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项链”给我的感受

“双周夜话”2003年第13                                    2003713

 

 

小说“项链”给我的感受

 

    我几乎没有上过中学。不过,在我的感觉中,这好像更是一种幸运。中学生最辛苦了,背负着沉重的压力和期望,为了考试要把老师的话奉为圣旨,为了考试要背诵许多连老师都不相信的文字,甚至为了考试而使自己逆来顺受。

我的幸运感前几天又得到了一次证明。亲戚的一个孩子的家庭作业是续写莫泊桑(de Maupassant)的短篇小说“项链”。如何续写呢?不外是刚刚还清债务的骆塞尔夫人的虚荣心重新膨胀,或者那位借出项链的伏来士洁太太又改口说原先的项链是真的。我觉得奇怪,为什么要这样续写,为什么不能够正面续写?原来是因为课堂上讲了,这篇小说的主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和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所以,必须从反面续写。这一说,我更加奇怪了。

“项链”是我自己多年前阅读的,没有老师的教导,没有课堂分析。但还记得阅读之后,非常感慨也非常感动。世间的阴差阳错让我感慨,而骆塞尔夫妇在需要自己承担责任时所表现出来勇气和意志使我感动。确实,小说化了大量篇幅描述骆塞尔夫人的虚荣心,但这恰好反衬出她承担责任的勇气和意志。虚荣心并不可怕。在任何社会里,都有一些人的虚荣心强一些。在任何社会里,包括在“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个人在向旁人展示自己美的、强的一面的时候,总可能有物质上不满足之处,总有可能暂时借用别人正常使用的物品。我自认为虚荣心不强,但最近出国,也向他人借了信用卡和照相机。用暂借的方式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不是一件坏事,只要别人没有因此而感到不方便,只要这一虚荣心的满足没有什么特别的功利目的。我们需要注意的首先不是虚荣心本身,而是满足虚荣心的方式。那种降低自己人格的方式是应当谴责的,那种给别人造成不便的方式是应当避免的。骆塞尔夫人借项链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的方式,既无可谴责之处,也不必刻意避免。

但“项链”能够成为传世之作的秘密,我想,是它展示了人的一种基本品德,就是对他人的责任感和实现这一责任感的正当方式。骆塞尔夫人丢了项链。她可以不负责任,不赖帐但也不还钱;她可以向女友说明真相,请求原谅和豁免,因为她的女友毕竟比她富裕;她可以因为自己在晚会上大出风头而去傍高官、傍大款,用出卖肉体的钱来还帐;她可以抱怨丈夫钱太少,促动丈夫利用权力去找钱。她的丈夫也完全可以利用比如部里公文办理的快慢来收受礼物。这些都不是臆想。我们听说或者经历过许多这样的事情。比如在刘震云的著名小说“一地鸡毛”中,主人公也是一个科员,但收受几件礼物就让生活变得惬意了。如果莫泊桑真是这样写了,他的小说也就落入了俗套。我们听惯了这类事情。但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总会觉得生活不应当是这样,世界不应当是这样。只要我们对人世还没有完全失去希望,我们至少会朦胧地希望有人在需要自己承担责任的时候能够勇敢地承担责任,坚定地用正当方式实现自己的责任,即使我们自己因为软弱不能够做到这一些。莫泊桑的小说正满足了我们以及世世代代人的这种心理需求。它塑造了一个或者两个(骆塞尔夫妇)理想人物。他们犯了错误(丢失了项链)后,勇敢地承担责任,即使他们“想到了将来的苦恼,想到了就会压在身上的黑暗贫穷,想到了整个物质上的匮乏和全部精神上的折磨造成的远景”,他们也没有退却。他们搬入了阁楼,他们从事各种低级的劳动,他们省吃俭用,整整十年,归还债务、补偿错误。即使在今天,在我们常常自认为的历史上最好的时期里,有几位中央的或者市政府的科员遇到类似情况能够这样做呢?我自己能够这样做吗?莫泊桑擅长写普通人。他写的骆塞尔夫妇只是具备了人本来应当有的基本品德的普通人,可是,由于我们自己不敢具备这样的品德,他写的普通人才成了英雄。这不是某个“主义”下的英雄,也不是造就惊天动地业绩的英雄,但只要世间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还不愿意为自己的错误负责并且用正当方式负责,那么,莫泊桑塑造的这两位普通人便永远是人世间的英雄,“项链”便会被人们永远阅读下去。

是的,人世间阴差阳错的可能性很多。问题是阴差阳错落到自己头上的时候应当如何办。为他人负责、正当地负责,这是我“自学”“项链”时所感受到的体会。如果我也按部就班地上了中学,在课堂上阅读“项链”,我将会有什么样的体会,又将会有什么样的人生态度呢?想来真是后怕,没上中学真是我的幸运。

 

                                            初稿于2003610

                                            修改于2003713

 

―――――――

附:

 

(法)莫泊桑

 

世上的漂亮动人的女子,每每像是由于命运的差错似地,出生在一个小职员的家庭;我们现在要说的这一个正是这样。她没有陪嫁的资产,没有希望,没有任何方法使得一个既有钱又有地位的人认识她,了解她,爱她,娶她;到末了,她将将就就和教育部的一个小科员结了婚。

不能够讲求装饰,她是朴素的,但是不幸得像是一个降了等的女人;因为妇女们本没有阶级,没有门第之分,她们的美,她们的丰韵和她们的诱惑力就是供她们做出身和家世之用的。她们的天生的机警,出众的本能,柔顺的心灵,构成了她们唯一的等级,而且可以把民间的女子提得和最高的贵妇人一样高。

她觉得自己本是为了一切精美的和一切豪华的事物而生的,因此不住地感到痛苦。由于自己房屋的寒伧,墙壁的粗糙,家具的陈旧,衣料的庸俗,她非常难过。这一切,在另一个和她同等的妇人心上,也许是不会注意的,然而她却因此伤心,又因此懊恼,那个替她照料琐碎家务的布列塔尼省的小女佣人的样子,使她产生了种种忧苦的遗憾和胡思乱想。她梦想着那些静悄悄的接待室,如何蒙着东方的帏幕,如何点着青铜的高脚灯檠,如何派着两个身穿短裤子的高个儿侍应生听候指使,而热烘烘的空气暖炉使得两个侍应生都在大型的圈椅上打盹。她梦想那些披着古代壁衣的大客厅,那些摆着无从估价的瓷瓶的精美家具;她梦想那些精致而且芬芳的小客厅,自己到了午后五点光景,就可以和亲切的男朋友在那儿闲谈,和那些被妇女界羡慕的并且渴望一顾的知名男子在那儿闲谈。

然而事实上,她每天吃晚饭的时候,就在那张小圆桌跟前和她的丈夫对面坐下了,桌上盖的白布要三天才换一回,丈夫把那只汤池的盖子一揭开,就用一种高兴的神气说道:

哈!好肉汤!世上没有比它更好的……”因此她又梦想那些丰盛精美的筵席了,梦想那些光辉灿烂的银器皿了,梦想那些满绣着仙境般的园林和其间的古装仕女以及古怪飞禽的壁衣了;她梦想那些用名贵的盘子盛着的佳肴美味了,梦想那些在吃着一份肉色粉红的鲈鱼或者一份松鸡翅膀的时候带着朗爽的微笑去细听的情话了。

而且她没有像样的服装,没有珠宝首饰,什么都没有。可是她偏偏只欢喜这一套,觉得自己是为了这一套而生的。她早就指望自己能够取悦于人,能够被人羡慕,能够有诱惑力而且被人追求。

她有一个有钱的女朋友,一个在教会女学里的女同学,可是现在已经不再想去看她,因为看了之后回来,她总会感到痛苦。于是她由于伤心,由于遗憾,由于失望并且由于忧虑,接连她要不料某一天傍晚『原文如此――引者注』,她丈夫带着得意扬扬的神气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大信封。

瞧吧,他说:这儿有点儿东西是专门为了你的。她赶忙拆开了信封,从里面抽了一张印着这样语句的请帖:

教育部长若尔日·郎波诺暨夫人荣幸地邀请骆塞尔先生和骆塞尔太太参加一月十八日星期一在本部大楼举办的晚会。

她丈夫希望她一定快活得很,谁知她竟带着伤心而且生气的样子把请帖扔到桌上,冷冰冰地说:

你叫我拿着这东西怎么办?

