传统积累的深厚力量。

北大、复旦、人大的三家经济学院一度是经济学院的三大“重镇”，在经济学教育和研究方面积累的势能依旧很可观，以复旦经济学院为例，其发表在《经济研究》杂志上的论文数为11篇，为全部候选院校中的第四名；北大经济学院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论文也达到9篇。

这几家传统经院没有进入前5名的原因在很多程度上可以归结为：过多依赖传统势能，忽略开放度扩大。

http://bbs.cenet.org.cn/dispbbs.asp?boardid=92504&ID=73199&replyID=73199

尊敬的胡先生:
        我准备报考财大博士生,但对经济学(二)的答题要求不清楚,不知能否麻烦您对近年的一份经济学(二)试卷提供参考答案。另外,请问能否提供最近的考博试卷?万分感激！

尊敬的胡老师：
        我想考贵校的金融学院精算方向的博士。我以前是一个综合院校学数理统计的学生，经济背景不熟悉，但是我很喜欢精算。我感觉经济学（一）比较麻烦，看公式推倒，数学理论没有问题，看一些分析案例比较吃力。我打算十月份考试，不知道能不能在自学经济学时给点建议。
        万分感谢！！

<%=  now()    %>

要真正理解中国的经济现象  必须学好三门课程  高微高宏及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  就像整个土木工程专业  不管是工民建  还是桥梁  还是地下工程  都是构建在理论力学  材料力学及结构力学基础上的  整个中国的经济学也可以用高微高宏及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向外衍生  高级西方经济学想必不必多说了  关键是如何理解最后一门课程  本人有一秘笈供大家探讨  不才以为能把马克思政经理论倒背如流者也只能达到8分境界  就像侠客行  当年的岛主按照李太白诗中所示十步杀一人  十年下来还只能达到8分境界  而文盲石破天按照李白的笔画行招式立刻达到最高境界  原来侠客行的真笈竟是李白的字体而不是诗蕴涵的意思  现实的中国政治经济现象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关系  你必须把书中的原理反过来理解才能揭示现实的政治经济关系  比如马克思说经济决定政治  政治反过来为经济服务  此时你就务必这样理解  政治决定经济  经济为政治服务  党要经济增长就得增长  不长也得长  反过来  经济问题可以成为皇帝惩治诸侯打击异己的最好招牌  97年后国家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付东南亚金融危机  地方上大兴土木  房产蒸蒸日上  诸侯们发现搞房地产GDP立杆见影飙升  而且批地施工还有丰厚的佣金  于是有了99年后的房产一路高歌  诸侯们在佣金和政绩的驱使下逐渐失去了人性  各地的拆迁纠纷  自焚  上访有如洪流社会矛盾高度尖锐  国家经济高度扭曲  2004年中国的GDP占世界3％  但是消耗了世界30％的钢铁  40％的水泥  97以来的扩张性政策逐步演变成官商勾结疯狂掠夺工农百姓的工具  胡温新政  第一件事情就是废除97年来实施的扩张性政策  开始宏观调控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诸侯们一看宏观调控一搞佣金没了  政绩没了  于是2004年地方诸侯想方设法抵制中央宏观调控  上演了一出地方与中央博弈的丑戏  结果2004年房产继续高歌  以致固定资产规模达到了1万亿美金  占GDP总量60％以上  与此同时  失地农民已经达到6000万  农民大有揭竿而起之势  国家经济危在旦夕  正在危难时刻  在党性的驱使下国内二把手曾摄政向新幼主靠拢  力挽狂澜  使新主在今年3月得以顺利登基  政治大局已定  于是地方诸侯开始逐步臣服  新政得以贯彻  房产开始回落  然而  2006年资本市场即将全面打开  银行商业化改革必须加快步伐  否则面临着倒闭的现实危险    如果此时房产大幅回落  银行的呆帐率将再次大幅回升  这对我们四大国有银行上市很不利  于是胡温小心翼翼打出了增幅回落的旗号  可谓用心良苦  如今银行上市接近尾声  金融大局已经初定  所以接下来就是改革汇率  大幅削减房地产的时刻  宏观调控看似经济现象  其实就是为政治角力的工具  在利益面前  党派昭然若揭    各种腐败大案要案将逐步浮出水面  如苏州副市长、青岛崂山区区委书记等利用批地权力大肆收受佣金而踉跄入狱  典型的大案要案如上海周正毅  其实上海的土地市场上  谁不知政府批地收受土地价格总值3％的“前期技术服务费”  房产恶瘤不除  社会就不会稳定  国就将不国  于是乎保先教育  审计署审计便粉墨登场  在投资这台发动机过热的同时  中国经济仅剩的另一台发动机也快融化了  那就是出口  2004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达到了70％  比当年的拉丁美洲爆发金融危机时候还要高出30％  中国经济结构大调整已经被逼出水面  下一波的经济增长动力在哪里  胡温把眼光投向了农民  占中国人口70％的农民  共产党当年起家的主力军之一  现今连最基本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都没有过着糊口生活的农民  理论上来说造成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生产要素中劳动力与土地不能自由流动  户口限制了农民的流动  每年的春运就是一张户口在作祟  中国农民工的春运已经影响到地球自转了  土地的所有权不在农民手中  以至于在被征地的同时农民得不到任何好处  所有的土地出让金都流入政府手中  愚以为要解决三农问题  根本手段就是废除户口并把土地还给农民  以此唤起9亿多农民的消费欲望带动下一波的经济增长  西奥多.舒尔茨曾经说过  一旦有了投资机会和鼓励措施  农民会把黄沙变为黄金  三农将成为新主成为千古一帝的绝佳机会  三农处理好  中国将迎来真正的盛事  反之  随着资本市场的彻底开放  我国前景实在堪忧  三农为内忧  台湾则为外患  愚以为现今的中国急需一场战争来缓解国内尖锐的社会矛盾  刺激经济并且推迟资本市场开放(余永定去年在财大曾经公开说过我国不该这么早开放资本市场)  让那些对中国资本市场蠢蠢欲动发动新的金融大战的投机基金们去喝西北风吧  中华民族已经再次到了危难之际  当代的汉武大帝已经呼之欲出  胡书记能胜任吗

www.vj99.com  FLASH欣赏  免费电影  精彩图片  精品下载  在线电视  论坛    美文欣赏  歌曲视听  尽在寒冰网  欢迎大家访问

        我因为要考博的原因，对高宏和高微的中文版和英文版都仔细的读过几遍。一开始是读中文版，结果读着读着发现怎么也读不下去了，只好再买英文版来对照着读。一对比就可以立即发现问题，可以说这两本书翻译质量之差让我感到非常的愤怒，我认为译者对于这两本教材的读者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尤其在目前这两本书被指定作为上海财大考博的参考书，我相信每一个打算考上海财大博士的人都会有和我一样的感受。
        具体来说，两本书中所出现的翻译错误，一方面数量相当多，已经严重的阻碍的读者的理解；另一方面，这些错误有相当一部份都是非常低级的文法上的错误。在高微中，以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两章中的错误最为集中和明显，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平均每两段就有一处错误。我尤其不能理解的是，有些地方原文中的“Yes...”居然被翻译成了“不是...”，而“can  not...”却又被翻译成“会...”，完全翻反了。此外，还有的地方整段整段都没把作者的原意翻译出来，说得让你不知所云。我想如果一个人之前如果没有十分深入的学习过博弈论，他来看这两章是怎么也看不懂的，因为译文歪曲了原文的意思，甚至在某些地方与原文相矛盾。在高宏中，错误也有不少，不过客观而言比高微稍好。
        根据书中的这些错误，我有理由相信，书中的部分章节，甚至是相当一大部分章节，并非是由译者本人所译，而是由学生来代劳的。我虽然只是一个硕士研究生，但我很客观的讲，这些出错的地方如果由我来译，是不会出现这些很明显的文法错误的，而且也会比这些译文通顺的多。我想译者作为一个教授，英文水平应该不会比一个研究生更差吧。而且在高微中，在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两章中错误量猛增，然人很难相信这本书是由同一个人从头到尾翻译完的。让学生代译，并且压根儿没有仔细复审就付印出版，这不是极端不负责任又是什么？？？
        至于胡景北老师做序的问题，我想我们不应该过于责备。应该谴责的是急功近利、不负责任的译者。窥一斑而见全豹，我认为译者缺乏最基本的学术严谨态度和责任感。虽然我们这些读者除了发发牢骚也做不了什么，但是我和我的考博战友们会永远鄙视他。

        因为高宏的翻译比高微好一些，我当时还以为这是因为胡景北老师做了序并且给它校译过呢，原来不是啊。
        如果以后有时间，我想把我发现的两本书里的错误都整理出来，贴在网上，也好让后来的读者少吃点苦头。

看了胡教授对有关翻译问题的回复，感慨很多！我很赞同胡教授的“都是制度受害者”的观点！同时也为胡教授的坦诚告白喝彩！祝福胡教授事业进步、阖家幸福！

孙老师的讲稿太好了，深入浅出，非常详细，多谢胡老师和孙老师，遗憾的是孙老师的讲稿有没有后面的章节啊，我们都非常需要。胡老师能不能想办法搞到孙老师的后面的讲稿并公布在这，感激不尽！

高微的翻译质量的确很差，尤其以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部分翻译为罪，估计王老师（94年博士毕业）那时根本就没有学过博弈论，故此要她翻译的确是有点那个。。。。。

        很多公益考试就是开卷的，甚至是允许你抄别人的。那不是旨在考倒你，而仅仅是一次提醒你公民意识（或环境意识、安全意识等等）的公益活动。请你重写一遍标准答案跟学校考场“抄袭”二字毫无联系。你不想做那些题目当然可以理解，但你对这个考试的目的的理解也许还可以再扩展一点。

        我曾经参加过某大学的实验室安全考试，绝对开卷，也可抄身边的人。目的不是要考倒你，而是提醒你注意自己、他人和设备财产的安全。公民道德考试的目的也是一样的。我个人以为，没有必要去拒绝参加，更不必将它与作弊、虚假之类联系起来。


        很多事情无须做功利性的理解，只当是修身养性吧。比如，我们是一家私营公司，但是CEO坚持和鼓励参加公益和慈善活动。我出面联系了一下，是给敬老院刷油漆，作为献爱心日（Day  of  Caring）的活动。结果我们六个人忙了三个半天才做完，按每人平均小时工资$30计，相当于公司一共花了6x4x3x30=$2160元。不仅如此，我们公司每人平均还另捐款至少$120。这就是公益嘛，它培养的是全体国民的公民意识、社会意识、爱心、集体价值和协作精神，而这些也是一个公司社会责任的缩影。参加公益活动本来就是公民应该做的事情，花的时间也不多。如果将来有机会，我还是会去参加的。

如题

胡老师，您好，我是上过您高级微观课程的一位学生。请问有没有2005年4月或去年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入学考试“经济学（二）”的试题。谢谢。

章建良:
      你好！对不起，我手头没有你希望看到的考卷。我已经不出考卷了。现在上网的近期考卷，是一些同学考后考记忆复述出来并提供给我的。对这些同学，我们都很感谢。如果你参加考博，是不是能够在考后也把试题回忆出来并公开出来？我想，正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样，自己所希望而没有得到的，是不是在自己有条件的时候（即使自己不需要得到了），帮助别人实现他们同样的希望？我想，大家会感谢你的。

ajiu1966:
      谢谢你的评论。我查了你指的那篇短文。那里有这样一句话“...把答案往上抄，交上满分卷子，然后在这个或那个办公室里被人们认为是学习“纲要”成绩优秀的一人或某一特定优秀人群中的一员..”，从这里看，那次考试是计分的。记得当年的报纸上报道过某某单位学习的好，考试优秀者的比例高，因此，在我的记忆中，好像是要评分的。

    第二，在我的印象中，许多人并不是把答案抄一遍，如果那样的话，可能还有效果的。许多人简单地就是问  1（a），2（b），3（d），等等的，至于第一题是什么，a答案和b/c/d有什么不同，也不去管它了。印象中，好像完全不需要抄答案，而是标出  a或b或c或d就行了。



    自然，如果是开卷且可自由抄别人的考试，而且还不计分，那是另外一回事，那自然是非功利性的。可是，在我印象上，我的那篇短文所指的考试不是这样的。



      另外，对成人的道德考试需要吗？我的答案是否定。上个星期看到一报道，小学生在公交车上唱学习雷锋的歌曲，可是不给老人让座。另一方面，官员腐败的严重性我们都知道，但让我们考”公民道德“的人也是这些官员。好话已经说得几乎不能够再好。和谐社会连马克思、毛泽东讲的共产主义也不可能做到，我们现在却要来实现；而实际的社会问题、比如医疗、教育等问题，比过去不和谐的社会严重多少倍。这些情况更多地使我感到一种精神分裂症。



当然，如果说每隔几年就让大家背一篇公民道德纲要，好像也行，只要不搞那些功利性的考试。我强调的只是，国家最上层、各单位领导需要正起来，需要有种制度保证他们不正不行，不正就下台。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公民道德才可能维持和提供。



当然，你说的公益活动，很好。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多做一些公益活动，为别人，为社会。不管制度多好或多差，这样的公益活动都是应当去做的。

彭数学
        我也很希望孙经纬老师能够把他的高微、高宏后面章节的讲稿整理并公开。可孙老师不但非常勤奋，同时也非常忙，事务性工作非常多。最近他又担任了上海财大工商学院副院长。孙老师已经为我们大家做了过多的事情，我们在感谢他的时候，可能也应当想到“他已经为我们做得够多了”。

小唐:
        要了解经济学，可能你需要读几本初级中级的国外教科书。目前上海财大的考博用书，是假定考生已经具有了基本的经济学感觉，那两本教材是在之上，把经济学知识梳理成一个多少有些严密性的系统。你是数量统计专业的，对于严密性和系统性已经有了感觉，我想，如果你有时间，把Varian的中级微观经济学、Mankiw的宏观经济学很快地读一篇，可能会增强你的经济学感觉。另外，读一些经济学的杂书很有必要。经济学的感觉是很长时间内熏陶出来的，就像你对数理统计的那种感觉那样，所以，既不要为之特别操心，但也要做有心人，时间长了，你会发现自己有了那样的感觉和体会。

考生：
        关于经济学二的考卷。我最后出的卷子已经公布，并且附了解答提示。当时主要目的是考察考生是不是熟悉所列出的参考书，答题要求大体是正确地复述参考书中的相应内容。

        今年10月份的上海财大考博经济学二会有什么新要求，请你关注。今年4月份或者去年10月份的考卷没有公布，因为那已经不是我出卷了。请理解。

爱因斯坦，niaoniao，
        谢谢你们的警告、提醒和希望。我知道自己实力很有限，得到你们的提醒，更让我清醒，让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一个问题”：
        我不奇怪。一个人的学校成绩或者学位不能用于一生。如果他以后不注意，不自律，比如马继锋的赌博（应当赌得很严重吧？），他自然可能不得不以带路维生。但另一方面，带路维生在我看来，也是凭自己的劳动维生，总比另一些经济学硕士贪赃枉法更好，也比在家拿点政府救济、天天打牌要好。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负责。在需要的时候，也许我们每个人，不管是否硕士、博士，都应当用带路、做农民工的劳动等方式来维生并且大大方方地用这些方式来维生。硕士、博士等头衔并不表明我们自己在这方面有什么特权。

vvv

学科专业名称：国民经济学          学科专业代码：020201
 
一、培养目标和要求：
        1．本专业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培养具有改革开放意识，严谨求实，德智体全面发展，努力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高层次国民经济管理专门人才。

        2．掌握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和系统的国民经济管理专门知识，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能顺利地运用外语进行研究和专业交流，并能熟练地使用计算机和网络开展研究工作。

        3．具有一定的独立科研能力，能对现实经济问题进行观察、调研、分析，提出有关政策建议，并根据要求实施与执行有关计划方案。

        4．毕业后可从事本专业的教学、科研或到有关部门从事国民经济管理的实际工作。

二、研究方向：

        1．投资经济学研究

        2．宏观经济调控研究

        3．经济体制改革研究

三、学习年限：

        硕士研究生的学制为2.5年，在职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为3年。如需要可相应延长，但需由本人提出申请，经导师同意，学院审核批准，报研究生部备案。从事科研工作和论文撰写的实际工作时间不得少于1年。

四、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课程分为学位课（包括公共学位课和基础学位课）、必修课和选修课三类。研究生在规定的时间内至少应完成总计32学分的学习任务。

        课程设置详细情况见附表。

        教学实践环节应安排相当于助教一个学期的教学辅助工作，教学实习的情况经考核合格，可以2学分计入总学分之中。

五、学位论文：

        1．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指导下由研究生独立完成。

        2．学位论文工作的一般程序为：文献阅读和调研、开题报告（应附文献综述）、科学研究、论文撰写、论文送审和论文答辩。

        3．学位论文应理论联系实际，内容一般包括：中英文摘要与关键词、选题依据、国内外关于本课题研究的评述、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研究结论（包括本人的创新点或新见解）、参考文献等。

        4．学位论文对所研究的课题应在理论分析，实证分析方法，政策建议，指导实践等1-2个方面上提出一定的新见解。

        5．学位论文应对所研究的课题在基本理论、研究方法等某一方面具有一定的难度和先进性，应反映出作者对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的掌握情况，反映出作者综合运用有关理论、方法和手段解决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能力。

        6．硕士研究生除完成学位论文外，在答辩前必须在统计刊物上公开发表论文1篇（第一或第二作者）。

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课  时  学分 

学

 

 

位

 

 

课  公

 

共

 

课  M-004A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70  2.0 

F-301A  第一外语（基础部分一）  80  1.5 

F-302S  第一外语（基础部分二）  80  1.5 

F-303A  第一外语（听力部分一）  40  0.75 

F-304S  第一外语（听力部分二）  40  0.75 

G-001A  第一外语（国民经济学专业）  40  1.5 

以上累计学分∑=8.0 

专业基础及专业课  G-101A  高级宏观与微观经济学  70  3.0 

G-105S  计量经济学  50  2.0 

G-111S  当代经济学流派研究  30  1.0 

G-310A  国际商法研究  50  2.0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50  2.0 

学位课程累计总学分∑≥16 

必

 

修

 

课

    M-003A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实践  36  1.0 

T-001A  科技文献检索与科技论文写作  30  1.0 

JYSX  研究生教学（生产）实习      2.0 

G-104S  投资研究  50  2.0 

G-322A  经济博弈论  50  2.0 

G-203A  财政金融研究  50  2.0 

    中级货币银行学*  50  2.0 

    中级国际经济学*  50  2.0 

以上累计完成学分∑≥26 

选

 

 

 

修

 

 

 

课  G-318S  投资项目评估  40  2.0 

G-351A  信息经济学  40  2.0 

G-327A  管理信息系统  40  2.0 

G-228A  发展经济学  40  2.0 

G-301A  财务理论与公司政策研究  40  2.0 

G-305A  物流管理研究  40  2.0 

G-212A  公司理财研究  40  2.0 

G-348A  高级会计学  40  2.0 

G-324S  区域经济学  50  2.0 

G-335A  人力资源管理  40  2.0 

G-207S  经济改革前沿与热点专题讲座

（6个讲座）      2.0 

以上累计完成学分∑≥32 



注：*仅对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生开设。

      好文章! 
      写一篇好的学术论文，规范注释是最基本的。但就是这最基本的，最多人没做好，可见国内学风之烂到何种地步。社会再烂，如学术尚能清静，还有救；学术也烂，神仙也恐怕乏术了。这是题外话。

      有一些地方值得讨论。西方规范学术注引应该不是从中国学的，这应该没问题。因为中国古代虽然有训诂之术，然与现代所指的规范注引完全不同。古代科举中策论，应该相当当今的学术论文，我估计也从没加注引的。而训诂之术，西方也有。更有学说主张现代西方科学就起源于解释圣经。不同于通行的圣经，宗教研究的圣经注释与圣经等厚。



      全国上下，好象没有统一的注引规范。所以说文献引用上规范与否意义不大，因为可能符合清华但不一定符合北大。就以全国法学评论而言，注引规范就不统一。



        参考书目中所列，不一定要引用过。北美通用的学术论文（non-fiction）注引规范有MLA(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或芝加哥指南（Chicago  Manual）两种，但对于参考书目（Bibliography/References)名下所列不一定文内引过，而引过的在“Selected  Bibliography”中不一定列出。所在这两种规范也建议干脆用“Works  Cited”－－援引书目来标明。但不管是MLA还是芝加哥指南都有严格的注释规范。而北美有名的大学都有论文电子提交系统，有不少大学用Turn-it-in（www.turnitin.com）电子系统，论文提交经过此系统，隔天就可以出捡索报告。出现抄袭，一律取消该门课学分，如是学位论文，那你就回家吧。国内好在没这样的系统。要真有了，不仅博士、连一些博士可能都要回家种红著。



        学术论文注释规范，是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标志。科学就有重复性，而注释就是重复性的体现之一。一个规范的注释，使无论多少年后的读者都可以按你的注释找出源头，重复、考证你的论证真伪。



        国内通行的注引问题多了，转注改为原注而不加查核；引用他人观点不用标引号；据他人观点为已有；一稿多投。。。

一般均衡更象是一个工具，一个分析工具。而不是一个理想，一个追求。

经济学里，很少说社会应该如何如何。例如“应该均衡”、“应该有爱情”
经济学里，甚至很少说怎么样是对的，例如“均衡是对的”、“爱情是美好的”



经济学里，说“假设他喜欢享受爱情，那么他会如何如何”，例如说他会去尝试，去试错，去寻找，同时，不可避免的去痛苦。同样，假设许多人喜欢爱情，他们就会：去尝试、去寻找。。。，也就是去被尝试、被寻找、被更换、。。。。



均衡如果实现，那是一种众人的和谐行为的理想的“统计分布”状况；

爱情如果实现，那是一男一女两个个人的好运气。



假设人人理性，且知识完备，就可能有均衡；

假设人人理性，不知道还会不会有爱情。

学术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尔辈尚在努力

关于科技期刊参考文献国家有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CAJ-CD  B/T1-1998).  1999-02-01试行

举例:
A. 专著[M]、论文集中析出文章[A][C]、学位报告[D]、报告类[R]：

[1]  刘国钧,陈绍业,王凤,等.  图书目录[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57.

[2]  孟平.  非线性规划[A].  张行.运筹学论文集[C].湖南:  科技出版社,1996.

[3]  咱弟.  环境经济学计理方法研究[D].  株州:  中南林业大学,2003.

[4]  咱弟.  森林公园价值评价[R].  株州:  中南林业大学,2003.

