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人类大历史分期中的非农化转型

摘要:人类大历史可以按照农劳比及其变化分为五个时期,即农劳比为0的采集狩猎社会时期,农劳比从0上升到80%的农业化转型时期,农劳比保持在80%的农业社会时期,农劳比从80%下降到0的非农化转型时期,农劳比为0的后农业社会时期。本节说明了这一区分的理由和非农化转型作为人类现在所处时期的精炼概念的意义。

第一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人类大历史

1.3人类大历史分期中的非农化转型

根据最近三百多年来人类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部门之间配置的变化趋势,根据人类人口和劳动力数量的变化趋势,根据当今最发达的农业技术达到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和耕地生产率以及当今人类知识和技术的发展态势,根据我们现有的知识,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将当今人类所处的历史时期称之为”非农化”转型时期。由此出发,我们把迄今为止的人类大历史区分为两个社会阶段和两个大转型时期,这就是采集狩猎社会阶段和农业社会阶段与农业化转型时期和非农化转型时期。今天的人类在整体上正处于非农化转型时期。同时,我们也把非农化转型结束后的人类社会阶段暂称为”后农业社会阶段”。这样,我们就正式地提出了一种新的人类历史分期。这一分期的具体规定如表1.3。

表1.3 以食物生产方式和劳动力集中程度为特征的人类历史分期

时代

时间跨度

(公元纪年)

定性特征

定量规定

(农劳比及变化)

I

采集狩猎社会阶段 -270万年
—-12000年
劳动力集中于采集狩猎 农劳比:0%

II

农业化转型时期 -12,000年
—-3000年
劳动力从采集狩猎转向农业 农劳比:
从0%升到80%

III

农业社会阶段 -3000年
—1700年
劳动力集中于农业 农劳比:80%

IV

非农化转型时期 1700年— ?年 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业 农劳比:
从80%降到0%

V

后农业社会阶段 ?年— ?年 [劳动力集中于非农业] 农劳比:0%

在上述分期中,我们使用人类获得自身繁衍所必须食物的方式作为迄今为止人类历史的分期标准。由于一直到非农化转型中期之前,人类都把大部分劳动资源投入到食物获得或生产上,因此,我们相应地把劳动力在食物生产部门的集中程度及其变化作为各个历史阶段或历史时期的定量特征。通过劳动力在某一食物生产方式上长时间稳定的高度集中,我们确定相应于该生产方式的人类社会阶段。通过劳动力在某一食物生产方式上集中程度的大规模且不可逆的变化,我们确定不同社会阶段之间的转变或转型或过渡时期。用这样的方法,我们把已知的人类历史区分为两个社会阶段和两个转型时期:采集狩猎阶段与农业阶段;农业化时期和非农化时期。同时,我们用劳动力的集中程度在定量意义上对它们做了定义。这样的定量定义并且确定了各阶段和各时期的起点与终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历史分期中,我们用否定性概念把当今转型时期称为”非农化转型”,把这场转型结束后的人类社会称为”后农业社会”。我们如此命名的最重要原因是我们对当今转型结束后的未来的无知。因此,在表1.3中,我们对”后农业社会阶段”没有做出任何明确的表述。该表中对”后农业社会阶段”定性特征的描述”劳动力集中于非农业”之所以加上方括号,是因为这一描述也许对身处非农化转型之中的我们有某些意义,但对于”后农业社会阶段”的人类却毫无意义,因为那时候可能已经不存在农业部门,所有经济部门都是非农业部门,这就和当今所有主要经济部门都是”非采集狩猎部门”一样。说到底,”非农化转型”、”后农业社会”这样的概念揭示的是人类离开农业社会这个我们今天可以确定的经验事实。我们亦可以相当确定地预计人类即使在非农化结束后还需要农业,那时的农劳比也十分微小,甚至不超过1%。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确定性的理由预测非农化转型结束后的人类食物生产方式和生产部门,因此,根据我们的历史分期方法,我们不知道非农化转型结束后人类经济和社会的某些最基本的具体特征。例如,如果我们不笼统地使用”服务业”概念,我们甚至不知道非农化结束后的下一个社会阶段的人类基本生产活动是什么,不知道食物生产和消费在非农化结束以后的人类繁衍和再生产过程中占有什么地位,不知道非农化以后的社会是不是根本不存在现今意义上的农业,不知道目前为人类繁衍必需的食品和其它农产品是否完全可以通过非农业方式生产出来。到现在为止,我们是用人类生产食物的方式及其变化、尤其是人类用于生产食物的劳动力比重及其变化定义人类的社会阶段和转型时期。我们不知道这样的定义方式本身是否会在非农化转型结束后失去效力。我们今天能够确定的知识仅仅是人类将通过非农化转型完全离开农业社会而进入后农业社会。除此之外,我们面对的几乎全是不确定的未来。

