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上市公司审计新规定的疑问

对上市公司审计新规定的疑问

 

2001年值得中国人大大庆祝一番的大事之一,是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多年来的愿望,是政府近几年的施政目标之一,如今实现,当然值得庆祝。然而,从200211日起,中国国内公司要新发行A股或增发A其财务状况不但将经过中国会计事务所的审计,而且将经过外国会计事务所的补充审计。这一规定,似乎却又与世贸组织精神有相左之处。

加入世贸组织,本来是将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让中国市场按国际惯例行事。然而,一国公司在本国发行股票,要经过外国会计事务所的补充审计,这一行事方式,据我所知,不是国际惯例。一面加入世贸组织,一面又违反国际惯例,这是使人难以理解的第一点疑问。第二点疑问,本国公司在本国发行股票,要经过外国会计事务所的补充审计,这一规定,是否有损于国家主权之虞?第三点疑问是,即使不谈主权问题,仅仅谈经济的全球化,那么,中国的会计事务所和外国的会计事务所也应当作为同等权利的法人主体参与市场,为何外国会计事务所的审计不需要经过中国会计事务所的补充审计,而中国会计事务所审计的与外国没有直接关系的业务,要经过外国会计师的补充审计呢?中国会计事务所岂不成了二等公民?世贸组织倡导的市场竞争平等又从何说起?

       那么,深受这一新规定之害的中国注册会计师为什么不大声提出异议呢?要知道,这些会计师就收入和社会影响力来说,都属于中国的佼佼者之列。对此的解释之一是许多会计师做假帐。做假帐者如卖假货人,当然没有权利、至少没有同等权利参与市场竞争。但一定要冒既违反国际惯例又可能有损国格之风险来请外国会计师做补充审计,其前提必然是做假帐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占中国注册会计师总数的比重非常大,以致于不得不请外国人来把审计关。可是,中国的注册会计师不仅受过高等教育,而且多数立过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言,加之人人风度翩翩,谈吐不凡,在我心目中原本是品行高尚的优秀公民。我无法想象我遇到的10位这样品貌双全的会计师内可能有6人或者更多人竟然在做假帐!!中国会计师的人格何在??因此,我衷心希望这种解释是个错误,希望早日读到充分尊重中国会计师人格和中国国格的解释。

2002115

还是说一说好

“双周夜话”2004年第24                                                         2004129

 

 

还是说一说好

对“不说也罢”朋友留言的一些回应

 

不说也罢:

  朋友,“不说也罢”有时很必要,但有时又必须说。你说出你的感觉(即使不算观点或者成型的理性思考吧),就能够逼使别人把他的想法明确起来,因为一个人的想法使别人感觉不好,这个人就得进一步解释自己的想法。所以,说出你的感觉,往往是必不可少的。

  读了崔之元评论朗咸平的文章你的问题是,经济学家众说纷纭,你到底相信谁?在你还无法相信自己的时候,你确实有这个问题。什么时候你能够相信自己了,你才能够对纷纭的众说做出判断。这就是古人说的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你要的是思考,而不仅仅是阅读。最重要的是思考。我在和学生的交往中深深感到这一点。在相似的年龄段,我读的书比我现在的年轻朋友们少得多,业余时间也少得多,但我做了一些思考。所以,朋友,思考吧,不管你思考的结果是什么,不管“舆论一律”的要求是不是限制你发表和交流你的思考结果。要明白只有思考后才能够知道你有没有值得发表和交流的思考结果。

  联系到你的问题,我想说一说的是:

  1 都是国外的理论?

  问题是,我们有中国的理论吗?如果有,是什么呢?如果没有,我们需要中国的理论吗?如果需要,那么印度、越南、坦桑尼亚是不是都需要他们各自国家的理论呢?

  自然,这牵涉到对理论本身的定义。但无论如何,呼吁中国理论、中国经济学,本身便是值得怀疑的。另一方面,考虑到中国占世界的人口比重,考虑到中国的重要性,如果一种理论不能够在其框架内解释中国的基本事实,这种理论可能从严格意义上还算不上理论。就此而言,在欧美出现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理论,就有了一个应用到中国、印度、阿拉伯世界等主要民族、主要国家的问题。如果它们在其中任何一个主要民族中失败,我们就有必要突破它们的框架去设想新的理论,或者得承认一种过去赞誉马克思主义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存在。但这里的问题是:

  a. 我们了解在欧美出现的那些理论吗?

  b. 我们会应用那些理论吗?

  c. 我们即使了解/会应用,但结果肯定是五光十色的。于是:我们的结果丰富了还是突破了西方的理论?

  这里不需要民族主义。如果一种理论在中国最早出现,我们当然希望它能够应用于全世界;同时,别人也是这样的愿望。这都无可指责。 某一个确实正确的理论总是由某个人创立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要求这个理论只能由中国人创立,就像欧美人、阿拉伯人也没有理由要求某个理论只能够由他们民族中的某个人创立一样。

  在二十世纪的世界上,欧美人形成了自己的所有权理论和企业管理理论,包括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管理的理论。无论从晚清算起,还是从计划经济时期算起,中国人努力了很长时期,还是没有自己的系统理论。能不能建立起自己的系统理论?在二十世纪后,人们必须熟悉世界上的现有理论,然后才能够讨论建立自己的理论。这就给中国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熟悉世界。而在这之前,中国人创立理论时只要熟悉自己的历史就够了。当然,一个中国人熟悉了国外理论后,可能就改变了自己原先的中国人特定的思考方式,也就不可能提出中国人的理论了。不过,我还是相信天才的存在。会有青年人把所有其他东西都抛在脑后,在基本熟悉了现有国外理论后,能够一下子击其要害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建立起同时能够解释中国和国外的理论,如果国外的理论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但即使如此我们也应当想到那是属于全人类的世界理论我们中国人不应当用它谋取狭隘的民族利益。