        B.  期刊文章[J]:

[1]  黄宁，刘小军，朱敏慧，等．遥感图像分类技术研究[J]．华北工学院测试技术学报，2001，15(2)：86－92．

[2]  李爽，丁圣彦，许叔明．遥感影像分类方法比较研究[J]．河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32(2)：70－73．

[4]  Srinivasan  A  Konowledge-based  Techniques  for  Multi-source    Classific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mote  Sensing，1990，11(3)：505－522．

[5]  Franklin  S  E，  Peddle  D  R.．  Classification  of  SPOT  HRV  Imagery  and  Texture  Feature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moteSensing，1990，11(3)：551－556．

[6]  Peddle  D  R  and  Franklin  S  E．Multisourse  Evidential  Classification  of  Surface  and  Frozen  Ground[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mote  Sensing，1992，13(17)：3375－3380．

[15]  李星敏，郑有飞，刘安麟．遥感植被分类方法的概述及发展[J]．陕西气象，2002，3：20－23．

[16]  赵宪文．中国热带林遥感探索：分类方法与调查方案[J]．林业科学研究，1995，8（4）：373－379．

[17]  刁淑娟，孙星和，袁崇桓．山区植被类型信息提取方法研究[J]．国土资源遥感，1995，3：34－39．

[18]  全志杰，黄林，毛晓利，等．森林立地条件遥感分类自组织神经树模型研究[J]．林业资源管理，1997，5：68－71．

[19]  腾骏华，刘宇，顾德宇．红树林遥感智能分类方法研究[J]．台湾海峡，1997，16（3）：331－338．

[20]  张晓丽，游先祥．应用“3S”技术进行北京市森林立地分类和立地质量评价的研究[J]．遥感学报，  1998，2（4）：292－297．

[21]  肖红生，罗富和．基于小班取证推理的林业遥感数据分类方法研究[J]．中南林业调查规划，2001，20（增刊）：75－79．

[22]  赵宪文．面向21世纪的中国林业遥感[J]．中国工程科学，1999，1（3）：16－21．

C.  电子文献

[序号]码主要责任者.电子文献题名[电子文献载体类型标识].电子文献出处或可获得地址,发表或更新日期/引用日期(任选).

[11]  王明亮.关于中国学术期刊标准化数据库系统工程的进展[EB/OL].http://www.cajcd.edu.cn/pub/wml.txt/980810-2.html,1998-08-16/1998-10-04.

[12]  万锦坤.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论文文摘(1983-1993).英文版[DB/CD].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还有几种类型,编辑对每篇文章都要对照规范专门和作者联系修改.  挺麻烦的.

胡老师，交易成本不等于零是否为外部性存在的前提？

因为我认为经济增长理论都暗含着交易费用等于零的假设里，即使有外部性的增长模型里。如果交易费用等于零是外部性存在的前提，那么这里就存在着逻辑上的冲突

从去年决定考研起就一直在关注胡老师的网站。胡老师的严谨的治学和正直的为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真希望中国的学者多一些胡老师这样的人。我很遗憾胡老师已经离开财大，没有机会听您讲课了，但在我看来您一直都是财大的老师，在今后的学习中我仍要以胡老师做为我的榜样严格要求自己。祝胡老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胡老师：
在D.Romer高宏教材里的第78页，表达式（2.55）下面一段话里有这样的一句：Thus  s  is  increasing  in  r  if  @  is  less  than  1,  and  decreasing  if  @  is  greater  than  1.
我的问题是：因为已假定的效用函数为CRRA形式的（表达式2.42），因此@不能大于1，否则其效用为负。请问，此处如何理解，谢谢！

tb:
            说不上“教”，大家讨论讨论，才能够把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清晰。同时，一个理论问题的解决，往往会带来十个新的问题。所以，讨论是无止境的。就你的问题而言，我从微观基础说起。我们都听说了患难夫妻容易齐心，条件好了就容易生变。所谓的条件好，用经济学的语言说，也许就是有剩余了。如何定义，最简便的方式是消费之后的收入和它的积累。有剩余就得管理。夫妻两个人平均花精力管不大可能；在两个人齐心的情况下，经济上肯定也不合算。于是一个人多管些。在齐心的情况下，也就是说每个人相信家庭内利他主义的时候，没有问题。谁是管理者或者谁多管谁少管或者不管，都不成问题。自然，如果这个家庭还想追求最大化（剩余的最大化），那么，谁多管谁少管就有了问题，因为两个人有不同的相对能力优势。但这更多地和自愿配置的技术方面有关，而较少和它的经济或者社会方面有关。但是，假如生变，即使不谈离异，就说其中一个人变得好赌。那么每个人在家庭内利他主义条件不再存在，家庭中开始出现了“私有化”趋势，谁管家庭剩余就变得重要起来，因为好赌者提出了“过分要求”。就这个例子来看，有了剩余不一定需要经济学意义上的管理者。或者说，出现经济学意义上的管理者的前提，可能不仅仅是马克思说的有了剩余，可能还要加上有了他人难以容忍的“过分要求”。
            是先有管理者后有“过分要求”还是先有“过分要求”后有管理者？在上面的例子中，是先有过分要求后有管理者，因为在夫妻中的某一个染上赌博习惯之前的管理者，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管理者。这一点是不是能够一般化？要仔细考虑。
如何确定谁当管理者呢？早期的管理者出现的历史需要人类学来回答。另外，早期的人类历史也在我们面前用其他形式，例如剖面的形式展开，所以我们每天都能够看到“谁当管理者”问题的解决。我的想法是管理者一般都由比较具有主动性的人担当。有人说社会上大约有20％的人比较有主动性。下面的一个重大问题便是：这是目前时代的事实，还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事实，或者，它更多地由人的生物学因素决定的，还是由社会学因素决定？这个问题多少类似于男女的问题。现在的大学教师多数是男性。造成它的原因主要是生物学的还是社会学的？这里，我还没有形成比较稳定的想法。知识显然也不够。



 

胡老师，很抱歉，回复太迟了！
为了衔接上上一次讨论，冒名重发您上次的留言，见谅！

        

        继续讨论下去，我想首先应该界定清楚我们所说的“管理”和“过分要求”。按我的理解管理粗略应该可以分行政管理、生产协调管理及您所说的经济意义上的管理。但是，“经济意义上的管理”又是什么？我们大概知道其意，准确地意思可先放在一旁。“过分的要求”如何界定亦可在下文中再提及。“剩余”这个概念应该没什么歧义，如您所说的‘最简便的定义方式是消费之后的收入和它的积累’，但准确界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先放在一边。下文所谈的管理都是指“经济意义上的管理”，出特意说明外。



      胡老师您所提剩余是先从多人协作的一个团体而起的，由此得出“有剩余就得管理”。但是如果是单人生产且有剩余，则“有剩余就得管理”就不见得站得住脚，此处的“管理”更多的是对剩余的保管之类的行为。即使多人合作产生剩余，也不见得一定有“过分要求”，就如您所说的有利他主义条件下，是其一。我想这其中“过分的要求”很难说清楚到底什么样的要求是“过分的”呢，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词语儿。在利己的假设下，各方对剩余的要求本身是彼消此长的关系，以我的理解，“过分的要求”应该是合作各方的“冲突”，很显然“冲突”中还必须中还有妥协！，有合作妥协，那就很难说“过分的要求”是“过分”了！



      只要有冲突有合作妥协，多人协作的团体必然少不了签订合约，合约可能是正式的也可能是非正式的，可能需要正式签订，也有的可能是约定俗成，目的在于治理妥协而又冲突的双方的各种关系，我想这种关系本质上与市场上的交易不会有多大的区别，或许可以说只是交易从市场转移入了组织——“多人协作的团体”——罢了。



        对组织内的各种交易关系进行治理可能就是胡老师所说的“经济意义上的管理”。无论是由剩余的单人生产，还是多人无利己的协作团体，都需要一定的管理，其管理内涵应该是“行政管理、生产协调管理”而非胡老师所说的“经济意义上的管理”，



        而利己的各方愿意同处一个“多人协作的团体”，这其中的前提必是有剩余产生，这剩余也必定超过各单人的简单综合，这是由于分工合作所引起的。这种剩余就已经不是胡老师所给的定义了“消费之后的收入和它的积累”。



      有剩余，才愿组成多人协作的团体，利己假定下必有冲突，所以需要经济意义上的管理。接下来的问题是管理的一方是否一定比被管理的一方有更多的好处？这种好处可能不只是简单的说成管理方所得超过被管理方所得，或许应该说是管理方以合作所得减去不合作所得超过了被管理方以合作所得减去不合作所得。不知有否更妥的理解？或者说好处的标准应该以何为佳？另外由于分工禀赋的关系有些人更擅长于管理，是否一定可以推理擅长管理就成为管理者呢？被管理者愿意吗？胡老师你所说的“主动性”是以何为依据的？如果说管理者有更多的好处，任何人都有“主动性”去当管理者，这很难说是由生物的因素所能解释了。

        经济系培养的博士必须能够独立从事开创性的研究。高质量的经济学研究并没有一个模式。比如说，最近几年获得美国经济学会克拉克奖章(John  Bates  Clark  Medal)的  Matthew  Rabin  (2001  年),  Steven  Levitt  （2003  年）  和  Daron  Acemoglu  （2005年）有着完全不同的研究风格；  他们相同的地方可能只是他们的开创性。<![endif]>

        a.  理论（Theoretical）与经验  (Empirical)研究
      

        美国经济学界对理论（Theoretical）和经验(Empirical)研究都很重视。一般经济学家要么从事纯理论或应用理论研究，要么从事经验研究；但最近十年来能两样都做，因而能将理论和数据结合起来的学者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人们往往把理论研究等同于数学化模型，其实不然。一篇好的理论研究要用的数学工具完全看其需要。在观点创新等同的前提下，越浅显易懂的论文约受到重视。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的主要期刊“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主要发表观点创新，浅显易懂的论文；  而计量经济学会（Econometric  Society）的主要期刊Econometrica  主要发表数学更高深的文章。值得指出的是，数学比较浅显易懂的论文要想发表到“美国经济评论”  这样的顶级期刊上必须有相当新颖的观点；  而数学高深的论文要想受人重视，  其技术方法必须有广泛的应用性。经济学家毕竟不是数学家，经济学家也不可能懂所有的数学。对经济学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数学头脑（Mathematical  Sophistication）,  也就是说在必要时能够自己吸收有关的新的数学工具。



        美国的经验研究不只是看数据，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经验研究方法的研究，因为任何一篇以数据为主的论文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取决于所用的研究方法。一个很好的例子是James  Heckman  的选择模型（Selection  Model）完全改变了之前的关于劳动力供给  （Labor  Supply）的研究成果。经验研究所用的数据偏重于美国的数据，虽然最近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发展中国家的数据用的越来越多。美国的数据来源各异，有政府  （如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Census  Bureau  等）收集的，也有盈利或非营利的私人机构甚至个人收集的；也有数据并不是特意收集的  （比如工业组织重用的  Scanner  Data  就是商家在经营中自然产生的）。  总的来说，美国的数据强调其精确度和可重复性。很多期刊要求作者把数据提供给想要重复研究成果的其他研究人员，  作为接受其文章的条件之一。



      在经验研究方法上，美国经济学界有两大派别:  Reduced  Form  Approach  和  Structural  Approach。我不知道这两个英语术语该如何翻译成中文。  这两大派别的区别在于它们对经济理论在经验研究的作用。Reduced  Form  Approach  认为经验研究应该让“数据自己说话”  (Let  data  speak  for  itself)  。他们认为经济理论模型是研究者的意志决定的,  把研究者的意志强加到数据上面而得到的结论只有在模型正确的情况下才会正确。因为研究者不可能知道什么模型是正确的,  他们的主要研究工具很简单：  使用各种各样的回归分析(  Regression)  。  Structure  Approach  则认为,  数据不可能完全显示自己是怎么产生的  (Data  only  can  never  reveals  its  own  data  generating  process)  。Structure  Approach原创于考尔斯基金会  (Cowles  Foundation,  现位于耶鲁大学),  Jacob  Marschak  是早期的阐述者。Structure  Approach  认为，  如果说经济研究的目标是数据产生结构  (Data  generating  process)  的话,  那么只有在研究者的模型的协助下才能了解数据产生结构，  即便研究者的模型可能是错误的。Structural  Approach  在科学研究方法上很接近于物理学家。物理学家要了解物质如何运转,  他们经常提出模型,  然后用实验检验。  物理学家的模型可能是错误的,  即便模型与目前所有的数据符合。但是没有模型,  物理学家的理论是毫无运用的,  因为一大堆无模型的数据不能被用来预测  (Prediction)  。Structural  Approach  的经济学家注重模型,  注重估计模型中的原始参数  (Primitive  Parameters)。所谓的原始参数指得是那些在偏好和技术方程中的参数。  这些参数不会因为政策干涉而变化  （Invariant  to  Policy  Interventions）。  因此Structural  Approach  得出的政策预测能通过卢卡斯批判  （Lucas  Critique）。相反，  Reduced  Form  Approach  研究所估计的参数多数不是原始参数，因此无法用来进行预测，  尤其无法预测从来没实施过的政策会有什么影响。



        b.  学院(Academic)与政策(Policy)研究



        对经济研究另一个有用的归类是学院和政策研究。美国教育机构的教授主要投身于Academic研究,  目标是将论文发表在学术期刊上。并不直接关注这些论文能不能直接产生影响政策。  学院研究者并不受其他利益的支配,  因而观点比较客观。相反,  政策研究主要由Think  Tank和政府机构研究人员执行,  代表这些机构的利益。  美国大学教授每年必须向学校申报除工资外得到的报酬和来源,强调研究者要避免利益冲突  （Conflict  of  Interest）。

        研究成果的发表：  （Anonymous  Referee  System）

        我个人觉得美国经济学教育体系中最主要的部分是它的研究成果发表体系。美国经济学届有一批层次不一的期刊体系，  包括最顶尖的五大综合性期刊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AER），  Econometric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P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RES）和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QJE）。这五大综合性期刊中，  AER  和Econometrica分别是美国经济学会和计量经济学会的主要期刊，一般有很有成就的经济学家任主编，主编哪个大学并不是确定的；  JPE和  QJE则分别由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经济系的教授主编，  从不例外；  RES是英国皇家经济学会的主要期刊，主编总是有欧洲的有成就的经济学家担任，  同时也有一个外国编辑组  （Foreign  Editors），一般有美国教授组成。五大综合性期刊以下还有少量的二流综合性期刊，  包括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国际经济评论，由宾西法尼亚大学和日本的大阪大学经济系主编），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1年创刊取代European  Economic  Review成为欧洲经济学会的主要期刊）和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1年前是欧洲经济学会的主要期刊，  后来因为欧洲经济学会和其出版商Elsevier  的矛盾而独立）。


        各个专业有自己的顶尖专业期刊。  比如，  Journal  of  Finance  （金融），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宏观），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经济理论），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工业组织），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计量经济学），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公共经济学），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劳动力经济学），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发展经济学），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国际经济学）等等。顶尖专业期刊又有二流专业期刊，在此不一一列举。



        所有期刊都采纳匿名审稿制  （Anonymous  Referee  System）。匿名审稿制有两种形式，  双重匿名（Double  Blind）或单重匿名（Single  Blind）。所谓双重匿名是指作者不知道谁是审稿人，审稿人也不知道谁是作者；所谓单重匿是指作者不知道谁是审稿人，但是审稿人知道谁是作者。当然现在互联网的发展使得审稿人能从论文的题目很方便的查出文章的作者，  所以匿名审稿制最重要的是作者不知道谁是审稿人。因为作者不知道谁是审稿人，审稿人能够毫无顾忌的阐述自己对论文的真实看法。  期刊的主编在收到投稿以后  一般会根据文章内容将论文寄给二三位对本课题有较深入研究的学者请求审稿。审稿人要写一篇匿名的审阅报告  （Referee  Report）和一封给主编的信。审阅报告一般对论文详细评述，指出错误，  提出改进的建议等等；给主编的信里，审稿人则对此文是否合适发表做出推荐。主编根据审稿人的推荐和自己对文章的看法可以选择“拒绝”  （Rejection），“修改重投”  （Revise  and  Resubmit），  和“接受”（Accept）的决定。



        层次不一的期刊体系起到了给文章“测定质量”  （Quality  Certification）的作用；而  匿名审稿制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发表的文章的质量。  很多期刊都采用了数据公开化的政策，  以便保证经验性论文的结果能被其他学者重复  （Replicate）。



        目前美国经济学期刊体系的一个很大的缺点是发表周期（Publication  Cycle）太长。一篇论文从初稿到最后见到打印稿至少要两年以上。这一方面显示了对发表的文章质量的严格要求  （因为一篇论文往往要经过好几轮修改），  但也严重影响了教授评估，  因为很多年轻教授往往在第五六年时仍然没有什么已发表的文章。

我是四川农业大学的一名硕士研究生，孙经纬老师的高级微观、宏观经济学课件对我的学习起了重要的指引作用。最后，再一次谢谢孙教授！

wwguan：
        首先谢谢你竟然抽出时间，读了我过去的双周夜话，谢谢！
        关于均衡和爱情，你说的很对，在概念上它们是个工具，是我们分析、描述、思考某种状态的工具。没有这样的工具，我们连许多事情的交谈都不可能。例如，在中国经济学讨论中还没有均衡概念的二十年前，象薛暮桥、刘国光等讨论中国经济时，用的词便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他们用这个工具表示计划经济的“均衡”状态。那时，“均衡”是个资产阶级的词汇，查一下刘国光等1980年以前的文章，“均衡”、“市场经济”是资产阶级的概念，“邓小平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语言，一定可以见到。


        可是，另一方面，均衡、爱情是不是又可以作为一种理想、一种追求呢？我认为也是可以的，并且正是在这里，人表现出一种向美的倾向。仅仅把均衡、爱情当作一种分析工具，可能忽视了人的这种倾向。打个比方说，健康在概念上首先是个分析工具。健康的定义很多很多，研究卫生学、医学的人，肯定要和健康这个概念搞来搞去。能够准确定义健康的人并且描述出健康的状态，肯定是个很了不起的人。有了这个概念，我们才可以谈各种各样的不健康。现实生活中那种定义的健康的人存在吗？即使存在，也很偶然，可能就连那个人自己、连他的私人医生（加入他有的话）也不知道。可是，健康作为一种“理想”的状态，也许是许多人追求的。我的不少朋友就说过最大的希望是健康，所作的一切事情都是为健康。



        在科学中，人们必须对某种作为分析参照系的状态提出概念。我常常想，是不是正由于人的爱美本性，人们建立参照系所用的状态，几乎都是“好”的状态。例如，卫生学家不去定义“不健康”状态，而把所有不符合“健康”定义的状态看成不健康。我们在心理上不去定义“不爱”，而把不符合我们心理上的“爱”的定义的状态都视为不爱；经济学家也不把比如“混乱”作为一种分析上定义的状态，而把不符合“均衡”定义的状况都说成不均衡或者某种程度的混乱。是不是有反例，应当有吧？但可能不多。



        因此，当我们对“好”的状态做出定义并用它为工具分析现实世界以及从事纯粹游戏似的思维时，我们能不能、或者会不会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把这样的状态也当成个人或者群体或者社会或者人类甚至或者宇宙（那纯粹是无意识了）变化的一种值得追求、值得歌颂的方向？我有一种感觉，如果一个人天性善良，特别是一个人天性爱美，那么，他/她会自动地倾向于把这种作为分析工具的好的状态作为追求的目标，作为理想。打个比方，共产主义作为马克思历史理论中的参照系，为相信他的人所追求，但共产主义可能实现吗？如果把现实中的（即使从现在起的10000年后的现实中的）某个社会说成是共产主义，它也将和马克思的参照系产生明显距离，因为很简单，任何一个社会都会给更新的社会代替，因此它都是有弊病的；而作为分析工具的参照系是没有弊病的。自由作为一个参照系，为相信他的人所追求，但自由可能实现吗？几乎所有作为参照系的“好”状态，如自由、正当、某某主义、健康、和睦、爱情，均衡、最优化，等等，按照严格的分析定义，在必然性的意义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在他们作为分析现实世界的工具时，是不是也指示了现实世界“应当”趋向的方向？至少在善良和爱美的人心目中？对我们一个一个的个人来说，是不是指示了自己行为的某种标准？是不是能够在善良爱美的人心中，让他们意识到自己作为个人没有达到那种状态是个“缺憾”（比如爱，自由、正当、健康等）？让他们至少在可能的情形下，尽可能做到爱、自由、正当、健康等等呢（而不是更多想到自己与别人相矛盾的“不正当”的利益）？就经济学来说，严重的通货膨胀或者失业或者经济混乱是不是能够不但让（至少部分）经济学家他们感受到经济在背离“均衡”，而且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没有尽责呢？这个留言板不可能让我们说的很多，但我想，这里的问题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继续思考，因为它关系到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看法。

tb:
      就我的感觉，交易成本不等于零不应当是外部性存在的前提，而是财产私有权结构的前提。即使仅仅考虑Coase意义上的外部性，尤其是给某一方带来损失的外部性，那么，首先，财产私有权是前提，注意，在Coase那里，财产的国有权也是私有权的一种。如果交易成本为零，那么，私有权结构就不成为问题，任何一种私有权结构都是有效的。可如果交易成本不等于零，那就只有特定的私有权结构是有效的。在整个讨论中，外部性作为一个“物理”的存在，是讨论的前提，而交易成本是讨论的内容。所以，我的感觉，交易成本不等于零应当不是外部性存在的前提。

        在中国，人权甚至在文革期间也未必就是资产阶级概念。

        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我父亲出身贫农，文革时期在天安门广场见过毛主席，当然算是“红”的。但他在中学教书时，看见有武斗的，甚至学生打架时，都会马上制止，说：“骂人是侮辱人格，打人是侵犯人权！”。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人反驳他，或者说他是资产阶级的。其实这句话从50年代在中国就很流行，不知是哪个权威说的。到了80年代，我听到人们把“人权”二字跟资产阶级联系起来，反而觉得很惊讶。

亚人：
        谢谢你详细列举的文献引用规范，我还不知道（从1999年起就）有了国家规范。谢谢。我以后写文章，将参照国家规范办理。
      完整的规范，是不是有出处可查，如新闻出版署的网页？如蒙告知，不胜感激。

tb:
      关于增长理论中的外部性，我想，还是先有外部性，后有与它有关的交易成本。例如在Romer、Lucas等增长理论中，先有知识的外溢性质，再有外部人获得知识的成本。在假定外部获得知识的成本不高时，可以进一步假设其为零。至于交易成本，按照Coase说法，获得价格的成本，在这里如何理解，是个问题。我自己也没有理解好。一个能够well-defined  的成本概念，可能不需要理解成这里的交易成本或其组成部分。例如在增长理论中，我们获得人力资本的成本，比如学习指数对数知识的成本，学开车的成本，学习操作机器的成本，新建一个汽车厂的成本，有多少可以用交易成本来概括，有多少可以用传统的会计和经济成本来概括？

      我个人不喜欢用含糊不清的概念。交易成本概念这些年很时髦，但迄今为止没有人“分析性”地定义它。它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分析性地定义，还是我们的思维没有成熟到那一步？不知道。

tb:
谢谢你的讨论。我建议我们在讨论中用“你称”，不用“您称”，因为前者说起来、写起来更自如。
另一点要提及的是，你就我的关于马克思的文章提出问题的，因此我们是不是可以假设，我们在马克思的框架内讨论问题？如果突破的话，尽量提示一下？当然有时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突破了。例如，剩余是马克思框架内的一个概念，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它不存在。
我所说的“经济意义上的管理”是为了得到他人不愿意放弃的经济利益而起的管理。这里的经济利益，我倾向可以用货币衡量的（即不是无限大也不是负数的金钱）由特定个人获得的利益。在我所举的家庭例子里，一旦两人不再采取利他主义行为，两人经济利益就起了冲突，“经济意义”的管理就出现了，因为谁也不愿意自己的利益白白地被别人拿去。就此而言，我想，剩余更多地是一种物质前提，是个必要条件；但利己行为是管理的另一个必要条件。利己行为从何而来，是不是有了剩余，利己行为就会充分而又必要的产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可能成立；如果答案不能肯定，马克思的观点至少就得补充。这里，我希望不要把历史唯物主义当成不证自明的出发点。这可能就是我最初想说的意思。至于“过度要求”，是一个模糊概念。因为在两人之间可以分配的物品上，由于两人的贡献不可能完全相同，两人对该物品的需要程度、需要量不可能完全相同，一个即使分得数量较少的人也可能“过度”获得了。而“管理”这样的分配，从正的角度说，是防止某个人或者防止两个人中的任一个人实现其过度要求；从反的角度说，是每一个人（如果都参与管理的话）都想借此实现自己的过度要求，或者自己认为是公平的要求。

