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双周夜话

 “双周夜话”  2004年第10期                                      2004年5月26日

 

文献引用规范谈

 

       从我开始评阅论文起，我便采取了先看文献、后看内容的方式。若干年前我被分发到两篇参加上海市优秀论文评选的文章。这当然都是各高校已经精选出来的论文。但我一翻文末，没有列出参考文献，立即便否定了。自然，从此以后，我再没有被分发到这类潜在的优秀论文来评审。记得三、四年前，评阅一份西方经济学博士论文初稿，一看列举的参考文献全是中文文献，于是立即退回，并附上增添至少10份外文文献的要求。过了几天，论文初稿又送来了。果然后面的参考文献页重新贴过，加上了似乎不止10份外文文献。但仍然被我立即退回，理由是只有在正文中引用过的文献才能够列在书末的参考文献内，请作者把所列的文献相应地引用到正文中。自然，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再读到那篇论文初稿，据说是另请高明评阅而且通过了。

       不过，说到学术论文的文献引用，我自己也有愧。20多年前，当我写那篇“论服务业资本”文章时，我也是简单地把文献列在文末，而没有在正文中注出。不管今天可以举出多少原因来辩解，但欠缺总是欠缺，错误总是错误，是只能请求谅解，而不能指望世人不知不晓不笑的。因此，现在写作各类学位论文的人，为了避免未来出现有愧的心情，现在就避免类似欠缺或者错误才好。而我作为评阅者的责任之一，也就是帮助他们做到这一点。

       在我开始懂事的时候，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是否还有斯大林，一时记不清了）的话，要用黑体字印出来。而其他语录、资料的引用，好像是不特别标出的。我注意到学术作品引用文献的规则，是在读马克思《资本论》的时候，于是想模仿，才在那篇“论服务业资本”后加了参考文献（那时写论文是无需参考文献的）。以后转学西方经济学，慢慢摸索出了写学术文章的规范，也以为在学外国好的东西。后来和孩子一起读中国古典文学，读到《镜花缘》内多九公和南洋某国一女子就《易经》争强斗胜。多九公知道99种《易经》的注，而那小女子竟然晓得130多种。当时便感觉这文献引用，可能是中国的传统。后来再读旧版“唐诗三百首”，读其他中国早期作品，知晓“无征不信”、“无一字无出处”的古训，体会到以往中国学者对文献注解和引用的重视。我不敢肯定西方学者后来对参考文献的规范是不是从中国学得的。但我基本上能够确定，我们今天往往愤愤然地接受的这一“国际惯例”，至少100年前还是中国学者不言自明的做法。100年绕了一个弯。要不是西方人把中国这个传统继承下来或者把他们自己的传统坚持下来，我们为和国际接轨而不得不再进口，中国学者重视文献的传统，乾嘉学派的传统，恐怕一去不返了。

       不管是愤愤然还是心悦诚服，我所读到的论文，大部分在文献引用上已经很规范了。但前两天评阅一篇博士论文，却又发现了不少列出的文献没引用、引用的文献没列出、语录、数据没有出处的现象，于是有感而发。一个博士学位获得者要证明自己，所需要的可能不是他提出的新观点和了解的新知识，而是他知道了做学问的规范和思考问题的学术方法。这就和舞蹈学院毕业生举手投足便显出受过专业培训一样。否则的话，博士学习就失去了意义。有一位退休经济学教授对我说，原来他们写文章从来不加文献出处的，所以他们的学生这方面有所不足，也许可以原谅。这位教授对学生的心情值得理解。但从我们今天做学问的角度说，有鉴于此，反倒更不能原谅自己，在文献上更加注意才对。

“双周夜话”2002年第26期                                  2002年12月21日

                       

学者的衣着

 

       前几天秦晖先生来上海演讲，听者踊跃。如今著名学者演讲很多，听者踊跃的状况亦不少。但有区别。一位研究生告诉我秦先生穿的衣服旧，很奇怪。我想，在如今这个“先富起来的人是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时代，秦晖先生当然不会藏富不露，有意识地穿旧衣服来“新潮”。我去过秦晖先生家，知道他家虽然远远比不上我见到的另外许多学者住宅的豪华，但不能够算贫困，应当有一套笔挺的西装在衣柜里吧。秦先生不着西装而穿旧服，我想还是“心不在焉”而致。

