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双周夜话

邹恒甫应当说话

 

IAS被关闭或者被拆分。邹恒甫应当说话，应当公开说话。这是因为，IAS是中国经济学教育十年来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它的影响早已超出武大、超出北京、上海几个大城市，而波及到了全中国。它是中国高校推广和学习现代经济学标志。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它的地位不亚于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一句话，IAS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的公共产品，而不再是邹恒甫本人或武大甚至武大某个学院的私人产品。这是邹恒甫为经济学（而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学或者中国经济学界）做出的最大贡献，是所有其他中国人望尘莫及的。

 

然而，正因为IAS已经成为公共产品，IAS的关闭或拆分（下面简称关闭）也就成了公共问题，而非邹恒甫或者武大的私人问题。邹恒甫和武大有义务向公众做出说明。由于我们不可能指望武大或者武大商学院做什么说明，我们自然期望邹恒甫会向我们说明IAS为什么关闭，说明如果他不同意关闭，他采取或者将要采取什么步骤争取IAS的恢复。

 

这样一种公开说明，在美国是一种义务和必须。它是限制政府或某个机构重大随意性行为、提高政府行为可预期性的保障之一。在中国，这样的公开说明虽然刚刚开始出现。但邹恒甫有长期的美国经历，网络又在控制言论的中国开辟了一个相当自由的公开讨论天地，IAS的关闭更引起了网络讨论的注意，在这种情况下，邹恒甫不出面，是说不过去的。邹恒甫如果不公开出面向大家说明情况，关于IAS关闭的一切就会始终像黑幕一样为人不解，经济学在中国推广的这一章就会以一群疑团结束。这是因为，只有邹恒甫具有向大家说明情况的公信力。武大或者武大商学院的信誉根本无法与之相比。况且，邹恒甫是IAS的主任，IAS关闭，他责无旁贷地应当向大家说明情况。

 

有人说IAS的关闭和目前中国政治气候转阴有关，而邹恒甫可能打算继续在中国做些实事，因此现在避避风头，不说话更好。但我不这样认为。即使政治气候转阴，邹恒甫也会有做实事机会的。十年前他开始创办中心时，政治气候比现在阴得多，他不是在一片怀疑声中办成了吗？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今天阅读回忆1957年反右的作品时常常扼腕长叹，那么，我们一定不要让自己被后人长叹。历史其实就在我们面前展开。今天我们的所为就是明天后人评论的历史。如果邹恒甫不说话，那么，二十年后重新回顾，我相信后人不但为IAS的关闭扼腕，后人还会为邹恒甫的无作为扼腕。而且，二十年后，时过境迁，后人重视的将不是IAS，而是在这个事件中各个人的人格，尤其是好人的人格缺陷。邹恒甫读书极多，他应当认识到自己不该让历史遗憾。

 

当然，邹恒甫完全不必发表激烈的言论。邹恒甫应当以理服人、以情胜人；承认缺点，做出一定让步，以达到IAS恢复的目的。IAS无疑有许多缺点。邹恒甫应当坦然承认这一点。同时，与IAS的成就相比，IAS的缺点无疑不足以证明IAS需要关闭。因此，IAS应当恢复，恢复后的IAS将采取措施，纠正其中最严重最紧迫的缺点，把IAS在原有基础上办得更好。

 

我认为，邹恒甫至少应当向我们大家说明：

1）哪个部门关闭IAS的，关闭的理由是什么。

2）如果他本人也不知道或者没有得到正式说明，他应当告诉大家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关闭。

3）如果他知道关闭的理由，他是否认为那些理由可以公开；是否认为那些理由充足。如果他不认为， 他是否准备把IAS关闭的问题提交到上一级部门（如果是商学院关的，提交到武大；如果武大关的，提交到教育部）审查，希望上一级部门能够撤销下一级部门的关闭决定。

4）如果他不知道关闭理由，他应当向大家表示将向有关部门要求其对关闭IAS的正式说明并要求公开其说明，并同时向上一级部门提出请求报告，请求它立即调查和审查IAS关闭事件。

5）他应当许诺在一周或两周内再向大家说明进一步的情况和他为恢复IAS的工作进展。

 

    以上只是我对邹恒甫的建议。他当然完全应当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做出公开说明。关键是，只有邹恒甫说话了，希望恢复IAS的努力才不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邹恒甫是我极为敬重的人。我衷心地希望邹恒甫做好，尽力恢复IAS，为学子、为中国也为世界的经济学，为正在中国推广经济学的人，也为他自己。

