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谷歌被中国全面屏蔽

2014年6月1日11时29分(北京时间),中国内地从此中断了普通民众对 Google网页搜索的访问。

今天在中国欢度儿童节的少年朋友可能不知道世界上有谷歌网页搜索,尽管儿童节是因为纪念一些儿童被法西斯专制屠杀而设立的。为了保证少年儿童在这一天的欢乐,我们成人们应当知道谷歌,知道儿童节的来历。

谷歌最早于2010年3月23日被迫退出中国,但那之后中国普通民众依然可以访问部分谷歌网页如谷歌地图和谷歌视频,gmail依然可以在中国使用。2014年6月1日,几乎所有谷歌网页都被中国屏蔽,gmail亦不再能够使用,这之后上网的少年儿童也才没有机会知道谷歌。目前只有谷歌翻译依然可以在中国使用。我在十年前的2010年曾就谷歌“退出”中国写过一篇短文。这里照录如下,以纪念历史上的今天。

“夜话”2020年第8期,2020年6月1日

—————————–

从谷歌公司退出中国想起

胡景北(2010年)

今天早晨新闻,谷歌公司因为不愿意遵守中国法律而终于选择退出中国。打开计算机,键入www.google.com.cn,果然一下子跳到了www.google.com.hk。我钦佩谷歌的勇气,宁可承受经济损失也坚持自己的信仰。同时,我也为我能够继续通过谷歌检索某些被允许的内容表示欣慰。毕竟,中国已经离开毛泽东政府的绝对专制。身受绝对专制之害的几代人还活跃在中国政坛的今天,中国也不可能回到那样的专制去。但谷歌的退出提醒我们,绝对专制依然是中国前途的严重威胁。谷歌的决定同时让我想起了一篇社论,一篇很可能出自毛泽东之笔的社论,当年吸引了许多热情洋溢的年轻人的社论。谨借用这篇社论为谷歌送行。

——————————

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 《新华日报》社论(1944年10月9日)

民主大家庭的家法

美国前副国务卿威尔斯先生上日在《自由世界》上发表了一篇题名《新闻自由­­——人权的柱石》的文章(原文载本月十四、十五日《大公报》),对战后世界的言论,特别是新闻自由的问题,抒发了更深一层的探讨,提出了更具体的方案。虽然他认为“宣传造成了希特勒”一点,还有值得讨论之余地,但是他说当时国际间缺少一种干涉乃至制裁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新闻服从于统制”的事实,是值得注意深省的。拿德国的例子来说:“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二月间获得政权,自此以后,仅在短暂的时间之内,德国的报纸广播,如果要继续经营,不但不得发表纳粹领袖不愿意让德国公众知道的消息,而且还需要发表希特勒乐于让德国公众知道的消息”。掩盖真相,捏造新闻,于是德国人民就被蒙在鼓里,完全不知道世界其余部分时局发展的真实消息。这是希特勒驱使德国人民走上黩武侵略的最基本的武器,而这种武器在战前和战争中的今天,也还广泛地使用在法西斯的乃至亲法西斯的国家里面。

威尔斯先生真知灼见地指出:这种“新闻统制”和毒品贸易人口贩卖同样的是一种有关全体人类幸福的不可忍受的制度,因此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企图行使这种法西斯制度的时候,正像我们不能听任一个国家用鸦片毒品来荼毒其余各国人民幸福一样,除了用国际道德舆论遣责之外,还该有一种集体的国际机构的力量,来制止和消灭这种罪恶的滋长。他强调地指出:只有这种国际机构的具体的明文规定和实力制裁,才能保证全世界人民真正享有言论自由,才能真正阻止法西斯主义的再度生长,而这种国际规定,绝不是那些“懦怯的反对派”所叫嚣的所谓内政干涉。正如国际机构切实调查和制止一个国家的贩卖吸食鸦片毒药不能算是内政干涉一样,战后国际机构经常不断地调查和阻止“新闻统制”正是保障国际永久和平的最基本最必要的事情。

威乐斯氏具体地建议:“规定一个国家必须能以其宪法或基本大法表现其已予其国民的信仰的自由,以其新闻的自由,而使此种自由成为人民不可动摇的权利。”当然,单单宪法文字上的规定是不够的,国际机构要求每个政府都能以实践这种规定作为参加国际机构的条件,“如果有人因某一政府剥夺了人民的各种自由而提出控诉,这样的问题应当由国际组织的国际法庭注意而加以裁定。假如,任何一个政府触犯了它加入国际机构当时所作的诺言,破坏了它应当履行的义务,那它就显然再没有资格被认为国际社会的优秀分子,并应当受到国际机构宪章可能规定的制裁与惩处。”

现在,假如我们承认战后的世界是一个不可抗而又不可分的民主的世界,那么要在这个世界里生存,要在这个世界的国际机构里当一个“优秀分子”,第一就是立刻在实践中尊重“新闻自由”这种人民的“不可动摇的权利。”

德黑兰会议庄严地宣言,我们要创造一种“必将博得全世界各民族绝大多数人民大众的好感”的和平,这是没有“暴政和奴役,压迫和苦难”的“全世界民主国家的大家庭”的崇高的理想。不能得到绝大多数人民大众之好感,而企图剥夺绝大多数人民大众之自由的分子将会没有资格跨进“民主大家庭”的大门,因为在这大家庭的门上已经挂出了一条家法:

“剥削言论自由的法西斯分子不得入内。”

——————————

“夜话”2010年第4期,2010年3月24日 原文链接: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529

微信的文字管控,该停止了!