  2 前经济学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太多地关注经济学入门后的问题,而太少关注前经济学的问题。其实,经济问题仅仅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就像对个人来说经济问题仅仅是人生问题的一部分那样。所以,经济学是以公认的社会准则、人生准则为前提的。正是在其基础上,经济学展开自己,并从而使在经济学指导下的经济问题的解决符合社会或人生的目的。

  崔之元先生的文章批评的现行改制方式,就是抓住了工人和经理、股东和经理之间的不平等,由于其地位不平等,所以他们之间不存在自由契约。那么,为什么他们的地位不平等呢?崔之元就不愿意多说了。比如从工人角度说,在中国是否被承认为市场经济国家的问题上,美国要求中国让工人有独立工会并且发挥作用,才能够算市场经济国家。按照崔之元的标准,美国的这个要求无疑是正确的。 没有独立工会,工人和经理之间就不可能平等,他们之间的契约就不是自由契约。市场经济是以参与者的平等为前提的,没有工会,市场经济的前提也就不存在。

  因此,崔之元的问题在于他能不能够把他的平等权利观点贯彻下去。如果贯彻下去,那么,就要问为什么中国不能够有独立工会,尤其是中国现在的经济水平、人的文化水平比起比如150年前的英国高得多。我们支持那时候的英国工人结社,为什么禁止现在的中国工人结社?崔之元说中国“中央政府还没有完全被利益集团所操控”,那么,有多大部分已经被利益集团操控呢?是不是中国不准工人结社就是因为中央政府被利益集团操控的结果呢?

  其实,崔之元所说的美国的情况,说到底,是那里大体实现了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前提,或者是经济学的前提,也就是这里讲的前经济学。无论大陆法系,还是海洋法系,他们能够规范经济的前提,是社会有一个使市场经济得以在公认社会原则和人生原则基础上运转的前提条件。这些前提条件,就是人的平等、自由和在良知前的自律,而这些东西又通过特别同情弱势团体的大众媒介的自由、通过公众的政治自由得到保证。因此,谈论国有企业在外国照样搞得好、谈论国外也实行社会分红的时候,崔之元和我们大家不应当忘记那里大体存在着前经济学的条件:平等、自由和自律。如果崔之元在这些条件基本上不存在的情况下来坚持国有企业和社会分红,他得到的将是苦果。当然,这一点也表明,把国有企业问题、社会分红问题仅仅看成经济学问题是远远不够的:说到底,它们首先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我本来想不说也罢可是仍然和你一样还是说了一些。一个以自由/平等/自律为基础的经济需要大家说话。很可惜freedom is not free自由是要珍视自由的人付出代价来争取和保护的,而“说一说”的代价实在不能算大。因此朋友还是说一说吧。

 

                                                                                               2004129初稿

                                                                                               20041210修改

 

附:“不提也罢”先留言

主题:重提朗顾之争 (2004-11-29 22:56:16)

 

1。经济学家们把我们都搞糊涂了,都是国外的理论,都是国外的资料,我们相信谁?2。许多人都是在国外留学或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拿回一些资料,翻译出版,换回自己所要的职称、声誉等,他又凭借这些声誉去到处讲演、在课堂上指导学生,过着滋润的生活,但这些东西有可能已经过去好多年了,我们到底相信吗?http://www.yannan.cn/data/detail.php?id=4403这是看了崔之元的演讲后的感觉。当然,对于能跟踪国外研究进行时的各位不在之列。

 

参见http://www.hujingbei.net/bbs/display.asp,相应页码。

百年一遇、千年一遇

“双周夜话”2002年第18                                                         2002828

 

 

百年一遇、千年一遇

 

 

       最近一个多星期,洞庭湖洪水成了中国乃至全世界的重大事件。现在,洞庭湖水位终于坚定地回落了,我们的心放下了。湖南省五十年未遇之特大洪水终于被“抗”住,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据说,长江干堤的大部分地段要能够抵御百年一遇的洪水;如果洞庭湖、鄱阳湖等重要湖泊的堤坝也能够抵御百年一遇洪水。那么,沿江、沿湖的人民便不必隔几年就受一次惊怕,他们更有可能对自己的生活做出长期的规划。

上海人是幸运的,因为黄浦江堤岸能够防御千年一遇洪水,上海人也因此可以更从容地规划自己的长期发展。我在外滩散步,每每感到江水的软弱和江堤的坚实。是的,我相信,即使遇到千年一次的大水,外滩也不会松软。比洪水更厉害的是地震。但上海离太平洋海沟还很有一段距离,所以威胁算不上严重。大城市如东京、旧金山,地震威胁更大,不也成为国际化都市了吗?上海不会比它们更差。值得上海担心的,不是这些容易成为头号新闻的自然灾害;威胁上海的,首先也不是洪水地震。不谈千年,就百年而言,造成上海物质和文明损失的,主要是象日本人进攻上海的侵略战争和多次发生的国内战争,是象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跃进“。上海人难以规划自己的未来,不是因为日后的洪水,而是因为当时的制度;不是担心百年或千年一次的自然灾害,而是担心十年一变的社会规则。上海人无论是把财富转移到外国、还是把身份改变成移民,背后都有着对制度对规则再变的担心。100年前,60年前,30年前,20年前,10年前,今天,中国都面临制度不稳定的基本问题。但在每一次改革前或改革时,往什么方向改,什么时间改,新的制度规则又是什么,那些规则又能够维持多久,这些都是在中国近代史上至少十年一遇的问题,却都比预测千年、百年一遇的洪水还困难。而没有稳定的规则或者至少对稳定规则的预期,人们却又无法规划自己的未来。