不过,对未来社会阶段的无知是人类认识史上的正常状况。1 回顾一下人类对自身历史的认识过程,尤其是对从采集狩猎社会向农业社会过渡的农业化转型的认识过程,我们就会发现人类之所以能够达到今天水平的认识,能够从”正面”意义上把人类从采集狩猎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型称为”农业化”,是因为最初获得这一认识的人类群体已经生活在农业社会甚至已经处在农业社会后期,他们知道采集狩猎社会后期发生的大转型结束后所形成的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农业。当他们把这一社会命名为”农业社会”的时候,他们实际上也就把人类第一次大转型命名为”农业化”转型。相反,即使处在农业化转型期内的那些代人类足够理智,他们亦很少可能想象人类仅仅依靠农业就可以获得足够的食物,很少可能认识到他们所从事的是一场根本改变人类获取食物方式的大变革。甚至在农业化完成、人类生活在农业社会上千年以后,在人类已经发明了文字并甚至建立以儒学、基督教和佛教为代表的基本观念体系的时候,人类还没有总结出农业化转型和农业社会的历史概念。和他们相比,尽管我们的历史知识、思维能力和包括文字与计算机在内的技术工具丰富得多,但我们对未来同样缺乏确定的了解,缺乏足以让我们有信心定义关于未来社会阶段的某些关键知识,因此,我们无法根据那些关键知识用肯定性的概念命名我们所处的转型时期和转型后的社会阶段。未来的人类一旦有了这样的知识,命名非农化转型和后农业社会的恰当概念将应运而生,而这些概念将一定是肯定性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非农化转型概念不但是对近三百年来世界经济和社会史的一种总结与抽象,而且也隐含着对人类未来的一种预期。这一预期的基础是对农业脆弱性的认识。根据现有知识,只是在大约12,000年前,地球走出最近一次冰期并进入气候比较温暖和稳定的全新世以后,人类才发展出农业并创造出文明。2 在这之前,地球的气候变化可能十分频繁,人类应当得不到一段比如数千年的”较长”时间来发展农业以及建立在其上的文明。最近一万来年的地球史才给了人类足够长的时间发展自己。地球上互相隔绝的各地区人类在距今一万年前不约而同地发动农业化转型这一事实也许意味着,人类在这之前的两百多万年进化中,已经多少具备了关于种植食用植物和养殖食用动物的某些基本知识与若干技能。所以,当地球变迁终于为农业提供了长期的气候条件以后,人类便发展出了农业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灿烂的人类文明。然而,我们不知道目前这个有利于人类农业的地球时期还能够延续多久,不知道加入人类影响之后的本地质时期的温暖气候会达到什么样的高度,也不知道下一个冰期何时来临并会冷到什么程度。实际上,地质学家和地球物理学家将我们现在所处的地球时期称为”间冰期”,即两个冰期之间的一段时间。虽然人类可能影响地球的气候并从而影响部分地根据气候定义的地球地质时期的长度,但当今地质时期的长度和特征主要受地球和更大尺度天体本身运动的影响。无论人类如何努力,下一个地球高温期或冰期总会到来。根据以往的地球史,当今人类赖以生存的主要粮食作物无法在未来的高温或冰期条件下大规模生长,农业亦无法大规模存在。同时,人类在农业化时期和农业社会中对森林的砍伐和对大型哺乳类动物的捕猎,使得人类即使放弃农业,也难以重新依靠采集和狩猎生存。最近一万年来自行崩溃的两大已知文明——苏美尔文明和玛雅文明,都是因为农业破产后,人类无法退回采集狩猎经济而崩溃的。因此,如果说人类在农业化转型时期还有可能退回半动物半人的文明前状态,已经稳定地在农业社会中生活了数千年的人类则无路可退。就人类大历史而言,人类和其在农业社会中开始创造出来的文明只有在人类把食物生产方式转到非农业轨道上才能够继续维持和发展。人类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归结到一点,就是在下一个不适宜人类尤其不适宜人类文明生存的地质时期到来之前,为人类和人类文明做好平安度过那个时期的准备。由于农业本身对地球环境的高度要求,由于适宜农业的地质时期在地球史上本来就极为短暂甚至偶然,因此,人类必须利用现在这一时期,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发展出非农文明,创造出用农业以外的更少依赖特殊气候和地质条件的生产食物的方式,人类和人类文明才有希望在下一个地质时期延续下去。这里,我们尤其关心人类文明的传承。在迄今为止的两百多万年历史中,人类经历过多个地质时期、多次重大的地球灾变和生物灭绝事件,可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物种依然顽强地生存和延续至今。但是,如果人类在12,000年前曾经创造过重要的物质或社会文明,这些文明却几乎没有延续下来。我们今天所有的人类文明,几乎都是人类在最近12,000年中创造的。3 因此,包括我们在内的当今人类的最重要任务,不仅是在下一次地质时期或地球灾变时保证人类物种的延续,而且是保证人类基本文明的延续。按照我们的现有知识,人类如果曾经有过文明的话,那么,这些文明没有延续下来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应当是农业的崩溃;或者说人类当时虽然创造出农业及其之上的文明,但没有超越农业,因此,一旦地球气候和地质变迁转到不适合农业的周期,一旦地球遇到重大灾变,人类物种虽然可能延续,但人类文明却将随着农业崩溃而丧失。所以,为了保证人类尤其人类文明的延续,当今人类的关键任务之一就是超越农业。人类超越农业的途径可能有两种。第一种是利用人工环境以原有农业生物学方式大规模生产食物,第二种是在人工环境下利用非农业生物学方式大规模生产食物。就此而言,尽管非农化转型在我们这一代人眼前主要表现为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可在人类大历史上,它一定同时而且更深刻地表现为人类食物生产方式的非农化变革。4 5

