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年留言

老胡,新年好!
回财大了也不说一声儿,祝新年生活工作翻开更美好的一页.

jack:
你好！
你的问题很值得一谈。我的看法是，1980年以后的gcd和以前的gcd是两回事。想一下，假如毛重生，邓以及后来的执政者，下场肯定比刘少奇还差。这就像毛与林彪后来走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这样的两个人，谁在台上，谁就是gcd，但你能说这是两个相同的gcd吗？
就经济来说，毛坚决反对三自一包，认为是资本主义；而邓在毛在世时就要搞三自一包并为此在文革中下台；而邓一上台，先取消人民公社，搞三自一包，农民流动。都是gcd，但用毛的话讲，是两条路线，一资本主义一社会主义。显然，都是gcd，但一是搞社会主义的gcd，一是搞资本主义的gcd。你能说这是相同的gcd吗？我想是不能的。
所以，我想，不是gcd才能救中国。许多组织都可以救中国，但无论哪个组织，没有自由给老百姓，都救不了中国。

胡老师,
我有一点问题也是担心关于土地私有问题,我担心一旦土地私有会有一种可能像国有企业资产私有一样,被某些原因导致使土地被集中在更加少数人手里,从而造成农村彻底的贫穷,但是也有可能出现好的结局.
因此如何土地私有并且确保私有后的发展方向是对土地私有政策最核心的内容要求.
但是该政策是遵循市场精神还是计划精神,将决定政策的成败.
无论采用何种方式,都会遇到坚强的困难.
但从整体来讲,我还是乐观的,希望您也是.
祝愿祖国在2008年好运!

谢谢胡老师的热心批评和关心。
我今天才来读到。
会认真拜读。

时奇、亚人：
谢谢你们的问候。还有，我依然在同济大学工作，没有转到上海财经大学。。

您说的情况确实也从图中“证实”出来了。如果把中国跑步的速度跟其他发达国家跑步的平均速度比一下，可能就能更直观地看到不通朝代的跑步能力了。

中国历史几千年来，到现在根本没有本质变化过。毛泽东和朱元璋有什么差别？现在的官僚阶层和宋朝的官僚阶层有什么差别？本质上没有改变。
我们不要指望统治者发善心，来改善普通人的境遇。如果中国会出现1万个荆轲这样的勇士，我相信中国或许能够有希望改变。

中国人奴性太强。没有一点反抗意识，除非活不下去了（***统治期间，很多人饿死也没有起来反抗）。即使起义了只要统治者一豁免就会投降。

胡老师，你为什么对58年的饥荒如此耿耿于怀？1942年河南光旱灾就死300万人，那个年代有什么办法。我不知道你盯着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

胡老师您好！
一直在关注您的双周夜话，在阅读您的夜话中领悟到可贵的人品，学习做人的道理，也从您的文章中受到自由基本理念的启蒙。
以我的理解，认为您的多篇文章及留言回复中一个重要的观点是自由是重要的，是公民最基本人权之一。我想问的是，公民如何能得到自由，或者说自由权如何得到保障。
这问题和制度有点类似，很多人一提起中国的问题就讲到制度，认为一切是制度使然，问题在于好的制度如何形成，如何保证好的制度能够维持。
希望能得到您的指点。

萧瀚

在座诸君：你们好！

我到法大已经整整四年，开了四年的课。今天是你们这学期的最后一课，我和大家已经一起度过了美好的17周，如果包括今天，总共是27个小时。在这27个小时里，我有幸和大家一起回到遥远的中国古代，去遐思我们的祖先是怎样的生活，那一切都让我感动。

说到最后一课，我们很自然地想到都德的那篇著名小说《最后一课》。我们没有他们当年法国人那么惨，但这最后一课，于我却是伤感的。我不打算再讲任何与这门课程相关的内容，因为那是讲不完的。今天我只希望自己能够真正地来尽一个教师的职责，那就是跟在座诸君聊聊我们每个人都正在经历的人生。

早在一周前，我就在想，我应该怎样讲这最后一课，以前各个学期的最后一课，我总是将自己对中国历史的宏观看法告诉大家，但这些话，我在以前的课上都已经讲过，再讲并没有太大意义。以前各个学期，我犯下一个严重的过错，就是更多地只是进行知识性宣讲，然而，这两年，尤其是今年，我越来越觉得这样做一个教师是有限的，也是远远不够的。在我与在座诸君有限的交往中，我更深切感受到的是朋友们对人生问题的关切，而无论求诸他人，还是我自己的经验，这一思考和探索远比知识性的学习更为重要。

是的，你们正处在花样年华，与你们相比，我已经太老了，几乎是你们年龄的两倍。你们降生的那一年，如果是1987年的话，那年的年初，中国大学生第一次自发地走上街头，用他们的激情和热血、真诚和青春向政府呼吁政治改革，但是没有结果——甚至比没有结果更糟糕；两年后的1989年，那时候你们才3岁，那年的初夏，更多的大学生，用更多的鲜血和青春去唤醒这个沉睡的国家，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鲜血留在了广场，这个现在只躺着一具尸体的广场，当年的鲜血是不可能洗净的，它比一切有形的墓碑更为久长，就像我的同事海子把自己留在山海关，成了他有生之年的最后一首诗。这些人的名字被人从户口本上永久删除，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是谁，而你们中甚至可能有人不知道发生过这件事，然而，对于我们，对于经历了那个年代的我，却是一生中最重大的社会事件，它已深刻地影响我的一生。

再过一年，这件事情就已经过去二十年了，时光为什么过得如此之快，我们来不及流泪，泪却已经干了；我们来不及回忆，回忆却已经变成了失忆。但我知道，和我一样经历过这件事的人，会永远将这件事留在心底，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翻出来祭奠一番，那代表着我们的青春，代表着关心天下兴亡的青年人第一次的梦想破灭，代表着与这个社会初恋的失败，它不可能不是铭心刻骨的。

我从来没有写过演讲稿，这是第一次，大家知道我没法用教案讲课，那样我会张口结舌。但今天，我似乎觉得有写下这篇文字的必要，至于是不是会完全按照这稿子讲，我自己也不知道。

人的一生里会遇到许多事，有小事，有大事，有些事发生仿如没有，有些事发生了就再无法遗忘，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不能遗忘的人和事，当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这些就构成了一生。

你们这一生将怎样度过？这是你们一定在考虑的问题，你们也一定带着无限的憧憬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共同的，问之万人，答案相同，就是希望过得幸福。

Quin：
谢谢你把“为什么我要在乎”发到这个留言板上。我有好一段时间没有读“读者”了，那是份好杂志。
我常常想，我们不但需要一个自由、民主、公正的制度，我们更需要一大群自由、民主、公正的人。没有这样的人，再好的制度也是维持不了的。所以，一方面，我在呼吁一个好制度，另一方面，我也感到这个任务是非常长久、艰巨的。因此，没有人的素质的提高，制度即使建立起来也不会稳定，而且非常可能再起反复。
我不相信经济发展本身就能够解决制度问题。这篇文章的作者提到与买房相比，道德似乎太过遥远。问题是，买房和吃饱饭不是一回事。即使西方国家仍然有许多人买不起房子。其次，即使人人买得起房子了，又会有新的东西买不起。最近China Daily上刊登的对中国超级富人的调查，他们想的是乘航天飞机到宇宙旅行了。再次，在我们能够想到买房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在世界上还是有很多好评的。早期的传教士看到的中国的不文明之处，几乎全都可以和贫穷连系在一起。但今天，像这篇文章的作者谈到的我们同胞的不文明，已经无法再和贫穷联系起来了。
我想，教育从孩子起。幼儿园尤其小学的教育应当承担起道德规范教育的任务。但为了做到这一点，这些教师首先应当受到尊重，另一方面，从自己开始，自己先做好，我想。这样，至少通过我们自己，让这位文章的作者认识到，中国还是有文明之人的。

duwei：
关于农村土地私有化。一方面是呼吁，一方面也是一个需要周密论证的方案。我曾经特别了解过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1950s初期土地改革的方式。我认为中国大陆的土地改革是失败的，因为改革后不久，中国大陆就出现了卖地买地现象，出现了严重的贫困两极分化现象，出现了新的地主和佃农、贫农。这样的现象使得毛泽东有理由在农村推行合作化和集体经济。当然，也许有人可以认为，毛泽东有意识让土改失败，好搞集体化，因为集体化是其意识形态和控制国家的便利方式。还有人认为毛泽东过分夸大了土改的失败，而事实上没有那么严重的贫富分化。（当然在中国大陆的教科书上，前面一页声称土改取得了伟大成果，后面一页又说土改不几年就出现那么大的两极分化，于是集体化成了必要，并且也取得了伟大成果）。如果我不考虑毛泽东有意让其失败，也不考虑毛泽东编造出土改失败的可能性，那么，1950s初期中国大陆土改的失败，更多地可能是土改方案太不周密，太粗糙。

在台湾，土改方案就严密得多。比如明确规定土改后，土地不得出售给不亲自耕种土地的人。（相反，大陆的方案，土改后农民可以自由买卖土地）。目前在中国大陆，台湾的土改资料很难获得，网络也上不了台湾的网址，很遗憾。

所以，你的担心是非常有道理的。私有化是一回事，如何私有化又是一回事。我想我们大家现在就应当设想农村土地如何私有化，尽可能周密地设想。尤其是来自农村的朋友们，通过和你们父母、亲戚、朋友的交谈，了解他们的想法。
无论如何，农村土地私有化必须从头开始就是一个公开的过程，必须有方案，有立法。中国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是个教训。农村土地的私有化再不能够用那种恃强凌弱的方式做了。

老浆：
你好！谢谢你的留言。你说的都对。但我们还是从自己做起。我们都是中国人，只要我们自己少一点奴性，只要我们自己多一些勇敢。所以，我不喜欢说中国人奴性太强一类的话。中国历史本质上可能确实没有改变。但你、我是不是本质上改变了？比如你、我如果有机会做官了，就能够做成一个具有现代风格的、公开化行事的官？我相信，这才是更重要的，并且也想与你共勉。

同济校友：
谢谢你的留言。你希望知道我为什么对1958年开始的饥荒耿耿于怀。我想，主要的理由是在我年轻的时候，太多的接受了“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是全世界最伟大的革命家，是全世界人民最伟大的导师，是革命航船最伟大的舵手“之类的教育，报纸、广播（那时至少老百姓没有电视）、学校老师天天讲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对毛主席的话理解了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因为毛主席比任何人都站得高、看得远。你想，对我这样的人来说，怎么可能设想在他的时代会有饿死人的饥荒发生？怎么可能设想在他那个时代，老百姓不是最最幸福的？实际上，只要你那样设想，你马上就会被抓起来。但对我这样的人来说，除了全心全意听毛主席的话外，根本不可能有另外的设想。所以，我完全能够明白许多朋友干脆否定大饥荒，因为他们确实不可能设想，在那样一位伟人的领导下会出现那样的事情。

是的，我们可以说，尽管1950s末的中国饥荒特别严重，但许多国家、许多时代都有饥荒。是的，中国古代饥荒也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二十世纪也有饥荒。但我们知道，比如你说的1942年中国河南省旱灾，死了3百万人（我相信你写的300百万人是个笔误）。我们假设那时候河南省的灾区全都在中央政府的治理下。可那时候，蒋介石毕竟没有说自己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蒋介石毕竟容许对自己的批评，至少他毕竟承认有这样的大饥荒存在。他是否像中国古代许多皇帝那样，为此下过“罪己诏”一类的自我批评，我不知道。其它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非洲诸国，毕竟没有出过“人民的大救星”。所以，那里有饥荒，领袖受到批评，大家知道饥荒。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们必须接受“忆苦思甜”教育，就是回忆旧社会的苦，体会新社会的甜。当时我到了农村。领导请贫下中农来忆苦思甜。我所在生产队的一个老农一开口就是1958年如何苦。但他的话立即被打断，领导告诉他不准说1958年苦，否则就是反革命。我当时就很气愤，这个贫下中农觉悟怎么这么低。刘少奇之流用三年自然灾害诋毁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些贫下中农中刘少奇的毒害太深了。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毛泽东执政时期已经成年。当然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你能够自由地谈论1942年的饥荒，那么，我也应该能够自由地谈论1958年的饥荒。两大饥荒的不同之处，前者在当时和现在都能够自由谈论，后者当时禁止谈论，现在仅仅在网络上才能够谈论。你难道不认为这样的不同很奇怪吗？你难道愿意与那些一听到不同意见就暴跳如雷的人多交往吗？你难道不认为在毛泽东执政的饥荒下饿死的人太悲惨吗？当时就禁止谈论也禁止纪念，现在官方还不准谈论和纪念？饥荒是我们民族的悲剧，不准谈论更是我们民族的悲剧。而且，我担心，只要它不准谈论，我们民族就不能避免再次遭遇饥荒和大量饿死人的危险，而那些人，那些每日辛辛苦苦耕作、任劳任怨忍受的人，是我们民族的根本！！他们被饿死，比知识分子在1957年被迫害，更加让我痛心，更加揭示出我们民族的悲剧和专制的丧失天良。

因此，毛泽东时代的饥荒确实需要有人追问，有人盯着，就像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需要有人追问，有人盯着那样。如果没有别人盯着，那就让我盯着吧、你不知道我盯着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我的目的很清楚，1、澄清大饥荒的事实；2、纪念大饥荒的死难者，3、追究大饥荒的执政者责任，4、吸取教训，并且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前面三点（至少在中学教科书里就应当专门说明大饥荒及其教训），以便尽可能的避免这样的事情在我们民族重演。。

cc：
谢谢你的留言。关于公民如何能得到自由，和自由权如何得到保障的问题，我想这可以分成两个问题来看。后一个问题更多的是如果自由被法律保障了，我们如何保证这样的法律不被破坏。这里当然有许多事情要做，因为许多自由还没有在法律上获得确认。还有些自由虽然法律确认了，但具体实行细则却使得这些自由成为虚设。第三，许多时候，法律和实行细则确认了自由的权利，但一个人主动放弃，不愿意为自己的自由而去努力。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中，第三种情形很多，只是我们自己不注意而已。
至于公民如何能得到自由的问题，我想首先在微观上，一个个人如何能得到自由。我相信，一个人要想得到自由，首先必须得到内在的自由。而要想得到内在的自由，一个人就首先必须自律。比如说，但一个人能够平静地对待别人批评的时候，他批评别人的时候就会感到自由。当一个人凭着自己努力和成绩取得相应报酬并且不抱怨自己没有机会腐败的时候，他就有了批评腐败的自由。一个人相信任何东西都可以追问并且没有功利心的时候，他在思考时就会感到自由（尽管发表其思考结果时不一定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中国人需要很多很多的人自律而有内在的自由，然后才能够谈论外在的自由。
就我们公民作为整体来说，我们也需要自律才能够自由。我在前面一个谈论1950s初土改的回复中曾举了个例子。中国大陆土改后，农民可以自由买卖土地，但很快出现有人卖地、有人买了许多地并且雇人耕种。可台湾土改后，农民要卖地，只能够卖给自己耕种的人，也就是说，一个人不能雇人来耕种自己买来的耕地。虽然大陆当时买地卖地更自由，但农民作为一个整体在土地买卖上不能自律，所以土改不久大陆就出现了雇农和贫富两极分化，后来的集体化，就完全剥夺了农民的买卖土地权利。台湾用法律限制了农民的自由，但保证了土改成果的长期稳定。
另外，作为公民的某种代表的政府，在对待公民时尤其需要自律，它才能够在自由处置许多事情。
就我们个人来说，重要的获得内在自由，同时争取外在自由。在这个过程中，尤其要重视个人的价值，每一个人都有其神圣的人格。自己要体会到自己人格的神圣，同时又尊重别人的神圣人格。我相信，中国的好制度必须建立在大家相互尊重人格的基础上。

看了你的文字觉得沉重.
你说:"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们必须接受“忆苦思甜”教育，就是回忆旧社会的苦，体会新社会的甜。当时我到了农村。领导请贫下中农来忆苦思甜。我所在生产队的一个老农一开口就是1958年如何苦。但他的话立即被打断，..."哈哈,没错,当时就是这样,前些天我在博里也写了几句忆苦思甜的,觉得好玩儿,放在这儿,不学术,别怪我啊.
"天上布满星 2007-12-02 18:44:22
标签：趣味/幽默
那时候还有一件好玩儿的事就是“忆苦思甜”。请一些苦大仇深的老工人老贫农忆旧社会的苦，我们对照着思新社会的甜。一时苦大仇深的成了明星，特抢手，工厂学校机关部队街道争着请，比现在的腕儿们赶场不差什么。
他们忆苦时常犯的错误是，说着说着就说到：“要说最苦呀，那还是三年自然灾害…”每到这时，老师就会上去给倒水，然后就有人带着喊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然后是全体高唱忆苦歌“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怨申”。
忆完苦还不算完，还得吃忆苦饭，也不知哪儿淘换来的糠菜，蒸出一箩筐一箩筐的窝头，我们开始觉得好玩儿真吃，到嘴里根本咽不下去，只好偷偷吐了。说来也奇怪：那时候全民大规模吃忆苦饭，还真没听说象现在这样集体食物中毒的。"

Quin：
谢谢你转发了萧瀚的《最后一课》——如何度过我们的一生。我读了很感动。是的，我们需要知识，可我们更需要常识。记得我小时候，母亲常说：“不怕不识字，只怕不识事“。萧瀚特别发现他上课讲给学生听的主要是知识，而包括他的学生、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许多人，常常忘记的是常识。他在这最后一课特别强调了常识的重要性。对一个人一生的幸福（或者用经济学的语言”效用最大化“来说，常识应当是更重要、更基本的。所以，谢谢你，让我再一次体会到这一点。

再过一年，这件事情就已经过去二十年了，时光为什么过得如此之快，我们来不及流泪，泪却已经干了；我们来不及回忆，回忆却已经变成了失忆。但我知道，和我一样经历过这件事的人，会永远将这件事留在心底，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翻出来祭奠一番，那代表着我们的青春，代表着关心天下兴亡的青年人第一次的梦想破灭，代表着与这个社会初恋的失败，它不可能不是铭心刻骨的。
这是一段让人刻骨铭心的文字,我想如果我在这位老师的课堂上,我的眼泪一定情不自禁的流出来,在他人生的最后一课上,这位老师说出了自己一直想说但不能说的话,他知道这样的话如果不告诉年轻人,他可以永远也不能说了,他们的青春,他们的梦想,他们的热血,他们的生命曾经如夏花一般的绽放,但迎接他们的是一场残酷的暴风雪,把他们人生最美丽的时刻无情的摧毁了.这就是这一代人的人生.
我们来不及流泪，泪却已经干了；我们来不及回忆，回忆却已经变成了失忆。不会的,他们的眼泪干了,我们替他流,他们已经失忆,我们替他记起.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的梦想,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历史.因为我们和他们一样!都是在追求人生的幸福!

但我们还是从自己做起。我们都是中国人，只要我们自己少一点奴性，只要我们自己多一些勇敢。所以，我不喜欢说中国人奴性太强一类的话。中国历史本质上可能确实没有改变。但你、我是不是本质上改变了？比如你、我如果有机会做官了，就能够做成一个具有现代风格的、公开化行事的官？我相信，这才是更重要的，并且也想与你共勉。


有您网站首页的十个字 相信您一定能做那样的好官

虽然仕途险恶 很多时候是身不由己的

但是我还是觉得 一个人的骨风和信仰 很难被世事左右

亚人：
你转载的你的回忆很有意思。我们看来都是当年过来的人，说说当年的故事，觉得有趣又有感慨。
目前公布的中国统计资料显示，我们年轻的时候人们的平均收入甚至低于1952年。现在回想，那时候生活真苦。一个月半斤肉，半斤油，一块豆腐，而且还是在南京那样的大城市。有一次到镇江玩，才知道那里居民一个月只有四两油，才知道了大城市的福利。以后懂事了，也才知道了这种不平等。也许正是那种极端的贫穷，促使我们的英明领袖决定开展忆苦思甜活动，让我们明白我们当时已经生活在社会主义的蜜糖了，而“旧社会”或者资本主义下的老百姓才生活在水深火热的之中。
当我们今天讲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时候，我明白社会的不公和专制保护下的强权掠夺在这里的作用，因此我们社会的发展应当更多地向穷人倾斜。另一方面，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讲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是因为第一我们可以说话了，在毛泽东执政时期，敢说这样的话的人是当然的反革命。第二我们发觉许多穷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了。而在毛泽东执政时期，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是件如此自然的事情，没有穷人想起来值得抱怨，甚至最有同情心的知识分子那时候也不认为那值得抱怨。而你知道，一旦大家知道抱怨，大家的心目中便已经有了这样的认识：穷人也应当能够看得起病、上得起学。而这样的认识，就是对政府最大的压力，是改善穷人状况的起点。
不知道你的博客地址，能否告知？谢谢。

zy
读了你的留言，我很感动。你说萧瀚那一代人眼泪干了,你们替他流,他们已经失忆,我们替他们记起.你们不应该忘记他们的梦想,你们不应该忘记历史.因为你们和他们一样!都是在追求人生的幸福!
中国有萧瀚这样的人在，有你这样的人在，中国就有希望。毛泽东的绝对专制时期已经过去。萧瀚已经可以说话，你已经可以说话，尽管还只能够半开口地说话。可如果我们不半开口地费力地说话，我们将永远不会说话。所以，很感谢萧瀚、感谢你，带动我们说话，带动我们用说话来保持我们对历史的记忆。。

wangyu
谢谢你的留言。我想，虽然仕途险恶，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需要多一点勇气，只需要多一点吃苦精神，就能不为世事左右，活出自己的人生。
遥祝2008年春节愉快！

祝各位网友2008年春节愉快！

祝你新春幸福快乐!
这是我博址,你学术累了欢迎到我这儿散心
http://blog.sina.com.cn/u/1265480081#Content_ArticlePreview

中国经济落后的主要问题是体制落后。
清朝就别说了，落后的封建制度对抗资本主义制度。
毛主席时代我不赞成30年全失败了，但最少失败了15年。
我们可以用许多的经济学观点解释当前经济的问题，但我们却不能解决政治问题，比如近10年的改革说国企成功了，但政治制度依然还是原地不前。依然还是唯上的政治制度，老百姓的选举权还是只能选择人大代表，而不是真正起作用的一把手。一把手的任命制直接导致执政者对任命者负责，而不是对政策的直接作用者-百姓负责。

在我国一直没有建立起一种能上能下的政治制度，所以我们解决上层建筑的错误一般只能通过革命。众所周知，我国的权利交接时最惊心动魄的，因为一旦出现问题改正错误的代价几乎就是推到重来。

所以我认为我们最根本的问题出在选举不是民选，而是接近任命。这直接导致了很多的经济现象成了政治现象，比如政府一直歧视民间机构，小区还是物业、业委会、居委会的管理模式（如果不存在歧视非政府机构那么居委会就可以撤销了，他的职责完全可以交给业委会或物业）现在蓝筹股几乎又是清一色国企。腐败问题的监督从别的国家的政府腐败监管变成了中国的政府和企业的腐败监管...。户籍问题、农民工问题、高考问题、等等许多问题都是原地踏步。
如果选举制度不变，不能采用三权分立，我不认为中国能长治久安。
因为我们纠正错误的方式基本就是推到从来。因为我们的错误往往成为顽疾才会被发现，因为我们是一党。

不是自由，是社会的车轮在不断向前奔跑，而后代人相对于前代人的需求更多更丰富（马斯洛需求），历史的必然

123:
谢谢你的留言。你说吃饱饭是历史的必然，对也不对。对呢，是像中国这样的大民族，不可能长期被一个人封闭，总有人知道外面有其他民族已经能够吃饱饭了，因此那种封闭状况不可能长期存在。历史必然要走向个人更多的自由，走向吃饱饭的阶段。另一方面，历史的必然又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在最近二十多年才能够吃饱饭，为什么不早几十年或者迟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同时，历史的必然也没有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保持封闭，我们是不是必然能够吃饱饭。各民族的历史表明，许多民族比如从来没有发展出农耕，他们始终保持在采集和狩猎状态，几万年如此。许多民族从来没有发明过文字。是不是他们不和现代文明接触，再过几千年几万年，他们会历史必然地发展出农业或者文字？很难说。同时，一个民族是不是历史必然地发展出工业文化，也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因此，说历史必然会走向某个民族吃饱饭，那我们就无法讨论问题。
其次，如果我们不就时间流逝谈问题，而就“如何做到”谈问题，那么，中国人是怎样才吃饱饭的，便是我的那位网友提出的问题。我的那位今年近60岁的网友同时认为，如果毛泽东仍然在世的话，今天的中国人仍然吃不饱饭。我同意他的认识。而为什么会哪样呢？我想是因为如果他仍然在世的话，中国农民今天仍然没有自由，中国农民仍然会用怠工方式应付，计划经济仍然会给中国的生产造成巨大浪费，老百姓仍然会跟着口号干活，而像我这样那时从没想到领导会错的人仍然会认为半饥半饱已经是伟大领导给我们带来的幸福了。

“文革”是现代腐败的根源


王书瑶

腐败是现在中华第二共和最普遍存在的现象，有那么一些人，认为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后果，并且主张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以清除腐败。但是，我依据对事实的考察，却发现，现代中国的腐败根源，却是文革带来的必然结果。

文革是什么？是人类——更确切地说，——是中国人最恶劣本性的大爆发，是最卑鄙、最无耻、最残忍、最野蛮的本性的最充分表演的大舞台。它无法无天，任所欲为，打、砸、抢、烧、杀无所不用其极。是对中国五千年来所积累起来的一切文明的大破坏，它使中国倒退到人吃人的蛮荒时代。

在这种道德完全沦丧的社会条件下，它不会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任何积极的影响，它的惯性，必然令社会进一步堕落。

在文革中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为了摆脱困境，家长们不得不对那些大队书记、公社书记，纳款进贡，为了一个回城指标、一个招工名额、为了参军，不仅要行贿，而且许多纯真的少女，还向握有生杀大权的书记们献出自己的童贞，这还不是腐败么？

后来，军管会接手革委会，那些从乡下来的大兵、小兵们，利用自己手中的大权，立刻把他们的七大姑、八大姨、大舅子、小舅子，调进城里，并且安排个好工作。

也为了同样的目的，“走后门”也从那时兴起，两条好烟、一袋面粉，都可以成为行贿的筹码，它的价值，相当于现在的几千元、几万元。

何谓文革不腐败？

文革之后，那些从牛棚中被放出来的“走资派”，有的可以保持晚节，有的却变本加厉，“有权不使，过期作废”，开始大肆贪污受贿，掠夺国有资产，据为己有，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到了1980年，还不到两年的时间，这种腐败就引发了社会的强烈不满，共产党不得不宣布改革后的第一次整风，约期三年，结果呢？一个三年，又一个三年，现在是十个三年，腐败却愈演愈烈，变成了全社会无处不在的大腐败。

这种腐败自有其普遍的社会原因，但是，改革之后腐败的直接导因却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这中间，还出过“用商品经济克服党内的腐败”的可笑的提法。

现在还有人要回到文化大革命中去，那是天良丧尽、兽性大发的表现。还要把中国拖回火海中去吗？

再关他五年。

真正能克服腐败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法制。

现在台湾的中华第一共和现任总统陈水扁，在他的卸任之日，就是他接受法庭审判之时，这是对腐败最有效的惩治和防治。

看谁还敢再腐败？

还有一件十分怪异之事，就是，美国商人在中国犯有行贿罪，并且受到美国法律的制裁；可是在中国，却没有起诉和惩处受贿之人！行贿和受贿是对等的犯罪呀！

为什么美国惩治行贿之人，整天喊“反腐倡廉”的中国，却不相应地惩罚受贿之人？受贿的都是些什么人？都是权贵吧！

所谓反腐败，表现在哪里？

这是不是“我们不搞西方那一套”呢？

“西方那一套”是真的很坏吗？东方这一套真的很好吗？

2008-3-7

iqndhdb希望大家健康平平安安幸福吉祥

胡老师：
您好！
一些客气话就不多说了。我正在做博士毕业论文，遇到了一些问题，想请教您。
1、在研究经济增长和工资水平问题时，基于市场结构的不同，我把中国市场分为完全竞争市场和非完全竞争市场，从而，在选择理论模型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障碍，完全竞争市场中，我选择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但是，在非完全竞争市场上，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2、在理论分析中考虑技术进步的因素，不论是资本的外部性还是生产和积累的人力资本，在实践中的资本和人力资本自身已经带有其有效性，因此，劳动力本身就带有技术，所以，把技术进步考虑进理论分析中，是否有重复之意，也就是说，是否把技术进步的作用是否说大了。特别是在实证分析的时候。

感谢您在百忙之中，将为我解答心中的问题和疑惑！

http://military.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147/79/79/1_1.html

刘丽： 你好！
经济增长和工资水平关系。经济增长与工资水平分别都和市场结构有关。完全竞争市场在理论上比较容易处理。不完全竞争市场有各种性质或者说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非完全竞争市场。如何选择，关键是合乎你的目的，或者说切题。你应当搞清楚，在你的模型或者思路、想象中，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最重要特征是什么。谈到工资水平或者工资决定，比如效率工资、卡路里工资、集体谈判工资、立法最低工资等等所需要的不完全竞争市场是不同的。所以，选择什么样的不完全竞争市场，关键看你对工资决定方式的看法或者假设。
第二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把技术进步和资本、劳动分离开来。确实，劳动力本身就带有技术。每个时点上的劳动力的质量是不同的。经济理论试图假设劳动力质量不变，然后把劳动力质量的增进视为某种技术进步。机器更是体现技术进步的物品。然而，我们知道，在考虑了体现在资本和劳动力上的技术进步之后，还是有一部分经济增长无法用资本和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来解释。比如一个农民到建筑工地搬砖头，他的劳动力质量没有变化，整个社会的资本在质量和数量上也没有变化，但是社会的总产量却增加了。我们可以把劳动力和资本的这样一种新配置方式视为一种技术进步。因此，只要恰当地分离出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在理论分析中就不大会重复技术进步的作用。
以上的一些看法，还是很不切题，太一般化，更详细的讨论，应当结合你的具体问题才好。所以，说声对不起。

尊敬的胡老师你好，

我是一名工科的学生，因为对经济学非常感兴趣，所以在自学初级经济学。我用的教材是曼昆的宏观经济学，因为是自学所以有些吃力，发现您的网站非常高兴，想向您请教一些比较幼稚的问题，希望能够得到您的指点。

我现在刚开始看GDP的核算.按照教材的说法，GDP仅包括现期生产的物品与劳务的市场价值，不包括涉及过去生产的东西的交易。但同时教材又说，GDP衡量的是某一特定时期内经济收入与支出的流量。这里我有点疑惑。例如，去年买的房子今年由于房价上涨，我将其出售，按周第一种说法，这种交易额是不能记入GDP的；但是这个交易也符合第二种说法啊。如果不记入GDP，那么去年20万的房子今年涨到60万，这种交易额如此之大，以至于同一套房子的交易额涨幅达40万，40万的收入和支出，难道没有其它的统计量进行衡量吗？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教材说，中间产品正常情况下不列入GDP，但如果“中间产品没有被使用[我认为此处用交易更贴切]，而是增加了企业以后使用或者出售的存货，这个原则就出现了一个重要的例外。在这种情况下，中间产品被暂时作为最终产品，其价值作为存货而加到GDP中。当以后使用或销售中间产品存货时，企业的存货投资是负的，因此后一个时期的GDP就相应减少了。”但是这个中间产品在不同统计时期，其价格可能是不一样的啊，第一个时期一批存货价值5000块，到第二个时期，可能只值3000块了，如果你在第二个时期把存货投资减去3000，那不还是有2000块的存货投资吗？但是这批存货已经成为最终产品的一部分了啊？有形的存货已经不存在了，但在GDP中仍然存在2000存货投资，怎么看都有点别扭。

第三，设备投资。我记得设备是有折旧的，而且这种折旧会被记入最终产品的成本，成为最终产品价格的一部份。但是设备投资又会作为投资的一种而被单独核算，那不会产生重复计算的问题么？

上面的问题都比较幼稚，希望您别介意，我周围也没有可以讨论的老师和同学，只有麻烦您了。谢谢啦。

试着回答第三个问题。

原有投资中的一部分在生产中不断消耗并且被转移到最终产品中去。如果最终产品是消费品，那么会记入C；如果最终产品是投资品，那么记入I。原有投资的减少额和最终产品的增加应该大致相等。

企业为了弥补原有投资的损耗，以便若干年后更新固定资产,会把消耗掉的部分提取出来进行再投资。在简单的情况下，这种投资就是折旧。因此，折旧只会被计算进GDP一次，不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

　　当今世界，民主浪潮几乎席卷全球每一个角落。位于中印边界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不丹王国，当国王想要把世袭的绝对统治权交给民选政府时，不但让本国的老百姓感到“震惊”，也在世界引起轩然大波!

　　3月１８日，不丹国家电台播出重大新闻：现年５０岁的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正式宣布，他准备于２００８年退位，由他２５岁的儿子继承王位。届时，不丹将结束历经百年的旺楚克王朝的中央集权统治，通过举行首届民主选举，产生第一个民选政府。3月24日不丹举行国民会议选举，首都“辛布”人车稀少，商店也大多关门不营业，因为多数人都返乡投票。人民民主党、不丹联合党等两个政党参与激烈的权力竞逐，不丹选民将选出国会下议院四十七席议员，结束了长达百余年的王权统治，施行民主宪政。

　　此次选举意味着国家政治体制将由原来的君主集权制改为议会民主制，而推动这一重大国体变革者却不是国民的呼声和民众的力量，正是不丹王国的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一个拥有至高无上特权的领导者主动还政于民，不用说在一个封建文化积淀颇深的国度难以令人置信，就是在号称“民选”政府中也十分罕见。旺楚克的言行超出了人们固有的思维方式和想象空间，在国内外舆论界掀起了轩然大波。数千年来，无论是大规模的战争还是个体性质的杀戮，也无论是野蛮的殴斗还是文明的竞选，说到终极无非是权利欲的延伸。古往今来更多的是权贵主义心态下的结党营私，以及弑君杀子、篡权谋位的封建政权更替。直到今天，世界上也不乏为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相互争斗的实例。他们的手中虽然已没有了王权，党派利益却远大于国家利益，封杀言论、亵渎民权，其专擅思维比王权更可怕，为了自己的权利甚至不惜陷国民于连年战乱和民生灾难之中。

　　然而，旺楚克为了国民的幸福和国家的安定发展，他敢于向自己开刀，宁愿让出王权也不将家族和集团的利益置于国民利益之上。为了推行民主，他主动解散内阁，宣布自己不再兼任政府首脑，主持起草并签署了不丹历史上首部宪法草案，根据这部宪法，不丹不仅建立起了两院制议会，还提出国王到65岁或议会通过不信任案，应主动下台。他与儿子走遍了不丹的山山水水，向自己的臣民反复说明，要保证长久的幸福，就需要进一步推行民主制，他说：“君主制度可能已经不再适合这个国家，现在可能是最佳的立宪时机，让本国拥有一个最能确保未来繁荣安宁的民主政府。”“我可以努力做个爱民的国王，但我无法保证不丹代代都有好国王，为了不丹人长远的幸福，我们必须推行民主，一个有效的制度比王位更重要。”为此，国王还特别授意下属官员组成两个政党互相竞争，由在大选中得票最多的政党组阁，另外一个政党则成为反对党。为了搞好首次民主选举，王国政府花费了很大力气，预先进行模拟投票，甚至还模拟了如何对付民主示威。交通部门派出卡车接送边远地区的居民投票，军方派出直升机投放选举手册，使用骡马运送投票工具。由此可以看出，一个真心为民的政府，不论秉承什么国情特色，顺应人类文明的发展才会被世人尊敬，也才能使民心所向。国王明白，如果永远被世界文明排除在外，无异于闭关锁国。被人弃之于世外，和自绝于世没有什么两样。

　　不丹建立民主制度的实践却表明，民主适合于任何国家，民主制的实现与国民的民主素质并无绝对关系，而有时候领导者个人的理念和勇气也能够推动民主的进程。一个现代权力者应当认识到，不是个人或集团最大，而是人民最大，没有任何一个权威或政府可以无条件统治人民而永远不会受到质疑。专制必然要依靠人治，依靠权威，只有民主才能保证法治，保证人民的选择，即用选票来选择自己的生活，因此民主制度比任何明君政治都更能达到长治久安。不丹国王能够在没有社会危机甚至国泰民安的情况下，主动放弃君主的绝对权力，推行政治民主化，还政于民，实在令人感佩。

　　“一个有效的制度比王位更重要。”吉格梅"辛格"旺楚克，足以与华盛顿媲美,将永远让人感动让人铭记!

