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双周夜话

“双周夜话”2004年第15期 　　　　　　　　　　　　　　　　2004年7月29日

 

悼杨小凯先生

 

       杨小凯先生逝世了，刚刚56岁，还不到据说的中国知识分子平均寿命58岁。当然，寿命不是人生价值的决定因素。人不是为了维持个体的寿命而生活在世界上，以健康为生活目的的人亦难无疾而终。杨小凯英年早逝，无疑与他年青时受到专制政权的残酷迫害有关，但也与他后来的超负荷工作有关，不过，我宁愿按照我所理解的基督教的观念，想象成他信仰的主把他重新召回到身边，让他平静地休息休息。是的，杨小凯已经做了他应当做的所有事情，已经做了远远超出他应当做的事情。我相信，在天堂上，他可以平静地说；他没有碌碌无为，没有随波逐流，而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人类大同的事业。

杨小凯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他在经济学领域内开创的超边际分析。他通过分工的特殊作用，揭示了边际收益递增的一条新途径。为此他做了大量扎扎实实的工作，从经济学思想到经济学方法，从理念层面到技术层面，从专业论文到教科书，他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体系。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对杨小凯这样一个起步很晚、最初在语言、数理工具到理念诸方面对经济学都完全陌生的人来说更不容易，我们必须牢记他的成就背后的艰苦劳动。

由于杨小凯强调超边际分析，他的观点体系和强调边际分析的新古典学派有很大不同。然而，无论边际分析、非边际分析还是超边际分析，都属于国内惯称的西方经济学范围。在国内，西方经济学这个名称指的是那种基本概念、基本分析工具从西方国家引入并可以而且也应当批判的经济学。当然，如果一个理论不可以或者不应当批判，它本身就不是科学。同时，杨小凯应用的分析概念和工具又是西方经济学的，所以他的工作是在西方经济学范围内的工作。如果他的工作经受住了后人的检验，他的工作也是发展或者扩展、而非冲击了西方经济学。

杨小凯在经济学领域所做的探险无疑是辉煌的。仅仅凭着这些探险，他的一生就已经值得了。但杨小凯最值得我纪念的，是他超越了作为技术员的职业经济学家角色，而显示出了作为知识分子的学者的特点。

    分工本来是杨小凯最得心应手的话题。现代社会的分工之深之细，造就了各领域的专门知识，也迫使过去的学者转变成技术员。但另一方面，分工愈深愈细，各类分工之间的联系便愈密切，社会作为各领域的有机整体愈重要，社会也更加需要超越了技术员的学者。杨小凯也许天生就是一位学者，还在文化大革命的中学里，他就写出了“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在中国历史上不容小人物涉猎的非职业性文章。更可贵的是他在成为职业经济学家之后，继续保持着对“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社会大问题的密切关心和理性思考。如果说他年轻的时候，在只有红宝书可读的时代，根据官方口号和宣传而相信中国的出路是巴黎公社式的无产者的平等社会，并因此而被毛泽东（据我听他本人如此说，而非止于人们常说的康生）亲自指示投入监狱，那么，在他走出国门后，发现这样的问题早已经被仔细讨论过，而提出各种观点的人都无须担忧牢狱之灾，他的思考显然变得深刻和理性了。其实，除了经济学外，在一个民族向何处去的问题上，中国需要的亦是发展或扩展、而非冲击西方的理论。正是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杨小凯在国人沾沾自喜于技术上的后发优势的时候，向国人浇了一盆后发制度劣势的冷水，提醒国人注意制度扭曲下的经济发展的危险性。他的观点或有可商榷之处，但他针对中国所提出的后发劣势，将象幽灵一样罩在中国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头上而挥之不去。我们知道，能够让社会意识到自身缺陷自身危险的学者如马克思、哈耶克才是伟大的学者。杨小凯也是这样的学者。而他的逝世，把他近40年前提出的“中国向何处去”问题又一次放到了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面前，我想，我们安慰他的在天之灵的最好方式，也许是在仁爱、爱人的基础上思考和努力解决萦绕着他一生的这个中国人共同问题。