不过,亲人儿,我原以为你大概是满意的。你素来不出门,并且这是一个机会,这东西,一个好机会!我费了多少力才弄到手。大家都想要请帖,它是很难弄到手的,却又没有多少份发给同事们。将来在晚会上看得见政界的全部人物。

她用一种暴怒的眼光瞧着他,后来她不耐烦地高声说:

你叫我身上穿着什么到那儿去?

他以前原没有想到这一层;支吾地说:

不过,你穿了去看戏的那件裙袍。我觉得它很好,我……”

瞧见他妻子流着眼泪,他不说话了,吃惊了,心里糊涂了。两大滴眼泪慢慢地从她的眼角向着口角流下来;他吃着嘴说:

你有点怎样?你有点怎样?

但是她用一种坚强的忍耐心镇住了自己的痛苦,擦着自己那副润湿了的脸蛋儿,一面用一道宁静的声音回答:

没有什么。不过我没有衣裳,所以我不能够去赴这个晚会。你倘若有一个同事,他的妻子能够比我打扮得好些,你就把这份请帖送给他。

他发愁了,接着说道:

这么着吧,玛蒂尔蒂。要花多少钱,一套像样的衣裳,以后遇着机会你还可以再穿的,简单一些的?

她思索了好几秒钟,确定她的盘算,并且也考虑到这个数目务必可以由她要求,不至于引起这个节俭科员的一种吃惊的叫唤和一个干脆的拒绝。

末了她迟迟疑疑地回答:

细数呢,我不晓得,不过我估计,有四百金法郎,总可以办得到。

他的脸色有点儿发青了,因为他手里正存着这样一个数目预备去买一枝枪,使得自己在今年夏天的星期日里,可以和几个打猎的朋友们到南兑尔那一带平原地方去打鸟。

然而他却回答道:

就是这样吧。我给你四百金法郎。不过你要想法子去做一套漂亮的裙袍。

晚会的日期已经近了,骆塞尔太太好像在发愁,不放心,心里有些焦躁不安。然而她的新裙袍却办好了。她丈夫某一天傍晚问她:

你有点怎样?想想吧,这三天以来,你是很异样的。于是她说:

没有一件首饰,没有一粒宝石,插的和戴的,一点儿也没有,这件事真教我心烦。简直太穷酸了。现在我宁可不去赴这个晚会。

他接着说道:

你将来可以插戴几朵鲜花。在现在的时令里,那是很出色的。花十个金法郎,你可以买得到两三朵很好看的玫瑰花。她一点也听不进去。

不成……世上最教人丢脸的,就是在许多有钱的女人堆里露穷相。

但是她丈夫高声叫唤起来:

你真糊涂!去找你的朋友伏来士洁太太,问她借点首饰。你和她的交情,是可以开口的。

她迸出了一道快活的叫唤:

这是真的。这一层我当初简直没有想过。

第二天,她到她这位朋友家里去了,向她谈起了自己的烦闷。

伏来士洁太太向着她那座嵌着镜子的大衣柜跟前走过去,取出一个大的盒子,带过来打开向骆塞尔太太说:

你自己选吧,亲爱的。

她最初看见许多手镯,随后一个用珍珠镶成的项圈,随后一个威尼斯款式的金十字架,镶着宝石的,做工非常精巧。她在镜子跟前试着这些首饰,迟疑不决,舍不得丢开这些东西,归还这些东西。她老问着。

你还有没有一点什么别的?

有的是,你自己找吧。我不晓得哪件合得上你的意思。她忽然在一只黑缎子做的小盒子里,发现了一串用金刚钻镶成的项链,那东西真地压得倒一切;于是她的心房因为一种奢望渐渐跳起来。她双手拿着那东西发抖,她把它压着自己裙袍的领子绕在自己的颈项上面了,对着自己在镜子里的影子出了半天的神。

后来,她带看满腔的顾虑迟疑地问道:

你能够借这东西给我吗,我只借这一件?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她跳起来抱着她朋友的颈项,热烈地吻了又吻,末后,她带着这件宝贝溜也似地走了。

晚会的日子到了,骆塞尔太太得到极大的成功,她比一般女宾都要漂亮,时髦,迷人,不断地微笑,并且乐得发狂。一般男宾都望着她出神,探听她的姓名,设法使人把自己引到她跟前作介绍。本部机要处的人员都想和她跳舞,部长也注意她。

她用陶醉的姿态舞着,用兴奋的动作舞着,她沉醉在欢乐里,她满意于自己的容貌的胜利,满意于自己的成绩的光荣;满意于那一切阿谀赞叹和那场使得女性认为异常完备而且甜美的凯歌,一种幸福的祥云包围着她。所以她什么都不思虑了。

她是清晨四点钟光景离开的。她丈夫自从半夜十二点钟光景,就同着另外三位男宾在一间无人理会的小客厅里睡着了;这三位男宾的妻子也正舞得很快活。

他对她的肩头上披上了那些为了上街而带来的衣裳,家常用的俭朴的衣裳,这些东西的寒伧意味是和跳舞会里的服装的豪华气派不相称的。她感到了这一层,于是为了避免另外那些裹着珍贵皮衣的太太们注意,她竟想逃遁了。

骆塞尔牵住了她:

等着吧。你到外面会受寒。我去找一辆出租的街车来吧。

不过她绝不听从他,匆匆忙忙下了台阶儿。等到他俩走到街上竟找不着车了;于是他俩开始去寻觅,追着那些他们远远地望得见的车子。

他俩向着塞纳河的河沿走下去,两个人感到失望,浑身冷得发抖。末了,他俩在河沿上竟找着了一辆像是夜游病者一样的旧式轿车——这样的车子白天在巴黎如同感到自惭形秽,所以要到天黑以后才看得见它们。

车子把他俩送到殉教街的寓所大门外了,他俩惆怅地上了楼。在她,这算是结束了。而他呢,却想起了自己明天早上十点钟应当到部。

她在镜子跟前脱下了那些围着肩头的大氅之类,想再次端详端详无比荣耀的自己。但是陡然间她发出了一声狂叫。她已经没有那串围着颈项的金刚钻项链了!

她丈夫这时候已经脱了一半衣裳,连忙问:

你有点怎样?

她发痴似地转过身来向着他:

我已经……我已经……我现在找不着伏来士洁太太那串项链了。

他张皇失措地站起来:

什么!……怎样!……哪儿会有这样的事!

于是他俩在那件裙袍的衣褶里,大氅的衣褶里,口袋里,都寻了一个遍。到处都找不到它。

他问道:

你能够保证离开舞会的时候还挂着那东西吗?

对呀,我在部里的过道里还摸过它。

不过,倘若你在路上失掉了它,我们可以听得见它落下去的声响。它应当在车子里。

对呀。这是可能的。你可曾记下车子的号码?

没有。你呢,你当初也没有注意?

没有。

他俩口呆目瞪地互相瞧着。末了,骆塞尔重新着好了衣裳。

我去,他说,我去把我俩步行经过的路线再走一遍,去看看是不是可以找得着它。

于是他出街了。她呢,连睡觉的气力都没有,始终没有换下那套参加晚会的衣裳,就靠在一把围椅上面,屋子里没有生火,脑子里什么也不想。

她丈夫在七点钟回家。什么也没有找得着。

他走到警察总厅和各报馆里去悬一种赏格,又走到各处出租小马车的公司,总而言之,凡是有一线希望的地方都走了一个遍。

她对着这种骇人的大祸,在惊愕状态中间整整地等了一天。

骆塞尔在傍晚的时候带着瘦削灰白的脸回来了;他一点什么也没有发现过。

应当,他说,写信给你那个女朋友说你弄断了那串项链的搭钩,现在正叫人在那里修理。这样我们就可以有周转的时间。

她在他的口授之下写了这封信。

一星期以后,他们任何希望都消失了。并且骆塞尔像是老了五年,高声说道:

现在应当设法去赔这件宝贝了。

第二天,他们拿了盛那件宝贝的盒子,照着盒子里面的招牌到了珠宝店里,店里的老板查过了许多账簿。

从前,太太,这串项链不是我店里卖出去的,我只做了这个盒子。

于是他俩到一家家的首饰店去访问了,寻觅一件和失掉的那件首饰相同的东西,凭着自己的记忆力做参考,他俩因为伤心和忧愁都快要生病了。

他们在故宫街一家小店里找到了一串用金刚钻镶成的念珠,他们觉得正像他们寻觅的那一串。它值得四万金法郎。店里可以作三万六千让给他俩。

他们所以央求那小店的老板在三天之内不要卖掉这东西。并且另外说好了条件:倘若原有的那串在二月底以前找回来,店里就用三万四千金当郎收买这串回去。

骆塞尔本存着他父亲从前留给他的一万八千金法郎。剩下的数目就得去借了。

他动手借钱了,向这一个借一千金法郎,向那个借五百,向这里借五枚鲁意金元,向另一处又借三枚。他签了许多借据,订了许多破产性的契约,和那些盘剥重利的人,各种不同国籍的放款人打交道。他损害了自己后半生的前程,他不顾成败利钝冒险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姓,并且,想到了将来的苦恼,想到了就会压在身上的黑暗贫穷,想到了整个物质上的匮乏和全部精神上的折磨造成的远景,他感到恐怖了,终于走到那个珠宝商人的柜台边放下了三万六千金法郎,取了那串新项链。

在骆塞尔太太把首饰还给伏来士洁太太的时候,这一位用一种不高兴的神情向她说:

你应当早点儿还给我,因为我也许要用它。

她当时并没有打开那只盒子,这正是她的女朋友担忧的事。倘若看破了这件代替品,她将要怎样想?她难道不会把她当做一个贼?

骆塞尔太太尝到了穷人的困窘生活了。此外,突然一下用英雄气概打定了主意,那笔骇人的债是必须偿还的。她预备偿还它。他们辞退了女佣;搬了家;租了某处屋顶底下的一间阁楼下。

她开始做种种家务上的粗硬工作了,厨房里可厌的日常任务了。她洗濯杯盘碗碟,在罐子锅子的油垢底子上磨坏了那些玫瑰色的手指头。内衣和抹布都由她亲自用肥皂洗濯再晾到绳子上;每天早起,她搬运垃圾下楼,再把水提到楼上,每逢走完一层楼,就得坐在楼梯上喘口气。并且穿着得像是一个平民妇人了,她挽着篮子走到蔬菜店里、杂货店里和肉店里去讲价钱,去挨骂,极力一个铜元一个铜元地去防护她那点儿可怜的零钱。

每月都要收回好些借据,一面另外立几张新的去展缓日期。

她丈夫在傍晚的时候替一个商人誊清账目,时常到了深夜,他还得抄录那种五个铜元一面的书。

末后,这种生活延长到十年之久。

十年之末,他俩居然还清了全部债务,连同高利贷者的利钱以及由利上加利滚成的数目。

骆塞尔太太像是老了。现在,她已经变成了贫苦人家的强健粗硬而且耐苦的妇人了。乱挽着头发,歪歪地系着裙子,露着一双发红的手,高声说话,大盆水洗地板。但是有时候她丈夫到办公室里去了,她独自坐在窗前,于是就回想从前的那个晚会,那个跳舞会,在那里,她当时是那样美貌,那样快活。

倘若当时没有失掉那件首饰,她现在会走到什么样的境界?谁知道?谁知道?人生真是古怪,真是变化无常啊。无论是害您或者救您,只消一点点小事。

冬季的寒冷和温暖

双周夜话2004年第2                                   2004126

 冬季的寒冷和温暖

刚刚整理完自己199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的翻译稿。一位尚未谋面的外国朋友竟然对它发生了兴趣,希望得到它的英译稿。在别人的帮助下,翻译完成了,电子邮件发出了。在这个被中央供热系统变得十分温暖的房间里,我突然想起,正是十年前,新搬入一所房子,没有暖气,手头也没有取暖电器。19931994年的冬天好像特别寒冷,边看书边搓手、边写字边跺脚的情形还历历在目,但我那时似乎忘却了取暖的问题,恍惚之中,完成了那篇文章。 

如今时过境迁,条件改善,凭借着空调,冬天不必搓手跺脚了,脚上的冻疮亦绝迹了多年。但我如今做的,仅仅是翻译过去的文章,那在寒冷的房间里用286计算机写下的文章。新的思想、创造性的思维,不是消失在房间的温暖空气中,就是逃逸出双层玻璃的窗子,到广袤的世界畅游去了。 

也许,在寒冷的时候,任何火花,包括思想的火花,都是那么地珍贵,以至于思维全神贯注地在寻找它。而随着生活水准的与时俱进,身在冬季却越来越远离寒冷,火花的价值自然越来越小,思维再也不用心寻找它了。 

记得某位哲人说过,人文思想的历史不是一个不断前进的历史,而是一个不断循环的历史:人们不断地回到早期的思想重新出发。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由于生活水准大概是不可逆地向上提高的,所以,人文思想就不会和生活水准与时俱进。自然,这是就人类全体发的议论。就个人来说,是不是也如此呢?可能也如此。年龄也许是个原因。年轻时初生牛犊不怕虎,粪土当年万户侯,思路敏捷,容易抓住问题并突破之;壮年后总怕考虑欠全面,不敢擅越雷池,更谈不上大胆突破。可壮年后的生活水平显然高于年轻时代。就我自己而言,在寒气袭人的冬季出文章,在寒气全无的冬季却只能够复述那些文章,除了年龄原因外,生活水准的大幅度提高看上去完全没有促进自己思想的活跃和火花的迸发。由此看来,现在自己没有新的研究,不能够归之于自己的房间在冬季的温暖还不够舒适,在夏季的凉爽还不够惬意,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自己现在不再全神贯注、不再用心地思索和追寻。

写于2004115

一般均衡和爱情

双周夜话2004年第7                               2004331

一般均衡和爱情

    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是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内容,它和爱情本来风马牛不相及。经济学离不开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那些看似无法用成本、收益衡量的事情,只要我们能够找到与其等价的货币价值,就可以用经济学来分析。这也就是经济学分析工具能够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大显身手的原因所在。例如一个人是否上大学的等价货币量可以用这个人在上大学和无偿获得从零开始不断增多的货币价值之间的选择来决定。货币多到一定程度,这个人就可能开始倾向于选择货币而不选择上大学。但爱情不同。爱情是一种奉献或利她/他主义,所以没有货币等价,或者说爱情的货币等价无限大。此时,经济学就失去了用武之地。例如以江山之财富来换取对方接受自己的爱而不得,便是因为那财富总是个有限值,而爱的价值无限大。 

不过,经济学常说的一般均衡和爱情至少有二个共同之处,第一它们都是理想(或者贬义地说是幻想)。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我们从来没有过均衡。无论设计多么周详的计划经济,还是自发运行的市场经济,都没有实现过一般均衡。我们看到的哪一个市场是均衡的,哪一个经济是均衡的?现实经济中根本没有均衡。且不说气候变化这样的外部冲击,就是经济系统内部各种意想不到的变动,也会阻止一般均衡的实现。更有甚者,一般均衡从原理上说便不是现实。它是经济体系在一系列严格假设条件下,例如完全竞争、完全信息下可能出现的一种理想的资源配置状态。既然完全竞争、完全信息不可能,一般均衡自然无法成为现实。爱情也是一样。我们可以举出一千个例子说明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爱情,却难以举出一个完美爱情的例子。无论是精心呵护的爱情,还是突然生发的爱情,我们知道的任何真实的爱情都不完美。虽然爱情不象经济均衡,不需要许多条件,它也许只需要双方全心全意的相爱。可是,现实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事情,一个人不可能不分心去兼顾,所以,完美的爱情只能停留在现实之外。

但是,为什么许多经济学家仍然那么重视一般均衡,许多年轻人年长人仍然那么重视爱情?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就是理想,是经济学或者人生的最高境界。而正是它们的不可最终实现,才吸引人类永远地去追求。所以,尽管人们有无数的例子说明现实的不完美,但在这些经济学家、这些年轻人年长人看来,所有这些例子加起来都不足以证明人们就不应当追求完美,不足以泯灭他们的完美之愿。因此,不管饱经世故的过来人如何苦口婆心劝人现实,每个时代照样有自己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同样,每个时代都有经济学家醉心于完全竞争和一般均衡。即使象马克思那样对其所经历的经济制度抱着强烈批判态度的学者,也都要想象出一种类似实验室的理想状态来分析它。