我的微信公众号“学者胡景北”今天解封了。我是3月4号接到“违规封禁账号通知”,封禁的截屏如下:

“哭吴宗宁”是我写于2015年的一篇悼文,纪念我的中学同学吴宗宁。他和我作为知青,在1969年元旦前后到同一个县的农村做农民(插队落户)。他在那里学了一点农民的土法或者统称为中医的治病方法。1978年后知青返城后,这点本领使他能够在单位的卫生室做医生并就成了他的终生职业。不过,他很可能没有行医许可。记得他对我提过这一点,说他完全不会英语,无法通过为获得该许可的英语考试。他去世后,我写了一篇悼文并发布在网络上。大约十天前,在他去世五年之际,我想把这篇悼文发布到我的微信公众号上。

令我大惑不解的是,这篇五年来在网络上始终可以阅读的悼文,竟然难以发到微信上。我一共发了七次才成功。下面是前六次不成功的截屏:

微信为什么阻止我发布这篇悼文呢?也许因为该文提到了文革。由于我和吴宗宁的最初相识与插队落户都发生在文革期间,我的悼文不可能不提及文革和它的发动者。也许这些都是微信文章的禁忌?因此,在第一次尝试发布之前,我已经做了“脱敏”的功课,就是用某种方式隔断了文革和其发动者一词(如文a革),可点击“发布”后,微信依然不许可发布。我只好再找其它疑似的禁忌词汇,再用两个符号或文字隔断这些疑似禁忌词(如“文而且革”),再把发动者的姓改成“矛”并删去名,这样来回又试了五次,微信审查后依旧一次次地宣告“无法查看”。我不服气:这篇悼文和时事政治完全无关;文中没有脱敏的词汇都是日常生活用语,不应当成为禁忌词汇。我在准备放弃时,我突然想到文中说到的吴宗宁“民间行医”也许是个问题吧,于是我做了如下改动:

  1. 把“民间”改成“民下间”;
  2. 把“行医”改成“行而且医”;
  3. 把“医生”改成“医师”。

令我始料不及是,微信审查了十来分钟后竟然通过了,我的悼文发布成功了!下面是发布成功的截屏:

说实话,发布成功带给我的兴奋只有两分钟热度,而它给我造成的惊讶和悲伤却一直伴随着我。我的惊讶在于“民间”、“行医”和“医生”这三个词怎么可能成为禁忌词汇呢?这三个词和它们的各种组合如“民间医生行医”、“医生民间行医”等等,都是不含褒贬的中性词,是在任何社会制度的任何时候都应当可以公开写出的中性词汇,可它们现在竟然不让写出了!我的悲伤在于,像这样的中性词都需要先“脱敏”、先搞得语词不通才能够公开写在文章内,我们应当如何向我们的子女解释呢?100年后、1000年后的国人如何理解我们现在的汉语文字呢?我们的民族落到了什么地步才出现这样的汉语文字悲剧?今天还在猖狂的新冠病毒对我们民族无疑是个悲剧,但今天的禁忌词汇对我们的汉语文字、对我们的民族是更大的悲剧。

在我看来,有两条简单的途径可以让我们走出汉语文字悲剧:完全禁忌或者不再禁忌。第一条途径暂时可行。我自己便是在完全禁忌的改革开放前学会汉语的。那时公开发布的文章没有需要脱敏的禁忌词汇。一个人无论赞成那些文章的观点与否,都会承认那些文章语句通顺,没有特别的违和之感。所谓的“文从字顺各识职,有欲求之此其躅”(躅,音同浊,表示足迹),那时节是做到的。所以,完全禁忌,禁止任何不符合无产阶级革命标准的文字见诸于众,是走出目前汉语文字悲剧的途径之一。另一个途径当然是完全不禁忌。这条途径自然更可行,我个人也完全赞成。这里的原因是第二条途径不仅能够让我们远离汉语文字悲剧、而且能够让我们远离类似新冠病毒和文革的民族悲剧,并且是永久性地远离这两类悲剧。

应用物理学和经济学中的均衡概念,目前的文字部分管控状况显然不是一种均衡,它不可能稳定也不可能持久:它必须停止。为了我们的文字,为了很快就会上网的少年和儿童,为了珍惜历史的我们的先人与后人,我们国家需要也必须停止目前实行的糟蹋汉语文字的微信文章管控方式。

“夜话”2020年第7期, 2020年2月12-13日

注:“哭吴宗宁”一文被允许发布后,我有一次机会修改其中20个字。在改正别字后,我把文中用词“专而且制”改成“专制”。这也许是我的公众号被封原因。不过,“专制”一词含贬义,因此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Mead2020年文章: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

胡景北翻译的Mead在2020年2月3日《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文章

(译者注1:此文作者Walter Russell Mead是位于美国纽约州的Bard College的国际关系学教授。原文发表于《华尔街日报》2020年2月3日。我国政府随后因为此文而驱逐了该报驻华记者。译者抱着“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好奇态度翻译此文供中文读者了解和评判。英文原文附在译文后。胡景北 2020年2月21日)

(译者注2:各段前的编号为译者所加。)

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

—-中国金融市场甚至比它的野生动物市场更加危险

1 威武的中共巨龙本星期一直很收敛,原因很明显:动物和人之间传染的蝙蝠病毒在作祟。中国当局正在努力控制疫情并恢复经济。长期以来,世界已经习惯地把中国崛起视为势不可挡的事情。然而,世界现在发现,没有任何事情,甚至包括北京的权力,可以能认为是确定无疑的。

2 我们不知道新的冠状病毒有多危险。有迹象表明,中国当局仍在设法掩盖问题的真实程度,现在看来,新冠病毒似乎比埃博拉或SARS等疾病的病原体更具传染性,但致命性要低得多。当然,部分专家认为SARS和冠状病毒的传染性大致相同。

3 中国对这场危机的最初反应并不值得好评。 武汉政府是秘密和自私的。国家主管部门做出了强力回应,但目前看来效果不佳。中国的城市和工厂正在关闭;病毒继续传播。我们希望中国能够成功地遏制这场流行病并治疗患病者。但是中国迄今为止的作为已经动摇了国内外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美国拒绝最近访华的非公民入境。北京对此很抱怨。但北京的抱怨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使这一流行病传播得如此遥远如此迅速的决定都是在武汉和北京做出的。

4 一些专家预测,这次流行病最可能的经济后果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率在今年第一季度出现短暂而急剧的下降,但会随着疫情的缓和而恢复。它的最重要长期结果应当是全球公司在其供应链中“去中国化”趋势的强化。持续的公共卫生忧虑和新的贸易战危险叠加,让供应链的多元化开始变得明智。

5 类似冠状病毒及其前身(例如SARS,埃博拉和MERS)流行的事件考验我们的制度,迫使我们思考过去无法想象的问题。如果出现像埃博拉那样致命又像冠状病毒那样迅速传播的疾病,美国应当如何应对?我们需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和国际制度来最大程度地减少发生这种大灾难的可能性?