“双周夜话”2004年第19期                                     2004年9月28日

 

国企出售的公开化是社会行为的基本准则

 

       不知道从何时起，我对社会热点问题变得不甚关心了。有一段时间家里没有电视机；有了电视机后也很少看新闻，而电视新闻往往也不播送热点问题。比如国有企业出售或者私有化的问题，我直到2002年夏天才意识到 ――当时一位刚得到企业很多股权、但对自己的一日暴富又觉得不妥的朋友找到我的门上。那时我才意识到中国的私有化已经走了多远、国企的私有化又是多么黑暗。一旦我意识到它，我就意识到解决问题的症结所在：私有化的规范化。尽管我开始查找文献，了解私有化的理论和实践，但是从我意识到它开始，我就强烈地感觉到私有化必须公开（public and open）：公开信息（let information public to all）， 公开竞价（let pricing negotiations open to all）。这是因为在我看来，无论对于赞成还是反对私有化的人，无论以什么样的理论为依据，无论国情、厂情多么特殊，只要一个国企搞私有化，公开化就是第一位的。

       确实，我们在中国建立的许多理论，分别从公平、从效率、从可行、从政治过程、从法律框架、从经济人、从不完全信息、从自发行为、从企业家定义、从治理结构等许多角度出发，支持或者反驳地下私有化的必要性。但所有这些理论都不如日常生活中的一句话有力：大家的东西大家管。而大家管的前提就是对大家公开，public and open to all。

       我不妨举一个例子。现在我们有好些理论来说明在什么情况下不应当偷窃：偷窃收益小于偷窃成本；偷窃收益小于被发现的概率与处罚额之积；司法机构查证偷窃的成本小于法院确证后处罚偷窃的收益，等等。然而，我们同时必须明白所有这些理论都远远逊于幼儿教育的一句话：不偷窃。

       因此，在我们发展理论的时候，我们必须牢记我们作为一个人、尤其作为我们自己孩子的榜样所应当具备的某些基本品质。只有在这些基本品质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谈理论，谈特例，而不是用后者来抹杀、否定或者大范围地限制它们。比如对于不偷窃，我们不能够用公平（别人都偷）、用效率（偷更容易得到）、用可行（偷很难被发现）或者其他理论来支持，不管这些理论看上去多么科学、模型多么精致、逻辑多么严密。

       同样，在国有企业私有化方式的问题上，公开化是第一位的。只要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还具有不偷窃的品质，还不用公平、效率等各式各样的理由来为偷窃辩护，那么，在国企私有化方式上，他就会要求公开化。这里，我们既不需要公平、效率、可行等各式各样的理由，也不需要不同理论的共识。这是因为，就像不偷窃一样，国企私有化的公开化，从本质上说是不需要证明也无法证明的。为什么如此？就是因为这里牵涉到的不是科学，不是理论，而是为人处事的准则，是社会行为的准则。在这里，一个人感受到的不是科学的逻辑或理论的精巧，而是类似天主教上帝的救赎召唤或儒家先哲的求仁欲求。它们不属于任何一门研究人的行为的社会科学，但它们是比所有社会科学更重要的人的行为准则，它们构成了所有社会科学的前提，就像欧几里德的五个公理构成了欧氏几何学的前提一样。就国有企业私有化来说，只有在公开化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讨论如何私有化，讨论为达到私有化的不同目标并在一定条件约束下最好地实现其中某个目标或者某些目标集合的私有化方式，讨论如何建立自己的理论，展开学术的论争，并对实践发挥不同的作用。没有了公开化，全部私有化理论也就不复存在。这也就是我们不能够用私有化理论证明私有化需要公开化的原因，也是我所知道所有全世界现存的私有化理论、私有化模型都把私有化的公开作为前提（并且是不言而喻的前提）的原因。因此，我们实在不必要把私有化是否应当公开化当成学术问题来讨论，而是应当回到它的本来性质：一个人或一个政府行为处事的准则。

