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人道的自由主义者
2024年新年第一天，打开计算机，就收到学长钟罕逊先生发来的我的初中班级同学名单。我把它整理并按汉语拼音排序如下：
1965年9月入学的南京九中初一（2）班同学名录
（共50人）
包国勇，包元麟，曹菁菁，陈碧玲，陈恒琴，刁建国，方宝江，房守为，冯莉莉，高又平，宫小伟，顾明德，谷小宁，关磊，郭筱玲，韩顺兴，贺家春，胡景北，李申，李佩宁，刘榛，楼淑芬，陆昌申，卢腊丁，马健，毛维东，牟永利，浦曙光，盛惠田，史建农，孙海利，唐建生，王俊秀，王陵，王士平，王源春，汪闻凯，夏解放，夏世雄，许光华，杨桂平，姚农，袁景山，翟桂英，张国贤，赵翠连，郑伟，仲陶宝，周江陵，周穗生
The world is witnessing a massive migration of labor forces from agriculture into nonagricultural activity. The absolute number of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s dropped from 970 million to 870 million between 1991 and 2020 while the agricultural employment share (AES) from 43% to 27% during this period of 30 years. Just around the year 2000, quantity of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s reached its maximum and began to decrease absolutely and AES reached the mark of 40%.
2022年就要过去了！无论我们是否欢迎，2023年都坚定地来到了我们面前；我们都不得不跨入2023年。
既然如此，既然不可改变，就让我们以平静和开朗的心情迎接新的一年。特别是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前面的年头虽然不多了，可太阳升起的每一天依然是新的一天，改换挂历的每一次依然是新的一年：平静和开朗，过去是、现在依然是我们面对新一年的适当心情。
拙著《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中文简体版已经在本月出版。封底的极简版“内容简介”如下：
经济学家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遇到的两个主要困难是缺乏数据和理论框架。本书用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即农劳比度量农业劳动力转移程度，用农劳比降低速度和加速度度量转移过程，并证明这些指标具有唯一且无歧义的统计数据。本书利用这些数据揭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定量特征，并用商品市场价格和资本市场利率的跨期稳定分别定义农劳比降低速度和加速度均衡，用通货膨胀放大系数说明转移失衡可能造成货币市场波动，从而提出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理论框架。
农业劳动力转移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重要现象。从白山黑水到南海之滨，从偏僻的湘西山村到繁华的京沪都市，我国到处都有农业转移劳动者的身影。实际上，今天在城市生活的我们自己往往就是在最近几十年内从乡村转移来的。仅仅在1980至2020的四十年中，我国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就远远超过三亿人，而我国2020年非农劳动者不足六亿人。也就是说，2020年从事手机制造、外卖送货、教学科研和政府管理等非农行业的劳动者，一半以上是最近四十年从农村走出来的。如果放眼世界，我们将发现，农业劳动力转移不但波澜壮阔地发生在中国，而且大规模地发生在全世界。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到三百年前就开始工业化的西欧地区；从人口稠密的其他亚洲国家，到人迹罕至的太平洋岛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几乎出现在世界每一个角落：农业劳动力转移是当今世界的普遍现象。
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科普系列”前四期中，我们使用了一些新的概念，如农劳比降速、农业劳动力转移量等等。每个科学研究领域都有自己的专用术语或概念。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也不例外。但是，和其它许多社会科学领域不同，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专用概念还具有定量性质，即具有一套自己的专属数据。本期将解释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专用概念和它们的专属数据。
上个星期发布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科普系列第1期“中国在世界的位置”，指出世界各国都在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在这场农业劳动力转移竞赛中，中国的位置从三十年前的严重落后者，变成如今的中等生，稍稍优于世界平均数。本期将展示就全世界整体而言，当今世界在农业劳动力转移历史中的位置。
最近一个月来，上海的疫情成了世人关心的焦点。我虽然不在上海，但那里有我的亲戚、同事、学生和朋友。我牵挂他们，每天为他们和所有上海人祈祷，祈祷疫情赶快过去、染疫者迅速康复、普通人迅速恢复正常生活。同时，我总觉得自己应当写点什么，来多少平复一下自己没有在上海和大家同渡难关的内心愧疚。
马斯克和多夫纳于2022年3月下旬在位于美国加州Fremont市的特斯拉工厂会面并交谈。交谈内容涉及俄乌战争、核能、人工智能、出生率下降和老人统治等话题。多夫纳（Döpfner），德国人，1963年出生，是德国和欧洲最大的媒体集团AxelSpringer 的CEO。
最初看到徐州丰县铁链女的消息，我十分震惊和悲伤。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竟然发生如此惨绝人寰的悲剧，实在是难以思量。而它之所以能够发生，不仅是董某民一人之恶，而且是当地主流文化之恶。谈恶先谈善。在拐卖妇女问题上的主流文化之善的标志，就是如果某个人“购买”了被拐卖的妇女，他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当地老百姓都会谴责他，更有许多人会向政府报告，而政府知悉后会迅速和严厉处理。这就类似于当前禁毒的情形。人人知其恶，政府惩其厉。而主流文化恶的标志，便是人人知道却互相庇护、政府知道却听之任之（如果不说是庇护的话）。我们在徐州地区看到的，正是这种恶的主流文化。比如，董某民不但不隐藏自己“购买”而且用铁链锁颈女人的事实，反倒以正能量的姿态宣传自己（若非如此，铁链女至今还不为外界所知），足见当地民众对拐卖妇女之认可。而当地政府在事发后用正式通告一本正经地否认铁链女事和拐卖妇女有关，进一步证明当地主流文化之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