6 疫情也迫使我们思考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大框架。疫情造成的中国经济增长问题已经导致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我们希望这些问题很快过去。但是,(也许是为了应对流行病,但更可能是在大规模金融崩溃之后),如果中国经济甚至更慢的增长延续到更长时期,世界将会发生什么?这种事态发展对中国的政治稳定、中国看待世界其他国家的态度以及对全球力量平衡的影响如何?

7 从长远来看,中国的金融市场很可能比中国的野生动物市场更加危险。鉴于国家主导的贷款在数十年来累计而成的巨大成本,地方官员与当地银行互相勾结形成的大规模的渎职行为,高耸的房地产泡沫以及巨大的工业产能过剩,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中国已经到达大规模经济修正的临界点。因此,一个小小的初始火星,也可能导致毁灭所有繁荣的巨大火灾,因为所有虚假的价值,虚高的期望和错配的资产都会爆炸。我们远远不知道,如果真是这样,中国的监管机构和决策者是否具备将损害最小化的技术能力或政治权威,尤其是因为这样的火灾将给那些有政治权力的人的财富造成巨大损失。

8 我们不知道何时、更不知道中国是否会发生如此大规模的灾难,但是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学生(更不用说商业领袖和投资者)得记住,中国的实力虽然令人印象深刻,但仍然脆弱。致命性更强的病毒或金融市场崩溃的蔓延可能随时改变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前景。

9现在许多人担心冠状病毒将成为全球大流行病。中国经济崩溃的后果将和这次冠状病毒流行同样不可遏制地传播到全世界。世界各地的大宗商品价格将暴跌,供应链将断裂,几乎没有任何金融机构能够逃脱这种连锁反应。中国和其他地区的经济复苏可能很慢,但社会和政治后果可能非常严重。

10 如果北京的地缘政治影响因此而缩小,中国危机的全世界后果可能令人惊讶。 如果美国唯一可能的大国竞争对手退出游戏,一些人可能会期待单极世界的回归。 然而,在美国政治世界中,孤立而不是参与可能会突如其来。如果中国的挑战逐渐消失,许多美国人可能认为美国能够安全地降低其对全球事务的承诺。

11 到目前为止,二十一世纪一直是黑天鹅的时代。从9/11到特朗普当选总统再到英国脱欧,低概率但高影响力的事件重塑了世界秩序。这个时代还没有结束,黑天鹅还会再来,冠状病毒流行病不可能是在中国出现的最后一只黑天鹅。(全文完)

 “夜话”2020年第5期, 2020年2月21日

英文原文—Original Texts

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

Its financial markets may be even more dangerous

than its wildlife markets.

By Walter Russell Mead

Feb. 3, 2020 6:47 pm ET

https://www.wsj.com/articles/china-is-the-real-sick-man-of-asia-11580773677?mod=trending_now_pos2. Retrieved Feb. 20, 2020

(Note of Chinese Translator: Numbers preceding paragraphs are added by Chinese translator.)

1 The mighty Chinese juggernaut has been humbled this week, apparently by a species-hopping bat virus. While Chinese authorities struggle to control the epidemic and restart their economy, a world that has grown accustomed to contemplating China’s inexorable rise was reminded that nothing, not even Beijing’s power, can be taken for granted.

2 We do not know how dangerous the new coronavirus will be. There are signs that Chinese authorities are still trying to conceal the true scale of the problem, but at this point the virus appears to be more contagious but considerably less deadly than the pathogens behind diseases such as Ebola or SARS—though some experts say SARS and coronavirus are about equally contagious.

3 China’s initial response to the crisis was less than impressive. The Wuhan government was secretive and self-serving; national authorities responded vigorously but, it currently appears, ineffectively. China’s cities and factories are shutting down; the virus continues to spread. We can hope that authorities succeed in containing the epidemic and treating its victims, but the performance to date has shaken confidence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t home and abroad. Complaints in Beijing about the U.S. refusing entry to noncitizens who recently spent time in China cannot hide the reality that the decisions that allowed the epidemic to spread as far and as fast as it did were all made in Wuhan and Beijing.

4 The likeliest economic consequence of the coronavirus epidemic, forecasters expect, will be a short and sharp fall in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rates during the first quarter, recovering as the disease fades. The most important longer-term outcome would appear to be a strengthening of a trend for global companies to “de-Sinicize” their supply chains. Add the continuing public health worries to the threat of new trade wars, and supply-chain diversification begins to look prudent.

5 Events like the coronavirus epidemic, and its predecessors—such as SARS, Ebola and MERS—test our systems and force us to think about the unthinkable. If there were a disease as deadly as Ebola and as fast-spreading as coronavirus, how should the U.S. respond? What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 need to be in place to minimize the chance of catastrophe on this scale?

6 Epidemics also lead us to think about geopolitical and economic hypotheticals. We have seen financial markets shudder and commodity prices fall in the face of what hopefully will be a short-lived disturbance in China’s economic growth. What would happen if—perhaps in response to an epidemic, but more likely following a massive financial collapse—China’s economy were to suffer a long period of even slower growth? What would be the impact of such developments on China’s political stability, on its attitude toward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to the global balance of power?

7 China’s financial markets are probably more dangerous in the long run than China’s wildlife markets. Given the accumulated costs of decades of state-driven lending, massive malfeasance by local officials in cahoots with local banks, a towering property bubble, and vast industrial overcapacity, China is as ripe as a country can be for a massive economic correction. Even a small initial shock could lead to a massive bonfire of the vanities as all the false values, inflated expectations and misallocated assets implode. If that comes, it is far from clear that China’s regulators and decision makers have the technical skills or the political authority to minimize the damage—especially since that would involve enormous losses to the wealth of the politically connected.