       “心不在焉”是学者特征。思索越紧张，思想越深刻，衣食上越可能心不在焉。因此，若一个学者衣食简朴，我们便可以估计他或她正在接近自己的学术顶峰。一到他有精力有兴趣有时间来考评食之味、衣之美，他或她便开始过时了。二十年前，我在北大，厉以宁先生常常衣着不整，所居亦狼狈，而那正是厉先生在学术界上辉煌的时候。在当时学生心目中，中国经济学家当数厉先生第一。秦先生如今被称为中国当代最有良心的学者之一，其学理分析亦正在辉煌时候，自然心不在衣食。好在当年我们听厉先生授课，今天的学子听秦先生演讲，想得到的是他们对学术问题的观点、科学研究的方法、社会人生的启示，虽然人要衣装，但毕竟简单明确、屏去装饰的思想才吸引着我们。这不象观球赛、看演出，那要的就是赏心且悦目的享受，就是兴奋以极致的放松，如果演员的服装不能新颖而使我们眼睛一亮，我们的享受和放松就会大打折扣。

学者最辉煌的时候，不是他们成为大小圈子明星的时候，而是他们在思想豁然开朗之后展开自己思想的时候。在展开思想的过程中，学者关注的仅仅是逻辑，是论争，是自己思想的说服力。此时的学者自然心无二物，想不到衣着对逻辑的助力。一朝成为明星，或欲启蒙大众，需云集应者；或多思想火花，但闪烁不定；或虽盛名可灸，恐其实难副：为强化观众眼睛一亮的感觉，便先得挑选衣着，以强化亮点，烘托名声。后者需要追星一族，前者需要论争对手。秦先生现在属于学者，但可能很快成为明星，不过，我还是希望他始终是学者，即使他的衣着不能引起我的兴趣。

“双周夜话”2002年第5期                                                         2002年2月26 日

 

 

我思故我在

 

 

“我思故我在”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一句名言。哲学家用意深奥，法文用词精巧，非我辈所能探究。仅从中文译文的字面看，“我思故我在”意味着一个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在思考、在思索。一个人如果不思考，他就不再存在。严格地说，一个人可以在形体上存在，是一位现实的人；但是在人格上，他可能并不存在：他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如果他不思考的话。此时，这个人实际上依附于某一个他服从的人，后者的人格也就是他的人格。

三十年多前，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没有思考，仅仅单纯地跟着伟大领袖走。当时不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当时根本没有想到去思索，独立地思索，所以，当时即使有什么理解，也是在正统思路上的所谓“理解”，完全谈不上独立思考后的理解。因此，按照“我思故我在”的说法，那时的我只是一个形体意义上的人，而不是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人：我没有自己的独立思索，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

后来，我逐渐明白了“我思故我在”，懂得了我作为一个人类个体的特殊性，是以我思考的特殊性为前提的。没有思考，人云亦云，我就不具备特殊性，我的社会存在就可以被忽略。当然，这不排除我在许多场合下完全或者基本同意别人的看法，服从别人，可是，只有我的同意和同意、服从和不服从是自己独立思考后的结论，我才具备自我的人格，我作为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人才是存在着的。

       思考，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人类文明在今天达到的成果，无一不和人的思考相联系。火的使用得益于火种的保存，而后者离开先民的思考便无法设想。同时，思考也是一个人区别于其他人的本质特征。人类社会中任何一项与原有物品、原有观念、原有制度不同的东西，都是个别人思考的结果。正是这些思考的人，显示出了自己独立的人格，可以平静地说“我在”。

“我思故我在”，还因为思考是每个人的内在权利。观察古今中外，我发现人类至今没有找出、而且也不可能找出任何方法来限制个体的思考权利。某个社会、某种环境可以限制个人公开其思考结果，但是它无法限制个人思考，尤其无法限制个人思考的特定内容。我曾经思索过这一点是否各国宪法都保护个人言论、迁徙、人身等权利，而不提个人思考权利的理由，因为思考是无法从外界禁止和限制，因此也无需用外部力量来保护的个人的权利。所以，思考是人类尤其每个个人的天然能力和内在权利，是个人具备独立社会人格的前提条件。作为人类中的一个个体，我乐意以我自己的思考，而不是以需要外部力量保护的头衔、财产、权利，来确认自己的存在。