当年文化大革命的暴发是来自当年埋藏在中国社会和人民群众的一颗恐怖暴力的“定时炸弹”。它是迟早要暴发的。

还好毛主席让它在他有生之年暴发出来。这也好。“炸弹”暴了也让中国太平改革开放了将近30年。

文化大革命苦了但也教育了当年的中国人民。当年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民也将会是今后中国30年经济和资本主义迈进的最好检护和见证者。当然他们也要好好的教育他们的后一代，暴力是会死人的。

随着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贫富差距，贪污，腐败，官僚主义的存在也将会更严重。这也是今后中国人民和政府的一大挑战。

不要再让历史重演。

我是来自新加玻的朋友。在此，我祝福中国人民（朋友）和他们的政府系手共同迈进，在可见的将来创造出一个更富强，社会更和谐的中国！

Hagrid、Rudi：

谢谢Hagrid的提问，谢谢Rudi的回答。Hagrid能够这么仔细地读书并提出疑问，让我这个做教师的人很高兴，也促使我去思索这些问题，这些不能一眼就看出答案的问题。

我好久没有在教学中接触到GDP核算的问题了，在这里，你们最好把我也当成学生，把下面的回答当成一种讨论。

对Rudi回答的第三个问题，我想加一点补充。如果A设备在T年投资了，计算为T的新增投资，属于T年的I，是最终产品。到了T＋1年，这个设备如果折旧10％， 那么，就有10％A（假设A也是A设备的投资额）在T＋1年折旧。如果它也被企业当年再投资，它就属于折旧或更新投资，也属于T＋1年的I，是最终产品。假如设备在第T年已经用了，当年已经折旧10％，那么，在T年最终产品内，确实会既有A新增投资，又有10％A的折旧投资。

这里我的解释是，A是新增投资，是最终产品一部分；10％A是维持已经投资的设备或资本的投资。为什么后者也计入最终产品？是因为这10％A确实已经体现在用这个设备生产的产品上了。在最终产品的产出一面已经有了10％A，在支出一面便必须相应地也有这10％A。同时，在最终产品内计入这10％A，也是为了保证新增投资确实是A，否则就必须是90％A。

关于第一个问题。GDP衡量的是某一特定时期内经济收入与支出的流量。这句话说的是对的。但它的前提是对收入、支出流量的定义。不是所有收入、支出流都符合GDP要求的定义。比如张三送给李四的钱，是收支流量，但不是GDP核算定义的收支流量。GDP核算定义的收支流，是与产品（包括服务）生产直接相关的收支流。单纯的产品市场交换如你说的买卖旧房子虽然产生了收支流，但它并不构成GDP核算所包括的收支流。

在你的房子买卖例子里，如果我们不考虑房子买卖中的服务业生产，那么，T年买卖的新房子，在T＋1年第二次买卖，与产品生产无关，因此不计入GDP。房子价格上涨了，或者下降了，那么用价格指数来说明。所以，我们谈GDP的时候，一定要问它用的是哪一年的价格，是T年的还是T＋1年的。当然，价格指数的确定和计算、价格数据的搜集，理论上也是很复杂的，因为T＋1年以前生产的产品在T＋1年的价格有时高于、有时低于T＋1年前的价格，再考虑T＋1年生产的产品即使和T年生产的产品质量完全相同（即无新房和旧房之分的产品），价格也会和T年价格他同，计算价格指数就更为复杂。但这是和Hagrid的问题不同的另一类问题。

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也和价格有关。政府统计部门如何具体计算价格变化造成的存货价值变动，我不清楚。企业也有这样的问题。我的看法，可能需要建立一个专门的账户来处理这样的问题。从理论上说，在GDP核算中，存货作为投资计入最终产品。投资是社会总资产或者总资本的增加。如果存货价格在T＋1年下降了，如你的例子，那么在把存货以3000的价格出售的同时，也会把2000冲减掉，使得在T＋1年按照T年价格计算的资本总量和在T年按照T年价格计算的资本总量一致。反过来，如果存货价格上升了2000，则相应地增加。在这个过程中，T＋1年的GDP不受影响。所以，我估计你在引号内引用的那段话有误。

GDP核算的原则是让GDP尽可能反映产品增减变化，而排除价格波动的影响。价格变化对GDP的影响，我的感觉是不可能完全排除的。但厘清思路后，我们可以排除大部分价格变动的影响。这里的原则，我想是注意同一类产品在一个时点上用同一个价格计算，在两个时点上用价格指数比较。不同类产品在一个时点上用同一组价格计算，在两个时点上用组价格指数比较。具体做法会很复杂。

胡老师，

首先，谢谢您的回答。其它两个问题我都貌似理解了。不过下面这个问题还是有点不懂。
“那么，在T年最终产品内，确实会既有A新增投资，又有10％A的折旧投资。”那么10％A会变为消费品[我们这里假定该设备用于生产家庭消费品]的成本的一部分，对吗？

但是您又提到"同时，在最终产品内计入这10％A，也是为了保证新增投资确实是A，否则就必须是90％A。"胡老师，这里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在T年的折旧，从企业的角度，就是为了维持新增的投资A不会因为折旧而减少？如果是这样的话，在不考虑其它问题的时候，那么T年的GDP不是增加了A+10A?

我在网上找了一下，发现有人有跟我一样的困惑。难道说double ｃｏｕｎｔing的问题在经济学家看来，仅适用于原材料转移到最终产品这种转移而不适用与投资通过折旧一点一点的转移到最终产品？
以下内容来自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40939627.html。
关于支出法计算GDP，当年投资是否应包含折旧的问题
悬赏分：30 - 解决时间：2007-12-11 19:44

当年投资中当年折旧的部分，能不能作为总投资的一部分计入GDP中！大部分人都说要记入，我觉得不行啊，理由如下：


这一年的投资是i ，这其中的一部分在这一年折旧，而折旧的价值转移到商品当中，所以在消费者的消费支出c中已经包括。 那如果投资支出中还要计算这一部分，i+c中就包含了同样的东西，那岂不重复计算了？

更不可思议的是：假如说第一年有了投资，那么它在以后每年都有一部分折旧，而这些折旧是转移到以后每年的商品当中了，那以后每年的消费者支出中就包括了第一年的投资的一部分，而第一年投资已经算进第一年的GDP中了，这不就重复计算了吗？

如果上述是正确的，可得出结论，所有的投资在GDP中都要算两次，一次是在当年的总投资中计算了，另一次是作为折旧被分到若干年的商品中，作为消费支出的一部分又计算一次！


我再举个极端的例子：

有人说：当年投资中当年折旧的部分 ，也是总投资的一部分，计入GDP中，

那么假如当年的投资当年就全部折旧了，那当年的投资就相当于中间物品了，难道还计入GDP中？


希望高手们能指出其中的错误，谢谢你们！
问题补充：我把所有的分都给了，希望高手能回答，感激~~
提问者： pb379 - 试用期 一级 最佳答案


回答：这个其实不需要举例子的
我开始也觉得郁闷 因为觉得算总GDP的时候如果不把投资的年折旧减掉不是等于说虚增GDP总额吗?

但是我看<经济学>上面说是因为GDP中包含的四个部分 消费 国内总投资 政府支出 和净出口 四个部分都好统计 但是折旧不好统计
因此本来该用 国内生产净值(GNP=GDP-折旧)来计量的经济就用总产出GDP代劳了。

hagrid:
在折旧问题上，经济学家希望做到的是保持资产本身的不变。新投资是资本的增加。如果新投资是负的，资产便减少。如果折旧投资小于折旧，资产也会减少。据说，八十年代的东德、苏联等国家，折旧投资便小于折旧。这些国家是用过去的资产来支持当年的消费。
你的留言中引了一个极端例子，新投资A在投资当年被折旧完。这个例子不好.如果真如此的话，设备A就不能叫资本或投资，因为我们定义资本是可以长期即至少超过一期使用的。我们设想该投资A在投资当年被折旧一半。如果新投资算资本或资产增加，那么社会或一个经济单位的总资本就增加了A量。可0.5A又在当期折旧了，因此为了保证总资本确实增加了A,当年必须有折旧投资0.5A。
由于GDP包括了当年的新增产品和当年的折旧投资，所以GDP里既包括了A也包括了0.5A，也就是说，GDP包括了1.5A。当然，你马上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资本越多，折旧投资就应当越高，GDP里包括的原有产品价值就越多。从这个意义上说，GDP的增长率必须至少和资本增长率同步，在折旧率不变的前提下，折旧投资占GDP的比率才不会上升。反之，若某一年GDP增长率很低或者几乎不增长，而资本照样折旧，那一年中，GDP里的旧产品价值比重就很大。假如去掉旧产品价值，新产品增长率甚至是负的。
为什么包括折旧投资？一个最简单的解释是折旧投资和新投资很难分开统计。这个理由好像很难令人信服。计划经济的国家总应当能够把两者分清了吧？市场经济国家，两者实际上也分的很清。那里对逃税管的很紧。把折旧率调高，是企业最简单的逃税方法。所以，那里对各种设备的折旧率都有严格的规定，而且都不是谁当官谁就能够轻易改变的。另一方面，折旧和折旧投资是两回事。企业提取了折旧金。它可以暂时不投资，也可以永远不投资。在经济衰退时期，企业不但不愿意新投资，它也不愿意把折旧金用来投资;在经济繁荣时期，企业愿意从事折旧投资和新投资。从投资对产品需求的角度看，折旧投资和新投资都对机器设备、建筑提出了需求。折旧投资仅仅是在价值上保持原有资本，绝非在物质形态上保持原有设备，那是维修金的作用。折旧金会用来购买更新更有竞争力的设备。就与经济繁荣、衰退的周期的关系来说，折旧投资和新投资没有多大区别，总投资能够更多地揭示经济的状况。而GDP统计正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建立的，建立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了解经济的实际状况，也就是说了解经济处在周期的那个阶段。而为了这个目的，总投资就够了。

Quin:
谢谢你上个月7号转来的王书瑶的“‘文革’是现代腐败的根源”文章，读了很有感受。
我同意王文的主要观点，即当今中国的腐败不是由于改革。没有改革或者在改革之前，中国照样有腐败，而且还非常严重。“文革”后期的腐败，就像王文说的那样，和文革是密切关联的。
我也同意王文的看法，只有民主基础上的法制能够消除腐败。
一个月才回音，对不起。

谢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恐怕我以后还会麻烦您的，呵呵.

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发展的，那么这个国家的真实通货膨胀是不可以避免的吗？因为经济发展，满足基本需要后，金钱的边际效用递减，劳动者对闲暇的需求上升。这样必然带来工资的上升。这样理解，对不对？

方二：

谢谢你的留言。你提到的两个问题。1、一个国家经济在发展，是不是可以避免通货膨胀。在理想的状态下，是可以避免的。但各国经济发展都在历史中进行，历史的偶然因素，比如突然发现一个大金矿，金产量大增，以金计价的物品价格就涨；社会因素，因为价格同时是社会分配的工具，分配竞争也会表现在价格上。同时，货币发行是政府的一大收入来源，通货膨胀是对全民的一种不可见的征税。经济学因素，资本、劳动的配置变动、公民的生活习惯变化等等，都会反映到价格上，有时也会造成通货膨胀压力。是不是可以避免？应当说，严重的通货膨胀是可以避免的。

2、经济发展，满足基本需要后，金钱的边际效用递减，劳动者对闲暇的需求上升。这样必然带来工资的上升？工资上升确实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经济发展了，人们不愿意劳动那么多了。想要人们付出过去那么多的劳动，现在支付的工资就比过去多了。但这不成为通货膨胀的原因。否则的话，我们见到的通货膨胀要更多得多。说到底，如果通货膨胀和工资上升保持比例，劳动者也不可能富裕起来，因为他/她拿到的工资始终只能够买那些与那么多商品。

谢谢您的回答，胡老师。这个问题我自己还要再想想。

老胡你好!来你这儿看看,学术得"如火如茶"呀.有空到我那儿散散步
http://blog.sina.com.cn/u/1265480081#Content_ArticlePreview

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综合（或后凯恩斯主流）中工资与价格的加成定价关系是建立在发达国家中工资占国民收入70％以上，也就是工资占成本与价格大部分的基础上的。
在我国，工资占国民收入不到30％（王振中，2003），这种工资加成定价的关系是不成立的，可能在计量检验中两者会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关系，但其理论基础并不具备。价格中的大部分归资本所得，而劳动者所得不过是生存工资或略高于生存工资。
综上，工资上升不会构成通胀的压力。
个人浅见。

在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和邹恒甫的博客上看到了胡老师《五四运动、民族主义、封建主义和今天》一文。回到这儿，居然还没有发表。估计是胡老师忙着北师大和ccer的讲座，没时间更新网站。

以下是箫瀚关于“五四运动”的评价：
“8、公民还是暴民：五四运动与女师大风潮
1919年的五四运动家喻户晓，国家有难，游行示威，都是值得鼓励和赞赏的愛国之举。但万事皆有度，1919年5月4日那天，学生痛打章宗祥，火烧曹汝霖的赵家楼事件，即使肇事者的一时激愤尚可理解，但超出法律底线的涉嫌犯罪已是不争的事实。
学生们在不明白事情真相的情况下大打出手，火烧民宅，冲进曹宅的学生徒有泄愤破坏之志，与爱国何关？连曹汝霖的父亲请求他们可以将财物拿走，但不必破坏的话都懒得听，曹宅在焚毁之前已经被砸得满目狼藉。他们在痛打章宗祥的时候甚至误以为他是曹汝霖，如此不辨青红皂白岂不可悲？在此过程中，警察一直没有动用武力，直到事发后警察才抓获二十多个跑得慢的学生，而带头破坏的人早已逃之夭夭。
在女师大风潮中，杨荫榆校长最初处理晚到生的做法固然过于生硬呆板，但与学生擅自查封办公室、砸烂窗玻璃、办公桌的做法性质完全不同。杨荫榆女士只能到外面租房子办公，在她请来章士钊解决此事过程中，章士钊作为教育总长，并没有对学生有过分之处，倒是北洋时代的学生八面威风，有“丘九”之称，再加某些学界名流的怂恿，事态便一发不可收拾，其后来教育司司长刘百昭为护女生斯文，特地从三河找来百名女佣，翻墙入校以制服肇事者，并未动用警察，这应当说是相当克制了。此事于个人的后果是杨荫榆先生沉冤至今未雪！而社会后果则是学生们街头政治的进一步泛滥。
在这两起事件中，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可以得出结论，这些肇事学生有愛国之心，却少了愛国的理性。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如果出现不合理的公共事务，所需要的是理性守法、有教养的抗议者，而不是动辄打砸抢烧的暴民。 ”
引自：http://blog.sina.com.cn/xhzyt

访谈邹恒甫(8)中国经济学金融学伟大的好消息:经济金融年刊(AEF)正式被SSCI收录. 标签： 天堂日报 邹恒甫 AEF
<天堂日报>访谈邹恒甫(8)

记者:您看上去这样高兴可是难得啊!

邹恒甫:真是有点不可想象, THOMSON(ISI)来信了. 我告你一个中国经济学和金融学伟大的好消息:今天,经济金融年刊(AEF)已经正式被SSCI收录.

所有文章将从2007年(第八卷)第1期开始收录. 一个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的纪念碑.

"中国国内经济学期刊没有一个SSCI(THOMSON ISI),就让我们自己制造一个SSCI吧!" 十年前, 我对拉丰吹牛了. 严加安老师还一定能记得我吹牛的神气. 可惜,董辅礽老师和杨小凯学兄没有活到今天啊.

欢迎大家给AEF英文版继续投稿.

欢迎大家给AEF中文版开始投稿.



05/06/2008 12:37 PM


Dear Professor Heng-fu Zou:

I am happy to inform you that Annals of Economics ａｎｄ Finance has been

ｓｅｌｅｃｔed for coverage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SSCI).

Indexing of this title will begin with the first 2007 issue. For

indexing purposes, please continue to send issues as published.

Best regards,

Editor, Social Sciences

Thomson Reuters

胡老师，我觉得总结起来是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历史观有问题，造成对很多现象的理解都很偏激。有时候会反思以前接触到的说教，甚至会想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倒退。中国的历史需要梳理、再认识，服从于意识形态和说教的教育会害了我们、会害了我们的国家、民族。

当时，我们的高级微观经济学是王根蓓老师上的，如果不是这篇文章所揭示的前因后果，根本没法理解为什么书翻译得如此不通顺、课上得如此晦涩。
知道了内情才感觉：这些老师确实值得钦佩！
虽然已经毕业，但也希望财大能有更多像孙经纬、王根蓓这样的学者型老师，将才智用到做学问而不是争斗、内耗中。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最恐怖、最黑暗的年代，是一段血淋淋摧残人类、摧残社会、摧残国民经济的历史！

我觉得胡先生的历史观是错误的.成天误导学生,把自己那一代人的经历的一些挫折归咎于社会和政府,做为一位老师,我觉得这样看问题很片面,特别是许多幼稚的大学生对你的崇拜,我觉得是一中悲哀,年青人应该看待历史存在的原因是什么,而不是用今天的小资眼光和所谓的精英眼光对历史指点,发什么牢骚,说实话,胡先生老在鼓吹"什么自由主义者",这是对学生最大的误捣,这会把学生塑造成对社会总是不满和抱怨的老搔人士,所以,我决的您还是少对社会谈那么多的抱怨,也别把自己当作救世主!!!!!!!!!!!!!1

我总觉得学校老师教的都是不着掉的东西,自己从来不知道现实是什么,成天老闭门造车,中国的知识分子,最扯淡了,什么博士,什么洋海鬼,都是不着掉.为什么这样?都是因为大学老师脱离现实的迂腐!!!!!!!!!!!!!!!!!!!!!

胡老师，为什么不对最近的震灾发表一下看法？

作者：不能认同!


时间：2008-5-16 19:06:01 我总觉得学校老师教的都是不着掉的东西,自己从来不知道现实是什么,成天老闭门造车,中国的知识分子,最扯淡了,什么博士,什么洋海鬼,都是不着掉.为什么这样?都是因为大学老师脱离现实的迂腐!!!!!!!!!!!!!!!!!!!!!


不是大学老师迂腐,是不能被你这种人理解.你觉得学生学习的东西总是很落后,是因为你的学术造诣不够,只能从基本的理论学起.那西方经济学来讲,基本的理论早就是几十年前的东西了,固然是落后的.但是,无论真理的精髓与时间无关,它的思想架构和研究路线永远都是新理论的基础和入门.没有你眼中所谓的"迂腐"的知识,哪来后人的创新和更高的造诣.学校不是社会,大学的学习是一个自我修行的过程,是对一个人思维,修养,逻辑能力和世界观的塑造.想认识社会你大可以可以退学,或者不读大学甚至高中.没必要在这里骂街!我很可怜你不但没有在学校学到你所谓的"现实",连最起码的尊重别人的素养都没有!

汶川大地震让我们良心感憾了
汶川大地震确实无法用自由主义来解释，从中看到的全是军民团结一心的情怀，这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展示
由此我想到了去年9月份有位旧物老师在这里对于中华文化的精辟言得到了证实，确实如那位老师一样，最近的汶川大地震使得中华民族进入了一种战备动员状态
我想不管是胡老师还是以前旧物老师 的发言我想都是他们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不同理解，现在对于我们只是在现实面前进行选择
现在我在事实面前我作出了选择，我们的政府在这次灾难面前一百分，虽然他的腐败让我痛心

今天是国痛日，让我们为那些生命祈福

作者：不能认同!

标题：我觉得胡先生的历史观是错误的
时间：2008-5-16 18:59:28 我觉得胡先生的历史观是错误的.成天误导学生,把自己那一代人的经历的一些挫折归咎于社会和政府,做为一位老师,我觉得这样看问题很片面,特别是许多幼稚的大学生对你的崇拜,我觉得是一中悲哀,年青人应该看待历史存在的原因是什么,而不是用今天的小资眼光和所谓的精英眼光对历史指点,发什么牢骚,说实话,胡先生老在鼓吹"什么自由主义者",这是对学生最大的误捣,这会把学生塑造成对社会总是不满和抱怨的老搔人士,所以,我决的您还是少对社会谈那么多的抱怨,也别把自己当作救世主!!!!!!!!!!!!!1


成熟的大学生,你说话是自相矛盾的."归咎"一词就是表示原果的动词.你前面已经肯定了胡老师就是在找原因.
历史就是值得不断反思和指点的.我不认为胡老师的文章是充满抱怨的,你没有亲身经历一些特殊的历史就没有发言权评判别人的相关文章,更没有资格指责别人的行文用意.你不认同一些观点可以探讨可以商榷.但是,你得学会用尊重的语气与人交流,请自重!

虽然财政收入连年高速增长，但是要花钱的地方显然更多。本次四川大地震前，一些学者和机构不约而同地提出，财政要为遏制通胀做出更大贡献。然而在大地震后，情况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众所周知，医改可能是未来几年最大的单项财政投入，如果低收入廉租房要付诸实施也是笔很大的开支。现在保守估计震区重建要花8000亿元，还不算面对救灾中暴露出的直升机、运输机等装备严重匮乏，未来要满足军队采购新的装备的需求。政府还能拿出多少钱来，用财政补贴的方式来平抑价格？

前段时间看杨奎松先生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对其中一个脚注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这个以20世纪20年代湖南为背景的脚注，谈到了近代铁路建设与中国农地问题的联系。近代湖南修建铁路占用了相当一部分土地，使这些自耕农沦为佃农，或者成为工矿工人。而近代中国无湘不成军的社会现象，从另一个方向推动了湖南农地制度的变化。大批湖南籍中下级军官，将军饷汇回家乡购买田地，于是土地向这一阶层手中集中，而失地农民则成为这种军人地主的佃农。

Cytherea在留言中说这次的抗灾不能用自由主义解释我认为是有欠妥当的,胡教授曾说过"自由主义的基本定义以及它的每一现实状况下的具体诉求是明确的".自由主义的 社会自由主义学派也认为政府应该利用其权力以改善这些问题。依据约翰·杜威和莫迪默·阿德勒（Mortimer Adler）对这种形式的自由主义的解释，由于个人是社会的基础，因此所有个人都应该拥有实现目标所需的基本要件，例如教育、经济机会、遇到无法解决的灾害时的保护。对社会自由主义而言，这些要件也被认为是权利的一部分。这些被称为积极自由的要件，由于必定需要由其他人生产提供。社会自由主义者认为，确保这些积极自由是保障自由权的必要过程。

我才疏学浅,但我要说的是，这次灾难所体现出的集体力量已经不是自由主义了，这与排不排斥政府无关，当我看到军民团结在一起不分昼夜，不分你我地拯救生命，当我看无数中国人在长笛后，高呼祖国万岁！我热泪盈眶，fish留言中说我有失欠妥，但现在不只是我，我身边的很多同学都认同了这种想法，那是不是他们也是有失欠妥。

我不知道，fish对以前旧物老师的评论有何感想，但至少现在让我很振动 我想 这或许就是事实的教育吧

邵晓：
谢谢你的留言。工资上升是否会构成通货膨胀压力的问题，你说的有一定道理。我的短文“自由主义者欢迎农民工工资上升”没有直接涉及这个问题。那篇短文的意思是农民工工资是竞争决定的，而这竞争决定的工资又出现了有利于低收入群体的上升趋势，所以我认为自由主义者应当欢迎之。而企业与政府不应当用通货膨胀方式试图抵销它。
另一方面工资上升是否会构成通货膨胀压力，要看情况而定。如果不考虑压力大小的话，那么，工资占国民收入比重可能起不到什么作用。即使工资占国民收入比重很低，但工资上升就意味着国民收入的重新分配，因此原先分配格局的受益者仍然会感到压力，他们依然会有提高价格的动力。
另一方面，工资比重低，不一定表示工资上升就是竞争的结果。像中国公务员工资上升，管理层工资上升，许多次不一定是竞争结果或者根本就是垄断的结果。
就你一样，我说的也是个人浅见，不一定对。

Qiun：
谢谢你转来的箫瀚关于“五四运动”的评价。确实，公民还是暴民，始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重问题。90年我们面临这个问题，20年我们也面临这个问题。现在30岁以上的人都能清楚地回忆那时电视台关于暴民的镜头。上个月，我们又一次面对了这个问题。未来我们还是避免不了这个问题。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当吸取教训。政府尤其应当吸取教训。一个压着人不让讲话，不让上街的社会，一旦有事是很容易转化成暴力的。就像一个在监狱里规规矩矩、但满腹牢骚或委屈的人不是顺民一样：他一旦从监狱出来的人往往就是暴民。
缓和这样的暴民情绪，最重要的是靠提高我们民族每个人的修养，其次靠法治。有了法治，人们处理争端时才不需要暴力。没有法治，人们只好靠暴力，就像过去的侠客那样，靠暴力打抱不平。而从我们自己开始，对外人的批评，抱着心平气和的态度；对骚扰、侮辱、谩骂、威胁等等采取绅士风度；同时，必须反对暴力革命理论和其他暴力宣传。后者又取决于中国的民主进程，因为只有不靠枪杆子，而靠选票正常执政之后，暴力革命的理论才会被彻底抛弃。

Utility:
AEF 被SSCI收录，是一件好事情。邹恒甫功不可没。不过，由于在中国目前体制下，一篇文章发在这样的杂志上，作者往往会得到重赏，所以，还是衷心希望这本杂志办成高质量的好杂志。

首先,自由主义有很多派别,他们的内部也是有争论的.自由主义的社会自由主义学派是不支持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是要建立在人拥有自己基本的生存能力之上的.我想你没有理解我的阐述.
其次,我想胡老师所说的自由主义也并非你认为的无政府的散漫主义.他说"自由主义的基本定义以及它的每一现实状况下的具体诉求是明确的".我个人认为,他是支持政府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希望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自由主义".
最后,我不是才高八斗的研究学者.我的学历和年纪在这里肯定是最低的.

YGL:
谢谢你的留言。由于忙于它事，也由于从我的计算机上发留言非常困难，常常要发几十次才能够发上去，不知道什么缘故。所以，回复很迟，对不起。
你说的很对，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造成对很多想象的理解都很偏激。而且，很多行为也很偏激。这就需要我们自己提醒自己、提醒周围人，减少偏激，言语和行为不偏激，尽可能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包括梳理历史。

Jane:
谢谢你的理解。同时，书翻译的不好，课上的晦涩，依旧是我们做教师的责任，无论当时有多少困难，我们做教师的没有为学生尽到责任，课上的不好，书译的不顺，我们是有愧的。如你所说或者所愿，包括我在内的教师确实应当把才智用到做学问上，而不是争斗和内耗。

网民：
谢谢你的留言。你说的不错，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最恐怖、最黑暗的年代。但另一方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而不仅仅是毛泽东的责任。我们的父辈或者祖父辈选择了或者屈从了那种专制。我自己当时狂热地支持那种专制。今天，如果我们不能说明那种专制的恐怖和黑暗，不能在制度、文化、人心上建立起防范那种恐怖和黑暗的基础，我们的子孙、我们中国民族可能还不能避免那种极端的恐怖和黑暗。所以，我想，在控诉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也要冷静地思考自己的责任。

很多社会问题是不能市场化的，所以我不认可向“自由主义方向发展”，这是以人为本，人本理念的体现。现代科技的发展对领导的工作境界和工作效率具有促进作用，同时不可否认中国政府的决策魄力。

jack:
对震灾的看法。想到地震，第一就是救人。所以我希望立即采取应急措施。第二是转移转移和救治伤员、转移灾民，免得受余震之害。
地震这种事情是少不了的。它给人类生命造成损失和威胁。我们应当尽可能预防它、减轻损失。同时，作为人类中的一员，我们又要把地震灾难看成是所有人共同的灾难。所以我们互相帮助，互相体恤。那些直接遭受震灾的人，死难者和受伤者，他们为我们承受了最大的苦难。所以，我们第一要帮助他们，第二做一个坦坦荡荡的自己，好好生活，又善待他人。
当然，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使得一个人对地震的看法离不开对这个体制以及这个体制的震灾应急措施的看法。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悲剧。什么时候政治改革开始了，中国走上了一个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我们中国人对地震的看法才可以就震灾谈震灾，才可以用法律追查政府或者民间组织的失职（如果有的话），而不必怀疑政治体制本身。

周小康
我同意你的看法，大地震后给遏制通货膨胀带来了新的困难。不过，我同时担心衰退。我最近在北京的报告对通货膨胀和其后的衰退表示担心。另一方面，我对在奥运结束前政府平抑价格抱有同情，因为奥运作为一件娱乐的大事，本来就是花钱买高兴的。当然，政府那里不透明，我们无从知道财政有多大的能力，近期税收有多少，所以只能寄希望于政府和希望财政有足够的钱保持物价稳定到奥运后。

胡景北

周小康：
谢谢你告诉我杨奎松先生的这本书尤其是其中的脚注。看来，汇款回家买地是当时的一个使土地集中的重要现象。大陆1919年后，实行土改、土地自由买卖，据说很多穷苦农民卖了地。谁买了地呢？好像不那么清楚。所以后来要实行集体化。那场以建立“耕者有其田”制度为目标的土改归于失败。但同时土改、目标也相同的台湾却成功了。我想，台湾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台湾土改后的法律明确禁止不亲自种田的人不得买地。
现在我们又一次讨论大陆农地制度。我赞成私有制。同时，我主张借鉴台湾的成功经验，实行私有制改革后，禁止本人不种田的人买地，保障自耕农制度。
胡景北

政府的决策本身就是人发挥主观能动的过程,人的认识有限,科学技术也有限.不免有偏差.最终还是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市场自由化"是最终市场成熟的必然结果.政府的宏观调控不过是为保证自由化的工具而已.

自由化,成天将这些,吃喝老百姓的,还不自由,吹吹牛皮,也做教授学者,我不明白现在的高校怎么老谈自由,我看包藏私欲.

Cytherea
汶川地震和救灾让我们的良心感动。不过，由此得出的引论，各个人完全可能不同。这对自由主义者来说很正常。我的观点和你的不同。我已经写了一篇短文，因此就不专门在这里回应了
我在这里留言很难，常常提交几十次也发不上去。所以，一直拖了下来，对不起。

“不能认同”：
谢谢你的留言。你的的留言，说明了中国“不认同”的意识在我们祖国的广泛传播。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完全没有这样的意识。我们中国真是有了进步。
是的，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人与人之间是平等人，每个人都可以有专属于自己的看法，而不认同其它任何一个人的看法。我尊重你和你的不认同我的观点的态度，尤其你反对救世主。对此， 我完全赞同。我同样认为，这个世界没有救世主。在苍天之下，每个人就是自己的救世主，而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其它人的救世主。
想成为救世主、自称为人民救星的人都是专制者，最后都给人民造成了最骇人听闻的灾难，比汶川地震更严重的灾难，例如反右、大饥荒、文化大革命。
你反对救世主，我相信你反对的不仅仅是我作救世主（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救世主更不认为这个世界会有救世主，这里你可能误解了，但即使误解，我也谢谢你的提醒），你反对的是每一个自称的或者被许多人认为的救世主。因此，你其实已经是自由主义者了，因为你的感觉或者认识就是自由主义的精髓：反对救世主、反对专制，主张人人平等、人人享有同样的自由。
另外，每个自由主义者都可以有自己的历史观。 一个自由主义者并不坚持认为自己的历史观就是正确的。谁的历史观更正确，是要讨论的。而自由主义说到底，就是强调讨论和讨论者之间的平等，自由只是从平等引出来的一个推论。
我希望中国继续进步让大家能够讨论，让每个人能够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

你批评我迂腐。我不知道你的理由何在，如何从我的说真话和主张自由主义而引出我迂腐的结论。另一方面，我想，中国知识分子几十年来最大的缺点可能是太圆滑了，太了解现实并且屈从现实了，因此不敢说真话，不敢对专制表示一点点异议。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虽然不多，但几乎都是迂腐的，比如孔夫子、老子、孟子、墨子等等。民族需要这样一批超越现实而敢说真话的知识分子，专制者为了个人皇位，才常常置民族利益于不顾，逼迫知识分子顺从现实，说假话。我相信，你不会希望知识分子顺从现实，顺从专制者而说假话的。

fish：
谢谢你的留言。如你所说，你还非常年轻。但年轻人的观点不一定就不正确不精辟。我自己年轻时写的东西，比我现在写得好。所以，我能够体会到年轻人的创造性。
确实，如你所说，自由主义不是不要政府，不是不承认政府，相反。自由主义要求的是一个强大的政府，它的强大程度至少要达到在自然灾害后迅速组织救灾，在有人（包括专制者）用暴力压制别人意见时遏制前者，在有人（包括执政者）不尊重他人同等自由权利时强迫前者尊重他人。
我们共同的任务是普及自由主义理念，看来这个任务还很艰巨。但自由主义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未来所在，命运所系，所以这个任务我们一定还得做。

周周：
谢谢你的留言。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很多社会问题是不能市场化的。我和你一样，都反对泛市场化或者庸俗的市场化。比如我从事的学校工作，我始终认为学术问题不能市场化，学术成果不能用“经济价值”或“社会价值”来衡量。在其它许多社会问题上，我也不赞成市场化。
但是，应当承认，我在反对泛社会化上写的不多。刚办个人网站时写过比如反对大学企业化的文字。但总的来说写的不多，尤其与强调自由的文字相比是不多的。因此，对你和许多人的感觉，就是自由主义近似于无政府主义或者泛市场化，我知道自己也是有责任。
你说的很对，以人为本。什么是以人为本呢？在我们说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显然不是针对人以外的动物说，也不是针对天气说或者地震说，而是针对比如地震救灾行为和措施说，针对我们人类或者中国人中间的一部分说。那么，是哪一部分人不“以人为本”呢？是哪种地震救灾措施不“以人为本”呢？显然，专制者是不以人为本，而以个人手中的权力为本，任何事情出现，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权力牢固与否。别人的生命，别人的权利、别人和自己的平等，或者说别人和自己一样的自由，专制者是不会考虑的，而“以人为本”中的“人”，指的显然是个人，个体，而非人类或者民族全体。以人为本，是以一个个个人为本。而这正是自由主义的观念。自由主义就是强调每个个人的权利，每个个人平等的权利，并把他们行使自己和别人同样的权利的行为称为他们的自由。我们中华民族承认了以人为本，我们的政府承认了以人为本，那么，我们民族和政府早迟就会承认自由主义，因为逻辑在这里，人心也在这里。

密密麻麻
谢谢你的留言。正是因为我们知识分子吃喝的是老百姓的，所以要为老百姓争自由，而且，只有老百姓有自由了，知识分子的自由才能得到保证，才不担心专制者重新剥夺自己的自由和老百姓的自由。其实，在专制制度下，知识分子受苦，老百姓更受苦。毛泽东政权下饿死的有几个知识分子？还是都是普通老百姓，连逃荒和要饭的自由当时都没有，只能活活饿死。所以，知识分子吃着老百姓的饭，应当想到老百姓的苦，想到如何造就一种制度，让老百姓永远不受专制之苦。

新自由主义其实是新版的等贵贱,机会均等.一点也不神秘
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是对利益集团无奈的呐喊
喜欢用讨论这类所谓文明的儒雅方式解决更本分歧
说白了,在利益集团和狗屁精英主导话语权的时代,新自由主义是草根的愿望,也是边缘化学者的正义之声.

学者一下药,
公鸡叫三叫,
老子想拉尿.

我觉得两者之所以有相通之处，其实不是经济学分析工具的广义性，而是因为"平衡"是世界万物的运行规律，是自然界的普遍意义。正如哲学的平衡论所述"一切存在的基础是平衡，平衡是支配一切存在的背后的规律。 道德经言:"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中庸论、阴阳论:我们在高中时代熟悉的化学方程的配平，物理的力的均衡...都是这个哲学道理.所有的科学理论和万事万物都包含着相同的哲学意义，这也就是所谓的"齐物论"。哲学是所有自然科学的概括和抽象,自然最为人类的精神活动之一的爱情和作为自然学科之一的经济学也一定有同样的哲学内涵。所以老师觉得他们有共同点。

"哲学上对于平衡的性质是这样描述的:平衡非绝对平衡，而是一定范围内的平衡。绝对的平衡只是一个最完美的典型和参照。所以得出共同点一:都是"理想".我更加同意是"幻觉".正如鲁迅在《伤逝》里写到："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爱情往往经不起现实的反复考量和验证,完美的爱情只能停留在现实之外。于是《伤逝》里的他和她--典型的理想主义者,注定以悲剧收场。

但是，为什么许多经济学家仍然那么重视一般均衡，许多年轻人年长人仍然那么重视爱情？平衡是一种和谐的状态，这决定的人的意识和由此而产生的行为的目的是追求愉悦，而人所追求的这种愉悦便是人的精神性平衡的表现形式。 艺术的本质就是人类为了满足精神性需求以达到精神性的平衡。是一种高级精神性平衡和追求满足这种精神性平衡的典型体现。 而人类的信仰便是来达成其生存过程中各种意识和行为平衡的工具。宗教关于死后和来世的观念可以让人类可以坦然面对现世的苦和对来世的美好的精神性平衡的愉悦的追求和期待。

在人的社会性群体内，整个社会群体的平衡存在也是一种各种内在平衡和外在平衡关系的结果。个体要维持其内在性平衡，即欲望等，又要满足外在平衡，即必须的规则等。社会性群体内的所要施行的制度等要在满足各种内在和外在平衡关系后才能达到一个平衡和因各种平衡的程度而存在的结果。这点对应老师所述：一个强制推行的经济计划会造成灾难，一个强制的婚姻会导致家庭悲剧。

仅以一个不同于经济学的角度，重新阐述这篇文章的一些思想。有时候跳出所研究的学科的圈子，思考经济学上的很多定律，都很符合哲学上总结出来的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阿。

不能认同:
谢谢你的留言。我个人谈的是自由主义，而不是新自由主义。后者有了不少新的内容。但自由主义或者自由主义的基本内容，是除法西斯和共产主义、宗教专制主义外的其他主义（包括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都承认的。自由主义最重要的观念之一，是人和人之间关系、团体和团体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当然也包括个人和团体、国家之间的关系不能再看成压迫和服从的关系，而应当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正是因为平等，才有了各个人、各个团体、各个国家的独立自由。
但也正因为此，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者就不能压迫其他主义、其他人，包括反对自由主义的主义和人。所以，从这方面看，自由主义是弱势；从另一方面看，如果大多数人最终认识到自己要想摆脱压迫或者受压迫的风险，就得跳出压迫和服从的圈子，那么，自由主义又是强势。就中国现代史来看，最近三十年，中国政府开展过多少次反对自由主义或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但结果呢？我相信，这就是人心，这就是观念的强大之处。压迫和服从关系是可以结束的，人与人是可以有平等关系的，这个观念一旦出现，就不可能再消除，而无论专制者看上去有多么强大。

fish：
关于一般均衡和爱情，我只是在讲课时做了点对比。主要是反对一般均衡的意见多，理由是它太不现实。我在上课时讲了一般均衡，主要是技术方面，大量数学推导。同时，我希望同学们理解一般均衡背后的思想和理念，因此用了爱情来对比，其他我倒是确实没有想很多。这里，谢谢你的阐述。

我发现书生有个不好的习惯,总 把自己放在高点,特别是近年什么所谓的"精英"更是成天谈自由,民主,其实他们不明白自己属于韩非子笔下的"五蠹",文人啊,该接近群准,该多观测实际生活,不要老觉得自己了解点希腊的故事,就可以洋为中用来指导别人,其实国内的很多读书人都是被洗了脑的一族,放下自负和坐而论道,别做绅士,谈点更实际的问题为好.