8 We cannot know when or even if a catastrophe of this scale will take place, but students of geo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not to mention business leaders and investors—need to bear in mind that China’s power, impressive as it is, remains brittle. A deadlier virus or a financial-market contagion could transform China’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outlook at any time.

9 Many now fear the coronavirus will become a global pandemic. The consequences of a Chinese economic meltdown would travel with the same sweeping inexorability. Commodity prices around the world would slump, supply chains would break down, and few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ywhere could escape the knock-on consequences. Recovery in China and elsewhere could be slow, and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effects could be dramatic.

10 If Beijing’s geopolitical footprint shrank as a result, the global consequences might also be surprising. Some would expect a return of unipolarity if the only possible great-power rival to the U.S. were to withdraw from the game. Yet in the world of American politics, isolation rather than engagement might surge to the fore. If the China challenge fades, many Americans are likely to assume that the U.S. can safely reduce its global commitments.

11 So far, the 21st century has been an age of black swans. From 9/11 to President Trump’s election and Brexit, low-probability, high-impact events have reshaped the world order. That age isn’t over, and of the black swans still to arrive, the coronavirus epidemic is unlikely to be the last to materialize in China.

上海应当立即停止延长假期内发放双倍工资的政策

上海市政府前几天宣布,原定于1月30日结束的2020年春节假期延长至2月9日。这样的延长,为“居家自我隔离”的武汉肺炎防疫措施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同时,上海市政府要求在延长的假期中,上班包括在家上班的员工工资比照休息日工资支付,即支付双倍工资;不上班的员工比照正常工资支付。我认为上海市政府的工资规定不合理,应当立即取消,而代之以上班员工按照正常工资发放,不上班的员工则由各企业自行决定、但至少必须发放50%的正常工资的政策。我的理由如下:

1. 企业没有预存现金保证延长假期的工资发放众所周知,自武汉封城以来,全国包括上海市内,除了少数防护和医疗用品生产企业与网络游戏外,绝大部分企业猛地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以餐馆、旅游、零售为代表的第三产业首当其冲,损失巨大;房地产销售几乎完全停止;交通运输业一片萧条。即使平时效益很好的中小企业,即使大型企业,也一下子需要增加大量额外的防疫支出。可以说,没有任何企业预见到这一特殊而猛烈的外部冲击,没有任何企业做了节后推迟开工的计划,更没有任何企业为此做了现金流的准备。因此,无论节后是否延长假期,企业都面临极大的生产和财务困难。企业向员工发放工资的前提是企业有收入。这一点和我自己长期工作的大学不同。大学从财政得到拨款;财政没钱可以印钞发给大学。因此,大学延长假期,校长照样有钱发工资。但企业不同,放假就没有生产,没有生产就没有收入,工资就无从发起。像今年春节假期延长这样的无预警重大事件,绝大部分企业根本不可能预存现金来保证工资的正常发放。

2. 延长假期内上班按正常工资发放符合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对春节假期延长时的上班工资没有做出明确规定。但是,我们可以从相关条款中得出按正常工资发放的结论。例如,该法第四十二条列出了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情形时,列举了“发生自然灾害、事故或者因其他原因,威胁劳动者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需要紧急处理的”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第四十四条第一款指出,在这些情形下,“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工资报酬”。也就是说,即使在上述情形下,上班员工的“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也只是正常工资的1.5倍,而非2倍。春节假期延长,可以视为因“发生自然灾害”并由行政法规规定。即使把假期延长中的工作看作是“延长工作时间”,工资也应当是正常水平的1.5倍。而对在延长假期中上班的员工来说,如果他们每天工作8个小时,则算不上“延长工作时间”,从劳动法角度看,此时的工资应当是正常工资。此外,从劳动法相关条款也可以引出结论:行政法规对额外劳动时间的工资规定,最多只能是正常工资的1.5倍。当然,和那些不上班依然拿正常工资的企业员工和大学员工相比,上班员工是“延长工作时间”了。但这是和不上班的别的企业比、和大学比,而不是和自己企业比,不是和正常工作时间比。可是,在这里,重要的不是不上班的企业和大学,而是自己企业,是正常工作时间。

3. 延长假期内不上班应按特殊情形发放工资劳动法同样没有明确规定延长假期内不上班的工资问题,从其它条文中也引申不出按正常工资发放的结论。劳动法对这样的问题完全没有涉及。这是因为,今年春节假期延长是一种突发的特殊情形。对这样的情形,必须应当特殊的方式处理,而不应当由政府一刀切地对企业做出发放正常工资的规定。毫无疑问,企业效益好,在政府不开工的规定下,企业应当或者最好向职工发放正常工资。但是,企业不开工便没有收入,效益不可能好;尤其是没有事先计划好的不开工,效益只可能是负数。此时发放正常工资将把企业拖入更差的境地,很多中小型企业甚至因此而破产和倒闭。企业困难,员工收入就少;企业倒闭,员工就完全没有收入。因此,为了避免企业倒闭,为了减少企业在这特殊时期的经营和财务困难,在遵守劳动法的前提下,企业可以和应当自行决定延长休假时期的不上班员工的工资水平。政府不应当强行规定企业必须向不上班的员工发放正常工资。同时,为了保持社会稳定,保证“居家自我隔离”措施的实施,政府可以对不上班员工工资的最低标准做出强行规定(例如正常工资的50%),并要求企业管理部门和员工协商后决定向不上班员工发放的工资水平。

4. 为不确定的下一步留下余地目前,上海市规定企业不早于2月10日复工。但是,我们不知道未来十天内疫情的变化情形。如果发生特大的疫情扩散,如果需要像武汉那样封城,上海企业全面复工的日期还要推迟,企业还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因此,在疫情假期和工资问题上,政府必须非常谨慎。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面临极大困难的时候,企业和员工都面临极大困难。在这里,政府首先保的应当是企业。企业在,员工才是员工;企业不在,员工就成了失业者。政府保住了企业,就保住了员工。而保住企业的重要一环,就是让员工和企业共同承受困难。正是因为这个最简单的经济学原理,我强烈建议上海市政府立即停止春节假期延长时,对上班员工发放双倍工资、不上班员工发放正常工资的政策。