“双周夜话”2003年第14期                                   2003年8月21日

  不凡和不俗 

我在德国的时候，一次孩子在那里的中文报纸显眼处读到一份征婚广告，广告中形容征婚人“不凡”和“不俗”。孩子即问我何谓不凡、何谓不俗。我当时的回答是不凡指一个人的成就杰出，超出了周围人或者社会绝大多数人所达到的水平，不俗指一个人的行为坦荡，超脱了低级趣味尤其是斤斤计较。例子呢，比如作出新发现的科学家，执政可彰的政治家，公认的歌手、运动员，很富有的人，都可以视为不凡；一个人不认同农民不卫生的生活但仍然尊重他们，一个会计发现财务漏洞并可以安全地窃取他人财产时而不为之，便可以称作不俗。不凡的人，大都属社会名流，因其成就而为人知；不俗的人大都属平民百姓，因其自律而难成明星。因此，不凡但俗和不俗但凡的人都很多。不凡又不俗的人当然也有，外国的如华盛顿、爱因斯坦，中国的如孔夫子、陈寅恪，但不多。为什么？也许是因为不俗的人首先关注内心的充实，往往不那么特别在意为人所知的成就，其次他们只愿意用正当的手段去争取成就，因此不俗的人取得不凡成就、尤其在世时就被公认的成就不多。不凡的人如果首先重视外在的成就，就会非常努力、同时既可能用俗气的方式争取成就，也可能在取得成就后变得俗气，因此取得成就而又不俗的人也不多。 

那么，不凡和不俗如果不能兼得，哪一种更重要呢，孩子问我。我的回答是不俗更重要。宁可舍不凡而守不俗，不可舍不俗而求不凡。为什么呢？我想，因为人最终追求的是幸福。不凡的人虽然风光，但若俗，则幸福之感不多。俗而不凡的人要得幸福，必须具流氓心理，完全以成败论英雄，但这样的人毕竟很少很少；不俗的人可能风光不多，可内心实在，易得幸福，但真的幸福，不俗而凡的人必须具教徒心理，不因别人的成就而自惭形秽。在宗教社会里，这样的人很多，在传统儒家社会里，所谓的君子或知书达理之人，也不算少。在日常生活圈子内，有权或有名或有钱或其中两者竟至于三者都有的，可属不凡；处世公道、正直、不计较得失的人，可为不俗。市井之人却又铢铢较量，则是真正的凡夫俗子。 

在什么社会里，不凡和不俗的问题能够解决呢？我想，没有一种社会制度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任何一个社会制度下，总有一些人比较精明，更多地为自身利益而算计，也有一些人比较善良、正直，容易考虑到别人。一个比较好的制度，应当能够使不俗的人更加努力或者给予所有人努力的机会，同时又使不凡和希望不凡的人必须采用光明的方式去取得成就。就我们个人来说，需要记住的是，在最坏的制度下，也总有不俗兼不凡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又不能把自己的俗或凡仅仅归之于社会制度的因素。对自己，对孩子，我想，读书，不为任何实际目的地读许多经典名著，待人不要斤斤计较，处事不要敷衍马虎，可能是个人修养不俗之气质、争取不凡之成就的必要途径。

“双周夜话”2004年第25期                                                 2004年12月24日

 

 

平安夜

 

 

       今夜是平安夜。

       我不是天主教或基督教徒。也许是少年时候崇拜毛泽东的口号听得太多了，崇拜毛泽东的决心也下得太多了，以至于产生了逆反心理，难以接受在教堂中听到的那些崇拜言词，因此至今才没有皈依。.