在我的例子里，我假设一个家庭对其他家庭采取的是利己主义行为，而仅仅讨论家庭内行为。当然，家庭在这里仅仅是一个社会单位，一个有着至少两个人的社会单位。家庭内利他主义、家庭外利己主义。就此而言，我们可以理解一个人（单身家庭）的情形。这里不存在家庭内部经济意义上的管理，因为没有其他人在家庭内部。但他有对外的管理，比如他要管理东西不至于被盗、管理存款是否更多盈利。

我说的管理是一种人与人的关系。一个单独的人，比如Robinson  Crusoe在荒岛上，他得管理自己，管理生产和消费。但他不是针对他人、而是针对自然界来管理自己的。这样的管理非常必要。但和我说的管理有差别，本质差别。一个完全自己理发、修、剪指甲的人需要管理，例如每5天修一次指甲、20天理一次发。但他和去商店理发、修指甲的管理不同：那时候他要管理自己利益和别人利益的交换。为什么说个人有剩余也要管理呢？就是因为他是针对他人而管理自己的剩余。从这个意义上说，剩余即使是单独某个个人的，它也具有“社会性”，因为它可以成为他人的或者包括那个人在内的团体的。因此，除非全球化（在发现外星人之前），否则针对他人、他社会的管理是不可少的。



你所重视的是利己主义的个人组成的团体。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人如果不能够在这样的团体中至少保持和在团体外一样大的经济利益，他不会参加这个团体。如果至少有一个人的利益加入团体后会增加，那么，这个团体可能是有剩余的。问题是剩余的分配。如果说每个人都想得到这样的剩余，并且都由于同一个理由：如果不是团体，那剩余就不会产生。此时无疑需要管理，虽然多人团体本来就需要管理或者治理。在马克思的框架内，担负管理的人将得到好处或者剩余。马克思对不对？显然，就MBA的学生来说，这不对，因为如果自己以后在企业中真的得到剩余的话，也是自己应当得到的，而不是马克思那里贬义的“得到”。但就体力劳动的工人来说，就农民工来说，就山西陕西的矿工来说，马克思对的。就此而言，我提出马克思是为被管理者写的。从这点出发，我相信许多课堂上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假的，因为他们考虑的是管理者的事情，考虑如何说明管理者的合理性，而几乎不去考虑体力劳动工人的要求、农民工、矿工的要求。



最后提一下主动性。问题正好在于不是管理者有好处，每一个人就会有主动性去当管理者。如果那样的话，我们的民族将会是另一个样子，世界也将会另一个样子。比如，即使当上海市市长有很多特权，即使每一个都可以报名去当，即使完全用摸彩方法决定，也有许多人根本不关心这件事。马克思更多地把这种不关心看成是社会问题。无疑，社会起的作用非常大。比如，我们这里任何一所大学都不敢讲自己是培养领袖的。因为在我们这里，领袖是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是党和人民选出来的，一个大学有什么资格培养领袖呢？如果每一个孩子在小学里就被教育毛泽东万岁，我也万岁，班上每个同学都万岁，谁都能万岁，那么，每个人的主动性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对此，社会学已经说了许多。而马克思特别强调这一点。我的问题仅仅是，被管理者在管理者有意识地（至少马克思这样认为）用一切方法抑制被管理者的主动性的情形下，被管理者的主动性如何才能够产生和强化。在我看来，在马克思的框架内，这个问题不解决，很多很多被管理者就不会主动过问管理的事情；少数被管理者过问了，他们或者被压制，或者自己上台替代先前的管理者：管理和被管理的分别依然照旧。



一写就很长，我自己这么大年龄了，也没有搞清楚，但愿我能够帮助你搞得更清楚些。

tb:
    谢谢你介绍的美国期刊和研究方法情形。
    这里的关键，我想还是在人。中国也搞匿名审稿了。但在比如匿名审教授、匿名审项目的过程中，现在的匿名审博士点中，有多少黑暗的东西。制度重要，可没有人的一定素质，制度也无能为力。
    就算一点补充吧。

ajiu1966
        谢谢你读了我的旧作并且做出评论。在我的印象中，因为西方那些  human  rightlers  在中国开放后，能够进入中国说三道四了，这时候人权概念才赋予了强烈的政治意义：人权成了一个资产阶级概念。
      以前，应当说是不明确的，
      但是，我记得很清楚，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人性论。那时的理由便是“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人性，不是无产阶级的人性，就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而人性论作为一种观点，宣传的是超阶级的人性论，因此是错误的。对人权，我没有印象。当然，在那个时代，就我自己的认识而言，我相信我们在中国，在那么英明伟大的人领导下，我们享受着世界上最多的人的权利。记得当时讲列宁的话，资本主义下虽然有自由，但工人没有钱，所以他们连到个礼堂开会的自由都没有，因为礼堂不属于他们，他们要用得先租，而他们没有钱租。所以，资本主义下的自由是假的。而我们，要到礼堂开会，要先出钱么？自然不要钱。只要是革命要求，我们就可以自由地使用礼堂。事实很清楚，世界上四分之三人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我们生活在毛泽东时代是多么地幸福。有了毛泽东，我们不需要任何权利，所有权利都可以交给他，因为他会为我们使用权利，他比我们知道如何使用权利。所以，即使我们当时要用米票、面票、杂粮票，我们还是认为我们已经非常幸福，因为我们毕竟有这么票可以用，伟大领袖给我们这些票用，而在资本主义下，那是想票想不到，最后只好饿死。

　　无论西方主流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非主流经济学，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没有对经济发展的最本质的动力的系统分析。
　　我们想象一下：假如没有牛顿力学，我们的建筑学将会有多么的落后，结构力学、材料力学全都没了，我们的摩天大楼还会有吗？就是有，又该会比现在多浪费多少材料？我们的机械制造还能成为科学吗？
　　不仅仅如此，没有牛顿力学，整个自然科学中绝大部分都不可能存在，人类文明将退化到中世纪的水平。
　　那么，经济生活中最本质的动力是什么呢？是人对利益的追求，然而，古往今来，没人对利益追求进行过系统研究。无论是主流经济学，还是非主流经济学；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从没有人做过这项工作。而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同样因此而大打折扣，这也是经济学没有成为真正科学的极其重要的原因，很多经济学家常常谈论公鸡生蛋的计划，分不清可能性是否存在；经济学家一本正经地研究经济规律，但违反经济规律的事不断发生、符合经济规律做法却行不通时，他们要么视而不见，要么目瞪口呆。他们无法解释国企无法生存的原因,无法解释国家所有制下，从未实行“按劳分配”；为什么国家所有制下，价格一放开，通货膨胀就象奔腾的野马，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休克疗法为什么效果如此糟糕？价值规律起作用的条件是什么？他们都无从回答。他们的理论只能跟着经济现象跑，缺乏基本的预见性；他们的观点往往与实际生活相去甚远。这难道不值得反思吗？难道不是经济学研究误入歧途了吗？

　　无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从来不去系统地研究人对利益的追求，为什么呢？因为千百年来，私利追求转化为私有经济发展的动力是一个微观的、自动的过程，奴隶主追求私利用皮鞭和锁链强迫奴隶劳动，封建领主强迫农奴在公田上劳动，地主追求他的地租；资本家追求更大的利润，对工人按劳付酬、赠送股份给管理者，工人追求工资、管理者追求利润，从外部看都是一个自动的过程，这与他们是否有文化无关。人们早已熟视无睹，也没人去研究它，整个私有制社会就是一个自动机系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尽管其中的转化效率差别极大。

　　然而，公有制的建立，却把这个自动机毁灭了，国家财产不属于任何个人，人们对它的利益相关系数几乎为零，人们对私利的追求根本无法转化为对经济发展的追求，国家财产缺乏保护力量，对它掠夺与瓜分容易而安全，因而经济规律不再起作用，起支配作用的是掠夺规律，因而种种违反经济规律的事不断地发生，西方经济学理论根本无法解释，这也是马克思所没想到的。

　　不少经济学家拉出了科斯的产权理论，以为找到了救命稻草，却不知产权理论不过是抓住了真理的尾巴，真理却断尾而逃了！

　　假如一个公司有10万人，公司股份全部平分给这10万人，产权是很明晰了，但这样的公司很快就会垮。为什么呢？我们假设公司利润率为10%，其中70%用于分配，那么，公司每100万元产出只能带来个人收入增量：0.636元；而公司每损失100万元，个人不过损失0.636元，人们既不会追求公司的利润，又不会保护公司财产，它能不垮吗？产权明晰仅仅是企业独立生存下去的必要条件，但远远不是充分条件。而《经济学的力学原理》用利益相关系数分析，就能很好地解释这个问题。

　　事实上，随着“脑的协作”——我不用“知识经济”这种说法，因为它很不确切，农民种田也需要知识，那不也是“知识经济”吗？——的发展，西方也出现了经济动力不足，并走向危机，这就是微软、英特尔赠送大量股份给员工的原因，但这远远不够，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人对同一财产的正向利益相关系数的总和是一个小于1的常数，一个人数很多的公司，哪怕所有股份都分给员工，人们对它的利益相关系数还是很小。

　　假如你是一位私营公司的老板，为提高员工的积极性打算将10%的利润分给员工，那么怎样分最能提高生产率呢？全世界的其他经济学家都回答不了，只有《经济学的力学原理》才能给出最优化、最美妙、最有趣的答案。　　

　　而无论是微软，还是英特尔公司的分法都是效率很低的。

　　而这一切，都是西方经济学所无法解决和解释的。

　　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学没有系统动力的研究，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常常谈论的是无法实现的计划，因为他们没经过经济动力分析，正如水在没动力的情况下只能往低处流，但他们的理论无法解释。

　　而《经济学的力学原理》就是专门系统研究人对利益追求的，它完全弥补了经济学的漏洞，使公有制经济的研究变得十分容易。

效应函数是可以为负的。θ是相对风险规避系数，家庭在不同时期消费的替代弹性是1/θ。θ是可以取大于1的值的。

读书人，历来处于尴尬的境地。读了几本破书，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便胡乱喜欢起政治来。可惜政治偏偏不喜欢读书人，往往闹得这帮傻子自掘坟墓请君入瓮，或者欢天喜地帮人数钱，不知道这是自己的身价。 

　　毛泽东的学生、中共元老之一的柯庆施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作自我检查，还常常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柯庆施这是把中国的知识分子当成了婢女或者现在的保姆。  还有些人则更不客气，高岗曾粗野地把知识分子比作男性的生殖器：“说硬就硬起来了。” 


　　这话说的真可谓言简意赅，透骨三分。 



　　读书人不知道天高地厚，在春秋战国时候达到高潮。那时候大王们都忙着打仗占地盘，一时没闲暇管理这些读书人，这些读书人就拉帮结伙，搞什么合纵连横，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游说八方之国，到处胡说八道，骗吃骗喝骗钱骗官。后来诸大王之一的秦始皇先生灭了六国，天下归于一统，他老人家早就看不惯这帮聒噪的家伙，战事吃紧的时候就忍不住杀过一个韩非子，现在无事可做，没了乐子，老实不客气地挥挥手搞了个“焚书坑儒”运动，一时之间，天下宁静太平。 



　　再说唐朝的那个李白吧，会做几首诗词，不当吃不当喝，没有啥子大本事，说话可是不嫌累舌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唐玄宗照顾他的情绪，给了个小官，估计级别和弼马温不相上下，他便不知道自己是老几了，先让皇帝的大舅子磨墨，又让大内总管给他脱鞋，还想让皇帝的大老婆给他挠痒痒。  结果自然扫地出门，差点丢命，气得整天喝酒解愁。 



　　还有一位袁崇焕，明显读书太多了，读得心性迷乱，以为只手可擎天，抛家别子投笔从戎，做起抗清扶明的大事，并说出“策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这样的糊涂话。那大明江山乃是朱家的江山，清朝皇帝来了，你留根大辫子  照旧读你的书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与尔何干呢？结果仗打胜了不少，明朝皇帝却一纸诏书告诉老百姓袁崇焕是汉奸。汉奸临死落个剐刑，肥肉瘦肉五脏六腑被老百姓高价买去生吃。最后还是曾经挨过他打的清朝皇帝给他做证，说他不是汉奸是忠臣。真是自讨苦吃，怨不得别人。 



　　毛泽东最明白：“读书多的人，把国家搞不好，李后主、宋徽宗、明朝的皇帝，都是好读书却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的人。”所以老人家发扬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作风，连续搞了“四清”、“整风”、“文化大革命”，利用各种战略战术诸如“引蛇出洞”、“关门打狗”、“遍地开花”、“重点进攻”等等，终于几乎将知识分子一网打尽。当是时也，路不拾遗，开户无盗，全国上下，一心一意，至今令人怀恋。后来又有若干读书人做出的傻事，无法一一述及。 



　　我要劝一句读书人，请你们老老实实做人吧，既然知书达理，何不审时度势，  能忍就忍。人的生命承受力其实是很强的，有时强度连自己都不了解，不要老是钻进牛角尖。情动之际正是忘情之时，有人激动起来以为会死，或者会疯，其实大潮过后，风平浪静。不要把自己的什么生命什么尊严想象得太高贵了。人的生命人的尊严是低贱的，要有点韧性。它的本质是什么都能承受得住，无论何等的重负、压力甚至屈辱。活着，就是活着的理由和目的。 



　　你要想清楚，你就是一个老百姓，不过多认识几个字而已。忍受来自各方面的气是你生活中的一部分，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气是你的职责。你们呢，永远只是臭老九。 



　　狄奥尼根是个老外，还是个古代的老外，也有点怪脾气。有一次，亚历山大大帝忽然关心知识分子政策，巴巴地跑去慰问狄奥尼根的生活情况。狄奥尼根正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当亚历山大大帝问他有什么需要时，他不知天高地厚地说：  “别挡住了我的阳光！”最后，狄奥尼根明白了，连阳光也是亚历山大大帝的。他不得不缩进一个古代埋人的大缸中，留给弟子最后一句话：“像狗一样生活！”  于是犬儒学派诞生。这个老外实在是聪明，堪为中国读书人的老师。 



　　像狗一样活着。古人说，仗义每多屠狗辈，百无一用是书生。说的没错。文人们确实成不了大事，能够作一条不夹着尾巴摇尾乞怜，不依仗主人权势狂吠乱咬好人，老老实实自己觅食，苟活性命于乱世，不要闹事于诸侯的好狗，也不很容易呢。

胡老师：
        今天在中德大厅看课表，发现您讲的两门课（国际金融与企业管理专题）时间都在星期四的5.6节，地点却分别为（306、516）。
        请问是课表打印错了，还是分为单、双周？
        谢谢！

课表没打印错，企业管理专题是由郑彩祥老师讲。

王企鹅去

    人的意识和作用，仔细想想吧，我不说考虑，我说想，什么都以人为本，以人  为中心，是的，我把人的意识放在第一，不管什么，说到底都离不开人，时间紧，有时间再灌，欢迎讨论

会见财经界节目《经济学家梁小民无所顾忌说真话》，提及中国经济学家如何保持独立性的问题。现实中国的许多经济学家成为了“明星”，不断在公众场合露面，普雷斯科特提出中国的经济学家要想在世界有一席之地，要保持自身独立性，一是要远离公众，二是要远离政府。
现在的中国经济学家有三类：一是前沿问题研究，二是应用研究，三是基础普及研究，好像三类人都存在哗众取宠的现象，当然是部分人，中国的经济学排他性太具有政治色彩，不同的言论总是被压制，这也是中国经济学家与政治权术结合的产物，悲哀！

Utility,tjjl:
 
关于Romer高级宏观经济学中使用的效用函数（2.42）中的消费边际效用弹性θ,我的理解如下:
首先,先从(2.42)回溯到(2.2),最简单的即期效用函数，u(c(t))=(1-θ)-1c(t)(1-θ),θ>0。θ与1的关系有三种可能性：>1,=1,<1。在=1时，(2.2)取对数形式。显然，我们碰到问题：如果θ>1,将出现u<1,如何理解？能不能够排除θ>1的情形呢？

回答是不能。θ和我们常见的需求弹性一样，取正值。但在经济学意义上，它们都是负值。θ表示当消费增加（减少）某个百分比时，消费的边际效用会降低（上升）多大的百分比。(2.2)假定这两个百分比的比即θ是个常数，也就是说，无论消费水平多高或者多低，消费增加多大幅度，消费的边际效用就相应地降低多大幅度。应当说这是一个很强的假定。与此相比，在阐述中取这个弹性的正值，只是为了方便。我们需要记住θ>0的含义是消费增，消费的边际效用便降；消费减，其边际效用便升。它排除了消费的边际效用随消费增而增的可能性，尽管生活中不乏这种现象。

那么，θ>1表示什么呢？它表示当消费变化时，它所造成的消费边际效用的反方向变化率大于消费自身的变化率。5%的消费增长率可能造成6%的消费边际效用下降率。这一含义符合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同时，由于边际效用始终为正，它又符合理性人假设。因此，相应的现象被新古典经济学视为正常现象，θ>1不能够被先验地排除。

关键的问题是注意(2.2)是即期效用函数，也就是说，它是整个消费动态过程中的一个点，而非我们熟悉的静态函数。消费动态意味着消费者经常调整自己的消费，而调整的标准之一就是θ，即消费边际效用弹性。在收入有其他用途的前提下，θ很大可能意味着消费者应当减少消费以提高消费的边际效用，也就是说减少了仅仅由消费产生的总效用（因为边际效用是正的）。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此时消费是负效用，所以消费者要减少消费，以提高边际效用以及总效用？从静态角度看，也许只能够如此理解。但我们不必从这个角度看，相反，如果硬要用静态观点理解的话，也许可以这么说，一个消费者在其计划一生消费时，若其消费边际效用弹性固定，这个弹性更可能小于1，也就是说，当他预期自己的未来消费时，不会担心未来更多的消费导致自己从消费中得到的边际效用下降很快，从而自己获得的享受（效用）很少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长期动态的观察中，我们也许可以排除θ>1的情形。

另外，在Romer的教科书中，(2.2)是给定的。但在更一般的效用理论中，它是被推导出来的。从一般的多时期效用（隐）函数中，我们可以推导出消费的增长率  dc/c=-(u’/cu’’)(r-h)  {h:消费贴现率}，如书中(2.20)（但书中是用(2.2)推导出(2.20)的）。从消费增长率公式中得到θ，并看出θ对消费动态的影响。在把多时期效用函数转换成仅仅受消费影响的显函数时，不变θ的效用函数是种简单形式，数学上处理起来特别方便。不过，这些需要另外找一些更深的书籍和论文阅读。我自己还不了解，难以提供进一步的帮助。

回复很迟，谨道歉。

胡教授：
我们想邀请您到海口讲授《高级微观经济学》，您有时间来吗？如方便，请给我您的联系电话。谢谢！
陈应超

陈先生，您可以发邮件跟胡老师取得联系，他的邮箱地址是：[email protected]

请问你是曾经在汉中师范学院任教的薛军民吗？我现在在浙江宁波。请回我的e-mail:[email protected]      2005.10.10

胡教授：
        你好！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看到你的个人网站，相信你不仅仅是一个教授，而且更会是一个有才华的教授。很认真地浏览了你的网站，很喜欢你的开篇的那篇文章《学术自由第一位》，但同时，也知道了你极力宣扬在中国搞私有化的思想（如果说错的话，请见谅）。“化”者，是一种趋势，在中国搞国有企业私有化，就意味着那是一种潮流，国有企业越私越好！实事求是地说，我从内心是十分反对中国大搞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国情，一个地区也会有一个地区的区域文化性，适合于西方的，并不等于适合于中国，况且在私有化最发达的美国，由于“资源向最有效率的流动”而使国家成为了强者、富者的工具，这次美国飓风灾难就难证了这一点。在中国有一批学者极力反对搞私有化，我个人感觉这并不是妨碍学习自由，而是出于作为一个学者对国家、对民族强烈的责任感，而做出的一个自然反应。前些天看了中国社会科院经济研究所刘小玄的一篇文章《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均衡模型》，我写了自己的一篇文章，其中就以自己作为一个还在在读的学生最纯朴的感触写了一些东西，如果抬举自己一下，也就说成是批判吧。由于留言的篇幅有限，就不在些列举。真的希望中国的一些真正的搞经济学的好好地研究一下国计民生的问题！！（注：我大学本科毕业于河南财经学院，然后到新疆工作一年，现就读于青海民族学院行政管理专业）
        请见谅于我的不自量力。但我始终认为：私有化是富人的私有化，它边缘了最广大的农民和穷人。而我们国家最应该研究的是穷人的经济学。

This  is  a  great  article.
No  leaders  can  forsee  the  result.  Thus  grass  root  institution  innovation  is  the  key.  The  result  of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sometimes  speaks  for  more  than  the  leaders'  words  and  policies.