同时,我也强烈建议,上海市政府立即做出计划,对因防疫而陷入重大困难的第三产业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实行特别的支持政策。

“夜话”2020年第2期, 2020年2月1日

(注:因为此主页最近运行不正常,本文发布日期比写作完成日期迟。本文于2020年2月1日在微信上发布。)

2020年春节,我为武汉人祈祷

2020年的农历春节到了。

在这一天,我在为家人、亲友和世界祈祷的同时,特别地要为正处于封城状态的武汉人祈祷、为同样处于封城状态以及半封城状态的鄂州、仙桃、枝江、潜江、黄冈、赤壁、荆门、咸宁、黄石、当阳、恩施、孝感、荆州和宜昌人祈祷,为生活在新型冠状病毒威胁的恐怖下的湖北人和其他同胞祈祷,祈求上天保佑武汉人、保佑湖北人!

我多次去过武汉,我有许多武汉的亲友,我还有许多来自武汉和湖北其它地区的朋友,他们的亲人在湖北。记得十几年和孩子去武汉、宜昌和三峡自助游,所接触的湖北人,从教授到船夫,都热情洋溢,给我们父子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回忆。现在,在我们民族数千年来最为重视的家庭节日里,我很难想象自己怎样才能在一个被封锁的城市竭力生存下去、尤其在这样的节日里竭力纾解自己的心绪,因此,我对以武汉人为代表的被封城的湖北人充满了同情和尊重:你们太不容易了!在新年春节,你们被困在家里,无法和家人与亲友团聚,无法走亲访友,无法畅怀痛饮,你们的孩子无法在户外嬉戏;今天过年,你们却在承受“度日如年”的沉重:你们不知道这样的封城何时结束,你们不知道自己能否健康地重获原先的自由和欢乐。此时此刻,我能够想象,你们在为我们每一个人承受灾难!你们一定会挺过来!经过这场灾难,你们将成为英雄,成为2020年的世界人物!

说实话,我不知道武汉封城(我用它代表湖北所有的封城)是否恰当。这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超大规模而且可能是超长时间的封城,应当是十分慎重的决策。但是,既然已经封城,我只能够希望这次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工作迅速取得进展,这一传染病迅速过去,封城迅速解除。为此,我从一个经济学者的角度提出如下建议:

  1. 中央政府接过抗击这次传染病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明确规定,“封锁大、中城市的疫区或者封锁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疫区,以及封锁疫区导致中断干线交通或者封锁国境的,由国务院决定。”目前的武汉封城规定于此不符。中央政府应当直接决定对武汉的封城。

有人可能会说,现在的武汉封城肯定得到了国务院同意。对此,我没有异议。我的异议在于,在和平时期的中国,就是对一个村庄实施多达数日的封锁,也肯定需要国务院的同意。可法律依然明确规定地方政府决定对疫区村庄的封锁。此次非典型性传染性肺炎虽然属于乙类传染病,但《传染病防治法》规定“采取本法所称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更重要的是,该法明确规定是国务院而不是地方政府决定对大中城市和交通重镇的疫区封锁。同时,由国务院决定封城,不但体现了“依法治国”的口号和封城决定的权威性,而且体现了中央政府对这次抗击传染病的直接领导责任。传染病的严重性到了需要封锁武汉这样的特大城市和通衢要道的程度,抗击传染病的领导责任也应当由中央政府直接负起。

  1. 中央政府派遣“钦差大臣”到武汉。抗击特大传染病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稳定人心;封城措施最重要的影响之一也是人心。此次传染病在武汉首先出现,也许和武汉、湖北两级政府无甚关系;但它演变到了需要封城的严重程度,当地政府肯定有责任。此时,当地政府难以获得民众信任。在这种情形下,中央派遣“钦差大臣”到武汉,或者直接更换武汉和湖北的政府首脑,能够起到迅速稳定人心特殊作用。
  2. 封城是一种比战时状态更为严重的特殊情形。因此,配套措施必须迅速跟上。就经济措施而言,各国常见的战时措施有价格管制、工资管制和必需品配给和奢侈消费管制。如果武汉封城不能在短期如一个星期内解除,武汉应当实行价格管制和必需品配给。民众家庭虽然在封城时储存了一些日用品和食品,但难以应付一个星期以上的封城。因此,假如有关部门预期封城时间较长,国务院应当立即指示武汉和相关地区制定日用品尤其食品的供应和配给计划并尽快地向 公众宣布,以便进一步稳定人心,并保障封城内民众的生活。
  3. 在封城的特殊状态下,法制必须强化。建议人大紧急立法,对封城时期的刑事犯罪给予罪加一等到两等的处罚,对在封城时期操控价格、违反食品配给等措施(如果这些措施实行的话)的行为加以严厉处罚。
  4. 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调查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出现和传播过程,重点调查导致该传染病大规模传播的地方政府部门责任。为了保证委员会的独立性,建议邀请外国专家参加该委员会。为此,我同时建议,人大紧急立法,就特别重大事件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制定专项法律。

农历2020年开始了。新年的第一天,武汉的天气阴冷,雨夹雪。但是,新年既然开始,春天就无可阻挡。明天、后天也许依然是坏天气,但它一定会让位给风和日丽的日子。在2020年的春节,我衷心地祝愿从2020年的春天让武汉人、湖北人在承受这场灾难后,更加生气盎然、兴旺发达!