实际的问题是甚麽？胡老师所言的民主，自由化体现在现实的方方面面，一个研究性的学者能透过现实问题看到本质，将其抽象总结为＂民主＂，这个过程体现了一个人的归纳和演绎能力．你的言辞也反映了你和学者的差距，如果你再这样一味地指责学者就注定只能是看着苹果从树上落下来的人．

呵呵,近年来学者主要分两大类:1.忽悠型2,吃里巴外型
前者就是天天给政府做课题的那些狗屁学者,忙于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者就是给洋人做课题,吹自己清高的人,动不动就炫耀式的说,今年某人在美国什么什么大学讲学,什么什么大学邀请本人做什么课题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小农意识在作怪,没什么奥妙!

我主席说的上山下乡，对现在的成功者，他们认为感恩，对失败者，如那些文化人，他们就认为是折麽,他们骨子里的清高造就了他们脱离实际和群准

成功者往往喜欢编造神话

一个人成功与失败的标准何在? 功名、金钱、权力就是成功？只是分子也许没有获得世俗概念上的成功，但是决不是失败者，因为他在完成自己的精神使命，就如胡景北老师在为自由主义而奋斗而努力。

胡老师参加了6月19日召开的“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能否简单介绍下与会人员所持的不同观点

上海经济学人圆桌会议,呵呵,太可笑的破玩意,实在比值得参加!让我想起唯新变法的那些无聊文人

给政府做课题没有你的份,给洋人做课题没有邀请你,上海经济学人圆桌会议你也没有资格参加,葡萄树下的狐狸还真是可怜又可悲.
当你的境遇不如其他人的时候要从自身找原因!

我信任中共，我信任中国人民，在89学潮后，中共世界在也没有反专制，说明中共值得我门信任，不管别人怎么说！！！！

对胡老师"我看范跑跑事件"文章的看法
其一
断章取义，树立一个不真实的靶子，自得其乐的进行道德评判，这是做批评性文章所忌讳的。而胡老师的"我看范跑跑事件",在我看来就有这种嫌疑。范跑跑的“哪一刻地动山摇”原文估计胡老师没有看过。范跑跑原文说，在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他的女儿才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他的母亲，也不会管的。范跑跑给自己不救他人的行为选择设定的前提是需要牺牲自己的生命，而非简单的等同于胡老师所说的“范跑跑曾经说他在地震中连自己的母亲也不救的”。
其二
范跑跑事件与“让领导先走”、“泰坦尼克号事件”并没有可比性，让领导先走和泰坦尼克号事件先逃者剥夺了其他人的逃生权利，而范跑跑并不妨碍他人的逃生。
其三
道德是对自己的要求，而不是对他人的指责！

拜读您这篇博文，觉得写的很精彩。
只是，我有一个疑问要向您讨教：
您所说的一个船员让乘客先逃生是他的责任，这点我完全理解，因为在大航海时代就有明确的契约这样约定。
同样地，一个军医，在战场上救死扶伤不畏战火也是他的责任......
但是，教师作为一个从事知识传播职业的人，是否有在灾难面前必须后于学生逃生的责任？
从道义和道德层面，我完全能认同您对范跑跑言行的观点，但您说的教师的这种责任是否有法律、法规或契约的规定与约定？
我想，如果存在这种规定或约定，那么我完全支持您的观点；但如果没有，我似乎会认为您说的这种教师的责任是建立在道德、良知基础之上的非法定责任。由此引伸开来，就不能形成对范跑跑教师资格的否定了。
我想，我的这个疑问也是符合自由主义精神的。
您说呢？

感觉胡老师对范跑跑整个事件并不了解

我第一次听说了范跑跑的事,我对他很不屑.

看了<我所认识的范美忠>,我对他深表同情.
http://blog.cersp.com/userlog22/144120/archives/2008/906543.shtml

看了<中学教书生涯的总结性陈词 >,我对范美忠表示理解.
http://www.pkucn.com/viewthread.php?tid=21176

看了<一个学生眼中的范美忠>,我更加理解.
http://www.pkucn.com/viewthread.php?tid=21176

看了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我决定支持范美忠.
http://6.cn/plist/185520/1.html

看了腾讯访谈,我仰望范美忠.
http://hi.baidu.com/xiaohai116/blog/item/8e9b2d55f2fe4dc1b645aefc.html

范美忠，是个思想者，是个勇者！

什么是自由？

没有责任，我们也没有自由。---怎么理解？
权利是和责任对等的概念，每个人要对行使某种权力的行为获得权利所造成的后果负责，但是自由并不意味着一定有具体的行为，比如说个人又不受他人侵害的自由，那他要负什么责任？
比如说人有思考的自由，那么他要为自己的思考负什么责任，向谁负责认？

我对自由、权利和责任之间的关系还是糊涂的，请胡老师解惑。

周小康：
你好！佩服你消息灵通。我确实参加了会议。“解放日报”应当会发报道，甚至可能已经发了。当然，有些内容可能不会见报。
总的来说，1，大部分人对新劳动法持否定态度，部分人甚至持强烈否定态度，认为它推动劳动成本上涨，造成企业不肯雇佣工人等等。尤其是它实行的时机－－今年1月1日－－不对。因为今年伊始，国内有许多政策措施，如两税合一、出口退税等政策，有比如环保的一票否决，有人民币升值等等因素，造成了对经济增长的压力。
2. 中国经济受国际经济尤其美国经济、国际油价的负面影响
3. 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前几年的增长是在糟蹋长期增长的基础，所以不能够为继，现在要降下来。
4。 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前几年是低成本增长，现在要转变成高成本增长。
5。有人认为中国经济从2004年就开始了本轮的下行，比如GDP缩减指数那时就已经上升了。
6。有人认为中国楼价太高。国家的土地政策进一步减少土地供给，造成楼价高，而楼价早迟必须降下来。尤其房价和粮食可能有比例关系，现在房价太高，不能够维持。
7、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内。现在世界经济看谁的成本低。而美国、欧洲这些高成本国家试图通过金融方式保持自己地位，因此美国搞弱美元政策等，造成中国经济困难。

总的来说，基调是对近期前景不看好，，滞胀这个词常常提及。中国经济进入一个困难时期，似乎是大家的共识。就国内来讲，困难的重要原因是新劳动法等，就国际原因，弱美元和高油价。

对策呢？大部分人认为应当理顺要素市场，当然也都知道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认为劳动法应当由企业与工会、工人或地方决定是否实行；在高通胀时实行税收指数化。货币政策需要重新考虑，不能够让企业资金链拉的太紧等。对外，有人认为人民币不应当继续贬值，有人认为不应当保持那么多顺差或者把顺差借给外国人用。

大体上就这些吧。次要的讨论有汶川地震和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但主要看法是对中国经济影响不大。油价对中国经济影响大。但如何对应，除了理顺要素市场外，没有多说。

我本人在会上简短介绍了我的模型，通货膨胀和劳动力转移波动模型。在这个网址上有我的模型，是一篇解释通货膨胀的夜话的附录。我的观点是普通工人工资上涨与新劳动法关联不大，与转移劳动力波动关系大。当然，仅仅从我自己特别熟悉的地方说一下。

胡老师：
刚看了您最新一期夜话《自由、权利和责任――我看范跑跑事件》，颇有收获。虽然令我失望的是，您也是对范美忠持批评态度，但是，您有理有据可依。

与另外一位学者讨论范美忠事件时，他始终强调：我们不应该称呼范美忠“范跑跑”之类的绰号，尽管这个绰号不是我们发明的。“这是中人格侮辱”。望胡老师将文中“范跑跑”尽快更改为“范美忠”.

顺祝教安！

Quin

根据报道，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张欣院长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我想他应当是对《劳动合同法》持批评态度的学者之一。最近看到张欣院长的几篇文章，讨论《劳动合同法》问题，甚至还认为这将使中国重蹈法国的覆辙。几个月前，他在给我们MPA学员的讲座中提到了这些观点。

我既不打算用范跑跑这个称呼，也不想直呼其名，就称之为范教员吧。

范教员做出了两个应激性反应，在地震中夺门避险是出于本能的应激性反应，而现在的若干言论则是一种后天的应激性反应。在刑法上紧急避险是可以免责的，我们不能对范教员在地震中的应激性反应过多指责。至于范教员的种种表现，我们则应该看到公众舆论对其心理产生的影响，一个人在承受巨大心理压力的时候，往往会做出各种反应中最错误的那个。扪心自问，恐怕大多数人都在内心深处事先构思好了这样一个“死不悔改”的范教员的形象，包括范教员本人大概也根本没去设想能够有平复大众心理的更好表达方式。这绝对是一出悲剧。

范美忠的做法不过是出于人的一种本能，大多数人在遭遇险境的时候第一想到的就是逃离和自救，所以这根本无可厚非。我看到网上很多评论说他自私，道德感缺失，连最基本的爱心都没有。我想问，如果这件事情发生那些漫骂者身上，你们中间有几个人能够做到牺牲自己去保护那些孩子呢？如果你们一定要用所谓道德的准则来要求范美忠，我想说，那是一种对自由的侵犯。因为这不是一个道德与否的问题，而正如他本人所说，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牺牲还是逃跑？这谈不上什么美德，这只是一个价值取向。

如果非要说范美忠是自私的，那么也只能说是人类骨子里的本性了，因为在一个人自已生命都无法保全的情况下，他是没有办法去抢救他人的。一个不能好好爱自己的人是不可能爱别人的。正如他自己所说：“你有救助别人的义务，但你没有冒着极大生命危险救助别人的义务。”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一样重要，那些学生的生命保贵，范美忠难道就命若草芥吗？也许确实有一些教师为了抢救学生牺牲了自己，你们在为他们所感动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们也是自私的。他们只考虑了自己，他们要去救人，但是他们的家人呢？他们的妻子和孩子怎么办呢？他们的父母谁来照顾呢？作为一个教师，一生要教授无数个学生，如果为了学生就要牺牲教师否则就没有道德，那么请问谁还敢当教师？那么教师也不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了，而只是人类灵魂的牺牲品。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需要无偿为另一个人付出什么，大难临头，不能因为他是教师他就必须要先人一步献身。

范美忠选择了自己先逃，他并没有伤害他的学生，他也并不是见死不救或者对着受难的学生袖手旁观，他仅仅是先一步首先救助自己而已。所以我们没有权利用那些虚伪的道德观来谴责范美忠，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权利指责他人的选择。

作为一个人民教师，有人说范老师的做法是不能得到宽恕的，因为老师的职责就是要去保护学生，如同医生有义务面对SARS，警察有义务冒着危险抓罪犯，这是由他们的职业性质决定的。但是你们有想过吗？老师的职责本身不带有危险性，老师的职责是育人，是传授知识，老师属于社会阶层中的服务者，是属于第三产业的。

当然，不可否认，一个优秀的教师是应该爱每一个学生的，这爱会让他在紧急关头丢下自己第一个去救他的学生。一个真正优秀的教师不仅仅需要渊博的知识，还需要足够的爱心去促进孩子的成长，因为冷漠的灵魂会铸造这个社会的蛀虫。所以我们说，教育的本质其实是爱的教育，要爱一切人。但是如果说范美忠错了，他错就错在他不仅没有救那些学生，他还自己一个人逃脱了，甚至没有带头疏散人群引导学生一起逃走。他没有义务牺牲自己抢救他们，但是他有义务帮助他们，因为他们的生命比他更加年轻，因为他们是一朵朵绽放的鲜花，他们不该在还没有成熟之前就枯死在废墟里。从这一点上来讲范美忠的确不能算得上是一个优秀的教师，他只是一个完成了自己份内工作的合格工作者。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谴责他的自私，他的道德感缺失，这依然是没有道理的。

或者范美忠的那些学生们也在心里认为他是个自私的人，地震来临的危难时刻他竟然丢下学生们自己逃跑。但是我想问，你们凭什么要求范老师为你们牺牲呢？他是老师，不错，但是他也是人，他也有自己保贵的生命需要珍惜，他有自己可爱的女儿需要疼家，他有自己美好的家庭需要去照顾，他又不是什么圣人。你们这样要求他的同时，你们想过你们为他做过什么吗？作为教师，牺牲自我或许是种高尚的品德，但这不是他的义务，他可以选择牺牲，他亦可以选择脱身而逃。

国家给予了教师怎样的社会地位竟然要求他们不顾自己的生命来抢救别人？如果一个教师说，他可以抛弃家庭也要抢救他的孩子，我倒感到有些虚伪了。一个不爱自己亲人的人可能去爱他的学生吗？一个连亲人都不爱的人才是真正的道德沦丧。

几年前报纸上报道过这样的事件，一个教毕业班的老师在高考前夕为了学生甚至不顾家里生病的女儿，最后她的班级高考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她的女儿却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当时有人赞扬她的崇高，但是多数专家指出，为了升学率为了不影响学生的高考成绩，一个老师竟然不顾家中病重的女儿，这样一个连自己女儿都不爱的老师值得尊敬吗？一个连自己女儿都不爱的老师可能去爱他的学生吗？她的女儿也正值青春年少，她原本还可以拥有快乐和欢笑，她原本还可以享受人生的爱与光环，她的死未免有点太不值了。

范美忠确实不够高尚，但是人无完人，从他渊博的才识上来说，他是一个好老师，他配得上那张讲桌，因为他用他的才华使人明理。如果不能为了他人放弃自己的生命的人都算是自私和无道德而必须受人责骂的话，这个社会到底还能有几个有道德的人呢？

　　不管怎么说，我感动于范美忠诚实的表白，震撼于他无畏大胆的真性情。

胡景北教授现在是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的教授。胡教授是在程教授卸任财大经济学院院长之后接任院长职务的，接任伊始即开始清理门户，在经济学院大力排斥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说史的课程，并对非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师进行排挤，进而在教育部学科评估时出尽洋相，致使力排众议、强力挺他的财大校长兼书记（也是经济学说史的学科带头人）的谈敏教授陷入难堪的处境，在此情景之下，校方为维护自身的脸面，只能要求胡教授自己辞职，离开财大。胡教授从接任院长到离开财大的时间为一年。离开财大的胡教授到底能去哪儿呢？其实，在胡教授接任财大经济学院院长之前，他已经办好了调离财大的手续，去上海交通大学，后来因为上海交大没有履行事先承诺的给他20万元买房钱的承诺（胡教授的原话）而又向财大谈敏校长要求回财大，心地仁厚的谈校长为了要发展西方经济学学科重新接纳了他，并委以重任（因为财大规定，一个人担任院长的职务不能超过2任，每任为4年，前任院长程教授届满离任），同时答应给他20万买房钱。这一买房钱的优惠政策引起了财大教授们的普遍不满，因为胡教授早就享受过财大的福利分房，现在再要重复享受，对全校的教授是不公平的，当时财大校方的解释是胡教授离婚了，原来的房子给前妻了，对此，财大的教授们共同致信校长，如果离婚能得到重复分房的好处，那么大家都回家离婚。在此种压力之下，财大没有完全履行胡教授重回财大时的承诺，这也是导致胡教授就任后心智失常、倒行逆施的原因之一。胡教授在德国读博士化了八年时间拿到博士学位，到财大任职之后，一直在同济大学中德学院兼职教授，财大不能再待下去之后，就顺理成章地到同济任职来了。离开财大后，胡教授让他的学生（已毕业）在网络上把财大经济学院所有非西方经济学教授都骂了一遍，被查出后，该学生痛哭流涕恳求老师们不要采取司法途径来解决这一事件，在写下了检讨书后，老师们宽宥了这个学生。对搞经济学的教师来讲，同济的环境比不上财大，环顾整个上海市的大学，财大和交大是回不去的了，复旦是不会要他的（因为他的学术成就不大），除了同济之外，就没有一流的大学可以接纳胡教授了。此时此刻，胡教授方才悔悟，没有把握好在财大的机会，在任院长时，心胸太过狭窄，因此，为财大喝彩，也算是甜酸苦辣汇聚心头的无奈，也籍此来抬高一下自己，为自己的离职向不了解内情的经济学界的学者们和学子们做一个解释吧。

本文来自: 人大经济论坛(http://www.pinggu.org) 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pinggu.org/html/2006-3/31/79289.html

多年前那篇火药味很浓的财大经济学院大批判帖子就是出自我手，胡老师是在文章被广泛转贴后才知晓的，在此之前根本不知情。我对财大的西方经济学本科教学批评意见也并非没有，对政治经济学也不像很多偏执的人那样反感，至少我对原来在财大长期供职的朱钟棣教授评价就很高，最近还买了一本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探》。非常遗憾的是，到现在为止绝大多数人都不明白我当时的心境。至于什么痛哭流涕，还有什么书面检讨，全部都是捏造。

我作为当时在校的学生，参与了2004年教育部对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评估的许多环节。从建立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的初衷来看，政治经济学界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以程恩富同志在财大经济学院几年的工作来看，即时按照政治经济学的标准来评估，也是有相当多不足的。我想说的是，无论是政治经济学，还是胡老师主张的现代经济学，当时财大经济学院还都没有形成一个完整而成熟的体系，只是在胡老师的努力下终于开始有了一些好的发展动向。

"胖"仔真够牛，你让我真正明白什么叫做无中生有，什么叫做恶意中伤！

“胖”，我且问你，你何来知道这么多的内幕？谈校长给你发短信还是当面跟你谈的？

将眼界局限在"跑跑"事件本身的人，是很难明白范美忠发那篇文章的意义的。----题记
　　
　　有意思的是，最早听说范跑跑是在凤凰台陈晓楠的讲座上。我也是之前看过陈晓楠做的几期地震节目的人，看过那些自己孩子都找不到的老师，却救出了无数学生的事迹。但听说这件事，“本能”，“无可厚非”，还是我的第一反应，我脑中四川学校的印象已然都是聚源中学一般，心想他不跑多留一刻又能起多少作用呢。
　　
　　而对他的最初了解，同样的，也是来自一虎一席谈，也就是所谓范跑跑和郭跳跳的辩论。其实如此对话很难称其为辩论的，这样以自己的经历为辩题，还没开始就把范美忠摆在了被动的位置上。但郭松民，像许多人一样，一开口便把自己定在道德高位，实在是自搬石头，当发现对手是那么冷静的在探讨问题，有条理有体系地阐述着自己观点的时候，已然骑虎难下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很多人说范美忠发文章却用错了表达的手段，但在这时无疑他的对手才是目的和手段用得最不搭调的。辩论的结果是开放性的，本身也没有胜负可言，但有关这一事件的观点基本一一亮相，“职业道德”、“道德高线还是道德底线”、“契约社会”、“灾后心理”这样的概念和问题也引起人们的思考。看了范美忠在镜头前的表现让我很意外，他的反驳，语言十分谨慎，内容也是很有分量的，全然不是一个需要同情的灾民形象，更不是毫无责任可言的小人嘴脸，站在倾泻而下的道德攻势前他横眉冷对，他有太多话等着要说，他思考的太多事想要说，却并不适合讲在这里。或许在腾讯网的采访里他试图提到一些，毕竟在这和周孝正一对一，更像探讨而不是在放炮。在这里他提到了他对当今社会的定位，提到他发这篇文章另有的“其他目的”，提到了他对真、善、美、爱、神圣的排列中最初级却最根本的“真”的执着。
　　
　　无论是辩驳还是指责，我都不想在这整理了，范美忠说“同样的话已经在不同节目中说过太多次”，何况事件本身并不是我想说的重点。看过视频会发现，范美忠回击每一条指责几乎都会引入一个更大架构的话题里。对契约社会的推崇，对私利集合成的虚伪公德的斥责，对个体权利实现的诉求……看罢两段视频，已然感到对于事件本身范美忠的道理或可讲通，但我情感上仍难接受，这是传统之下的必然。而对他本人，看法却改变了许多。他不是英雄，甚至说他在公众面前的出场都是秦桧式的，是逆着千夫之指走到台前来，但他并非辩解而是解释，是抱定“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信念站出来，还原给公众他发文章时最真实的想法；而另一方面，他虽不是英雄，却是一个有着英雄情结的人，他对学生的愧疚不是混不灵不是作秀，而是像他所说回应多年前朋友一问一样，是在反思自己“为什么不能为了笃定的信念去牺牲”。看到这里，不禁让人心生疑问。他勇敢么？当然不，危急关头他的选择是保全自己的生命；那他是怯懦么？可他敢把我们每个人情愿在心底藏得最隐秘最隐秘的怯懦告白于天下，剖析自己检讨自己，去实现自己对“真”的追求，这难道不是勇敢么？我想说，人是复杂的，评价的时候可以对事，却不可以，也不可能把整个人囫囵个一棍子打死，这是看完以上这两段视频的人所应有的最起码的思考。而此时，我更想知道那些他想说去没说出来的话里到底有些什么，尤其在看到校长支持他，学生认可他，他身边最近的人都站在他的一边时，我对这人本身产生了好奇。
　　
　　随着这一事件人气的飙升，找到新浪网上范美忠的个人资料页已不是什么难事。有选择地看完几篇之后，一个公众面前的“范跑跑”，在我心中逐渐还原成一名特立独行的中学教师。他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生，一篇点评北大历史系诸先生里看，九十年代的大学生也一样是上课睡觉翘课调侃老师无所不为，但对有真学问有硬功夫的老师他是打心底佩服的，嘻嘻哈哈的学生中一心只想转行的混混和狼吞虎咽般读书的牛人自然不是同路，而他显然是后者。他对读书的渴望来自初到大学所受的刺激，在追寻有意义的教育里写着，他感受到与种种特长傍身的同学比起来自己的一无是处，与家藏万卷的大城市孩子相比眼界的狭窄，他感慨“很多时候，有人说我是状元我就感到羞愧，因为我觉得自己觉悟得太迟了。”然而，他的选择确实非同一般，“当感觉到评判标准变化，分数并无实际意义之后，我不是实行鸵鸟政策进行自我保护，而是在看清和承认自己被剥得精光、一无所有的现实之后知耻后勇，开始拼命地学习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范美忠是积极的，是乐观的。“因为痛感差距太大，因为陡然打开一个知识和思想的大世界之后的强烈的紧迫感”（追寻有意义的教育），他这农村中学里考出来的状元郎面对这样的冲击，选择了拉起玩命的架势，朝着黑洞似的知识缺口，迎难而上。翻回头了解他大学时的这段经历，有着特别的意义，体会到他当时的这种感受，才能明白他后来对自己人生方向做出的选择。在我为什么要去中学当老师一文的开头，他讲述了要做一名中学教师的原因，“我不希望我们后面的一代代人象我一样被骗，象我一样中学六年什么都没学到，而到了大学一点基础都没有，一切都从头开始，象我一样中学六年一点文学艺术思想修养都没有，无论对中国传统还是西方的优秀的文化积淀都毫无了解”，“如果我自己一直读下去，最多也不过是一个比较有个性的学者而已，但如果从中学开始改变中国的教育，能培养出多少人才呢！我始终觉得一个国家最优秀的人才应该去教书，一个庸师和一个名师培养出来的人可以说是天壤之别。”......这话着实令我震撼！他的积极乐观不是仅以小乘式的“自我修炼”为满足，而分明是大乘式的兼济天下、渡己渡人，字里行间透着他的理想主义和执着追求，他当然明白在中国的中学里与他同样经历的学生数量浩如烟海，而无论过去现在将来这样的学生还在按照同一个标准被一个个中学模子成批地定制出来，但他决心拿青春去为心中的追求搏一把，将自己的未来都扑在这一信念上，哪怕他所能改变的只是一点点，可是他愿意。
　　
　　理想主义者初上征途，注定是要碰得头破血流的。他经历过为打开学生视界讲授大量课外内容，却因未得教授之法而引得学生家长老师的多方不满（自贡蜀光中学）；经历过因在课堂上仅仅是还原了历史真相便使校方恐慌而被扫地出门（广州华美英语学校）；经历过自恃先进开放的讲授风格和课堂氛围却不被某些固陈守旧的体制代表所认同的尴尬（杭州外国语学校）（见《追寻有意义的教育》与《对中学教书生涯的总结性陈词》所述）。这样一次次从幻想到破灭，一次次由欣喜鼓舞而至挫折迷茫的他，以近乎愕然的态度在一部电影里找到了自己的映像。《死亡世社》：把非生命的一切都击溃里他感慨“某种意义上我就是那个基丁老师，发生在他身上的许多事情几乎都可以跟我的遭遇一一对应。”
　　
　　对于方法上的问题，他一直在反思、总结，不断将新的感悟融入实际操作中去，一篇《追寻有意义的教育》记述便是这一过程中他的转变：从“只不过是给他们打开了广阔的人文视野”（蜀光中学），到“从重书本和知识到重能力和实践”（华美、杭外），再到进入《教师之友》后，对教育的现状、教师的定位以及自身教育心理知识欠缺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在这条路上，他是非常用心的，用心去探索，用心去领悟。对他来说，他的阅读积累，他能够跟学生们“从《史记》、《左传》、四书五经，到唐诗宋词；从穆旦、海子到兰波艾略特；从弗洛伊德到超现实主义；从涅磐乐队到行为艺术。”以一个中学语文老师的标准来说，他的视界的广度和深度远是绰绰有余。但从前老套的方法让他感到“僵化、教条、索然无味”，而适合他的方法还在慢慢的摸索中，这是需要时间的。因而在这过程中，一些思维开放的、求新的的学生愿意追随他，对他提到的人和书“兴奋地读着、谈论着”，被他“一个分数就让你们成了这样”振聋发聩的吼声点明什么才是应该追求的；而自然地，另有一部分，上课做题者有之，毫不感冒者有之。
　　
　　对于体制，我想，这才是关注范跑跑最应该关注的问题。他的出场便是一反传统的，而他从教生涯当中所做的最主要的事情，便是反对陈旧和僵化的教育体制。“明白了那些陈旧和僵化的东西毫无意义之后，我已经根本不可能把我高中时候的学习方法教给学生，不可能再如大多数老师那样机械地讲授课本上的死板的知识。”在蜀光中学，一次关于历史人物的讨论被人传说成了吵架，让他感慨自己彷如置身无人赞同又无人反对的荒原；而在杭外，我不禁想说，这种有思想的老师上课带班，思想僵化陈腐的扶摇直上爬去管理层的现象不在少数。我向认为，愚昧的底线是对新事物新思想能够开放地接受，而以愚昧之眼光来遏止一切革新实为最大的可悲，房龙一篇《宽容》的序言直把这样惨状刻画地淋漓尽致！而这时他开始感到自己的渺小，感到失去大好教育阵地的遗憾，而这一切对他这样理想主义的人却是必然要来到的。
　　
　　坦白地讲，我着实羡慕那些蜀光中学、华美学校尤其是杭外的学子们。中学是形成人生观的关键时期，能有人在这时出现，用广博的知识和文化积淀来冲击自己固有的思维方式，是幸运。我无缘感受他富有内涵的侃侃而谈，但在尝试去了解他这个人的过程中，让人感受到的是一种无言的身教，读书，不懈地读书，爱学生，不断反思、改进、抗争。
　　
　　我想说，过去的我们太过沉溺于统一步调的宣传里，习惯于被宣传机器塑造的“榜样”、“典型”作为标杆，所有站到台前来的，不是大英雄即是大恶人，总有一面是被忽视甚至掩盖掉，而如此这般进入我们头脑中的历史便永远是残缺的。如今，身处这个声音逐渐放开的时代，身处媒体在浮躁和摇摆中搜索噱头，几近要炒作一切的时代，我们的思维莫说超前，而是远远还处在时代的后面，话语权的回归，不过是徒增了释放内心刻薄的言路，难道选择了在公众面前发出自己声音的人，等待他的注定不是一团“粉丝”便是一身骂名么？
　　
　　范美忠终究不是大英雄，他不过是一个小人物。但小人物有他自己的追求（追寻有意义的教育），有自己的原则（我为什么独身），好恶（我的师长观），还有自命不凡（《死亡世社》：把非生命的一切都击溃）；也在追求的道路上频遭打击（对中学教书生涯的总结性陈词），时常无奈（我为什么要去中学当老师），更提防着自己的沉沦（一个文学青年的堕落）；还不忘关怀下社会（卖花的小女孩），活在朋友当中(我的同事小李)，偶尔来点幻想（痴人之爱）……
　　
　　 他不过因这一“跑”而闯入我们视界，如此的沸沸扬扬对他这样的小人物来说是否太隆重了呢？一篇文章便引来铺天盖地的骂声，出口之前我们是否太有欠考虑了呢？而他的生活，他的经历，所引出的更多事情，我们是否因着一时的冲动而忽视了这些原本更值得关注的呢？

各位网友：
感谢大家就我的关于范美忠先跑的短文的留言。由于这几天我不在上海，不能方便地上网，与流畅地写中文，所以没有及时回答大家,对此, 我向大家道歉。
就目前我的日程看，我希望能够在下个星期一给大家比较详细的回应。
再次感谢各位网友。

胡老师，这学期上的您的发展经济学课程中资本积累一部份中提到，由于资本K趋近于无穷，而农业生产函数对于资本K的二阶导数趋近于0，得到农业生产函数对于资本K的一阶导数为常数，我的笔记是这样记的，不知是否正确。但是这个只有当资本的倒数与该二阶导数是同阶无穷小时才能得到这个结论吧？但是直观地想，一阶导数不太可能为零...请胡老师解答下，谢谢！

　　说实话，我前一阵子虽然写了两篇关于范美忠的文章，但我对范美忠的思想并没有一个确切的了解，这两天多看了几篇他的文章，听了他在腾讯网所做的发言，老实说，我越来越喜欢范美忠了。
　　范美忠其实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不是什么追求一己名利的世俗中人。他的发言可能未必全都正确，但他是一个思想的战士，代表着社会进步的方向。
　　范美忠在大地震面前逃跑了，逃跑并不影响他作为一个战士的荣耀，没有人天生大胆，一时的软弱与胆怯无损于一个人的正直与刚强。
　　范美忠也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勇敢的人，而且说他也不是一个可以牺牲生命的人，但他又说，他并不反对崇高。
　　这就可以了。范美忠是一个敢于解剖自己的人。
　　许多人大骂范美忠，一定要他捐出一条命，那是残忍与伪善的。试问：你们那些要求范美忠做英雄的人，你们为地震灾民捐了多少钱呢？有没有勇气把你们十分之一的家产捐出来呢？连自己十分之一的家产都不愿意捐出来，却要叫别人捐一条命，有这么无耻的行径吗？
　　当然，许多人也不是反感他临阵逃跑，许多人是认为范美忠不应该在网上公开承认自己逃跑。这其实是在提倡一种伪道德。既然这样做都做了，为什么不能说呢？我想大概还是范美忠挑战了一个潜规则，那就是：可以一肚子男盗女娼，但一定要满口仁义道德。范美忠承认自己胆小，承认自己当不了英雄（我想他这种人其实最具有英雄的气质，他的那种迂直其实很像我们无数的革命先烈），也做了道歉，这就可以了。他也不否认英雄主义的价值，这就可以了。他无非是想让大家知道，一个人有选择自己生死的权利，人不能因为别人的道德压力而牺牲。
　　而我们有许多人，很多年来，一直用道德来压迫别人，叫别人去牺牲。
　　范美忠叫他们如芒在背。
　　当年抗日的时候，许多小学生拿着捐款箱到街上募抗日捐，鲁迅先生就说：我也会捐一点小钱，但绝没有想到什么抗日，而只是觉得那几个小朋友太可怜了。鲁迅不是不爱国，只是鲁迅看到，抗日哪里是靠募几个小钱就能解决的呢？抗日的组织与领导主要还是要靠政府，而政府天天正忙于腐败，这些小朋友一天到晚在街上忙，募来的钱还不够我们领导酒桌上的一盘菜钱！
　　鲁迅还说过一段话，大意是：坐在家里叫别人去牺牲是容易的，可是在这大冷天，你要叫我脱一件棉衣给前方的抗日将士，我也是不愿意的。
　　鲁迅说的其实是实话，这样的实话当然会叫我们的正人君子们深恶痛绝，但这其实就是人类的本性。你看郭跳跳那么义愤填膺的样子，对范跑跑好像必欲除之而后快，可以如果你要叫他捐出一半的家产来给灾区，他就会立刻从“郭跳跳”变成“郭跑跑”了！
　　当然鲁迅说他不愿意把自己的棉袄脱给前方将士，并不是说鲁迅就是反对抗日，鲁迅的意思是像抗日这种大规模的国家行为，靠个人道德是无法支撑的，你叫战士们牺牲，你叫老百姓捐钱，又有何用？必须要有一个相对廉政高效的国家机制，这样才能支撑抗日这样的宏大事业。
　　每一个人都有爱惜自己生命财产的权利，我们提倡英雄，景仰英雄，但我们同时还要注意维护每一个公民做一个普通人的权利。我们不但要理解那些没当英雄的人，我们还应该让他们有不做伪君子、说明真相的权利。
　　老蒋手下那些天天胡吹要精忠报国的大人先生们，其实，倒是些借抗日发国难财的人，他们经常干的是破坏抗日的勾当。坦言不愿意脱去棉袄支援抗日的鲁迅，其实倒真正是国家的栋梁。这里面的玄机其实也不难破解，那就是，在中国，喜欢宣扬伪大道德的人，一般的都是下流胚，他们宣扬那些了不起的道德，其实是为了叫别人去做牺牲；而能够诚实的表达个人权利的人，才是这个社会真正的栋梁。
　　诚实的人不一定都是一个社会的脊梁，但一个社会的脊梁一定是诚实的人。
　　范美忠其实是很有思想的，在这个社会上，没有他立足的地盘，他老被人赶来赶去，老在换工作，他在思想领域的探索不可能都正确，但他肯定是一个勇敢的思想战士。
　　可能是好久没有得到自我表达的机会了，范美忠这一次故意挑起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的核心应该是挑战中国传统中对人性的蔑视与根深蒂固的虚伪。这一场争论牵涉面如此之广，气氛如此之热烈，可能是范美忠没有想到的。
　　范美忠不是英雄，但他内心渴望成为英雄，他是我们这个冷漠残忍的世界上最后几个孤独的理想主义者之一。

严重鄙视“胖”的言论，事实绝非如此
颠倒黑白，混淆视听
再次严重BS
至今很怀念胡老师的课，受益颇多
和同事朋友提起在大学生活，必谈胡老师教书育人既有水准又有责任
比很多老师都让我们敬佩，今天看到“胖”的言论，莫名惊诧~~~~
这所谓的内幕你真的了解么
你自己编的吧

可悲，被钉在神圣祭坛上的教师(转帖)

前几天在办公室里搞了一个小测试，问在场的教师们："希望自己的下一代仍做教师的举手"没有一个人举起手。我也是由心底里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后不要当教师，尤其是中国的教师。
中国教师最大的悲哀就是被神化，被放在了神圣的祭坛之上，被抹杀了人性。 中国的教师必须就是高大全的代表，不论收获只讲奉献，先人后已，先公后私，英勇顽强，不惧困难，舍已为人，，，，
中国的教师不能要求增加工资，因为提这种要求你就俗了，你不神了。所以当教师的提出希望增加工资的时候，有关领导出来说：要晓得，你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就是选择了清贫。所以网上就有人叫骂说：教师，你们的收入比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好多了，要知足。是啊，教师你是神，你应该不食人间烟火，奉献，就是你的职业道德底线。
中国的教师，职业道德是集军人，慈善家，心理医生，保姆，父母等各种身份道德于一身的，在有危难时你要冲在最前面，在生与死的考验中，你要把生的希望给别人把死的可能留给自己；虽然的你的收入永远是比照公务员执行，永远都无法望其项背，但是在捐款活动中你毫无选择，捐款总是强制性自愿与公务员捐得一样多；无论你遭受多大痛苦，你都无权表现出来，站在讲台上你都必须富含激情；而且你不仅是学生的老师而且还是他的保姆，许多家长在把孩子送到学校时就非常清楚，他的孩子是读不进书的，但是在学校里有人管到不至于变坏；学生成材了，考上好大学了，跟你老师没有关系，那是人家聪明，学生不成材，那是老师劣，所以有人说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得教不好的老师。
中国的教师只有义务没有权利，而且教师的义务不仅是教师法赋予教师的义务，还有所谓的社会富于教师的义务，而社会其实就是所有的家长，那些既想娃娃成材，又不愿花精神教育娃娃的家长们，他们对教师的期望其实就是对神的期望。但是教师是人不是神，所以达不到他们的要求，于是人们感到失落，感到失望，于是对教师的谩骂，攻击。。。。。。。所以中国人对教师的感觉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称他神圣，一方面轻视着他。
其实，当老师的人都知道，自己只是人，没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有着人一般的要求，丛来没有哪个老师觉得自己是神圣的，当老师只是自己选择的一种职业，与其它的所有职业一样我们没有选择奉献，我们选择的是适合生存下去，养家糊口的一种职业，每种职业都有自己的职业要求，我们要做好的是教师这个职业的职业要求，我们不赞同所谓的无私奉献，要知道无私奉献是奴隶主对奴隶的要求，只有奴隶才能无私奉献，无私奉献是违背经济原则的，是不利社会发展的。
所以，所社会不要将教师钉在神圣的祭坛上，理想与现实的反差会毁了你也毁了教师的。

各位网友:
很遗憾,由于我无法正常上网,所以暂时仍然不能回复大家在这里的留言，向网友道歉。下个星期三我回到上海，将立即回复。

最近几天,本人的朋友一直对笔者说,写点范跑跑的文章的吧!