防范洪灾的规则是用河道将洪水引入大海大湖。这一点,我们的祖先四千多年前就理解并且开始实行了。今天的我们虽然还不断遇到洪涝灾害,但已经有了一套防范的体系,大部分人包括洞庭湖边的居民已经不担心洪水对自己未来的长期影响,可是,四千多年来,对于可能发生的社会灾害,我们依然缺乏基本的防范体系,大部分人都在担心这类灾害对自己未来的影响。古人所谓的“伴君如伴虎”一说,正是社会缺乏规则的表现。如果说过去毕竟还有君王一家享有制订规则之利,并确定太子,制订王朝长期计划,那么,百年以降,君主制在中国不复存在,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都受到了缺乏规则之害。因此,我想,就象防范洪水的普遍规则因为无人不受洪灾之害而被普遍接受一样,防范社会灾害的普遍规则也会因此而被普遍接受,那时,我们就不但不用担心千年或百年一遇的洪水,我们还将最终摆脱规则十年一变的恐惧,我们将能在预期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下对自己的未来做出长期的规划。

儿童节的感想

“双周夜话”2003年第11                  200362

 

儿童节的感想

 

六月一日,儿童节到了。工作之余我来到同济大学校园内的三好坞公园。在以建筑专业著称的同济大学里,三好坞以其小湖、小山、小亭、小径,总把我带回童年时常常嬉玩的小公园。童年时看着新奇的世界,生发出无数的问题:为什么树叶放水上不沉,为什么猫的名字是猫,为什么叔叔和阿姨那么高兴。我得到一些答案,又出现新的疑问。我读书、思考、争论,我希望有仲裁,但每一次父母的、老师的、哥哥姐姐的最后答案都不能让我服气。于是又读书、又思考、又争论,直到走进大学,直到走上讲台。

如今,年过半百的我已经了解,最后答案是不存在的;我也已经明白,童年天真地表现出来的好奇,好问、好辩天性,在成人这里虽然表现得更含蓄、更理智、更曲折,但正是这一天性保证了成人的活力。可惜的是,成人世界多了功利、权术和势力。在它们的日熏月侵之下,我的祖辈、父辈直到我自己渐渐地接受现状,不再新奇,不再发问、不再辩论。同时,接受现状又确实能够给我们带来功名和利益。然而,功利的化妆并不能够让人年轻。一个不再好奇、好问、好辩的人是真正衰老的人,由这些人组成的民族是衰老的民族。三百年前,康德认为中华民族是个衰老的民族。当我看到包括自己在内的许多同胞不觉新奇、不敢疑问、不愿辩论的时候,我不能不承认康德的话有一定道理。一百年前,身为中华民族复兴一先锋的梁启超看到了少年中国的萌芽。回顾从那时以来的100年历史,我想,懂得仅仅为了强比欧洲、富敌北美,少年中国之萌芽也是没有希望的。中国民族返老还童之本,不在于它的物质富庶,而在于它恢复好奇、好问、好辩的天性,在于它建立起适用于每一个人的让人好奇、促人好问、容人好辩的制度,在于我们每一个成人自觉地好奇、好问和好辩。三好坞把我带回童年,也令我梦想着恢复青春的中国和保持年轻的人类。

 

                                                                                                  成于200361

为陶渊明申冤

“双周夜话”2002年第10                                                    200257

 

 

为陶渊明申冤

 

       我喜欢陶渊明,是因为对他那句“好读书,不求甚解”的自白很有同感。我幼时没有受过训练,不知道“精读”的必要;拿起一本书来,一气读完,似乎有解,但又不甚解,也不知道要“求甚解”。后遂成恶习,以致于现在当了教师,也没有一份好好的读书或讲课笔记:无奈时,就拿先生的这句话来解嘲。

今天谈陶渊明,是想为他申冤,而起因则是无意翻到的现行中学语文教科书。中学生要读“桃花源记”,好像没有异议。但书上的说明,把这篇散文视为陶渊明逃避现实的表现,却使我迷惑。国内中学教科书都是(半?)官方出版物,因此不载明负责这些内容的学者或官员。查一下吴兆基1997年编译的“古文观止”,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吴先生在对其它选文的按语中,几乎都仅仅交代作者生平和写作背景;略有评论,亦褒奖为主。但不知为何对陶渊明“独有钟情”,三篇选文的三段按语,都贬其消极避世、逃避现实。不过,要说这是多数学者认可的观点,似也不妥。清人龚自珍便称赞:“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今人陈寅恪经考证后认为“桃花源记”乃“寓意之文亦写实之文”,手头虽无其书可查,但陈先生认为所寓非消极之意,好像是不错的。施蛰存先生在“唐诗百话”里比较陶渊明和李白时,则肯定陶渊明对人世和社会好像是消极的,但人格却是积极的;而李白对人世社会好象还积极,但人格却是消极的。中学教科书对学者争论之事若难持公允之论,也应规避才是。