“双周夜话”2002年第7期                                                             2002年3月28日

 

 

五十而知天命

 

时光如流，逝者如斯。对我来说，到本月份，人生已入第五十个年头。还清楚地记得在二十岁的时候，想起孔老夫子的人生说法，便以为自己年十五而志于学，二十而立，因为当时在经济上已经独立，思想上大概也独立了。三十年过去，今天又想起夫子的说法，才意识到自己应当是知天命的年龄了。

然而，什么是天命呢？夫子没有明讲。后人的解释似乎也不多。我想，天命也许是生活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如果这样解释的话，那么，假设不是夫子自谦的话，则连圣人都过了半百，生命度过了三分之二，才知道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可见知天命之难。当然，历史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今天的人完全可能比两千多年前的孔夫子更早地懂得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否则，我们如何能认定历史真在发展、时代真在进步呢？

       可是，生命的价值又在哪里呢？我想它存在于夫子说过的“仁者爱人”上，也就是善上。人是一种特殊的生物，它只有在群体中才能生存，群体生活又使得它最终成为有自我意识的生物。因此，人自我意识的对象，本质上不是人与物的关系，而是人与人的关系。事实上，每个人或早或迟都能体会到，最能令我们对生活有所感悟的，不是我们对物的感受，而是我们对人与人关系的感受。而在人与人关系中，最能拨动我们心弦的，是善心善行。这也就是我们至今仍然在读唐诗宋词、歌德莎士比亚，而不去读牛顿、爱因斯坦的原因之一。在真善美中，善是最重要的。没有善，人依然可以求真求美。大大小小的自然科学家在寻求宇宙的真，大大小小的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在寻求社会的真、人的真。一个人完全可以认为财富占有就是人与人关系的真，并且认为自己在人与人的财富竞争中采取任何手段都是完全正当的。同样，追求美的人也不必是善良的人。但只有善才能使我们感悟到生活在人类群体中的意义，感受到真和美给我们带来的享受，而避免真和美可能给我们造成的无望甚至绝望。善良的人也可能说“善意的谎话”，可能在追求大家公认的美时退避三舍。而此时，我们不但不会感到假和丑，反而会感到一种更深刻的真和美，这就是善对我们心灵的重要性高于真、美之处。善良的人完全可以参与竞争包括财富的竞争并取胜，他和不善之人的区别在于他自觉而不是被迫地遵守竞争的规则并且以爱人之心平等之礼对待失败者。因此，夫子说的知天命，就是懂得以善待人，凡事出以善心。至于什么年龄才知天命，我想是不重要的，尽管我也是在50岁才写下这篇文字的。重要的是，在许多社会精英知、行背离的今天，自己如何把对天命的知付诸实践。

“双周夜话”2004年第16期 　　　　　　　　　　　　　        2004年8月24日

 

说真话

 

       刚从远离Internet的地方归来，就有朋友告知在中国经济学教学科研网上，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许多教师被网民评论或者调侃了一番，希望我能够读一读。果然，在网址“http://bbs.cenet.org.cn/dispbbs.asp?boardID=92510&ID=44900”上，一位化名为Skywalker的网民对经济学院不少教师做了简短直接的评论。我不知道其它教师读了这些对自己的评论有何感觉。我的感觉是他（她？）对我的评论是恰当的。在我现在的位置上，能够听到对自己的批评已经不容易，能够听到比较恰当的、确实说到痛处的批评更不容易。所以我很感谢很佩服。我想，这样的批评不但对我自己有好处，对我的学生、同事和朋友也有好处。

应当说，我在不同环境下也做过若干次学术报告，但很少听到过直刺报告弱处和错误的评论。这也许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大家不愿意说“恰到痛处”的话。“皆大欢喜”无疑有好的一面。不过，它同时阻碍了我们深入思考问题、思考自己。缺乏深刻性不但是许多文章给我们留下的感觉，而且也是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给他人留下的感觉。而它可能正是我们平时的“皆大欢喜”带来的后果之一。表面上的皆大欢喜带来的另一个不良后果是背后评论。既然不好公开说真心话，背后总能说吧。但“谁个背后无人说”结果，往往却让每一个人感觉到人心的叵测。