       其实，我对所有信奉宗教的人都很尊敬，包括信奉天主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以及其他宗教，因为在我看来，至少就平均水平而言，信奉宗教的人比不信教的人更加善良、更能自律。

       同时， 我非常喜欢“平安夜”这首今夜教堂内必定吟唱的歌曲。

       我第一次感受到“平安夜”这首歌是在五年前。那一次，我突然感到这首曲子是那么地祥和、那么地安宁、那么地温馨；脑海里不由地映现出一幅图画。一个可爱、可尊的生命就要诞生了。人们围坐在即将成为母亲的玛利亚周围，安静地等待着、安静地期待着，没有烦恼、没有急躁、没有焦虑。这时，有人低声哼起“平安夜”，然后大家轻轻地、慢慢地、柔声地唱起来。音乐渗进静谧的气氛，气氛融入平和的音乐，玛利亚所住的马厩变得那么地祥和、那么地安宁、那么地温馨，让我的心绪在歌声中安定，烦躁在歌声中消散 ……

       那时我还不了解歌词。现在令我喜欢的，仍然是它缓慢、平和、安详的曲调。

       今晚我本来要去上海大剧院聆听“平安夜”的，和我所尊重的教徒在一起。

       但上午接到通知，音乐会临时取消了。

       现在，当我接近午夜时分从办公室回到家，我仍然按捺不住地弹了几遍“平安夜”，平静而温馨的音乐，平静而温馨的夜晚，愿我所爱的人平安、平静，愿天下人平安、平静，也愿我自己平安、平静：

   5·65 3·︱5·65 3·︱2 2 7·︱1 1 5·︱……

“夜话”2005年第1期                                          2005年1月31日

 

 

世界需要外来的民主

       ――从伊拉克大选说起

 

　　昨天（2005年1月30日），伊拉克举行了1953年（我出生的年份）来的第一次自由选举。尽管各种报道说法不一，但我可以肯定的两个事实是：一半以上的伊拉克选民投下了选票，选举过程没有特别重大的舞弊贿选现象。就此而言，伊拉克选举成功了。

　　毫无疑问，这一次伊拉克选举是外来力量促成的。没有美英为首的多国部队推翻前伊拉克专制政权，没有多国部队对各种反对武装的强大镇压，这一次自由选举是不可能发生的。然而，在此起彼伏的爆炸声中，竟然有那么多伊拉克民众勇敢地走到了投票站，投下了一生以来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意愿签注的选票，仅仅这个简单的事实就表明，刚刚在三年前举行的只有一个候选人、并得到了99.99%选票的伊拉克选举是多么地令人恶心，而两年前还以“伊拉克人民”名义所做的专制主义宣传又是多么地令人可笑。

　　是的，伊拉克民主是外来力量强加给他们的。但这么多选民自愿地冒着生命危险投票，却向世界证明了他们需要民主。由于各种各样原因，他们自己争取不到或者很长时间内争取不到民主，不得不忍受本民族的专制。外来民主力量利用某个契机推翻了他们的民族专制，为他们创造了民主的前提，甚至“强迫”他们接受民主制度，为他们打开了通向历史的大门。这里，契机定义是重要的，打开历史大门是重要的，为此而付出的牺牲也是重要的。外来民主力量必须在这三个问题上作出恰当的决定。

　　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其实就是一个外来民主力量向其他民族推行甚至强加民主制度的历史。俄国、中国在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尽管层次不同）是接受外来民主观念的例子，德国、日本、印度在二十世纪中的民主化则是接受外来民主强制的例子。伊拉克事件只是二十世纪历史的延续而已。自由、平等的民主制度便意味着每个人可以对这段历史持自己的评价。可是，如果我们假设德国、日本、印度现在还是专制国家，世界会是什么局面，我们就会明白，把民主制度强加给这些国家是多么地必要。就说我们的近邻日本吧。即使日本某个派别想发动战争，向选民解释战争理由和国内各种意见的公开争论，也会大大降低这个派别实现战争想法的可能性。就发动战争来说，一个民主国家需要道义理由，但一个专制国家只需要言论控制下的谎言。因此，如果日本现在是专制国家，中国面临的危险将严重得多。

　　德国许多学者承认德意志民族没有民主传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德国民主制度是外来力量强加的结果。正是外来力量用扳道岔的方式强制改变了德国的政治道路，德国才有了如今的公民平等、自由和富庶。今天，能够自由表达意愿的德国人已经养成了平等、民主的基本习惯；他们感谢当年的外来力量。即使在同样没有民主传统、而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责任的反省远远不如德国深刻的日本，民主制度也已经扎根。德意志民族、日本民族、伊拉克民族，还有许多其他民族，不是没有民主的历史传统，就是民主传统过于薄弱，不足以依靠自身力量在比如一、两百年的时期内建立起自由、平等的民主政治。这样的民族需要外来民主力量，需要在强加的民主下形成自身的民主传统。就此而言，世界需要外来的民主，即使当人类社会已经走入二十一世纪，即使在大多数人已经具备知识的“知识经济”时代。