听说IAS被关闭了!  大家有和看法???

http://bbs.cenet.org.cn/dispbbs.asp?boardid=92510&ID=79966&replyID=79966

陈书伟先生：
谢谢的留言。关于私有化问题，我的重点不是宣扬私有化，更不是宣扬越私越好，而是宣扬私有化的公开化。当然，我是赞成私有化的，可是我仅仅赞成正当的私有化，因为在我看来，一个目标也许是伟大的，也许是渺小的，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实现目标的手段是不是正当，而不是这个目标听上去或者推理起来多么的美妙或者平凡。因此，我的观点是：如果私有化，就公开化。而中国十几年来已经走上了私有化的道路。对此，我想，你是明白的。所谓的改制或者产权改革，都是从公有制改为私有制或者从公有产权改成私有产权。和你一样，最初我没有关心过，报纸上讲到改制，也没有细细想过，后来听企业的朋友一讲，才恍然大悟，原来改制就是私有化，于是也才呼吁私有化的公开化。
我完全理解许多人反对私有化。完全愿意看到他们有充分的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如你所说，这不是妨碍自由。这正是自由的核心所在：每一个享有同等的表达自己真心思想的权利。反对私有化的人中间有人完全出于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赞成私有化的人中间也有人完全出于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这里的关键在于你是不是说真话，在于你是不是也让别人说真话。因此，出于对国家、对民族责任感的许多人对同一重大问题的看法不会一致，其中有些人的看法不一定正确。因此才需要自由的讨论。现在的问题，第一位的，不是赞成私有化的人妨碍自由，而是他们连私有化这个词都不敢用，都不敢说；第二位不是反对私有化的人妨碍自由，因为他们想反对现实中的私有化，但却不敢，因为他们不敢把现实中的改制或者民营化承认为私有化，因此也就不敢直面现实地去反对私有化。


其次，私有化是富人的私有化，私有化边缘了穷人，更多地是由现在的不公开的私有化造成的。看看中国农民几十年来的生活，可能很难否认公有制没有边缘穷人。你想，所谓的不自由，不管在如何命名的制度下，当然首先是穷人的不自由；不公开，当然首先是对穷人的不公开。对我们学者、学生的不自由、不公开，倒确确实实是其次的问题。因此，我完全赞同你的需要穷人经济学的看法。这里不是我们的“国家”需要，不必要非说得这么大，因为别人也可以说我们的国家更需要富人的经济学。这里的关键是，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我相信你是有责任感的），你是否感觉倒有一种内在的需要，为穷人创立经济学（如果它还不存在的话），或者宣传穷人的经济学（如果它已经存在）。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便是穷人的经济学，只是我们应当读马克思，而不应当读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品。因为连马克思自己也气愤地说过，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Kate  Zhou:
        You  are  wholly  right  to  stress  the  grass  root  institution  innovations.  In  a  somewhat  free  society  normal  people  can  create  many  and  many  things,  some  of  which  grow  over  the  communities  and  regions,  even  nations,  some  remain  regional,  some  disappear  after  a  time.  Even  the  latter  are  necessary  because  no  one  could  anticipate  its  destines  in  advance  and  they,  if  really  harmful,  are  limited  in  a  small  extent.  Problems  for  us  are  only  the  traditions  of  people  and  their  rulers  to  respect  the  grass  root  institution  innovation  and  the  feelings  of  normal  people  to  “rightness”  or  to  their  “right”  to  innovate.  One  of  tasks  we  face  is  to  help  to  create  an  environment  in  which  normal  people  and  grass  root  institutions  feel  free  to  innovate,  I  think. 

Qiun:
      IAS被关闭，非常遗憾，我向关闭IAS的人和学校表示抗议。

尊敬的胡老师：
        您好！我的一个学生准备读同济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苏州分校），有项目、投资、物流、企管四个方向，她向我咨询有关情况，说真的，我一点也搞不清楚，现麻烦胡老师在百忙之中抽空帮我问问，多谢！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苏州张侠

仅仅抗议IAS的关闭显然是不够的，应该更多地思考这一事件背后是否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特别是IAS在经费上对EMBA项目的过度依赖，导致其成为其他部门所觊觎的对象，埋下了今日变局之首要祸根。

我是一名在校本科生，专业是工商管理，现在正大三。现在很矛盾，不知道到底该不该继续深造，去考研究生。其实自己还想考，可周围的同学说上研究生简直就是浪费时间和金钱，而且读经济研究生学的都是空洞的理论，没什么用处，对以后就业也没什么帮助。所以我自己现在都有点迷茫了  ，真的是这样吗？想要各位同学给我一点意见啊！！谢谢！！！！

张侠:
    和你一样，说真的，我也搞不清楚同济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苏州分校）的各个方向，想来大体差不多吧，我对所谓的“研究方向”本来就不重视，我的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向也是教育部硬加的。我建议你的朋友也不要特别重视方向。

Skywalker，
    我同意你的观点。我想，无论IAS遇到的问题是管理还是资金，还是其他问题，有关方面总应当给一个说明。IAS长期以来已经是中国经济学界的公共产品，不能够随便退出的。即使退出，退出方式也应当是公开的。这样，我们对新办的IAS才能够有信心。

huahua
      作为教师，我给你提的意见是，如果你还很迷茫，就去读书。读书之后，你才能对社会、对人生有自己的认识，然后再谈是不是读研究生。

流行的音乐,最酷的DJ音乐,丰富的舞曲类型，全新的音乐理念,小草娱乐网将引领您进入美妙的旋律世界！
http://www.xiaocao.any2000.com
搞的好,给我留言,帮我宣传,再做个友情链接!~谢谢...

谢谢您！对恒甫的支持！中国在开倒车！我痛心疾首啊！这段时间没有了学习的动力啦！急啊！请帮帮中国吧！帮帮恒甫吧！大牛们！谢谢啦！！！

胡老师是我见到为数不多的有良知的经济学家，各位号称为了祖国经济学教育的大侠，该到你们为了中国光荣的事业说话的时候了，不能在沉默中死亡！！！

每个关键时刻都是胡老师挺身而出，多谢！
鄙人才疏学浅，但是方向不会变，大势看的清。
胡老师每每不顾自己的利益和可能受到的损失，为中国的经济学家、知识分子争了光。至于丁学良的说法，可能有自己的道理，也可能被记者裁剪，但是整体不科学，有偏见，不足信！

首先感谢胡老师的言辞.我觉得能有胡老师如此气概的学者已经是少之又少了.我想邹老师肯定对这事是早已知道,以邹老师的性格,这样的行为他怎么能不出来说点什么呢?或许他有很大的苦衷!但我们也的确想听听邹老师自己的声音!
此外,我们为什么不能就此而形成点舆论压力呢?希望能为邹老师那怕说点什么也好.我们应该在网络这个相对自由的空间里表明自己对邹老师和胡老师的敬意,哪怕发个帖子支持邹老师也好!

中国民主改革的步伐从来没有停止，但需要时间。
这是我看到湖南师范大学三学生写信给温总理，发改委给予正面回信这条消息的感悟。这种消息近几年已经听过几次了，中国真的不乏热血青年和有志之士，就是缺乏让这些年轻人展现才能实现报国理想的途径，当然很欣慰的看到这几年我们国家已经在改变并有很大的进步。
在5、6年前我读大一、二的时候，曾经也很愤青。对当时中国的腐败、经济改革、教育体制等很多现实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并将这些问题和批评的意见及建议分别写信给当时的中国的三代领导集体的七位常委。在大学两三年中我先后给每位常委写过信，有的写过好几封，有的匿名有的真实署名。虽然不曾收到回信，但乐此不疲。在我毕业的时候我本有机会作为选拔培养的公务员参与中国民主和经济改革的进程，但我很失望的放弃了，并将以前写信留下的底稿一起烧毁了。我当时象很多年轻人一样选择出国，想在国外寻找救国真理。（但其实现在看来，这个想法很幼稚，其实真正的救国真理和强国之路就在国内）虽然我个人当初的理想没有得到实现，但很高兴的看到。这几年我们国家改革发生的许多问题已经得到重视并得到一定的遏制，经济民主改革也在继续进行并取得很大成果，这些是不可否认的。
当然我们政府还有很多不足，比如政府和民众沟通的途经不够，即使有也效果不好。去年我曾经在网上找到各部委的电子邮箱，并用公布的邮箱写过信给部分单位（其中有全国人大，政协，国务院办公厅等），有的直接退回来了，没有这个邮箱，有的没有回音，反正一封回信也没收到（当然信的内容是有质量并经的起考验的）。

我曾经看到一篇报道，说美国前任国务卿鲍威尔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看自己的邮箱（这个是向外公布的），有什么消息，民众反映什么问题，工作人员对这些信的回复情况（他的邮箱是有人负责处理的）。有时他为了测试工作人员对民意的处理速度、态度和质量，他有时还会写信给那个邮箱。后来就萌发一个想法，想写信给温总理，建议他也搞个这个类似的信箱，加强和民间的沟通，收集民意，体察民情，激发民智。但后来由于其他事情耽搁了没写。

我不知道这个想法大家是否认同。中国最大的国情是人多，但也是我们最大的优势，我们有许多的人才，许多有志之士。中华民族是个非常有智慧的民族，只要我们群策群力，没有中国人办不到的事。中国的统一，中华民族的复兴，在我们这代人手中完全能够实现的。中国有很多问题是由于不能或者无效沟通产生的，与民众直接的沟通，是开放的姿态，也是民主的进步，更是我们改革所需要的。中国改革遇到的很多问题是我们不能回避的，我们必须面对。改革总是有的人得利，有的人失利或得到相对少的利，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忽视。问题宜疏不宜堵，沟通不会产生问题，只会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即使不能很好解决些问题，民众也有个宣泄的途径。

我希望在这里呼吁志同道合、热血网民共同倡议我们的主席、总理等重要领导能够开通个人网站，或者公布个人邮箱。以利同民众沟通，收集民意，体察民情，激发民智。行动的一小步，思想的一大步。你们的意愿就是祖国的希望。

民主改革的步伐不能停止，也不会停止。这是时代的潮流，也是民心所向，其实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相信包括我们的高层领导也知道这个理。但问题是我们需要怎样的民主进程和社么样的民主，这个问题都没搞清，天天喊民主，只会给民主添乱，搞混民意，搞乱民主进程，甚至威胁我们将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主进程的问题。很多所谓的民主派人士或多或少都犯这个毛病。
民主是个工具是个手段，从来不是目的。我们每天勤奋学习，努力工作，国家搞经济建设社会改革，这些所有做的是难道就是为了追求一个目的：民主？不是的。我们追求民主是因为它是个较好的制度，它能帮我们实现个人的理想，能使我们更好的达到幸福，能使我们国家能够运转更有效更合理，能使我们国家更加繁荣富强并让每个国民都享受到国家进步发展的果实。这才是我们社会所需要追求的目的。
中国的民主进程不能太慢也不能太快。一个人长期在黑暗中呆习惯了，突然走出黑暗睁开眼睛看阳光时，他的眼睛可能会瞎。假如把民主比作阳光，我们很快在中国引进西方的民主，会让很多人找不到北，社会在短期激烈变革，它无法承受其重。太慢了，很多人也无法忍受。这会耗费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光阴、热情、智力，这必然影响我国发展的速度和质量，更会偏离我们社会发展的方向。民主改革的速度，取决于我们领导的智慧，同样取决于我们民众的理解和参与。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主？西方的民主方式？
我不这样认为。西方的民主其实是有钱人玩的玩意，假如中国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搞那种体制，家产经不起多久的耗，国力就会大降。民众虽然会觉得说话自由了，声音也大了，到处可以投票骂人发牢骚，但个人财富积累的步伐会减慢，物资会变的稀缺。你会选择鲜花还是面包呢？在饥饿面前我会选择面包，假如我作为政策的决策者，在中国如此国情下，我会优先选者发展经济。了解经济的人应该知道，政治制度或者民主程度和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没有什么必然联系或者因果关系，但政治制度短期激烈变革，会可能对经济发展造成重创，其影响的程度和影响持系的时间，还很难判断。
我发现现在中国有很多所谓的学者，对外国情况不是很了解，对经济社会知识掌握也不多，就敢到处乱喷。真佩服他们的勇气。发达的国家（不是有钱的国家，中东有些国家有钱，但不能算发达国家）都是民主制度，但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经济状况不一定很好。比如：印度。印度这几年经济发展很快，也得益它的很多经济干预政策。新德里新区规划也是通过很多不民主的手段进行。印度假如还是如前几年，经济改革方案一直还是会停留在议会争吵声中。印度民众的意愿得到充分的体现，但只能在饥饿中等待明天。精神或物质？在资源缺乏，经济薄弱的国家怎样选择。
中国需要怎样的民主？这取决中国人民的智慧。大多数的国外先进制度，在中国是很难移植的。我们的特殊的国情（人口，我们一个省当一个甚至几个国家）决定我们必须寻找一条前人未曾走过的路。

中国的民主可以先通过政府与民众的沟通开始，拓宽沟通渠道，寻找有效的沟通方式，更多的政府信息披露，更多的民众参与政策的制定等。这些已经在做，但政府有很多工作还没有做细，很多政策没有落实好。中国现在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上面说的多，下面做的少。其实工作关键在落实，政府如果一定要通过督导和派监察组，才能保证政策的落实。这是政府的无奈，也是它的悲哀。这说明，政府的权威有很大的问题，官员的考评制度也有很大问题。

接下应该开放的新闻和言论自由。其实现在中国已经比较自由了，特别在网络世界。相信再开放点，也没啥，就象李傲在大陆巡回演出说的那样。中国以前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对市场经济制度是那么的恐惧，但现在进行了这么多年，大家也觉得就那样。

我们希望民主，希望能给我们带来幸福稳定和平的民主！

首先我承认民主是个好东西，在解决中国的很多问题上，民主都是一计良药，但是我并不认为民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我认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民主制度民主到什么程度应充分考虑到这个国家的国情，所以我要说，中国是要民主，但要一步一步的来，不可操之过急，因为民主有千条好处万条好处却有一个弊病，那就是民主制度会降低政府的执行力，也就是效率，在这里我想拿大陆和台湾做个比较，台湾的民主程度确实比大陆要深入，这一点我承认，但是不知有人注意过没有，台湾的问题并不象大陆那样多，台湾经济发达，而且城乡差异不大，台湾地域狭小，几乎没有地域差异，台湾教育程度高，大家的文化素质差异也不大，而且台湾民族不多，文化差异也很小，这些都是台湾可以实行民主制度的条件，更何况台湾实行民主还有某些台独人士的政治目的，在看看大陆，经济不如台湾发达，而且地域上城乡差异，东西差异，南北差异都非常大，经济发展非常的不平衡，教育上大陆到现在仍然还有文盲，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是很低的，文化上，大陆有56个民族，而且民族间的文化差异非常大，彼此沟通困难，这都是大陆政府要面对的问题，我认为民主是一把双刃剑，用的得法对国家有利，用的不好，国家就会遭殃，到底怎么用要根据国家的国情而定，孙中山先生在1912年就定下了临时约法，实行民主，可怎么样呢，大权却被袁世凯篡夺，孙先生不得不流亡日本，重组革命党，并且声称要大权独揽，那时侯没有人怀疑孙中山先生的民主世界观，独裁是为了革命的需要，而不是为自己，他得到了大家的赞同，这就是说当时中国的国情不允许民主的实行，再看看今天的印度，它的民主制度可以和美国相比，可他的经济却远落后于美国，甚至中国，印度的乞丐和破烂想必大家也有耳闻，而且暗杀事件，恐怖活动，宗教仇杀等等，印度的民主制度没能使印度成为另人向往的地方，就是因为印度的问题和中国一样多，还有很多非洲国家也都接受了西方的民主思想，结果他们都是一贫如洗还在那你挣我斗，美国的民主并没有给这些国家带来运气，有人说，民主虽然有弊端，但总比独裁好，独裁的弊端恐怕更大，在这一点上，我是同意的，我也是主张民主的，也是反对独裁的，我的这些观点可以在我以前的帖中寻到，但是我并不主张中国急速民主化，说的肤浅点，叫做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举个例子，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一顿吃一斤肉不算什么，可对于一个七天没吃饭的人来说，他要是一顿吃下一斤肉恐怕有性命之忧，中国现在的国情大家都清楚，如果把中国比做一个人，那他肯定不是一个健康的人，而是一个身体虚弱正在恢复健康的人，这时候，他需要慢补，调养，待健康恢复以后再吃大鱼大肉，这时身体才会真正强健，同样的道理，中国现在需要的是稳定发展，经济尽快繁荣，所以办事效率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说到这，我不想多说了，还是那句话，我也希望中国能象美国那样民主，但前提必须是得有象美国那样的经济文化环境，美国指责中国不民主是因为他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最后我用一个例子结束这篇文章，美国在当今因为它的民主成为世界强国，那么在汉，唐时期中国正是因为加强了中央集权也照样成为了世界强国。

非常感谢胡老师和孙老师奉献的这些宝贵的资料.作为莘莘学子的我们在接受知识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传承两位老师的奉献精神.

邹重恩:
        我完全支持恢复IAS的努力。偌大的中国，如果容纳不下一个有自己教育特色的IAS，中国的学术专制、教学专制也太严重了。请注意：洪堡的大学思想核心是两个自由：学术自由和教学自由。
      但是，在IAS问题上，我为什么没有对武大或者武大商学院说话，而对邹恒甫说话，就是因为只有邹恒甫值得我的信任，也只有在作为IAS主任的邹恒甫明确要求恢复IAS的前提下，我才好声援他。我不怀疑他的智慧。他无疑比我聪明得多。也许，通过邹恒甫做的工作，明天IAS就会恢复。我所希望的不过是，我们在处理这类问题时，更多地采取光明正大的方式，公开的方式。在我看来，改变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可能比具体某个问题例如IAS问题的解决，可能更为根本。

xbk:
    谢谢你的长篇留言。我支持你呼吁国家主席、总理建立个人信箱与公众交流。
    你的民主观念需要厘清。比如民主进程既不能太快，也不能够太慢，这句话说和不说一样，倒象官员做报告的话。至于外国的情况，我们不清楚。据说，中国是世界上目前贫富差距最严重的国家。如果这样的话，而且在你看来中国还不错，那么，其他国家贫富差距没有中国严重，那可能更不错了。你的留言给我的印象（也许不正确）是，目前中国做的恰到好处。但如果真的是那样，你的建议可能也多余了。国家主席、总理真的花时间去看你或者别人给他们信箱的信，国家主席、总理的执行力肯定下降，中国的经济、民主进程反而不如现在这样好。
    但是，你在思考，这就是好事。我们大家都需要思考。民主即使是好事，也还有如何贯彻的问题，而这些都需要思考。

能修改信息吗

  胡老师在IAS的态度,是令所有学者学习的楷模!邹老师还是没说话,但还是用实际行动来捍卫这块神圣的净土!邹老师已经在武大为中心做了精彩激昂的演讲!邹薇老师已经正式加盟中心,负责中心教学,而且张定胜也已回国,中心要申请博士点呢!中心毕业的博士也大都响应邹老师的号召,愿意为中心出力,大有大干一场的气势,这块净土有保留的希望!

    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
　　--在上海市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作者:巴金



（编者宇慧按：本文是巴金先生在1962年上海文代会上的一次发言，会场上便有听者瞠目结舌，会后美联社立刻发文“巴金5月9日在上海市文化艺术家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缺乏言论自由,正在扼杀中国文学的发展。”这种概括性的报道，使该发言成为巴金文革中被迫害的重要罪证，然而今天看来，亦是老作家”勇气“和”责任心“的鲜明体现。2005年10月17日，这位101岁的老人终于离世，有人叹说，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希望，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不要就此灭绝了才好。）





　　我首先声明，我的发言既不全面，也可能有很多错误。我只是讲我个人心里的话。我最近参加了一些会议，听过一些报告，现在又参加这个庄严的大会，我有很多的感触。我觉得作为作家，我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作为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我没有好好地运用文艺武器来为人民服务。这些年来我不断地叫：全心全意地献身于人民文学事业，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可是我一直把时间花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上面，我仍然讲得多，写得少，而且写得很差。有时我也为这个着急，我还感到惭愧，甚至坐立不安。但有时我也会因为想到自己留下的东西不多，反而有一种放心的感觉。我常常责备自己缺乏勇气，责任心不强，但有时我又会替自己辩解，因为像我这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人并不太少。然而我觉得自己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既然打着作家的招牌，就必须认真写作，必须重视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新中国的作家更不应该有但求无过的顾虑。不过我又得承认，要去掉顾虑并不是容易的事。说实话，我并不怕挨骂，我受得住严厉的批评，有时给批评打中了要害，在痛了一阵以后，我反而感到心情舒畅。但是请允许我讲出我的缺点和秘密：我害怕"言多必失"，招来麻烦。自己的白头发越来越多，记忆力也逐渐衰退，我不能不着急。我总想好好地利用这有限的时间，多写作品。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着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碰上了他们，麻烦就多了。我不是在开玩笑。在我们新社会里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人数很少，你平日看不见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但是你一开口，一拿笔，他们就出现了。他们喜欢制造简单的框框，也满足于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些框框，更愿意把人们都套在他们的框框里头。倘使有人不肯钻进他们的框框里去，倘使别人的花园里多开了几种花，窗前树上多有几声不同的鸟叫，倘使他们听见新鲜的歌，看到没有见惯的文章，他们会怒火上升，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他们今天说这篇文章歪曲了某一种人的形象，明天又说那一位作者诬蔑了我们新社会的生活，好像我们伟大的祖国只属于他们极少数的人，没有他们的点头，谁也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他们有一个时期非常轻视文学作品的作用，公开说，"托尔斯泰没得用"；另一个时期又把文学作品抬得很高，要作家对读者们的一切行为负责，好像一本小说就会使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彻底改变。这是不公平的。要一个作家负担过多的责任，使人感到不写文章反而两肩轻松，不发表作品叫别人抓不到辫子，倒可以安安静静地过日子，这决不是好办法。我有位朋友去年在《上海文学》发表了一篇短文，不久刊物就收到好些读者的来信，不用说，是迎头一顿棒打，有人甚至说作者别有用心。事实上这位文教战线上的老英雄不过在文章里批评了一个女售货员，还附带批评了他的一个学生。他没有在文章里重复人们常说的话，因此引起了这一场风波。固然读者有权对任何一篇文章发表不同的意见，但是谁也不能乱打棒子，伤害别人。幸好这几年来编辑同志的胆子大多了，他们接到那些气势汹汹的来信，并不太紧张，也不要作家低头认错。我们不要以为拿框框、捏棍子的人代表了言论，其实占大多数的不写信的读者并不会同意他们。他们人数虽少，可是到处乱打棍子，整得有些人提心吊胆，不敢有雄心壮志。

　　谁又不怕挨整呢？谁又愿意因为一篇文章招来一顿痛击呢？许多人（我也在内）只好小心翼翼，不论说话作文，宁愿多说别人说过若干遍的话，而且尽可能说得全面，即使谈一个小问题，也要加上大段的头尾，要面面俱到，叫人抓不到辫子，不管文章有没有作用，只求平平安安地过关。前不久我们好些人谈起现在的文风，都觉得现在文风跟我们伟大祖国的面貌和当前的国内形势都不相称。"双百"方针已经发表好几年了，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可是怎么还有那许多框框？为什么我们文学艺术的百花园中还不见花红似海、百鸟朝凰？为什么在我们的报刊上许多人喜欢重复用着同样的词汇和字句？全国人民思想的一致是我们可以引以为骄傲的事情，但词汇的相同就不值得夸耀了。要是许多人都用"众所周知"的同样词汇写文章，那才是人力物力的浪费。我们的社会生活是极其丰富，我们人民的心灵是非常优美，我们的语言文字也决不贫乏，我们作家的头脑也并不简单，我们的队伍中间也不见得有多少懒汉，为什么大家都习惯于使用那些"众所周知"的同样词汇，不肯多动脑筋想出别人未用过的适当的字句，创造不同的形象，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感受来解释、来阐明同一个真理，同一个思想，同一个原则，来描绘、来反映、来歌颂同一个伟大的时代呢？显然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有阻碍。阻碍不止一种，我刚才讲过的那些不知从哪里来的框框和棍子和那些但求无过的怕挨整的顾虑就是最大的障碍。

　　我一再提到顾虑，并非在这里信口开河。在公开的集会上虽然很少听见讲起个人的顾虑，但是我和一些作家私下谈起来，我们都认为这种顾虑的存在正阻碍着创作的繁荣。我们私下也会批评某一位作者胆子小，顾虑多。其实我们中间谁又能说自己胆大呢？今天再没有人说《洞箫横吹》是一部坏电影，《布谷鸟又叫了》是一个坏的剧本了。可是当棍棒齐下的时候，有哪几位作家站出来讲几句冷静的话，发表一篇合乎实际的意见！我们现在有的是"事后诸葛亮"。然而我们国家需要的却是坚持真理、热爱祖国的文艺战士，却是像爱护自己眼珠一样来爱护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文艺工作者。今天我更加深切地感觉到坚持真理、热爱祖国的勇气是非常可贵的，热爱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身的勇气也是极其可贵的。做一个新中国的作家就需要这样的勇气，有了这样的勇气才能够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论如何，我们要顶住那些大大小小的框框和各种各样的棍子。只要作家们有决心对人民负责，有勇气坚持真理，那么一切的框框和棍子都起不了作用。