笔者回答他: 最近中国的问题太多了,要笔者关注的也太多了,灾后重建,油价飚升,资本市场的崩盘....至于范跑跑?不就是那个做了妓女又要立牌坊的范美忠先生吗,无赖嘛!去帮助种人那不是对牛弹琴吗?还是随他去吧!

他急了,就将网络上范美忠的发言与文章发给了笔者,并将"郭范之争"的录像也给笔者也看了

当我们看着郭松民血性离场的同时,本人的朋友说他简直迷失了方向,笔者就坐着对着他看看,突然强烈地感受到了危机,本人朋友的水平不算差,如果他也感到迷惘了,那么这场文化危机确实不能等闲视之了,特别是在汶川大地震之后,在中华民族再次领略到集体力量的重要性的时刻,在中华传统精神开始回归的瞬间,范美忠先生在这种情况下,能杀到网络的最前沿,也不是偶然的,因为他背后有着庞大的力量

很显然,"郭范之争"所折射出来的问题的份量绝对超过了笔者现在正在重点关注的任何焦点,而且更决定着中国命运的未来,所以下面这篇文章无论结果如何 笔者是中华未来而"战"

一切"天"注定
2008年是注定要写进中国历史的关键年份,因为在这一年的上半年中所发生所有事件,将对中国今天,明天产生重大影响
如果说台海,藏独事件关系着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油价与资本市场大动荡的牵动着中国脆弱的经济神经,汶川大地震每一个被拯救的生命向我诉说着那段曾经的历史真实,那么这场看似不起眼的民间"郭范之争"肯定将昭示着中国文明甚至是世界文明的未来,那就中国的明天将是执行精英主义,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还是中国的未来选择集体主义,相信团结的力量,民族主义 这都需要来解答,而"郭范之争"就是这场解答的起点
因此这是一场中国内部各种力量谁都输不起的"战争"

在明确了目标之后,笔者专程来胡教授的网站看了一下,结果即有情理之中又有意料之外
在胡教授的网站中出现大量的"理性"的保范人士,这是情理之中的
但是胡教授却在用道义与责任在谴责范美忠先生让笔者刚看很感意料之外,但一转念,思之,随后想想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不要急,下面笔者就来跟各位包括胡教授来探讨一下最近的"范美忠"现象

近看"范教员"
大道理这里不讲了,反正这些东东,有些人比笔者要会讲得多,笔者只理一下几个敏感问题

范教员的行为是否能用道德来批判
网络的传播速度决定着我们的范教员的知名程度,果不共然,到笔者发稿前为止,范教员已成功地通过网络成为了世界著名人物,但是让那些范教员的支持者们没想到的是,范教员的行为并没有得到他所向往自由国度,人权典范的认同,美国某媒体在第一时间就十分自信地肯定,在他们国度中是绝不会有像范教员这样的教师的(看来以后我们的范美忠移民美国很有难度了)

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 这说明了范美忠先生所传达的理念在资产阶级的社会中也是不能认同的,或者说至少是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因此这个范美忠现象与现在人们用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去判断是否正确已毫无意义,原因是范美忠先生还远没有上升到可以用道不道德来评价他,所以是我们的郭松民错了,他也只能拍案而起了,原因就在于他用道德在责问的对象根本毫无道德概念可言,这还能论出点什么名堂?(微笑)

在明白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范教员是否符合更低级别的"人性"
范教员和他的支持者群体是很聪明的,他们明白范美忠的行为是不可能在道德上获得反身的机会的,因此他们选择了"人性"与"本能" 希望用它来界定来压倒反对者们对范美忠行为的批判(而他们的确成功了!)
我们反对者们是很纯朴的,他们只知道跟着别人的定义来回答问题,那么很快他们就会从批判者成为被告者
郭松民-----"安能不败"
但遗憾的是,有些人,范教员他们是骗不了的,比如像笔者
现在笔者就来点醒他们

范教员和他的支持者群体用人性去界定他们的行为的正当性,根本不能成立

范美忠的文章,我看了一遍,文章中充满了对于理想的"执着" 很明显,他讲台下的学生是他的理想与希望的承载
而面对这些他曾经教导的学生,这些他费心教育的未来,在危难关头,他竟然撒腿就跑,这是"人性"吗? 这符合"本能"吗? 不! 我们这里不会来探讨他需要怎么做(这样的探讨太抬举他了),而是要来明确他在当时的条件下会如何做?
真正的本能,是他在逃跑的同时拉上身边一两个前排的学生一起跑! 一个教室30-40个学生,要他全照顾过来,确实也太为难我们的范教员啦,这不是我们范教员的任务,这是共产党员的职责,远的鞭长莫及,但顺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拉一两个总是没问题的吧,你范美忠一个成年男性还没到连女性都不如的手无缚鸡之力吧!

因此这才叫本能! 这才符合人性!! 而范美忠什么都不管的撒腿就跑是很难与人性扯上什么关系的,甚至是极为"反人性的"

这次大地震确实让我们培受教育(笔者则是在思想上倍受证实)因为我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集体主义的温暖,感受着这个政府成立之初所建立起来的一整套战备动员体系是多么伟大与正确,同时我们更看到了平时看不到的情况:

一位老太太被在压在废墟之下,两条他养育多年的狗,在危难面前,居然镇定异常,绝不离开,一直守到救援队到达,这简直难以相信(但这确是事实),如果按照范美忠的说法,是不是在本能的驱动下要逃跑了?
狗的本能告诉它,它不能跑,原因是他的主人在废墟下(我们的法律与道德可没有判定狗在这种时候需要留下)

"美忠"现真身
因此范美忠先生与他的支持群体们的"本能逃跑说"连在动物界都拒绝承认!
所以范美忠先生与他的支持群体们产生这种"逃跑冲动"根本与人性无关!本能无关!道德甚至于阶级感情更谈不上,这是在某名校的长期培育下的"逃跑是人的基本人权"的这种理想行为的一种"正确"性表达和倾情演绎!真正地实践了一回!平时大概只在舞文弄墨间的黑字白纸与我们实际行为看似毫不相关的抽象的东西,如今被这个特大的照妖镜,通过范美忠先生这个媒介被照射地很彻底而已!

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些知识精英要跳起来了,为什么支持者群体中知识精英们占据着主导地位(微笑)因为范美忠这面旗帜倒下了,就是中国30年精英教育倒了(他们白干了),因此范美忠不能倒,而且必须用连美国都不认同的"普世价值"来包装后,让他重新站出来!!(微笑)


范教员的行为是否能用法律来规范?
替范教员辩护的人是很有水平的,他们的水平高就高在他们把某些问题单一化,抽象化了

比如:他们把"郭范之争"简单化为“法律”与“道德”之争,你就是再有道德,但他可以为我们的范教员披上法律的"免死金牌" 我可以不高尚,但我不犯法-----这就是精英们诡辩的伎俩(他们一向如此),因为法律没有规定教师应该需要在那种时刻去拯救生命,但笔者可以告诉这些人,就是有法律也没用!想听听吗?好!

法律永远不可能阻止范教员当时的逃跑行为
在这种具有毁灭性质的,程度不亚于核弹攻击的大地震下的法律已根本无法起到作用,法律是一种强制的手段,本身只对事后的行为进行纠偏与惩罚,而面对灾害带来的是生与死的恐惧,法律的惩罚又算得了什么,灾难在破坏社会秩序的同时,顺便连在正常社会中运转的法律基础也破坏贻尽了,在灾难面前能够约束人们行为的不是法律,也可以说不完全是道德,而是阶级感情,因为阶级感情和道德的基础与准绳不是靠强制的惩罚来维持的
因此 看完了上述两点,各位观众你们就应该可以明白为什么范教员的行为是不能用道德来评价(阶级感情更谈不上)的原因所在了,而他在那种条件下的行为更是法律无法来阻止的

究竟是哪种行为更尊重生命
胡教授在前面的那件文章中就提到了唐山大地震,并进行了比较! 唐山大地震的具体情况是否像胡教授说的那样低级,这一点笔者有时间会再写一篇文章来对大家讲清楚

但这里我们也要来讲一个发生76年唐山大地震时的一个真实的事件-------开滦煤矿吕家坨矿困在井下一千多职工零伤亡脱险的过程
---------
开滦煤矿吕家坨矿困在井下一千多职工在革委会副主任（副矿长）贾邦友的带领下从采面撤到大巷，从大巷撤到井口，在撼人心魄的余震中走了十几里路了

这一千多人中,有一百多名机关干部,有兄弟单位的打井队,有参加大会战的洗煤厂工人,有下井不足半个月的新工人,竟然还有四十几名女同志！

吕家坨矿的风井是竖井,竖井的梯子间是矿工生还的惟一通道,几百米深的竖井,铁梯子只能容一个人往上攀登。

伟大的开滦矿工用他们高尚的人格重现了一幅丝毫不亚于《泰坦尼克号》的悲壮场景,一束束矿灯光柱射向井口.这里没有拥挤也没有嘈杂更没有擅自逃跑,只有贾邦友镇定自若的指挥

女同志先上！

新工人上!

老工人上！
一个人出去了,再上一个,因为被震过后的铁梯无法承受多人的重量

最后是干部,这是一群真正受人尊敬的领导者 他们很清楚 井内平时就淋水不断,铁梯在潮湿中很容易腐蚀,在余震中随时可以被破坏,每晚一分钟,逃生的机会可能就会降低一分.他们也清楚,妇女们在惊慌中走了十几里路,体力到了极限,攀爬速度很慢,但是他们坚持到了最后,在这个地方没有人宣布人权,没有人在认为"我有权如何如何" 更没有人在像现在这样大谈特谈"自已逃命是基本权利" 因为通道只有一个!

都学范跑跑,谁都跑不掉
可以想像如果在这里出现我们的范教员,那会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大家都去拼命抢铁梯,丰涌而上,相互踩踏中,力大的鱼贯而上,那被震过后的铁梯肯定还没人上到出口就倒了,最后一个都出不去! 本来能够生存的都死了-------这难道就是真正的尊重生命?

看到这里肯定会有人来说话了:那是因为侥幸,时间充裕,如果房屋马上塌了,落在后边的就得死!

看! 说得多有理啊,这就是中国 事后诸葛亮 的典型,这些在名校出来的大学生们,其它没学到,这种辩才是学到了 所以毛泽东同志说过:"学问再多,方向不对,总归无用"----------真是非常非常深刻

可他们今天遇到对手了,笔者这里就来回答他们
首先这里要理清一个问题
那就是地震发生时,人们为什么会选择逃生? 这就首先意味着在逃生人们的心中的假设肯定是:既不是房不会塌!也不是房马上要塌!而是房在一段时间内要塌! 否则你还逃什么.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范教员的另一论点是要破产的,那就是他认为的中国的房子都是危房,马上要塌的,所以要跑!而在美国就不会跑! ------都马上要塌了,你还跑什么,找个死角蹲着吧!

因此既然逃生的人是按照"房在一段时间内要塌!"的情况来处理的,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地利用这段有限时间尽可能多地拯救生命

无情的事实规律是:在逃生时间有限的前提下,越人人自顾自的夺路而逃,就越容易乱作一团,最后谁也跑不掉,逃生的机率很低,最后的结果肯定是少数人逃生,多数人牺牲
而只有冷静地指挥惊慌失措的人们实行有序逃生,才会让更多人的获救,伤亡率反而会降到最低,而要实行这种逃生方式,就需要有人能够毫无畏惧,挺身而出站出来(这是一种牺牲)的同时,还需要被指挥的人们要抛弃"个人逃命第一"压倒一切 这种落后观念(这也是一种牺牲)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那位毫无畏惧,挺身而出的人士由于必定是最后逃生之人,因此他的牺牲指数是最高的,但是上述两种牺牲所换得的却是总体伤亡最小的多数人能够逃生的结果
我们对这种观念其实一点都不陌生,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就历来主张:只有少数人敢为为多数人牺牲，甘愿牺牲，才能换来多数人的生存
这是血的教训,血写的遗产,中国人民是经流血牺牲才总结出来的,由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原则,要远比那些在学术机构中拍头袋的先生来得更加正确! 支持范教员的精英们只会从个人的角度看问题,只会从个人的意原与利益中想问题,但从来也不原意来看一看群体性人们的行为特征是如何的,他的客观规律是怎么的?

精英们曾经大骂毛泽东同志,从过去一直骂到现在,并可以肯定地是继续会骂向未来,他们认为毛泽东同志提倡的这种牺牲是"不尊重生命",好像他们很尊重生命----其实他们的这种拯救少数人,牺牲多数人的行为才是真正的不尊重生命,他们的这种"尊重生命"其实是让别人牺牲,让自已逃跑-----以前还点羞羞答答,现在借范教员索性连这层最后的遮羞布都不要了,要让范的这种行为,系统化,合法化,正义化 "宁可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如此地心狠手辣 还有什么脸来讲"人权""人性".....

现在中国人民又再次流血,牺牲! 并在牺牲中再次领悟到了团结的重要性,集体主义的伟大实际意义,要说尊重生命,这才是真正的尊重生命
不管是任何中国人,在自然面前,死是一种必然,但中国的精神文明却可以通过种族的延续与文化的传承来得到不朽

这种精神就是集体主义精神,这种制度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这种状态就是战备动员状态.....

我们希望这种精神元素可以在流血牺牲之后回归,如果哪一天灾难再一次降临中国,到那时中国的民众们是出现大量的范跑跑,一盘散沙,各自为逃,还是全民族团结起来共赴时艰,同对危难,这都需要我们来选择,现在你们选择吧! 可以肯定的是你们的选择将会决定中国未来的命运

范教员在逃跑后,为自已"证明"的发言是否能用诚实来定义

有一点笔者可以很确定范教员在逃跑后,为自已证明的一切发言根本不能用诚实来定义,用诚实来定义范教员的这种行为,是对诚实的一种褒渎
现在有部分高明人士在为范教员为自已的辩护中,认为是他诚实的表现,其实就是反证反对者们不诚实很虚伪,这根本就是毫无根据可言

一个人如果产生了像范教员那样的逃跑行为,这只能表明他的大脑在接受了错误教育后,所产生的一种大脑指挥行动的"理性"反应,事后如果这些人保持沉默,这只能说明,这些人自已也为曾经的逃跑行动感到可耻,也就是说是一念之差导致行为过火,他们羞于启齿,并可以肯定他们曾经的逃跑行动不会被社会认同,原因就在于他们事后本身也不认同自已曾经的行为,是一忏悔的表示,这完全与虚伪搭不上边

而现在范教员不仅做了,还居然言词凿凿地大讲特讲--逃跑有理论,这是一种对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公然挑衅
前段时间我们中国人非常愤恨CNN丑化中国人行为,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再愤恨了,原因是中国人范美忠先生用这种诡辩的行动玩了一场堡垒从内部攻破的把戏.
看来前段时间对CNN抗议并要求他道歉的中国人确实够"傻"的 CNN没有能够把屎盆扣到我们中国人头上,没想到让范美忠先生给扣上了,并且扣上之后还要去赞美与欣赏这头上的一头秽污散发着无比芬芳的迷人香气.....

CNN虽然丑化中国,但他也没突破底线,他只是丑化中国人不文明,而没有丑化文明本身,这就是CNN的底线,他再怎么造谣,再怎么中伤中国人的感情,他至少也知道他必须要站在文明的高度来造谣,底线是绝不能被破的,否则CNN将失去道德高义与指责的本钱

而当他范教员将逃跑理由说出口第一瞬间,这就标志着,他本人的最后底线被突破了,从此这位范教员心中再也没有任何标杆与任何正义-----在他心中,他就是法,他就是道
我们范教员敢公认突破底线而且有恃无恐,原因就在于有人欣赏!
当范教员突破底线后被人欣赏的同时,中国文明的底线也被突破了

汉奸本来属于无耻之首,但自从有了范教员,他们似乎就排不上首位了
当年抗战中中国的汉奸成千上万,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欣赏汉奸,没有一个人炫耀汉奸,所以我们的汉奸们都声称曲线救国,无人敢像范教员一样公然喊出个人生命至高无上,这就是为什么在当今中国,汪精卫会被翻案的原因所在,因为汪精卫确实能理解他们更加懂得个人生命至高无上的深刻含义
但即使这样汪精卫还是不敢公认喊出投降主义的"正确理由",原来的那些汉奸们他们还有所畏惧! 他们畏惧什么? 畏惧的就是底线,这是人类文明的行为底线,这是一个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没有突破过的行为底线,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来没有突破过的行为底线,就像秦桧他要卖国,就一定会被事后清算并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可是今天它在中国被突破了,在全世界55亿人的众目睽睽之下被突破了,虽然西方人天天用什么"普世价值"成天时不时得来忽悠一下那些不明所以的中国人,但他们也不敢突破这条行为准则,相反像好莱坞的电影里还在拼了命地为这条人类行为的最后防线添砖加瓦

而今天中国人范教员之流做到了,他不是一个人做到的,是由一群支持范教员的人一起做到的

看看这个这里的某位网友的思想是很有意思的
比如:那位高呼
-------
在中国,喜欢宣扬伪大道德的人,一般的都是下流胚....

笔者看了是又好气又好笑
中国进入灾区救援的10余万官兵,就是喊着你所说的"伪大道"的口号进去的,按照你的定义他们用实际行动向人们展示了他们的"下流本色"对吧?
你如果说"有些",那也就算了,你居然说是一般,那问题大了
笔者还可以告诉你,看一个人,一群人,一个团队宣传的意识是否虚伪是看他的行动而不是口号!

在你的文章中我随便看看,就到处是破绽,比如你提到鲁迅,又讲到了脊梁
笔者可以告诉你,鲁迅从来没有在文中说出他就代表脊梁,到是鲁迅在讽刺那些走狗文人们他不配成为中国人的脊梁,满足鲁迅先生中国脊梁的标准的是心急火燎进入灾区不分日夜地拯救同胞的解放军部队,各职业救护者们,还是你认为的危急时刻撒腿就跑的"范英雄"?
看来这个简单的问题还需要这位高明人士自已来回答

你文章最后认为范美忠先生想当英雄? 看来你这位人士是要去捧场了,那笔者也可以明确地告诉你---除非像笔者这样的80的一代人都死光,死绝了,否则只要一个人存在,你的想法就办不到!!

"郭范之争" 最后在辩论中都突破了底线,郭松民突破了电视台的底线(拍案而起) 范美忠突破了人类文明的底线,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郭范之争的当事人自已可能都没想到他们的这场辩论已经打开了这个民族发展史上的关键魔盒----郭松民的极端愤怒失控与范美忠的极端无耻堕落 分别代表这个民族两大文化力量政治力量意识形态的极点
当朴实的郭松民用道德与阶级感情去纠正对方同时,他确实是忽略了他的对象连人性都不要了的这样一个事实,他的拍案而起预示地不是他的倒下!而是真正的文化价值争夺的开始,这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在这条战线上,有网特,有间谍,有不明所以的中国人,有明白想要来场颜色革命的精英政客...越来越多的有学识的知识劳动者们早已在这条战场上,为了"国本"进行着殊死搏斗,笔者一向游离事件之外的,现在如果他范教员仍然一意孤行,那么就有我们来拉开这场中国文化,文明未来之战的序幕吧!

-------------旧物
2008-7-4

2lOGC2 I am need to price

放屁

各位猪头、猪友，公猪们、母猪们，大家好！

我是四川彭州龙门山镇团山村12组万兴明家一头在被埋废墟36天后生还的猪。《成都商报》2008年6月22日报道我获救的消息刊登之后，我便有幸成了一头名猪，被人们誉为“朱坚强”。

今天我非常有幸能给大家作报告，主题只有一个，就是说：跑还是不跑。

当初，大地震到来一刹那间，我本想跑出猪圈，无奈苟日的地震来得过于猛烈，不容我跑出猪圈，便将我一头掩埋在木板阁楼和地面之间留下半米高的夹缝中。当时，我就很傻很绝望，天哪！这下俺老猪就是想跑都没门了。怎么办？好在我记得人间有个名人说过，“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如此一来，我便决定说啥也不当什么“忠臣”、“烈女”的，更没想到要成为什么“朱坚强”！因为谁都知道，活着才有希望，活着才有目标，遭遇如此大的地震，我之所以还能暂时活着，不正是大自然给我的恩赐吗？我有什么理由不珍重自己的生命，能跑则跑、能逃则逃呢？

有地震有会牺牲，死猪的事是难免发生的。接下来的日子，我自然是天当帐、地当床、雨当粮，36个日日夜夜日复一日地苦苦地活着。因为我只有选择跑出去活着的权利，而没有躺在这儿作无谓牺牲的义务，这或许在许许多多的猪头脑子里，可能是最没有牺牲精神及高尚道德价值的行为。前不久，猫眼看人有篇文章说(当然，是主人坐在电脑上边看边读，被我偷偷记下来的)：你表扬一个太监守贞操，就像在我们的时代你表扬一个下岗工人勤俭节约，农民衣着朴素一样没有意义。只有当我们可以依照自己的良心选择并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时，我们的“牺牲”才是有价值的。一件我们完全不能把握的事件，在道德上就既没有机会获得好评，也没有机会招致恶损。所以，我得千方百计活着。

当然，或许有人会说，你可以逃过地震,但逃不过主人的屠刀，不错，这就是咱们做猪的命运，说到底，是到头来都免不了死路一条。这里，我跟大伙讲个轶事：有一天，我陪主人在看一个电视剧叫《明成皇后》，其中说到明成皇后所生的儿子，睾丸因疾不能生育，皇后怕“难为情”，于是便明令诊断的太医：“说实话也是死，说谎话将来也是死”，太医当然只想“将来也是死”，于是只好说“现在断定皇子是否不能生育还为时过早”。对我来讲，死在地震下是早死，而死在屠刀下是晚死，晚死当然比早死有意义，那些一天到晚鼓动我等流血流汗乃至早死(当然是以牺牲的名义)的猪，且不说它们是不是别有用心，起码也是置我等的猪权于不顾，即便是它们的高调门震天价响。

我被救后，有人责备我贪生怕死，这话对极了，一头猪，如果它连自己的生命都视如草芥，你还能指望它善待同类吗？ 生命对每头猪来说，原本都是平等的，凭什么我的命就该贱、就该死？所以，我希望我们所有的猪都来珍惜自己的生命，唯有如此，才能有机会有能力对危及自己的生命乃至生活的行为有所警觉、有所制约、有所抗拒。否则，你只有早日成为屠夫刀下鬼乃至道德家数落的份儿。各位想想，我做猪我容易吗？吃的是残饭剩菜，住的是“豆腐渣”猪舍，好不容易长大点肥点儿，就要成为人们盘中餐，嘴中肉。今天，我活了，尽管我为此花掉了瘦身达200多斤的代价，但我还是认为自己是值得的，在这里，我要感谢抢救我生命的人们，是他们延续了我的“跑”，给了我希望，至于我该自责的是，是我没有能力救出其它一只猪。这是由于，我不是人，铁定胜不了天的，至于所谓“人定胜天”，也只是人坐美国飞行器上火星才能讲得出来的话。

有的猪虽然死了，其实还活着，因为他的死实属意外；有的猪虽然活着，其实已经死了，因为它的大脑还被其它的猪屁股指挥着。究其实，越是想借意外活着的猪，越是隐藏着一个肮脏的灵魂；越是想用屁股指挥大脑的猪，越是可以看出这个猪界的没落和腥臊。跑还是不跑，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只有在猪头猪脑、猪道猪德成灾的地方，才会成为一个煞有介事的话题。

最后，我只想用一句话结束我的发言：跑是硬道理，摸着石头过河，其实也是跑，假如我们每一头猪假如都能无拘无束地行使自己跑的权利，这个猪界才会真的更美好。

谢谢大家！

自贡三年：孤独绝望中的呐喊

　　理想主义者一开始往往是天真的，自己意识到了一些问题，接受了一些新的观念和思想，就想当然地认为别人也能够理解和接受。这样的天真注定了我要碰得头破血流。我一九九七大学毕业之后主动选择了到自贡蜀光中学教高中历史。在上近现代史的过程中，我力图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政治以及国民性进行系统的反思；我还就教科书中对某些历史事件的遮蔽进行揭示，就教科书评价历史时的简单化和意识形态化进行纠偏，比如关于抗日关于反右关于文革；同时我还在课堂上鼓吹三权分立，鼓吹新闻自由；我还试图唤醒学生追求生命价值的意识和个体权利意识。

　　但我显然对中国的学校环境以及整个社会的封闭保守和功利冷漠都估计不足！我惊世骇俗的各种言论很快就通过学生的嘴传到了家长那里，传到了同事和学校领导那里，校长多次给我打招呼，要我遵循党的教育方针，威胁要停我的课！人们以看待疯子的眼光看待我，把我视为迂腐的怪人狂人！一个同事说：“你不适合在中国生存，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当然，别人如何看待我是无关紧要的，不被理解本身就是所有先驱者共同的命运。但这种不理解和嘲弄也说明了我面对的环境是如何的恶劣。没有人理解和支持，我一个人能改变得了什么呢？校长同事观念的极度僵化保守和应试氛围的极端疯狂都让我感到如置身荒原，孤独而声嘶力竭的呐喊无人回应，我猛烈地以头撞墙，却被无形的墙反弹回来，我精疲力竭却似乎什么也改变不了！一年之后，我的血开始逐渐冷却下来，我的内心极度的分裂焦灼和痛苦，难道我就要这样过一辈子而对现实完全无能为力？经常，我一个人深夜徘徊在自贡清冷无人的大街上，不知道路在何方？

　　为了思考问题所在，探询生命、教育和政治社会的出路，压抑绝望中我继续通过阅读寻找精神资源。这个时期我没有上网，因此错过了早一些在网络上寻找到同道的机会。在这样的环境下，我读到了余杰摩罗的书，虽然没有获得什么思想的启迪，却产生了吾道不孤的感觉；这个时候也看到了何清裢的《现代化的陷阱》，朱学勤的《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终于有人在真实地描述我们身边的现实了！但此一时期，陪伴我孤独心灵给我力量的更多的是鲁迅的著作。无论是狂人的发疯体验还是先驱者的孤独体验，以及对麻木的庸众的体验，还是生命的虚无黑暗体验，我都在鲁迅那里寻找到了共鸣。而鲁迅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瞒和骗”的揭示和批判，尤其得到了我深深的认同。因此，在我的教育理念中，真实，真诚，真理，自由，独立，批判这些词语就成了关键词。这三年对我来说不啻于是三年生命的熬炼或者说灵魂的炼狱！借用鲁迅的话说，我终于知道自己并非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当理想遭遇现实，当从书斋走向社会，天真的幻想很快就会破灭，世界永远不会像想象的那么简单！坚持，奋起还是消沉？继续追求理想还是融入功利性追求的世俗生活？适应环境，改变环境还是寻找理想环境？适应非我所愿，改变非我所能，因此在自贡教书三年之后，我选择了逃离压抑的环境去寻找理想的环境！到中国媒体的天堂广州去！也许我能以另外一种方式实现自己的价值！

　　媒体生涯：真实自由是一个梦

　　我这人总是不满足于简单的物质生存。总是希望自己做的事情有那么一点超越于肉体生存之上的意义。就我本人而言，干不了教育，新闻媒体是另一个选择。我不喜欢市民报纸而喜欢《南方周末》那样的媒体，通过媒体揭示社会的真相，批判政治和社会现实，引领观念变革，推动社会前进。但以我当时的经历和人脉来说，我没有机会进入那样的媒体。体育也是我的爱好，在大学同学，当时的《南风窗》新闻部主任翁宝的推荐下，我到了当时刚创办的《南方体育》实习，但因为与南体编辑群的个性差别太大了，短短一个月的实习之后我就走了，也曾在2000年欧洲杯期间到这次首先报道我的文章引起争议的《新快报》体育部实习，但也没有留下来。其实我同学所在的《南风窗》就有机会，但我还是觉得《南风窗》的尺度太紧了，看着还远不够痛快。就是这样我还听同学说，他们经常受到有关方面的批评。我一想，你们《南风窗》那样不痛不痒的批评，骂捧结合的格调，我连看都提不起兴趣，做起来更不会有劲！在当今中国，真实自由的媒体工作也许本就是个天真的乌托邦梦想。这一番近距离的对中国最自由和最有批判精神的媒体的了解对我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当我在自贡的中学教书并感到压抑绝望时候，我憧憬着自由而充满活力的南国城市广州。当我真的接触了广州媒体的时候，绝不妥协的性格使我连这样的媒体也无法接受。我实现梦想的地方在哪里啊？这次是彻底绝望了！我又想回到中学教书。从孩子开始吧，成年人已经总体上完蛋了！于是我又到了私立广州华美外国语学校教书。

　　再次回到讲台我吸取了在自贡教书的教训，一开始还是比较克制，但我不是一个具有内心分裂能力的人。在我没有意识到中学教育中学文科教材的荒谬性的时候，我能够考上北大，而一旦我不再相信那些骗人的东西，我就无法再做教材的传声筒，我只能按照我通过阅读了解到的历史事实以及领悟到的思想以及自己独立思考的心得体会来引导学生思考和面对真实。因此，我的克制只能是有限度的，也只能是短时间的。在课堂上讲着讲着，我就会自由发挥起来！要我克制自由思考和言说的欲望以及追求真理的渴望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追求真理本就是人的天性，只是我们的教育长期被工具化和意识形态化，这使得它早已遗忘何为对真理的追求和批判精神了。在总体思想封闭的背景下，我这样异端的思想言论是注定要引起轰动的。很快学生家长就从学生那里了解到了我的反动，他们打电话到学校领导那里去告状，中学部校长赶紧来听我的课，我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何况，就算意识到什么我也不会在意，照样按照我的个性自由地上课，在课堂上我对邓小平和蒋经国进行了比较，肯定了蒋经国，校长一听吓坏了，这还了得，敢批评我们伟大亲爱的小平同志？他赶紧去跟老板汇报，马上决定停了我当天的后面两堂课。我曾把中国教育的希望寄托在私立学校身上，因为我觉得他们有不受体制束缚的自由，有充分的自主权，就如私营企业一般，应该充满活力和创造精神。但现实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公立学校确实体制僵化，封闭保守，不思进取，但在现有体制下，公立学校要开除一个人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而且公立学校不怕关门，私立学校却最畏惧这个，如果他们不果断把我这个反动分子赶走，国家某部门完全可以威胁关了私立学校，这样他们的所有投资都会付诸东流，于是他们更加不敢不能容忍异端。我的第一次教书生涯将近三年时间，而这次只有二十一天！没有政治自由，没有多元化的空间，私立学校的出现对改变中国教育僵化封闭的现状几乎毫无意义。

　　这个时候我还能到哪里去呢？我终于谋求到一个可以接受的媒体工作，就是广州日报大洋网足球频道做网络编辑工作。这个工作待遇一般，不需要什么创造力，但中国媒体其实也不是完全不自由，至少在体育和娱乐两个领域实现了。你想批评足协领导、教练还是球员肯定都是没有问题的，因此我无须内心分裂，当然，也没有什么价值感。而我自己是狂热的足球迷，所以对这个工作还是有一定兴趣的。这样混日子混了两年，拷贝粘贴的工作是典型的没有技术含量的简单体力劳动，不需要任何创造性。这样的工作对我这种追求意义又喜欢创造性工作的人来说，时间长了显然也是难以忍受的。

　　理想的中学和媒体环境都没有，我又能到哪里去呢？与自贡教书时候一样，我内心感到无比焦灼和绝望，依然常常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徘徊，路在何方？这个时候我又产生了到大学做学问教书的念头，大学总比中学自由一些吧？做学问毕竟还是我曾经的梦想吧？但是，没有哪个大学会要我这个毫无名气的本科生，要进大学我必须读研读博！但当英语准备好了之后，政治书却让我愤怒地下了决心，我他妈一辈子也不考这狗屁研究生了！

　　经过朋友的介绍，我来到了位于北京昌平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属的《中国经济时报》理论版做实习编辑。一方面我对经济不是很感兴趣，另一方面我约的秦晖萧雪慧等人的稿件都很难发得出去，这个编辑还是做得很郁闷很憋气。这个时候我在网络上认识的朋友，杭州外国语学校语文教师郭初阳介绍我到杭外去教书，是教语文！听说杭外很自由，听说他们校长很宽容，听说杭外的老师学生都很好，而与教历史相比，教语文显然可以更多地回避政治问题。我可以只关心审美，从而不用痛苦地精神分裂！杭外让我记忆深刻，我喜欢那里的教师群体，我喜欢那里天赋不错而且求知欲很强的学生，我喜欢这个学校宽松的氛围。但是由于我在指导文学社办阅读刊物的过程中让学生在刊物上介绍了李慎之，朱学勤，奥威尔，王实味和林昭等人物，有些老师看了之后大惊大怒：这还了得，太反动了！于是又是到学校领导那里去告状！再加上主管教学的副校长石世昌本来就看不惯我，这次我又没能在这个学校呆下来，失去了这么好的一个实现教育理想的环境，我的内心充满遗憾！这次事件给我的一个教训是：我太锋芒毕露，太操之过急了！真是性格决定命运！我更适合做猛打猛冲的闯将，却不适合做一个妥协中的坚持者！

　　这次事件之后我又回到了广州，企图继续谋求媒体的工作。无论如何，我都在这两个我自己认为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圈子里转来转去。我甚至怀疑这是我的宿命，是上天的有意安排！否则为什么离了这两类工作我做别的什么都觉得毫无价值，没有意思呢？那么多人经商不也是很愉快吗？经过朋友的介绍，我有机会到《羊城晚报&#8226；理论版》工作，一起吃晚饭的时候，我问理论版负责人张子秋女士：你们的自由度有多大啊？她说：“我转载一篇《人民日报&#8226；理论版》的文章，也被值班副总编和谐掉了，理由是为报社五千员工的饭碗着想！”我一听，这样的自由度，还做个屁的新闻？于是宁愿饿饭宁愿接受朋友资助我也坚决不接受这个工作了。

　　中学教育：我心中永远的情结

　　这样大半个中国倒腾了一圈，这次我真觉得自己彻底走投无路了！绝望透顶了！我颓废得连跟家人都不电话联系了！以至他们都以为我自杀了！我真的想过自杀吗？没有，反抗绝望，这是鲁迅给我的精神支撑！我这个人生命能量和意志力都很强，不会轻易放弃和认输！这时我突然想起成都的一个教育杂志《教师之友》以及它的执行主编李玉龙，这是一个采访过秦晖的教育杂志，李是一个很有理想的教育媒体人！如果不能在学校教书，通过媒体来团聚一些在现实生活中孤独的有教育和社会理想的教师也不错啊！能够借这个平台传播一些思想和新的教育理念也是很有价值的事情啊！做这个杂志甚至结合了我的教育理想和媒体理想！在做《教师之友》的过程中，我对教育开始有了系统深入的思考，并广泛深入地了解了中国的教育现实，结识了不少有理想有思想的中小学老师，我们还举办了不少活动来传播新的教育理念。做这样扎实具体琐碎的事情对我的阅读和学术追求还是有很大影响的，但改变中国教育的价值之大也是毋庸置疑，因此我无怨无悔！

　　但是中国的现实永远是无情的。《教师之友》杂志社隶属于四川教育出版社，因为出版社与某教育机构的一场交易，杂志被某机构拿过去并改名。《教师之友》杂志成了消失的记忆留在那些曾被它点燃过激动过的教师读者心中！一年多的《教师之友》编辑生涯也是我生命中无法磨灭的美好回忆！这是最接近我理想的一次工作经历！

　　我又失业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我读书，看碟，然后颓废！我施展才华和实现理想的地方在哪里？

　　2005年下学期，通过朋友李镇西老师的推荐，我受聘到都江验光亚学校任IB语文教师，IB是一个来自英国的大学预科课程。在到光亚学校之前，我根本不知IB为何物？在拿到它的教学大纲之后，我感到耳目一新，IB母语课程没有统一编定的教材，却提供了一个庞大的书目来供我根据自己的爱好特长以及学生的具体状况来进行选择；它的教学方式非常灵活，强调启发学生的思维和发挥学生创造性以及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它的考试方式非常独特，让学生写论文，写文学评论，还进行口头考试！我可以自由地实践我的教育理念追寻我的教育理想！在这三年间，光亚学校校长卿光亚先生给了我无条件的信任和支持，给了我最大的自由度！虽然在某某部门的压力下，卿校长不得不辞退我，我又一次失去了一个实现教育理想的空间！但无论如何，对卿校长给予我的理解支持和包容，我都永远心怀感激！

