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人类大历史中的农业劳动力转移

摘要:农业劳动力转移现象可以精炼为非农化概念。非农化和12,000年前发生的农业化是两个同等重要的人类历史变革。本节用农劳比的上升和下降描述农业化和非农化过程并指出非农化过程在大历史含义。

第一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人类大历史

1.2 人类大历史中的农业劳动力转移

        最近二十多年来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不但表现在其范围的广度和速度的高度上,而且表现在难以定量描述的社会深度上。农业劳动力转移绝不仅仅是个数字和数量问题。每个农业劳动力都是活生生的个人。离开农业而转入非农业部门对他们每一个人都是重大的人生转折。如果考虑到农业生产活动几乎全部在乡村,非农业部门集中的城镇,农业劳动力转移就不仅意味着亿万人的职业变换,而且意味着他们生活和就业的地区变换,意味着他们家庭、社区和社会地位的变迁。更具体地说,农业劳动力分散地生活在一个个村庄,熟悉的是村庄内以熟人关系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规范,掌握的是以家庭为核心价值的观念体系,了解的是以自给自足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清楚的是以手工技能为基础的生产工具和以土地与气候为前提的生产条件。农业劳动力转移意味着转移者将置身于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一个人口密集、街区复杂的城市,一个举目无亲的人文环境,一个靠市场交换才能获得生存用品的经济关系,一个以机械为主、以资本和供求导向的生产活动,一个以个人为核心价值的观念体系、一个以规则为核心的社会规范。因此,对每一个转移者和他们的家庭来说,转移都是一次惊心动魄的飞跃,包括心理上、观念上、社会规范上、生活习惯上、工作环境上和家庭联系上的飞跃。从宏观角度看,农业劳动力转移意味着社会发展方向的根本性改变:从农业社会改变为非农业社会。在社会学方面,农业劳动力转移又具体表现为人口和劳动力的地域集中即城镇化,表现为各个种族、民族以及次级人口组别的混杂、冲突和重新组合与融合,表现为各种社会规范、生活习惯、价值理念的混杂、冲突和重新组合与融合,表现为个人独立性的强化和个人间社会关系的重建、表现为人类本身与自然环境的疏远和人在自然中的位置的变化,甚至表现为人类本身在身体和心理上的进化。在经济学方面,农业劳动力转移则表现为人口和生产活动越来越多地卷入市场、表现为资本相对于土地在经济学中地位的提高、表现为非农部门重要性的提高,表现为非农消费品在人类消费资料中地位的提高、亦表现为技术对人类生活的影响的增强。一句话,农业劳动力转移可以视为人或人类本身的变化:从某种被自然条件和自然形成的血缘关系束缚的人类转变为更多地被人自己创造的技术和普适性的社会关系约束的人类。