在表1.3中,我们对人类史的分期没有使用生产工具标准。我们不使用这一标准的原因不但在于食物获得或生产方式比获得或生产食物的工具对于人类更为重要,而且也在于食物生产工具缺少人类史分期所需要的精确性。事实上,获得或生产食物的同一方式可以用不同工具来实现。例如,在采集狩猎社会,人类使用了石器、棍棒、箭镞等工具,在农业社会使用了石制、木制、铜制和铁制工具。二十一世纪的远洋捕捞尽管在统计学上属于农业,并且往往使用高度电子化空调化的大型现代化船舶,可由于人类完全不干预狩猎对象本身的繁殖和生长,因此今天的远洋捕捞依然属于人类的狩猎生产活动,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农业。如果人类现在依然通过采集来获得自己需要的植物型食物,那么,无论人类的采集工具多么发达,人类依然处在采集社会阶段。所以,不同工具可以用在同一社会阶段,同一工具也可以用在不同社会阶段。石制工具应当是迄今为止人类使用历史最长的工具。它的打磨程度甚至成为学术界区分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标准。不过,旧石器时代应当是完全的采集狩猎社会阶段,新石器时代则不但涵盖农业化转型时期,而且包括了农业社会的一段时期。使用生产工具区分人类史阶段的马克思(K. Marx)有一句名言:”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Die Handmuehle ergibt eine Gesellschaft mit Feudalherren, die Dampfmuehle eine Gesellschaft mit industriellen Kapitalisten)。” 6 手推磨属于石制工具,蒸汽磨则属于铁制机械。石制工具已经广泛存在于马克思所区分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铁制机械对马克思所说的封建社会是有特征意义的工具;而蒸汽磨显然不足以成为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的特定生产工具。7