“夜话”2020年第1期, 2020年1月25日

发布农业劳动力转移系列数据

十几天前,我把自己的一篇文稿“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定量特征”发布到网络上。今天,我把这篇文稿所使用的数据同样发布到网络上。它们的链接列在本文下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这些数据,找到原始资料,核实数据,检查我的计算结果;更可以利用其它方式整理这些数据,或者把它们和其它数据结合起来,整理出新的数据系列。

现代经济学研究离不开数据。现代统计工作的全面展开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又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大量数据。毫无疑问,对于研究者来说,数据总是不足。另一方面,现有数据又需要“挖掘”。这里公布的数据系列,便是我的一点“挖掘”结果。

我不是一个擅长于数据的学者。一直到三十多岁的中年,我受到的教育与自己阅读的范围,几乎完全限于仅仅使用文字的宏大历史叙事。我只学得历史趋势,根本不知道数据的意义。当时笃信马克思,连思维方式都学得了马克思。这在我三十岁时写的大学毕业论文“略论服务业资本”表露无遗。例如,在该文中,我完全按照马克思的方式,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愈是发展,社会活动的领域愈是扩大,物质资料再生产和劳动者自身再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愈是提高,劳动产品的一般私有制就愈是不能存在。”当时,我自鸣得意,好像历史就在自己手中。后来我才逐渐地懂得,这样的断言要么出自少不更事的年轻人,要么出自狂妄自大的中年人。是的,我们完全可以类似地对一个孩子说:“你愈是成长,你的活动范围愈是扩大,你的知识和能力水平愈是提高,你愈是接近死亡并最终死亡”。对年幼孩子的这类断言之可笑不言而喻。对历史的类似断言之可笑,却被我自己那种“历史在我手中”的陶醉所掩盖。

正是因为认识到这样或那样的历史断言的可笑,我开始转型,开始重视数据。年轻时我务农多年。因此,我意识到农民的唯一出路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即使依然务农的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的改善,也必须依靠其它农民转出农业。一开始,我像这个领域的早期学者那样,仅仅关注定性分析,关注农业劳动力转移所需要的制度和资本条件,关注它的长期趋势。1998年,我发表了“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一种可能机制”。从那以后,我便试图从短期角度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而一旦接触短期问题,我才发现,假设长期研究可以不顾及数据,短期研究则必须依赖数据。没有数据,短期研究纯粹是空中楼阁。农业劳动力转移短期研究的核心变量应当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率。而没有数据,这一变量便毫无意义。这就像失业和失业率一样。英国经济学家早在300年前就开始讨论失业了。但直到二十世纪中期,经济学才有了失业率概念,经济学对失业的研究才开始建立在数据之上。而在整理数据之后,我又发现,长期研究同时离不开数据。例如,大约十五年前,一位朋友做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数值模拟。他经常和我讨论。可那个时候,我们满足于模拟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长期趋势,而没有想到所谓的“长期”在历史上到底有多长。直到最近年份,数据出来后,我们才知道“长期”的具体时间跨度,体会到当年数值模拟的缺陷。

我是年过半百才开始重视数据。虽然下过一些功夫,但毕竟比不得年轻时的精力。因此,我对数据的知识依然远远弱于我的文字叙述的知识。所以,尽管我在搜集和整理这里的数据时坚守学术良知,遵守学术规范,但在数据指标定义、数据整理计算诸方面,我的做法只是一己之见,个别数据错误甚至在所难免。我恳请读者在使用这些数据系列时谨慎。特别重要的是,读者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定义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度量指标数据,自行挖掘和整理相关数据。经济学倡导需要自由竞争,经济学研究本身就应当自由竞争。只有在竞争中,我们才会找到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标准概念和标准数据,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理论才可能建立。

链接:

1.https://www.hujingbei.net/wp-content/uploads/2019/04/胡景北-2019-农业劳动力转移定量特征.pdf

2.https://www.hujingbei.net/wp-content/uploads/2019/05/农业劳动力转移数据-中国-1952_2015年-美国1800-2015年-胡景北整理.xlsx

3.https://www.hujingbei.net/wp-content/uploads/2019/05/农业劳动力转移数据-中国-1952_2015年-美国1800-2015年-胡景北整理.pdf

“夜话”2019年第5期,2019年5月13日

8.5 价格变化对劳动市场均衡的影响

第八章 劳动力部门配置均衡

8.5 价格变化对劳动市场均衡的影响

我们在前面阐述了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劳动市场的均衡机制,揭示了农业和非农业工资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上升趋势。但是在这些阐述中,我们没有讨论商品价格变动,而简单地假设所有价格不变甚至假设它们等于1。在市场经济中,商品价格经常变动。价格一变,一定工资所能够购买到的商品数量就会变化,实际工资或实际收入水平将随之改变,所以,研究工资在劳动市场均衡和农业劳动力转移中的作用便必须研究价格。

为了引入价格变量,我们首先观察商品价格变化对图8.3建立的劳动市场均衡的影响。一个农业劳动力在决定是否转移时不但考虑农业和非农业的货币工资,而且考虑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价格变化给这两类货币工资造成的实际差距。只有在农业和非农业的实际工资相等时,农业和非农业劳动力才不准备进一步在两部门之间转移。所以,劳动市场均衡时形成的均衡工资应当是实际工资。用wp代表实物工资和价格,上标A、N代表农业和非农业,劳动市场均衡的条件是两部门实际工资相等,即

(8.9) pAwA=pNwN

其中pApN为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货币价格。为了比较两部门的实际工资,我们需要相对价格。依然用非农产品做计价单位,我们得到农产品相对价格p=(pA/pN),代入(8.9) 得