“双周夜话”2003年第7期                                                             2003年4月8日

 

交流的语言和平等

 

人和人的交流要用语言。而人的语言又分成许多种。遇到一位外地人、外国人，用什么语言与之交流，往往触及到人的深层心理。如果牵涉到个人尤其是权势者个人的利益，问题就更复杂。比如，最近就听到一个看法，在与美国学校的交流中，既然美国教授来中国讲课用英语，我们去美国讲课就应当用中文，否则就是不平等交流，就应当停止交流。

这样的看法当然不新鲜。大清皇帝早就要求面觐的夷人用中文，也许是有据可查的最早要求语言平等的例子。100年前的1903年，中国政府要废学堂兴学校。洋人不对等地废学校兴学堂，为什么我们要废自己的学堂兴他人的学校呢？当时也很有些慷慨之士起来反对。在学校里堂而皇之的教授外语，更是令人长叹。但尽管如此，100多年来，英语仍然不可阻挡地成了世界交流的通用语言。要对抗这一潮流，唯一的方法当然是停止国际交流，就向当年中国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那样。

然而，停止交流的结果是什么呢？第一个结果自然是权势者地位的暂时巩固，无论是清朝政府，还是毛泽东时代，还是某个单位的长官，都知道巩固权势的方法是禁止臣民和外界交流；第二个结果显然是公民精神和社会及某个单位的长期停滞。这也是中国100多年来的历史事实和中国许多单位现在还保持的状态。

所以，停止交流不可行。但是，要交流就有语言的问题。交流使用的主要语言基本上由交流的方便决定。上海大学的课堂语言是以中国北方话为基础的普通话，农贸市场的交易语言往往是上海话，家里用的又多是家乡话。据说新疆有人不断对那里的学校教授汉语提出批评。我的新疆学生必须听汉语授课。为什么“不让”他们用维吾尔语和我们交流呢？为什么上海的学校不教维吾尔语呢？是不是他们不能用维吾尔语和我们交流，他们就不应当和我们交流呢？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我们和美国人的交流语言。也许我们可以说两民族交流所用的主要语言是较强（用现在的时髦词汇，“代表先进文化”的）民族的语言。但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如果较弱民族因此而拒绝交流，较弱民族只会落于专制和停滞；从人类进步的角度说，较弱民族因此而拖慢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其实，衡量一个人、一个民族是否真在追求平等，主要不应当看他是否在更强的人、更强的民族前要求平等，而应当看他是否平等对待更弱的人、更弱的民族。我想，真正抱着平等心态的人，将会以平常心和他人交流，不会因为在日常社会中听到比如维吾尔人、越南人“被迫”讲汉语而沾沾自喜，也不会因为自己必须讲英语、德语而牢骚满腹。就此而言，“语言平等”是个政治家的伪问题。我想，无论汉语未来是世界通用语言还是地区性语言，其实都和汉民族与他民族、汉人与他人的平等无关，就象中国的公文用纸最近改成A4（汉语拼音发音还是英文字母发音？）标准，也无关于民族和个人之间平等一样。

“双周夜话”2004年第18期                                                           2004年9月14日

 

 

告别上海财经大学

 

新学期伊始，我正式离开上海财经大学，转到同济大学工作。

20年前我从北京大学毕业时，孩子摸阄摸到了上海，而在上海的要人单位内，只有上海财大一所学校。我在农村长大，农业非均衡的生产节奏使我缺乏马克思说的大生产强制训练出来的组织纪律性；农村的“广阔天地”又养成我自由飞翔的思维习惯，不愿意接受固定模式和命题作文，再加上从事理论工作的心愿，所以我选择了上海财经大学。