“夜话”2005年第4期                                                                2005年7月12日

网友“落叶无痕”近日在“中国经济学教学科研网上”对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翻译质量和我本人指名道姓地提出了批评：

“上财翻译的两本LJ！！！”

“我们这个学期要学习高宏和高微，老师推荐我们直接购买英文的影印本，据说说的夸张点，中文的翻译比用“金山快译”译出来的还差。无奈兄弟们E文不好，还是弄来中文版对照。结果差点被气的吐血。

“翻译的真的实在是让人无语。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拜读拜读。

“高级宏观经济学第二版 戴维·罗默著

“高级微观经济理论 杰弗瑞 ·A. 杰里 菲利普·J.瑞尼 著 

“胡景北先生给高宏中文版做序。看的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苦差，特别是在学术浮躁甚嚣尘上的今天，从事翻译这项冷寂的事业，需要非凡的毅力与耐心。我的同事王**能出色的翻译出《高级宏观经济学》，其中的甘苦只有内中人才能体味，其为学为人的坚毅与执着实属难能可贵，这也正是我乐意为她的译著做序的原由’”

翻译质量问题完全应当批评。译者的自律、出版社的自律，以及公开的舆论批评，甚至监管，都值得我们考虑。在这里，指名道姓的直接和公开批评是最重要的。它是译者和出版社自律的最重要保证，也是监管者自律的最重要保证。因此，我对“落叶无痕”的公开批评表示支持。

  “落叶无痕”同时批评我为王老师翻译的《高级宏观经济学》所写序言中，对该书翻译质量不负责任的褒奖之词。我完全理解“落叶无痕”的感觉，我只要在书架上看到这本书，自己也会汗颜。考虑到这里涉及的是中国学术制度和民情民俗的基本问题，而非仅仅王老师个人的不当，我决定澄清一下。王老师是上海财经大学三、四位最先从事高级经济学教学的老师之一。她自学和教学非常辛苦。我愿意支持她。因此，她请我作序时，我很快答应并写完发给她。我了解这本书的英文版，但我没有读过出版前的译稿，所以我的序言对译稿质量没有做任何评论。《高级宏观经济学》翻译出版后，我看到我的序言被加上了正面评价译稿质量的文字，立即向王老师提出质疑，王老师当即向我表示道歉。今天，我在这里向“落叶无痕”和其他读者道歉。我没有事先要求阅读译稿，没有事先向王老师特别强调我未读译稿从而无法对译稿质量表态，这是我的疏忽。如果不是“落叶无痕”“指名道姓的直接和公开批评”逼使我公开表态的话，我可能仍然不会澄清这件事。为此，我向“落叶无痕”表示感谢，并且特别感谢网络提供了一方自由天地，让“指名道姓的直接和公开批评”有了可能。

不过，我澄清这件事，决不是对王老师个人提出指责：王老师也是目前制度的受害者。我想提醒的是国内不尊重学者个人的风气。就我自己的经历来说，除了这次序言改动外，至少还有三件值得一提的事情：

1．1998年《经济研究》杂志对我的文章“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一种可能机制”的改动。它至少造成了该文文献引用的不规范，而这是我经常要求学生避免的。

2．2002年上海财经大学用我的名字和文章申请上海市邓小平理论宣传和研究奖（并且竟然得奖）

3．2005年同济大学用我的名字申请博士点。

所有这些都是在我完全不知晓的情形下发生的。考虑到现代通讯技术的发达，我不能不表示遗憾。可更奇怪的是，很少有人发现这里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很少有当事者觉得自己有什么需要检讨的地方！！这就使我不能不思考中国学术制度和中国民情民俗的基本问题。