　　我做一个工作从未超过三年，本来这次可能打破这一个人记录。但因为5&#8226；12地震的发生，因为我第一个跑到操场，因为我发在闲闲书话里的那篇《那一刻地动山摇》的文章，我又将失去工作了。同样来自后极权国家的哈维尔和索尔仁尼琴都说：“后极权主义社会的政权不过靠暴力和谎言来维护统治，因此对付它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说出真实，哪怕丢掉工作也要说出真实！”这是我虔诚信奉的思想，我也坚决实践了它，并因为说出真实而多次丢掉工作！为了心中自由的理想，我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

　　人生充满偶然，这种偶然性正是我所迷恋的，如果人生的路程都按部就班，是早就设定好的不可更改的程序，那么人生将因缺少意外而变得非常没有意思。因为这次事件，我的教书生涯或者永远地结束了，但我的学术生涯将重新开始，思想的开拓将更加勇猛坚决锐利！我将系统地思考中国文化，社会，政治以及教育等各方面的问题，将通过自己的言论来影响中国社会的进程，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并从而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

提起北大，我的感情很复杂。除了当初引起争议的一篇《点评北大历史系诸先生》，我没有再就北大说什么。其实刚进北大，我就如刘姥姥进大观园一般，觉得眼花缭乱，傻了！本科的课基本是博导来给我们上，虽然以我现在的眼光来看，他们的思想和学识够糟糕，但肯定比我的高中历史老师强得多，至少他们不给标准答案了。但这些都不是那么重要，北大现在的老师中已经没有几个坚守知识分子良知，追求超越价值以及纯粹而执著地守护精神圣火的了，要那样的老师，回到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找去吧！现在的北大之价值不在于它有多少优秀的教师，而在于它的校园文化氛围，具体的来说，就是由每天的各种讲座各种文化社团以及喜爱阅读普遍好学的学生活跃起来的校园文化氛围！最初两年，我不断地穿梭出入于各种讲座，并且省吃俭用购买了大量的各个方面的人文思想类书籍。当然，你不要指望这个时候在北大的课堂和讲座上还有老师能发出异端的声音，能成为你的思想启蒙导师。要知道，九十年代初无论是北大还是整个中国思想界都是方经大难，处在万马齐喑的状态。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这个时候真正有思想有血性的大学老师要么流落江湖，要么被赶到国外，要么被抓进了监狱。既然如此，有对我耳提面命直接影响过我的大学老师或者说思想导师吗？没有，肯定没有！那么我又如何在黑暗中沐浴到启蒙的光辉并逐渐在蒙昧中开始痛苦地觉醒呢？

　　促使我觉醒的因素主要有两个。首先是精神分裂的痛苦促使我开始思索。那时候我的一些同学纷纷争取入党，他们在为以后进入政府机关谋求更好的前途做准备，看着他们如此有抱负如此热衷于自己的权途，我为自己的不思进取感到惭愧，我也萌生了当大官挣大钱衣锦还乡的理想。但我这人有个很大的毛病，就是太过诚实，不善作伪！我从来不习惯于说违心的话，于是参加起党校学习班来无比痛苦，入党申请书写得无比艰难，这个时候我开始痛恨自己的诚实，成大事业者不拘小节啊！你连这点厚黑功夫都没有，怎么在这个社会上混啊？我对那种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却面不改色的同学佩服得五体投地。同时我开始感到怀疑，为什么我要在这个社会这个体制下生存得好就必须把自己变得虚伪？必须说假话必须不诚实？必须要首先泯灭自己的良心把自己变得更坏？到底是我们国家的体制，文化和国民性都出了问题还是我有问题？或者都有问题？这种无法忍受的精神分裂促使我在痛苦中开始了思索。

　　另一个思考的起点是文化大革命。我是历史系的，而且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结。但现实却总是让我骄傲的民族感情和爱国主义热情受到挫伤。比如初中的时候开始学数理化，我却发现自然科学中的定理公理发现几乎全是欧洲人弄出来的，为什么就没有中国科学家的贡献呢？中国这么牛，为什么却这么穷为什么武器这么落后呢？尤其让我不能接受的是，我的伟大祖国怎么还能在二十世纪上演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荒唐闹剧呢？对文革的反思让我开始思考中国的历史，文化，政治，中国人的国民性以及共产主义的历史，政治运作和理论逻辑等等。

　　此一时期对我的思想影响最大的人是李泽厚。今天的李泽厚因为没有与时俱进，已经没有太多值得说的了。但我永远要感激他！他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对中国传统中“实用理性”思维的揭示给了我极大启发，让我知道中国文化基因中总的来讲缺乏超越性的价值准则和非功利的纯粹爱智的精神；他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解释模式在我看来至今都没有失效，中国人总的来说不追求个体自由价值的终极意义，而是把它作为手段纳入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中；李泽厚还高扬个体生命的主体性，并一定程度上以个体存在的偶然性来反对决定论，这种观念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个体意识的觉醒。此一时期对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和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阅读让我头脑中长期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经济学开始受到冲击！这两本书也是我最早接触的英美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著作。此一时期不能不提的还有《顾准文集》这本书，我惊讶于一个文革时期的思想者达到的思想深度，我吃惊于他对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以及计划经济的深刻到位的批判！

　　北大四年的觉醒不光是思的觉醒，还有个体存在意识的觉醒，我开始对功利化的人生价值感到不满足，开始感受到存在的孤独，虚无和荒诞，感受到终极意义和神圣价值缺失导致的生命迷途和无家的悲痛。无论是挤入官场追逐权力还是走进商场追逐金钱都不是我内心真正的渴望。因此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强烈地感觉到人生的迷茫和选择人生道路的困惑。我甚至觉得，这些虚无缥缈的痛苦都是我喜欢读书带来的结果。

　　上了大学之后返观中小学所受的教育，我觉得那个时候接受的文科知识基本上都是用来欺骗我们的伪知识，教育的理念也不是打开学生的视野并让他们去自由思考追求真理并获得真正的生存能力，我觉得自己整个青少年时期的美好时光都被浪费得太可惜了，太多的学生在当局的愚民教育中上当受骗了！一方面基于这样的希望后来者不再重复我的悲剧的推己及人的情怀，另一方面这种教育理想的追求也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我追求超越性价值的冲动，因此，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主动选择了到四川自贡蜀光中学教高中历史。

追寻有价值的生存

　　作者：范美忠

　　童年：乌托邦时代的尾声

　　我于1972年出生在中国西部省份四川南部的一个小县城的郊区农村。隆昌这个地方对我来说谈不上什么有益的影响，它没有任何文化传统，仅仅因为交通便利而成为一个商业发达的地方，它的过度商业和世俗跟我的气质格格不入，也极度不利于我的成长。我的父母皆是文盲，家里的墙壁上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毛泽东的画像。我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儿子，上面还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给本就非常贫困的家庭带来了更大的负担。但父母并没有因此而视我为多余的人，反而给了我最多的爱。由于父亲的不负责任，我的母亲用她瘦弱的身躯承担了几乎全部的家庭重担，她给我的爱是我一生中得到的最大的温暖，这样的爱永远沉淀在我的心灵深处，使我在面对黑暗的时候始终不至于整个被黑暗所吞噬。我从小脾气暴躁，性格倔强，内向孤僻，不那么讨人喜欢，以至于我的一些亲戚都认为我恐怕不适合在这个社会生存。但幼小的我也表现出一些在我父亲和一些邻居看来非同寻常的一面。比如我还没上小学就在兄长的影响下学会了看简单的书籍，能做一些加减乘除的计算，达到了小学三年级左右的水平。于是我父亲一直认为我是神童，也许他希望有一天他能为有我这样一个儿子而感到骄傲。其实回过头来看，我不过是数理逻辑智能较一般人为强而已。

　　我一九七九年上小学，我读书的时候小学语文课本上第一课就是毛泽东和华国锋坐在一起的画面，毛对华说：“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

　　这是我出生和童年时期经历的七十年代！毛主席死和文革结束的时候我四岁，没有任何对此一重大事件和对文革的记忆。但我有关于农村公社化和集体所有制的记忆，尤其是这样的制度带来的贫困甚至饥饿留给我刻骨铭心的印象。记得每年过了春节就是荒年，家里煮的稀饭，我怎么捞也无法从其中捞出多少米来。但孩子永远是天塌下来也不关心的，他们不承担家庭的重担。因此，家庭的贫穷和时代的荒谬只是通过它带来的压抑气氛让我感觉到，更多时候，我依然是一种孩子式的无忧无虑。今天孩子的生存竞争从他们刚出生时就开始了。他们从小就得参加钢琴小提琴，绘画奥数等各种培训班。而我没有任何此类的额外负担，田间山野是我的天地，我在毫无作业压力的情况下自由自在地在大自然中长大。我们的玩具基本都是自己制作，我有捉鱼捞虾，听着知了吱吱地叫着夏天的童年！于是后来每次听罗大佑的《童年》，我都会沉入美好而温暖的回忆之中。我或者与伙伴嬉戏，或者一个人独坐自躺在草地上，仰望蓝天白云，静静地沉入自己的内心世界，不着边际地幻想。在这么小的年龄，我的心灵深处就有一股莫名的忧伤，就是我感觉到这个形而下的世界没有我真正想要的东西，我总在渴望和向往着遥远的也许根本就不存在的事物。与其它孩子相比，倔强孤僻，心灵比较敏感丰富，数理逻辑方面的智能有那么一点点出众可能是我独特的地方。

　　我对阅读和现实之外的世界的向往和痴迷是与生俱来的。家里没有任何藏书，哥哥姐姐的教材就成了我的阅读对象，我还阅读了大量的连环画，主要是各个朝代历史演义的连环画，印象最深的童书是《丁丁历险记》。但没有读到多少在今天看来有价值的好书，比如安徒生童话，我都是在大学毕业之后才尝试去阅读。七十年代的童年经历让我保留了对那个集体狂欢的乌托邦时代的一点点记忆，不至于像八零后的孩子那样，仅仅在书上读到关于那个年代的文章，或者听过来人讲起那个时代，仿佛在听遥远的荒诞而神奇的传说。

　　英雄幻想的青春年代

　　从我十岁左右的时候开始，时代明显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的能量得到空前的释放，我从此不再饿肚子了。而在流行文化层面，邓丽君的私人情感叙事代替了集体主义的宏大颂歌，电视连续剧《霍元甲》、《射雕英雄转》让所有人为之疯狂，香港成了某种文化以及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图腾。花衬衫，喇叭裤，长头发，墨镜，尖头皮鞋，三羊牌录音机成了时髦青年的标志。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和反映对越自卫还击战的《高山下的花环》等电影都激起了我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激情。

　　据生于六十年代的人回忆说，八十年代是理想的年代，是诗歌的年代，是精神的年代，是民主自由的宏大叙事的乌托邦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但因为我成长于小县城的郊区农村，年龄又小得多，这样的文化思想的启蒙和追求理想的氛围基本上没有影响到我。我只是在九十年代以后通过各种途径的阅读去回顾和想象性地经历了这样的精神氛围，了解了那些历史事实和他们的思想。这十年对我来说很简单，就是英雄幻想的阶段。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一个同学给了我一本武侠小说《残肢令》，我当天中午就没有回家吃饭，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神奇过瘾好看的小说，它极大地满足了我对超能力的渴望和行侠仗义的英雄幻想，此后我的阅读就进入了十年的武侠时代。由于我在数理逻辑智能方面超过一般学生，由于我好学深思，由于我记忆力惊人，也由于我心思单纯而集中，因此，尽管我上课很少听讲，作业也经常完不成，在学习上下的功夫很少，但在老师同学家长很看重的学习成绩方面，我却总是佼佼者，每次考试都感觉到轻松无比而且总是优胜者！我多余的精力，太多的幻想憧憬和情感热血没有地方安放，于是几乎全部投射到了武侠小说上，幻想自己是行侠仗义的英雄！我走在路上看，躲在树林中看，上课偷着看，躺在床上熬夜看，看完金庸古龙梁羽生温瑞安看陈青云柳残阳卧龙生武林憔子，我几乎看完了整个县城能找到的所有武侠小说，以至于我的一些同学感到吃惊，一个成天看武侠小说的人怎么考上的北大？后来回忆起这十年的阅读经历我懊悔不已，痛不欲生，为什么就没有读到一本对我的精神发育和思想启蒙有价值的好书呢？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好老师或者有思想的朋友将我领进思想和精神的世界多好！不仅如此，我巨大的生命能量在武侠小说中还不能得到完全的释放，因此又买来各种武术杂志自学练习武功，我买所有体育杂志，买所有军事杂志，而对缠绵悱恻的琼瑶类小说根本不屑一顾。此一时期我的老师对我的印象怎么样呢？八九年初中毕业的时候，班主任看着我的毕业照摇头说：“你看你的照片多么木呐啊，你太不机灵圆滑，怎么能讨人喜欢呢，以后混社会难啊！”

　　这个时代的政治状况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腐败。中国官员的普遍腐败并不是今天才开始，八十年代中后期，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单纯而有正义感的我对此难以接受，这种感受和简单的义愤影响了我后来高考时的志愿填报。


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又发言了，在回应范跑跑事件时他说“我们可以不崇高，但是不能允许无耻”，终于把范美忠彻底归于“无耻”之徒。而作为央视的主持人白某则呼应道“我们也不能给无耻提供无耻的场所。”这可以界定为官方对范美忠事件中当事人的定性。这种定性不但否定了范美忠本人，也否定了范美忠事件争论的价值。既是无耻者，还有什么可以争论和探讨的呢？

虽然两人只是简短的三言两语，个中透露的信息却是相当权威和正式的。一个是教育部的代言人，他把范美忠归于“无耻”，实际上是在警告各所学校，首先是在警告光亚学校，看你还敢不敢收留“无耻之徒”，同时也在警示各所学校不要再聘用范美忠做老师。教育部前次虽然否认其曾发文下令取消范美忠的从教资格，现在这么一说，等同于正式解除了范美忠的从教资格：一个无耻之徒怎么还可以做教师呢？把范美忠归于“无耻”一类，实际上就是教育部发出的一条不是行政命令的行政命令，一条非正式的却是不可违逆的命令，是对范美忠事件及范美忠本人的确切定性。教育部只是不便明说：必须将范美忠从教师队伍中清除出去。他很清楚作为教育的最高行政权力机构是不能随便干预所谓法律上规定的学校“用人自主权”的。但他可以借助如此的表态来阻抑学校对范美忠的“自主用人权”。教育部代言人对范美忠身份“无耻”的表态，就是一种无形的行政“判决”和“裁定”。所以，人们有理由相信，最初授意学校取消从教资格和解聘范美忠的幕后推手，就是教育行政权力部门。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教育局和任何一所学校的校长，都不可能敢无中生有假借国家教育部的名义去行事的。除非这个地方教育局和基层校长本来就是个骗子。

然而，稍有理性的人是看得清楚的，为什么教育部死盯住范美忠不放，却对震灾中倒塌的那么多校舍，那么多豆腐渣教育筑物的问题刻意回避。对中国教育存在的那么多弊端和问题，教育部从未像对待范美忠事件这样迅捷地介入和表态过。显然，原因只有一个，范美忠的存在，范美忠的发声发言，范美忠对学生的启蒙教育，实在令行政当局感到担忧和恐惧。说到底就是对于真言的畏惧。要是范美忠继续在讲坛上启蒙年轻的学子学会睁开眼睛看世界，学会独立思考看社会，学会敢于真言历史的真相，学会勇于拷问政治的谎言和遮蔽，学会公民权利的意识自觉，长此下去就会危害传统的臣民社会的意识架构，就会抵消一家之言的灌输教育，那是多么可怕的前景？所以必须要因言废人，不能再让他继续站在学堂上“自由言说，大放厥词”。倒过来看，其实也反证了范美忠一向对中国教育的批判：教育究竟为谁服务。——这是体制之痛，也是体制的禁忌和无奈。


至于央视的主持人说“我们也不能给无耻提供无耻的场所”，似乎释放出了权威舆论管道的某种定性和表态，既隐含着对于前期一些媒体过分热议范美忠事件的间接批评，也给出了“到此为止”的警示：不要再给范美忠提供舆论舞台了，不要再放大热议范美忠事件，因为范美忠是“无耻”的。人们也可以如此解读：今后哪一家主流媒体再去专访范美忠，再为范美忠提供“表演”的舞台，再去热议范美忠事件，这样的媒体也是“无耻”的。这是试图从舆论管道上封杀范美忠事件热议的一个强烈信号。但很可能成为再度热议的一个拐点。

那么，范美忠的“无耻”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仔细阅读过范美忠文论和倾听过范美忠言说的理性国民应该心里明白，大多数一开始称他为“无耻”的网民，多半是因为对其言说断章取义所产生的感觉。而范美忠置个人荣誉于度外，以一种较为夸张的异端的表达方式来阐释他挑战主流价值观、倡导多元价值观的言说行动，恰恰击中了这个社会集体下意识的积习和体制架构的某种痛处，更要命的是，联系范美忠一系列发表于网上的文论式的教育批评，无疑剥开了中国现行教育的本质弊端，也抨击了中国新闻报道和舆论宣传的禁忌所在。这恐怕就是必须要把范美忠置于“无耻”之徒的隐晦原因。对于范美忠在突如其来的大灾跟前先于学生逃生，这个出于本能的跑跑方式实际上早已获得了人们的宽谅。一些人对范美忠难以见容的心态所在，便是范美忠的言说。说穿了，就是范美忠不应该不虚伪，不应该在一元化的高歌猛进的宣传情势下“唱反调”，不应该在当局积极倡导向英雄学习的时候“祭反旗”。这可能就是某些人说范美忠不合时宜的地方。

也许正如范美忠自己所言，从此或者永远结束了从教生涯。但令人欣慰的是，在丢失了心向往之的中学教育的理想饭碗之后，范美忠仍然保持了他曾表示过的那种理想主义者的心态和特性：“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的不媚于群不服于群的品质。在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信仰虚无的今日中国做一个精神的探险者，是相当艰难和不易的。一个缺乏独立信念和人格意志的人是绝对做不到的。然范美忠坚守着古往今来探索真理的先驱者曾经共有的一种精神意志：“我的学术生涯将重新开始，思想的开拓将更加勇猛坚决锐利！我将系统思考中国文化，社会，政治以及教育等各方面的问题，将通过自己的言论来影响中国社会的进程，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并从而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

范美忠注定将是一个孤独的行者，但仅凭如此一人在渐进的舆论开放中获得的些许自由言说，就已经释放出让许多国人的灵魂久久震荡的巨大能量，足以证明精神和思想的作用是无以伦比的。为了防止更多的臣民被其“无耻”的言说“启蒙”为更多的“无耻”之徒，现政只能把范美忠“钉”在“无耻”的行列之中。好在，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所描述过的那个世界正正渐渐退隐，但愿范美忠能够平安地活着。正如一位著名的媒体评论家所说：范美忠事件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真相。范美忠既是自然灾害与人祸夹杂的历史性悲剧中一个个案最真切记录的当事人，是这幕历史性悲剧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也将以他的思想作为成为某种历史趋向的先知和探索者。自然，在世俗的眼中，眼下的范美忠不过是我们时代的孔乙己，也是鲁迅笔下刻划过的另一个特立独行的“过客”。

对人性的关怀是每一个精神追求者无法排解的心结。谨以此文聊表笔者对于汶川大地震中伴生的一个精神灾民的祈祷和祝福，由衷地期愿范美忠这位灵魂的流浪者能够寻觅到最终的精神家园。

据我所知，在地震发生时，确实有老师当场吓得走不动路，说不出话――这时自然谈不上尽保护学生之责了，那么，事过之后，难道你还要把这个老师开除不成？要说这个老师不够资格，那只是不够当将军、不够当抢险队员的资格，不是不够当老师的资格。谁说过教师属于高危职业呢？谁说过当教师必须要具备临危不乱，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还指挥若定的心理素质呢？


有人说，范美忠的事若是发生在美国，一定会被开除。美国加州洛杉矶联合学区紧急服务主任皮尔斯（Bob Spears）说，根据加州法律，所有公职人员（包括教师）都是灾难服务人员。当灾难发生时，教师有疏散学生的职责。不过皮尔斯也说，人在面对灾难时难免会做出一些反射性动作。"虽然我们有地震演习和教育，但当灾难发生时，人们可能因恐惧而作出一些反应，这样的反应是我们无法去强制规定的。"在中国，很多学校和地区不曾进行过地震演习和教育，那里的人们因恐惧而作出反射性动作的可能性想必更大些。需要指出的是，地震带来的伤亡，绝大多数是由于房屋倒塌造成的。因此，对房屋的坚固性越是没有信心的地方，人们的恐惧感必定越强，因恐惧而作出本能反应的可能性越大。


1981年3月30日，新上任的里根总统从华盛顿一家希尔顿饭店出来，正准备上汽车。人群中突然窜出一个刺客，向里根开枪。录像显示，在枪声响起那一霎那，周围的人，包括陪同的官员、军人和警察，全都吓得四处躲避。唯有几个保镖，一个赶快将里根塞进汽车，一个挺身而出，替里根挡子弹，还有一个保镖则扑向刺客。那位替里根挡子弹的保镖自然被视为英雄，不过他却谦虚地把他的行为归功于他受的训练，未必是他特别勇敢。这位保镖当然是很勇敢的，不过他的行为确实也和他受的训练有关――我要补充一句，也和他的先天的心理素质有关。无论如何，在灾祸突发之际的第一反应就能忘我救人，那当然是很了不起的，但也是极其罕见的。至于那些陪同的官员、军人和警察，在枪声响起的一霎那间四处躲避，显然是本能反应。我们不应谴责，也不能仅仅凭这一表现就认定他们是胆小鬼，是自私自利。因为我们不能排除他们在神志清醒的时候做出英勇举动的可能性。
人和人的区别是多方面的，包括先天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后天的生活习惯和训练，远非道德和政治所能涵盖。在突发的危险面前人们表现出来的差异，并非都可以归结为道德的和政治的差异，其中也有很多反映的是不同的心理素质，而不是道德品质，如此等等。如果我们把这些因素也引入对灾难中不同表现的分析和解释，得出的结论就会很不相同了。唯道德论和唯政治论、唯阶级论都否认人的复杂性，很容易滑向以理杀人。论者不得不慎。

胡老师，
你的与汶川地震相关的三篇文章好像与中宣部地震新闻宣传口径很一致，
是否又回到了当初非常相信毛泽东号召的境界了。

过路人

请教⒈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改制是否可以与国有企业一样享受政府的政策？因为计划经济年代,集体所有制企业产生的利润也同样缴纳给国家。并没有享受政府的优惠政策。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是否适用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中国 湖南 湘潭市一集体中型企业副总经理。

以下是我关于这个事情的一些言论：
512大地震，不仅埋葬了数万百姓，也抖出了人们真实的内心。“范跑跑”作为一名人民教师，被这次风浪打了出来，甚至让他可以漂洋过海，代言什么知名品牌运动些了……在凤凰卫视，又碰到一“郭跳跳”。他俩的交锋，让我实在忍无可忍，想出来说那么几句了。
对于这两者，站在任何一边都将树敌上亿，这种立场问题，虽一直存在，但要是说了出来，就会显得极端恐怖。特别是当你站出来的时候，后面将会有无数的石头砸过来，砸得你头破血流，却不知道是谁砸的，又很清楚是谁砸的。对于不选择立场的人，即使选择中立，也是站在了自己的位置上。每个人都无法逃避，我相信凡是看了这次跑跑事件的人，都会有一个自己的定位。
　　似乎整个中国都在为这个事情吵来吵去，有新闻说有人做了一个投票，要网友选择自己孩子的老师，后来的结果竟然出乎许多人的意料——范跑跑胜出。毛主席说过，要相信群众，我在这里也相当相信广大网友真诚的投票。对于范跑跑，人们都说他的真诚是值得感动的，因为他敢于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敢于承认自己不是一个英雄。而对于郭跳跳，人们说他出口脏话，没有基本的道德。所以结果成了这样。
　　这个解释是很肤浅的，至少我是这样看。每一个投票的人，其实是站在了与自己行为大致相同的人一边。也就是说，大多数的人正是像范跑跑那样的人；少部分人，也正是像郭跳跳那样的人；还有一部分人，是在那里看热闹的，不知道自己会怎么办。
　　这里来谈一谈真诚，范跑跑的真诚实在是厉害，打动了无数的人。那郭跳跳呢？他不真诚吗？我不相信他的不真诚，因为在亿万人面前，他当面骂人家是个杂种，还大怒而离场。"lord of war"里说，人在做爱很爽时可能讲粗话，还可能是家乡话。其实只是说明一个很封闭的场景才会不加掩饰，而郭跳跳在这里做到了，让我非常佩服。因为我也不讲脏话，但是看到那些挪用救灾物资的恶劣行径时，我也照样当着其他人的面，骂那些人是畜生。相反，范跑跑其实是很想骂人的，只是他忍住了，没看到他急了的时候，也说，“我不想骂人的，但是如果我骂你是个傻瓜，你会怎样？（大体意思）”一个北京大学的学生的脑袋应该不比我笨，这种话我也会说的。似骂非骂，很简单的道理，实际上还是很想骂，至于骂人的口径可能不一样。所以在我看来，范跑跑还是应该大骂，这样才显得更加真诚。
　　真诚是这两位共有的美好品质，那为什么人们更加看重范跑跑的真诚呢？这里我想有两个因素：一、一个言论犯了众怒的人，再显得真诚的话，这种真诚会更加突出。就比如一个人从来都只做坏事，等他50岁的时候做了一件好事，那这种效应的远比一个做了50年好事的人强。对比，更能显示出事物的独特性。所以郭跳跳即使看起来比他还真诚都看不见。二、对这种真诚的推崇，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掩饰。掩饰什么呢？那就是他所犯的错，而这种错，或者说不优秀表现，正是大多数人会表现出来的。那种假设郭跳跳没有处在当时、那种说范跑跑不应该将事情写出来的种种，是不值得一提的非关键问题。
　　人们对郭跳跳的那种粗鲁言语的痛恨是真的吗？我看不一定。似乎人们更多地是在说郭跳跳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是在道德绑架！我好像是第一次听说“道德绑架”这个词语，但是我能立即理解为什么这么多人对这个那么反感。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似乎我平时也在这样做：我总希望每个人都很优秀、都很完美，到结果却是绝大多数人都不领情，还反过来说我没事找事。我这个可能叫“完美绑架”吧？平时与我接触的朋友都会了解，我也会有那种让别人也和我一样，随地不乱扔垃圾、过马路不闯红灯、说话不带脏话……种种的“完美绑架”。但是，即使是朋友，也没有几个人听我的。我知道，在他们心里，他们也知道我这样是好的，但是他们不打会愿意直接接受这些建议。经过这么多年的总结，我发现了一个问题：一个成年人是非常难改变的。所以到现在，我都不太愿意再去多做那种无用功了，我只希望可以让我身边的人能看到我怎么做后，自己慢慢有所改进，那就很不错了。实际上我身上的这种“完美绑架”与郭跳跳的那种“道德绑架”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似的——要求人家做自己可以不做或者不愿意做的事情。他要要求范跑跑应该发扬大无畏的精神去救学生，这是范跑跑作为一个非英雄人物所不能做到的事情，所以他会坚决反对。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我们“绑架”人家做的事情，是人家在做好了“本职工作”上可以做可以不做的事情，只是做了的话，这个社会的道德、价值观等等（经济学上总体讲“福利”）一般会更好。
　　我想似乎可以以更简单的一个事情来描述目前这个情况：范跑跑过马路时看到旁边有个步履蹒跚的老太太，他没有去扶，于是郭跳跳就指责范跑跑，说他没有助人为乐的精神。范跑跑说他只要遵守交通规则，没有闯红灯就可以了。郭跳跳说，你作为一个人，应该有那份心去帮助老人家。）这里有些问题应该不值得一提，那就是，当时范跑跑是不是身体欠佳，郭跳跳骂人的话是不是有些狠，郭跳跳是不是一边扶老太太过马路一边骂他的……）
　　这个世界的大多数人只要能尽到本分，就已经很不错了。对于小偷，他要是不去做贼就很不错了，我们无法要求他还去帮助人家抓小偷。对于公交车上不给老人家让座的人来说，只要他不去把有位置的老人拉起来就很不错了，我们也无法要求他主动为老人家让座……目前我们整个社会的大部分人还处于解决自己生存问题的阶段，要求他们像少部分人去关心其他人的生存，现在还为时尚早。而范跑跑与郭跳跳的交锋，正是这大多数人与少部分人的交锋。
　　这个交锋所带来的，是让我们每个人更深入地考察自己的内心；加上其他那些抗灾英雄的报道，会一步一步地有利于这大部分人将“道德绑架”看做是合理的。

自由，好抽象，文人误国

我看没创意.都说农民要转移,但我认为没这个必要.这只是资本主义的理论.如果是社会主义,根本没有农民转移的问题.

写了东西居然不能留言，郁闷啊！

没什么新东西

胡老师，能够更新一下近年来的考博试题？？

谢谢！

肤浅！！！！！
空谈！！！！！

胡某：
读了你的“大作”，方知何谓“文（蚊）人误国”。与其他评者深有同感！
读读历史，每个朝代初始都有整肃思想的阶段，“历史轮回”不正是这样吗？
看看现在社会上一些不好的百姓深恶痛绝现象，不正是当初文革反对的吗？
不要大脑不经过滤就人嗡亦嗡！

胡先生：
请读读下文，就知道“空谈”是何含义：

一个老农民对文化大革命的评判

那是去年6月底的一个傍晚，在北京西山一个叫西黄村的一个旧书摊前逗留，摊主为一老者，精瘦桔干，头发稀疏，几颗残牙倔强地坚守着岗位，一口河南口音，然谈吐却极为不凡，极力向我推荐毛选，毛文和毛军事文集，出于最近思考诸多社会问题均不得其解之故，忽然想到，要知天下事，但向民间行。何不向这老丈请教呢。问其高寿，已近八十，自夸生活过三个朝代，对社会认识至深，遂问其详，便引出其洋洋千言来，连书也顾不得卖了。

问其哪三个朝代，老者说：
我生活了三个朝代，一个是解放前的蒋介石时代，也叫旧社会，一个是解放初期，也叫新中国或者叫毛泽东时代，还有一个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邓小平时代。

问其哪个时代“好”，老者说：
以我说，还是毛泽东的治世理论要好


问其何出此言，老者说：
这个怎么说呢，感觉吧，就好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再问，老者说：
他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实行民主的社会。虽然群众当时很苦，吃不饱穿不暖，但人民真正感觉到是自己当家作了主人，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更能体现。遗憾的是毛主席死的太早了，没有把文化大革命搞彻底，半途而废了。现在这些书上评价文革，全部是说文化大革命的坏处，甚至说是十年浩劫，实际上这简直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恶毒攻击，事实根本不是现在这些书上说的。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就是要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现在看来，还真的复辟了，你看他说的准不准，他的担心是多么有道理，怕什么还就真应了什么。造反派是什么，就是群众组织吗，毛泽东说过，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造反有理。当然了，确确实实存在一些问题，那就是在群众运动中有一些老干部被委屈了，可毛泽东不是说过嘛，我们的干部在革命战争中经受住了考验，可就是在意识形态上过不了关，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没有考卷的考试。如果当时这场运动搞彻底的话，也不会有现在这么多的贪污腐败。

问其现在生活水平比毛时代强多了该怎么解释，老者说：
这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不是谁的功劳.照你这么比，台湾现在比中国老百姓生活还好，就能说蒋介石怎么怎么好吗？

问其对蒋介石时代的看法，老者说：
那时候我虽然不大，但印象还是颇深的，就知道我们县两个大恶霸，有一个是我们村的，根本不讲理，后来解放后给大刀砍了头，当时共产党杀地主恶霸大部分都是枪毙的，很少用刀杀头，说明他们两个罪太大了，真的是那样，他要是看上了谁家的地，你就得忍着点，赶紧便宜卖给他就得了，要不就得倒楣，你上哪儿告去，真的上天无门啊，那些个佃户，你知道吧，还有长工，受得那个剥削，真得没法说，一年到头的干，还不一定吃得饱。

问其对邓小平时代的看法，老者说：
现在，哼，可以说，跟那个时候一个样，要是文化大革命搞彻底了，哪会有今天这种局面。你说说，那些民工，给那些包工头剥削的多厉害，跟旧社会那个地主剥削长工和佃户一个样，而且一年到头还可能连工钱都拿不到，就是在旧社会，地主也没有不给工钱的呀。那个时候讲官匪一家，如今不也是这样嘛，只不过叫法不一样了，现在叫黑社会和保护伞，是一个道理。老百姓哪有什么活头，还有我了解的城市的工人下了岗，据说比我们还惨，还有那些房子让国家给强制拆除的，在旧社会地主恶霸就是这么干的，不过他们还不敢这么明目张胆。象你们不到我们这个阶层，没有体会，根本不可能理解我们这些人是怎么生活的，你说说，他就推一个板车，卖个菜，在市场上，一天要给人家交30块钱！！！能挣几个钱，就要交给人家30块钱管理费，管理什么了就交三十块？怎么定的这个标准？老百姓说了根本不算，要是在路边卖，城管的来了就给掀翻了，没收了，这都是旧社会只有恶霸才做得出来的事，可现在全是打着政府的牌子干的，你上哪儿告去？象我这么大岁数了，他们中有的人还有点人性，说这么大岁数了就别管他了，所以有时候就赶我，有时候就不赶了，赶我我也跑不动啊，要不是我懂点文化，会卖几本书，我现在真的就只有饿死的份了，你说这叫什么世道。

问其这么苦为何还出来谋生，老者说：
我家地处豫西，黄土高原了，都是坡坡地，没水，天旱就只能看着庄稼死去，前两天大儿子打电话，说早秋都死光了，麦子每亩打了一二百斤，我三个儿子，他们又各有子女，养不起啊，可是养不起也得养啊，我们农民不生子女老了谁养老啊，你们搞计划生育非得让我们也搞，我们搞得起吗，罚多少钱也得生啊，我们一家老小十二口人，现在只有大儿子一家四口在家种着那十三亩地，其余的全部到外地打工了，要不然，光靠着那几亩地，根本顾不了这十几张嘴吃饭，更别说旁的了，什么盖房子取媳妇的。在旧社会给人当长工也能吃饱饭，还能有个结余，只要不出天灾人祸，也不需要到处背井离乡啊，当官的那管你的死活，该卖地的还卖我们的地，该贪污的还照样贪污，你说这不是阶级不同吗，毛泽东就承认阶级，那时候阶级两个字充满了一切书报杂志的字里行间，可是邓小平不承认啊，他对阶级这两个字特别反感，现在改成了叫阶层，不叫阶级，其实就是阶级呀。哎，还是那句话，毛泽东死得太早了，如果再晚几年，把文化大革命搞好搞彻底，现在也不会出现这种局面了。

他不是隐士，他只是一个农民！！这就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农民群众对社会、对生活的认识，我很吃惊，谁说农民意识落后？不，不是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最有发言权！！！斯言不虚啊。

胡老师：
你好！
郁瘦梅老师后来的情况是这样的：1969年下放到八卦洲中学工作，1970年又下放到原籍江苏海门工作，1973年退休，1974年起一直居住在上海，1993年去世，享年94岁。
今年3月我到南京，特地到九中去看了看，令我怅然的是，大门南边的曾经贴满大字报的围墙却变成了一幢楼房。
感谢你在40多年以后依然记得我父亲。
向你问好！

小郁

小郁:
您好! 您父亲是谦谦儒生。许多当年九中学生都记得他。作为您父亲的一个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甚至盲目地批判过他。我应当向他道歉，并衷心祝愿他在天国安宁。
我同时祝愿您父亲遭遇的文化大革命悲剧和中国历史悲剧不要在他的后人/他的学生/他所挚爱的民族身上再一次发生。

dm01:
对不起，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我不再承担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入学考试试题出题任务，因此也不能够公开我自己出的试题。
我强烈希望各位出题教师/各个学校公布他们/它们的博士生入学考试试题。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我们大家的努力，尤其需要现在希望看到过去试题的同学在未来承担出题工作时能够即时公布自己所出的题目。这样，当我这一代或两代人过去后，新一代人主导社会后，许多事情会更规范更公开。

曾几何时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已经成为中国式的奴化教育，从初中到高中到大学，逢大考必考马政经。更具讽刺的是考研时专业课是西方经济学，统一科目又有马政经。就这样，两个在很多地方相互冲突的经济理论体系同时被灌进大脑并被强制性理解、消化、记忆。感觉还真是非常的不一般啊~~

陈志武的<中国富强呼唤私有化>发表在金融时报上面
胡老师对于私有化的研究具有前瞻性，所以转载一下，也请胡老师发表评论。

在实现进一步增长方面，中国拥有一个未经开发的巨大来源：其庞大的国有资产，包括企业、资源和土地。将这些资产私有化，会释放出财富效应，并推动国内消费。这种改革将改变中国的增长模式：从投资和出口驱动型转为国内消费驱动型。这将降低中国对工业的过度依赖，并刺激其服务业。在此全球经济放缓之际，这样的改革适逢其时。

当1978年开始改革时，中国几乎所有的生产性资产都为国有。但自那时起，改革就一直未包括私有化。目前，政府拥有中国70％以上的生产性资产。在改革之初的20年间，将全国资产集中在政府手中，符合一种良好发展的目标，实现了基础设施的建立与工业产能的扩张。如果当时已将国有资产私有化，中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迅速工业化进程中可能难以调配资源。最初“不进行私有化的市场化”方式获得了成功，政府值得赞扬。中国由此拥有了强大的基础设施，并成为了一个工业化经济体。