    如果说我当初到上海进财大工作更多地出于感性的原因，那么我现在离开它则只能够归之于理性的考虑。从感情上说，我完全体会到上海财经大学工作条件的价值：那里有自由交流的小环境、有在经济学上努力探索的同事、有协力工作的朋友、有一心求学的学生、有上海高校最高的非计件工资收入。由于我在学生中的口碑尚好，由于学生到处都在有意无意地议论教师，所以我从校办到比如医院的学校各个部门都受到令我感激的尊重。同时，我的大部分专业工作是在上海财大做的，出国是上海财大派遣的，上海财大甚至让我担任了经济学院院长。因此，我感谢上海财大。而我离开它，无论在地位和名誉上，在收入和待遇上，在接触经济学专业同事和学生上，在日常生活上，都有严重的损失。虽然离开上海财大后，我有更多机会读书，可没有任何机制保证学术上的投入能够取得成果；而我担任院长一年，已经在建立公开透明的管理制度、转变经济学院学术方向以至于提高学院经济收入上取得了明显进展；如果我把院长任期做完，我和我的同事们应当可以做出重要工作成绩的。最后但也许最重要的是，我深深感觉到许多同事、学生对我留在财大工作的希望，而我自己亦有入世的冲动。因此，当我决定辞职并离开上海财大的时候，我确实感到一种歉疚和沉重。

    使我做出离开上海财大选择的，是终究超过了感情倾向的理性逻辑：因为同样的事情我拒绝了上海交通大学，也就不得不拒绝上海财大。一个人的行为需要一贯性（consistency），也就是孔夫子提出的“一以贯之”。学习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没有一贯性便谈不到理性、自然也谈不到诚信。尽管两个学校向我提出的改变后的条件仍然比我现在转入的学校优越很多，但问题不在条件的高低，而在于诚信的理念，在于保持自己的一贯性。为此，我不得不抵制一些单位几乎是“不经意”地随便改变诺言的现象，抵制用一次博弈的最优来消弭行为一贯性准则的办事方式。我理解在这类办事方式面前被迫做绥靖主义让步的一些人。考虑到家庭尤其孩子，考虑到就业的困难，考虑到提升、晋级，尤其考虑到事业和前途，一个人在身受工作单位的不诚信之害时，往往只好退而采取绥靖主义。对此，我满怀同情。只是和他们相比，我的个人条件好得多，没有类似压力、困难和追求，只是因为我经常提醒自己不要以金钱、事业、感情来掩饰自己人格的软弱，所以在我的考虑中，理性的逻辑最后超过了感情的倾向。如果可以套用亚里斯多德的名言，我想说的是，我爱上海财经大学，无论在我离开前还是离开后，但我更爱洁身自好。我衷心地希望有一天，作为研究经济制度、管理制度的国内最重要的大学之一，上海财经大学自身的制度不会再让人在它和洁身自好之间去做痛苦的选择。

“双周夜话”2002年第9期                                                      2002年4月24日

 

 

还是不做为好

 

还是不做为好，我想。我被要求参加一次考试，“公民道德纲要”的学习考试，标准答案也给了，尽管在答案下方写着供参考的字样。是的，需要的时间不多，五分钟就行，都是选择题，按照标准答案在试题纸上打勾就行了。不过，我想，还是不做这样的考试为好。我在报纸上看到过“公民道德纲要”的大字题目，但我没有读过。我不是专职从事宣传工作或道德研究工作的人；在我这样的年龄，生活本身已经给了我太多的教育，已经不可能通过学习文件来增进自己的道德了：所以，我没有去读“纲要”。当然，即使我读了甚至认真读了纲要，我仍然不会做这样的考试，因为根据我自己对道德的理解，我以为这样的考试本身就是不道德的，甚至本身就可能不符合“公民道德纲要”上的要求（我说可能是因为我没有读过纲要，只能猜测）。首先，这样的考试没有必要，也没有依据，而根据道德规范，最好不要向别人提出不必要的要求，最好不要做没有依据包括没有不成文的道德依据的事情。不过，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让我把答案往上抄，交上满分卷子，然后在这个或那个办公室里被人们认为是学习“纲要”成绩优秀的一人或某一特定优秀人群中的一员，总觉得别扭，觉得在扭曲自己，而且在扭曲自己尚未被生活完全泯灭的对真、善、美的某些感觉。所以，还是不做这样的考试为好，还是让自己的心灵坦然一些为好。想一下，这和学生考试舞弊有多大区别呢？而作为教师，我的直接责任之一，毕竟是禁止学生考场舞弊，同时也从道义上向他们说明舞弊的可耻。为了使自己在学生面前不心虚，我想，还是不做这样虚假的考试为好。