网络有助于缓解中国文化中的这个悖论。有了网络，有了虚拟，即使我们还不能够对公共事务公共人物说什么真心话，但我们能够对日常事务日常人士说真心话了。原先通过曲折渠道传达到当事人那里的对他的背后评论，现在可以直接和公开地被他接收。原先传达过程中的信息损失、信息扭曲、参与传达的特定个人的喜怒善恶等各种情况，现在一下子都扫除了。由于网上评论是公开的，评论水平自有众目昭彰，对评论者动机和目的的全部猜测就变得不再重要。同时，网络上既然能够说真心话，直刺当事人痛处的评论便容易形成和表达。这样的评论本身以敏锐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为前提。而当事人在这样的评论面前，也容易向深刻的方向改变。自然，这里要有前提，即当事人一要有精力去学习和思考，二不是鲁迅先生所称的“文氓”。

当然，网上的评论和网下的评论一样，不但不可能做到完全准确，而且还可能根本不值一读。对此我们实在不必多加苛求。Skywalker对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诸教师的个别评论准确程度如何，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不过，我认为他（她？）说的是真心话，说得有水平（至少对我的情况），值得一读。网上评论比纸媒评论之所以更值得重视，便是因为它更多地表达了网民发自内心的真话。这是网络最可珍贵的地方。说真话本来是人的最原始要求。社会礼仪的发展虽然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说真话做了范围、时间、环境的限制，与人为善的愿望又使我们在无伤大碍的情况下抑制自己说出对别人不利的真心话。但所有这些限制和抑制都是以说真话为大前提的。在比较重要的情况下，我们应当甚至必须不顾一切限制地说真话。也许，如果我们自己更多地说真心话，如果让别人更多地说真心话，我们大家才能像罗大佑希望的那样，互相拥有对方“真心的面孔”，才会“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让我们期待着明天会更好”。

 

附录：Skywalker 的评论：

(请参见http://bbs.cenet.org.cn/dispbbs.asp?boardID=92510&ID=44900，2004年8月24日。评论中有若干别字，请注意。)

 

goahead所提的方案（即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分为政治经济学院和西方经济学院 ―― 转引者注）其实不会有什么效果。程恩富从政治局上课回来，吆五喝六地成了钦差大臣，连谈敏也得让他几分。程恩富曾经公开对人文学院部分教师大加指责，不点名地批评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做反马克思主义的事情”。即使找一个地方把程恩富贡起来，也很难保证他不会伸手干预。更可能的是，这样的院系划分方法正好给了程恩富充分的口实。

谈敏这么多些年来就出了一本《法国重农学派的中国渊源》，据说有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中国传播的前史”的课题，可是迟迟没有出版。他花在学术上的精力很少。

张尧庭的名字现在就是给财大和经济学院装点门面的，因为他小中风后一直卧床在家里，连过去的同事和学生都要张冠李戴。不过令人惊讶的是张对数理统计居然还能有所反应，可见学养之深厚。

费方域和胡景北就不多说了，水平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我仍然想指出胡景北的一些不足，这从他的《工资增长的发展经济学导论》小册子就可以看出。胡景北在发展经济学理论方面是有一些个人探索的，然而他的建模水平有些不足，和他的经济学直觉不能相比。

对教学而言，朱保华其实是很有价值的。这是因为他涉猎的经济学领域很多，有的时候可以当万斤油来使，事实上他出国访问回来后确实一直在充当“救火队员”（朱保华语）。

引进杜恂诚是一桩非常合算的买卖。在经济史方面，特别是近代中国金融史领域，杜的研究工作非常扎实。我上过他的课，为了完成自己的课题，他不下一次往返于上海和南京，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寻找有价值的文献资料。