我们进一步扩大视野,在更广阔的人类大历史中考察当今世界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根据人类目前达到的认识水平,人类脱离动物界而开始自己的历史至少已经有270多万年。在这段大历史中,人类已经经历和正在经历的最重大的变革有两次。第一次大变革是从采集狩猎经济到农业经济的农业化转型,第二次大变革则是从农业经济到后农业经济的非农化转型。历史学家汤因比(A. Toynbee)曾经就人类经历的重大技术变革指出:“新石器时代的技术革命,以食物生产取代了食物采集,是一种在规模和意义上堪与近代西方工业革命相提并论的技术变革。在工业革命中,人力则是被受控的机器力(作为人类制造和运动的物质手段)所代替。在这两次革命的间歇期间,没有任何可与之比肩的技术变革。”[1] 我们用农业化和非农化转型两个概念表示汤因比所说的两大技术变革。人类脱离普通动物界后首先从事的主要经济活动是采集可食的植物与捕猎可食的动物。这是人类从动物继承下来的以本能为基础的经济活动。采集狩猎社会同时是人类学习集体生存、培育最早人性的阶段。这是一个极其漫长的阶段。如果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恰好是270万年的话,那么采集狩猎社会的延续时间将超过265万年。在这段时间内,人类也许尝试过其他经济活动。当今的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成果认为人类开始从事农业的历史应当不早于12,000年以前,也就是说,大约从距今12,000年前开始,人类缓慢地开始学习驯化野生植物和动物并开始种植和养殖它们,从而开始了从采集狩猎向农业的变革。这是人类经济的农业化转型。这场转型大约延续了7,000 年。它的两个重要特征是在人类消费的食物中,来自生产的部分越来越多、直接采自自然界的部分越来越少;在人类的劳动力中,从事农业的越来越多,从事采集狩猎的越来越少。大约5,000年前,即公元前3,000年前后,现在依然活跃在欧亚与北非大陆各主要民族基本结束了这一变革并进入以手工技能和经验技术为基础的农耕畜牧经济或农业经济,[2] 大部分食物来自农业,大部分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 Stavrianos)曾估计“在公元前8,000年,百分之百的人类还是狩猎者;到了公元前1,500年, 狩猎者便降低到了不足百分之一。”[3] 农业化转型成功结束之后出现的是农业社会。它大约延续了5,000年。农业生产让社会有了剩余产品,人类开始有了不直接从事食物生产的非农部门,也有了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的流动。不过,在几千年的农业社会中,农业生产始终是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活动,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劳动力始终从事着农业。在这期间,人类在世界许多地方也许发动过若干次规模不同的非农化变革。坚持下来并终于成为几乎所有人类民族效仿榜样的非农化变革,正式开始于二百多年前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劳动力大规模地从农业转向非农业,非农业成为社会主要经济活动都是英国工业革命之后才变得重要的人类现象,而且在十九世纪才变成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因此,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的二百多年是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后农业社会过渡的过程,也是本书研究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即非农化转型。[4] 不过,考虑到在“正式的”工业革命之前,英国已经出现现代意义上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所以,我们在本书中笼统地把公元1700年视为人类非农化转型的起点。[5]

我们对两次大转型的定义意味着人类迄今为止经历的任何其它环境的、社会的、人自身的转型、变革、事件在规模和意义上都无法与这两次大转型相比。当然,我们对人类两百多万年的历史尚缺乏基本了解,所以,我们的这一判断是以人类在12,000年前没有经历过大规模农业化和非农化为假设前提的。就我们掌握了较为可靠的历史资料的最近两千年而言,人类经历的最重要事件也许是哥伦布于公元十五世纪末发现美洲。这次事件导致了美洲本土人的基本灭绝。按照某些较高的估计,十五世纪末居住在美洲的人类可能超过一亿人。它们的基本灭绝意味着占当时人类总人口大约四分之一的整个族群的灭亡。这是人类目前所知的最为严重的自身群体死亡事件。在另一方面,如此规模的群体死亡为剩余人类留下了广阔的土地和生存空间,美洲本土人创造的文明尤其是驯化了的食物种类又为他们提供了新的食物来源。在农业社会的结构内,两者都导致了剩余人类人均食物产量的提高和人口的快速增长。例如,美洲土地让密集的西欧人口有了一个巨大的疏导口;从美洲引入的玉米等作物显著推动了中国清朝中期的人口增长。[6] 然而,美洲土地和文明的发现又没有改变农业社会的基本逻辑。如果没有工业革命和非农化转型,只须上千年甚至数百年的种族繁殖,人类就会回到美洲发现之前的原点,继续人口与食物生产的马尔萨斯循环。例如,中国在清朝晚期又一次落入人均食物产量低下的贫困状态。在美国最早开始工业化的新英格兰地区,早期的纺织工人几乎都来自家中有七个或更多兄弟姐妹的自耕农家庭。[7] 这意味着,假设没有与非农化转型相联系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新英格兰地区以及整个美洲大陆很快就会因为快速的人口增长而变得人满为患。所以,如果像康替龙(R. Cantillon)当年直白地指出的那样:“只要有足够的生存资料,人就会像粮仓里的老鼠一样,迅速地繁殖增多(Men multiply like mice in a barn if they have unlimited means of subsistence)”,[8] 美洲发现的结果将只是延长了农业社会的持续时间或者推迟农业社会陷入最终危机的时间。因此,哥伦布发现美洲和随后的美洲本土人基本灭绝事件虽然对现今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主体十分重要,但它和采集狩猎时期发生的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灭绝事件类似,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它们所处的人类大历史阶段的基本特征。部分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猜想尼安德特人也许是被后来走出非洲的克罗马农人(Cro-Magnon)灭绝。不过,无论尼安德特人由于何种原因而灭绝,他们的灭绝没有也不可能直接造就农业化大转型,同样,美洲本土人的灭绝亦没有并且也不可能直接导致非农化大转型。这两次群体灭绝的重大事件对人类大历史上的意义不能和农业化与非农化两大转型相提并论。