我对陶渊明其人其文其事没有“甚解”,为他申冤,使用的是自己的老办法:以事比事,以心比心。从文来说,如果陶渊明“桃花源记”是逃避现实,那么康有为写“大同书”是否逃避现实呢?假设今日有人写文章描写官廉政清,我们是否能因为文章中没有注明真实地点(那倒成了报告文学甚至假冒伪劣),或者没有提出几条建议(那更象奏折文学),就说作者在逃避目前腐败的现实吗?按照“逃避现实说”,所有给我们以生活和世界美感的文学,恐怕都在逃避现实。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作品,包括“桃花源记”使我们有意无意感受到的似乎是对生活的美好憧憬和向善向美的熏陶,而这样的憧憬和熏陶,正为中学生和已走出中学校园的我们在现实中不失自我地生存所必需。否则的话,中学教科书又何必选入这些作品呢?

从事来说,陶渊明一生最大之事是他“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归田。如果由此而说他逃避现实,那更是大谬不然。以心比心,试想今日若有一县长不满省里官吏下县视察时敲诈勒索而宁愿辞官种田(注意不是另有高就),我们应当说他敢于直面现实,还是应当说他逃避现实呢?我们只能说他敢于直面现实!宁愿下乡种田而保持自身气节,正体现了一个人面对现实的勇气。试想,假如一个省有三、五个这样的县长,省官即使想入非非,也只得多加收敛,现实的政治自然会清廉得多。倒是那些不情愿地(情愿的情形不在这里考究)满足上司无理要求的县长,恰如鸵鸟一样,在躲避社会堕落的现实,逃避自己的现实社会责任。所以,从事考察,陶渊明更是一位勇者。晋朝之不救,有气节之感的官员多回避现实,迁就贪官污吏,而竟无响应陶渊明者,不能不说是一大原因。现行中学教科书把敢于抗争腐败的陶渊明说成逃避现实,亦不能不说是对尚未真正面对现实的学生的一种误导。

父母亲和孩子

双周夜话2004年第3                         200423   

母亲和孩子

 从偏僻乡村过年回来的一位年轻朋友给我发了一个邮件,谈到他母亲虽然希望他多留在家几天,但还是以“早点走,车不挤”为由来安慰他按自己确定的行程回城。这个理由虽是事实,但却使他感到愧疚不安。他说母亲无需也无力关心他学习或工作上的事情,但他感觉到母亲对他一直很有信心,相信他能够自己处理好一切。而正是母亲这样的信任使他增强了自信。

他的信引起了我的回忆。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我到学校集合出发去农村插队,父亲在外地,母亲送我离开家。十五岁的我,并不明白麦子也是草的一种,更不了解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因此既无悲伤的感觉,亦不理解母亲送我的感受,所以我把手从母亲手里挣脱出来,要自己走。母亲走得不及我快,渐渐落在了我的后面,且站住了。我知道母亲一直在看着我,看到我拐出那条长长的巷子。是的,她不知道我离开家之后具体会干什么,怎么干。母亲没有上过学,所以小时候在她身边上学时,她没有指点我应该学什么,怎么学。她没有要求过我什么,现在上学成绩要多高、长大后职业要多好、房子要多大,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些,她没有指望我给她带去名誉或者金钱,但会接受我可能给她造成的屈辱或者困窘。然而,在她放我走的时候,她给了我健康的身体、健全的心理和善良的感觉。

    我不知道那位年轻朋友今后如何发展,他感受到母亲对他好好做人的期望和信心,没有感觉到对他选择特定专业、职业、生活地点、收入、成就、房子、车子的要求和压力,从这点来说,他有很大的空间发挥自己。就我接触的情况看,这位年轻朋友是幸运的。许多父母对孩子有太多的希望,对孩子的学习成绩有太高的要求,对孩子的专业、职业、单位、薪金有太多的指点。我认识一个朋友,他的孩子对小动物有兴趣,长大想做动物医生,但我的朋友不同意,理由之一是上海没有这个专业,而孩子又只应当读上海的大学。还有一个朋友,父母亲坚持拒绝和他的妻子 ―― 结婚前是农村人 ―― 见面。而这些父母,都有各种各样的学位,不象那位年轻朋友的母亲、我的母亲那样近乎文盲。有了学位似乎就有了指点孩子的资格。孩子应当重视这门课而不是那门课,应当对这样东西感兴趣而不是对那样东西,应当在这个城市工作而不是在别的城市或乡村,选择的配偶应当这样而不应当那样。为什么要如此指点孩子呢?因为据说社会风气太坏、竞争太激烈,如果孩子不这样而是那样,将来恐怕在社会上没有立锥之地。我知道这些父母亲非常爱孩子,完全无私地爱,因为他们早已不把光宗耀祖视为培养孩子的目的。但我总怀疑这样的爱太狭隘。如果社会是残酷竞争的原始森林的话,那么,孩子未来面临的竞争恰恰不允许父母亲用自己的眼光和常见的程式来培养孩子。孩子特殊兴趣和情感的出现更非父母亲能够计划的。人生是生动活泼的,事先的人生计划只能使生活枯燥,使孩子失去兴趣。孩子需要本领,需要学习和工作的成绩,但这首先不是为了击败对手或应付生存竞争,而是孩子健全心理和人生价值的一种体现。孩子今后或现在进入的,也不是只有父母才可信赖的原始森林,而是会有许多朋友、同心或同气朋友的人类社会,因此,人性的培育对孩子的未来更为重要。而在培养人的方面,有学历的城市父母不一定强于文盲的乡村父母。其实,教给交给孩子做人的基本素质,然后任孩子去飞,可能是古今中外许多孩子能够成功能够快乐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很敬佩我的那位年轻朋友的母亲,她完全可以要求孩子找个高收入的工作,帮助全家脱离乡村的贫穷,但她没有提,她不愿意增加孩子的负担或约束。我也相信,这位年轻朋友不管干什么工作,在哪里工作,都会象她母亲希望的那样做的。