我们在表1.3中也没有使用人与人关系或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划分历史阶段。这里的原因同样在于学术界命名的不同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可能出现于我们定义的同一个历史阶段分期中。例如,在社会学和历史学中,原始共产主义制度、奴隶制度、人身依附的封建制度和缺乏人身依附的自耕农制度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代表了若干重要的生产关系类型。它们之间存在显著差别。但它们却都可以并且事实上也存在于不同民族的农业社会阶段。最后,我们也不使用其他人类史分期标准,例如母系与父系社会阶段等等。人类历史呈现出极其丰富的多彩现象、观察和把握人类史有多种角度,因此,人类史分期必然也有多种标准。每种标准也各有其适用范围和局限性。我们的分期从最粗糙或者最一般的食物获得方式着手,以劳动力的集中程度为标准。这一分期的历史意义是它能够简明而且无歧义地用人类集中自身劳动力以生产食物的方式梳理人类史。它的现实意义是可以顺理成章地引申出我们时代是人类史上的非农化转型时期的结论。这一分期的局限性在于它不能明确传达人类生产工具的变化信息,亦不能明确传达人类社会关系变化信息以及其他信息。就此而言,我们需要多种人类史分期方案,这些不同的方案可以共存,以满足人类对自身历史的各种各样的观察目的和好奇心。因此,我们在表1.3提出的尽管是一种有意义的方案,但它亦仅仅是许多可能方案中的一种。8

虽然我们对未来的无知让我们无法对当今转型阶时期和下一个人类社会阶段建立肯定性的确切概念,但我们对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的认识和我们的历史分期,尤其对当今非农化转型的认识和分期,仍然为我们开辟了新的视野。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揭示这些新视野。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中缺乏非农化大转型概念的后果之一,就是研究者在考察当今时代时所面临的概念混乱。人文和社会科学文献中常常出现的概念如”工业化”、”现代化”、”后工业化”、”后现代化”、”后发展”、”服务型经济”、”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等等,既体现了学者们寻求适当概念以描述和把握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发展阶段的努力,也反映了当今人类对自身所处阶段的认识尚未成熟。9 我们用经济学的例子具体说明这一点。库兹涅茨(S. Kuznets)曾把公元1750年前后开始的人类经济大转型时期命名为”现代经济增长(Modern Economic Growth)阶段并提出了”现代经济增长”的若干特征。10 经济学家广泛接受了库兹涅茨的这个分期概念。”现代经济增长”阶段的关键特征是人均收入和人口本身的快速增长。库兹涅茨认为这是1750年以后才出现的经济增长新现象;而在1750年之前,人类尤其他所研究的西欧国家没有出现这样的现象。所以,库兹涅茨的概念抓住了人均收入和人口持续与显著增长的这一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经济新现象。然而,库兹涅茨的概念又具有明显的缺陷。首先,这个概念中的限定词”现代”便欠妥。每一时代的人类都习惯地称呼自己的时代为”现代”。今天,绝大部分学者同意工业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结束,所以,今天的人类依然生活在以工业革命为起点的历史阶段内。从这个意义上说,从1750年到现在以及未来的某个时点都可以被我们称之为”现代”。但是,只要更远未来的人类依然把他们自己所处时代称为”现代”,他们便必然会摒弃我们把1750年至今的时代称为”现代”的做法。其次,”经济增长”概念过于一般,不宜用来定义特定的历史阶段。库兹涅茨用人均收入和人口的快速增长表征经济增长。但上述两者在一段时期内快速提高的现象应当在人类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 在未来的人类社会中亦可能发生。例如,这一现象在农业化转型就应当出现过。所以,这一现象不足以把我们所处的时代和过去与未来的某些时代区别开来。再次,尽管库兹涅茨把社会甚至意识形态变化也视为”现代经济增长”的特征,但”现代经济增长”这个概念至少从字面上仅仅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强调的是经济现象。而人类历史的新阶段需要用包含但又超越经济现象的涵义更为广阔的概念来命名,因此,即使用”顾名思义”这个简单通俗的标准衡量,”现代经济增长”亦不足以成为一个概括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阶段的恰当名称。库兹涅茨概念没有被其它人文和社会学科广泛接受的一个重要原因应当也在于它过分局限于经济学范畴。