　　说到这里我还应该加一个说明：我在上面提到的并不是批评家。对于批评家我是怀着很大的敬意的。我们的确有不少很优秀的批评家。但是不必讳言，我们也有一些专门看风向、摸"行情"的"批评家"，对于他们，我要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希望他们能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作家。好的批评家是作家的朋友，并不是作家的上级。可是我们有些"批评家"写文章，不管说好说坏，总是把自己放在高居临下的地位，不用道理说服人，单凭一时"行情"或者个人好恶来论断，捧起来可以说得天上有地下无，骂起来什么帽子都给人戴上，好像离了捧和骂就写不成批评文章似的。我只知道真理愈辩愈明，却未听说真理越骂越显。谩骂决不是批评，盛气凌人更解决不了问题。要繁荣创作，首先需要作家们辛勤的劳动和不懈的努力。有人以为只要批评家笔下留情，多讲好话，就可以促成创作的繁荣。这种想法未免太天真了。据我看，只有在作家和批评家互相学习、彼此帮助、互相尊重、携手前进、共同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奋斗的紧密团结的局面下，才会有万花吐艳、百鸟鸣春的盛况。

　　这样的盛况是一定会出现的。而且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以无限兴奋、无比欢快的心情来迎接创作繁荣的高潮。文学艺术的春天已经来了！

　　同志们，我们在这里举行隆重的大会，会场外面一片大好的春光。我们不会忘记二十年前就在春光明媚的五月，毛主席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这本天才的著作，任何时候都是我们的指路明灯。它使我们永远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六年前我在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扩大会议上说过："做一个今天的中国作家是莫大的幸福。"去年四月我在日本东京对华侨同胞又说："今天做一个中国人是值得骄傲的事。"我在这里重述这两句话，我现在还十分激动。像我这样在旧中国生活了四十几年、在旧社会里写作了二十多年的人多么深切地了解这两句话的意义。我的写作道路上并不是铺满鲜花的。过去很少有阳光照亮我的书桌，在我的窗前永远是黑暗的寒夜。整整二十年中间，我和我的读者一起追求，一道挣扎，一同受苦；我和我的主人公一同经历那些悲惨屈辱的生活。我亲眼看见反动的官僚、恶霸骑在人民头上，欺压剥削，无所不为；好人受苦，坏人得志；我亲眼看见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有一个时期我像无家的孤儿，到处遭受白眼；在国外听见人用轻蔑的声调在我背后叫"中国人"或"支那人"，我常常红脸；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就是在上海的马路上见到外国巡捕和大兵或者喝醉了的外国水手，我也抬不起头来。那些时候我心里有多少恨，多少痛苦，多少愿望！我多么希望祖国母亲的一双手来抚摩我心上的创伤。可是当时的中国像一个患病垂危的老妇人，她自顾不暇，只好让自己的孩子受人欺凌。在那些时候我空有满腔的热情，我写了一大堆病史，却开不出一张药方。我在黑暗和灾难的重重包围中冲来撞去，却始终找不到我所追求的光明。我苦了自己，也苦了读者。写作对于我成了苦役，可是丢开它，我更感到空虚。我读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比较迟，我不能说我读了一遍、两遍，就完全理解《讲话》的意义，可是我那停滞的心灵已经震动了。以后我一次、两次……反复地思索那些浅显易懂的文字中所包含的光辉的思想，我不知不觉地冲出了重围，终于看到了广阔的大路。光明就在前面！我甩开了过去压在我身上的石头，我赶走了那些忧郁的思想，我好像从泥沼中拔出来一样，感到一身轻快。我拿着这本照彻心灵的小书，回顾我后面那条长长的弯曲的路，我开始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这么响亮的声音使我的头脑清醒了。

　　在我的眼前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这个遍地创伤的东亚古国中，一个崭新的毛泽东时代开始了。时代变了，环境变了，黑暗和痛苦永远消失了。我的读者不再是给压在三座大山下面憔悴呻吟、艰苦挣扎的人民了，他们意气昂扬，满心欢畅，做了自己命运的主人，用移山填海的力量，在一穷二白的中国广大地面上绘出了美丽的图画，而且对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尊敬。这些新中国、新社会的建设者亲切地、热情地向我伸出手来。……

　　我怎么能不记住《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光明大道，又兴奋、又感激地奔到他们那里去？我怎么能不丢开过去写惯痛苦的秃笔跟他们一起为新中国的大厦添一片瓦、砌一块砖？他们，我的读者，也是我的教师，我过去一心一意想为他们写作，可是我的作品对他们毫无益处，我跟他们离得多远！今天我终于到了他们跟前，同他们一起，了解他们，学习他们。现在不是作家同读者、同主人公一起在灾难的地狱里受苦刑，而是主人公和读者带着作家向光明飞奔。

　　"为人民服务"，"向人民学习"，"到群众中去"，"和群众结合"，"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些简单的句子中间包含着多少发光的真理。我究竟了解多少，自己也说不上来。我仿佛进了宝山，走得越远，实践越多，越感觉到宝藏丰富。时间有限，我不在这里谈我在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队中的生活同感受了。对我来说，这只是一个幸福的开端。但是我越来越明显地认识了这个真理：只有在作家和人民站在一起、为共同的事业和共同的目标努力的时候，只有在作家和人民同感情、共呼吸、共同为伟大祖国的命运奋斗的时候，文学作品才能成为"战斗的武器"和"教育的工具"，也只有在作品真正起了"战斗武器"和"教育工具"的作用的时候，作家才算是表现了他的勇气、尽了他的责任，那时候什么框框、什么棍子都不在话下了。

　　同志们，我们的大会正在团结的气氛中进行。毛主席文艺思想的光辉照亮了整个会场，也照亮了我们每个人的心。会场外面，风和日暖、百花争妍，到处热浪滚滚，生气蓬勃。全国人民，全上海人民正在用紧张的劳动迎接一九六二年的春天，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全部智慧，要把我们美丽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丽。我们的祖国在前进，上海在前进。任何大大小小的困难都挡不住巨人的雄伟步伐。我们的大会在这个时候召开，它是团结的大会，也是前进的大会。团结是为了前进，前进就是要繁荣创作。为了团结，我们应当在会上畅所欲言，以诚相见，让心与心接触，使大家团结成一个人；为了前进，我们必须丢开一切的顾虑，抱定为人民立功的决心，精力充沛、热情洋溢，有几分热发几分热，有多少光放多少光。让我们整个上海文艺界团结得像一个牢固的整体，心连心，手携手，奋勇前进。我们不能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殷切的期望。我们一定要使上海文学艺术的百花园中出现一个无限美好的春天。



　　【编者附记】  上海市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于五月八日开始举行，十六日闭幕（这期间，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也召开了第三次会员大会）。我们现特将巴金同志在九日的文代大会上的发言，刊载如上。这次文代大会开得成功的显著标志，就是充分地发扬了民主，用民主的方式来解决上海文艺界内部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相信，上海文艺界人士一定会把这次大会的民主精神、团结精神坚持下去，并加以发扬光大，为创造质量更高、品种更多的文艺作品而一致奋斗。



（  原载《上海文学》1962年第5期）

[转帖]邹恒甫：张维迎是九流经济学家  林毅夫算三五流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11月10日  11:27  南方人物周刊 

　　从2004年到2005年，邹恒甫失去的太多了。去年，他的老师董辅礽先生永远离开了他；他的朋友让?雅克?拉丰(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永远离开了他，还有他早在武大时就已结识的杨小凯也逝世了。 



　　“他们都是患上癌症逝世的，难道作经济学研究的都要得癌症？”直到此时，他还不忘幽默一下。



　　今年，他又面临着自己一手创办的IAS将被拆分，“没办法，人生总是充满了欢乐，充满了悲伤，这真是太好玩了。”邹恒甫轻轻地摊开了双手。



　　但当他面对友人，率性豪饮、纵论天下时，却吟出了陈寅恪的一句诗：“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我和林毅夫是三五流，张维迎是九流，大多数人都不入流



　　人物周刊：你把中国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编成“三纲五常”、“林海张杨”，多次在公开场合毫不客气地点评他们，有人说你太过癫狂了。



　　邹恒甫：当然太狂啰。他们中有些人根本没有任何学术成就，有些人在学术上我是看着他们长大的，我太了解他们出名的情况了。



　　我去年在上海财大作演讲时就说过，“他们著名，都著名在哪里呢？都发过些什么文章呢？都摆出来看看嘛！” 





　　张五常在六七十年代做出过杰出贡献，杨小凯是在研究劳动分工上做出了成就，后来就走向了一个极端，他这个人的心理爱随着环境改变，一生变了好几次，一点都不好玩；林毅夫有两篇有价值的文章：第一篇谈大跃进时期，中国如何饿死人；第二篇讲家庭承包制怎么改进农村劳动生产力；最后，他和易纲都走向了政治，当官去了。我们不会变，我们就是一竿子搞到底。



　　其实我一点都不狂，我调侃他们，是因为我知道怎样才算有本事。郎咸平知道我是扎扎实实办教育，知道我在国外还有点小文章，他说张维迎他们连门都未入呢。所以，我说我和林毅夫是三五流，张维迎是九流，大多数人都不入流。



　　人物周刊：难道在你眼里，他们对中国经济发展没有作出丝毫贡献？我们又如何辨别其中的浮躁与虚幻？ 



　　邹恒甫：我们都是神交，有些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我还把田国强、白重恩，李稻葵，周国富，谭国富，加上我，凑了句“李白杜甫”、“国富国强”，就差一个姓杜的，还联不起来，所以没说出来。田国强知道此事后，哈哈大笑。他们知道我办事的干劲和学术上的爱好，所以都能承受住我的调侃。



　　这批人在中国普及当代经济学教育上，还是起了作用的。但其中有的人后来走向了媒体，走向了仕途，这就脱离了学术。



　　谈到辨别，中国经济学家编的教科书，我们内行根本不看。我把世界上一流的师资领进国内，把最好的原文版书籍引进国内，就是为了把学子从迷途中引出来。



　　中国大学生都有潜质和能力在三五月之内阅读使用英文原版教材，我在武大办学十多年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但是，从北大到武大到中大，他们就是喜欢用高鸿业编的《西方经济学》，和张维迎编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真是误人子弟！



　　初级西方经济学，我们有曼昆、斯蒂格利茨和萨缪尔森的英文原版；对策论我们有福登伯格和梯若尔、奥斯波恩和鲁宾斯坦、迈尔逊等英文原版。这些教授们就是不用这些世界级大师的英文原版，反而要用自己编的教材。更为甚者，他们还组织学生去翻译这些教材，错误百出，笑话连篇，还在课堂吹嘘卖得多好。我真的不理解为什么中国青年学生放着世界最好的英文原版不用，而读那些低劣的二手货和翻译品。



　　张维迎动不动就说自己是“中国产业经济学第一人”，我不知道中国的产业经济学家们对主流的产业经济学，作了什么贡献。



　　我们培养的学生，要比我们好1000倍



　　人物周刊：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你办的数理经济与金融班太偏重数学和技巧，而忽视了思想和经济直观，是这样的吗？



　　邹恒甫：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我是学历史、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出身的。在武汉大学的五年半时间里，我在历史系、哲学系和数学系到处听课。由于对分析哲学的爱好，我才学数学。后来学西方经济学，才知道数学有用。到了哈佛，正好如鱼得水。我把经济学、数学、哲学、社会学乱学一通，什么都没入门。



　　正是基于这种广泛的爱好，我还在武汉大学IAS创办了中西比较哲学实验班、世界史实验班和国学实验班。这三个实验班都必须在本科和硕士阶段用英、法、德语阅读西方典籍。我们高度重视人文素质教育，我们给数理经济与金融班的所有本科生，开设了《四书》、《老子》、《庄子》等八门人文基础课。学国学的还必须懂日文。



　　前者是为了实践余英时先生的倡导：不懂英、法、德，不谈文、史、哲；后者是为了洗尽从陈寅恪就开始饱尝的“到日本学中国史”的羞耻：“群赴东邻修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



　　那些口口声声强调思想的人，未必有什么经济思想。李稻葵有思想？周其仁有思想？林毅夫有思想？张维迎有思想？自欺欺人罢了！



　　人物周刊：记得你好像说过“我连自己都瞧不起，还瞧得起他们，他们爱说什么随他们好了”，那么，你瞧不起自己什么呢？在当代经济学者中，有你看好的人吗？ 



　　邹恒甫：我的原话是“我瞧不起别人，但我最瞧不起自己”。我什么都不行，我可以嬉笑怒骂，是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比我更差。我历来如此，有学问的，当然我崇拜。对没学问而又上媒体吹拉弹唱、欺世盗名之流，我就喜欢挑战嘛。



　　比如我崇拜陈寅恪先生，他通晓10多种语言，《资治通鉴》、《全唐诗》、《全唐文》，烂熟于胸，这是多么高深的境界！至于董辅礽老师，他是长者，我尊重他，但我并不觉得他的学问有多么高深。有人问过我，中国什么时候可以产生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我直言在25年以内都不会有谁摸着这个奖！其实普林斯顿大学的邹至庄教授对我早就说过这句话，他最有资格下这个结论。



　　董老师曾说过，属于诺贝尔奖的在搞学问，中国人在搞新闻。现在的风气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商，商而优则学”，权和钱这两样东西太吸引人了，这两样东西还能互换。有些学者就是想着权和钱，这样怎么能静下心来做学问呢？应该是“学而优则学，仕而优则仕，商而优则商”才对。 



　　人物周刊：有人说武大IAS被拆分，也与你的个性有关系。



　　邹恒甫：我的个性不是让人爱，就是让人保持距离，绝不会有人走中间路线的。至于说被拆分，其中的具体原因，我不好说，肯定是涉及到了“利益”两个字。



　　1994年，我就对中国一些著名的媒体经济学家说过，我办IAS的目的，就是要让你们在中国找不到讲台，我们培养的学生，要比我们好1000倍。



　　胡祖六说我们当时是雁过拔毛、靠剥削朋友的友谊办起来的，这一点都不假。当时条件艰苦，我是一张纸、一支笔、一间厕所开始，把家里的书都搬来了，我的同事和朋友，有书的出书，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IAS办到1999年，才把名气打出来。



　　所以，我们邀请的全是国际上一流人物，全是哈佛、耶鲁等名校的一流学者。还请了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与学生交流，像James  J.Heckman、Robert.  Lucas、Laffon、Tirole、Maskin等等，我自己从2001年起都不上课了，也成了一个跑腿的。



　　由于我请全世界最好的经济学家、管理学家来讲课，搞得其他人非常不舒服。这样就等于是另起炉灶，把几百号人放在一边了，这不是相当于砸掉了他们的饭碗？那他们是不是要找我拼命？你说我能不癫狂吗？我想走正常程序，怎么走法？ 



　　人物周刊：也有评论说，你们办的IAS对国内教学和科研风气并无实质影响？ 



　　邹恒甫：有没有影响，在青年经济学子的心中自有明断，我感到青年学生一直是我强有力的支持者，这正是我屡败屡战的动力。为什么有人恐惧我，想方设法搞得我难受？他们有危机感。这不是影响吗？



　　人物周刊：网上也有人传，IAS的被拆分，与7月15日刘国光先生就当前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所发表的看法有一定关系，你看呢？



　　邹恒甫  ：这我不知道，我不能乱说。但刘国光先生必须重新学习当代数理马克思主义，认真阅读John  Roemer关于剥削、阶级、公正、平等、革命等的理论。如有机会，我愿意跟刘国光先生多多交流。如果董辅礽先生还在就好了，我们三人的交流，一定会充满了火药味和学术味。



　　人物周刊：听说你除了爱说自己是农民的孩子，还爱说自己是走狗？ 



　　邹恒甫：是的，我永远都是穷苦百姓的走狗，永远都是中华民族的走狗，也永远都是武大的走狗和癞皮狗。



　　现在很多经济学家喜欢当资本家和暴发户的走狗，记住一句英国谚语——每笔财富后面都隐藏着罪恶(Behind  every  fortune，there  is  a  crime)。在中国赚钱致富的人都应该有良心。我们的政府和企业，要把减少贫困、促进公平发展作为首要目标。



　　人物周刊：你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邹恒甫：去北大、中央财大、上海财大、浙大、中大上课去，他们很高兴我去，当然还有武大。我想IAS一定还会干起来的。只要不为了钱走穴，只要不当新闻媒体经济学家，只要不从政当官开会，一个人是会有大量的时间看书、给学生上课、和写点可以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英文论文的。这样会过得心安理得。“读书不肯为人忙”，陈寅恪先生的这句诗说得太好了。



　　人物周刊：最后想问你一句，如果你没有在世界银行的物质保障，只是国内的一介普通学者，你还敢于放言抗争么？



　　邹恒甫：我想依着湖南人的个性，还是会垂死挣扎的，我还是会执着于自己的教育事业。当然，斗的方式可能不一样，狡兔有三窟，人就应有九窟。只要哪儿需要我，我就会到哪儿报到。



　　用自己的钱办学最过瘾，用别人的钱办学也过瘾，为钱办学最不过瘾。希望中国所有的经济学家和海龟用这三面镜子照照自己，我作为中国人民的走狗谢谢你们了。 

utility:
    邹恒甫在你转述的谈话录中顺带谈到了IAS，在我看来还不够。此外，在"正义之剑"发言后，邹恒甫似乎应当做些说明，尤其关于他个人是否有过度谋利行为的说明。

胡老师:

刚才看了你在bbs.cenet.org.cn的〈惜乎哉  刘树成〉一文，很是震惊！您居然在第一时间完成此文并公布于世。您敢于讲真话的高尚人格是我们这些晚生早有耳闻的，但此事确实非同一般呀，相比您也是想过后果的。我想，最少，您以后在〈经济研究〉是很难发表文章了（当然这不是以后是否刘树成当主编的问题，您得罪的是一个圈的人）。


而我此次给您留言主要是刚才在论坛上看到了一些观点幼稚的帖子，想必您也看到了许多。我只想说，在这个世界上，尤其是如今的中国，毕竟庸人多呀！希望您能够正确对待。可笑的是，象我一样拥护您的帖子占绝对优势，所以我建议你对自己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今年〈经济研究〉不是还登载过刘伟、樊刚什么〈经济研究〉二十年之类的废话吗？甚至还登过什么“宋涛老师对自己身体很满意”之类搞笑的废话，那又有什么学术含量？只准他们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

要么你〈经济研究〉就根本别等没有数学模型，不讲具体学术观点的东西，既然你等了刘伟魏杰的废话，怎么就不能登刘国光的？？


你觉得〈经济研究〉不像话，我还觉得〈经济研究〉总算登了篇一年内最有思想史意义的文章，

无耻是无耻者的通行证,胡景北先生,这句话是广大被压迫,被剥削者对您的评价.

期刊要生存,编辑部的人要生存,不上垃圾文章,不上官派文章根本不可能.一期刊物有时能有一,二篇真正可看的学术文章就不错了.主编被夹在读者和领导中间很难,请不要苛求主编,他辞职容易,马上会有人顶替,那时这个刊物可能会全新改版,面目全非.主编忍辱负重很艰难,我很理解并体谅主编.

不管一个人是不是经济学家，也不管他从事什么职业，受过什么教育，总要保留自己的脑子，无论评价的对象是谁，你要自己去思考，人身攻击是没有意义的，无耻不无耻也不是可以随便加于人的，关键是你对评价的人是否有所了解，如果不了解也没有去了解，那么以所谓受压迫受剥削人的名义来下一个结论，只能说是荒唐可笑，你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你的发言只能让人们知道，你的无知。

人都有自己的致命弱点，当您为别人惋惜感叹，提醒别人需要“挺身而立的勇气和决心”时，是否也看清了自己，而不让别人为您而惋惜感叹呢？！

经济研究发表LIU的那篇狗Ｐ文章简直是匪夷所思～
下面的那几个匿名的有是什么东西？光明正大一些，说出你抨击老胡的理由！不要以一派文革作风在这里胡闹

当今的中国，为自由和正义而活的人太少，大多都钻到了钱孔里—没钱的人崇拜金钱，有钱的人更是崇拜金钱。这是目前中国的最大悲哀。
要改变中国的现状，最有钱的人和最没钱的人应该行动起来做些什么—必须实行全面的私有化，那些盈利能力（垄断利润而不是管理和技术进步带来的利润）最强的国有企业、那些所谓的央企政府必须退出，必须革了现有政治制度的命，否则中国没有什么希望。

我同意你的文章的观点。作为政府界的学者，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文章，没有影响力。自己应该明白自己的影响在什么领域和地方。

有句很有意思的话,大致是这么个意思: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要捍卫你发言的权利.这是西方的学术绅士才有的态度吧.中国很多人学习西方经济学,但没有其人文精神,只有文革的思想,动不动就人身攻击,甚至以小人之心,度他人之腹.悲.我听了刘国光的讲话,觉得有对有不对的地方,但我很佩服他以一个八十高龄的人还有热情来关注社会问题。我也不怎么喜欢他，但我更不喜欢你，因为你不真诚。

胡老师:
您好!
别人说什么都让他们说去,走您自己的路!我想给您提个醒,您不妨在网页上设置一下,使自己的论坛上能查看对方的真实IP地址.这样的话,也可以知道谁在这说了点什么?或者论坛改为注册论坛.当然我的想法是狭隘了点,只是个建议.