公司资助和学术自由

夜话”2006年第4                 2006年2月21

 

公司资助和学术自由

――在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学教研室资助方更替时的谢词

 

今年1月底,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Stifterverband fuer die Deutsche Wissen- schaft)正式结束了对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学教研室 (Lehrstuhl fuer Volks- wirtschaftslehre am Chinesisch-Deutschen Hochschulkolleg an der Tongji- Universitaet) 的资助。从今年2月开始,德意志银行 (Deutsche Bank) 成为本教研室的资助方。在这里,我作为教研室主持人,向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和德意志银行表示衷心的感谢。

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成立于1920年,重建于1949年。那是两个德国经济极其困难、德国科学极端窘迫的年头。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为维持当时的德国科学研究,以及后来为推动德国人文、社会与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发挥了显著作用。2000年开始,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资助同济大学中德学院成立了后来以经济学为方向的本教研室。六年多来,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给了经济学教研室大量无私的资助,为她所承担的教学和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德意志银行成立于1870年。在德国近、现代经济史上,它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现在,德意志银行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银行之一,业务遍及几乎所有国家。德意志银行1872年就在中国设立了分行,目前它在中国从事大量金融业务。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德意志银行十分重视它的社会责任,多方面地资助教育、社区建设和防病扶贫。德意志银行资助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学教研室,为该教研室的持续性发展,提供了决定性的经济保证。

在当代社会里,商业和科学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类事业。科学的兴旺,离不开政府以外的商业界的支持和资助;商业的发达,既离不开自然科学的发现发明,更离不开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启示的制度架构。但商业利益和学者良知又有明确区别。一个商业组织追求的首要目标是股东价值,一个学术机构追求的首要目标则是知识增进。学术上的知识是超越了任何特殊股东群体、特殊人群和组织的一般知识。学者良知就是在任何可能出现机会主义的场合,都根据建立在宗教和传统上的良心,坚持这样的知识。因此,对学术来说,脱离于商业利益、政治利益的研究自由、教学自由,比金钱资助更加重要。

研究自由、教学自由是德国学者洪堡 (William von Humboldt) 200多年前提出来的。它在德国虽然几经波折,但五十多年来已经成为德国社会包括德国商业界的共识和德国学术界的现实,也是德意志银行对科学和教育秉持的基本态度。研究自由、教学自由要在中国成为共识和实践,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绝大多数中国企业在资助科学研究时,仍然要求学者的研究结论和企业利益相一致。这种状况应当改变。本教研室希望加强和德意志银行的协作,并乐意为德意志银行承担非学术性的研究工作。同时,本教研室的重点将继续放在与德意志银行或者其它机构、团体没有直接关联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上。这些学术活动将完全不受本教研室资助方意愿的影响,而仅仅以研究自由、教学自由为原则,以学者良知为准绳。

作为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学教研室主持人,我相信,从长远看,一种以人的自由、平等为基础的中国社会结构、一种以研究自由、教学自由为原则的中国教育和科研制度,无论对德意志银行还是对中国、德国的任何第三方,都是其自身利益的最好保障;而本教研室利用德意志银行资助资金的最好方式,就是为增进人类的一般知识、为促进中国的学术自由和社会自由做好自己的研究和教学。

 

修改于2006226

—————————–

Zweiwochenschrift Nr. 4/2006                                                                   21.02.2006

 

Wissenschaftsförderung von der Industrie

und Akademische Freiheit

—- Danksworte zum Wechsel der Stifter fuer meinen Lehrstuhl

 

 

Zum End Januar 2006 beendete der Stifterverband für die Deutschen Wissenschaft formal seine finanzielle Unterstützung für den Lehrstuhl für Volkswirtschaftslehre am Chinesisch-Deutschen Hochschulkolleg (CDHK) an der Tongji-Universität. Im Anschluss übernimmt die Deutsche Bank ab Februar 2006 die Förderung dieses Lehrstuhls. Als Lehrstuhlinhaber danke ich hiermit dem Stifterverband und der Deutschen Bank herzlich für ihre Unterstützung.

 

Der Stifterverband für die Deutsche Wissenschaft wurde im Jahre 1920 gegründet und im Jahre 1949 neu gestaltet. Diese beiden Jahre kennzeichnen jeweils die Zeiten $ in denen sich sowohl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als auch die deutsche Wissenschaft in einer extrem schwierigen Lage befanden. Der Stifterverband für die Deutsche Wissenschaft spielte eine bedeutende Rolle zum Erhalt der deutschen wissenschaftlichen Forschungen $ vor allem als es später darum ging $ die Grundlagenforschung in Deutschland voranzutreiben. Im Jahre 2000 begann er die Förderung zur Einrichtung eines Lehrstuhls am CDHK an der Tongji-Universität $ der sich dann besonders auf Volkswirtschaftslehre spezialisierte. Mehr als sechs Jahre förderte der Stifterverband den CDHK-Lehrstuhl für Volkswirtschaftslehre intensiv und schuf damit eine Basis für die Lehre und Forschung in diesem Fachbereich.