为了研究农业化尤其非农化大转型,我们需要一定的指标。在经济学范围内,我们可以设想的指标有很多,例如直接依靠农业生活的人口数量和比重、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数量和比重、农业产值占经济总产值比重、农业生产的消费品占总消费品的比重等等。但在可以设想的大部分指标中,农业劳动力指标也许最为简单和明确。从绝对量角度看,首先,如果不考虑人类在躯体、机能、智慧、人性诸方面的进化和演变,而仅仅采取数人头方法,则劳动力和农业劳动力的概念明确,计算简单。[9] 其次,即使考虑人本身的进化和演变并利用各种人力资本指数或劳动力质量指数度量劳动力和农业劳动力,简单的人数统计依然是所有这些劳动力度量指标的基本构成要素,因此,劳动力人数指标依然不可缺少。从相对量角度观察,就农业劳动力的相对指标而言,本章前面主要使用的是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比重即农劳比。经济学文献中广泛使用的另一个农业劳动力比重指标是农业劳动力与社会总就业之比(简称为农业就业比)。在农业化和非农化大转型中,这两个指标的长期变化趋势完全一致。两个指标的区别在于农劳比的分母不包括、农业就业比的分母包括失业。而由于前者避免了失业统计的困难与失业本身的波动性,所以前者应当比后者更不易受到短期因素的影响,更适合用来描述和研究农业化与非农化转型。因此,我们继续用农劳比指标观察人类大历史中的这两大转型。[10]

显然,农劳比在第一个农业化转型中呈现上升趋势,在第二个非农化转型中呈现下降趋势。我们用图1.3表示人类的大历史和这两大转型。在图1.3中,我们设想人类在12,000年前后开始发明农业,一些人或人类部落开始把自己的部分生产活动用于种植植物或养殖动物。经过一段漫长、反复、持久并充满失败、死亡和波动的艰苦过程,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转而从事农业,人类也越来越依赖农业提供食物,图1.3设想人类的农劳比在公元前10,000年前开始稳定地从零上升,并在公元前10,000年后迅速上升,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达到80%的水平,并一直维持在这个高度,也就是说,到了公元前3,000年左右,人类也许基本完成了农业化转型,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转为农业,人类进入了大部分劳动力稳定地从事农业的农业社会。


图1.3 人类大历史中的农业化和非农化转型示意图

注:图中农劳比曲线不代表农劳比变化的历史事实和未来可能趋势,而仅做示意之用。

资料来源:2000年数据:参见数据附录1:世界劳动力、就业、失业和农业劳动力转移,1991-2015年

大约从1700年开始,人类社会出现了非农化趋势。我们暂且设想人类完成非农化转型的标志是农劳比降低到趋近于0%。[11] 因此非农化转型可以用农劳比变化表述为农劳比从例如80%下降到0%的过程。在图1.3中,农劳比从公元1700年开始下降,并在公元2000年降到38%。我们假设它将在未来继续下降并最终接近于0%。

参照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我们把图1.3中的农劳比下降阶段放大成图1.4,以便更详细地观察以农业劳动力转移为指标的非农化过程。图1.4的第一个横轴以公元1700年为原点年,我们称为“转移纪年”,第二个横轴则以公元日历年为准。我们把人类的非农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700年到2000年,期间农劳比从80%降低到38%。这一阶段是已经过去的历史。[12]

第二阶段从2000年到2015年,期间农劳比从38%下降到27%。这一阶段是当今人类熟悉的农劳比下降的当代史。[13]