一般均衡和爱情的第二个共同之处,就是都把参与者的自由平等当成自己的前提条件。两位自由平等的异性之间才能谈得上相爱,这个道理无需赘言。所有人互相之间的自由平等才能够实现一般均衡,亦是经济学的应有之义。一个人如果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如果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应用自己的资源,他自然试图改变:而这便意味着整个经济体系尚未均衡。一般均衡和爱情的真意也许都在这里:它不但不要求,而且拒绝为了集体、为了公众或者为了其他名义而放弃个体的自由与平等。遵从父母之命、按照组织要求可以结成婚姻,但无法产生爱情。同样,根据集体需要、考虑大局利益可以达成稳定,可不能实现均衡。爱情不可能因他人的命令而产生,个人配置资源的愿望也不会因他人命令而消失。从另一个角度说,这样的自由和平等,又保证了一般均衡和爱情的无害性:它们不强制人们接受自己,也就不会导致对别人对公众的危害。追求一般均衡的人和追求爱情的人一样必须具有尊重他人的品质,必须摒弃强制手段。一个强制推行的经济计划会造成灾难,但它本身就不是均衡,因此不应当归罪到均衡上。一个强制的婚姻会导致家庭悲剧,但它本身便不是爱情,因此也不应当归罪到爱情上。

经济学和文学一样,靠着一批理想主义者的推动。文学永远离不开作家理想的爱情,经济学也永远离不开经济学家理想的一般均衡。人类所经历的任何现实状态都不完美,所以人类在自己生活、思考的各个领域都需要指引方向的明灯。在今天的思维水平上,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一般均衡就是人类在经济学研究中的明灯。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般均衡理论不是技术,而是理念,是我们每一个学习经济学的人都应当了解的那些理想主义经济学家的社会理念和人生理念在经济学中的反映。 

(注:曾经在课堂讲解了一般均衡理论后,把它和爱情做了些比较。当时是即兴而发。有朋友听说此论,觉得有趣。这里虽然整理了想法,但自觉不如当时尽兴。是谓史不可追也。)

再谈财务公开问题

“双周夜话”2003年第12                                                         2003617

 

 

再谈财务公开问题

 

恰好一年前,我因为阅报有感,在去年的双周夜话13期上,对报上文章倡导的农村村级财务公开发了一些感慨。写文章的都是知识分子,但他们自己的比如校、院、系级财务便没有公开,怎么能够“鼓足勇气”倡导别人公开财务呢?当时我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说农民文化水平太低,农村干部素质太差,农村村级财务难以公开,那么,大学的学院、系由大学教师和具有大学文凭的职员组成,这些人的文化水平不可谓不高、素质不可谓不好,写起论村级财务公开的文章,下笔千言,洋洋洒洒,论点论据,不由人不信,为什么他们的财务不能够公开呢?”

      

       如今我自己当上了大学里专业学院的院长,一年前向别人提出的问题,便一变而成了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好在我当院长,原本就是为老师服务几年。既然为老师服务,工作就要向老师汇报,财务自然要向老师公开。于是学院便制定了规则(见附件),公开财务状况,包括重大的单项收支、院长个人从经过学院获得的收入,并由教师代表组成审计小组加以审查。

 

       学院财务公开,各个部门财务公开,包括企业在内的领导人的收入公开,这本不是需要下笔千言去论证其必要性可能性的事情。在公开场合,有几个人不懂得它的必要性可能性?同时,这些事情实行起来亦没有多大困难。然而竞出现论证者把道理说的不由人不信,可是自己便不信、不实行的事情,真是现代文明的一大奇特现象。我常常怀疑这样的论证者是不是患了精神分裂症而浑然不知,因此才能“理直气壮”地把自己不相信的道理说服别人相信。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是这个民族精神的代表。如果许多知识分子都对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却向别人论证如何地应当而且能够去做,这个民族也许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报纸上不断有人谈到目前中国的精神危机,指的大概就是我们今日经常看到的行愈丑而言愈美的现象吧。我想,克服这个危机的首要方法是知识分子的自律。自己愿意做的,才希望别人也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也不希望别人去做。而知识分子单位的财务公开便是验证他们是否自律的一块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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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文件

 

关于本院财务公开的若干

  

 

根据学校关于加强二级管理的指示精神和院财务透明化的要求,谨作出如下决定:

1.  将每学期教师的工作量和在院内取得的相应报酬公开,并同时公布工作量和报酬计算规则。

2.  在公布教师工作量与院内报酬的同时公开本院非教学人员的工作量和院内报酬。

3.  院每学期末公布该学期的院财务状况,包括

1)      收支平衡表

2)      重大的单项收入或支出

3)      院长个人从院获得或经过院获得的收入

4.  每学期末由三位不属于院级行政领导班子的本院职工组成院财务审计小组,审查该学期或自上一次审计以来的院经费收入和应用状况。

院财务审计小组的组织工作由院中共党总支和工会主席负责。

院行政领导班子和财务工作人员有义务向院财务审计小组提供后者所需要的所有信息。院工作人员有义务协助院财务审计小组工作。

5.  院财务审计小组的职权是

1)  检查院内收支状况,包括查验原始单据。

2)  检查内容包括

a)       如果学校、院订有规则,检查实际收支是否符合规则

b)      如果没有规则,检查实际收支是否符合学院整体利益,是否公平、合理。而学院整体利益、公平合理的含义由该小组自己解释。

3)要求有关人员对不明确的地方作出解释,包括要求对全院职工公开作出解释。

4)对严重违反规则或严重不公平合理的支出,要求有关人员检讨甚至退赔。

5)直接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该小组认为应当报告的事项。

6.  院财务审计小组在审计结束后将公布审计结论。结论除了其他内容外,应当明确指出:

a)       发现所审计的财务状况有严重不符合财务规则或者公平合理原则之处或

b)      没有发现所审计的财务状况有严重不符合财务规则或者公平合理原则之处或

c)       没有发现所审计的财务状况有不符合财务规则或者公平合理原则之处

7.如果本决定在公布后的一周内,

1)      学校没有下发复议批示,

2)      没有至少三位本院教师共同提出复议的书面申请,

本决定即开始生效。

 

 

经济学院

2003529

改变我们的教育信念

“双周夜话”2002年第22期                 20021022

 

改变我们的教育信念

 

今年暑假在波士顿,有次偶然从一个地铁车站走上街区,发现眼前正是有名的波士顿公共图书馆。波士顿图书馆别具风格的建筑,方便并且免费的借阅,都吸引了我。但最吸引我的是它的信念,这就是铭刻在图书馆屋檐下的一排大字:“The Commonwealth requires the education of the people as the safeguard of the order and liberty”。这句话直译过来大约是马萨诸塞州把人民的教育做为秩序和自由的保障来要求,其意思大体是人民的教育是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的保障,为此州议会、州政府要求人民接受教育。

 

    教育无疑有多种功能。除了直接的传道解惑外,教育还有其社会功能,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亦有各自的目的。而所谓的传道解惑,也和教育的社会功能与参与者的目的有关,因为传什么道,有什么惑,用什么解惑,是由后者决定的。仅就学校教育来说,有的人受教育是为了发大财,娶美女(就男士而言)。有的人受教育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就象我们在一些学校看到的标语那样。有的人受教育是为了多懂一点事情,多完善一点自己。更有人受教育是因为类似自己的人也在受教育,因为父母之命,所以尽管日后可能生活平平,普通工资收入和过得去的配偶,但也得学习。所有这些目的都不错。而出于不同的目的,受教育者的疑惑便不同,对教育者所传之道的要求也就不同。教育虽然具有引导受教育者建立更人道的人生目的的功能,但它的更重要功能,可能是让受教育者明白和信服,达到他们每个人目的的方法虽然多种多样,但根本方法是秩序和自由。我想,所谓秩序,就是规则;所谓自由就是让自己同时也让他人自由地发挥。就发财而言,一个人可以通过炒股或注彩发财,通过经营有方发财,通过发明专利发财、通过畅销小说发财。但一个人不能利用内部信息炒股发财,不能制造假冒产品发财,不能虚报专利发财,也不能剽窃别人稿件发财。发财的道路有千万条,教育在让为发财而受教育的人懂得这些道路的主要性质和技巧的同时,也应当让他们信服并从而自觉地走正道,按照规则去争取财富。教育在教给一个人本领的时候,同时也应当教给他们对别人的尊重,比如男士对美女的尊重。而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更应当特别重视教育在促进人民对秩序与自由的理解方面的作用。今天,我们接受的学校教育比二十年、五十年前多得多,我们对技术的掌握比过去强得多,但是,我们对秩序和自由的理解可能没有什么进步,我们社会里破坏秩序以发大财、践踏自由而娶美女的事情太多了,我们的入学和未入学的少年、儿童对秩序和自由的理解,似乎不如他们受到的为目的而不择手段的熏陶强烈。这种状况最终将阻止中华民族的崛起。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为了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教育信念,尤其是主导教育的政府的教育信念,可能是必须向“保障秩序和自由的教育”改变了。