为什么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刘国光同学？
1为什么反对刘国光同学？
中年昏昏，老而无齿（耻）的刘国光同学谈了“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并有一干久违的老面孔跃跃不已，以为又回到了他们风光无二的流氓年代，这一来说明人老了容易老年痴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有无耻之尤充任学阀学霸，年轻人不可能有出人头地的机会。因此为了所有在学经济学的以及有志于学习经济学的新同学的利益，必须站起来反对刘国光这样的老同学的言论。虽然我还尊称刘国光为同学，这是因为我不以最坏的恶意去揣测别人，当然有些同学不学习是众所周知的。


我之所以要反对刘国光同学，道理上很简单，因为按照刘同学的思路，将会严重影响像我这样的新同学将来的生计，刘国光同学严重败坏了经济学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一点点声誉。一只老鼠坏了一锅粥，导致消费经济学知识产品的消费者会认为经济学都是贩卖这种货色的，这将严重贬低这门手艺的价值。为了说明这门手艺还不至于像刘国光同学说得那么烂，我以为每一个学习经济学的同学都应该起来说话，都应该发出声音，都应该参与话语市场的竞争，而不是让某些倚老卖老的家伙自以为是的指点江山。我们应该明确告诉他们，这里已经不是老同学们的地盘了，无数新同学正在进入这个原本开放的领域，试图一手遮天是完全行不通了。



此前我一直有所疑虑，但本着同学之间当友爱互助的精神，我想既然大家都是学习经济学的，不同看法应该拿出来相互讨论，同学在常识上犯了错也应该直言不讳指出来，这样才有助于共同提高。



2对刘国光同学的意见

我对刘国光同学的意见大致如下：



2．1学术规范问题

首先，我们写文章搞学问的要讲究学术规范，不能像贴大字报一样，糊一下就行。刘同学虽然说是讲话发言稿，但既然在学术刊物发表，尤其又是《经济研究》这样的权威刊物，参考文献我个人认为还是应该补上去的。比如，刘同学引用了马克思，马歇尔、张五常、陈岱孙、陈奎元，卫兴华等人的观点，竟然没有一个参考文献。尽管博闻强记者有之，但是后人要对证这些人的观点却不知从何找起了。刘国光同学开篇写了一个注，我也认为非常不妥，刘国光写到“我谈的有些话是别人讲过的，因为这是大家共同感觉到的问题，所以不能不重复，但这些观点大多数是我自己的看法。”既然别人讲过你也认同，引用既可，什么叫不能不重复？说句难听点，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以前刘心武首创江湖夜雨十年灯的笑话，国光同学可以查阅一下。难道说刘心武因为和黄庭坚共同感觉到了，所以就不能不重复“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吗。那写诗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因为我只要每天“不能不重复”唐诗三百首即可。但我想我还不至于无耻到这种程度。即便不遵守JLE超过五字即引用的苛刻规则，我认为刘同学还是应该花时间把别人的成果统统加注为好，而不是以“不能不重复”的名义堂而皇之的剽窃。刘同学可要知道，剽窃侵犯知识产权可是违法行为，可不能晚节不保啊。



另外，刘同学作为《经济研究》前主编，应该知道不能一稿多投。既然在《高校理论战线》今年第九期已经发表了这一文章，就不能再拿到《经济研究》再发一遍，这种常识应该有，虽然有无耻之尤一稿多投，但刘同学作为《经济研究》前主编、现任编委犯这种错误，显然编辑的本职工作是没有做到位的。建设社会主义需要的是踏踏实实的螺丝钉，本职工作还没有完成，就来谈经济学的领导班子建设问题，是有问题的。比如有一个教师不好好教学生，反而去搞诸如“为什么三峡工程应尽快上马”之类的事情，那也是不妥当的。爱岗敬业，这是做人的基本要求。



待续……



 

                                        李开复给李岚清的一封信：关于教育



　　尊敬的李岚清副总理：



　　开复在华工作期间，久闻岚清总理对中国高科技的期望和激励。虽然微软公司去年将开复调回美国总部，但是身为炎黄子孙，总是希望中国能成为科技强国，希望更多中国人能把握最新的技术。





　　今年回国时，欣闻岚清总理对我的文章有正面的评价。因此，我决定写一封信，将我对中国高科技的基本问题所在，直接提给总理。这封信，纯属私人身份，不代表微软公司的意见。





　　在中国工作两年，总听到人们在讨论，中国的创业环境、中关村的条件、中国的民族软件企业、中国的创投环境、中国与印度的差别、大学该不该办企业等。对这些问题，我曾将一些看法写成文章发表。但是，我总是认为这些问题只是表面的问题。真正彻底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中国的教育。中国若希望成为科技强国，中国的下一代一定要赶上外国。而若想有一批出色的下一代，中国一定要有一流的教育体系。





　　在中国工作两年，我曾做过上百次的演讲，有数万学生参与。让我最感动的是中国学生的求知欲，就像一块块海绵，渴望把知识的海洋吸尽。但是，让我最痛心的是中国教育的不足，导致这些学生无法得到他们所需要的知识。中国的学生无比聪明，但是有些学生以为他们知道很多，但是他们吸取的都是过时的知识。更有些学生完全的迷失方向，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知道什么、该知道什么、该学习什么。





　　我认为，中国教育的问题，有下列六点：





　　第一，大学师资的不足





　　梅贻琦曾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中国大学的问题，就出在没有大师。





　　在美国，大学教授是一个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职业。大学教授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良好的待遇，良好的待遇造成师资质量上升，师资质量上升带来学生对老师的崇拜，学生的崇拜又造成老师社会地位提升，高的社会地位造成待遇继续提高。这就是美国大学师资的良性循环。





　　在美国的一流学校，老师的知识绝对比学生丰富，而且越年长的老师知识越丰富。老师不但教学生新的知识，而且能够启发学生创新。老师拥有学生的信任，老师是学生所仰慕的。在美国，一流大学的一个“助理教授”职位，有上千名青年博士申请。而一半的助理教授将被大学的“终身职”（tenure）制度淘汰掉，只留下最优秀的，成为“副教授”。





　　中国大学的师资与美国的师资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例如在中国计算机领域，只有非常少数的教授或研究员有能力在美国名校拿到教授职称的。中国改革开放后师资虽有进步，但是中国大学教授的薪资，即便在像计算机这样的热门行业，也远远落后于业界。在出国潮和企业高薪的诱惑之下，大学新教师的质量每况愈下。





　　我在中国去过的每一所大学，校领导都向我抱怨：留不住人。最好、较好、甚至中等的学生毕业后，出国的出国，就业的就业，都不愿意留校任教。待遇不好造成师资不足，师资不足造成学生不满，学生不满造成老师社会地位降低，低的社会地位造成待遇更上不来。这就形成了一个中国师资的恶性循环。





　　中国必须大幅度的提升大学教师的资格、待遇、形象，只有这样才能挽回大学师资下降的趋势。





　　第二，科研的不足





　　科研在世界大学排名中比较学还重要，因为自从德国柏林大学领头的改革之后，世界一流的大学都是“研究型”大学。要有一流的研究才能吸引一流的老师、学生，才能拿到最多的经费。





　　中国的大学师资固然落后于美国，中国大学的研究水平更远远地落后国外。绝大多数的中国的计算机研究项目在美国都无法拿到经费。最近，国内有人统计了1999~2001年世界3所一流大学与中国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6所一流大学在《自然》和《科学》两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结果是6所中国一流大学论文数总和只有20篇，还不及哈佛大学一所大学的零头（399篇）；同处亚洲的东京大学，同期也有131篇。



　

　　在中国大多数的研究都是远远落后国外的，申请项目是为了得到额外的报酬，做的研究工作没有意义，参与的学生没有得到启发，发表文章是为了“凑足数量”、“达到指标”。有些学校自称论文数目很多，但是仔细一看，都是一些学术水平很低的会议和期刊。中国的科研制度允许带头教授“分成”的制度，造成了个人利益、人际关系成为获取经费的重要理由。在美国，科研项目是匿名的同行评估，非常的公正和客观。在中国，拿项目主要不是看内容，而是看人的职称或关系；申请项目可以为项目负责人得到额外的报酬（“分成”）。这可能导致做的研究工作目标不正确，参与的资浅教授感觉不公，参与的学生没有得到启发，发表文章是为了“达到指标”。而在这样的制度下，成果当然也是有限的。





　　第三，管理的不足





　　中国大学教育的一个根本问题是管理体制的缺陷，从薪水体系到等级制度，从提升机制到终身制的缺乏，从雇佣师资到校长聘用，从科研资助到校办企业，这些都需要改革。中国大学体制最急需改革的地方是薪水体系。中国大学教授的平均年薪是35,000元，不到美国教授平均水平的10%。低报酬不仅影响师资的质量，还有更深远的影响。为提高师资的收入，一些大学创办自己的企业。大学教授要帮这些企业创收，而不是专心授课。也有很多教授拿了很多“横向”项目（为企业打工）。无论是校办企业或是横向项目，学生永远是被牺牲者，被作为廉价甚至无偿的劳动力。而最讽刺的是在热门的科系，这些能力不足、原本薪资过低的教授却由这些横向项目致富。





　　那为什么不向中国的众多企业学习，靠“海归”呢？其实，过去20余年出国的留学生，许多已成为国外大学的教授正迈入他们事业的巅峰，而每年也有众多的中国留学生在国外名校拿到博士。这些中国教授、博士都愿意回到中国，也肯考虑降薪，但是他们不愿意降薪90%，不愿意放弃子女的美国教育，不愿意在没有能力的人下面做事，不愿意接受中国“关系式”的科研经费申请过程。





　　除了薪水体系，另外的一个管理问题是选聘。大学校长往往是由一个不懂教育的小组闭门选出的，而且并不考虑管理的能力。大学教授的聘用也有同样的问题。大学教授往往是同校毕业的，并不考虑帮助毕业生拓宽视野。资深教授虽然往往技术上已经落伍，但是仍然占着有限的博导、系主任、院长、副院长位子，掌握着经费、招聘的权利。学校没有权力高薪破例雇用一流的国外教授。很多有能力的应届毕业生，也是不服在这些领导下工作，帮他们挣钱，所以不愿意留在学校。





　　最后的一个管理问题是晋升和评估制度。大学对师资没有良好的晋升制度。这使得较好的老师总是往行政方面发展，或是有潜力的老师很年轻就带一个大队伍，失去了亲自动手的能力。教授的职称基本上一律是“终身职”，没有严格的评估制度，也没有国外使用的同行评议(peer  review)制度。





　　这些从科举时代延传下来的习惯造成中国很多所谓的“专家”、“院士”名不副实，能力甚至不如刚毕业的学生。另外，中国大学有过时的“博导”系统。只有“博导”才能够带博士生。实际上，在中国的大学，大部分的研究工作都是博士生所作的。有了“博导”系统，大权就都操在这些过时的教授手里。年轻教师对这“博导”系统感觉无奈，而国外的博士为了避免这“博导”系统，宁愿留在国外，虽然是他乡，但是一个助理教授也有自由、权力带他自己的博士生。





　　常言道：“一流的人雇用一流的人，二流的人雇用三流的人。”若要让中国大学里充满着一流的人，那么首先要有一批一流的领导人才，用一套新的管理机制，才能让中国大学里充满了一流的人才。中国的大学应该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以最好的待遇和体制，鼓励最好的老师专心做他们最拿手的分内工作　－　教导下一代。





　　第四，应试风气扼杀学生创造性





　　中国的教育体系过于强调背诵记忆、应付考试。应试造成学生每天拼命地读书，把成绩当做唯一的人生目标，这样的教育模式与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和成功是背道而驰的。应试教育要求学生循规蹈矩地重复旧的知识，不允许有创新的想法。因为学生“只背不懂”，这就扼杀了大部分学生的创造力，把优秀的学生训练成了没有创新、理解，没有个人意识的考试机器。





　　美国的教育也不是没有考试和背诵，但是背诵的大部分是可用来再创造新知识的工具（例如A  B=B  A），借以锻炼学生自己的推理能力。美国教育更注重的是学“为什么”  (为什么三角形的面积是底乘高除以二？为什么二分之一是零点五？）虽然美国学生的九九乘法表没有中国学生背的熟，但是他们更能够举一反三，更能够分析问题，更能够创新。





　　杨振宁先生曾说，中国的教育适合一般的人，美国的教育适合一流的人才。中国应该学习美国教育成功的地方，综合中美教育的优点，用最适合中国的方式，教育所有的人才。





　　第五，被动和浮躁的学风





　　中国的学生大都是被动的，因为在家中、中小学总是有家长、老师告诉学生该怎么做。主动地把握学习和知识才是中国未来主人翁该做的。有学生曾经问我，读大学四年最重要的是什么？我对他说，不要以为读大学只是为了学习知识，因为知识每天都在改变。大学四年学习的应该是“如何学习”，这才是不变的。学生若能举一反三，大学毕业后即可随时学习新的技术。中国往往有大学生毕业过几年就“赶不上”技术的感觉。这就是因为他们在读书是没有学习如何学习，而在毕业后又没有注重终身学习。





　　除了被动之外，中国的学生过去以有毅力和良好的基础知名。但是，最近几年，同学们见到成功的例子（丁磊、杨志远等），也迫切地渴望成功。这渐渐形成了一种浮躁的风气，讲究速成。对学习，同学们没有打好一辈子的基础，造成了将来成就的阻碍。对事业，同学们不择手段的争取机会出国，忽略了他们的道德观。对创业，同学们缺乏了持久性的考虑，只梦想侥幸发财。中国学生一贯的良好特色是他们的毅力和良好的基础。而今天的浮躁风气，甚至有可能连这个特色也拱手让人。





　　第六，个人主义影响学生全面发展





　　以考试为中心导致个人竞争，破坏团队合作。如果现在我们从清华和麻省理工各选出10个最好的学生进行软件编程比赛，假设是个人比赛，可能难分上下；但是，如果你要求两校的学生以小组为单位，那么清华肯定大败。





　　例如在成功的企业，最重视的是团队的合作。一个队伍成功了，才代表个人成功了。个人的目标（和对个人的奖赏）是由团队的目标来定的。因此，美国学校的教育更注重团队精神、表达能力、同理心（所谓“情商”）。软件的课程都有很大的分量是由学生组成团队来完成的。美国的名校注重课外活动、表达能力，不公布名次。但是中国的教育更注重个人主义、名次、竞争。竞争本身不是坏事，但是中国的教育鼓励“零和（zero  sum）”的竞争，你赢就是我输：





　　v  对学习，学生没有打好一辈子的基础，只靠死记硬背来争取名次，造成了对将来成就事业的阻碍；





　　v  对事业，学生不择手段地争取机会出国，不愿意彼此帮助，甚至会搞破坏，忽略了他们的道德观；





　　v  对创业，学生缺乏持久性的考虑，只梦想侥幸发财。





　　学校内的竞争，应该是鼓励学生去不断地超越自我，而不是单纯的去打败他人。并且在读书时，老师应奖励与他人合作，帮助别人成功，建立良好的团队精神。但在中国的大学，老师本身也欠缺团队精神，所以学校必须对老师也有同样的培养，他们才能以身作则。见到这么多问题和这么多有潜力但是没有希望的学生，我曾有过冲动，考虑改行成为教授，更直接地去帮助学生。我也曾写过一篇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给中国学生的一封信”，随信附上。





　　但是，一个教授只能够改变数百学生，一篇成功的文章只能够影响数千学生，而中国需要改变未来数亿学生的命运。只有经过教育的彻底改革才能够给他们成才的机会，给中国成为科技强国的机会。





　　希望这封信，对岚清总理有所帮助．若有需要开复帮助的地方，只要是能帮助中国的下一代的事情，开复义不容辞．





　　以下是我的联络方式：





　　敬祝





　　安好！





　　晚





　　李开复

Quin:
      谢谢你！也谢谢你转发来李开复的信。
      你的网站我参观过，印象很好，从前还下载了文章。你很不容易！祝顺利。

李昆华：
      你说的很对，《经济研究》近几年确实刊登过刘伟樊纲等一些非学术言论，但据我所知，《经济研究》不是被强迫刊登的。
      至于刘国光文章在思想史上是不是有意义，我们都可以等一下。我只想举个例子，刘国光在获得中国经济学奖的介绍文章后列出的文章都是他1980年以后的作品。1980年以前的呢？  他在1980年就是有名“经济学家”了，难道他和我一样，1980年以后才写文章吗？我相信，如果四人帮再来，刘国光也会获奖，那时他的简历上介绍的作品，都是1980年以前写的，1980年以后呢？他会变得没有任何作品。
          尽管新四人帮是否再来还不可知，但刘国光在四人帮时代和今天的两种表现，应当已经能够让我们认识他本人的“思想史”了吧。

亚人：
        谢谢你的提醒。我主要觉得这次事情太严重，主编必须有所表示了。在现在的制度下，我理解许多人不得不实行绥靖主义甚至犬儒主义，但在事情非常严重的时候，总得有几个人拿出英雄主义来，特别的时候需要特别的行为。50年来宣传了这么多英雄主义，难道就是从洪水中抢捞起一根集体木材才是英雄主义？同时，《经济研究》是中国经济学的学术旗帜。学术有其神圣性。尽管在当权者眼里，强权就是一切，他们不需要尊重（可能也不相信）任何神圣的东西。但只有我们用一切力量维护了，公众才会知道，世界上是有一些神圣东西的，强权者也才会慢慢学习到这一点，我们的民族可能也才有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树成是一面镜子，首先是我自己的一面镜子。

初阳：
      谢谢你的提醒和关心，作为朋友（相信对我提出议论的人都是朋友），我尽力做到不让你、不让其他朋友们有“惜乎哉，胡景北”的感觉。

zxm9702042：
    谢谢你的建议。但我认为，网络的特点就是匿名，就象网络也便于金融市场的大宗交易匿名进行一样。没有匿名，就不会有这么快的网络论坛发展。尤其在中国，报复和担心被报复（即使没有政治专制的话）的心理很强，匿名才能够让发言者放开胆子。所以，还是不要查问发言者的身份，不要发言者注册，而关注发言内容吧。
      我希望大家在发言中尽可能用文雅的语言。我在农村时，好多次告诫自己不说脏话。后来又常常提醒自己不要使用粗暴的、侮辱人格的或过激的词汇。我的亲身经历让我能够理解使用那样词汇的发言者（包括同意和不同意我观点的发言者），并且相信，等他们到我这个年龄，自身修养会比我现在高得多。

胡老师：
        非常赞赏与敬佩您的勇气与信念，每每打开您的主页，往往感觉到一种执着与社会责任，感觉到学问的一种高尚与纯洁！
        我是刚刚毕业已经参加工作的一名研究生，本来在去年的这个时节，打算报考上海财大杜恂诚老师的博士，结果事与愿违，最后都没能参加考试，深感对不住杜老师。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知道了您的主页。如有可能的话，请向杜老师表达我对他的歉意之情！
        感谢您给我们在网络上留下了一片境地，让我们还可以知道那些太多利欲熏心背后还有的良知和责任。

        永远的支持您，支持您的事业与执着！

胡老师:
您好!
看了郎先生的言论,心里很有感触!因此一直想问一个问题:我们的国家的主要矛盾还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吗?至少我从农村走到城里,所见所闻使我逐步在怀疑我们的教科书.

刘国光真是个无耻的  家伙，刘树成也是个窝囊的学者！

        老师  您好  我是山西农大一个跨专业考研的本科生  通过2年的经济学学习我感觉越来越被吸引。。当然  其实我是想考管理  所以我以前对经济学的看法就是----经济学可以告诉我们别人在做什么  但是不能告诉我们--一群即将进入社会的学生---应该怎么做  然而后者往往是我们更想知道的。。。但是通过考研  高压式的复习经济学  我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原来应用就在我们身边      
          当然我的应用是不能和胡老师的应用相提并论的---我研究的是我们我餐厅饭菜的质量  研究是校门口小吃摊子的竞争决策。。呵呵  小事情
          当然我的应用是一定能和老师的应用相提并论的---我们都在研究自己身边的经济现象  都在应用的自己的知识和自己的灵感  从这一点上讲  质是相同的  虽然在量上有很大的差距
          最近两个事情  对我认识和应用经济学很启发

          第一个  是我的一个应用---老师，使学生的一点儿小聪明  别介意。。。在我们的学校  有一个不爽的制度：大四的班每们课都不能全让过必须挂5%  而老师也不想挂学生  因为毕竟和学生很熟  而学生考研得找工作的没有人认真听专业课  一方大家想做自己的事另一方面大家又怕挂课  所以！  我想----如果每一门课  我们都计算出一个平均的学分和费用  计算出每个人挂课的概率  每个不管挂不挂都掏出大约5块钱  集中成一笔基金  不管谁不幸被挂  他都能的基金的款项  这样---挂课的学生得到了补偿    不挂的人得到了安慰  因为如果自己被挂  也能得到补偿  老师也不用左右为难---我们进行了一笔可以让3方面都受益的交易。。。呵呵  老师看了以后  不要骂我  我只是突然来了个灵感而已  不会执行的    您也许会说  老师学生都受益了  但是中国教育毁了---可是您发现了没有  这正好体现了经济学课本上  帕雷托效率的  缺陷---虽然老师学生收益了  建立这样的基金实现了帕雷托效率  但是长期说大家都没有好处    所以  我觉得帕雷托效率的缺陷在于它是静态分析 

            第二件事情    我最近刚看了博弈论那一张  纳什均衡  我分析了一下我们上课点名的问题    如果我们假设一堂课  由4个人：老师  学生A  B  C---老师每节课点名的情况下    对于A    如果A不去上课  B和C都去  那A就被挂了  如果B和C中只有一个不去    那么去了的肯定没事  不去的人平分50%的概率  如果A不去  而且B和C都不去  那么这节课老师不上了--换句话说  这一局作废。。。基于这样的分析  那么有两点结论  第一  只要学生都是理性的  那么上课点名绝对是个好办法  因为对于每个学生超优决策就是去上课！    第二  可能不存在纳什均衡    现实中不是总会有平局的现象  不是总有平局作为均衡  许多时候一定要决出胜负  否则此局作废。。。也许  等我考研完了  仔细思考以下  可以分析中100个人的课堂  到底多少人去  是最优的

            以上是学生的一点儿灵感  可能没有太多的逻辑。。。今天说这么多  主要也是因为我身边没有人学经济也没有对经济学感兴趣  我太长时间没有找到同伴了。。。

            最后  希望老师给我指点一个问题----如果  当别人问我经济学讲什么的时候  我能回答得不错  因为我学得不错  但是  如果当别人的猛的问我经济学有哪些研究方法的时候    我恐怕的当下能答出来的  就是一个边际分析  老师    您给我指点一下吗？  有多少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谢谢

各位经济学人士:
请帮我解决一个问题,不同的教科书对当T=t0+ty时的平稳预算乘数说法不一,有的说是Kb=(1-b)/[1-(1-b)t],有的则认为不管是政府收取的定量税还是比例税,平稳预算乘数衡为1,到底哪种说法更有道理?非常感谢!

hxt、刘训华:
      谢谢你们！共同的事业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

Utility：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这句话太一般，只要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日益增长，就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把社会生产变得不落后。一千年前如此，一千年后也如此。这也就是大部分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视为永恒的理由。上世纪六、七年代环保主义兴起，对此提出挑战，指出人的物质（我想不必把文化放在这里，因为它难以定义，比如文化和自然相对，文化就和人性人格有关了，很难讨论）需要应当是有限的，即不能日益增长。如何才能够不日益增长，又有多种说法。
        不过，该主要矛盾论在1956年提出不久，毛泽东就否定了它，认为它引向资本主义。毛泽东把阶级斗争当成主要矛盾，张春桥又发展了毛的观点，提出不断革命，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所谓不能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是个极端的说法，但它不承认发展生产以满足人的需要是主要矛盾，却是明确的。毛泽东等认为发展生产是因为它有助于培养“新人”、而非一般地满足人的需要。这里就牵涉到对“新人”的看法了。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以前，人的需要是有限的，所以生产也不发展，社会包括文化也不发达。资本主义的特殊使命，是为发达的文化和社会建立起足够的物质基础。人的需要在资本主义下也就变成无限的，并且尤其表现为对利润追求的无限（无论是为了生存而被迫追求还是为了发展而自自觉追求）。由于利润是没有消费的社会产品，并且资本主义又把利润再投资而不是浪费，所以资本主义就不断在扩大社会的物质基础。