第三阶段从2015年到非农化过程结束,是人类面对的未来,期间农劳比将从27%下降到接近于1%。


图1.4 世界非农化转型过程示意图

资料来源:2000和2015年数据:参见数据附录1:世界劳动力、就业、失业和农业劳动力转移,1991-2015年

按照我们的分段,人类的农劳比在第一阶段下降了42%,走过了整个非农化过程的一半路程。[14] 这个阶段是地球上的人类开始从全世界的角度认识自己,人类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意识开始全球化。为描述农劳比在这个阶段的下降路径,图1.4示意性地绘出了A、B、C、D四条曲线,其中A是一条直线,表示农劳比在从1700到2000年的300年间以“匀速直线运动”方式下降。不过,在这个阶段,人类对非农化的性质和意义缺乏具体了解和理论研究,亦缺乏人口、劳动力和农业劳动力数据。所以,至少在目前的学术研究水平上,我们无法在定量意义上对第一阶段的农劳比变化做出具有一定可靠性的判断,亦无法确认A、B、C、D四条曲线中的哪一条更接近当时的非农化过程。第二阶段是我们唯一可以明确地定量研究的非农化历史。不过,由于这段时间太短,我们依然把该阶段农劳比下降曲线绘为直线GH。为简单起见,图1.4对2015年以后的未来绘出了J、K、M三条直线,表示农劳比可能出现的各种平均速度不同的下降路径,显然,不同的平均速度决定了不同的第三阶段时间长度。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数据,人类现在大体走过了整个非农化转型的近三分之二路程。为了全面完成非农化转型,人类依然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但人类完成后续非农化过程所需要的时间不会太长,由社会因素造成的波折应当不会太大。不过,我们在这里仅仅从经济学角度讨论非农化转型。但非农化过程在经济学意义上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它在社会学、人类学、道德哲学和其他学科意义上的结束。对农业化转型的观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把握这一点。例如,农业化在经济学意义上的结束和人类正式形成农业社会的基本价值和观念体系之间的时间差距,可能达数千年之久。人吃人这一在农业化之前为维持人类种族延续而出现的特殊方式,应当在农业化结束很久以后才绝迹。根据比较可靠的中国“易牙烹子”故事,[15] 2,600年前左右的中国农业社会还没有把人吃人视为难以接受的现象,所以,非农化在社会学、政治学和观念意义上的结束应当远远迟于它在经济学上的结束时点。另一方面,即使就经济学而言,在人类已经走完非农化大半路程的今天,人类对非农化的过程、性质和意义依然甚少了解。例如,我们不知道图1.4中联接F、G两点的四条曲线哪条更接近农劳比从1700到2000年的真实下降轨迹,不知道农劳比正在我们眼前不断下降的具体机制。实际上,人类只是从二十世纪后半期才开始系统地搜集和统计全球人口和农业劳动力这样的基础数据。所以,至少在目前的学术研究水平上,我们对非农化转型过程知之甚少,既无法在定量意义上描述农劳比在最近三百年的降低轨迹,亦很少在定性意义上讨论农劳比下降的机制和条件,更遑论非农化短期波动的原因和影响。人类今天已经很难想象、更难理解自身如何从采集狩猎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变并最终实现农业化转型。[16] 但人类应当能够想象和理解自身如何从农业经济向后农业经济转变。今天的我们拥有远比从事农业化的祖先更为优越的条件来记录和领悟我们自己参与其中的历史变革。所以,站在二十一世纪的起点上,我们应当把农业劳动力转移作为非农化研究的中心问题,利用现有和将要创造出来的知识理解我们自己正在从事的这一伟大转型。

注释:

1 参见汤因比,1972/2000年,第28页。

2 中国的情况参见例如Ho, 1969; 裴安平,2006,第67-83页;王星光,2012。

参见Stavrianos, 1999p. 34。不过,Stavrianos对这两个时点上的狩猎者比重的”猜测”应当有误:对第一个时点的猜测应当过高、对第二个时点的猜测也许过低。就第二个时点来说,其实,即使在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今天,全世界仍然有少数人的职业是非种植型的采摘和非养殖型的捕猎,例如近海和远洋捕捞等。同时,在各民族关于农业社会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常常读到关于捕猎者的描述。这部分说明了捕猎在农业社会的普遍性。现代经济统计把依然存留的生产性采集、狩猎活动笼统地归之为”农业”,从事这些活动的劳动力也归之为农业劳动力。本书的分析以现代统计资料为基础,因此本书在分析非农化过程时,接受现代经济统计把采集狩猎活动纳入农业的做法。