自由主义者才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

“夜话”2005年第8                                               2005128

 

 

自由主义者才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

 

由刘国光引起的关于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争论,涉及的首先不是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孰优孰次或孰本孰用的问题,而是学术自由的问题。对此,我的短文“学术自由第一位”已经做了说明。每个学者都可以偏爱或者研究某一个理论,而无须接受特定的“指导思想”或者“领导”。在理论研究和争论上,学术自由是根本的。只要我们承认学术自由,刘国光提出的指导思想和领导权问题就是假问题。

这场争论也涉及到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如果马克思主义仍然有生命力,我们应当如何发展它呢?但我要提出的更具体的问题是,什么人才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我的答案很明确:自由主义者才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一个自由主义者可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一个学者如果不具备自由主义的情怀和理念,这个学者根本上就和马克思主义无缘,更谈不上发展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说自由主义者才有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呢?我的理由如次:

1. 马克思本人是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的特征――自己说话也让别人说话――,是马克思一生都在坚持的原则。马克思无论在他分析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还是在他憧憬的未来社会制度内,都把人的自由放在第一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者是自由的,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资本家是自由的,自由地决定自己的投资和生产;同时,他们双方又尊重对方的自由。马克思的未来社会更是自由人的结合体。人生而自由,每个人有研究并形成自己系统思想的自由,对马克思来说是不言而喻的。正如李健先生最近在他的“重新回到马克思”一文中所强调的那样,重新回到马克思,就是要“象马克思一样,成为永远而坚强的自由主义战士”。

2. 就自由主义的学者来说,他们不但对现实社会持批判性态度,而且和马克思一样,对人类迄今为止的理论成就也持批判性态度。他们明白任何现存理论都有其价值和局限性。他们要做的是发现这些理论的价值和局限性,并且推进旧理论的发展和新理论的建立。没有这种批判态度,一切发展、一切创新都是空谈。而刘国光对“指导思想”不容置疑的态度,刘国光对马克思理论的辩护性态度,只会从根本上阻碍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研究和发展。

3.自由主义者能够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是他们尊重学术自由、承认学术上的自由竞争。因此,当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们明白自己没有政府的保护伞,他们也不需要政府的保护伞。他们明白,如果他们的研究成果得到承认,那只能够是学术自由竞争的结果。因此,他们必须仔细阅读马克思著作,理解马克思思想,认真推敲自己观点,防止任何可能不严密之处,并且准备与任何人、包括反对马克思的人平等地辩论自己的观点。自由主义者从其自由主义情怀和理念延伸出来的学术平等和严谨态度,是刘国光这样倚仗学术专制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难以理解的。

4.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人,也都是自由主义者。列宁在马克思主义方向上推进了农民理论研究,但列宁一生都坚持言论自由,包括布尔什维克党内部的言论自由。斯大林才把不同意见者视为异己而清除之。西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例如解释资本主义发展的斯威齐(Sweezy)、巴兰(Baran),解释马克思理论本身的森岛(Morishima)、罗默(John Romer)等,在学术自由、个人自由的意义上都是自由主义者。而那些反对自由主义的人,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什么贡献呢?没有,完全没有。

当然,在刘国光看来,斯威齐、巴兰、森岛、罗默都算不上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是曲解马克思,就是用数学方法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了。因此,无论邹恒甫或者其他学者如何介绍外国的马克思经济学研究,刘国光都不会承认那些研究属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围。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去世后研究了马克思理论的,现在就是他们了。所以,刘国光才敢说,不发表他的文章,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但是,刘国光这些政治经济学专家教授们,囿于辩护性与灌输性的宣讲,离真正的研究差之何止万里。刘国光本人除了口头上喊马克思主义外,自己又做过什么马克思研究吗?没有,完全没有。在介绍刘国光获取中国经济学奖的网站上,列出了刘国光著作近30种,但没有一本著作是直接研究马克思理论的 http://www.macrochina.com.cn/prize /brt/liuguoguang.shtml)。我们不禁要问,除了空喊马克思以外,刘国光懂得马克思吗?刘国光研究过马克思吗?反对自由主义的其他许多政治经济学的专家、学者,研究过马克思吗?懂得马克思吗?在他们中间,最有名的大概要数王亚南,《资本论》中文版的译者之一。刘国光和他相比,只能算后辈。我手头就有王亚南的《“资本论”研究》。可翻开这本书,我读到的根本不是研究,而是学习心得和思想汇报,充其量不过是《资本论》讲解。这样的书以《“资本论”研究》为名,既亵渎了《资本论》,又亵渎了研究这个严肃的词汇。我翻译过《消费理论》,但是我仍然不懂消费理论。由此我敢断言,翻译了《资本论》的王亚南,并不懂得《资本论》。他的《“资本论”研究》白纸黑字,不服者可以争论。

    因此,要懂得马克思,要发展马克思,一个人必须是自由主义者,必须是学术自由的身体力行者。舍此,发展马克思便是空谈。过去,马克思在个人贫困生活中自由地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今天,如果舍弃自由主义,仅仅靠金钱、权力来发展马克思理论,肯定不会有结果。对此,我有发言权。我是自由主义者。在中国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学者中,我直接研究过《资本论》。我的文章“略论服务业资本:马克思《资本论》体系的一个扩展”(http://www.hujingbei.net/xueshutansuo/karlmarx2000.htm),试图把消费或劳动力生产过程纳入《资本论》体系并由此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也许我的文章有错误,但它至少是真正的研究型文章。王亚南、刘国光以及国内那么多缺乏自由主义精神的政治经济学专业教授,发表的直接与马克思有关的文章何止千百篇。可他们没有任何文章在深度上可以和我的这篇文章相比,因为他们写的几乎都是学习马克思的心得文章。他们这类文章全部加起来,也不及我的一篇研究论文。这里不是数量之分,而是层次之别。我的文章也是白纸黑字,不服者可以争论。而且,我的文章是中文;没有数学,纯粹文字叙述;应用了历史方法;坚持了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因此完全符合刘国光要求的“规范”。我相信,读过我的文章,人们会发现这里存在另一种马克思研究,没有任何政治保护伞的马克思研究。与此相比,刘国光的马克思“研究”与研究根本风马牛不相及。而我之所以能够做到研究马克思理论,就在于自觉地想象自己处在自由竞争的环境,没有任何权势,也反对任何权势,除了以理服人外,别无他途。而这已经是学术上的自由主义。偏爱马克思理论的学生,提倡马克思理论的学者,如果想达到研究的层次,就应当同时了解自由主义的精髓,培养自由主义的情怀,并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承认学术自由。做到了这一点,中国人发展马克思主义才有希望。

三十四年前的今天

 “双周夜话”2002年第27                                                  20021231

 

 

三十四年前的今天

 

       34年前的今天,1968年的1229,我作为一名中学生,离开城市到农村落户务农。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1968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已经过去,现实主义已经回潮。大学仍然不招生,高中规模本来就小,因此整个中学从初一到高三的六届学生几乎全都需要离开学校,以便让滞留在小学的少年、青年进入中学。不过,当时的自己意识不到这些,而是像许多热情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同学一样,主动报名到农村去。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很兴奋地去迁户口,心里想着的是毛泽东的话: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那一年,我15岁。