      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阶段什么时候结束呢？他说的是社会产品极其丰富，能够做到按需分配。这里是不是也有个前提，就是人的需要是有限的，至少在每一阶段上都是有限的。比如，在我们今天这个阶段，一些人有三套房，还需要更多。如果有一部分人（不要全体，也不要多数）这么想，那么，今天这个阶段无法做到住房的按需分配。可这一点适用于任何阶段。因为在任何阶段上，人的需要都“应当”超过当时生产的“丰富”的产品，因此按需分配都不可能。比如我们今天的人均住房面积应当比100年前丰富得多，至少比20年前丰富得多，但如果可能，许多人都想同时有一套房子在上海，一套在北京，一套在海南，一套在云南，一套在欧洲，一套在美洲。

因此，如果没有其他机制让人们的需要有限，那可能就得靠灾变。一场大灾荒消灭百分之九十的人口，而没有损坏物质财产。于是，剩下的人口也许感到东西太多了，对物质财富的感觉会突变，其需要不再日益增长了，于是才有新的社会。

  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尽管生产本身会刺激需要，但人对产品的需要日益增长，是经济发展和生产创新的前提。有了这个前提，就可以得出资本主义的逻辑推论。这个前提不变，资本主义就不会过时。这就是资本主义永恒性的来源。不过，如果不否定这个前提，还有另一条途径可以解决日益增长需要和落后生产的矛盾，因为生产停滞的原因可能是资本的日益积累导致的资本边际生产率下降为零。马克思也是从这个角度谈资本主义不永恒的，这就是他说的利润率下降规律。由于生产停滞，人的物质需要渐渐也会停滞，日益增长的需要和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也会解决。所以，经济学的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便是资本边际生产率或利润率或利息率的长期趋势问题。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际问题。从研究的分析性质来说，这个问题比研究人们如何自我抑制自己的需要从而不再感到自己的需要日益增长，更具有“科学”的特征。所以，利润率的长期趋势问题始终是占据经济研究中心地位的问题之一。从历史情况看，资本主义出现以来，利润率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下降或上升规律。从理论研究看，说明利润率没有长期下降趋势的理论也很有说服人的地方。连马克思也专门谈了遏制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许多重大因素。当然，历史不能够直接推出未来，理论研究的局限性也太多，我们不能把它们当做定论。

至于日益增长的需要和落后生产是不是中国的主要矛盾，我想，一方面，它是，因为中国已经进入了需要无限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再先进的生产比起需要来都是落后的；另一方面，它又不是，这不仅因为这个阶段可能太长，以至于这种说法太过一般，而且也因为中国问题不仅仅是扩大生产，让一部分人先有第四套房的问题。在我们所处的特定时期，也许让家家有自己的房产、让农民有城市的生活是社会的主要矛盾。

匿名：
        你说刘国光无耻。我希望不要用这个词汇。刘国光写自己的想法，是他的权利和自由。他没有行政权力，所以不可能强迫《经济研究》发表他的言论。如果《经济研究》愿意发表，那是《经济研究》的权利和自由。所以，无论他的问题如何，无论《经济研究》是否发表他的问题，刘国光本人都没有责任，更非无耻。而且，我相信他说的是真心话，应当和他个人世俗利益几乎甚至完全无关。就此而言，我们更不应当说他无耻。
        刘国光认为只有他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要求别人也象他那样认为。这一点也不必多加指责。许多学者、许多人也都如此。但刘国光要求行政权力干涉，用行政权力迫使别人同意或者不敢反对他的理解，则是完全错误的，至少这一点表明了刘国光不具备学者的素质。可以给他说真话奖，但中国经济学奖，他是没有资格的，这就象一个完全垄断企业经理不应当取得获利能力奖那样。。
        最后，如果拥有行政权力的人象刘国光要求的那样做，责任也不在于刘国光，拥有权力的人自己应当认识到，学术自有它的神圣之处，权力在它面前有局限性，不应当过分用权，以免亵渎学术。如果他们认识不到这一点，刘国光的宣传、要求尽管有责任，但至少不应当有主要责任。

    

任伟：
        你在思考身边的现象，试图用经济学去解释和处理。关心身边的现象，发现身边有趣的事情，从自己熟悉的现象中提炼出问题，这是一个学习和研究经济学的人的重要品质。很好。
        不过，我想提醒你的，是经济学的局限性。经济只是社会的一个侧面，经济学也只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我们看到和体验到的大部分现象是社会现象，而不仅仅是经济现象。当我们把它们孤立为经济现象并仅仅用经济学来解释和处理时，特别需要注意这一点。你也说了，你的基金想法虽然让当事各方受益，但教育却毁了。因为你所说的现象，经济特征不是最重要的。
这一点也表明，解决一个社会现象，我们首先需要方向，需要哲学的方向和良善的用心。就象我们这里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写不好，便规定他们发表文章才能够毕业。于是造就大量收费杂志，毕业论文水平还是没有提高。管理者把这个问题也仅仅看成经济问题，其实它首先不是经济问题，只是管理者无法管理导师，包括无法管理作为导师的自己，无法让导师们提高对论文的意识，于是按照解决经济问题的思路找出路。

      至于经济学的方法论，你说的边际分析是对的，还有一个是均衡分析，其他在不那么突出，比如你可以说抽象分析、实证分析等等。这里，我真的还认真思考过，也说不出很多来。

一位高校教师：
      请你把问题明确和全面地表述一下，如果能够告诉大家说法不同的教科书，那就更好，大家才容易一起讨论。
      谢谢

尊敬的胡老师：
        您好！我是一名学生，想请教一个问题，即对于我们中国目前的现状来说，民主和法制是否应有一个次序问题？我本来对民主是很崇拜的，现在也一样，但想到菲律宾、印度等一些民主国家的不发达现状后，反而觉得我国民主建设相对于法制建设来说，可能不是非常迫切。想想新加坡和香港，都是法制强民主弱，但社会效率极高。虽没有什么理论基础，但我觉得民主对中国目前来讲太过奢侈，当然从长远来看也应追求。但完善法制，依法治国却是当务之急，若能早日渡成“法制”金身，对全国人民来讲，该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也只有法制基础上的民主才是成熟的民主。
        最后声明，我是一个爱国者，我希望能够用法制去严惩腐败者！

尊敬的胡教授：
您好！
能这么快就在留言板中看到您的回音，令我甚是激动！谢谢您，尊敬的胡教授！
我的问题是：当政府税收函数T=T0+tY时平衡预算乘数Kb到底是衡为1还是只有当t=0时才等于1。

因为高鸿业教授主编的《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二版）的第十三章（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的第七节（三部门经济中各种乘数）中认定，不论边际税率t是否为0，平衡预算乘数Kb衡为1；

而在尹伯成主编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习题指南》第1版P55——P66有关平衡预算乘数Kb的计算中，却认为只有边际税率t=0时即只有政府税收为定量税时Kb才会等于1，而t不等于0时，即政府税收为比例税时Kb=(1-b)/[1-b(1-t)],此时Kb不会等于1。我不知道哪种结论是对的，好象他们的推导都有理由。

真诚地感谢您的帮助！

一天，我陪着六岁儿子读诗认字，看他进步很多，又多认识一些字了，就让他等爸爸回来再念一次给爸爸听。没想到在爸爸面前他却紧张得忘了，他指着那个本来认得的字，小小声问我：“它叫什么名字啊？”

天,你真的是老师么?是研究生毕业?晕~
建议你还是读读英文原著的教材
那些中文版的教材都是垃圾(邹恒甫说的)

  解答你的问题的关键是要搞清楚平衡预算乘数的概念。平衡预算乘数（一般的表述）是指，政府收入和支出同时以相等的数量增加或减少时，国民收入（或产出）变动对政府收入变动的比例。政府支出包括政府购买（G）和转移支付（TR），政府收入是税收（TA），如果用BS表示政府预算盈余，则有下面公式：BS=TA-G-TR.  平衡预算意味着政府支出和收入（税收）所增加或减少的数量使得在新的均衡时预算不发生改变，即△BS=0,  假设TR不变，则△TA=△G,  在这里TA＝T0+tY,  t=0是为定量税，t≠0,  T0=0是为比例税，不管采取什么税形式，平衡预算要求△TA=△G，即  △BS=0。平衡预算乘数在上面界定的平衡预算的概念下，恒为1。证明如下：
根据三部门经济总支出公式：Y=C+I+G,  C=a+bYd=a+b（Y-TA）,  假定投资I不变，则：
△Y=△G+△C=△G+△Yd=△G+b(△Y-△TA)=  △G  +b(△Y-△G),  从上面的等式可推出：(1-b)△Y=(1-b)△G,  △Y=△G,  所以平衡预算乘数为1。
          你提出的问题是《宏观经济学》第六版（多恩布什、费希尔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p71上的一道习题，关于平衡预算乘数的概念也可参看这本书。

    请不要嘲笑任何一位求知者！当然我赞同你应当阅读英文原版教材的观点。

ＧＤＰ的衡量在书上说的很明确，一定要注意不能重复计算，二手货的买卖不计入ＧＤＰ。房屋购买不管算做消费还是投资，都已经在其购买时计入ＧＤＰ。但是曼昆书中说在计算ＧＤＰ时要涉及估算问题，比如房屋的租金要经过估算后计入当年的ＧＤＰ。这难道不是重复计算或者相当于二手货的交易么？当真是有些迷惑。

    关键还是要搞清概念，GDP是指一个国家（地区）领土内在一定时期所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二手货不应计入GDP，因为其价值在其生产出来时已经计算过了，如果将旧房出卖不应计入GDP,这毫无疑问。如果旧房不是出卖而是出租则应将其租金计入GDP,Why?因为房屋出租提供了市场服务，根据GDP的定义，其租金是其服务的市场价值，故应当计入GDP.

看到任伟的留言及胡老师的回复后，忍不住来说几句。我也想跨专业考经济学，只是书看的很少。我也一直想把所有事情都放到经济学的范围里来考虑，却没意识到很多事情都超出了它的范围。
我现在在桂林一个民办高中教书，一年多的工作里，被学生烦的焦头烂额。我们这里的学生基础都是很差的（当然也有好的，很好而已），按某个校长的说法，是四流、五流的学生。其他学校都不要了，我们却都收下。而且更糟的是，很多都是学习、品格（还是怎么说？）双差的落后生。（如果带有歧视性的话，请原谅）我昨晚就气得头疼。我一直想管好他们，纠正他们的不良习惯，即便学习上不去，他懂礼貌，守规矩我们老师也就欣慰了。可是一直不能如愿。我们老师一直认为校长的管理是个大问题，他为了赚钱，不同意开除学生。（有时即便同意开除了，可后来那学生交几千保证金，他又让那学生来上课了，可是又没什么改变）这样子，学生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反正又不能开除他们，处分？你随便给吧。
慢慢的，我想，这应该不只是我们学校的问题，整个桂林，或者整个社会恐怕都有这个问题。大家看看我们的中考升学制度，好学生一般都进了好学校，同时好学校也有更好的师资。好老师，能管理好落后生的老师也都进了好学校。那些公立学校都不要的，就到我们这种民办学校了，而这里师资肯定比不上公立学校了。（注，我一直对同学说我在民办学校，而不是私立学校。我认为私立跟民办这两个词是不同的，私立似乎有些贵族学校的性质）这样，好学生越来越好，不好的学生越来越落后。大家受教育的平等性不就破坏了？这也许不是经济问题，但我觉得跟经济里的公平很类似呢。

胡老师：
        您好！我是一名大学本科学生，初学宏观经济学，有一个问题始终想不通，想您在百忙之中给予帮助：在国民收入核算中，我们总有实际储蓄等于实际投资的关系。但我想，一个普通的工人通过生产获得一定的收入，在支付了消费支出之后剩下的以银行存款的形式储蓄起来，但是银行对这一笔存款必须要提取一定的法定存款准备金之后才能借贷给私人部门用作投资支出，也就是从这个层面上，我想储蓄就不一定和投资相等了。
        我知道我的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但我始终不知道自己的思路究竟错在哪里，所以想请胡老师您在百忙之中抽出一点时间对我这个宏观经济学的初学者指导一二，非常感谢！

http://bbs.cenet.org.cn/dispbbs.asp?boardID=92510&ID=83104

    在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存在的储蓄、投资恒等式完全是根据储蓄和投资的定义得出的。根据定义，国内生产总值总等于消费加投资，国民总收入则总等于消费加储蓄，国内生产总值又总等于国民总收入，这样才有了储蓄恒等于投资的关系。这种恒等关系就是两部门经济的总供给（C+S）和总需求(C+I)的恒等关系。只要遵循储蓄和投资的这些定义，储蓄和投资一定相等。但这一恒等式并不意味着人们意愿的或者事前计划的储蓄总会等于企业想要有的投资。在实际经济活动中，储蓄和投资的主体及其动机都不一样，这就会引起计划投资和计划储蓄不一致，形成总需求和总供给不平衡，引起经济的扩张和收缩。分析宏观经济均衡时所讲的投资要等于储蓄，是指只有计划投资等于计划储蓄时，才能形成经济的均衡状态。这和国民收入核算中的实际发生的投资总等于实际发生的储蓄这种恒等关系并不是一回事。
    这位本科同学的问题是把实际储蓄（投资）和计划储蓄（投资）混淆了，学习经济学一定要搞清概念。

不需附加软件，突破封锁新办法：花园网络推新服务，一切都在一键间花园网络近日推出Skype即时新闻服务做法是在“工具”中选择“搜寻Skpye用户”在这个窗口中键入“garden_news”，按“搜寻”键。在“garden_news”在这个窗口显示出来后，用鼠标选择“gardennews”后，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发送资讯”。键入任何字符，回车发送。花园网络会自动应答哦！Skype优势：资讯加密传送；适应饣格网络环境；音质量优良。

这是一个突破网路封锁的软件,只要按两下就可以连结了.每次都可以上最新的连结网.它可以让我安全快速的突破网路封锁,是一个能看到好多精英网站的好方法,使普通网民也能如高级人物一样,及时掌握最新的没有被过滤的资讯,可让你成为网路高手喔！

llzhang
    关于民主和法制的顺序，最近郎咸平先生也发表不少评论，认为应当先法制，后民主。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想，你如果有空，不妨读读当年关于袁世凯称帝的一些讨论。主张袁世凯应当称帝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主张先恢复秩序的人。
    当然，历史不能够类推。况且，如果袁世凯称帝稳定了，我们今天的物质生活可能更好，思想上的叛逆也更少，社会也更加稳定。按照辜老先生的话说，外国靠宗教，中国历史上靠的就是皇帝崇拜，民心才稳定。也就是说，今天回头看，能够说袁世凯称帝绝对就是一件坏事吗？他上台，想得肯定也是一稳定二发展。他也不愿意做日本人的外甥。他何尝不愿意中国发达，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所以，李敖写书，认为若不推翻清廷，中国也许更好。此论也很难以辩驳。

      回到你的问题：新加坡、香港都曾是英国殖民地。在英国，人们强调的也首先是法制，是秩序。郎咸平谈到英国，那不能够不说是民风敦厚。到过英国、德国、美国的人，都知道那里的老百姓象傻子一样，象乘车不打票、签个假名字这种顺便的事情，他们竟然不明白！！但是，如果说老百姓这么守规矩，那么，你想，当官的能不守规矩吗？学者能够不守规矩吗？记得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称赞英国工厂视察员、医生、调查委员的“内行、公正、坚决”，和你所知道的中国国有企业的“视察员”（国务院向大型国有企业派了巡视员还是特派员的？）、医生相比，你能够想象到他们的内行、公正和坚决吗？就是这个坚决，那些派到国有企业的特派员中最多只是个别人能够做到，而在英国，那是普遍现象。

      所以，在新加坡、在香港，没有我们所理解的民主，但是有法制，有这样一批内行、公正、坚决的“知识阶层”。因此，那里没有民主，但也没有民怨。

      中国是什么呢？你看一下中国历史，也许可以明白，中国历史不是严刑酷法，就是贪赃枉法。朱元璋一上台，严刑酷法，毛泽东也是严刑酷法（宽泛地理解“法”）。所以，民无怨言，但亦无自由。一旦离开严刑酷法，人有了自由，就是贪赃枉法。这里，不但当官的贪赃枉法，不识字的贫民也照样贪赃枉法，知识分子从整体上说也同样如此。只有少数人，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可以数得出的少数人，有了自由后不贪赃枉法。

      贪赃枉法一严重，就再转为严刑酷法。可在严刑酷法下，如果人们没有懂得如何在自由时尊重自己和他人，那么，一旦严刑酷法松懈，接下来的仍然是贪赃枉法。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轮回。

      跳出这个悲酸轮回的唯一途径，是把自由主义作为理念，是把公开化做为手段。在严刑酷法时期，以自由主义为理念，我们就可以在小学生的课本中加入自由、平等的内容，加入做人的公理（如不偷盗、不说谎、不做伪证、不舞弊等等这些无法“科学地”或者用经济学证明其对个体有好处还是有坏处的做人道理），加入公平、坚决的内容。我们在宣传上就可以以公理、以自由人的自律为主调，而不再以什么具体的“主义”或者“社会”或者领导者为主调。对待那时期出现的贪赃枉法现象，用公开化的方式去处理，使人信服。同时，对学者或学术、对宗教采取某种敬畏态度，不要用政治去强奸它们，从而让社会逐步生长出一个内行、公正、坚决的阶层。这个阶层特别重视自身的自律。如果这样的话，严刑酷法时期才有意义，法制优先也才可有了方向。否则的话，法制优先导致的更容易是专制。

        另外，自由和民主也不是一回事。香港、新加坡是自由国家，尽管不是民主国家。

        另外，我不声称我是爱国者，因为中国的习惯，都是爱国就是爱现政府。当然这不唯中国，这从世界上开始有了爱国主义概念起就如此了，所以，马克思说工人没有祖国，陈独秀说爱国是爱自由，爱因斯坦说哪里有自由那里就是他生活的国家。

一位高校教师、汪伟：
        谢谢汪伟的回答。不知道”一位高校教师“对他的回答是否满意。我在感谢之余，却也有不足之感。如果汪伟能够针对”一位高校教师“说的那两本书，更多地加以回答，说明是高鸿业的书还是尹伯成的书正确或者两书皆对或皆错的理由，那就更好了。

慕衣：
      也许你的留言和我在夜话中说的孩子的蛮横有联系，也许没有。确实，培养孩子很难，既不能宠的让他们蛮横，又不能够凶的让他们畏缩。就后者来说，根据我自己带过小宝宝的体会，你也许应当更多地让宝宝的爸爸和宝宝在一起。孩子的娇嫩、脆弱、稚气、无助，都会引起和激发做爸爸的温柔、体谅、关心和为别人考虑的感觉。这样的感觉虽然有“女性化”之嫌，但其实是人的文明程度的表现。在火车上，在人多的地方，一些人看到禁烟标志照样吸烟，而另一些人主动地不吸烟。我常常想，如果那些男性当年带过小宝贝，他们在人多的地方尤其女性多的地方吸烟的可能性也许会很小，因为在带小宝宝的过程中他们将学会了自我控制。

一位高校教师。weUng、汪伟：
    我同意汪伟的说法，weUng不要嘲笑别人。其实，在许多地方，许多高校，学校图书馆根本没有什么外文经济学著作，更惶论新书。邹恒甫先生那里出的复印书，知道的人也不那么多。同时，许多年轻教师的英语水平对读原版书还有困难。另一方面，一个年轻教师，一个月工作才1000多元钱，新书也买不起。可是，他们从事经济学的教学和学习，这无论如何是件好事“一位高校教师”能够参考几本国内著作，提出问题，已经十分难得。我对他只是敬意。我自己当年从在英语单词旁注中文字的音开始学习英文，读资本论时完全没有想到应当查查英文、德文版本。现在的中国，地区差异那么大，我相信，还有一些人象我年轻时那样只能够读中文书而照样学习。
      当然，另一方面。对“一位高校教师”来说，weUng的警示也不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时代毕竟变了，外文书也不是那么困难去找了。如果你需要，我愿意复印一本英文经济学教科书寄给你。

bingren：
      你说的民办学校老师的苦恼，是我们很难体会的。就我知道，国外有school  dropper，尤其  high  school  dropper，就是中学或高中没毕业的学生。我的孩子在德国读中学，那里中学毕业很难。拿到高中毕业证书的人，找工作不成什么问题，但很多人拿不到高中毕业证书。有两次在公园里和别人聊天，一听说拿到高中文凭，别人竟然很羡慕。美国好像也如此。高中读了，拿不到毕业证书的不少。为什么中国一定要给学生毕业证书呢？即便我们在大学、在研究生教育中，也遇到这个问题。一定要给毕业证书，就使得教师受学生的约束：反正你总要给我毕业，你能够给我什么差分数吗？分数一差，难以毕业，各级领导就来了，不能够给学校、系难堪，还是要让人家毕业。
    我不知道中国目前的这个制度是不是1949年以后建立的。因为按照计划经济，招多少生，若干年后就有多少毕业生可用。在计划经济时候，招生数和到时候可供国家分配数应当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每个学生都毕业。另外，这大概和“社会主义优越性”也有关吧，因为我年轻时，批判资本主义时还有一条，就是学生毕业即失业，而社会主义消除了失业。经过后来的演变，竟然成立目前的状态，至少我听说过，高中成绩再差，花钱也能够拿到真正的文凭。
      另外，如你所说，中国学校的好坏区别太大，这确实是种不平等。也和政府要办重点学校有关。无论如何，你说的问题既和经济学有关，又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不知道你的感觉如何？

宏观经济学的初学者，汪伟：
    我感觉汪伟的回答不大切题。“初学者”提出的问题仅仅和实际量有关，而与意愿量或计划量无关。这里想请汪伟做些进一步的回答。

胡老师、“初学者”：
    感谢胡老师提出的问题，这也引发了我对储蓄投资恒等问题的更为深入细致的思考，我想再作一些解释。前面所讲的实际储蓄与投资确切的说应该是事后实际发生的储蓄和投资。假定我们考虑一期（通常为一年）国民总产出，我们在核算这一年的国民总产出时，从收入的角度看，在国民总收入中，我们定义的储蓄是指消费后剩下的部分，而从支出的角度看，在国民总支出中，我们定义的投资是除了消费支出，剩下的全部算着投资支出，而国民总收入＝国民总支出＝总产出，因此上面一定有储蓄＝投资。强调一下，这里所说的事后实际储蓄和投资是从时候国民收入会计角度来看的，这里的储蓄等于投资，是指整个经济而言，至于某个人、某个企业或某个部门，则完全可以通过借款或贷款，使投资大于或小于储蓄。
    另外“初学者”提出的问题中所提到的储蓄与投资应该看作计划储蓄（投资），工人将消费后剩下的收入存银行，是个人家庭计划预算收支的结果，商业银行也是企业，它的贷款也是其信贷计划的结果，至于企业的投资更是其计划投资的结果。因此，储蓄和投资的主体及其动机都不一样，这就会引起计划投资和计划储蓄不一致，形成总需求和总供给不平衡，引起经济的扩张和收缩。
    另外，“初学者”提出商业银行准备金的问题中，他把准备金看作是储蓄与投资的缺口的想法也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应该搞清楚准备金的用途，准备金是为了应付储户提取储蓄存款的需要，我们可以认为，储户开始的储蓄减去他将来要提走的储蓄才是他的“实际”储蓄，因此即使在“初学者”所理解储蓄与投资的这个意义上，储蓄与投资也应该是相等的。