(8.10) pwA=wN

w表示两部门的相对工资,由于在均衡时,两部门实际工资相等,所以劳动市场的均衡条件又可以表述为相对工资等于1,即

(8.11) w=(pwA/wN) =1

我们在前面研究劳动市场均衡时,关注的是资本投资和劳动力转移造成的农业和非农业劳动的生产率变化以及相应的实物工资wAwN的变动。现在我们通过公式(8.11)发现,不但wAwN的变动会造成相对工资变化和劳动市场波动,而且在wAwN不变时,仅仅农产品相对价格p变动也会导致相对工资偏离1,打破劳动市场的均衡。我们进一步用图8.6说明这一点。在图8.6中,由于非农产品价格始终等于1,所以非农部门的实物生产函数曲线YN始终等同于它的产出生产函数曲线,不受相对价格变化的影响。这是图8.6或其前身图8.3用于经济分析的一个有利之处。与此相反,即使农业实物生产函数YA不变,农业产值生产函数曲线pYA也会随着p变化而上扬或下抑。回顾本书第三章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时间定义,设想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某一时点tt,劳动市场均衡,t=t 。假设t1、t2属于t时点邻域内更细一级的时间单位,如果其它情形不变,但农产品相对价格从pt降低到了pt1,农业产值曲线相应地从ptYAt下抑到pt1YAt,农业劳动的平均产值及工资将相应降低为tgt1。由于t1<t,农业工资低于非农工资,一部分劳动力试图转出农业,劳动配置线AB将离开AtBt而向左移动,劳动市场出现波动。相反,如果农产品相对价格从pt提高到pt2并造成t2>t,一部分非农劳动力又将试图转入农业,劳动市场同样失衡。这里,p的波动可能源于pApN的变化,也可能源于两者同时的变化。无论如何,只要pApN的变化不同步,p就将变动。在图8.6中,p的所有波动都表现为农业产值曲线的上扬和下抑。该图清楚地说明劳动市场均衡的前提条件是农产品相对价格的稳定。只要农产品相对价格还在波动,劳动市场就不可能实现均衡。所以,为了研究劳动市场的均衡,我们必须研究农产品相对价格的稳定机制。

图8-7 农产品相对价格波动和劳动市场失衡 (pdf)

 

我的反对态度

昨天,我终于发现了失踪很久的新浪微博的个人主页密码,并在新浪微博上发表了一则简短博文,表示我的反对态度,见本文的第一个截屏。

本来,我直接写出了自己反对的对象,如本文第二个截屏显示的那样。但是,有关的管理者指出我那样写违反了网络管理规定。无奈之下,我只好把博文改成第一个截屏显示的内容。

但愿中国不走回头路!

(注:希望这篇简短的夜话能够面世)

“夜话”,2018年第4期,2018年2月28日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1)—- 我的《服务业资本》批评奖

今年,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马克思的最好礼物,当然是发展马克思。拙文《略论服务业资本》便是我发展马克思的一个尝试。十六年前的2002年,我在开通个人主页www.hujingbei.net时,把拙文发到网上公开征求批评,并设立了奖金。拙文以及我的”关于建立对本人论文《略论服务业资本》的学术批评奖的声明”和”‘胡景北《略论服务业资本》论文学术批评奖’实施细则”请见下述链接:

http://www.hujingbei.net/archives/424
http://www.hujingbei.net/archives/92
http://www.hujingbei.net/archives/29

时光荏苒,十六年很快过去了。在这期间,几位网友曾经从不同角度对拙作提出批评。这些批评都发布在hujingbei.net的”学术探索-胡景北学术批评奖”栏目。在这里,我再一次向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让我抱歉的是,她(他)们的批评没有能够指出该文的逻辑错误,因此没有能够获奖。

同时,考虑到十六年来应者寥寥,我决定在2018年年底终止这一奖项。当然,我欢迎批评的态度一如既往。

如今,国内谈马克思、谈发展马克思的人又一次多了起来。因此,我想在这里说一下我自己发展马克思的体会。当年我考虑这个题目的时候,国内学术界关于服务行业属于马克思的生产劳动还是非生产劳动范畴的讨论热火朝天。不过,所谓讨论只是语录战而已:各方找出对自己有利的马克思语录并强调自己找到的语录才是马克思的真意。马克思著作包括草稿几十卷,对那些以马克思为业的人来说,想从中找出支持自己的几句话并不难。我不同。我想象的是如果我是在世的马克思,我将怎样把服务行业纳入到我的《资本论》体系内。拙作就是由这一想象生发出的思考结果。我把它上网征求批评,第一个原因当然是它的可批评性,至少在一点上,即它是否确实与《资本论》体系一致,是值得考究和批评的。第二个原因在于,中国是当今世界极少甚至唯一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信条的地方,中国每位中学生大学生都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以”发展马克思”为主要工作的研究所、杂志、学者、博士生的数量应当占全世界的百分之九十五甚至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中国又特别重视”发展马克思”,因此,我在发展马克思上的这个尝试,应当会得到批评和讨论。遗憾的是,与中国那么多以马克思为业的人数相比,参与拙作讨论的人不到十位数。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当然首先是我的影响力不够;其次应当是绝大多数以马克思为业的学者只是把此业视为饭碗而已;再次便是对”发展马克思”的理解。我这里仅仅谈谈第三个原因。

在我看来,所谓发展马克思,在严格意义上,既不是指学习、传播和应用他的理论,也不是指比如研究《资本论》提到的那位中国人是谁、1842年和1867年的马克思在思想上有什么差别,更不是指”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马克思,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发展他的理论本身,把他未看到未解释的重要现象纳入到他的体系内;或者,如果纳入不了的话,则在符合他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前提下建立起能够包容他的体系的新体系。服务行业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没有看到这一现象。根据我对马克思体系的掌握,我把服务业抽象为社会化地再生产劳动力的经济部门并提出服务业资本概念。马克思已经分析的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分别活动在生产和流通领域,服务业资本则活动在社会化的消费领域,因此,服务业资本分析应当放在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分析之后、马克思的生息或货币资本分析之前。所以,我在拙文最前面加了一段话:”本文假定,读者已经看过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前四篇”。《资本论》第三卷前三篇分析产业资本、第四篇分析商业资本,我的《略论服务业资本》便是作为第五篇写作的。写作的标准当然是与马克思体系的一致性。我相信我的尝试是成功的:我达到了自己提出的标准。同时,我相信,如果有人在马克思体系内讲解劳动力再生产,他将不得不引用我的这篇文章。