       今天的我,近50岁,坐在城市里的7楼办公室内,望着窗外的广阔天空和狭窄地面,似乎又看到了农村的天地。确实,分清韭菜和麦苗对我的工作毫无意义。街头的卖菜者大概不至于把麦苗当韭菜推销给我。不过,我们每一个自认为关心国家的人毕竟需要了解农村,因为大部分中国人还生活在农村。了解农村当然不必要变成农民,但变成农民毕竟也是一种方式。对我来说,正是变成农民,使我明白了城乡的差距,明白了农民所承受的不公,明白了农民的心理,明白了生活的艰辛和欲求的有限,也明白了希望的力量和生命的潜能。如果说大规模的城市青年下乡务农也许是历史错误的话,那么,对我个人来说,8年半的农村生活,却成了我的精神源泉。当我最初挑起担子的时候,笨拙的动作使农民发笑。他们担心担子把我压倒,担心我长不高。确实,许多次我被担子压倒在地,但后来,我成了村里最强的劳动力之一。同时,农村的担子虽然使我背驼,但我仍然长大长高了。

       生活的信心是什么呢?当我挑着100多斤的担子在雨水里的田埂上,五个脚趾紧紧地扒住地面,一步一步艰难前行的时候,我知道这就是生活。在晚间的油灯下,我想到这可能就是自己一生的生活。可是,在那么多人这样生活的时候,我没有理由认为自己不应当这样生活。况且,如果不能在这样的生活中站立起来,那么,生活就可能永远摆脱不了恐惧的阴影。我想,一个人也许只有承认穷人的人格,才敢于直面艰苦的生活;而敢于直面艰苦生活,生活本身才不会让他感觉累。当然,在我15岁的时候,我只明白我必须养活自己;而在我50岁的时候,我明白是农村生活决定了我一生的生活态度。天地也许有阔狭之分,作为似乎有大小之别,但真正有意义的人生问题,可能还是“活着累吗?”

 

                                                                                              写于20021229

我为什么不参与当前的劳动价值论讨论

我为什么不参与当前的劳动价值论讨论

 

当前国内经济学界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讨论如火如荼。从学术性最强的『经济研究』杂志,到中小城市办的报纸,从国家科研项目到个人论文选题,到处可以看到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讨论。这里讨论的当然都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而我在今年开通的主页上,也放了自己二十年前写的一篇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文章 (“略论服务业资本”,见本网页相应位置)。当然,看一下我的网页,就会明白它和当前中国经济学界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讨论无关。于是,我就不得不面对朋友的问题:既然我有劳动价值论方面的知识,为什么不参与当前的讨论呢?

       我想,我的回答应当包括下面三条:

第一,当前的讨论缺乏科学性和严肃性。当前的讨论更多地出于政府的需要,而不是学术本身的发展所致。出于政府的需要当然也值得研究,就象我们应企业要求作项目研究一样。但是,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一个为企业作可行性研究的人,必须得出可行的结论,才能领到企业的经费;一个为政府政策而作的研究,也必须得出政策正确的结论,才能够算成果。在这种背景下,讨论的科学性和严肃性都将让位于获得经费和获得成果的考虑。对这样的讨论,我是不愿意参与的。

第二,当前讨论的层次浅。我读到的几乎每一篇讨论文章,都提及当前政府的想法和现实的需要。而劳动价值论是什么?那是马克思在“实验室”做出的研究结论。假如马克思的结论正确,从实验室结论到上市商品中间也有很长的过程,况且马克思做的还是非常抽象的“理想实验”。马克思即使天才,寿命也有限,不可能独自研究清楚这一过程。当前的讨论看到的是实验结论和上市商品不符,便想重新解释上市商品。这当然不错,但上市商品从实验而来,当前的讨论不愿意重新做实验,而是抓住理论和实践不相符的地方来批评理论,或者就实践来发展新理论,因此也就只能流于常识。我曾经读过几篇讨论文章。它们让我想起的是“皇帝的新衣”的另一个版本:某个会场上的听众差不多要被日心说讲演者的头头是道所折服的时候,一个儿童喊出了“真理”的声音:“但太阳总是从东方升起、西方落下的呀。”

    第三,个人的兴趣。从我开始自觉思考的时候起,我思考的就不是『解放日报』在谈到我的时候所说的“出谋划策”。我的“略论服务业资本”一文,虽然研究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但不是为出谋划策而写,而是个人兴趣使然。出谋划策需要人,我对那样的人也是尊重的。但社会也需要不为出谋划策而思考的人,而大学教师本来便应当是离出谋划策最远、距个人兴趣最近的研究群体。不过,当经费由需要谋、策的人所分配、成果由需要谋、策的人所评定的时候,出谋划策容易得经费出成果,出谋划策者当然多,出谋划策的讨论当然如火如荼。这都很正常。经费、成果是好事,也是我之所欲,只是不要违拗自己的兴趣。当年在农村,那么辛苦,也没有想起要扭转兴趣,为村上的“批林批孔”出谋划策,以图个轻松活计干干,所以离开农村几年,才能够写出二十年后不需要修改还可以发表的文章;如今占据了大学教师的职位,仅仅做好本职工作这一条,就更要求我尽力写出基础性强时效性长的文章,而不是不断参与理论热点的讨论。

再谈无欲则刚

夜话”2006年第2                                                                 2006120

 

再谈无欲则刚

 

大约一年前,我写了一篇短文“学者的无欲则刚”,就自己当年欲发表文章而把明知不该用的词用上,做了忏悔和总结。前几天有匿名的朋友留言,提到这篇短文,认为只有无欲的人才能够不受引诱。我知道这是好心提醒我无欲。在感谢之余,我想就“无欲则刚”继续写点心得。

       无欲则刚,强调的是无欲。人能够修炼到无欲,那是进入上上境界,少数高僧可以,但大众不可。因之,老子提出下策:“不见可欲,使民不乱”,意思是不让大众知道天下可以向往的事情,大众自然安心伏贴。如此,“治大国如烹小鲜”也。毛泽东领会老子建言最为彻底。我年青时,衷心地认为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最幸福的,因为按照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忙时吃干、闲时吃稀”,还能够吃得半饱,比起生活在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人民,无论怎么高呼万岁都不能够表达对毛泽东的感激之情。后来国门开了,老百姓见到外面那么多可欲之物、之理、之情,焉能不乱?乱中反思,才明白原来是毛泽东权欲太过。只可惜老子没有在其书上标明“献给皇帝和欲为皇帝之人”,使得我们这些没有皇帝欲望的人,在读老子的时候,意识不到其中的“意识形态”。

不过,今天我要写的,是顾名思义地理解“无欲则刚”可能引起的误解。既为凡人,岂能无欲?人不得不做的只是在各种欲望冲突之时做出选择,扬此欲而贬彼欲。所扬之欲若在人格清粹,后人便颂之为无欲,而忽略了选择。其实,即使高僧,其欲亦在修炼得道,何谓无欲?注家也明此理,因此往往把无欲释成无“私欲”。可何谓私欲?林则徐没有家人共乐的“私欲“吗?没有继续为官的“私欲”吗?即使它们是“私欲”,它们又有什么错吗?况且,有“私欲”必有“公欲”。可“公欲”、“私欲”何以为分?孔夫子周游列国欲当官,却又不肯屈就而为官,其中“公欲”、“私欲”如何区分?毛泽东执政到死的欲望是“公欲”还是“私欲”?是“公欲”就“好”、“私欲”就“不好”吗?