 

Die Deutsche Bank wurde im Jahre 1870 gegründet und spielt in der modernen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utschlands eine wichtige Rolle. Zur Zeit ist sie eine der weltgrossten Geschäftsbanken und ist in fast jedem Land auf der Erde tätig. Bereits 1872 eröffnete die Deutsche Bank ihre Niederlassung in China. Heuzutage betreibt sie in China verschiedene Finanzgeschäfte in großem Umfang. Neben ihren eigentlichen Geschäftszielen und dem operativen Geschäft wird soziale Verantwortung in der Deutschen Bank großgeschrieben. Der Finanzkonzern fördert die Bildung und Ausbildung $ Kommunalentwicklung und sogar Projekte zum Kampf gegen Aids und die Minderung der Armut. Dass die Deutsche Bank hinfort den Lehrstuhl für Volkswirtschaftslehre am CDHK unterstützt $ ist ein entscheidender Beitrag zu einer kontinuierlichen Entwicklung von Lehre und Forschung am Lehrstuhl.

In der modernen Gesellschaft sind Wirtschaft und Wissenschaft zwei Sektoren $ die sich ergänzen und gleichwohl unterscheiden. Eine blühende Wissenschaftslandschaft ist neben offizieller Förderung auf die Unterstützung der Industrie angewiesen. Eine prosperierende Wirtschaft setzt umgekehrt sowohl bahnbrechende Entdeckungen und Entwicklungen $ als auch institutionelle Rahmenbedingungen voraus $ die sich auf sozial- und geistwissenschaftlichen Forschungen gründen. Andererseits bestehen aber deutliche Unterschiede zwischen Kommerz und Wissenschaft. Eine kommerzielle Organisation hat in erster Linie den Wert für ihre Eigentümer $ den Shareholder-Value $ im Auge $ während ein akademisches Institut das Wachstum an Wissen als ihr wichtigstes Ziel sieht. Akademische Wissen hat seinen Wert über spezielles Interesse jeder Eigentümergruppe $ jeder Menschengruppe und jeder Organisation hinaus. Das intellektuelle Gewissen $ das aus Religionen und Traditionen resultiert $ fordert Intellektuelle zum Festhalten an diesem Wissen in jedem Falle $ selbst dann $ wenn Opposition geboten ist. Deshalb ist die Freiheit der Forschung und Lehre $ die sich von kommerziellem und politischem Interesse löst $ für die Wissenschaft letztlich von größerer Bedeutung als finanzielle Hilfe.

 

Das Postulat der Freiheit von Forschung und Lehre geht auf den deutschen Akademiker William von Humboldt bevor mehr als 200 Jahre zurück. Diese Freiheit ist $ nach sorgfältigem Abwägen der Meinungen im Volke einschließlich der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 seit mehr als 50 Jahren in der deutschen Wissenschaft realisiert. Sie spiegelt auch die Einstellung der Deutschen Bank wider. Hingegen muss China noch einen weiten Weg gehen $ bis dieses Maß an Freiheit in Forschung und Lehre als erreicht gesehen werden darf. Beispielsweise verlangen die meisten chinesischen Unternehmen immer noch die Uebereinstimmung der Aussagen der Wissenschaftler mit ihrem Interesse $ wenn sie letztere finanziell unterstützen. Dies sollte geändert werden. Der Lehrstuhl wird mit der Deutschen Bank kooperieren und sie gerne in Form von Beratung und gemeinsamen Projekten unterstützen. Gleichzeitig treibt er hauptsächlich Forschung and Lehre $ die keine unmittelbare Beziehungen mit ihr oder anderen Institutionen and Organisationen haben. Forschung und Lehre sind unabhängig vom Interesse der fördernden Seiten und folgen allein den Prinzipien der Freiheit der Forschung und Lehre sowie des intellektuellen Gewissen.

 

Ich $ der Lehrstuhlinhaber $ glaube $ dass eine gesellschaftliche Struktur $ die sich auf der Basis der Freiheit und Gleichberechtigkeit der Menschen gründet $ und eine Bildungs- und Wissenschaftsordnung $ die auf der Freiheit von Forschung und Lehre beruht $ die beste Garantie für das Eigeninteresse sowohl der Deutschen Bank als auch jeder dritten Seite in China und Deutschland ist. Darüber hinaus besteht die beste Anwendung der Mittel aus der Deutschen Bank von meinem Lehrstuhl darin $ dass mein Lehrstuhl für die Wissensvermehrung der Menschheit und die Förderung der akademischen und sozialen Freiheit in China seine Forschung und Lehre vorantreibt.