众所周知,即使算上马克思的草稿和恩格斯的工作,以《资本论》为标志的马克思体系本身便没有像马克思计划的那样完成,遑论还有像服务业资本这样的没有被马克思列入写作计划的现象需要研究。因此,发展马克思,最重要的是完成他的体系。例如,学者们喜欢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且要以国家或政党为其前提。不过,他们应当不知道,”国家”是被马克思列入《资本论》写作计划的,是他准备接续《资本论》第三卷而写作的。但他没有来及写作,因此没有在《资本论》体系内建立他的国家理论。后人呢?列宁写过一本著名的小册子《国家与革命》,谈的是国家和革命的关系。可在马克思的计划里,国家分析之后还有世界市场分析,然后才是危机分析。他并没有把革命列入《资本论》写作计划内。因此,列宁谈的国家和马克思计划的国家分析大相径庭;包括列宁本人在内,没有人认为列宁的国家理论可以纳入《资本论》体系。那么,在缺乏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之前,一个人怎么可能突然跳到以国家为前提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呢?即使这样的政治经济学是可能的,在马克思体系和这样的政治经济学之间也有很长很多逻辑链条;这里提到的”国家”仅仅是链条之一。不一个一个地建立起这些链条,”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可能建立的。至于学者们喜欢提及的”中国特色”,只是一个技术性的概念;在一般理论建立之前,任何国家的”特色”理论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个浅显的科学道理,应当不需要再次普及的。

所以,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时候,作为在”发展马克思”上做出成就的人,我对那些希冀发展马克思的人的劝告是:要想发展马克思,先得把自己想象成马克思再世,像马克思那样,不跟风、不计酬、不急功近利、不祈求成功。否则的话,于公于私,还是及早退出为妥。

最后,我依然希望,在我的”《略论服务业资本》的学术批评奖”今年底终止之前,有人能够得奖。

“夜话”2018年第2期,2018年1月20日

 

2.9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乡城劳动力转移的研究角度

第二章 作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典型国家的中国

2.9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乡城劳动力转移的研究角度

以中国劳动力转移平衡表为出发点,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例如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向城镇或在乡村内部转移。本书把重点放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我们这样做的原因,首先在于本书第一章提出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和非农化转型在人类大历史中的作用。与这一作用相比,农业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或在乡村内部转移的现象仅仅具有第二位的意义。毫无疑问,劳动力乡城转移是劳动力转移的一个极其重要方面。就从乡村农业转入城镇非农业的转移者个体来说,乡城转移比起农业非农业转移也许更为惊心动魄,因此在社会学和心理学意义上更为重要。只是从大历史角度观察,乡城转移更像农业非农业转移的一种衍生现象。我们回顾农业化转型。[1]  农业化转型的核心是种植业的出现和扩展。正是种植业和人类对种植业产品的依赖促使人类定居。人类集中定居规模逐渐扩大,并在农业化后期出现了大规模定居的城市。定居和城市对人类的社会化和人类文明的进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比起农业化本身,定居和城镇化毕竟根源于农业化并因应农业化而出现的。在非农化转型中,由于非农业的地域集中程度比农业高得多,因此,非农化的一个表现或伴随现象是劳动力向城镇的集中或人口和劳动力的城镇化。当然,这一点绝不能用来否定或者轻视劳动力乡城转移研究的重要性。

我们把研究重点放在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统计资料的局限性。正如本章前面表明的那样,中国和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部门都在社会职业统计中单独列出农业。实际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也都单独公布农业就业统计。部分国家例如美国在劳动力统计中明确区分农业和非农业劳动力。其他国家即使不把“非农业”用于统计概念,但由于它们把农业单独列出,因此也在事实上区分了农业和非农业两大职业。所以,农业和非农业的职业分类既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亦有统计数据可为佐证、可资分析。与此相反,虽然城镇和乡村人口分类也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并且也有统计数据可用,但城镇和乡村劳动力的分类在几乎仅仅是中国特色,世界大多数国家没有城乡劳动力分开的统计资料。因此,为了使我们的研究在大部分国家和全世界范围具有普遍性,我们把农业劳动力转移作为研究重点。

不过,除了上述原因外,我们选择农业劳动力转移作为研究重点的原因还来自经济学研究的可行性。从经济学角度观察,劳动力的乡城迁移和农业非农业转移的区别首先在于前者属于地域转换,后者属于职业转换。劳动力从乡村的农业转移到城镇的非农业部门,则属于地域和职业的双重转换。虽然在某种高度抽象的水平上,地域和职业转换可以视为同一类型经济活动,例如都可以视为个体劳动者在约束条件下追求个人收入或幸福的一种选择。然而,在较低的抽象水平上,现有经济学的分析手段和乡城劳动力迁移现象之间缺乏若干重要的匹配关系,但和农业非农业转移现象则存在明显的匹配关系。例如,经济学最重要的分析概念之一是价格,包括作为劳动力价格的工资。可以说,没有价格就没有经济学。在非农化大转型中,非农业比农业、城镇比乡村更高的工资水平是促使绝大部分劳动力单方向地从农业向非农业、从乡村向城镇转移的基本因素。不过,仅仅工资一个价格是太少了,我们用它仅仅能够研究劳动市场。可是,成千上万劳动力转移所牵涉的范围远远不是某一类市场能够单独涵盖的,它必须以整个经济为对象来研究。

例如,即便在纯理论研究中,工资所能购得的商品数量亦受所购买商品价格的影响。商品价格波动将直接影响工资购买力,亦直接影响乡城工资、农业和非农业工资之间的比较并从而影响个体劳动者的转移决策。因此,除了工资,我们必须考虑商品价格。但恰恰在这里,乡城转移的经济学研究遇到一个重大困难,就是难以找到两类可抽象地命名为“城镇商品”与“乡村商品” 的经济物品,从而难以定义某种“商品价格” 。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转移的经济学研究没有这样的基本性困难。此时,我们可以把所有商品抽象为农业产品和非农业产品两大类。它们各有其价格。更重要的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统计部门或是提供这两类商品的价格数据,或者提供其他一些统计资料,经由它们,我们常常能够整理出农产品和非农产品或它们的衍生品的价格数据。有了劳动力价格和商品价格,经济学便能够在分析的层次上深入研究劳动力转移。因此,我们在本书中仅仅把农业劳动力转移作为研究对象,而不考虑转移出农业的劳动力在城镇或者乡村非农部门获得就业的问题。

注释:

[1]  Klosterman在他的畅销书中提出“把当今作为过去来思考(Think about the present as it were the past)”。本书作者在写作中便往往想到10,000年后的人类如何来看我们所处的今天。参见Klosterman,2016,副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