当然,除了人均收入和人口快速增长外,库兹涅茨还为”现代经济增长”列出了其它五个特征。在第三个”经济结构变化”特征中,他列举了劳动力结构变化,即劳动力从农业向制造业再向服务业转移。后来的学者在研究”经济结构变化”的时候常常把劳动力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三个部门之间的特定数量结构变化称为”库兹涅茨特征事实”。库兹涅茨的劳动力部门结构变化无疑包括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内容。然而,在他那里,农业劳动力转移或者非农化甚至算不上”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而仅仅是一个次级特征。就此而言,库兹涅茨没有发现非农化的特殊意义。

对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概念的上述评论同时揭示,一个恰当的定义我们所处时代的概念需要符合三个标准:第一是它的独特性或者排他性。它直接指示的特征具有我们这个时代的独特性,因此它能够把我们这个时代和过去与未来的其他所有时代区别开来。11 第二是它的包容性,它能够包容我们这个时代社会、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几乎所有重大变化内容。第三是它的简单性,直接明了,易于定义和理解。”现代经济增长”概念显然不符合第一和第二两个标准。相反,我们提出的”非农化”或”非农化转型”却能够满足全部三个标准。首先,近三百年来人类经历和正在经历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与非农化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三百多年前,人类主体或个别民族即使经历过某种程度的非农化,它们和近三百年来的非农化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人类把自己的繁衍基础在根本上从农业转向非农业是最近三百年来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重要特征。这个时代特征过去不会出现,未来也不再会出现。因此,无论现在还是一万年以后,当人们提到”非农化”的时候,人们所指的必然是我们这个时代,而不会出现误解和模糊。在这一点上,它和”农业化”概念的时间指向是同样明确的。这里还应当强调的是,在时间维度上,非农化阶段不仅对人类整体是独特的,而且对大部分个别民族也是独特的。迄今为止,人类的主要民族和国家已经或者正在经历的非农化历史过程,几乎都是一次性的连续过程。所以,对每一个民族和国家而言,非农化概念的时间指向也都是明确的。其次,非农化虽然可以从经济学上理解,但它无疑包括了远远超出经济学范围的社会和思想现象。农业或农民本来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概念,非农化和人类从农业社会转向后农业社会本身指的就是一次根本性的社会转型,一个意识形态、道德观念、价值体系发生根本性转变的特殊时期。因此,非农化概念不仅可以用于经济学研究,而且可以广泛用于其它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再次,非农化概念简单明了,既容易定义也容易理解,几乎不留下任何模糊或歧义的空间。当然,在非农化以后的社会阶段上,一旦那时的人类建立起命名他们社会的恰当名称,他们将会使用肯定性概念重新命名我们所说的非农化时期,而这样的肯定性概念也一定会满足这里的三个标准。