但是，这种工业先行、政府投资驱动、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一直放任自流。偏重于工业（而非服务业）破坏了中国的环境。这也一直是一种资源高度密集型的模式。中国已将出口市场从发达国家拓展到拉美、中东及非洲等地。但以往的这种成功，正限制着出口进一步增长的潜力。经济放缓，加之美国和全球经济中的保护主义日益抬头，使得出口增长不那么容易。为了进行经济转型，中国需要转向内需（而非出口）驱动的、以服务业（而非工业）为主导的增长模式。

什么能刺激这种转型？鉴于工业产能已经过高，答案是私有化。决定继续将资源集中在政府手中，将弊大于利。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一直以高于10％的年率增长，但国内消费的增长速度却一直跟不上。原因何在？

一旦我们对以往的收入和财富增长是如何在政府与家庭之间进行分配的加以审视，这个问题就不那么复杂了。首先，政府在中国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一直在不断上升，而这是以牺牲公民个人利益为代价的。1995年至2007年，政府税收（不包括国有企业利润以及出售土地使用权所得）经通胀因素调整后的年增长率为16％，而同期内城镇及农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年增长率分别为8％和6.2％。2007年，政府税收增加了31％，而城镇和农村家庭可支配收入仅分别增长了12.2％和9.5％。随着私人家庭在中国总收入中所占比例迅速下降，消费增长只会十分缓慢。

然而，政府和家庭之间资产所有权的分离，对消费增长的损害甚至更大。诚然，30年的快速增长增加了中国的收入，并大幅提升了资产价值。因此，人们原本可能期望看到这给私人消费带来的显著财富效应。然而，这些收益70％以上都流入了政府腰包，公民个人感受不到太明显的财富效应。

除非消费者拥有更多财富，否则私人消费上不可能出现财富效应。无论是中国还是前苏联，所有国有经济体都有一个共同点：经济增长由投资、而非消费驱动，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因此，对于多数中国消费者而言，劳动工资是可支配收入的主要（甚至是唯一）来源。但即便是这唯一的来源，增长速度也不及预期水平。这是私人消费增长缓慢的原因所在。国家所有权抑制了消费需求。

此外，基于政府还是私人家庭控制着国家的财富和收入，经济将呈现出不同的需求结构。如果是家庭控制着消费力，他们会更青睐消费品和服务，这将有利于服务业。如果政府控制着消费力，它会侧重于基础设施、工业项目和工业产品，这会推动重工业、能源及自然资源的消费。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所有权有利于促进增长。而如今，对工业的过度投资是一个负面因素。中国将剩余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在公民中进行平均分配，是至关重要的。这种私人所有权会将缺失的财富效应还给数百万家庭。短期内，这将有助于在全球经济放缓之际保持增长。从长期来看，这将改善中国的工业/服务业组合比例，降低对出口的依赖，同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的确，东欧的私有化进程短期内令人失望。然而，它之所以遭遇困境，是因为这出现在前社会主义国家——它们此前毫无资本市场、共同基金及相关法律和监管结构方面的经验。中国在这些方面已有近20年的经验。中国的共同基金行业管理着逾1亿个账户。在操作方面，中国已做好了准备。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所有权有利于促进增长。而如今，对工业的过度投资是一个负面因素。中国将剩余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在公民中进行平均分配，是至关重要的。这种私人所有权会将缺失的财富效应还给数百万家庭。短期内，这将有助于在全球经济放缓之际保持增长。从长期来看，这将改善中国的工业/服务业组合比例，降低对出口的依赖，同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的确，东欧的私有化进程短期内令人失望。然而，它之所以遭遇困境，是因为这出现在前社会主义国家——它们此前毫无资本市场、共同基金及相关法律和监管结构方面的经验。中国在这些方面已有近20年的经验。中国的共同基金行业管理着逾1亿个账户。在操作方面，中国已做好了准备。


作者陈志武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Yale School of Management)金融学教授

知识分子就是习惯不好,喜欢批评,座而论道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最重大的贡献。什么是中国化？就是不照搬别人的经验和理论，按照自己的国情加以合理合情的运用的成果。中国自从有了共产党，就开始了这种探索。毛泽东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写进自己的党章，就是要高举这面旗帜为着广大的劳动者阶层的利益出发建立强大的独立的国家。毛泽东就是坚持这一理想的愿景，努力实践和奋斗。进行了伟大的探索，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丰富和充实这一理论并不排斥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但是共产党始终为民的宗旨没有变。强国富民的理想愿景一直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无论是非马克主义或者是马克思主义，我们都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兼修并容。但不能因此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现在有些人并不是人这个目的出发，而是从颠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为目的，用西方的价值观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这就要认真分析了。改革开放的理想愿景是好的，但是有些人利用改革开放否定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成果，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夸大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这就要认真分析了。我们党在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出现的问题时，那种客观评价，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进行的。而对我们改革开放30年来的利弊也要有客观公正的态度来认真总结。毛泽东时代有那个时代不可逾越的难题，我们也要客观公正的看待。当然改革开放的年代也有这个年代现实存在的难题。我们不能因人而取，更不能因时而取。辩证法告诉我们否定之否定本身就是客观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毛泽东留给我们的遗产就是中国的事情一定要中国的解决方式。而“猫论”和“摸论”的最终价值就是告诉人们，真理是要不断发展的。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就可以造假吗？**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那近乎完美的演出受到普遍赞扬。可是，导演让一个可爱女孩 用“替身”演唱歌曲的做法却受到批评。开幕式音乐总监辩解说，这样做是为了国家
利益。

这个在奥运开幕式上打动了许多人的稚嫩歌声来自7岁女孩杨沛宜。但是，8月8号 晚间，杨沛宜并没有出现在开幕式舞台上，代替她现身的是据说“形像”更好女孩林
妙可。现场播放的是杨沛宜的录音。

此举在网上引起热议。奥运开幕式音乐总监陈其钢解释说，杨沛宜之所以没被选上 是因为形像，这样做是考虑到国家利益，尤其是有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在听的时候， “给我们提出了意见”。于是就采取了用一个最完美的声音跟一个最完美的形像相结
合的表现形式。

许多人表示不能接受这种说法。北京历计史学^涌者章立凡说，此风不可长：“为了演出 的好看、为了某种表演的需要，你可以把真的变成假的。这个事情对于我们怎样培 养我们民计族的下一代，有一种示范意义的，并不是一种好的示范，而是让你觉得处
处都是要做表面文章。”

章立凡说，实际上，不仅演唱有替身，乐器也有替身。他说，开幕式上，有一个场 景叫“千缶齐鸣倒计时”，可是场上使用的缶并不是乐器而是青铜酒器，叫鉴缶。作
为乐器的缶其实是一种瓦盆。

他说：“乐器缶就是瓦盆，不经敲，也很难看。鉴缶非常好看，是青铜器，外形也 比较大，所以就拿来也是当替身。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可能不止这些。我想，去年 年画虎也可以是华南虎的替身。我们总是拿一些不真实的东西，然后向社会、向全 世界来炫耀。我觉得这种风气不可长。”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也不同意使用替身。她说，这样做说是为了国家利益，其 实是损害了国家利益，让原唱的小孩表演才更加符合国家利益。她说，令她感到奇 怪的是，一些人谈起这种做法竟然不觉得有什么不适当的。

网上公布的照片显示，杨沛宜也是个非常可爱的女孩。一些人对她如何能损害国家 利益感到不解。中国媒字体说，杨沛宜是北大附小学生，才上一年级。虽然她正在换 牙，但是在镜头面前，她依然是个天使。

财经杂志记.者杨彬彬撰文指出，以“国家利益”之名出现的赤裸裸的假唱行为，是真 正有违国家利益的反奥运精神之举。他称此事为“丑闻”。他说，对国人来说，假 酒、假药、假球、假合资等和假唱一样，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常用名词，见怪不怪。

不过，也有不少人对使用“假唱”、“替身”的做法表示支持。在四川成都，当记.者打 电话到一间办公室采-访时，那里的人们正在议论此事。他们对记.者的回答是： “我 觉得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没什么可以说的。大家都是中国人嘛，集体的智慧、集 体的力量。我赞成他们那样做。我觉得没什么。”“ 做假这种事，应该说，看什么
情况吧。可以理解。”

有网民对批评导演的言论感到愤怒，认为这又不是歌唱比赛，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弄虚作假有违奥运精神*

但是历计史学^涌者章立凡认为，弄虚作假有违奥运精神：“从人文奥运的这个角度来 讲，这个做法是互相矛盾的。这个不符合奥运的精神，也不符合人文的精神。”

还有媒字体披露，开幕式开始时，电视屏幕上显示的29个以烟花绽放形式出现的大脚 印，只有最后一个是现场拍摄的，其他28个都是电脑三维动画的杰作。

对此，也有人提出批评，认为真实的不完美，胜于虚假的完美，这是开幕式的又一
个败笔。

wwwwww:
谢谢你的留言。我对整个事情不了解，只知道一点新闻。但对你的问题“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就可以造假吗？”，我的回答十分明确：不可以。第一，国家利益并不等于政府利益。古人就说了民为上、社稷次之，君为轻。古人已经把国家和君主或者政府分的很清楚。现在我们所谈的国家利益，其实都是政府利益。比如安全管制的那么紧，究竟为的是国家利益，还是政府利益？我想显然是后者。第二，即使国家利益也不应当高于一切。社稷之上，还有民，小民也。第三，即使国家利益非常非常重要，在这类演出场合、公众场合也不应当造假。第四、即使被造假而委屈了的人，比如这里的杨沛宜，愿意被造假，造假也是不应当的。因为按照那种逻辑，比如去“解放”西藏奴隶也不应当了，因为那些人都愿意做奴隶。这里的关键是正义，是对那些不了解正义为何物也想不到正义的人依然贯彻正义的原则，而不是利用“信息不对称”去欺凌他们和她们。

其实，奥运会开幕式上的造假不但没有给中国带来利益，反而给中国抹黑。我对一些国外朋友都觉得非常惊奇和不理解。一是中国政府领导人竟有那样的看法，怕杨沛宜的形象给中国丢脸而采取假唱方式。二是中国政府领导人竟有那样的权力，导演还就服从了。。而由于这次奥运会是普通民众关心的体育活动，因此造假就广为人知了。原来许多老百姓知道中国产品廉价但质量不高，还不知道中国有造假一事。少数产量质量过差，大家也都知道是个别企业所为，根本想不到政府领导人和受人尊重的名导演、名歌星会造假。
我想，如果张艺谋为此公开向全国道歉，向开幕式在场者道歉，向全世界的开幕式观众道歉，中国才能够挽回在国外的损失，也才能够纠正国内民心和公民道德的损失。

xingge111：
谢谢你的留言。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无论是非马克思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我们都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如果这样的话，还有什么非马克思主义呢？同时，按照你的逻辑，为什么不能够“无论是非马克思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我们都要在坚持非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呢？
注意：思想专制是专制不了的。林肯说的好，你可以一时欺骗很多人，你也可以长期欺骗一个人，但你做不到长期欺骗很多人。
我提倡思想自由。你愿意坚持马克思主义，你坚持；他愿意坚持某个非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流派很多），他坚持；另一个人愿意坚持儒学，比如辜老在当今的传人，他也有权利坚持。这里，没有任何一种”主义“有权利宣称自己高于别的主义。
其实，主义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不专制。专制者用什么主义都可以为自己立论。
中国1958－1961年的大饥荒已经充分表明”强国富民“是句空话，表明专制对中国的危害。

lenial:
谢谢你转载陈志武的《中国富强呼唤私有化》。我现在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政府还有多少资产可以私有化。中国虽然有国有资产统计，但是太粗。不是所有国有生产性财产都可以私有化的。其次，私有化对消费有多大刺激作用也是令人怀疑的。13亿人，把国有部分资产按每人10000元分给大家，便是13万亿，相当于近年来一年半的中国所有资产积累。其实，分的时候资产还很可能贬值。这个规模不能够算小。但一个三口人的家庭，一次得到30000元，消费又能够增加多少呢？而且如果是一次性增加，比如两年后又如何办呢？
所以，我对用私有化刺激消费抱怀疑态度。我拥护私有化是因为它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是一个长期稳定的经济制度的基本要素，也是政治自由的基本保障。对眼前的事情，短期的作用，私有化可能有好处，但可能还有坏处。这是个时机的问题。同时，更重要的是如何私有化。
关于私有化，第一步要做的是政府公布一个详细的国有资产资料，并且定期公布。第二步要作的是对前期私有化的总结，私有化了多少，私有化收入多少，收入到哪里去了等等。然后我们才能够谈进一步的私有化。

评者：
你介绍了一个老农民对文化大革命的评判。如果你说的是真，那就正应了马克思对农民的评价，他说农民希望的是照亮自己生活所有方面的太阳即帝王。
正是因为此，我说过，中国农民人口的下降对中国历史进程具有难以估量的意义。建立在农民意识上的专制至少在中国是越来越难了。
农业劳动力占中国劳动力总量的比重已经降低到45％一下。农民人口实际上也降到了一半以下，如果不按照户口统计的话。

你说“ 读读历史，每个朝代初始都有整肃思想的阶段，“历史轮回”不正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这样。毛泽东本人都承认不是这样，可惜他实际上做的是专制，和旧朝代一样。（就此而言，你赞颂毛泽东又和别人赞颂比如康熙、同治皇帝有什么区别呢？反正每个朝代都这样。）
如果建立的不是专制朝代，历史就不会那样轮回。而这正是我的“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历史轮回”的主要思想。看来你是理解了我的主要思想。只是你希望专制，所以才坚持历史轮回不可改变。
可是，如果专制者是个迫害你思想的人，你怎么办呢？
我所提倡的所追求的，也是在其它许多国家实现的，就是新朝代初始也不会整肃思想的制度，就是保护你、也保护每一个人自+由思想的制度。

fan, soh, fisher, tb, Quin, 周小康，frank, 啃咸菜谈天下，旧物，段兴焱，fish er，反旧物，过路人，刘乐：
谢谢你们就我关于范美忠先跑事件的文章的批评和留言，谢谢你们转载了有关范美忠和范美忠本人的文章到这里。
由于我有一段时间集中在经济学的某些问题上，没有及时在网络上给大家回应，对不起。
我已经就范美忠事件写了三篇短文，算是部分回应了，但没有就每一次留言回应，也是应当向大家道歉的。
也许我还会继续就这次事件写点什么。总之，若用范美忠所说的：“追寻有价值的生存”。只是，做比说重要。否则，专制者说的比谁都好听。读读1949年前的毛泽东公开言论（许多这样的言论，比如他为《新华日报》写的评论，现在都不准许出版），追求自由、民主，联合政府。海外华人1989年后的民运， 个个都说自由主义，民主，但有几个人真的服膺自由、平等理念，包括在对自己不利情形下仍然坚持之？再次，什么是”有价值“的生存？我相信”自由、平等、博爱”的三位一体才能使人的生存有价值。
Qiun对我提出的应当用“范美忠”而非“范跑跑”的批评很好，我将把我的第一篇关于范美忠文章中的范跑跑改过来。

中德学院LXD：
你提到农业生产函数问题。就资本积累和利润率关系而言，我当时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证明利润率不变。 我当时想说的是，资本投入到农业，替代农业劳动力。其时利润率是否降低是有条件的。当然，如果其它条件不变，资本趋近于无穷，K的一阶导数会趋近于零，资本利润率会降到很低（如果用一般的新古典生产函数的话）。但这种情况不会出现，因为其它条件在变。所以，就长期看，资本投入农业是能够盈利的。或者说，一部分经济主体是愿意投入资本到农业中的。

胖，周小康，utility, fan, xuxuan0405,
谢谢你们的留言。同时，胖只是把别的网址的评论转载一下。这是他的权利，况且他是不明真相时的。
一个人如果想对社会发言，那么，这个人就必须准备受到公众最严格的监督。我写过一篇文章“宁为小人讳，不为君子讳”。我自己想做君子，那么我也要让别人不为我讳言，要让别人严格监督自己并且随时把我自己的非君子的言行公开。
在这个过程中，会有谣言，会有诬蔑。我想，笑笑而已。无论如何，我明白，不能因为有谣言，有诬蔑，而否定公开君子言行的必要性。

这里，我特别感谢周小康关于他多年前写的那篇对财大经济学院教师的评论的说明。

周小康的说明使我想起了一件事。当时一些人到处查找那份评论的作者。后来找出了周小康。一些人认为他在破坏财大。周小康当时承受了巨大压力。有一天，我突然想起，应当见见周小康，安慰安慰他。我把这个想法对几个朋友说了，他们都反对，说你现在对周小康是比之唯恐不及，怎么还能见他呢？但我对孙经纬说的时候，他立即说“你当然应当见周小康了，他还是个刚刚毕业的学生，现在他比你的压力要大得多。你怎么能听哪些人的话呢？”。当时我就感到自己的不如，决定约会周小康。

今天，对照范美忠的事情，我明白自己虽然那时已经50出头了，应当知天命了，可是我对许多事情的第一反应仍然是带着犹豫的。我从孙经纬那里学习了很多。今天和以后，我仍然要学习做人做事。我想，范美忠还年轻，周小康也还年轻，许多网友都比我年轻。我们绝大多数人，对重要事情的第一反应可能都带着犹豫、软弱、较少人性。我想这是人的特点之一，也是我们从小对自己的训练不够。但我们仍然可以学习，仍然可以逐步地减少自己在重要事情面前的软弱、犹豫，仍然可以逐步地提高自己第一反应的勇敢和人性。

奥运是美丽的，官员是丑陋的

hey,find wow power leveling click here

http://comment2.news.sohu.com/viewcomments.action?id=259211424

邓长生；
下面是杨智峰先生对你关于集体所有制企业改制问题的回答：
“我先回答您的第二个问题，按公司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适用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一般不具备公司法中的这两种公司组织形式应当具备的条件，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一般不适用于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这也是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改制的原因之一，通过改制，使得企业明晰产权，建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公司组织形式。对于第一个问题，你的提问很笼统。是的，计划经济年代，集体所有制企业产生的利润也同样缴纳给国家，并没有享受政府的优惠政策，如信贷、技术支持或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不知道你的问题：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改制是否可以与国有企业一样享受政府的政策？中的政府的政策指的是什么？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改制一般是由当地政府推动，改制具体办法以政府文件的形式来规定，如《蚌埠市放开搞活集体所有制企业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伊春市国有集体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若干具体意见》等，改制程序一般有清产核资、界定产权、制定改制办法、量化净资产、建立改制后法人治理结构等步骤，有的地方规定将集体企业中国有资产直接划归集体企业所有，有的地方规定将集体企业中国有资产全部出售给职工购买，但购买资金留给购买方周转使用等等，改制形式各不相同。但一般不涉及信贷、技术支持或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不知我的回答您是否满意？”

又：如果你写邮件到我的电子信箱 [email protected]，我将转给杨智峰先生，你们双方也许可以深入讨论。

距离那桩公案已经四年过去了，尽管很多学弟学妹都想我讨要过那篇引起渲染大波的檄文，但我都一一拒绝了。特别是当我觉察到他们语气中任何一丝世俗轻浮、嬉笑怒骂时，走还不忘要摆点学长的臭架子，耐心开导一番。

时至今日，我已很少评论国内经济学教学的成败得失，即便是我终于坐到了研究生的课堂里亦是如此。原因之一是远离学校已经太久，没有了解就没有发言权，或许财大在进步，或许大家都在进步。即便是我终于坐到了研究生的课堂里亦是如此。

两周前参加上海书展，有一对情侣对一本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著作指指点点，女孩子疑惑地问中国也有中国经济思想史。我耐不住性子，在旁边指点一二：当然有中国经济思想史，这还是门很深的学问，上海财大的中国经济思想史是全国重点学科，谈敏校长是这方面的权威，著有《法国重农……这对情侣放下书，踱着步“逃遁”而去了。

我只能望着那对情侣怅然一笑而已。呜呼，有几个财大本科学子出了校门四年之久，还会抓住一切机会宣传母校。

你当年的那个帖子我也看了，虽不知评论到底是否属实，但勇气可嘉！后来胡老师在夜话中承认你对他的评价还是很中肯的。

支持你并希望你在新的学习领域取得好成绩（也不知你最终是否真的选择了历史？）！

呵呵 难得啊学长 我毕业后在别人面前对财大从来没有充分肯定过 不愿随意向人道出任何有关它的评价

http://user.qzone.qq.com/1016919392

不要欺人民太甚！(二)

——评中国银行业改革开放热点问题研讨会

张宏良

并且他们的舆论控制十分有效，制造的反动信息大潮一浪高过一浪，就拿那个准备用国际垄断资本的法西斯专政代替共产党的《◇◇春秋》来说，最近发行量直线上升，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民众的极大悲哀，一帮把老百姓经济上剥夺干净并且正在把老百姓的家园也出卖掉的买办集团，却能够以虚假表象把老百姓感动的热泪盈眶，获得老百姓的真诚支持。在以前文章中我们曾经说过，中国买办集团具有大体相同的家庭结构，就是老子具有无边的权利，儿子具有无边的资本，孙子具有无边的自由。而《◇◇春秋》后面那个集团几乎全部都是这种家庭结构。在此我们看到了中国老百姓悲剧命运的另一个方面：当原本的人民公敌反倒成为人民自发推崇的偶像时，人民所遭受的一切劫难都将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报应。尽管这种推崇是被蒙蔽的结果，但它毕竟在客观上助长了罪恶的蔓延，当罪恶的祸水开始泛滥时，最先被淹没的自然是处于社会最低层的老百姓。老百姓经常疑惑老天不长眼的“好人不长命，王八活千年”，其道理就在于此。制造罪恶的人往往不会遭受罪恶的报应，遭受罪恶报应的人往往不知道报应的原因，这就是精英政治给老百姓带来的一大历史灾难。可以说，如果买办集团操纵的这些媒体继续受到老百姓自发的欢迎，发行量继续直线上升，那么，等待中国老百姓的就不再仅仅是丧失工作丧失福利丧失财产等经济损失，将肯定是血流成河的国破大劫难，到那时，倒卧在血泊中的老百姓将会再次想起“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的悲惨要求，即便是其中敢于反叛的佼佼者，恐怕也只能是再次重复怒目苍天饮恨亡的历史结局。

面对这些肆无忌惮地把国家推向毁灭的买办帮凶和美国鹦鹉，中国人民应该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在决策信息化的时代，通过精心编造决策信息把一个国家推向毁灭，究竟属于刑事犯罪还是属于言论自由？为什么编造损害某个人、某个单位利益的有害信息属于犯罪，而编造损害国家损害人民甚至把整个民族推向毁灭的有害信息就属于言论自由？是谁设计的又是为什么设计的这套司法制度？为什么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勾结外部势力损害国家利益都属于犯罪，唯独在中国属于言论自由？形成这套世界独一无二法律体系的主要因素是什么，究竟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权贵司法制度的历史延续，还是中国精英集团人为设计的结果？但无论是什么原因，这套允许卖国毁国而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的司法制度必须废除，如果没有这套荒谬绝伦的司法制度，中国的买办汉奸就不可能如此猖狂。正是因为有这套荒谬绝伦的司法制度，才会出现同样荒谬绝伦的社会现象：合伙抢劫10元钱要四散而逃；合伙抢劫上万亿金钱却敢聚在一起开研讨会！如此违背天道，悖逆天理，丧尽天良，即便能够得逞于一时，老百姓无可奈何，也势必要遭受天谴，难逃历史清算。在此让人不由得想起了东方法学理论的三律：自律，他律，天律。意思是说人首先需要自律自我约束；当不能自律时就会有他律即社会的约束；社会也约束不了就会有天律即苍天的约束，就要遭受天谴，天谴就不仅会惩罚一代人，甚至要惩罚数代人。自律是用来约束好人的，他律是用来约束坏人的，天律是用来约束精英集团的。欧洲精英集团之所以能给老百姓留条活路，形成和谐社会，是因为欧洲精英集团在历史上曾多次遭受过天谴，知道天律的威严，能够自觉遵守天律。中国精英集团之所以不畏天变，不惧天律，不守天道，就在于从未遭受过天谴，如果中国精英集团也遭受过英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大革命那种大规模天谴，就绝不会像今天这样肆无忌惮地做尽伤天害理之事。

其三，研讨会所代表的买办学者和美国鹦鹉最近叫嚣最凶的，就是被贱卖的银行和外资都赚了大钱，唯独不提中国普通投资者亏损得血本无归。按照研讨会的统计，“四家银行改革之初，国家注资共6666.2亿元人民币，以2007年12月底股价计算，国有股权总市值达43733.9亿元人民币，比注资增长了6.6倍；自2004年股改到2007年底，国有股东分红总额达1833.9亿元人民币”“据建行统计，大体上建行每赚10元，国家得到的收益是8.5元”，“四家银行共引进了9家境外战略投资者，协议投资总额达170.64亿美元。”许多对资本市场不熟悉的人或许很难看出这些数字背后的极端无耻和血腥。

首先，研讨会确认了通过贱卖中国四大银行股共获得170亿美元，相当于1100多亿人民币，其中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的贱卖是2006年，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贱卖是2005年。到2007年，外资在这四大银行赚取的资本收益超过8000亿人民币。其中投资时间短的不到一年，最长不超过2年，外资投资银行的资本就从1100多亿增加到8000多亿，一年时间投资增殖约7倍，这是世界证券发行史上从未有过的外资暴利现象。可见，是不是贱卖已经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良心问题了。至于说在银行资产增加的过程中我国赚的比外资更多，则更是荒谬无耻的说法。银行本来就是我们的银行，现在银行增加的资产被外资拿走了一部分，给我们留下了一部分，这无论如何也得不出中国赚钱的结论。这就如同你们家的资产增殖了100万，被强盗劫去了20万，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你们家比强盗赚得还多。最让人感到愤怒的是，这些所谓理性的专家学者为了掩饰卖国，居然无耻到了编造谎言的程度，用国家注资来代替投资。研讨会承认银行股改之初，国家注资6666亿人民币，注资不是投资，投资可以获得股份，注资则完全是无偿的，是政府把本来属于全国人民的财政资金白白送给银行，没有形成哪怕是一股的国家股，何来回报之说？说到此许多人可能更不明白，为什么政府要在银行对外发行股票之前注资？就是为了消除银行坏账，把干干净净的优质资产卖给外国人。注资6千多亿人民币为了引进1千多亿人民币，然后立刻让对方再赚取8千多亿人民币，请问古今中外历朝历代有过这样荒唐的经济活动吗？除了与洋人分成的腐败因素之外，谁能解释清楚这种匪夷所思的所谓买卖！我经常讲，再过100年人们谈论今天的中国，肯定不会相信现在这一切是真实的，肯定会认为是历史记载错误，单就智商来讲人们就无法理解今天的中国人怎么会愚蠢到这种程度：用6千亿去换1千亿，然后再立刻送给对方8千亿。送完后还发动全国学界精英开动全国财经媒体一起高喊：我们赚了！经常有些青年人疑惑不知道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些什么，其实可做的事情很多，比如把现在这些所谓鹦鹉学者统计一下，搞一个排行榜，帮助他们名垂青史，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其次，外资和银行赚的谁的钱？又是怎么赚的？按照研讨会提供的数字，在不到2年时间里，9家外资公司就从中国四大银行赚取了8千多亿，只是他们声称在外资赚钱的同时，银行也赚了，并且以建设银行为例，“据建行统计，大体上建行每赚10元，国家得到的收益是8.5元，外资只得到1.5元”。外资是否仅仅拿走了中国银行资产的六分之一暂且不论，在此我们只是想弄清楚外资和银行赚的钱是哪里来的？又是以什么方式赚取的？在外资收益超过7倍，银行市值超过4万亿的同时，中国普通投资者却遭受了极其惨烈的巨大损失，流通市值损失6万亿，平均每个帐户损失15万元。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同样在中国股市上投资中国的股票，外资能够赚取7到8倍的收益，中国投资者却亏损累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买办集团冠绝古今的“伟大历史创新”：把股票以极低的价格卖给外资，以极高的价格卖给中国老百姓，如建设银行的股票卖给美国银行的价格是0.94元，中国2％幸运者的中签价是6.45元，绝大部分投资者的购买价格超过10元；中国石油的外资购买价格是1.06元，中国2％幸运者的中签价是16.7元，绝大部分投资者的购买价是三、四十元。正是这种巨大的价格差额，才能使美国银行在2年多的时间里从建设银行赚取2千多亿，巴非特一个人就从中国石油上赚取了接近3百亿。而与此同时，中国投资者特别是普通散户却是亏的惨不忍睹，建设银行股价跌去一大半，中国石油跌幅更是超过70％，对于节衣缩食的中国老百姓来讲，这无疑是一场极其可怕的财富浩劫。

而造成这场财富浩劫的并非是市场因素，因为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财富浩劫完全是由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制订的悬殊差价造成的。把本国股票以高于外资10多倍的价格卖给本国老百姓，这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流氓现象。这种悬殊的价格差额完全锁定了外资的风险：当中国投资者开始赚钱的时候，外资至少已经赚了十几倍；当外资开始赔钱的时候，中国投资者已经完全“死光了”，肯定会爆发社会骚乱，这是中国政府不能接受的底线。所以外资绝对没有赔钱的风险。以牺牲数千万股民的利益保障外资的投资收益，这些监管部门到底是中国的国家机关，还是国际金融资本的驻华办事处？“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碳贱愿天寒”，老百姓唱不尽的千古悲剧啊，在中国股市中达到了顶端，对于那些48元买入中国石油的中国股民来说，眼看着美国人1.06元的购买价，怎能不心痛欲裂、肝肠寸断？要知道，中国石油可是中国人一滴血一滴汗干出来的公司啊，现在却是一元多卖给美国人，中国人自己买要花48元！那些丧尽天良的所谓专家学者说什么战略投资者股票有3年锁定期，对于投资中国石油的散户来说，别说是3年，恐怕再锁定13年也出不来。每当夜深人静之时，散户血泪创作的《中国石油之歌》的凄厉歌声，就会在城镇血色的夜空中飘荡，飘入无数可怜投资者的可怕梦乡，这些朴实勤劳的股民被坑骗的太惨了，中国买办集团不仅毁掉了他们的白天，也毁掉了他们的夜晚。不管你是专家，学者，还是其他什么玩意儿，只要你还是个人，还有哪怕是一丝一毫的良心，你就不会去继续欺辱这些已经被骗得血本无归的诚实投资者，更不会去论证他们的亏损完全是活该。连中国改革开放最坚定的拥护者吴敬莲先生都忍不住痛斥道：“中国股市连赌场都不如，赌场中至少不能看对方的牌，而中国股市完全是看着对方的牌出牌”。可见，无论你是左派还是右派，是市场派还是计划派，只要你还是个人，还没有卖国卖到丧心病狂的程度，你就不会为买办勾结外资狂赚中国人的钱而欢呼。

其四，贱卖银行有功论的另一个根据，就是外资给银行带来了所谓先进技术。研讨会报道说：“学者们一致认为战略投资者不仅要投入资金，还带来了技术和经验，给国有银行带来的最大变化在于治理结构的优化”。看到这段话更让人感到难以名状的悲愤难耐，不知道中国学者怎么会无耻到这种程度。首先，对于四大银行来讲，一部分参股的外资商业银行把你看做是竞争对手，不可能给你什么先进技术；另外一部分是投资银行，也就是证券公司，是买卖股票的庄家，由于它本身就不是商业银行，如何能给你带来商业银行的先进技术？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你可以坚持卖国毁国的极端反动立场，却不可以践踏常识到不要脸的程度！其次，对于四大银行之外的大多数商业银行来讲，外资的确带来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是这些注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商业银行，都已经是被外资控股的银行，资产已经不属于中国人了，此时这些银行有没有先进技术对中国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如同一个人的老婆都被人领走了，她的衣服是否时髦已经没有了意义一样。在贱卖银行过程中，中国最大的损失还不仅仅是财富的损失，更加可怕的是银行被外资控股后的经济殖民化和政治傀儡化后果，这也是买办帮凶和鹦鹉学者一直回避的问题。

外资参股四大银行一年损失8千亿固然让人痛心，但更加让人痛心和担忧的是外资廉价控股中国银行。拥有4500亿资产的广东发展银行被美国花旗银行以20亿控制；市值超过1100亿的深圳发展银行被美国新桥集团以12亿多控股，这个价格还不到深圳发展银行一个季度的利润；市值超过1500亿的北京银行被荷兰人以17亿多控股，这个价格还不到当年北京银行利润的40％；市值近1千亿的华夏银行被德国人以26亿控股，这个价格只相当于华夏银行三个季度的利润。按照中国银监会分散中方股东的股改安排，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被外资控股，落入外资手中。银行落入外资手中不仅会造成重大财富损失，不仅会危害国家经济、政治和国防安全，甚至银行的亿万储户将会成为外资绑架中国政府的人质。

广东发展银行被美国花旗银行以20亿拿走不到一年，就以经营困难为由迫使广东省政府注资购买其近600亿坏账，也就是让广东省政府代替偿还银行收不回来的600亿欠款，如果广东省政府拒绝偿还，美国花旗银行就会宣布广发行破产，丧失存款的亿万百姓就会造反动乱。这是广东省无论如何不敢接受的可怕后果，只好乖乖为广发行的坏账买单，由于广东省政府财政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被迫只能卖掉手里国家电网的股份，用来填补广发行的坏账。中国人真是窝囊到家了，白白送掉一个银行还不算，还要再为银行的坏账买单，这就如同领走人家媳妇以后，再以媳妇营养不良为由向丈夫索取营养费，丈夫手头没钱便只好卖掉房屋支付营养费。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如此欺辱中国人的买卖还从未有过，秦烩、李鸿章、汪精卫几乎都没有干过类似勾当。最让人担忧的是，如果这些被外资控股的银行像当初英国巴林银行那样，突然宣布因衍生品交易失误丧失了全部资产，从而一起宣布破产怎么办？如果这些被外资控股的银行都采用广东发展银行的办法，要求中国政府填补全部坏账，否则就让中国所有储户的存款立刻灰飞烟灭，用亿万储户作为绑架中国的人质，造成上至政府下至百姓真正意义上的国破家亡，中国将怎么办？控股中国银行，可谓是火烧赤壁前的铁索连环；非如此，不能把所有战船一把火烧干净；也非如此，不能把所有中国财富席卷干净。可以说，把中国逼上世界无产者的绝望境地，可能是贱卖银行对中国最大的影响。中华民族的崛起有可能完全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历史上所有崛起国家的共同特点，都是以富国身份崛起的，有可能中华民族将以世界无产者的身份实现崛起，从而为一体化的世界建立一个公正的秩序。

看看下面银行破产的事实，就知道距离国家破产还有多远，中国距离世界无产者的目标还有多远。

银行破产是亡国三部曲的关键步骤

这次银行业改革开放热点研讨会暴出的一个最惊人事实，就是2005年贱卖银行股之前，中国银行业事实上已经破产，据研讨会报道：“参会的学者们一致认为当年银行业不良贷款率超过了30％，甚至被认为基本已经技术性破产”所谓技术性破产就是事实上已经破产，只是缺少一个法律程序而已。这是中国金融界和经济学界第一次宣布并且还是一致宣布，2004年至2006年的中国银行业事实上已陷入破产。这个结论可谓是石破天惊，自1978年走上改革开放的所谓强国之路，期间连年《政府工作报告》都宣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结果却是不仅国家没有强大起来，到2005年居然把原本没有任何坏账的中国银行业搞得破了产。对于现代经济而言，一个国家银行业的破产，往往意味着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看看当初俄罗斯金融崩溃和今天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和后果，就会明白这个道理。中国改革的历史合法性，就是建立在改革前“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个谎言基础上的，没想到，谎言重复千遍果真变成了现实，27年后中国银行业真的陷入了破产境地，国民经济真的到了崩溃的边缘。历史真是有意思，东西方两个最优秀的民族在重复谎言方面形成了戏剧性两个极端：当初德国戈培尔的谎言重复千遍，差点儿把整个欧洲都变成德国版图；而今中国谎言重复千遍，则有可能丧失现有的版图。中国右翼集团与西方国家右翼集团在国家利益上截然相反的奴才秉性，决定了中国的命运总是在悲剧的一端徘徊。记得当时中国左翼经济学家就尖锐指出：国企的私有化改革把工人抛向街头，把债务甩给银行，导致银行坏账急剧增加，势必会导致银行破产。针对中国左翼经济学家的批评，当时经济学届和金融界以及所有改革精英，也像今天这样倾巢而出破口大骂是极左回潮，是污蔑改革开放，一致认为中国金融状况十分健康。可是仅仅才过去2年时间，为了证明贱卖银行有功论，他们又反其道而行之，众口狂吠地高叫当时中国银行业已经破产。

再过几年，他们会不会又像现在卖银行的逻辑一样，辩解说什么之所以要卖国，是因为今天的国家已经破产，只有卖掉才是国家唯一出路。回顾30年来他们毁国卖国的逻辑始终如此：最初用承包制把好端端的国有企业逼上绝境，然后以国有企业面临破产为由实行私有化，完成了权贵对公有制企业的全面抢劫；又用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把银行逼上绝境，再以银行已经破产为由实行外资化，把中国的银行变成外资银行；按照这个逻辑发展下去，当银行被外资控制以后，国家的全部财富都会被外资席卷而去，最终再以国家事实上已经破产为由，把整个国家卖掉，在中国亿万百姓血沃千里的悲惨呼号中，他们及其子女能够安然地享受美国夏威夷的海滩和阳光，或者可以驾车尽享满眼绿色的欧洲风情。总之，与国家和民族利益已经形成生死对立的中国精英集团，是一定要把国家推上亡国道路的，国破家亡是老百姓的逻辑，对他们则恰恰相反，是国破才能家在，亡国才能兴家。虽然马克斯·韦伯早就指出过发展中国家的一大苦恼，就是在发展过程中这些国家的精英集团，在利益上越来越和国际资本相联系，越来越和本国利益相对立，但是像中国精英集团这样丧心病狂地要把国家推向毁灭的现象，却是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所没有的。