赵晓雷实际上长期呆在财大的经济研究所，那是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地方。里面搞了不少人，程恩富也在那里挂名，可惜研究水平实在不能名符其实。我有个朋友在所里当行政，向我叹了不少苦经。

朱平方在胡时代担任副院长，另一个主管教务工作的副院长是朱保华。朱平方的关系比较多，经常能组织一些非常有价值的计量方面的讲座。计量方面，从财大出去的陆懋祖是兼职教授，海闻易纲那套教材里有他的书。

胡永刚终于升到了博导，对于一个没有博士学位的人来说，实在也难为他了。他主要研究方向在宏观经济学，不过很多朋友反印他的宏观经济学功底实在不怎么样。有个朋友直言不讳地说：胡永刚大概只看了罗默的教材，还没怎么看懂就跑来上课了。

张银杰总算混上博士生导师了，她来财大争了好久了，虽然这本来就是答应别人的。张银杰的政治经济学听众甚多，然而我对他的评价却不高。一来，此人自恃在中央党校上过几天课，颇有些自命不凡。二来，上课所讲也只不过就是套套逻辑、玩玩概念。张银杰总是认为他在给学生传递正确地观点，这也正是有很多学生爱听她的课的原因所在。然而，张始终没有搞清楚一点，那就是她所讲的可能是无意义的，一个无意义的东西遑论对错？不过话说回来，如过程恩富能像张银杰一样上政经，也要比现在这样胡闹强百倍。

何玉长从厦门大学出来，照理说和钱伯海还算有师生之谊，结果跟着程恩富大肆批判钱好多年，是海派经济论的主将之一。不过，他不这样还能干什么呢？在写几本“旅游经济学”这样的垃圾出来？现在他去教务处当处长了，也算颐养天年。不过似乎还不死心，把杨培雷汉过去帮忙。结果几个教改方案搞得全校怨声载道。我曾经在很多场合说过：何老师是个好人，可是很多时候办出来的事情比谁都坏！杨培雷本人是搞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的，根据和他当面交流的结果，证明他这方面是不懂的。

李新是个拿“有突出贡献的归国学者”奖金的白痴。八十年代末到苏联学习经济学，末了拿到学位已经变成了俄罗斯联邦的博士了。他所做的就是在课堂上宣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如何利用西方经济学来引导苏东国家走上歧途，完全是阴谋论。而正经的转轨经济学却一窍不通。撇开这不谈，上课的能力也是极其糟糕，基本上只能照本宣科。上中国宏观经济分析课程，只能到处拼凑资料，完全不成体系，显得很没有底气。

马艳政经算是上得不错的，而且不像张银杰那么招摇。她上政经有一点好，就是从来不把政经当作绝对真理。这为学习提供了比较宽松的环境，不影响其后西经的学习。

范翠红在产业组织理论，拍卖理论方面做得不错。前段时间她怀孕休产假，现在她生完孩子，可以重新投入到学术科研中来。未来将成为经济学院不可多得的得力干将。

伍山林如果能从一开始就接受经济学教育的话，今天肯定会更有能力。我和他私交很不错，这是他给我留下的基本印象。韩清、李春琦、沈根祥、张明恒几个搞计量的具有共同的优点，就是比较脚踏实地。他们将继续把计量经济学的水平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成为经济学院的支柱。

程霖是谈敏的学生，现在担任经济学院党总支书记。由于财大经院主打经济思想史，所以未来的日子应该非常好过。问题是他学术能力不足，而且官瘾不小，但又不是非常会做官。他如果能一心一意把经济思想史的框架搭起来，做一些基础性工作，我就谢谢他了。

伍装据说是夏业良的同学，说实在的很没有什么深度的一个人，比较浅薄。冒佩华在胡的院长助理位子上做了不少重要的行政工作，但是学术不行。

沈志义不知道在学些什么，一些基本的概念都没搞清楚。居然能把普惠制（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比最惠国待遇更优惠）和WTO实施的普遍最惠国待遇搞在一起，连国民待遇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他自己以为搞得清清楚楚的）。没见到常进雄在环境与资源经济学方面有什么作为。