在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的命名时,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概念。12 更进一步说,马克思的包括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分期是我们不应当忽视的人类史分期方案。马克思在不同场合谈到自己的分期想法,可在任何场合又没有严肃地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关于历史分期的最重要提法如下:”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In grossen Umrissen koennen asiatische, antike, feudale und modern buergerliche Producktionsweisen als progressive Epochen der oekonomischen Gesellschaftsformation bezeichnet warden.)。” 13 不过,马克思在这段话的上下文以及在他的其他著作中没有严格表述、更没有严格论证过他在这里”大体”做出的历史分期提法,例如他没有清楚地表述过各段分期的起点和终点、时间跨度和最重要特征。马克思在表述上述分期提法的同一篇文章中提出区分历史阶段的重大经济变革是”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naturwissenschaftlich treu zu konstatierende(n) Umwaelzung)。” 14 我们在本节前面引用的马克思的手推磨和蒸汽磨语录,15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历史分期精确性的追求,同时也反映了他的努力所达到的局限性,因为这句语录充其量只是一种比喻性说法,并不具有马克思自己要求的”自然科学的精确性”,马克思亦没有把类似比喻推广到他所说的其他分期包括他提出的资本主义之后的共产主义阶段。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马克思理论研究者也没有具体研究、更没有从自然科学的精确性上研究马克思的上述分期。16 因此,我们很难确定马克思分期的具体时间跨度和具体的生产力、生产工具、生产关系特征。另一方面,即使人们有可能用比如表征生产力、生产关系、财产拥有、社会地位等的某些特征把马克思的分期具体化并形成具有某种精确性的分期理论,这样的理论也和我们提出的分期一样,有其成立的可能性和适用范围。我们的分期不以人们在生产中使用的工具、不以人们在生产中和社会中相互形成的关系为基础,亦不以人类内部的群体组合方式以及这些组合之间的关系为基础。我们的历史分期仅仅以人类获得自身繁衍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获得方式以及这些方式的转换为基础。因此,马克思的分期法成立与否和成立的程度,和我们在这里提出的分期法无关。不过,在更根本的意义上,我们的采集狩猎社会、农业化转型、农业社会、非农化转型的分期,超越了可能或不可能成立的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的用生产力或生产方式方式标识的分期。此外,波兰尼(K. Polanyi)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曾经以《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为名写过一部流传甚广的著作。17 他所讨论的大转型指的则是工业革命后的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经济和社会转型,而他强调的工业革命后的时代特征是市场经济和其对人类社会体系的驾驭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所定义的非农化转型时期,和库兹涅茨命名的”现代经济增长”、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波兰尼的”大转型”以及其它一些有关我们时代的命运概念,有着显著的时间起点上的契合之处。这并不令人惊讶。实际上,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经济、技术、社会、文化、意识形态诸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让处在这一变化之中的人类很容易把自己所处的时期和工业革命之前的时期区分开来,让每个具有一定历史知识的人很容易意识到我们所处时期和工业革命之前时期的某些重大区别,亦让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人类很容易产生为这一时期命名的冲动。因此,创造一个把我们这个时期与之前的农业社会区别出来的概念并不特别困难。困难的是定义我们时期的终点,从而把我们所处的时期和未来社会阶段区别开来,并且是用具有”自然科学的精确性”的特征区别开来。一方面,马克思以及其它学者提出的资本主义、波兰尼的市场经济、库兹涅茨的现代经济增长都正确地揭示了我们时期和我们之前的农业社会的区别。另一方面,他们的概念又无法揭示提出我们所处时期的终点所具有的特征,因此无法区别我们所处的时期和未来的社会阶段。实际上,马克思、波兰尼、库兹涅茨所提出的区别仅仅是我们所定义的非农化转型时期的部分特征。就非农化转型迄今为止的历史来说,非农化转型确实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及经济增长相联系。非农化转型是否必须经过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两者或者其中之一才可能实现,非农化转型是否一定伴随着快速经济增长,是需要另外讨论的一些问题。我们要指出的只是,非农化转型要比它的实现形式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其它形式、比它的伴随形式如经济增长更为根本,非农化转型概念应当更能够揭示我们这个时代在人类大历史中的根本特征。

注释:

1 波普尔,1957/2009。

2 按照国际地层委员会的定义,全新世是从大约11,700前开始的。参见国际地层委员会,2013。

3 Ruddiman曾经问为什么人类在那么漫长的时期中取得的进步那么少。但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型史前遗址显示,人类在12,000年前可能创造出一定程度的文明并在此基础上建造了我们今天视为遗址的建筑。参见Ruddiman, 2005。