中国人常说为人师表，外国人更认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的教育对象是孩子和青年。要教育孩子和青年，教师不但要理解生活、懂得世界，而且还需要保持和孩子、青年一样的心态，这样，师生之间才有沟通、才有真正的教育。辜鸿铭所总结的“赤子之心、成人之智”，大概就是对教师的描述吧。因此，一个社会、一个政府、一个教育机构，要重视孩子、重视未来，它就不但要提高教师的工资，而且更要避免扭曲教师的心灵。如果说，提高教师待遇的目标之一，也是为了避免教师心灵的扭曲，避免他们为了挣钱而去做既使他们自己内心不安也有损于他们在学生心目中形象的事情；那么，直接要求教师扭曲心灵，去“圆滑”，去逢迎，去做假，就更不应当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一旦做了，而且是在意识到不应当做的情况下做了，心灵最初会感到扭曲，然后就会麻木，最后就由惯性而觉得自然。此时虽有成人之智，却失赤子之心，而受害最大的，不是教师本人，当然也不是坐在这个或那个办公室里无意识甚至有意识地要求教师做假的人（他们也许还会得利），而是我们大家的孩子，是青年，也是我们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好象“纲要”提出的道德要求第一条是爱国，教师本人努力做真事，政府机构不要求教师做假事，我们的孩子也才不会做假，我们所爱的国家才有希望。因此，我既为教师，虽被要求，但还是不做虚假的考试、虚假的事情为好。

“双周夜话”2003年第8期                                                             2003年4月23日

                                                                              

地震和非典

 

昨天接到通知，作为有关方面防范非典的措施之一，如果我最近有离开上海的活动，应当事先去登记。接到这个通知，我一方面很感动，防范措施做的这么细致；另一方面，我又有一种感觉，是不是做得过分了。

记得1976年，中国的一个天崩地裂年份：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那年相继去世；邢台、云南、唐山相继地震。也许那一年属中国地震多发年，为防止唐山悲剧重演，各地有必要采取防震措施。因为地震常发于夜间，所以每家搭建防震棚，夜里必须住在棚内。其时我生活在农村，正值夏季，本来露天睡觉便无不可，而且常有几个年轻人拿张席子，到宽阔处聊天，然后昏昏睡去，“不知东方之既白”；但我还是喜欢睡在房里。那时，一到傍晚，若阴云遮空，便有地震之相；倘红霞西起，那一定是地震的预兆。我请假到家乡的城市看望母亲和妹妹。母亲不是强人，妹妹年幼，搭建防震棚本来就勉为其难；城市不比农村，夜间地震，逃出房子和房子夹着的街道不是一件易事。不过，我还是主张住在室内，虽然没有“死了好汉一条，不死一条好汉”的胆气，但中国之大，也许不至于全国到处都会地震的，以此自我安慰，睡觉亦香，早晨醒来也知道活着不完全是侥幸。后来学了点数学，才明白不完全是侥幸的科学说法是全国各地同时地震的概率太小。

唐山地震已经过去27年了。如今出现了“非典型性肺炎”。开始是谣传，拿到别人送给我消毒的白醋还以为人家受谣言之蛊惑。如今越传越真，政府也出面组织防治了。政府出面，谣言顿消。各地、各单位也许为本部职工健康，也许为紧跟政府，纷纷采取措施。措施越严格，防范效果当然越好，况且对下可得子民之谢，对上可获领导之奖，因此乎各项措施竞出，互争峥嵘。据说清华大学为防非典，不准校外人入校。清华是何等高校，尚且如此小心，其他学校自然必须更加严格，方能够在防治非典的战场和欢庆胜利的会场上得一席之地。

    防范非典，与防范地震自然不同，本应以增强身体素质、提高免疫力为要义。紧急关头采取特殊措施是必要的。况且中国学校有大门，人员有组织，比起别的国家，防范起来简单得多。不过，就象1976年不会到处发生地震一样，2003年也不至于到处出现非典。大张旗鼓完全应当，适度措施更为必要，但谨小慎微恐怕不必。就我而言，自忖还是以平常心待之为妥，在这段时间内多点个人卫生，多点休息，多点安静，多读点书，便近乎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