在我看来,“公欲”、“私欲”之分既不必要也不可能。由于各个人良知有别,甚至许多欲望的“好”与“不好”都是难以确定的。因此,在人格方面,我们面临的不是一个有欲无欲的问题,而是两个问题:一是决定各种欲望的轻重缓急,二是决定实现欲望的方式。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人有各种各样的欲望。匿名的朋友列举了发表文章、当官、经济好处、情欲、性欲等欲望。如果不考虑比如当官就要当到死一类的不好与吸烟一类近于不好的欲望,我们还可以跟着匿名朋友举出许多好的欲望,例如健康、名誉、美食等。人生的问题是这些欲望很难同时实现,所以我们必须选择,必须决定什么欲望最重要,什么其次,什么再次。这样的选择在平时往往无意识,但在关键时候、在所谓的一次性博弈时候,人们常常不得不做出痛苦甚至残酷的决策。不食嗟来之食,是以生命为代价的选择:尊严在这里是最重要的欲望。反之,屈就而食,则把维生作为第一选择。假如侮辱非常严重,维护尊严的牺牲非常大,把尊严放在第一位,就能够做出勇敢刚正的行为。

今天,我们的日常生活能够大体满足简朴的衣食住行欲望,因此可以把爱、健康、舒适、富裕、兴趣爱好、为他人贡献、权力等欲望放在更重要位置上。不过,无论怎样决定欲望的次序,拥有和保持良知、尊严的欲望,应当统领所有其他欲望。这一点,也许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根本意识不到;如果一个人幸运地波澜不惊地度过一生,这一点也显现不出来。然而,如果不幸而遇到波澜,保持良知和尊严的欲望,就是变得特别重要。可惜,绝大多数人一生中在情感、健康、兴趣爱好、财富、权力等方面难免波澜和危机,因此,良知、尊严的重要性是不可忘却的。

第二个欲望实现方式的问题也许比第一个欲望次序问题更重要。第一个问题有关内省,第二个问题才有关实践,而一个人良知强弱、尊严高低,最终通过他的实践表现出来。一个欲望再好,如果追求和实现的方式不正当,这个人的良知也是弱的、人格也是低的。富裕的欲望是好的,但如果用腐败、抢劫的方式去追求,追求者一定良知弱、人格低。发表文章的欲望是好的,可如果文章不能提供新知识,作者只是为了升职称或塞责而写,他的良知不会很强、人格不会很高。性欲是好的,可如果缺少爱,放弃性生活反倒是自尊和尊人的一种正当方式。

从实践的意义说,实现欲望的方式,比欲望本身更加重要。如果象口水理论那样,为了独吃一盘好菜,而在餐桌上吐口水到那盘菜里。那么,这个人的美食欲望再好再重要,这个人也是无耻小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碰到的问题主要不是欲望,而是实现欲望的方式。一个正常的人应当选择正当方式实现自己的欲望。一个特别重视良知和人格的人,应当特别选择正当并且高雅的方式实现自己欲望。

欲望实现方式的正当性问题,无论怎么强调也不过分。我们民族历来过于重视欲望的内省方面。早期儒家便强调“尽心知性”,后来又发展到“存天理、灭人欲”,并进而有了“无欲”之说。我们评价一个人一件事,往往用“好心”做标准,似乎只要心好,就不必承担责任或者便能够“减刑两年”。然而,一个人越是好心,欲望越是伟大纯洁,这个人就越容易做坏事,因为正是那种“凭良心”的自恃,才使人无所敬畏,超越一切宗教的、传统的道德规范,而做出比那些自觉良心有虚的人更坏的事情。文化大革命中,不管毛泽东还是红卫兵,都以自己的良心自豪,但其所作所为,却真正摧残了中华民族的道德良心感,造就了今日弥漫于中国的不信神、不信鬼,“别人抢得我就抢不得?”的只管目的、不管手段的强盗心理。所以,越是自以为自己欲望好的人,越必须重视实现欲望的方式,必须常常反省自己的追求方式正当吗,是不是有更好的方式。如果实现方式不正当,那么,欲望的好是没有意义的。

匿名朋友在留言中同时列举了一些人为自己丧失尊严找出的借口。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借口都不是用来掩饰欲望的有无或好坏,而是用来掩饰他们实现欲望的不正当方式。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听到一些人为自己行为辩护的借口,几乎都试图把不正当方式说成正当方式,把不高雅方式说成高雅方式。这种现象正好突出了欲望实现方式的重要性:它迫使用不正当方式实现欲望的人为自己寻找借口。其实,良知再强、欲望再好的人,在实现欲望方式上都可能犯错误。所以,除了反思与讨论自己行为外,承认错误、承担责任是维护一个人尊严的最好方式。然而,承认错误、承担责任,不但需要良知,而且需要勇敢。小说《项链》中的女主人公和其丈夫,就是这样既有良知也勇敢的人。他们毅然搬入了阁楼,干起了粗工,无怨无悔。需要什么理由或者借口呢?不需要。理由和借口仅仅是怯懦的表现。而在犬儒主义弥漫的当代中国,勇敢变得特别可贵。因此,至少从字面上说,不是无欲,而是一个人在重要时候,不惜舍弃其他欲望,并勇敢地采取正当和高雅方式维护个人良知和尊严,才使这个人刚正不阿。

 

 

附:匿名的留言

      <无主题>  (2006-1-16 7:30:39)  http://www.hujingbei.net/bbs

胡教授 $ 读了你翻译的    我相信,  我认为内容很好。  你自己也写过无欲则刚的文章。  我也认为,  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名誉。  而有好名誉的人在现代社会是很难保的。  因为人很容易受引诱,  这种引诱是多方面的,  包括出版文章的引诱,  当官的引诱,经济好处的引诱,  情欲的引诱,  性欲的引诱等等。  有人抵挡不了这些引诱,就坏了自己的名誉,  是很可惜的。  而这些使人破坏名誉的引诱往往还带有很好的外衣,  例如,  出版文章是为了做学问,  当官是为了利用权力做的事情,经济的好处是为了做事情增加经济实力,  情欲是为了爱,  性欲是为了照顾穷人(给美女收入的机会,  陆德明这样是说)。最后只有无欲的人才能够不受引诱,这一点我相信。而且我也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人,例如台北的马英九。

 

大约一年前,我写了一篇短文“学者的无欲则刚”,就自己当年欲发表文章而把明知不该用的词用上,做了忏悔和总结。前几天有匿名的朋友留言,提到这篇短文,认为只有无欲的人才能够不受引诱。我知道这是好心提醒我无欲。在感谢之余,我想就“无欲则刚”继续写点心得。

       无欲则刚,强调的是无欲。人能够修炼到无欲,那是进入上上境界,少数高僧可以,但大众不可。因之,老子提出下策:“不见可欲,使民不乱”,意思是不让大众知道天下可以向往的事情,大众自然安心伏贴。如此,“治大国如烹小鲜”也。毛泽东领会老子建言最为彻底。我年青时,衷心地认为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最幸福的,因为按照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忙时吃干、闲时吃稀”,还能够吃得半饱,比起生活在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人民,无论怎么高呼万岁都不能够表达对毛泽东的感激之情。后来国门开了,老百姓见到外面那么多可欲之物、之理、之情,焉能不乱?乱中反思,才明白原来是毛泽东权欲太过。只可惜老子没有在其书上标明“献给皇帝和欲为皇帝之人”,使得我们这些没有皇帝欲望的人,在读老子的时候,意识不到其中的“意识形态”。

不过,今天我要写的,是顾名思义地理解“无欲则刚”可能引起的误解。既为凡人,岂能无欲?人不得不做的只是在各种欲望冲突之时做出选择,扬此欲而贬彼欲。所扬之欲若在人格清粹,后人便颂之为无欲,而忽略了选择。其实,即使高僧,其欲亦在修炼得道,何谓无欲?注家也明此理,因此往往把无欲释成无“私欲”。可何谓私欲?林则徐没有家人共乐的“私欲“吗?没有继续为官的“私欲”吗?即使它们是“私欲”,它们又有什么错吗?况且,有“私欲”必有“公欲”。可“公欲”、“私欲”何以为分?孔夫子周游列国欲当官,却又不肯屈就而为官,其中“公欲”、“私欲”如何区分?毛泽东执政到死的欲望是“公欲”还是“私欲”?是“公欲”就“好”、“私欲”就“不好”吗?