要公平、不要照顾

双周夜话

要公平、不要照顾

    要公平不要照顾,这不仅是市场经济的要求,而且是做人的要求,是我们在任何时代处理社会事务的基本原则。在一个特权横行、后门泛滥的社会里,要公平,不要照顾,尤其应当是每一位远离特权、没有后门的大学生对社会的呼吁和要求。这是因为,第一,如果要照顾,也不会照顾到他们。能够获得“照顾”的人几乎百分之百是有特权的人,是能够打开后门的人。这一点,看一下2003年在网上被揭露的上海交通大学“照顾”入学的人的名单和背景,或者对善良的人来说,看一下(也许要等20年后?)解密后的各学校的文件,就会明白的。第二,即使他们中的个别人能够受到照顾,这样的以牺牲更优秀的他人为代价的照顾也是不应当的;第三,特权制度本身必须废除,而不是你或者他中间那一个享受特权、获得照顾的问题。

然而,也许因为我现在担任经济学院院长的缘故吧,在进入一年一度的硕士研究生录取阶段的时候,我收到了若干给我个人的要求照顾的信件。这是一些分数还不低、但担心不被录取的考生的请求信。他们都来自农村或者城市底层家庭。他们希望我多多考虑他们的情况,录取他们。对此,我要说的是:你们找错了方向;你们给我的信应当要求公平,反对照顾:只有公平,在你们符合录取条件的情况你们才会真的被录取;如果谈照顾,那因“照顾”而受到委屈的恰恰是你们。

当然,在任何特权社会里,我们都看到本来受到不公正的歧视、但得到了领导照顾的少数几个人的感激涕零。像谈家帧、姚雪垠受到重视的例子,至今还被人津津乐道,而知识分子的全体受压制、学术和文化的全面受钳制的不公平状况却被淡忘了。这样的例子容易使年轻人希望成为大大小小的谈家桢、姚雪垠。年轻人会以为,他们之所以没有得到照顾,是因为他们的姓名还没有为领导所知。于是,在本来需要公平、需要他们维护公平的时候,他们却觉得最需要的是领导对他们的个别照顾。想到这里,我不禁有心痛的感觉。

有一位考生寄来了她的三好学生证书复印件。我不怀疑证书的真实性。但一个大学毕业生不要求公平而希望照顾,他无论如何够不上好学生的标准,甚至够不上大学生的标准。公平而非照顾是基本的行为理念。一个没有特权的大学生应当具有这样的理念。这不但因为他几乎不可能得到照顾,而且更因为他应当懂得,现有的特权是不应当保持、也不应当用新特权去推翻的。而一旦他获得了照顾,他就加入了现有的特权制度,便可能永久地失去了呼吁公平反对照顾的心理能力。

要公平不要照顾,同时也应当是每一位靠关系而可能打开后门的大学生的理念。因为,社会的最终改善不但取决于没有特权的大学生的呼吁,而且更多地取决于有特权的大学生的自律。这里,仅仅就给我来信的考生同学而言,你们不但要呼吁公平,反对照顾,而且应当思考设想如何才能够实行公平。就我可做的事情而言,我想推动的是,在网络上公开达到一定分数、比如教育部或者学校的最低录取分数线的考生名单和分数。我想,对公平来说,重要的不是让考生知道个人的绝对分数,而是要让公众知道所有考生、至少是有录取可能的考生的相对分数。如果原先来信请求照顾的同学现在能够对我的想法提出意见和进一步的建议,我们追求的公平将会有更大的希望。

事 业?

双周夜话 200316期                                   2003-10-01

业? 

对事业这个概念以及它的价值论含义,我常有一种强烈的怀疑态度。 

少年时读三国演义,囫囵吞枣,分不清魏蜀吴,但记住了刘关张三结义。后来又读过几遍,内容梗概都记住了,但印象最深的还是桃园结义。后来读到一篇野史,说苏东坡在街上看到那些听三国说书的人,凡听到刘关张取胜都开怀,听到刘关张失利都叹息,才领悟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百世不斩”的道理。那些在街头听说书的人,不外煮酒买浆者流,也就是历朝历代的小民百姓吧。这些人中,很多人大概也分不清魏蜀吴,却都知道刘关张。刘关张的故事是典型的男性故事。但就算当今女性地位上升,她们也还是承认刘关张英雄的。比如男主人想出门找几个朋友玩玩,往往受到牵制,那理由之一,便是“你那些朋友能跟刘关张比吗?” 

刘关张的故事自然和事业相联系,这就是光复汉室。这事业眼看有成之时,关羽却被东吴所害。刘备若能以事业为重,应当暂不追究,待扫平天下,再为兄弟报仇,亦不为晚。这也是诸葛亮力劝刘备勿伐东吴的理由。刘备若从之,或许能一统天下,重建汉朝,中国历史不复有晋、隋、唐诸朝,中国人在海外也不必为汉人、唐人之分而枉费口舌。但刘备不听,执意为兄弟报仇,结果兵败,光复大业亦付之东流,后世文人为此扼腕者多也。 