谈论中国学术制度和民情民俗问题不是这篇短文的任务。在这里我仅仅想就学者的个人名誉问题说几句话，并且顺便向我过去工作的上海财经大学、现在工作的同济大学同仁们进一步说明我为什么表示遗憾。大家知道，学者之所以必须自律，公众之所以认为学者能够自律，就是因为学者留下的文字是可以对证的，学者留下的文字和其行为是可以对照的。学者是有知识的人。每一个普通公民可以像孔夫子说的那样，期望学者“行有余，而后学”，即不但有知识，而且首先有良心有道德。可仅仅有知识（这是学者之所以能被称为学者的原因）这一点，就剥夺了学者以“不懂”、“不知道”来为自己良心辩护的权利。一位不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朋友对我说德国应当禁止读《资本论》的时候，我知道他缺乏了解。若一位学者说这样的话，我只能认为他撒谎，因为我不能说他无知，也不能说他不懂不知处慎言的道理。所以，学者写错的文字、做错的事情，是不能够用任何社会的、强权压迫的、功利的、世俗的理由来辩护的：他们对自己的错误必须负有个人良心和名誉的责任；白纸黑字，又使得学者无法像政治家、企业家、其他公民那样用事实不清为自己辩护。正因为如此，学者的名誉是透明的。

学者名誉的另一个特点是个人主义。学者的观点是他们个人的，学者的文章著作是个人署名的，民众和历史记得的是他们个人的名字。尽管他们的成就或失败有许多人的功劳与责任，但他们的成就或失败首先仅仅是他们个人自己的成就或失败。集体创造、集体堕落或者说集体责任，不适用于学者。巴金1949年以前的成功是他的个人成功，任何其他人对他成功的贡献都是次要的；同样，巴金1949年以后的失败也是他的个人失败，无论毛的专制还是周的引导都远远不能抵消他的个人责任。这就是学者的个人性。学者是以个人人格和知识立身于世的。学者是以个人身份参与历史的。在中国历史上，孔子、李白、曹雪芹、马寅初，在国外，卢梭、牛顿、爱因斯坦、凯恩斯都是以个人身份创造历史的，他们和某个单位、某个政府、某个国家本质上是无关的。孔子多次出国甚至要出海，卢梭曾是法国政府追捕的要犯，可今天中国和法国分别把孔子、卢梭列入本国和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中。所以，学者的个人名誉独立于任何其他集体名誉和他人名誉，独立于例如家庭名誉、单位名誉、政府名誉、民族名誉、国家名誉、主义名誉甚至人类名誉（尤其在强权者把自己利益与这些名誉混同的危险仍然存在的时代里）。

学者名誉的透明性和个人主义特征，在促使学者自律的同时，也要求社会其他人尊重学者的名誉（学者自然也应当尊重他人的名誉）。一个个人、一个单位、一个政府的利益无论多么正当，都不应当以自己的利益来要求学者，不应当要求学者扭曲自己来服从其他个人的、单位的、政府的利益。由于知识的有限性和观察角度的局限性，学者会犯判断错误。但这样的错误却是社会应当公开批评但必须容忍的。为什么社会应当容忍学者的判断错误，应当给学者发表错误判断的机会？这里的理由就是学者在单位、政府利益前的个人独立思考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个人责任，比起他们判断的正、误本身重要得多。用他们的判断错误来否定他们的独立思考，社会就容易失衡，文化就容易窒息，单位、政府、国家的错误就容易发展到极端。这样的教训，对我们中华民族是太深刻了。

从历史上看，学者的判断错误尽管经常发生，但对学者声誉没有严重的影响。相反，学者声誉的毁灭或者严重损害，几乎全是因为他们个人良知的错误。学者有知识。就像巴金，1949后的他不可能突然丧失文学史的知识。“落叶无痕”之所以因为我对罗默《高级宏观经济学》的上海财大翻译本的褒奖而起鸡皮疙瘩，根源在于他不相信我缺少翻译知识。因此，如果一个学者的判断错误使他人有理由认为不是其知识的问题（更不用说学者还自诩为有知识的人），学者就会受到公正性或非功利性怀疑，学者的名誉才真正会受到损害。毫无疑问，学者的名誉首先建立在学者的自律上。但同时，社会对学者名誉的尊重，社会不从其他方面“无意识”地损害学者的名誉，包括不用制度方式（例如每位教授每年应当发表多少文字或者获得多少科研经费的要求）或非制度方式“无意识”损害学者声誉，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强烈地希望社会（包括个人、单位、政府）尊重学者的文字，尤其是出版社、杂志、报刊尊重学者的文字，因为这是学者的根本所在；我也强烈希望社会尊重学者的个人行为尤其是他们与学术相关的个人行为，尊重他们姓名的使用权，杜绝在他们不知晓的情况下使用他们姓名的做法。

“夜话”2005年第4期，2005年7月12日

注：“落叶无痕”的帖子出处：http://bbs.cenet.org.cn/dispbbs.asp?boardid=92504&ID=73199&replyID=73199