中国精英集团与国际垄断资本为中国改革设计的内在逻辑，在客观上决定了必然会形成国企破产、银行破产、国家破产的亡国三部曲。目前，通过国企破产实现私有化的第一步已经实现了；通过银行破产实现外资化的第二步正在实现，这是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关键环节。关于国企破产的原因，中国的改革精英一直归咎于计划经济，这虽然是多年来人所共知的历史谎言，但毕竟在时间上还勉强靠得上。可是关于银行破产仍然归咎于计划经济，把数万亿直至十数万亿的银行坏账算在国民收入只有数千亿的计划经济头上，即便对无耻透顶的这些学界精英来说，也是感觉说不过去的。于是把账算到了2004年以前的市场经济头上，算到了上届政府的头上。这一手可谓毒辣之极：先前20多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造成了国企破产，后来20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造成了银行破产，可见，自1949年中华民族独立以来，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来，就一直处于破产状态，无论是搞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不行，除了再次普世成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之外，没有其它任何历史出路。如此深厚的城府，如此高绝的谋略，是这些学界走狗和美国鹦鹉难以企及的，显然后面另有大师在导演。

宣布贱卖银行股之前中国银行业已经破产，是一个重大政治信号，表明对文革的控诉已经扩大到对整个共和国的控诉，对极左的清算已经扩大到对整个共产党的清算，为下一步全面清算社会主义和共产党进行舆论准备。在此之前的历届政府工作报告，都坚持宣称包括金融领域在内的改革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始终把清算的底线划在改革开放之前，从未突破过这条底线。中国银行改制开始于2004年，贱卖银行开始于2005年，外资大规模参股控股中国银行是2006年以后。按照经济学界和金融界关于银行贱卖前已经破产的说法，破产是由上届政府留下来的。可是查阅上届政府总理朱溶基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却发现，其中不仅没有银行已经破产的迹象，甚至宣称1998到2003那5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伟大的5年，经济建设成就超过改革前28年的总和，“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上届政府宣称2003年之前是中国经济最辉煌的5年，本届政府的所有学者则一致宣称上届政府搞得银行已经破产，究竟是上届政府为掩饰国企私有化改革在说谎欺骗人民，还是本届政府为掩饰贱卖银行在说谎欺骗人民，历史自有判断，不过上届政府造成了难以想象的巨额坏账却是无可争议的铁一般事实。按照美国高盛公司等外国研究机构的统计，中国银行的坏账可以概括为两个40％，即坏账约有40％，消除这些坏账需要耗费GDP的40％，这个数字要远远高于中国银监会公布的最高30％的坏账率。如果这个数字符合实际，中国银行业确实已到了破产边缘。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些坏账是哪里来的的？中国银行业怎么被弄到了破产境地？

前面提到，银行破产不过是亡国三部曲的第二步，是由中国改革的内在逻辑决定的。中国改革的内在逻辑是一种致错改革，就是把原本好端端一个事物推向错误，形成改革的必要性；然后再推向一个更大的错误，形成更大的改革必要性；改革本身不断衍生出新的改革需求，由此循环往复，不死不休。于是便有了国企破产、银行破产和最终朝着国家破产方向发展的亡国三部曲。许多人或许都还记得，最初中国改革的方向并非是市场化，而是全面恢复前苏联的僵化体制，称之为是拨乱反正，彻底摧毁了当时中国正在探索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和现代企业文化，把国有企业推上了难以发展的根本困境。后来苏联东欧的巨变更加证明了那完全是一条死路。这是中国国有企业被推上破产道路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其后便开始了增加企业活力的利润承包制改革，利润承包导致了杀鸡取卵的掠夺式经营，国有企业迅速陷入了破产绝境，由此开始了私有化产权改革，进入了全面抢劫的时代。国企的私有化改革很快又把银行拖入了破产境地：一是在私有化改制过程中企业把债务全部甩给了银行。二是购并国有企业的资金来自于银行。三是国企私有化后往往把工人抛向街头转向房地产开发，所有资金包括推高房产地产的资金全都来自银行。四是在高额回扣的腐败收益刺激下，全国变成了一个大工地，所有资金都来自于银行。朱溶基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十分自豪的基本建设成就，就是这样形成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比他们批判的文革高积累时期几乎还翻了一番。五是借银行不良资产升官发财，一方面，银行官员为了降低坏账比率迅速升官，便采取大规模放贷的办法，让企业借新债还旧债，导致不良资产呈几何级数增加；另一方面，通过不良资产发财，国企改革为银行制造不良资产，银行开放向外资赠送不良资产，外资再以巨额回扣返还相关人员，结果是银行大放血，大家都发财。美国摩根公司在中国经营不良资产的利润率超过900％。六是由于政府任命银行官员，政府官员完全把银行当成了提款机，金钱如同决堤洪水般通过各种建设项目渗透进了各级官员和开发商的腰包，重庆巫山县交通局长不过一个科级干部，受贿金额就能相当于全县收入的五分之一，这还是国家级贫困县的干部，一个县里像这样的科级干部不下数百人，一个人就能捞取2千多万，全县该是多少？全国又该是多少？全国7百多万党政干部，四千多万一般干部，如此攀比着捞起来，该是何等惊人的天文数字！莫说是会导致中国的银行业破产，如果世界一体化后也保持这种权利结构，恐怕全世界的银行都会破产。

就这样，在九十年代掏空并进而占有国有企业之后，又以相同手段掏空了银行，只是后来占有银行的不再是国内权贵，而是国际金融大亨。金融买办集团为掩盖掏空银行的行为，把中国数代人建立起来的银行随便以不到一元钱的价格卖给了外资。只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中国的银行不仅仅是商业公司，甚至主要不是商业公司，同时还是甚至主要是金融管理机关。凭借其金融管理和市场的双重垄断，把中国资源和环境变现形成的巨大财富，把中国老百姓60年奋斗积累的巨大财富，把中国亿万股票和基金投资者投入的巨大财富，迅速转换成为银行资产，让控股参股中国银行业的外资公司赚取了超越任何冒险家想象的惊人财富。并且控制了现代经济最核心的命脉——中国银行业，进而开始了对包括证券、保险、年金等所有行业在内的整个中国金融市场的全面扫荡。对于虚拟经济越来越占主导地位的现代经济来讲，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系统被外资控制，等于是外资在中国架设了一条庞大无比的财富虹吸管道，无论中国老百姓创造多少财富，都能够在瞬间被全部吸走，所造成的财富损失远远超过八国联军和八年抗战的损失总和，由此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再次反抗，掀起了21世纪新的民族救亡运动。这是继鸦片战争、抗日战争之后，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三次民族救亡运动。

这场斗争的救亡性质，决定了中国民众的矛头并没有指向国内的买办精英，而仅仅是不愿意亡国而已，虽然仅仅如此，却仍然引起了国内买办精英的刻毒仇恨和疯狂打击，他们面对中国民众日益高涨的民族救亡运动，十分狂妄地宣称：“无论有多少老百姓发泄，都阻挡不住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步伐！”是的，八十年代初的审判和八十年代末的镇压，造就了中国买办精英极端的狂妄，自觉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他们卖国的步伐，只是他们忘记了一个道理，当人民用现有方式无论如何都阻挡不住民族的灾难时，人民就会坚决地转而选择其他方式。“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相信让中国买办精英懂得这个道理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我耳边仿佛又响起了那雄壮的歌声：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只是半个世纪以后，那歌声已变成为：保卫环境！保卫资源！保卫产业！保卫金融！才能保住全中国！



2008年7月25日星期五

开始了——空前绝后的经济宰杀 (2008-08-25 00:19:38)
标签：杂谈 分类：演讲和发言稿

开始了——空前绝后的经济宰杀

张宏良

编者按：下面是一则被外资控股的原中国银行宰杀中国民营企业的报道。近2年来我们一直在讲，如果说私有化改革是对蓝领的剥夺，那么殖民化改革将是对白领的剥夺；把银行以几乎白送的价格卖给外资，是经济殖民化的关键环节，它必将会让被洗劫一空的蓝领悲剧在白领阶层重复上演。现在这个悲剧已经开始了。先是宰割华夏银行，然后再通过被宰割的华夏银行，去宰割更多的中国企业，不过是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经济大屠杀的一个小小插曲而已。

拥有140多亿净资产、总市值近千亿的华夏银行，以区区26亿的价格几乎白送给了德国人，为了避免引起中国人的注意和反对，德国人采取了分散控股的方法，表面看上去银行大股东仍然是中国人。至于设计这种骗局的是呆板的德国人，还是腐败的中国监管人员，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是知道，由于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强制规定银行的中方股东不能“一股独大”，这就为外资全面控制中国银行业扫清了道路。同时，为了防止外资控股中国银行业引起更大社会关注，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封锁了外资继续控股中国银行业的所有信息。可怜作为银行资产主人的中国人民，甚至想知道自己的资产有没有被卖掉都成为难以实现的痴心妄想。不过铁桶般的信息封锁本身就在客观上证实了一个重要信息，中国110家商业银行恐怕已经所剩无几了，如果大部分商业银行仍然控制在中国手中的话，中国金融监管机构肯定会大肆宣传其丰功伟绩的。虽然控制中国60万亿金融资产、40万亿银行资产，已经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最大规模财富掠夺，但是西方国家显然并不满足于仅仅占有中国的金融资产，而是要以银行为手段，控制和占有中国的全部财富，包括我们子孙后代的环境财富。

目前对中国经济的宰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在微观上，通过银行控制企业，把企业资产转移到银行手中。这次华夏银行抽资逼企业家自杀，其实是敲山震虎、杀鸡吓猴，目的是逼迫周围大量企业进入票据市场，把企业资产拱手送给银行。中国在2006到2007年把银行贱卖给外资以后，2008年又推出了中期票据业务，为银行攫取企业资产提供了十分方便的金融工具。所谓中期票据简单讲，就是把企业欠银行的贷款变成有价证券，这个东西一出现，任何企业——无论是好企业还是差企业，最终都难以逃脱资产被银行侵吞的厄运。而此前由于贷款不能买卖转让，只要企业有能力偿还贷款，银行要想侵吞企业资产便无能为力。而一旦把贷款变成有价证券，就可以自由买卖转让，价格就会暴涨暴跌，银行就可以像操纵股票那样操纵企业资产价格的变化，或者拉高套现，或者打压收购，无论企业有无偿还能力都难逃厄运。对中国经济来讲，这一招可谓阴狠之极：先由外资控制中国银行，再由银行控制中国企业，进而控制中国全部财富，最终把中国彻底榨干掏空。据国家统计局公开的数据，今年上半年中国已有6.7万家企业破产倒闭，正在形成汹涌的破产狂潮。中国民营企业的殖民化灾难到来了，前有已被外资控股的银行的血盆大口，后有国家从紧货币政策的驱赶，中国企业除了尽数落入外资囊中之外，不可能再有别的出路。

在宏观上，通过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两个方面的悬殊差价，把中国的财富转移到西方发达国家，同时把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转移到中国。2007年，仅10多家银行股的贱卖就被西方发达国家掠去上万亿财富，今年则更进一步，据媒体公开数据和著名爱国学者时寒冰的分析，中国向支撑美国房地产市场的2家最大房地产公司（房利美和房地美）注资约3700亿美元，以挽救因次贷危机而濒临破产的这2家美国公司。我们之所以说是注资而不是投资，是因为中国投入时，美国次贷危机已经爆发，欠债近万亿美元的这2家公司早已资不抵债，没有了任何投资价值。中国投入的3700亿美元折合2.5万亿人民币完全是无偿资助，根本没有收回投资（估计决策者也没打算收回）的半点希望。这可不是几个亿，几十亿甚或是几百亿，而是几万亿啊。下面这个民营企业家是被银行500万送进火葬场的，按照这个标准，2.5万亿人民币能够挽救50万个相同企业，也就是说，只需拿出其中十分之一多，就能够救活上半年倒闭的那6.7万家中国企业。可是，我们却用牺牲人民健康和生命换来的血汗钱去挽救美国的房地产公司，去维护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和美国人民的安居乐业，而任凭我们自己的企业破产倒闭、企业家绝望自杀。凭借中国这2.5万亿注资，美国国会决定不让垄断美国住房市场的这2家公司破产，美国人可以继续享用2年家庭收入就能购买一套住房的发展成果，而中国人只能在一套住房榨干三代人储蓄的悲惨状况下绝望挣扎。至于中国人2年的家庭收入别说买不起一套住房，甚至买一个拉屎的茅坑都不够。就是在如此贫富悬殊的条件下，中国为缓解美国金融危机投入了数万亿资金，仅仅对房利美和房地美2家美国公司的注资就超过2.5万亿，那么对整个美国金融界和企业界注资会有多少？对整个西方发达国家注资又会是多少？虽然这个具体数字我们不知道，甚至永远都不会知道（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类似投资都会让本国人民知道），但是有一点却是确定无疑的，就是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灾难，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的灾难，实实在在地砸在了中国老百姓头上，而对他们本国老百姓影响很小。金融危机最严重的美国，2年期间股市下跌不过百分之十几，而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股市，仅8个月时间就跌去百分之六十三，市值损失近20万亿，无论就其下跌幅度还是损失规模来讲，都超过了震惊世界的日本大股灾，而日本同样的跌幅和损失经过了3年时间。可以说，无论就相同时间内的下跌幅度来讲，还是就市值损失规模来讲，目前爆发的中国股灾都是世界历史上最大一次股灾。

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中国股灾之所以没有引起政界、财界、学界和媒体的关注，甚至还对关注中国股灾的人采取各种措施加以“关注”，是因为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结构性股灾。所谓结构性股灾，是指股灾不是打在全体投资者头上，而是专门打在其中一部分投资者头上，主要是打在老百姓头上。这是因为目前中国股灾的爆发不是经济原因和市场原因造成的，而是财富分配方法造成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和中国之间，以及中国权贵富豪和一般民众之间的财富再分配，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财富再分配。中国用两个方法把金融危机的灾难锁定在了中国老百姓头上。

一是在对外方面，通过贱卖包括银行在内的国有资产，把中国的财富转移到了国外，同时又把西方危机转移到了国内。比如美国银行购买中国建设银行股票的价格是0.94元，而一些中国投资者的购买价格是11元，莫说目前中国股市跌幅是63％，即便是下跌90％，美国银行仍然赚钱，而到那时中国股民恐怕早已“死”干净了。一位美国银行主管说的好：“虽然我们在美国次贷危机中赔了钱，但是同我们在中国银行赚的钱相比，损失不过九牛一毛”。这就是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中国股民血本无归的原因。到现在人们才明白为什么美国国会要再三通过关于中国金融开放问题的决议，再三授权美国政府要采取各种措施逼迫中国金融开放，再三组织中国经济学界和金融界宣传金融开放，再三发动中国相关媒体讨伐爱国学者的原因了。可以说，如果没有金融对外开放的所谓“背水一战”，把中国资产低价卖给外国人，再用贱卖资产的钱去高价购买外国金融不良资产，美国就不可能把危机的灾难转移到中国来，企业的破产倒闭和股民的跳楼自杀，就应该是发生在美国，而绝不会发生在万里之外经济欣欣向荣的的中国。

二是在对内方面，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把暴利锁定在权贵富豪的身上，把风险锁定在老百姓头上。同样购买一张股票，权贵富豪的购买价是1元，老百姓的购买价平均15元，条件就是老百姓15元买的股票可以在交易所挂牌交易，权贵富豪1元买的股票不能在交易所挂牌交易，也就是说，老百姓15元高价购买的是在交易所挂牌交易的权利。这个权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中国股民的庄严承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信用做抵押，中国股市创办十几年来老百姓从来没有怀疑过，一直心甘情愿地以高于外国人约十倍的价格购买自己国家的股票。可是后来中国证监会一声令下，所有股票都按照一个价格在交易所挂牌交易，美其名曰股权分置改革。如此一来，权贵富豪发了大财，老百姓则被骗得哭都找不到坟头。虽然说起来权贵富豪的非流通股价格是1元，其实连一分钱的成本都没有，十几年来，他们通过转让配股权，实物配股（不算分红），占用公司资金等手段，早已经十几倍几十倍地赚了大钱，现在再以高于原价几十倍的价格套现，这完全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公开抢劫，其残酷性甚至超越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抢劫，恐怕仅次于当初美国白人对印第安人的抢劫。可以说，把股灾的惨烈后果有选择性地降落到老百姓头上，使国内外权贵富豪不仅毫发无损还能乘机发财，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一大创新，是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种经济模式。

凭借这一经济模式，中国的财富如同长江大河般滚滚流向西方发达国家，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毁灭性发展方式的各种弊端，诸如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经济危机等，却如乌云般越来越聚集到中国头上。

所有了解经济学的人都知道，股市是国民经济的先行指标，既然是先行指标，股灾自然就是先行达到的灾难，是更大灾难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可见，中国股市20万亿总市值的灰飞烟灭，老百姓6万多亿真金白银的惨重损失，超过10万亿人民币的外汇储备的凭空蒸发，恐怕只不过是中国乌云聚集的第一声惊雷，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看一下那些拼命向海外转移资产和子女的权贵富豪就知道了。他们是灾难即将到来的最可靠风向标，是坚信风暴即将到来的最先上树的蚂蚁，在匆忙安排着躲避灾难的海外巢穴，目前不做类似安排的权贵富豪业界名流已是凤毛麟角，连风靡全国的“女排精神”的代表人物郎平，都变成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珍妮，相信共和国明天的还能有几人？

只是当中小企业家都被逼上绝路时，中国的穷人就更加失去了任何活路！

2008-8-24



下面是所附文章：

华夏银行抽资后陷绝境，明星药企掌门自杀

日期：2008-08-19 作者：李仲泉；商夏玲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华夏银行从该公司账户中抽资500万元后，郑亚津陷入绝境，在办公室自缢身亡。

在8月11日上午举行的“浙江民营经济创业创新之路”的新闻发布会上，浙江省有关方面否认该省有20％的中小企业倒闭，但浙江企业的经营状况不容乐观。许多浙江的企业家调侃自己正遭遇“4把刀子和一根绳子”的困扰，“4把刀子”是指原材料价格猛涨、人民币升值、用工成本激增和外贸困境，“一根绳子”就是指信贷收紧，企业主拿着这根绳子在等死。

没想到国家中成药五十强企业——浙江一新制药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郑亚津真的用上了这根绳子。华夏银行从该公司账户中抽资500万元后，郑亚津陷入绝境，于2008年8月13日早被发现自缢于公司办公室中。

浙江一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中西药制剂及天然药物制剂研制、生产和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自1989年组建以来，该公司成功开发了多支国家级新药。其中的贝得宁儿童咳液等7种产品为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原料药氢溴酸加兰他敏等产品出口世界各地，保健食品喜满家牌通畅益脂胶囊选入中国名优产品数据库。

兰溪市委一位干部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一新制药是对兰溪市具有重要贡献的企业，历史纳税最高额度曾达到一年1800万元。财务资料显示，今年1至6月份，该公司已纳税460万元。

国家实施宏观调控以来，公司面临的资金压力越来越大，当地一个园区又要征用土地，占用了大量流动资金。当前浙江中小企业资金缺口严重，公司只能转向民间借贷，据了解，公司还曾向社会各界筹款1300多万元。　　

据中国银监会网站公布的2008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浙江的银行平均不良贷款率仅为1.29％，即便是在“经济最困难的年份”，这个数字在第一季度仍降低了0.15个百分点。一方面是资金“贫血”的企业嗷嗷待哺，另一方面却是银行为了确保既得利益而拼命扎紧钱袋子，银企交恶成为浙江经济界之痛。　　

本报记者曾于15日下午4点左右联系华夏银行杭州分行行长，试图了解此前华夏银行对一新制药有限公司抽资500万元的情况及对此事的看法。几经查询，仍是问不到任何一位银行负责人的电话。最后记者打通了杭州分行一个网点的电话(号码为0571-87709201)，在记者表明身份及说明来意后，对方说话开始警惕，表示不知道有关负责人的电话，在记者的再次追问下，才答应告知银行办公的电话(号码为0571-87239099)，记者拨打后发现其是空号。记者再次打电话进行求证时，此前拨通的电话已经无人接听。

根据浙江省统计局的数据，今年一季度，浙江省的企业家信心指数下降了13％，1-5月份下降了26％。有人说，现在的困难“看不见底”。　　

兰溪市经济界有关人士分析说，公司陷入困境的原因，是资金链发生断裂，华夏银行的抽资触发了多米诺骨牌的效应。

据悉，一新制药是兰溪市一家很有潜力的企业，该公司的克比奇羚羊角胶囊是国内目前使用羚羊角为原料的两家企业之一。兰溪市委、市政府希望金融部门继续对该公司提供支持，以维护社会稳定。

建设五有社会，实行四大自由（二） (2008-08-17 22:09:25)
标签：杂谈 分类：理论文章

建设五有社会，实行四大自由（二）

首先，所有涉及人民利益的重大问题，都要交由人民自由讨论，在人民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决策和法案。这种整个社会大辩论和国会内部小辩论的不同作用在于，社会大辩论形成的决策和法案能够充分代表人民的利益，而国会小辩论形成的决策和法案只能代表权贵富豪的利益。中国改革初期的八十年代，老百姓之所以能够尝到改革的一点儿甜头，形成富人吃肉、穷人喝汤的人民还能接受的利益格局，就是文革的大辩论机制仍然在起作用。当时所有改革方案都要经过自上而下然后再自下而上地反复讨论，虽然由于媒体舆论控制在改革精英手中，最终讨论的结果往往都是改革精英预设的结果，但是至少在形式上还要或多或少地考虑到人民的部分利益和要求，人民虽然吃不到肉，但是至少还能喝到汤。后来随着对所谓极左力量的深入围剿，大众民主的历史残余被不断被清除，特别是经过八九风波的大镇压、大逮捕、大清洗之后，作为大众民主制度最后一点儿历史残余的对话制度被彻底废除，中国进入了彻头彻尾的精英政治时代。老百姓的历史劫难也就全面降临了，随着工作、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权利的陆续被剥夺，改革初期那种富人吃肉、穷人喝汤的利益格局，迅速演变成为富人吃肉、穷人喝风的极端环境。

在加强民主法治的旗号下，一系列剥夺和整治穷人的法律法规不断出台，最典型的就是由上海开始的许多地方先后出台的“行人违规撞死白撞”的法律，法律赋予了那些开车的权贵富豪拥有对违规穷人执行死刑的权利。甚至不仅撞死白撞，还要通过所谓“按比例分摊责任”的条款，由被撞死的穷人赔偿富人的修车费用。上海有位没走人行横道被汽车撞死的老太太，就被法院判决承担全部责任，要求赔偿车主数千元修车费，如此丧尽天良的判决连车主都感到难以接受，主动放弃了死者的赔偿。中国精英的法治建设能够堕落到如此丧尽天良的地步，简直让未来的历史学家难以想象！真是到了天怒人怨、天理难容的罪恶极端！如果不是后来胡锦涛的“人治”废除了这一丧尽天良的邪恶法律，每天不知道会有多少老百姓命丧街头！中国之所以会出台如此天理难容的法律，就是精英小辩论的结果，由开车的人制订法律，必然是撞死人白撞；如果实行社会大辩论，由骑车人和开车人共同制订法律，就绝对不会产生如此丧尽天良的法律。

还有目前造成数千万股民血本无归的的所谓股权分置改革，所谓股权分置改革，就是政府违背最初承诺，把权贵富豪一元钱买的低价股和广大股民几十元钱买的高价股拿到市场上按照一个价格买卖，这与其说是买卖，不如说是抢劫。如此公开的抢劫行为造成股市半年跌去一大半，市值损失超过18万亿，按照国务院医改调查小组的测算，足够全国25年的公费医疗支出。也就是说，为了让极少数人发大财，全国老百姓损失了25年的公费医疗。可就是如此明显的抢劫方案，竟然作为改革成就堂而皇之地写入了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并且在代表们热烈的掌声中一致通过。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这个报告不是由少数精英小辩论，而是由广大股民大辩论，结果肯定是要求政府遵守历史承诺，继续禁止大小非流通。这样一来，也就没有了血流成河的惨烈股灾，也就没有了国家和股民令人震惊的财富损失，只是那些掌握大小非的极少数人也就失去了发大财的机会。这就是议会小辩论与公众大辩论根本不同的历史作用。

最近看到许多白领阶层，一方面被股市宰杀的爹哭娘叫，另一方面仍然在咒骂文革大民主。这种现象反映了中国大规模的历史报应已不可避免，股市崩盘还仅仅是开始，随后的房市、金融都将会崩盘。中国白领的财产全部集中在股市、房市和银行里，只有这三大市场全部崩盘以后，他们才会相信精英民主的空前危害和大众民主的历史作用。最近两年我们一直在讲，如果说私有化改革剥夺的是蓝领，那么殖民化改革剥夺的将是白领，并且以中国左翼为代表的进步力量正在全力以赴地阻止这一灾难的发生。然而，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这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的，无论进步力量还是反动力量都无法改变，或许只有在中国白领也被洗劫一空时，他们才会接受生活的真理。俗语常讲“浪子回头金不换”，但是浪子只有在陷入一贫如洗、走投无路的绝境时才会回头。目前中国的白领阶层在继蓝领阶层之后，再次走上了浪子回头的悲剧道路，将会让数千万投资者倾家荡产的巨大股灾正在宣告中国白领阶层灾难的到来。

中国白领幸灾乐祸的时代马上就要结束了。

其次，大辩论能够形成一种社会纠错机制，通过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阶层之间的充分交流和辩论，最大限度地保证社会公众的主导地位和道德的支配作用。如果说前面的大鸣、大放、大字报的主要约束对象是权贵富豪，那么大辩论则同时还具有大众民主自我约束的作用。大众民主的自我约束作用，主要是防止公众一时的选择错误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永久灾难，不断地自我纠正社会选择的错误，避免大众民主异化为被野心家利用的个人专断。虽然从根本上来说，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人民是最公正的历史裁判，但是就某一时期某一部分来说，人民的选择又常常是盲目的错误的，形成历史发展的反复性和曲折性，使社会发展进程呈现出之字型或波浪式发展的特点。这就需要社会具有自动纠错机制，形成道德引力作用，能够把偏离目标的社会重新拉回到公众利益的轨道上来。文革大辩论就具有这种自动纠错功能。如果不是这种纠错机制被废除，30年来中国老百姓将完全有可能是另外一种命运。当初那位老人利用北京西单民主墙打击华国锋掀起反毛运动时，面对华国锋的镇压要求曾十分坚定地说“群众有气就要出，任何人都不能压制群众的呼声”，对西单民主墙的大字报、大辩论推波助澜、火上浇油，不仅以此迅速打垮了华国锋，掀起了持续30年的反毛运动，同时还为自己骗取了一顶民主的桂冠。可是后来，随着西单民主墙大字报大辩论的不断深入，大众民主的纠错机制开始发挥作用，那位老人的阴谋手段不断被揭露，社会开始向公众利益的轨道回归，那位老人立刻凶相毕露，采用强硬手段封闭了西单民主墙。

其后一系列的所谓思想解放运动和政治清洗运动，对大众民主进行了彻底绞杀。期间无论是反左还是反右的运动，绞杀对象始终都是大众民主；反左时把大众民主当作文革妖孽来批判；反右时又把大众民主当作西方自由化来批判。经过持续30年对大众民主的反复清洗，民权荡然无存，官权无限泛滥，中国民众从一个极端沦落到另一个极端，从人类历史上权利最强大的民众沦落为人类历史上最没有权利的民众。诸如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福利制度和罢工自由，是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敢剥夺的公众基本权利，是包括非洲一些皇权专制国家都不敢突破的文明底线，可是中国公众却彻底丧失了这些文明社会的基本权利。不仅丧失了全部公权，甚至丧失了最基本的私权。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朝代，都没有法律允许富人随便扒掉穷人住房，翻盖后再以高价强行卖给穷人的现象，而中国不仅允许富人随便扒掉穷人住房，甚至把那些守在自己住房里的所谓“钉子户”当作罪犯一样对待，中国的法学精英不仅不为老百姓说话，反倒全部动员起来通过各种会议和媒体，声讨那些守护自己房屋的“钉子户”。即便如此，中国富人仍不解恨，开动全国媒体不分场合地频频叫喊：“中国穷人仇富，应该保护富人”。可以说，上下五千年纵横全世界，富人能够带领官员、武警、法院、电视台，开着推土机去扒老百姓房子的，唯独当今中国；中国富人在扒房子圈地、抢占企业和百姓财产方面，除了没有动用喷气式战斗机和核武器之外，几乎动用了全部国家力量，如此为所欲为的富人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可以说，中国一个开发商动用的国家力量，就超过了西方国家全部房地产业动用的国家力量。把政府官员、武警、法院等统统变成了开发商的跟班，还不算保护富人，那怎样做才算是保护富人？总不能赋予每个富人直接调动野战军的权力吧！

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历史上民权丧尽、官权泛滥的唯一国家，一方面是由对文革大民主的历史报复决定的，另一方面也与改革总设计师的个人经历有关。中国改革总设计师虽然号称是第二代领导核心，却从未担任过最高领导职务，他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时，上有华国锋中央集权的领导，下有民众造反力量的制约。他既要对上打倒华国锋，又要对下镇压造反派，只能借助于官僚集团的力量，这就在客观上决定了他成为官权代表的历史角色，用官权的力量对上削弱中央集权，对下剥夺百姓民权。可是，中国二千多年集权政治决定了中央集权力量相当强大，10年文革又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民权力量，要消除其中任何一个力量都十分困难，现在要两面出击同时剥夺中央集权和百姓民权，更是超乎想象地异常困难。可是又非要两面同时剥夺不可，他的个人野心决定了他与中央集权的生死对立，他的政治立场又决定了他与百姓民权的生死对立，与任何一方都无法结盟，对任何一方都无法容忍。在个人利益遭受到巨大历史羁绊的困难情况下，总设计师以超乎常人想象的胆识和气魄，做出了对国家民族来说的灾难性选择：无限扩大官权，无限依靠洋权，打击中央集权，剥夺百姓民权。于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经过百年奋斗刚刚摆脱的历史劫难，再次降临了。本来，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地位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任务，决定了中国必须加强中央集权；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又决定了中国必须扩大百姓民权。如今把中央集权和百姓民权作为打击对象，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就同时丢掉了。并且无论中央集权还是百姓民权，至少都是爱国力量，唯独官权天然就是卖国力量。这是由官权的历史性质决定的，官权要同集权和民权相抗衡，必然借助洋权，最终完全投靠洋权，中国近代几乎亡国灭种的悲剧根源就在于此。古今中外历史上之所以都把约束官权作为一个基本的政治任务，道理也在于此。眼下中国经济殖民化的活生生现实，更是有力的历史例证。

在铲除了华国锋和镇压掉造反派以后，尝到官权甜头的总设计师仍然没有登上集权领导地位，而是继续通过改革无限扩大官权，通过开放紧密依靠洋权，此时的总设计师已经完全谙熟了中国政治的历史诀窍：只要有官权和洋权的支持，就能把中央集权玩弄于股掌之上，就能把百姓民权轻松地踩在脚下。凭借无限膨胀的官权，总设计师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权利顶端，虽然没有任何党政职务，却能够把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国务院总理等统统变成自己的跟班，随便一句话就能囚禁党的总书记，随便一通议论就是全国学习的中央文件。在中国总设计师的身上，中国官员第一次感受到了官权的无比强大，中国官权也第一次具有了自己的人格化代表。以往二千多年封建社会是皇权至上，毛泽东时代是民权至上，唯独这个时代是官权至上。官权至上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官权在历史上第一次具有了自己的人格化代表。在总代表的率领下，官权对上以民主的名义约束中央，对下以稳定的名义镇压百姓。官权的膨胀超越了历史上所有贪官污吏最大胆的想象，达到了历朝历代官员做梦都想象不到的极端程度，不仅超越了历朝历代的官权，甚至超越了历朝历代的皇权。古代皇帝也很难做到随意玩弄他人妻女的程度，即便是能够做到，也只能是限于玩弄，而不可能对玩弄的女人随意封官。而当今中国所有官员只要是想做就都能够做到。中国所有女性只要被顶头上司看上，面前就只有两条路：要么上床要么下岗，不可能有第三种选择。古代从皇帝到贪官，对所玩弄的女性只能赠送钱财，不能赠送官帽；而当今中国官员既能够赠送钱财，又能够赠送官帽。把宝贝从床上培养到主席台上，已成为中国官场的一大时尚，多年来中国的美女官员越来越多，就是这一时尚日渐风靡的结果。随便把官帽赠送给宝贝，是中国权利私有化的根本标志。这是总设计师给中国留下的一大历史祸患。

中国有2个人的威望坚不可摧不可替代：一是毛泽东在人民中的威望坚不可摧不可替代；二是总设计师在官员中的威望坚不可摧不可替代。总设计师之所以能在官员中建立起如同毛泽东在人民中的那种威望，就在于他以自己为样板，按照全息原理克隆出一个皇权化的官僚结构，通俗地说，就是他自己拥有什么样的权利，就让全国官僚同样拥有什么样的权利。这种特别够哥儿们的江湖义气换取了全国官僚的一直拥戴，却把中国推入了前所未有的官僚皇权化时代。全国官僚都视总设计师为生命，都视总设计师为样板；总设计师拥有什么，地方官僚就拥有什么；总设计师能把官帽随便送给宝贝儿子，地方官员就能把官帽随便送给宝贝女人。可以说，当今中国所有美女官员和所有亲属官员，都应该感谢那条残腿；如果没有那条残腿，就没有当今中国的权利私有化；那些美女就只能是玩物，而不能成为官员。大家可以想一下，八十年代的中国，那么多战争致残的老红军、老八路、老将军，那么多为建设共和国致残的劳模、英雄，那么多具有卓越才华和卓越贡献的学界残疾人士，无论按照什么标准进行选拔，全国残联主席也不可能落到一个跳楼残废的无业人员身上。可就因为是宝贝儿子，那些九死一生的老军人，那些无私奉献的劳模英雄，那些贡献卓著的学界名流，统统如同垃圾般被抛在了一边。从那时起，漂亮宝贝便取代德才，成为有史以来中国选拔干部的新的标准。中国政治伦理堕落到了历史最低点，百姓不仅丧失了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甚至丧失了作为动物的基本权利。动物尚且有游荡和搭窝的权利，而中国穷人在任何一个地方搭建茅棚都属于违法。虽然世界上所有实行标准化管理的国家都严禁随意搭建茅棚，但是，凡是严禁搭建茅棚的国家都为达不到标准的穷人提供免费住房；那些没有能力为穷人提供免费住房的国家绝不禁止穷人搭建茅棚。唯独当今中国，既打着标准化管理的旗号禁止穷人搭建茅棚，又打着改革的旗号铲除了免费住房。如此不给穷人百姓留半条活路的统治古往今来绝无仅有。

虽然文革创造的大众民主在中国遭到彻底失败，但是却在社会制度根本不同的西方国家结出了丰硕果实，西方国家正在普遍推广的现代陪审团制度，就是文革大辩论的制度产物。记得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曾经说过：“中国文革许多伟大的创造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处于混乱状态，没有制度化，21世纪人类需要做的就是把文革的创造制度化”。可以说，美国的现代陪审团制度就是文革大辩论制度化的产物。与以往历史上的陪审团制度相比较，现代陪审团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陪审团成员是在开庭前通过全市居民身份证摇号产生。按照现代陪审团制度，被告是否有罪，不是由法院决定，不是由司法精英决定，而是由北京市一千多万老百姓决定，这一千多万老百姓怎么决定？采取最原始的抽签方式，在全市居民身份证中摇号产生陪审团成员，并且每个案子的陪审团成员都是临时抽签产生，由这些抽签产生的陪审团成员决定被告是否有罪。由于这些抽签产生的陪审团成员不懂得法律，没有专业知识，甚至完全是法盲，只能根据天理良心来判断是否有罪，这就充分保证了法律和道德的一致性，能够自动纠正法律违背道德和公众利益的地方。并且，为了说服陪审团选择有罪或者无罪，包括律师在内的控辩双方不再是绞尽脑汁钻法律的空子，而是努力在道义上争取陪审团的支持，这就在客观上使法庭变成为弘扬道德正义的地方，每一次审判都是对社会道德和正义的维护。经年累月都处于这种道德正义的氛围中，律师自身也会逐渐高尚起来，这就是西方国家公众特别信任律师的原因，据说西方国家大部分政治家都是从律师中产生的。中国老百姓之所以把律师称为讼棍，列为“无罪也该杀”的行列，责任不在律师，就在于目前把道德和公众排除在司法之外的小辩论制度，这种司法制度决定了律师除了想方设法钻法律空子和贿赂法官之外，没有其它任何选择。甚至为了防止法律成为捍卫道德和公众利益的工具，中国法学界一直声嘶力竭地呼喊“法律就是不讲道德”“要防止道德对司法的影响”，中国老百姓完全陷入了求告无门的悲惨境地。

由西方国家的现代陪审团制度，由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同的定罪方法，可以看出大众民主的大辩论与精英民主的小辩论之间截然相反的历史作用。在大众民主的大辩论中，公众处于主导地位，道德具有支配作用，法律必然成为捍卫公众利益的正义之剑；在精英民主的小辩论中，精英处于主导地位，专业具有支配作用，法律必然成为欺压公众的作恶工具。正是因为现代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继承了文革的政治原则，所以中国精英集团对于现代西方政治文明和文革大民主具有同样的仇恨和恐惧，把宣传文革大众民主称为是极左，把宣传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称为是极右或是自由化，而把建立在否定大众民主和现代政治文明基础上的精英政治，称为是唯一适合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可见，30年来之所以无论是反左还是反右，镇压矛头始终是对准大众民主，就在于文革大众民主和现代西方政治文明是相通的。对文革的全盘否定导致了对现代政治文明的极端反动，最终把中国放到了世界人权法庭的被告席上，相对于现代政治文明，中国再次变成了未开化的野蛮国家。