4 迄今为止的人类非农化转型主要体现为人类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因此我们可以用例如农劳比指标描述该转型。如果考虑农业化转型的历史,我们不仅可以用农劳比,而且可以用比如农业生产的食物占食物比重的指标描述农业化转型。但是,对迄今为止的非农化转型,我们还无法使用比如非农业生产的食物比重一类的指标。就此而言,我们研究的非农化转型过程又可以视为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过程。而作为食物生产方式转换的非农化转型,目前还没有明确地出现在人类的视野中。

5 赫拉利(Harari)作为历史学家而非科幻文学家曾猜想人类未来的三种可能即基因工程制造的超人、生化人和无机的智慧计算机统治下的人。参见赫拉利,2011/2014,第二十章。不过,就目前来看,这三类人应当依旧需要传统的食物维生。

6 马克思,1847/1995,第142页。德文原文引自:Marx, 1847/1977, S. 130.

7 当代大型面粉加工行业广泛使用的磨面工具是电力驱动和计算机控制的机械。

8 本书仅仅从经济学角度讨论非农化转型的起点和终点。但正如本章第2节提及的那样,非农化转型在经济学意义上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它在社会学、人类学和其他学科意义上的结束。未来的历史学家确定非农化转型终点的标准,也许和本节表1.3列出的特征差别很大。

9 关于发展人类学对此的讨论,参见Edelman and Haugerud, 2005, pp. 1-74.

10 参见Kuznets, 1966,pp. 1-16. 中文版:库兹涅茨,编著,1989,第1-12页。

11 库兹涅茨定义”经济时代”如下:”经济时代指的是一个具有鲜明特征的相当长的时期(远远超过100年)。这些特征让该时代自成一体,并把该时代与前和后时代区别开来。[By an economic epoch we mean a relatively long period (extending well over a century) possessing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that give it unity and differentiate it from the epochs that precede or follow it.]”库兹涅茨亦意识到他的”现代经济增长”时代难以区别于随后的时代。对这个缺陷,他指出由于我们依然处在这个时代之中,”该时代特征的最终形态现在还不为我们所知。不过,从根本上说,这个缺陷影响的是程度而非性质,是强度而非本质。(the final shapes of these characteristics are presently hidden from us. This limitation, however, should affect primarily questions of degree rather than kind, of intensity rather than being.)”但这样的说法依然不能消除他的时代定义缺陷。参见Kuznets, 1966,同上,p. 2, p. 15-16. 注:中文版在本脚注第2段引语翻译中有遗漏,参见库兹涅茨,1989,同上,第12页。

12 关于资本主义概念(capitalism)起源的简洁说明,参见Williams, 1983, pp. 50-52. 又,库兹涅茨反对用”工业资本主义 (Industrial capitalism)”概念指称他所命名的”现代经济增长”时代。参见Kuznets, 1966,同上,p. 9.

13 马克思,1859/1995,第33页。德文原文引自:Marx, 1859/1961, S. 9.

14 马克思,1859/1995,第33页。德文原文引自:Marx, 1859/1961, S. 9.

15 在这段语录的上下文,马克思也没有具体解释他的分期标准。参见本章脚注24。

16 列宁曾经用马克思那句名言的方式提出马克思分期的资本主义阶段之后的共产主义阶段的特征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包含这句广为人知的名言的列宁的全段话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不然我国仍然是一个小农国家,这一点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比资本主义弱,在国内也比资本主义弱,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一定要努力把小农经济基础变成大工业经济基础。只有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最后的胜利。”参见列宁,1920/1995,第364页。在这里,列宁认为电气化是紧接小农经济的社会阶段的生产力或生产工具标志,可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小农经济以后却应当是资本主义而非共产主义阶段。此外,二十世纪的经济史清楚表明电气化属于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阶段的生产工具。因此,列宁对马克思历史分期说法的某种”发挥”,依然没能指出资本主义阶段以后的社会阶段即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具有何种代表性的生产工具。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则似乎完全放弃了对马克思人类历史分期标准的研究。

17 波兰尼,194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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