注：2025年12月26日发布到微信公众号“学者胡景北”上时略有字句修改并隐去了人名。

夏威夷是茫茫太平洋当中的一群岛屿。今年寒假，我来到夏威夷群岛中的瓦胡岛（O’ahu）。瓦胡岛四周环海。游人最多的地方是岛南部火奴鲁鲁市南侧的海滩。但观海最好的地方，应当是岛北部海滩。火奴鲁鲁海滩，秀丽、雅致，赏心悦目。尤其背对着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你不得不感到回归大自然的享受。可北部海滩就是大自然本身，人烟罕见、交通稀少，只是在山和洋之间，鬼使神差地横插了一条陆地走廊，大约三百米宽，而海滩仅有五、六米宽。山是野石山，不高却峭直，灌木的绿色刚刚遮盖住苍劲的岩石。滩是天然滩，不宽但绵长，暗绿的礁石不时穿出金色的沙层。除了“不准游泳”的警告牌与间或出现的长凳外，这里看不到人工的痕迹。沙层和礁石共生的海岸，既不适于游泳亦不宜于散步，因此也没有游客。往往几个小时，漫长的海滩上只有我一个人，带着凯瑟琳·赫本（Katharine Hepburn）的自传《Me》（我）。

也许受到旷无人烟的感染，大海显得非常宁静。我是农历大年初一和初二在海滩的。年轻时在江苏省乡下种田，知道初三潮、十八汛。特别是农历八月初三前后，海潮上扬，抬高长江水，逼得村前河水倒流，让我第一次体会到海的力量。夏威夷与江苏省有别，或者正月和八月不同？面前的大海，表面上宁静，潮水带着哗哗声，一波一波地涨退着，不慌不张、不急不忙。坐在它的前面，我努力使自己宁静，脉搏不紧不慢地跳动着，一滴一嗒，一张一弛，在这辽阔的一人世界里。

海浪来得缓慢。大约距海滩四百米远，平静的海面突然折起一星点皱纹。后面的海水推着这皱纹长大。过了好像五十米，皱纹成了凸折，也许有十米宽，五十厘米高，深蓝色，看上去像海面上一支中间粗、两侧薄的长月牙形水晶棒。凸折继续向前，并且越来越高，两侧凸起的更快。到了距海岸200米左右的时候，凸折俨然已成海浪，可能有二米多高，十五到二十米宽，酷像一堵水墙，又像一条正面修剪齐整的深蓝色灌木丛，被一股神秘力量推向海岸，模样是那样厚实、步伐是那样坚定。这时候，后面的海水也许性子太急，不断跃过高高的墙顶。海水一涌上墙顶，瞬间铺开一层白色的水帘，再散成白色的水花，好像灌木丛上盛开的白花，给海浪注入了活泼的生气。水帘往往很大，一时能罩满水墙。有时候，一些更性急的海水等不及从顶上翻过来，便飞快地窜入海下，从海浪前方涌出来，形成在水墙前的舞蹈，就像灌木丛前低低的野草随风摇曳。下方窜出的海水常常跳跃很高，宛如欢快的白色水花，和从顶部落下的水花交相辉映。水花不但给海浪带来明快的色彩，而且给海浪带来奔跑的声音。这时候，海浪开始呼叫了，哗哗的声音渐渐地从低到高，从细小到深沉、从模糊到清晰，越来越强。海浪也变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宽。突然，相邻的两条海浪搀起手来，形成很长很长的条浪；更多的时候，左右、前后相邻海浪互相推动，你追我赶，出现一片一片向前的波浪群。哗哗的浪声也从独唱发展成合唱和大合唱，歌声开始表现出广袤大海的气势。看着高唱着进行曲坚定向前的水墙，你也许会紧张，你也许下意识地做出大水扑身的准备，但到离海滩七、八十米前后，高高的海浪突然像手持盾牌的士兵方阵听到卧倒令，迅速低了下来。一米高、八十厘米、五十厘米、二十厘米，海浪边卧倒边向海滩奔来，响声变得清脆起来，色彩也从暗蓝快速换成淡绿，气势更从磅礴转为温柔，好像远看显赫的伟人，近前却是谦和的君子。海浪终于奔上了沙滩和礁石，淡绿的海水有节奏地拍打着我的脚和腿，跳跃的水花顽皮地扣击着我的身躯。一波过去了，大约三、五分钟，新的一波又来了，像永恒的宇宙，又像细心的恋人，不断抚慰着我，在这辽阔的一人世界里，体会着凯瑟琳·赫本饱含泪水的坚强。