全面剥夺百姓民权，造成官权无限泛滥，镇压百姓无所顾忌，使中国成为世界历史上动用野战军对付游行学生的唯一国家；削弱中央集权，造成洋权无限膨胀，经济殖民化日渐深重，使中国称为西方国家随意掠夺的国际奶牛。这种官权和洋权相结合，一方面造成了内专外奴的国家政治模式，另一方面造成了官人经济加洋人经济的国家经济模式。官人经济加洋人经济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最可怕经济模式，这一模式的根本特点就是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官人发了大财，洋人发了大财，唯独本国百姓不仅没有发财，反倒要付出越来越大的惨重代价。中国股市就是一个典型：官人通过大小非解禁发了大财；洋人通过国有资产贱卖发了大财；唯独中国老百姓亏得血流成河。正是因为官人不赔钱，洋人不赔钱，赔钱的只是老百姓，所以面对21世纪最惨烈的中国股灾政府完全无动于衷，甚至满面红光地仰天大笑。中国权力结构的悲剧根源决定了未来中国政治改革的基本途径就是：扩大民权、加强集权、约束官权、限制洋权。而这只有大众政治制度才能做到。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文革宪法的四大自由涵盖了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是把罗斯福那里原本只属于少数精英的自由扩大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由，开始了人类社会由精英时代向大众时代的历史转变。由中国文革开始的人类社会由精英时代向大众时代的转变，将是21世纪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历史事件。其意义绝不亚于由蒙昧社会向农业社会以及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历史转变。人类正在进入大众时代：大众经济，大众政治，大众文化，大众民主，大众自由，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财富充分涌流、网络高度发达的大众时代，社会已经具备了共同富裕和共同管理的物质基础，任何人都不得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把贫穷强加在他人身上，任何人也不得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把表达思想的方式强加在他人身上。社会将拆除所有妨碍公平正义的权力、资本和知识门槛，让富裕、民主、自由的阳光照耀在每一个人的头上，无论他是官员、富人、学者还是缺少文化的穷人，都具有享有富裕生活和表达政治诉求的相同权力，如同无论富人穷人、官员百姓、学者文盲都具有呼吸空气的相同权利一样。任何阻挡这一历史潮流并竭力维护精英统治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建立在剥夺大众财产和大众权利基础上的精英时代必将被送入历史坟墓，这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至于历史将以什么方式结束精英统治进入和谐社会，是以中国文革的和平方式，还是以欧美传统的暴力方式，则完全是由精英集团决定的，是由精英集团退出历史舞台的方式决定的。当然，人民永远都希望以和平方式完成社会历史的伟大转变，中国文革之所以定名为文化大革命而不是政治大大革命，其意义就在于要探索社会历史转变的和平途径，努力为人类社会开辟出一条结束暴力杀伐的新的质变途径，为世界一体化发展和地球村的形成奠定和平进程。

——这就是中国文革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伟大贡献，这就是毛派共产党人不变的政治追求。

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421043303_0_1.html

（2008.08.19）评林妙可事件 (2008-08-19 10:04:23)
标签：张五常 奥运开幕式 文化

北京奥运开幕震撼世界。可爱女孩林妙可唱出来的，是小友杨沛宜在幕后的感人歌声。国内外——尤其是国外——的舆论骂个半死，彷佛整个精彩的演出给这「替代」全盘废了。我不认为有什么不妥，虽然自己的老婆也在骂。本来懒管闲事，但在美国作大教授的外甥，今早来邮，说：「滚美国传媒的蛋，他们只懂得报道假唱歌、假烟花。你怎可以不在博客上仗义陈辞，叫他们滚！」



老婆与朋友皆说，如果我替「假」唱辩护，一定给人骂死了。我从来只替真理说话，早就练得刀枪不入。无足轻重的不说，这次显得有点严重，依理直说好了。



先说计算机烟花，我认为实在好。逼真兼过瘾，烧到有那么多人的广场内，用真火岂不是近于恐怖活动？发神经！



转谈那所谓「假」唱，有什么不妥了？那不是歌唱比赛，而是以艺术表达为主的戏剧性演出。这种演出的衡量准则，是整体的视、听与内容传达的效果如何。从来没有听过舞台剧的演出要论真真假假，而事实上，无论是中方还是西方文化，以艺术为主的戏剧演出，是真是假无所谓，但求效果可取。英国的莎士比亚舞台剧，说话发音与声调的要求高，出现过幕后用专人朗诵台词，替代幕前演员发音的实例。



让我以一件五十多年前的小事说起吧。当年我们的家有一位老朋友，姓陈名绍基，比我年长不止二十岁，因为在家中我排行第九，算是同辈，称他为绍基哥。五十多年前的香港，搵食艰难，绍基哥在鲗鱼涌的太古小学任职，教音乐与体育。音乐与体育格格不入，他懂音乐，体育一无所知，但人浮于事，不二者兼教就找不到工作了。



一九五四年某天，绍基哥急着找我，说有要事相求。他说校方举行校庆，要他提供一项表演节目。该节目他准备好了，是一群小孩子舞蹈，音乐是他改编简化了的《蓝色多瑙河》，由他一个人在台上拉手风琴。殊不知早上试演，礼堂太大，他的手风琴声浪不足，完蛋了。他说市场不会找到跟他简化了的《蓝色多瑙河》一样的唱碟，但知道我曾经拿得口琴比赛冠军，要求我到场以口琴补音相助。他留下曲谱，走了。



过一天是演出之日，约好了，我带着口琴早到两个小时。进入礼堂，看看场景，知道不妙，对绍基哥说：「他们摆设得这么隆重，你是老师在台上拉手风琴，一群可爱的小孩子在舞蹈，很不错，但我既非老师，也非孩子，且衣履不整，很不对头。这样吧，口琴与手风琴的声音应该是分不开来的，你在台上拉，我在幕后吹，或有可为。」他想想也对，于是每人一个麦克风，我躲在幕后，在场工作的员工果然认为分不开，何况为了过瘾我在当时的电台吹过几次，知道口琴与麦克风的距离可以很近，要声浪大不困难。



演出很成功，台下掌声雷动。想不到，绍基哥是老实人，竟然当场公布幕后还有一个后生小子以口琴协助，把我拉了出台，掌声再雷动一次！



几天前听到林妙可小友的绝妙演出有幕后唱者支持，给人骂个半死。我想，为什么奥运开幕的主事人不学当年的绍基哥，演出后公布幕后还有个小英雄呢？跟着读报道，原来真的有个绍基哥，也姓陈，名字是陈其钢，开幕式的音乐总监也。可惜今时不同往日。往日陈绍基说出，掌声雷动；今时陈其钢说出，骂声雷动也。世界真的是变了。



如果陈其钢不说，可能永远没有人知道。这不对，应该说。Give credit to where credit is due，是正着。那些说小友杨沛宜因为长得不可爱而遭牺牲的言论是胡说八道。陈其钢说了出来，杨沛宜前途无限矣！沛宜小友真的长得不好看吗？又是胡说。绝对是个美人胚子，只是孩子换牙期间往往要打个大折扣。为写这篇文章我买了影碟，再看林妙可的演出，认为她是真唱的，只是没有扩音，被杨沛宜之声盖过了。



我喜欢创作，屈指一算，这兴趣逾半个世纪了。今天日暮黄昏，回顾一下，有四项创作玩意做到了自己可以的尽头：经济、摄影、文章、书法——后者还差一小点，但近于自己的尽头了。埋头苦干数十年，我不可能不知道创作有成的艰辛，更不可能不知道每类创作什么容许，什么不容许。



以经济研究为例吧。事实的可靠性非常重要。我对资料真实性的执着调查，四十年前就打下了名堂，而一九七二发表的《蜜蜂的神话》，高斯、巴赛尔、赫舒拉发等人皆认为是实证研究中不可能被超越的。就是不久前为高斯写的《中国的经济制度》，自己七十二岁了，但替我打字及找资料的朋友知道，为事实的可信及其细节我搏到交稿前的最后一晚。至于理论的处理，数十年来我遵守自己熟知的科学方法，不敢有半步差池。这些皆实证科学的法门也。



艺术创作是完全另一回事。这里重视的是感情的表达、技术的层面、品味的优劣、思想的境界。于是，艺术作品只能从作品的本身衡量，没有谁管你的作品是怎样弄出来的。四十五年前在加州搞艺术摄影，有些自以为是天才的我认为是蠢才：他们认为摄影艺术作品完全不能改，连滤色镜也不能用，称自己为purist。他们的作品偶有佳作，很少，而感情的表达总谈不上。我的摄影作品绝不pure。光的处理要出术才可以搞出变化，于是在镜头、胶卷、黑房等处理上尽量打破约束，务求感情的表达因为技术变化够多而给自己多一点满足感。后来研读其它前辈大师的艺术观，没有一个不同意我的看法。当然，今天的摄影由计算机处理，程序不同，但归根究柢，作品的高下还是只能从作品看，没有谁管你的作品是怎样弄出来的。



张艺谋是搞艺术创作的。开幕式所见，大师无疑问。批评林妙可有幕后代唱的人显然不从艺术创作的角度看──他们可能认为妙可小友是个人表演或参加国际歌唱比赛吧。



是不容易理解的心态。二十多年前电影《莫扎特传》是顶级好戏。记得吗？莫氏死前的一幕，歌剧演出时他在幕后弹琴，台上弹的只是假动作。没有谁认为有什么不妥。回头说开幕式，李宁升天与凌空奔跑摆明是假的，因为钢线看得清楚。没有谁有异议。但如果见不到钢线，明知不可能是真飞但怎样也看不出是假，颂赞之辞当然更高了。



结论是明显的。如果我们把「开幕式」作为一件整体的艺术作品看，不要管其中有什么弄虚作假的，因为这些是艺术的一部分，哲理上是容许的。但如果我们把这整体分割开来，以个别表演者的成败论英雄，那么幕后的「替代」愈多愈捱骂；另一方面，如果个别表演者没有幕后替代，那么假得愈逼真掌声愈多。个人认为开幕式要从一件整体艺术作品的角度看。此「式」也，没有个人表演这回事！

周小康， Quin， fish:
哈哈,周小康当年的帖子在我的网站上依然可以找到:
www.hujingbei.net/show.aspx?id=69&cid=25
对不起,做了我的那篇评论你的帖子的附录。
当年许多人希望我把它删除。新任财大经济学院院长也提出了类似请求，尽管这篇帖子对他开展改革是有利的。我支持他的改革，但我还是坚持没有删除。也许，在网络上，就是我这里保存了周小康你的原始帖子？
就Quin的不知道是否确实的问题，我当年在评论中指出，Skywalker说的是真话。而我们做教师/做院长/校长的在学生座谈会上听到的很多不是真话。
周小康也许比四年前变得深沉了，但我同时希望他保持当年的尖锐和气概。


.

wwwwww：
谢谢你转载了这几篇文章到这里。我会好好读读它们的。不过，我的总印象是作者不理解文化大革命，也不理解毛泽东政府下老百姓所遭受的苦难。仅仅几千万人饿死这一事实，就已经把毛泽东政府归于中国历史上最残忍的政府了。
毛泽东政府是靠宣传仇恨起来也是靠宣传仇恨维持的。中华民族要想逃脱再一次的苦难，必须放弃仇恨心理，必须警惕一些专制的梦想者对仇恨的煽动。

zgs:
张五常如果能加上一句话, 告诉大家他已经把他老婆说服, 就好了.
这件事, 最好不要拉上张艺谋。老谋子肯不肯换人，谁知道呢？以后看老谋子的回忆录吧。听说是政治局的一位委员在最后一次彩排后要求换人。当然，也许那位委员是位艺术家。我不知道。所以，我无法多说。但张五常的意思，换人也是“艺术大师”的决定，我无法同意。
我的总的倾向是如果两个女孩相貌的美丽程度差别不大，就不应当换人；尤其是如果换人是政治官员决定的话。

转贴——张五常：北京要立刻撤销宏观调控！

佛利民（国内称弗里德曼）在生时屡次说我是世界上对中国经济看得最乐观的人。事实证明我对，他错。九三年朱镕基大手推出他发明的宏观调控，我对中国经济还是审慎地乐观。九七亚洲金融风暴，北京的朋友悲观，但我的乐观却变为不「审慎」了（理由可见于○六年四月发表的《铁总理的故事》及最近发表的《中国的经济制度》）。跟着的通缩与房地产之价暴跌，我乐观依旧。

年多前，我见央行处理人民币的手法频频出现问题，认为很不妥当。去年十月收到「新劳动合同法」的文件，一读就跳了起来，转为悲观了。其实这新劳动法本身的杀伤力不是那么大，但加上人民币升值（尤其有外汇管制使做厂的不能以人民币结算）与宏观调控，结合起来的杀伤力威不可挡。是非常复杂的经济分析，不是三几篇文章可以解释得清楚。

高斯的芝大会议我全力协助，而跟着是北京奥运的热闹了。另一方面，我要多观察市场才动笔。历来不大重视官方的统计数字。不是说官方不诚实，而是公式化的统计有问题。因为种种原因，公式化的统计在中国更不容易算得准。我相信自己用了数十年的调查方法：到街头巷尾跑，加上在不同地区有自己认为是可靠的查询站。

可以这样说吧：半个世纪以来我没有见过一个经济像中国今天那样，只几个月就变得面目全非。外来的因素存在，但从时间的先后判断，我认为主要还是中国本身的政策出现了严重的失误。见不到失业率暴升吗？那当然，因为四个月前在厂打工的开始辞工归故里，耕田去也。倒闭的工厂不是那么多吗？厂房出租随处可见，有租金切半也租不出去的实例。减产或停产所在皆是，但统计上不算是倒闭。比较偏僻的县政府不认为形势转劣吗？五个月前他们是这么说，但最近改了口，说洽商好了的投资者不知躲到哪里去。六个月前我说中国的庞大对外贸易顺差，会在一年内转为逆差，香港几位朋友在某电台作评论，说我的推断胆大包天，难以置信。可幸他们又说我的推断历来可靠，否则今天要找他们赌一手。

股市我没有跟进，或像牛顿那样，不懂，但房地产的市价是过高了吗？九十年代后期的楼价下跌了三分之二以上，我没有说什么。今天也应该暴跌吗？经济高速增长了那么多年，人民收入的积蓄投资要放在哪里才对呢？房地产之价是反映着人民投资的财富累积，无端端地减半愚不可及。当然，楼价可以被炒得脱离了财富累积的现实，是否过高的判断非常困难。我喜欢拿上海的楼价与世界各大都会的相比，衡量市民的不同收入后，认为上海的没有偏高。

转谈此文的重点，我认为中国的通胀，就是年来最高的八点七，不是那么严重。绝大部分的升幅是因为农转工的人多，农产品之价急升了。求之不得，最好不要管。炎黄子孙老是得把口，声泪俱下地说要帮助贫困的农民，说了数千年，但农民的收入因为农产品之价上升而上升了，他们却破口大骂？在国内，蔬菜及较差的白米今天还是两块人民币一斤，你去种吧。朋友说猪价飞天，建议投资养猪。我说农民比朋友聪明，怎会轮到我们去赚他们的钱呢？看来猪比朋友聪明。

重点是非农产品的物价上升，来来去去只在百分之二左右。我大略地算过，这升幅补偿不了国际的原料价格上升，反映着中国工人的生产力是上升了。加上新劳动法增加了非农产品的成本，工厂用不着宏观调控也容易关门。不明白在原料价格急升、外国市场再不满是中国货的情况下，北京会推出那些对工业不利的政策。也不明白为什么近来美元对所有其它主要外币是相当可观地上升了，但兑人民币却升得甚少。人民币还是钩着一篮子外币吗？是何时脱钩了？

因为国际原料价格上升而带来的中国通胀，用西方的早就证明是有问题的货币政策来搞中国的宏观调控，当然不妙。原料价格上升不是货币现象，不应该用货币政策来处理。这一点，我自己也曾经看错。中国本身无法控制的物价变动，大势所趋，可以不管不要管。如果认为这原料价格的上升的一个主要部分是起于中国的需求，那么要压制，把人民币以一篮子物品为锚是最上选的方法，用不着宏观调控的。

目前我最担心的燃眉之急，是中国可能出现企业破产大潮。坚持目前的政策三个月，最多六个月，这大潮出现的机会不小。就是立刻修改政策也可能是太迟了。新劳动法一定要大改或取缔，央行的运作多处不对，也一定要处理，但这些不能急办。可以急办的是撤销宏观调控。这里还有另一个重点：货币及利率的变动，与经济反应的时间差距有六到十八个月。十多年前跟佛利民研讨过，大家同意中国的反应时间较短，约六个月吧。这样看，如果北京在一夜之间撤销所有宏观调控，正在下降的通胀还会下降一段时期，而通胀短期内复升的机会是零。快要破产的企业是不能等的。

要小心了。目前濒临破产的企业究竟有多少大家不知道，银行放宽贷款虽然是正着，但可以惹祸上身，引起挤提就大件事。要先挽救哪些因为宏观调控而近于破产的，不容易判断。其它因为政策而近于破产的，不幸地要等一下。与政府政策无关的破产，市场经济说不要管。

两项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要大手切。其一是银行的储备金率年多来提升了十多次，其二是利率提升了不少。不要慢慢来，要一次过地大手切。大手地减储备金率要做，但判断上有困难。那就是银行可能贷给不应该贷出或无可挽救的企业。减息是安全的，一手减两至三厘吧。

可能太迟了。不要一点一滴地做，也不要斤斤计较。让银行少赚一点是高棋，因为少赚一点比收不到坏账好得多。

　9月9日下午，厦门国际会议中心海峡厅座无虚席，这里云集了政商人士，因为“狼”来了。“狼”就是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他也用风趣幽默的演讲，把犀利的观点抛向在场的听者。

　　郎咸平是中国知名经济学家，香港中文大学首席讲座教授，被称为“郎监管”。2005年，郎曾应邀出席投洽会的“资本论坛”，针对中国股改放言“差的国有企业不能减持”。

　　“狼”看中国股市——他呼吁政府救市

　　对于中国股市，郎咸平语出惊人：全国宏观调控基本有误。

　　郎咸平认为，2006年，中国制造业环境已成型；2007年5月30日宏观调控，股市大跌。当时很多股民选了二线蓝筹股却不赚钱的原因，也就是股市仍下行的原因：过冷部门从去年持续萧条恶化；大盘股是地产、钢铁、水泥，大型工程等，“二元经济过热部门拉到6000点，市盈率该有多高？”

　　中国4年前就推行宏观调控，今年继续加大力度，原因是经济过热，专家分析认为经济过热的原因是流动性过剩，结果采用宏观调控收回流动性为主，如调高存款准备金率等。

　　郎咸平认为，汇率也会影响股市，但“汇率是各国政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他举例说，日本汽车曾经出口席卷美国市场，美德法联合签订“广场协议”：日本外汇增长过快需要升值。日本也被迫签了协议。

　　当年，国际投机商认为日币升值都会去买，大量热钱流入日本，日本政府平衡供需，造成日币越买越升值，政府只好压迫银行降低利润，造成流动性过剩，给股市楼市造成泡沫，最后外资一起撤出，股市楼市都跨了，唯一延续的就是通货膨胀，结果导致日本经济萧条长达10年。

　　郎咸平认为，“我们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国际金融战略时代”，中国去年与日本当年情形基本一样，所以也会有专家以为是流动性过剩造成的，结果就是股价从去年开始大幅下跌一直到今天。

　　郎咸平认为，中国的经济走入了前所未有的工商经济链条，环环相扣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恐怕股市的影响会波及到制造业、地产业。因此他呼吁政府救市。

　　“狼”看中国楼市——“受制造业转移资金冲击”

　　郎咸平认为，专家错认为“政府退出就会有市场”，结果医改房改全推给市场，导致住不起房、看不起病。

　　郎咸平认为，“中国没有真正意义的市场”，中国地产业就是一个标准的市场化扭曲：供给严重不足，需求随意定价，结果肯定伤害了消费者；土地开发权、银行信贷权，都属于半政府行为，地产业每个环节都有“权力寻租”的可能。

　　据了解，“权力寻租”一般指政府的各级官员或企业的高层领导利用手中的权力，避开各种控制、法规、审查，从而达到寻求或维护既得利益的一种活动。

　　郎咸平还认为，在中国，制造业的资金转出，不再投资，而是转去炒楼、炒普洱茶、炒红木家具，这些都属于虚拟资金。去年的股市楼市泡沫就是制造业“回光返照”造成的。

　　“本应投资到制造业的钱投到股市楼市，倒闭的企业会越来越多”，郎咸平说，深圳、浙江越来越明显，去年台北房价也上涨30％—40％，资料显示是广东汇出去资金130亿去炒台北的高价楼。

　　郎咸平认为，这种不来自于正常经济的虚拟资金，打入城市拉高房价，而且从高价房开始拉，中低价房也水涨船高，到最后碰到问题，中低价楼盘先跌，高价楼盘后跌。

　　郎咸平认为，楼市走到今天，需要中国政府像美国政府一样，设立防火墙，千万不要让楼市的问题影响制造业、工业、商业、农业。

　　郎咸平称自己不想预测中国地产业的未来，因为地产业的资金不是来源于经济正常成长所产生的购物资金，而是不想做制造业挤压出来的资金，根本无从预测。

　　“狼”看中国经济——“消费拉动才是正常的”

　　中国整个经济发展，真的是过热吗？郎咸平的答案是：没那么简单。

　　郎咸平认为，中国经济不是象客观经济学里说的一元经济，而是同时过热过冷的二元经济：政绩工程过热，民企过冷。

　　所谓的二元，一个是政府积极投资的过热部门：地产、钢铁、水泥、银行、政绩工程，占30％；另一元是指70％粗放型的制造业，是过冷的。

　　郎咸平认为，中国的GDP是非常扭曲的，经济发展是过热的部门拉动的，中国的经济增长，30％是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的；欧美日本的固定投资只占20％多。

　　郎咸平认为，以消费拉动的经济才是比较正常的经济。人民币汇率面临极大的升值压力，升值结果打击到了二元体系，导致出口制造业更萧条。

　　国际金融炒家的进入等因素形成难以克服的通货膨胀，意味着中国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产业链之战。

　　在6＋1的国际产业链中，要透过6取得定价权，中国政府要做的是通过法制化手段制定游戏规则，如抽税等措施使得自身获取利润放大。

傅大使的呼吸泛着古尸一般的霉味
（from 周英杰）
国庆休假举国同庆，这7天的长假可以说是国庆给大多数中国人带来的最大的实惠。
本欲趁此休假期间闭门读书，尽量“两耳不闻窗外事”，但是看到大人先生们几近“弱智”的表演，还是不能不站出来评点几句。
这次我点评的样本是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的所谓“大使”傅莹女士在英国的一次演讲。虽然我不能见到傅莹女士此次讲演的全文，但仰仗新闻媒体的报道，我得以获悉这位女大使此次讲演的主要精神。一言以蔽之，她的这次讲演是一次反民主、反普世价值、反中国人的极端武断、极端自我矛盾、极端逻辑混乱的赤裸裸的表演，她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讲演，从头到脚都泛着阴沟里才有的泛着霉味和臭味的呼吸。
中国有这样的和司马南一样水平的大使，而且竟然常驻英国这样十分重要的国家，中国的前途还有能什么希望？
为了让大家清楚地看到傅莹大使的荒谬处，我特意采用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家惯常使用的句末点评法，对她的讲演的要害处进行简略地点评，让大家看看这位大使的臭皮囊里到底是些什么玩意儿。
以下是东方网的新闻原文，我的点评用黑体字以为简单的区别——
中国驻英大使傅莹:中国不会成为另一个西方国家
东方网10月2日消息:中国驻英大使傅莹表示，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会逆转，仍将奉行和平、合作的外交政策，但中国不会成为另一个西方国家。（点评：中国不会成为另一个西方国家，这里的“西方”如果是一个地理概念，则显然傅大使说的是绝对的真理。但如果把这里的“西方”理解为西方的民主制度以及由近代西方世界为人类探索出来的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等意识形态上的“西方世界”，则中国一定要成为这样的一个“西方国家”！拒绝成为这样的“西方国家”，无疑是说我们中国人不配享受全世界共同拥有的文明成果，无疑说我们是低等民族，只能享受专制和极权暴政！这样的话公然出自煌煌大使女士，真是天下奇闻。）
记者三十日从中国驻英使馆获悉，中国使馆近日在英保守党伯明翰年会期间举办论坛，研讨“奥运后的中国——是伙伴还是挑战？”傅莹在论坛上说，奥运会的成功是建立在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坚实基础之上的，奥运会后的中国还是要在与世界的融合与互动中求得发展。（点评：既然不要成为另一个“西方国家”，现在要做的就是像毛泽东时代一样关起窗户来，因为像现在这样的继续“与世界的融合与互动”，一定会影响愚昧的中国人，让他们日益聪明起来，看清楚傅大使们的鬼把戏，且一定受到“西方世界”的影响，最后等于是在“自掘坟墓”，这不是很愚蠢的事情？又要抵制西方世界的影响，又要继续与西方世界“融合”与“互动”，前后矛盾如此，又一奇闻也！）
针对民主、人权等问题，傅莹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都取得了很大进展。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政府以人为本的政策得到民众的衷心拥护。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百分之八十六的中国民众对国家的发展方向感到满意。（点评：应该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还是取得了不小的进步的，这是事实。但是如果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的话，则是无耻的撒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上面不是说过不要成为“西方国家”吗？既然如此，要民主做什么？哈耶克博士在其《通往奴役之路》里清楚地指出：社会主义天然地排斥自由和民主，傅大使将民主硬加给社会主义难道是要突破哈耶克的结论，像老哈一样想去得个诺贝尔奖吗？至于什么鬼公司的民调简直是荒唐至极！这是个什么公司啊？它如何做出的调查数字啊？莫不是在像傅大使这样的高官群里做的调查吧？我们一贯是很不信任西方的民调公司的，那是因为它们的数字总是对我们很不利；而现在我们也要信任这样的公司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们的数字这一次对我们有利嘛。因此看来，这里是没有原则和立场可言的，有的只是利益。换言之，有奶就是娘。）
傅莹认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民主，不能只看有没有一天的全国性选举，关键是政府的决策过程是否民主，政府是否服务于人民的利益。（点评：民主政治就是票选政治，没有全国性的选举还叫什么民主制度？“政府的决策过程是否民主，政府是否服务于人民的利益”，这些固然是评价标准，但是没有民主制度，这些“毛”又如何附丽在“皮”的身上呢？傅大使的高调可以唱，但是是说服不了英国人的吧？）她表示，西方民主制度在特定国情的土壤里和相应的经济、社会基础上发展顺利，但是世界上移植西式民主的国家并非都是成功的范例。（点评：民主制度与西方、东方毫无关系，她是人类具有普世价值的文明成果，最早可上溯到古希腊的城邦制度。民主制度不能说它只适用于西方，东方就不能适用。至于“移植西式民主”的成功的案例，台湾可以算一个吧？日本算一个吧？韩国也算一个吧？既然如此傅大使的结论是如何做出的呢？）“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初期，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用西方模式衡量和要求中国是不适宜的，要求中国采用西方民主本身就是不民主的。” （点评：老调重弹。这就像我们一贯宣扬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样，你要问“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他们会告诉你“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呵呵，你的明白了吗？他们是不需要有理由的啊。我想问傅大使的是：美国当年实行民主制度时，工业化程度还赶不上我们的现在吗？难道我们改革开放了30年，还不如200多年前的美国？对此傅大使如何解释呢？更为荒唐走板的是“要求中国采用西方民主本身就是不民主的”这一句，为什么“要求中国采用西方民主本身就是不民主的”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如果说西方世界敦促我们实行民主制度，那只是人家的建议，有什么“不民主”的呢？这样武断的结论出自一个大使的口中，简直匪夷所思啊。）
傅莹表示，中国并不完善，在公正执法、公平分配等方面还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所以中国才一再强调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点评：不，恰恰相反，傅大使应该胸有成竹地告诉西方世界：我们很完善，我们很公正，我们是天堂，我们是西方世界的明天，我们是世界的一丝唯一的光明所在。按照傅大使的逻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何必如此谦虚呢？）她说，西方民主脱胎于西方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几个世纪的工业化过程中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逐步成熟起来。但英国在工业化初期也做过不少侵害殖民地土著人权益的事。西方在妇女选举权、少数民族等问题上也走过漫长的道路。 （点评：说得棒极了！这正如在土谷祠里的阿Q，看到赵老太爷油光可鉴的肥脸，一样可以指点着说：靠，有什么了不起，你看他过去不也和我现在一样的么？他何曾没有摸过小尼姑的脸，偷过尼姑庵的萝卜？傅大使真是得了阿Q的真传。不过美中不足的是还应该接着发挥如下：我们虽然还有很多问题，但是我们的妇女地位不是比你们西方高吗？我们的中餐不是比你们西餐好吃吗?我们的鸟巢和大剧院你们有吗？……总之，可以举出一大推中国强过西方世界的例子来。须知，纵使要学阿Q，人家那阿Q也是有“优胜纪略”的，也不光是意淫啊！至少也曾和小D的战斗中拔过头筹。）
谈到中英关系，傅莹说，中英两国合作应对挑战十分必要，两国共同点远远大于分歧。当前中英关系的最大挑战是需要进一步增进两国间的相互理解，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存在不同认识，甚至误解很深，但只要坦诚对话，求同存异，相信中英关系会有美好的前景。（点评：极端不赞成傅大使！我认为傅大使应该这样说：对于英夷、美夷、日夷、法夷以及其它的乱七八糟的什么夷，应该学习“义和团”和“红卫兵”以及当代“爱国愤青”的大无畏的“革命加玩命加不要命”的精神，坚决打击，绝不含糊。还谈什么啊？还什么“坦诚对话，求同存异”，笑话！你把他们狗日的使馆砸了、把外国人统统驱逐出我中华不就得了？呵呵，五洲激荡风雷急，毛主席的思想放光芒，誓要把美帝苏修一扫光，锵锵锵，得得得，阿Q同志携傅大使同志——革命去也！）

胡教授：
一次偶然的机会了解到您是一位自由研究者，在当今社会实属罕见，深为佩服。从您的网站知，您对58年的大饥荒保持了一种强烈的带有历史感情的持续关注，对此，敝人深为认同。近期，看到了一本有关此次大饥荒的专著《墓碑》，很值得一看，特向您推荐。该书的具体内容，在此就不必详述了，在百度中很容易就搜到，此网址提供一篇丁学良的书评，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2231
倘若您已经有所了解的话，就当做我对您的一种关注和支持吧！

一名学生

qqqq:
谢谢你转贴到这里的文章。

折石：
谢谢你告诉我杨继绳的《墓碑》, 我知道这本书，非常佩服杨先生的勇气和民族责任感。60年代初的大饥荒需要很多人去追究才会得到正式承认，才会引出教训。今天，世界又面临经济危机。为了避免大饥荒的惨剧在我们民族再现，为了避免中国近期社会发展出现最坏的后果，我们必须把反对专制放在讨论社会问题的首位。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日期：2008年10月24日 02:55 http://www.china-cbn.com

徐以升　陈晓晨

　　本月25日，北京大学将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的基础上成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该校周其仁教授料将出任院长。

　　CCER副主任巫和懋教授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成立国家发展研究院以后，研究领域将从经济领域扩展到国家发展的更多个领域，包括能源、环境、人口、国际关系、法律等，并仍然以经济发展为主轴。

　　“升级”的想法最初来自CCER的创办人林毅夫。据悉，林毅夫从世界银行卸任后，将回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工作。

　　除了北京大学的资金外，CCER有很多外来办学捐资。目前，金光集团已捐资1亿元，香港联亚集团主席捐资1000万元，支持CCER创办国家发展研究院。之前曾资助CCER的，还有美国洛克菲勒基金、福特基金、埃克森公司、辉瑞制药、瑞安集团，以及世界银行、汇丰银行、长沙远大等。

　　巫和懋说，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将继续坚持独立作研究。从经济发展到国家发展，研究院要更好地扮演“民间思想库”作用。

　　目前中国有多家民间性质的独立“思想库”。包括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04年成立的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等。

　　2007年10月，十七大报告强调，“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的作用”，提出了“思想库”一词。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一直被视为重要的官方“思想库”。

为了上海财经大学的未来，为了上财经济学院及其他兄弟学院的未来，为了上财高等研究院的未来，我郑重地建议财大的主要校领导和学院负责人认真地研究CCER的新发展思路，尤其是建议上财经济学院的田国强院长认真地研究这一重大战略问题。

吴敬琏说过这个意思，但很简短，我没看懂。这是迄今我看到的最有说服力的一篇揭示此次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危机成因的文章。我认为，有必要以继续论证下去，建议在论证过程中慢慢来，从容地列出个一二三四，abcd，甲乙丙丁，使人读来一目了然。此外，还可产生一批子题，比如，中国在危机之外吗？当然不在危机中心，但在哪里呢？后果对中国影响有多大？受损程度比老资本主义国家大还是小一些，还不十分清楚。不可否认，其中存在着制度比较和道义的判别，比如，难道共产党国家、专制国家实行的制度反而优越？这些国家向资本主义靠拢是被容纳还是被拒绝？谁害了谁？等等。这很重要，十分关键。不说清楚，就给党棍们歌德派们提供了再一次愚民、忽悠大众的机会。现在，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的说辞又变得不怎么臭了，新自由主义倒被批得体无完肤，真理又被遮蔽了。很担心世界再次回到上世纪初直到七十年代那种意识形态互争高下的局面。——草云

周小康：
谢谢你转来的关于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扩大为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报道和你对上海财大高研院的关心。我已经把你的转载和留言都发给了田国强院长。相信他也很感谢你。
对北大CCER改为国家发展研究院，我是一笑置之，没有你那么关心。今天的中国是世界的一个部分，也许下一个该成立的机构就是世界发展研究院了。CCER近来的发展，我有些担忧。周其仁能当主任，是好消息，不二人选。但要挽回CCER的影响力，周其仁困难很多。CCER变成国家发展研究院，并不就能让它回到它原先的地位。成为政府思想库更是一着败局。你见到什么大学的研究院研究所研究中心成为重要的政府或者民间思想库的？CCER走那条路，既难以重领原先在学界的风骚，也难以领政府或民间思想库之风骚。
上海财大的高研院如何做？我不认为它应当走政府思想库的道路。但它应当明确定位才好确定自己核心竞争力所在的方向。我希望CCER的后身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搞好，也希望上海财大高研院搞好。

草云先生：
谢谢你的留言。谢谢你对我关于世界经济危机文章的评论和继续写下去的建议。
有一点我想是很清楚的，就是意识形态之争至少在全世界范围内不会出现。三十年代大危机之前，认为资本主义走到头的观念就很流行了。墨索里尼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他在二十年代就上台了，搞社会主义了，并且成为当时世界的楷模，希特勒搞的也是社会主义，纳粹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简称。俄国不过是当时世界社会主义浪潮中的一支，并且只到三十年代大危机后才因为避免了大危机被重视。危机发生之后，许多美国人、英国人当时也认为应当实行专制独裁来挽救经济挽救国家。
但是，今天全世界没有这样的气氛、就拿全世界反对美国打伊拉克来说，有人举着侯赛因像参加反战示威吗？在发达国家没有，完全没有。但是，四十年前，西方国家多少人举着胡志明的像上街游行反战！仅仅从这个小小的现象就可以看出，专制主义包括社会主义在今天没有市场，在今天的意识形态争论中没有它的地位。
就今天的经济形势来说，读凯恩斯的人很多，读马克思的人并不多。而且，读马克思书的人，要推翻资本主义的人更少，因为在马克思那里，代替资本主义的是公有制，公有制就引向专制。而专制在西方核心国家里已经没有可能了。这是今天和80年前的最大区别。今天的德国，经济再困难，要设想一个新总理上台后就修改宪法成为终身总理，就像天方夜谭一样。而西方核心国家不变，专制就不可能成为世界潮流。
所以，就我今天的认识，我对全世界的专制潮流目前没有担忧。至于加强政府干预，那又是一回事。在民主政治下，只要政治干净，则不管加强还是弱化政府干预，事情都不出太过分。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2007年开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月度同比增幅就一直在15％以上，而且几乎不断地在加速。今年前三季度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2％，剔出7％的CPI上涨，也有15％。而且除了2003年那个非典的春天外，绝大多数月份也都保持在10％以上，当时的CPI还在5％以下。

消费喷发和物价上涨经常是相互交织了，我实在很难想象远低于经济增长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是如何支撑消费增长持续高速增长的。这使得宏观调控政策很难再从消费上压榨出太多贡献，即使充分考虑农民增收导致的消费需求增长。既服务于国内市场，也服务于全球市场的中国消费品制造业，在海外需求大幅萎缩的情况下，很难靠国内市场来支撑，这根本不具备现实。

于是最后很容易又陷入到投资饥渴症的怪圈中：靠大规模基础建设投资来消耗过剩的水泥和钢铁产能，居民消费抑制之后存款回流商业银行，而商业银行在信贷再度扩张的推动下为工业企业注入流动性。

写得好

这个网站很好。内容丰富，简洁大方。比一些所谓大家的恶心宣传网站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