4 Mitchel研究了大量历史数据后指出英国工业革命开始时间不早于18世纪中叶,并把1750年作为自己编辑的历史数据起点年份。参见Mitchel2003p. VII

5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初步说明将1700年作为人类开始非农化转型起点的理由。从统计资料看,Maddison认为在1700年,荷兰和英国的农业就业比已经分别降到40%和56%,英国并在1820年将其进一步降到37%。从文字论述看,例如,英国学者配第(William Petty)早在1700年前便讨论了非农业部门的收益优势和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现象。参见Maddison, 2001, p. 95; 配第,1690/1979。

何炳棣曾把美洲粮食作物引入中国视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农业革命,参见何炳棣,1959/2000,第215页,参见Ho1955。关于引入美洲玉米对中国人口增长的刺激作用,参见Chen and Kung, 2016.

7 Dublin, 1981

8 Cantillon, 1755/2010p. 93.

9 劳动力和农业劳动力的概念虽然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但劳动统计学的发展已经使得从人口中区分出劳动力、从劳动力中区分出农业劳动力的问题跨出社会学和人类学的领域而部分地落入统计学领域。本书采用劳动统计学关于劳动力和农业劳动力的概念以及与此相应的劳动力统计数据。农业劳动力统计概念在近期的一个重大变化,是美国在2000年把与农业密切相关的部分产业的劳动力从非农改计为农业劳动力。

10 关于农业劳动力比重和农业就业比重的严格定义和区别,参见本书第4章及胡景北,2015a

11 这一设想的技术背景是美国在2010年以占本国劳动总量1.4%的农业劳动力生产出远远超过本国需求的农产品。仅仅把美国农业技术扩散到全世界,世界农劳比便应当降到5%以下。考虑到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农业技术,美国本身的农劳比和世界农劳比应当能够进一步降低。不过,在本章后面对非农化转型的历史学展望中,我们设想非农化结束的标志是农劳比降低为0%。美国农劳比数据参见本书数据附录5。

12 这里的分段把公元纪年法作为重要标准。显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发生、波动、加速减速拐点、完成以及其他重大事件与特定的纪年法无关;使用中国传统的王朝纪年法或者民国纪年法可以对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作出应当同样合适的分段,使用事件分段法甚至更为合适。公元纪年法的优点是目前世界上大部分主要民族使用它,同时它比较容易让我们”记忆”历史。

13 我们强调第二阶段只是因为它是我们熟悉的刚刚过去的历史。同时,正如上一节关于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描述揭示的那样,二十世纪晚期也是我们所熟悉的历史。

14 由于各国统计工作质量的不一致,2000年的农劳比数据只能给我们提供某种指南。与此相比,1900年的农劳比数据则是一个饶有兴趣的学术问题。Trebilcook曾经搜集了若干欧洲国家在1900年前后的农劳比数据如下:英国1901年:9%,法国1901年:43%,德国1895年:36%,奥地利1900年:60%,俄国1910年:86%,意大利1901年:59%,西班牙1900年:68%,匈牙利1910年:64%,西里西亚波西米亚 (Silesia-Bohemia) 1900年:38%。此外,美国1900年的农劳比是39%。这些数据的精确性无疑值得商榷。但利用它们并考虑到除了欧洲和美国、日本等少数非欧洲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当时还没有或者刚刚开始非农化转型,我们可以对1900年前后的世界农劳比有某种大体的把握。注意Trebilcook的农劳比定义是农业劳动力占总的活跃人口的比重 (agricultural workforce as percentage of total active population)。参见Trebilcook, 1981, p.435。其中,他的英国、奥地利、西班牙和匈牙利数据是根据Mitchell资料计算的,其它各国数据则引自Dovring的研究。参见Mitchel, 1975, pp. 153-163; Dovring, 1969, pp. 604-609ff. 美国农劳比数据来源见本书数据附录4

15 刘向,公元前26年,编著:《管子·小称》,https://zh.wikisource.org/zh/%E7%AE%A1%E5%AD%90/%E7%AC%AC32%E7%AF%87%E5%B0%8F%E7%A8%B1。2016年12月26日检索。

16 萨林斯的《石器时代经济学》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成就。不过,他没有把农业化转型与采集狩猎经济阶段区分开来。见萨林斯,1972/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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