“夜话”2006年第3期，2006年2月3日

 “双周夜话”  2004年第10期                                      2004年5月26日

 

文献引用规范谈

 

       从我开始评阅论文起，我便采取了先看文献、后看内容的方式。若干年前我被分发到两篇参加上海市优秀论文评选的文章。这当然都是各高校已经精选出来的论文。但我一翻文末，没有列出参考文献，立即便否定了。自然，从此以后，我再没有被分发到这类潜在的优秀论文来评审。记得三、四年前，评阅一份西方经济学博士论文初稿，一看列举的参考文献全是中文文献，于是立即退回，并附上增添至少10份外文文献的要求。过了几天，论文初稿又送来了。果然后面的参考文献页重新贴过，加上了似乎不止10份外文文献。但仍然被我立即退回，理由是只有在正文中引用过的文献才能够列在书末的参考文献内，请作者把所列的文献相应地引用到正文中。自然，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再读到那篇论文初稿，据说是另请高明评阅而且通过了。

       不过，说到学术论文的文献引用，我自己也有愧。20多年前，当我写那篇“论服务业资本”文章时，我也是简单地把文献列在文末，而没有在正文中注出。不管今天可以举出多少原因来辩解，但欠缺总是欠缺，错误总是错误，是只能请求谅解，而不能指望世人不知不晓不笑的。因此，现在写作各类学位论文的人，为了避免未来出现有愧的心情，现在就避免类似欠缺或者错误才好。而我作为评阅者的责任之一，也就是帮助他们做到这一点。

       在我开始懂事的时候，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是否还有斯大林，一时记不清了）的话，要用黑体字印出来。而其他语录、资料的引用，好像是不特别标出的。我注意到学术作品引用文献的规则，是在读马克思《资本论》的时候，于是想模仿，才在那篇“论服务业资本”后加了参考文献（那时写论文是无需参考文献的）。以后转学西方经济学，慢慢摸索出了写学术文章的规范，也以为在学外国好的东西。后来和孩子一起读中国古典文学，读到《镜花缘》内多九公和南洋某国一女子就《易经》争强斗胜。多九公知道99种《易经》的注，而那小女子竟然晓得130多种。当时便感觉这文献引用，可能是中国的传统。后来再读旧版“唐诗三百首”，读其他中国早期作品，知晓“无征不信”、“无一字无出处”的古训，体会到以往中国学者对文献注解和引用的重视。我不敢肯定西方学者后来对参考文献的规范是不是从中国学得的。但我基本上能够确定，我们今天往往愤愤然地接受的这一“国际惯例”，至少100年前还是中国学者不言自明的做法。100年绕了一个弯。要不是西方人把中国这个传统继承下来或者把他们自己的传统坚持下来，我们为和国际接轨而不得不再进口，中国学者重视文献的传统，乾嘉学派的传统，恐怕一去不返了。

       不管是愤愤然还是心悦诚服，我所读到的论文，大部分在文献引用上已经很规范了。但前两天评阅一篇博士论文，却又发现了不少列出的文献没引用、引用的文献没列出、语录、数据没有出处的现象，于是有感而发。一个博士学位获得者要证明自己，所需要的可能不是他提出的新观点和了解的新知识，而是他知道了做学问的规范和思考问题的学术方法。这就和舞蹈学院毕业生举手投足便显出受过专业培训一样。否则的话，博士学习就失去了意义。有一位退休经济学教授对我说，原来他们写文章从来不加文献出处的，所以他们的学生这方面有所不足，也许可以原谅。这位教授对学生的心情值得理解。但从我们今天做学问的角度说，有鉴于此，反倒更不能原谅自己，在文献上更加注意才对。

“双周夜话”2002年第26期                                  2002年12月21日

                       

学者的衣着

 

       前几天秦晖先生来上海演讲，听者踊跃。如今著名学者演讲很多，听者踊跃的状况亦不少。但有区别。一位研究生告诉我秦先生穿的衣服旧，很奇怪。我想，在如今这个“先富起来的人是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时代，秦晖先生当然不会藏富不露，有意识地穿旧衣服来“新潮”。我去过秦晖先生家，知道他家虽然远远比不上我见到的另外许多学者住宅的豪华，但不能够算贫困，应当有一套笔挺的西装在衣柜里吧。秦先生不着西装而穿旧服，我想还是“心不在焉”而致。