在我看来,“公欲”、“私欲”之分既不必要也不可能。由于各个人良知有别,甚至许多欲望的“好”与“不好”都是难以确定的。因此,在人格方面,我们面临的不是一个有欲无欲的问题,而是两个问题:一是决定各种欲望的轻重缓急,二是决定实现欲望的方式。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人有各种各样的欲望。匿名的朋友列举了发表文章、当官、经济好处、情欲、性欲等欲望。如果不考虑比如当官就要当到死一类的不好与吸烟一类近于不好的欲望,我们还可以跟着匿名朋友举出许多好的欲望,例如健康、名誉、美食等。人生的问题是这些欲望很难同时实现,所以我们必须选择,必须决定什么欲望最重要,什么其次,什么再次。这样的选择在平时往往无意识,但在关键时候、在所谓的一次性博弈时候,人们常常不得不做出痛苦甚至残酷的决策。不食嗟来之食,是以生命为代价的选择:尊严在这里是最重要的欲望。反之,屈就而食,则把维生作为第一选择。假如侮辱非常严重,维护尊严的牺牲非常大,把尊严放在第一位,就能够做出勇敢刚正的行为。

今天,我们的日常生活能够大体满足简朴的衣食住行欲望,因此可以把爱、健康、舒适、富裕、兴趣爱好、为他人贡献、权力等欲望放在更重要位置上。不过,无论怎样决定欲望的次序,拥有和保持良知、尊严的欲望,应当统领所有其他欲望。这一点,也许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根本意识不到;如果一个人幸运地波澜不惊地度过一生,这一点也显现不出来。然而,如果不幸而遇到波澜,保持良知和尊严的欲望,就是变得特别重要。可惜,绝大多数人一生中在情感、健康、兴趣爱好、财富、权力等方面难免波澜和危机,因此,良知、尊严的重要性是不可忘却的。

第二个欲望实现方式的问题也许比第一个欲望次序问题更重要。第一个问题有关内省,第二个问题才有关实践,而一个人良知强弱、尊严高低,最终通过他的实践表现出来。一个欲望再好,如果追求和实现的方式不正当,这个人的良知也是弱的、人格也是低的。富裕的欲望是好的,但如果用腐败、抢劫的方式去追求,追求者一定良知弱、人格低。发表文章的欲望是好的,可如果文章不能提供新知识,作者只是为了升职称或塞责而写,他的良知不会很强、人格不会很高。性欲是好的,可如果缺少爱,放弃性生活反倒是自尊和尊人的一种正当方式。

从实践的意义说,实现欲望的方式,比欲望本身更加重要。如果象口水理论那样,为了独吃一盘好菜,而在餐桌上吐口水到那盘菜里。那么,这个人的美食欲望再好再重要,这个人也是无耻小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碰到的问题主要不是欲望,而是实现欲望的方式。一个正常的人应当选择正当方式实现自己的欲望。一个特别重视良知和人格的人,应当特别选择正当并且高雅的方式实现自己欲望。

欲望实现方式的正当性问题,无论怎么强调也不过分。我们民族历来过于重视欲望的内省方面。早期儒家便强调“尽心知性”,后来又发展到“存天理、灭人欲”,并进而有了“无欲”之说。我们评价一个人一件事,往往用“好心”做标准,似乎只要心好,就不必承担责任或者便能够“减刑两年”。然而,一个人越是好心,欲望越是伟大纯洁,这个人就越容易做坏事,因为正是那种“凭良心”的自恃,才使人无所敬畏,超越一切宗教的、传统的道德规范,而做出比那些自觉良心有虚的人更坏的事情。文化大革命中,不管毛泽东还是红卫兵,都以自己的良心自豪,但其所作所为,却真正摧残了中华民族的道德良心感,造就了今日弥漫于中国的不信神、不信鬼,“别人抢得我就抢不得?”的只管目的、不管手段的强盗心理。所以,越是自以为自己欲望好的人,越必须重视实现欲望的方式,必须常常反省自己的追求方式正当吗,是不是有更好的方式。如果实现方式不正当,那么,欲望的好是没有意义的。

匿名朋友在留言中同时列举了一些人为自己丧失尊严找出的借口。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借口都不是用来掩饰欲望的有无或好坏,而是用来掩饰他们实现欲望的不正当方式。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听到一些人为自己行为辩护的借口,几乎都试图把不正当方式说成正当方式,把不高雅方式说成高雅方式。这种现象正好突出了欲望实现方式的重要性:它迫使用不正当方式实现欲望的人为自己寻找借口。其实,良知再强、欲望再好的人,在实现欲望方式上都可能犯错误。所以,除了反思与讨论自己行为外,承认错误、承担责任是维护一个人尊严的最好方式。然而,承认错误、承担责任,不但需要良知,而且需要勇敢。小说《项链》中的女主人公和其丈夫,就是这样既有良知也勇敢的人。他们毅然搬入了阁楼,干起了粗工,无怨无悔。需要什么理由或者借口呢?不需要。理由和借口仅仅是怯懦的表现。而在犬儒主义弥漫的当代中国,勇敢变得特别可贵。因此,至少从字面上说,不是无欲,而是一个人在重要时候,不惜舍弃其他欲望,并勇敢地采取正当和高雅方式维护个人良知和尊严,才使这个人刚正不阿。

 

 

附:匿名的留言

      <无主题>  (2006-1-16 7:30:39)  http://www.hujingbei.net/bbs

胡教授 $ 读了你翻译的

君主乎?人民乎?

“双周夜话”2003年第4                                                             2003225

 

 

君主乎?人民乎?

 

  寒假在德国期间,一些国家正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斯大林格勒战役60周年。德国电视台也更多播放了一些当年的镜头。尤其是当年美国飞机轰炸德国的不少照片,在德国还是第一次播放。显然,许多轰炸是多余的,造成了无辜居民的死伤。不过,即使是最反战的德国左翼知识分子,也没有否认美国轰炸的必要性,这是因为,没有这样的轰炸,德国人民的抵抗士气不会下降,对纳粹政权的信心不会动摇。

  经过战后若干次讨论,现在的德国人民已经基本达成共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责任在整个德国民族身上,在德国人民身上,而不是希特勒等一小撮民族败类的责任,虽然后者应当付更多的个人责任。国际学术界也接受了这一认识。正是为了避免德国人民再次走上犯罪道路,战后的德国把西方世界的融合、把欧洲共同体的建立从而德国这一国家本身的消亡做为自己的长期目标。

  整个民族、整个人民也可能错误,可能犯罪。这种思想对生活在中国的我们是难以理解的。谈到日本的侵华战争,我们都习惯于遣责当年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而用日本人民是好的来安慰自己、安慰日本人。谈到现在的伊拉克危机,这里的报纸总用美国政府准备战争、伊拉克政府和人民准备反抗的语言,来表明他们同情伊拉克人民的态度。这里隐含的前提是人民总归是正确的,永远正确,绝对正确。

  一个人、一个民族或者一个社会在幼年的时候或者软弱的时候,需要某种绝对正确的东西作为自己的依靠。但更多的时候,这一民族或者社会把某个外在的权威绝对化并作为依靠。在我们中国,古时候以为君主绝对正确。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教条很少有人相信,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却成了大义,渗透了几千年的政治和文化生活,甚至成了臣子良心的一部分。对朝政啧有怨言的人,批评的都是奸臣宦官弄权,而从不怀疑君主的绝对性。即使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还是靠新的真命天子来支持着君主的绝对性。辛亥革命后,君主不复存在,开始有了国民、人民的称呼,于是权威的绝对性也就从君主向人民转移。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在几十万造反群众的簇拥下,领袖高呼着人民万岁,群众高呼着领袖万岁。当时的我,也为领袖能够喊出人民万岁而激动。文革既过,领袖的绝对性不复存在,人民取得了绝对的权威。人民支持的,自然就是对的;人民反对的,自然便是错的。当然,说这些话的都还只是人民的代表,也许他们会错,可人民本身是不会错的。因此,即使伊拉克人民百分之百地投票选举侯赛因执政、即使伊拉克人民默认和帮助侯赛因藏匿着联合国禁止其持有的武器,伊拉克人民也是正确的。

    其实,人民是由一个一个的个人组成的。任何个人的智慧总是有限的,由这些个人组成的群体的智慧也不可能是无限的。既有限,就难免犯错误;如果太不自谦,甚至还会犯罪。所以,绝对正确的人民是不存在的。特别是当一个个的个人还不习惯于自由思考,社会内部还不能自由讨论,这个社会还需要某种绝对正确的东西来支撑自己的时候,组成这个社会的人民在整体上是非常可能犯错误的。所以,我们在放弃君主的时候,不应当再把人民当成绝对权威。在观察目前的伊拉克问题时,德国人民当年的错误以至罪行可以提醒我们,不要以为伊拉克人民一定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