    另外，顺便提醒一下“初学者”，经济学里的储蓄实际上是一个积累的概念，即消费后剩下的都是储蓄，不仅仅只限于银行存款，而投资是指实物投资，是指增加或更换资本资产，包括厂房、住宅、机械设备以及存货，请注意购买股票我们通常叫作投资，实际上在经济学的概念上它应当归入储蓄，因为它不是上面所说的实物投资。

学术无禁区，怎么就不能允许人家刘国光发文章？
也许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坚决维护你说话的权利！！！！

胡老师、“一位高校教师”:
      感谢胡老师的建议。按照胡老师的要求，我详细查阅了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第二版和尹伯成主编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习题指南》第三版，发现“一位高校教师”所指出的分歧并不存在，可能是我查阅的尹伯成主编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习题指南》是第三版，而“一位高校教师”使用的是第一版，在第一版中的错误在第三版中已经改正过来了。尹伯成第三版p59-p61习题5－8中，无论是用定量税和比例税所求出的平衡预算乘数都是1，只是在定量税下平衡预算乘数还可以用下面的公式计算：Kb=Kg-Kt,其中Kb为平衡预算乘数，Kg为政府购买乘数，Kt为税收乘数，这是因为政府购买和税收（定量税）等量变化时引起均衡产出的变化不会引起政府预算变化（税收采取定量形式，产出的高低与税收的多少无关），从而上面的平衡预算乘数公式成立，读者可以很容易验证。在采取比例税时上面的公式不能继续使用，这时因为在比例税下有T=tY,税收的多少与产出有关，因此按上面的公式计算出来的所谓平衡预算乘数实际上会使政府预算不平衡。因此，证明平衡预算乘数为1，只能用我在上次答问题时的方法。
    另外，在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第二版在p515与P516中一会儿说平衡预算乘数为1，一会儿说平衡预算乘数小于1，在P516-517最后又证明平衡预算乘数即使是在比例税下也是为1，却真是容易误导读者，我不知道这是出自编者的手稿错误，还是编者自己根本就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或是在更新的版本中已经更正了这个错误，总之平衡预算乘数恒为1是不会有错的。
    另外我想这些所谓的分歧（或说法不一致）全都是使用不同版本的课本引起的，而这些课本在编写过程中本身就存在不少错误，有的是作者的水平问题，有的可能是印刷错误，总之“尽信书不如无书”，敢于置疑总是正确的学习态度。当然能够用英文原版教材要尽量用它，同时也请注意，即使是英文原版教材，也有错误，只是比中文教材相对少些而已。

非常感谢胡教授和汪伟老师的帮助！
我觉得学习经济学就得勤于思考，
以后有什么新的问题还想请您们
继续帮助！

广东汕尾市当局开枪镇*压村民惨案，仍未平息，10月9日早上，在当局严密戒备和封*锁下，有大批披麻带孝的村民冒着生*命危*险，走出家门，到路上拜祭死者，并恳求当局让他们领走亲人尸体。村民说，东洲镇多个地点，包括开枪扫射村民的发电厂前现场、北门桥头集结了大批村民，部分人穿上白衣服或披着白头巾，持香烛，下跪拜祭死者。村民说，他们都是死者的家长。据了解，被开枪射杀死的大部份是年青小伙子。当局不让村民认领尸体。汕尾血腥镇压,  70人遭射杀广东汕尾的红海湾东洲镇形势急速恶化,政*府除了派坦克车驻村，机关枪随时对着上街的百姓扫射，目前已经知道有70人被射杀，死亡的多数是20几岁的年轻人，毁尸灭?，不得认领。村民：“他们不让我们进去看，人是死了大约70人左右，被开枪打死的；政府报上去只有一两个死亡，其实他们在欺*骗。那尸体被政*府埋没，有的找不回，有的已经在那里，没有埋没。另一位村民表示，还有许多人死伤，至今下落不明，坦克车就守在镇北的最上方，他希望外界能关注他们的情况并提供帮助。村民：“真是叫苦连天，这是有冤无处诉啊！我们农民的命真的那?不值钱吗？他们可以随意的杀我们，随意的向这些无*辜的村民开枪吗？我也希望你们能报报我们这里的真实情况，现在的村民真的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那些官真的太霸道了。记者：“你们现在都在家里没有出来吗？村民：“根本就出不去，甚至也没有食物和水。他们根本就不当人命来打，甚至好像扫猎那样，用枪就乱扫，就算他这个人已经中枪了，他发觉他没死还会补上一枪，以前打土匪也不会这?打吧！”

以下是引用fujo11在2005-12-10  20:00:29的发言：
不过，我非常赞同胡景北关于王亚南及其他学术名著的翻译者不一定真正理解其译著的观点。曾经在十几年前，我就指出过王亚南关于李嘉图《原理》的评价，是错误的。

小??很喜?吃?油,几乎每餐的菜都要拌些?油。??警告?：“你如果吃太多?油?就??黑,  就不能?白雪公主了！晚上??煮水??爸爸??心,?爸爸正要把沾??油的水?放入口中?,??瞪大了眼睛,惊?的?爸爸：“你想?黑人唷！”

        胡老师  您好  我是那个上次向您提问的山西农大的学生  感谢您的快速回复  更重要的是。。您的确指出了学生不知道的事实  您很有真知灼见 
                                            （一）理性中国
        胡老师  我正在准备考上海财经的研究生  在准备过程中  曼昆的那本宏观经济学上的一段话激活了我的想象力。。。在讨论费利普斯曲线的时候  曼昆提到的理性预期学派的无痛苦的降低通货膨胀  他说  只要人们足够理性  有足够相信政府的政策  那么预期通过膨胀总是和实际的相近  牺牲率其实也没有那么大。。。我在想。。。如果真的能实现理性预期  那么通货膨胀将不是什么问题  经济就可以持续快速的发展而不用牺牲GDP来打压CPI  我想也许美国欧洲要实现理性  并不容易  可是我们中国却大有可能
        第一  我们的国家是中国  中国这个名词怎么来的？  大一统  中央集权的国家！  我们的国家有集中的历史和文化  人民易于接受中央的调度  而不向欧洲---历史上统治结构松散  客观上有利于民主  但是不利于中央的指挥

        第二  关于理性  什么是理性呢？  到底是行为理性  还是人理性？  我们首先假设是行为理性  那么就意味着人的理性与否不重要  关键是行为的理性---这就暗含了一个使不太民主得以存在的余地  即我们的政府可以利用一些手段是我们的民众接受政府的指挥  使民众的行为理性化（被动的）  政府一定程度上操纵了人民的思想和行为  在实现理性预期中  起到核心作用  但无论是否足够民主  毕竟政府的行为是为了整个经济更好的发展

        第三  实现理性预期的可能性  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请问有谁没有听过“科普”这个概念  又请问有谁听过“经普”这个概念  没有错！现阶段  经济学只不过是大学的一门课程。。存在一个问题---我们并不是每个人都将去做物理科学深造  但是很少有中国学生不知道万有引力  我们每一个人都必将天天使用货币  不断进行去市场行为  但是大多数没有基本的经济学知识  为什么呢？--因为市场经济的优越性  是我们只需要关注自己面对的价格  就可以使全社会实现均衡和效率  但是  毕竟这是纯市场经济  我们国家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  所以我认为作为我们中国的一个特色就是---经济学教育在初中开始  让每一个中国学生都有基本的经济学思想---政府按照自己的需要设定学习范围  继而培养“能够产生理性行为的人”当然会有很多人说在初中开设这种课程很困难  师资不足  但是我突然想到  毛泽东的“把支部建在连队”  我像那也一样困难  也许我们可以从这其中获得某种启示

        不知道胡老师是否同意学生的意见？  其实  这只是我的一个灵感  没有绝对严密的逻辑  我们中国学生往往认为  当自己的想法不成熟的时候不要表达自己  我非常讨厌这一点儿  我觉得这会妨碍我们整体的思维活跃性  所以就草草地提出自己的想法  但是  我觉得理性预期在我们中国真的有前途

先生的《惜乎哉，刘树成》一文实在是写得太精彩了！不光语言表达功底过硬，读来如流水行云，一气呵成，字里行间，更见先生“安能摧腰折眉侍权贵”的骨气。我在“价值中国”网上转载您文章的评论中留言道：“白纸黑字作证，我们的子孙后代从中知晓，究竟是谁在‘谬种流传误导改革’。”而且我相信，这样的日子不会太远的。向先生致敬！  

        胡老师  据我所知  在中国很多高校里面  研究生教育很传统  很本科一样的教与学  我基本上没有听说过  有那所大学专门开设一门讲方法的课程  这简直是一个谜---作为一个研究生要去做一些研究  一方面在使用自己的知识  另一方面  在使用自己的掌握的方法  这是在研究中取胜的两件基本武器  但是  我们的教育却只是一味的强调知识  不去强调方法  方法是很重要的  呵呵  老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司马光砸缸前传
        从前有个小孩叫司马光  他有一堆好朋友  他的朋友---从大人口中听说了很多这样的事情：一个人掉到了河里  另一个把这个“从河里弄了出来”于是  这些小孩儿记住了这些“知识”---要救人就是要让人从水中出来    另一方面  司马光听了故事  他进一步透过现象看本质---要救人就是要让人和水分开！  这个结论看似废话  其实是黄金
        于是  有一天  一个小孩儿掉到水缸里面  其他小孩儿运用知识想办法捞人  全失败了  而司马兄抓住了本质  创造性地运用了逆向思维  类比  换元  三种方法  最后得出结论---要救人就是要让人和水分开  既然此时人不能离开水  那么立刻产生第二条平行的办法  即让水离开人  所以有了千古流传的故事

        Therefore  我认为方法至少和知识一样重要  我们需要这样一门课---把思维的多种方法  从复杂或者简单的现象中提炼出来  进行仔细讨论  更重要的是我国现阶段  研究生能考试取得高分的同志一堆一堆的  但是真正做出研究成果的并不多  OK  让我总结一般性的解决研究问题的方法  以及可能发生的问题  假设总结了7种  然后让研究生记住（非天才式的一般学生）  之后面对问题的时候  挨个拿每一种方法做实验  其本质像座选择题的排除法  虽然我提出的方法看似很呆板  但是很有道理---让一个研究生呆板的用一定的方法作排除法  总比他在问题面前茫然强吧？  所以让天才式的学生自由  让老实的高分学生规范的作排除法  各司其职  进行分工  必然会提高我们国家的整体研究水平

        其实  总有人说中国的基础教育好  但我向来不这么认为  我们的教育教授大量的知识  但是并没有明确的教授使用知识的方法。。。

        如果研究生教育再不重视方法的教育  那么  Q=f(x,y)  在这个生产函数里  Q代表研究成果  X代表知识  Y代表方法  如果Y是固定成本的话  那么随着X的增加  边际产量必然递减  甚至会小于零

        打字说不了几句话  学生希望有一天和胡老师面对面的交流

hyq:
      我没有说不允许给刘国光发文章。刘国光可以发文章，就象你、我也可以发文章那样。问题是，人家愿意不愿意发他或者你、我的文章。他一定要人家发，就说不过去了。你能够一定要人家发你的文章吗？
      维护他说话的权利，我举双手维护他说话的权利。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现在的问题是，刘国光认为他才有说话的权利，而不是我认为的刘国光也有说话的权利。
      最后，刘国光可以在几个杂志上发他的文章，为什么我的文章不能够发表在杂志上呢？你肯定知道，通常需要特别加以维护的，是弱者、被压制者的说话权利，因为有权势的人通常有了更大的说话权利。而说话权利，应当对每个人都一样的。

任伟：
        你想法活跃。不过，你把政府看成了在理性上高于民众的“机构”，要知道，政府是由人构成的，那些人也是民众的一部分，尽管他们有了更多的权力。
      历史很难证明，那部分有权力的人就比普通民众聪明，有理性。
      还有，你把政府看成了良善的政府。但绝大部分政府是把“稳定”，也就是自己在台上视为目标。

      世界上没有哪个现实的经济是纯市场经济，就象地球表面上没有那个点的引力是“纯”引力一样。但同学们照常学万有引力，而没有学同学们站的那个点的引力。

      多看书，多思考，真好！

任伟：
方法论很难，要非常熟悉经济学后才能够专门谈方法论。并且，专门开这门课，其实也很难开好，就象很少有学校开物理学方法论课的。平常也只有教师讲课时顺便讲自己体会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师要有研究，自己有体会，讲课时才会介绍方法。
更重要的是“在乎一心”。做有心人，才能够在学习中体会到方法。有些东西，不是教会的，而是自己体会出来的。教师的本领有限，教学中传达的东西也有限，关键是自学和自己的体会。

      胡老师  其实我也知道  搞经济学方法论很困难  但是我觉得最最最重要的是  这条路对吗？  有价值吗？  如果是的话  我想  我们一定要努力去做  无论多么困难  因为困难所以我们接受事实  认为自己的思想符合客观现实  我们不断的做那些认为自己可以达到的目标  对于那些极其困难的东西  我们总是说“随着。。的发展，以后会解决的”  说直接点儿  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缺陷  我们总是不愿意承担风险  为了获得成绩和认可我们总是在做力所能及的事  加重要的是我们缺乏科学献身精神  我认为只要方法正确  我们就一定要努力去做  10年不行  20年  20年不行  我50年100年也无论如何要做成  纵然为了一目标奋斗半辈子  即使没有最终的成果  那我们依然是英雄  是有价值的  因为后人就可以踩着我们的肩膀继续前进。。。“有条件要上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一定要上”
        

      胡老师  我现在真的对于理性预期很感兴趣  其实很广义的来说  如果我们对经济学某一门派发生特别兴趣的时候  作为一个只懂大学中级经济学的娃娃学生  我应该怎样努力更好呢？？  其实  我初二开始基本上就没有听过课了  纯粹依靠自学  当然大学以前自学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学有价值  是因为年纪小不懂事  又懒又不听话。。  我已经习惯了独立思考  一个人探索  当然我越学越觉得自己有太多的疑问  所以希望老师能给我只个方向。。。渴望看到您的真知灼见

尊敬的胡教授:
您好!
记得大约一年前我无意间浏览了您的网页,就喜欢上了它,每次打开电脑,我都会看看您的网页,特别喜欢浏览双周夜话及留言版.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给我回复,您说可以帮我复印一本英语版的经济学,那太好了,只是我如何把费用寄给您,还请告诉我.我的地址已发至您的邮箱，请查收．

我研究生时学的专业是农业经济与管理,那时觉得上西方经济学的老师在经济学的好多问题上也是说不清楚,所以经济学似乎是我自己自学的,所以很多问题在不断学习过程中才慢慢明白过来,我现在给本科生讲授的主要是宏观经济学,学生对我评价不错,可我对我自己却不满意,我对经济学兴趣浓厚,但却苦于一直没得到过名师指点似乎很难提高,还请胡教授能点拔我,非常感谢!

胡教授,不知您怎么看待一个女人事业的发展,也就是女人应该如何在家庭和事业中做出选择,我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我想去考博,也有机会出国做短期的访问学者,说实话我很想提高自己,但这样的话,我十岁的女儿怎么办?她很聪明,但需要我的引导,有人劝我一心一意培养小孩,不要把小孩荒废了.我真是两难,能给我指点迷津吗?

在这里,我也非常感谢汪伟老师几次不厌其烦回答了我那个真是有点幼稚的问题，以后我会多多看一些外国原版教材．

很好!!!

        我的文章“只有自由主义者才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发表后，引起很多讨论。对此，我十分感谢。同时，我建议，大家的讨论最好集中在如何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上，尤其是准备和正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朋友，以及认为马克思主义能够进一步发展的朋友。这里，我想提出几个具体建议：
1．比较我的文章中提到的王亚南的《“资本论”研究》和我的“略论服务业资本”文章，了解这两个作品哪一个更象是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
2．比较刘国光最有代表性的直接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的作品，了解他的作品和我的文章哪一个更象是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
3．比较国内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学者的直接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的作品，了解他们的作品和我的文章之间，哪一个更象是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

4．如果有可能，了解国外比如近五十年来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

5．如果有时间，在这些比较的基础上，思考具有什么素质的人才能够研究和可能发展马克思经济学

6．在这些比较的基础上，思考如何研究马克思经济学

7．在这些比较的基础上，思考如何发展马克思经济学

8．在这些比较和阅读马克思原著的基础上，直接根据自己的想法，试图做研究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工作。

当然，如果真的有志向去研究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关键是阅读原著，不要参照任何参考书或者指导书，直接阅读中文原著，因为中文翻译至少在大思路和关键章节上，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们，希望研究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千万不要浪费时间在次要的争论上，抓紧时间比较、阅读和思考，抓紧时间培养自己的自由主义情怀和理念。（也许最后一句话不受欢迎，但你们做过上述比较后，你们会明白做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都应当具备的人文素质。）

无=界=浏=览6的最大特点就是它实现了微软流览器（IE）的全透明加密代理。用户就象使用一般微软流览器一样流览任意网站，并在整个过程中对所有流览的内容进行超高程度的加密，加密程度超过国际金融网路传输安全标准。下载地址:  http://www.apple0.com/s/  如果链结被封，用海外的  Email信箱给[email protected]发一个电子邮件，十分钟就能收到即时网址立即上网下载.

05/12/13中国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第三次公开上书中国当局，用颤抖着的心和笔记述着那些六年来的惨境，信的发表引起海内外以及国内高层震动。http://movie-right.hn.org/helpH.htm

我是中南财大的一名学生.从景北老师从前的"不凡和不俗"到如今的"自由主义者才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深深得体会到了您对我们这些无知的年轻的经济学子的殷切希望与谆谆教导,分清是非与黑白，主观与客观或许是十分重要的。谢谢您告诉我们很多，不要被被学术界自己制造的门槛绊倒，要有自己的生存价值。更近一步地讲知易行难，了解本质是做学问的第一步，此路也必将是风雨兼程。

任伟：
      你问到走经济学方法论研究这条路对吗？有价值吗？我想，一般而言，当然是对的，有价值的。如果你有决心，你就去做。前程艰难，但越艰难，成功后得出的成果可能越有意义。关键是要做。一个课题、一种研究有无价值，或者价值大小，应当是“做”以后才能够明白的。学术上，就是抓住一个课题、一种研究不放，不要管目的，不要管有无价值或者价值大小。
你没有认真上过课，这是好事，这不但给了你自由思考的空间，而且让你免受了应试教育，你现在思维这么活跃，应当和你在中学没有认真上过课有关。我其实也是这样，也是因为没有上过中学，思维受到的束缚才不大。
至于你希望给你指个方向。具体的方向只能够由你自己体会和确定。一旦你的兴趣稳定下来，你就有了具体方向。我想讲的仅仅是，你思维活跃并发表言论，那么，你也让别人思维活跃并发表言论。人或者讨论者之间的自由平等，是学术领域内最为重要的人生方向。另外，如果你懂得了大学的中级经济学，你又对某个门派有了特别兴趣，你就找这个门派的著作去读，去思考，也就是批判性地阅读。但首先是阅读，搞清这个门派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其实也是我自己的一些体会。

一位高校教师：
        你提的如何看待女性事业的发展，可我觉得你的具体问题对一个男性同样有意义。我曾经和一位在北美的男性朋友交谈类似你的具体问题，就是在回国和不放心孩子之间的矛盾。我当时的意见，是他应当等到他孩子学会了学习再离开孩子回国。今天，对你的问题，我也想如此回答。所以，我不支持你出国，离开孩子（当然短期出国和离开是另一回事）。至于读博士。假如你不是为了换工作换城市，那么，我的意见是，如果你能够写出高水平的文章，，不必读博；如果写不出，就读博。这里，读博应当不至于让你长期离开孩子。同时，你应当注意培养孩子自学能力，帮助她学会学习。然后，仅仅在学习不用你多担心、心理素质也比较好的情况下，才考虑为出国、为读博而不得不较长期地离开孩子的可能性。

      胡老师  想叫您一声胡大叔---因为您没有学者的架子  很有亲和力  有点儿像萨缪尔森。。因为我第一本看的经济学书就是萨缪尔森爷爷的那本经济学  我对他还是有点儿感情的
        其实  说实话  当我对于某一方面极感兴趣  立志一定要研究出成果的时候我会想到如果研究出成果以后  会有多少价值  但我更多的想到的是  “嗯？。。哇塞！好玩！”  我就是这样的  其实我很喜欢研究  从苍蝇的飞行姿势到中国文化的发展  但是我研究大多数情况下是当作“玩”来对待的  往往我研究没有什么功利心  只是觉得研究的过程有意思  就像很多的大学生喜欢反恐和魔兽争霸一样  我觉得这样也不错  一石三鸟  第一  使我研究的时候  排出了很多杂念  第二  是我研究的时候还挺高兴不觉得累  第三  这是最重要的  就因为我功利心少  所以我的大脑得到了更多的锻炼机会  每一次小小的研究能不能出成果是次要的  关键使自己的思维水平得到提高
        老师  学生在此真诚的向老师提出一点建议  老师  我好像在什么地方看到过您已经40多岁了  而且我也能感觉的一点中年学者的感觉  我觉得老师有一点您要注意  中年人往往学有所成  有了自己的成就和思想体系  特别是有很多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  但是时代是向前发展的  尤其是经济类的  不想自然科学它的不确定性更大  所以能不能接受新的思想  能不能理解与自己不同派别人的思想  我认为是一个已经有成就的人能不能在取得更多的成就的关键！
        然而  老师你有你的优势  您在听觉方面是有天赋的  但是说实话  我能感觉出来老师在接受新思想方面不如20岁的人  解放思想  事实就是  我想老师身边一定有很多优秀的人  优秀的博士生  但是老是只是和他们在一起  会形成“一定内置的帽子”  特别是中国的优等生  一方面他们是最勤奋的  另一方面他们是最懒的---我认为世界是这样的  从一个角度得到了正面  就一定存在另一个角度能得出反面  我建议老师抽出一定的时间  多接触一下本科生  甚至高中生  接触一些不被人理解的  有奇思怪想的人  至于本科生之中传统意义上的优秀人才我看您就不用接触了  呵呵  我想这些同学您一定见得很多了吧？

        由于时间关系  我也就随便说说  不过  这都是负责的言论  当然  我想我的建议没有对不对的问题  只是合不合适的问题  老师我想您的把握好的

        最后  祝所有努力中的人类好运！

我认为信奉法轮功的人是在自欺欺人，不敢面对现实，略显愚昧和郁闷。如果有不满，请你大胆说和做，但不要打着法轮功的旗号，因为法轮功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胡老师：你好，“一个有爱、有文化品位、经济上不拮据的平静生活”也许是很多人一生追求的生活目标，达到这个高度的人，应该说实现了真正的自我，也是我追求的生活，可是我离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Great  site,  great  idea,  just  all  round  great  work,  everyone.

来这里很多次了，看见任伟同学比较激动啊。胡老师那段日子似乎也来的勤快，看到胡老师的回复，我也很高兴。我想我表述刚开始是讲自己的苦恼，写着就想，这问题是不是很大呢，成绩不好的就只能进落后的学校，如果他们不付出更多更多的努力的话，那不是让他们沉沦？这是不是公平问题呢？
如果不是，我错在哪里？
另：谁有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英文版的电子版啊，我找了很久都没找到，或者谁能提供国外这些资源的论坛地址么？

胡老师，听说有人要打你害你伤你。你无论在哪里，都请万分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