       “心不在焉”是学者特征。思索越紧张，思想越深刻，衣食上越可能心不在焉。因此，若一个学者衣食简朴，我们便可以估计他或她正在接近自己的学术顶峰。一到他有精力有兴趣有时间来考评食之味、衣之美，他或她便开始过时了。二十年前，我在北大，厉以宁先生常常衣着不整，所居亦狼狈，而那正是厉先生在学术界上辉煌的时候。在当时学生心目中，中国经济学家当数厉先生第一。秦先生如今被称为中国当代最有良心的学者之一，其学理分析亦正在辉煌时候，自然心不在衣食。好在当年我们听厉先生授课，今天的学子听秦先生演讲，想得到的是他们对学术问题的观点、科学研究的方法、社会人生的启示，虽然人要衣装，但毕竟简单明确、屏去装饰的思想才吸引着我们。这不象观球赛、看演出，那要的就是赏心且悦目的享受，就是兴奋以极致的放松，如果演员的服装不能新颖而使我们眼睛一亮，我们的享受和放松就会大打折扣。

学者最辉煌的时候，不是他们成为大小圈子明星的时候，而是他们在思想豁然开朗之后展开自己思想的时候。在展开思想的过程中，学者关注的仅仅是逻辑，是论争，是自己思想的说服力。此时的学者自然心无二物，想不到衣着对逻辑的助力。一朝成为明星，或欲启蒙大众，需云集应者；或多思想火花，但闪烁不定；或虽盛名可灸，恐其实难副：为强化观众眼睛一亮的感觉，便先得挑选衣着，以强化亮点，烘托名声。后者需要追星一族，前者需要论争对手。秦先生现在属于学者，但可能很快成为明星，不过，我还是希望他始终是学者，即使他的衣着不能引起我的兴趣。

“双周夜话”2002年第5期                                                         2002年2月26 日

 

 

我思故我在

 

 

“我思故我在”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一句名言。哲学家用意深奥，法文用词精巧，非我辈所能探究。仅从中文译文的字面看，“我思故我在”意味着一个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在思考、在思索。一个人如果不思考，他就不再存在。严格地说，一个人可以在形体上存在，是一位现实的人；但是在人格上，他可能并不存在：他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如果他不思考的话。此时，这个人实际上依附于某一个他服从的人，后者的人格也就是他的人格。

三十年多前，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没有思考，仅仅单纯地跟着伟大领袖走。当时不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当时根本没有想到去思索，独立地思索，所以，当时即使有什么理解，也是在正统思路上的所谓“理解”，完全谈不上独立思考后的理解。因此，按照“我思故我在”的说法，那时的我只是一个形体意义上的人，而不是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人：我没有自己的独立思索，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

后来，我逐渐明白了“我思故我在”，懂得了我作为一个人类个体的特殊性，是以我思考的特殊性为前提的。没有思考，人云亦云，我就不具备特殊性，我的社会存在就可以被忽略。当然，这不排除我在许多场合下完全或者基本同意别人的看法，服从别人，可是，只有我的同意和同意、服从和不服从是自己独立思考后的结论，我才具备自我的人格，我作为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人才是存在着的。

       思考，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人类文明在今天达到的成果，无一不和人的思考相联系。火的使用得益于火种的保存，而后者离开先民的思考便无法设想。同时，思考也是一个人区别于其他人的本质特征。人类社会中任何一项与原有物品、原有观念、原有制度不同的东西，都是个别人思考的结果。正是这些思考的人，显示出了自己独立的人格，可以平静地说“我在”。

“我思故我在”，还因为思考是每个人的内在权利。观察古今中外，我发现人类至今没有找出、而且也不可能找出任何方法来限制个体的思考权利。某个社会、某种环境可以限制个人公开其思考结果，但是它无法限制个人思考，尤其无法限制个人思考的特定内容。我曾经思索过这一点是否各国宪法都保护个人言论、迁徙、人身等权利，而不提个人思考权利的理由，因为思考是无法从外界禁止和限制，因此也无需用外部力量来保护的个人的权利。所以，思考是人类尤其每个个人的天然能力和内在权利，是个人具备独立社会人格的前提条件。作为人类中的一个个体，我乐意以我自己的思考，而不是以需要外部力量保护的头衔、财产、权利，来确认自己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