东坡先生领悟的君子之泽和小人之泽之别,也许就是事业和情义之分吧。如果关羽谨慎,荆州牢固,然后刘备以西川、荆州之师两路北伐,曹魏或可破,东吴或可灭,汉室或可复,事业情义或可两全。但月有阴晴圆缺,事业情义难以两全之时,刘备舍事业而全情义,虽为人所诟,但仔细想来,若刘备事业为重,桃园结义的终局便将落入俗套,刘关张大概早已被遗忘,更谈不上“百世不斩“了。历代开国皇帝,有名的如李世民、朱元璋等,戎马之时,都有几位结拜兄弟,但他们重事业轻情义,“曲线救国”,虽成帝王伟业,但由于“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在百姓心目中留下的记忆和认可很少,“五世而斩”。显然,这样的“曲线救国”无法在民心中把桃园结义画上圆满的句号。况且刘备不迅速为关张兄弟报仇,究竟是因为事业,还是因为 “享得一日帝王福,便知千年皇冠欲”,以事业为幌,皇位为重,本来就是一个问题。世界上或以大局为重或受形势所逼或虑个人权位而采取“曲线救国”方式的人、事太多,他们用的理由几乎都是事业,即使很多人是真的,可有几人的事迹能像刘关张这样不走“曲线救国”路线的故事流传?苏东坡领悟的道理告诉我们,在民心上留下烙印的可能不是事业,而是情义和支撑着情义的人格。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小民百姓,民心即我们大家共有之心。刘关张的故事之所以弥久不衰,是因为它激起了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世代小民内心深处某种欲求的共鸣。这是一种什么欲求呢?我想,它所求的,也许是我们每一个人不要以事业为理由,不要以大局为原因,不要以形势为根据,来掩盖自己的软弱,开脱自己的行为,美化自己的人格。

“210”感怀

“去年你怎么能在210室度过了冬天?”一个朋友在刚刚过去的北方寒流中问我,他感到“201”那里冷得难以忍受。

“也许去年冬天没有这么冷吧?”我回答说。

搬出“210”,已经有7个月了。但我仍然常常想起它。210室是一间宿舍,位于校区的最深处。墙外的工厂十几年前还很有名气,现在已经停产,几无人烟。隔壁房间基本无人居住,整栋楼居民也不多。因此,只要墙外不远工地上的混凝土搅拌机停止吼叫,周围便是一片静谧。楼旁小径有几棵树,不高,形似棕榈,冬天也苍翠着。我喜爱在那里散步,百米左右距离,来回走走,很安宁。

然而,210室内没有它的环境惬意。超过三米的净高和超过二十平方米的房间面积,仍不容光线穿过。老式长条地板留下又宽又深的缝隙。在我搬入之前,管理部门刚刚用石灰填塞了它们,涂漆后,外观很受用。但一走动,石灰便跃然而起,成了扫之不尽的垃圾来源。冬天冷,坐在床上看书,似乎又回到了30年前农村小屋。当然,和30年前相比,现在有了可调可阅的素琴、金经,只是谈笑虽无鸿儒,往来亦少白丁,一如既往。

不过,30多年前我去农村,带着的是壮丽的革命色彩;这次搬入210,却怀着更多的自责。我到农村时正值青少年。那时候,听到的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学习的是雷锋爱憎分明。谁好谁坏,好事坏事,伟大领袖定了标准。领袖一声号召,我们立即到了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跟地(主)、富(农)、反(反革命)、坏(分子)、右(派)斗争。可是,当贫下中农在集体劳动时教导我要偷懒的时候,我突然发觉自己没有了标准:这些被定为我们学习榜样的好人,为什么竟有如此想法?后来我渐渐体会到,农活太辛苦了,好人也只好设法偷懒:好人和坏人原来不是那么容易区分的。

让我最终从爱憎分明的极端走出来的是看书和自省。文学向我展示的复杂生活,远远超出了我的经历。电影“泰坦尼克”里,船上维持秩序的保安开枪打死了一个在紧急关头会造成骚乱的乘客,接着自己自杀了。为什么他要自杀?他难道不是好人吗?他做的难道不是好事吗?他难道不应当恨那个破坏秩序的乘客吗?是的,他做的是好事,但任何好事都有另一面;他不得不伤害另一个人,可他又毕竟伤害了另一个人。他不会恨那个迫使他开枪的人,相反,他甚至用自己同样的死表达了他对那个人的内疚或者对那个人的大爱!

今天,我认识到,生活常常迫使我们做出选择,可生活不需要爱憎分明!当我们“为人民服务”时,我们并不需要像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那样去问顾客“你属于人民吗?”更重要的是,我们不需要“憎”。我们周围没有任何人足以让我们去“憎”。任何人都有她/他需要我们尊重的人格。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愿意伤害别人。可是,生活的复杂性恰好在于,我们的所有重要选择,不管它如何“好”,几乎都要损害或者伤害别人。这就是善良的悖论。当我们为避免自己心灵的扭曲、当我们在窘迫的场合不得不说“不”的时候,我们明白别人也会受到的伤害,我们知道自己的责任,从而尽可能地牺牲自己、补偿别人,即使有时候无法从根本上补偿。

于是我搬入了“210”。

当我在“210”里构思“一个自由主义者眼中的中国自由主义”一文时,我特意留心,不让210给它染上太浓的愤世嫉俗色彩。后来,我在“210”写完“我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兴趣”,特地细读几篇,好像还算平实。

当然,“210”给我的变化也是明显的。

我从农村劳动起开始有规则地做饭。但“210”厨房的幽暗和厨具的油垢使我丧失了兴趣,令我在新居也无法安心做饭了。

在“210”,我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内心世界。如今我发现我对内心世界的探索兴趣远远大于对外部世界的兴趣。

“210”让我清楚地意识到,一个有爱、有文化品位、经济上不拮据的平静生活,是我在下意识中追求的目标。在210室,我也许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接近这个目标,尽管我几乎失去了外在的一切东西。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在210室,我离自己的目标也许最远,因为无论我怎样选择,总都会伤害别人,而我又是那么地不愿意伤害任何一个人。正是在210室,面对世界、面对永恒的心灵和宇宙,我开始领悟原罪的道理,明白自己的谦卑,以及自己的价值。

2005年第9期,2005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