杜卫华是比李新更白痴的人，不知道是怎么招进来的，更不知道是怎么把博士读出来的。此人号称是在环境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进行研究，其实两个领域都不懂，整一个乱交叉。上课极其不认真，居然把爪哇虎扫描成了瓜佳虎还不知道，连念了五遍瓜佳虎。

尹协华自称是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的同学。他上世界经济史还算上心，不过知识结构极其老化，观念非常陈腐，没有什么新知。漆光瑛教外国经济学说史已经好多年了，关人倒是从不客气，唯独教学质量提不上去，只能照本宣科。而且也是知识结构老化，观念陈腐，没有新知。

“双周夜话”2004年第22期                                            2004年11月9日

 

 

传统知识分子和现代知识分子

――― 对“匿名”先生留言的若干答复

 

谢谢“匿名”先生11月4日用仁义礼智信评价我的辞职的留言。我的答复牵涉到我原来的一些思索，所以可能长一些，并可能跳出就事论事的范围。

 

“匿名”先生提出的批评无疑是有道理的。从仁义礼智信角度考究一下，我辞职的做法确有不妥之处。比如第一条不智，就说得实在。象这类事情，如果在西方国家，那是肯定上法院，而且对我这样起诉的人是胜算在握；即使在中国，至少也应当到法院一试。法院在这里的主要问题是确证当年几位校领导的口头许诺，以及检查学校是否发生了某些不可抗力的事件使它无法履行诺言。这自然可以请求法院调阅学校讨论我的问题的会议记录；我相信学校领导重视个人品行，不会否认其诺言，那么连调阅那些材料都不必要。西方国家正是靠许多人在受到不公时勇敢地对簿公堂，才使惯于机会主义的一些人类似的毁约想法不敢实行，才使那里的法制得以实现。因此，我承认我不诉诸法律（不管中国的法律制度是否健全，不管法院是否立案。现在的问题是我根本没有去试探这条途径）而仅仅辞职的做法不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应有的做法，就此而言，我感谢“匿名”先生的指点。

 

应当说，我的身上确实缺少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相反地，我具有的基本上是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点：自重、自强、自省，简单地概括是自尊，洁身自好。传统知识分子几乎不诉求外界。如果外界条件过于恶劣，不能让他们做到自尊的时候，他们就退避山野，做一个委屈自己的自得其乐甚至不得其乐的隐者；或者离开故土，到外界有空间让他们自尊的地方去生活，也就是孔夫子说的贤者避世避地。中国的老子、孔子都希望甚至实行了后一种方式。象陶渊明、张志和这样的人实行第一种方式退避山野后，根本不顾及外面是何朝何代，实际上也和故土的变更无关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本质上只属于知识分子，而不属于中国知识分子，因为“中国”这样一个概念对他们是外在的，和他们需要的自重、自强与自省完全无关。这些退隐者的做法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历史上成为文人的最高境界，就是因为文人的根本是人格，是自尊自重，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他们愿意退出尘世。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次文人在自尊和遂志的两难之间经受痛苦煎熬的重要时期。一是元初，一是清初。元初不少前宋文人既有做官之念，又知做官之耻，于是生造了“吏隐”一词，以表示自己虽为新朝之吏，但其心同于隐者。清初文人在倍受精神折磨的时候逃入了青楼，便有了“狎妓不碍忧国”之论。但由于他们都放弃了文人赖以安身立命的自尊自重传统，因此为当时和后世所诟。我常常想，陈寅恪先生写柳如是可能仅仅是托词，他也许是在用一个弱女子身上表现出来的“三户灭秦”之志，衬托出男性文豪人格的分裂，也表明自己虽不能隐于山林、但却用公开不合作及生存方式上的退隐维护自己人格的决心。

 

然而，最早在西方大量出现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特点不但是自尊（它既包括了对自己的尊重，也包括了对外界的尊重，这就是自由和让别人与自己一样自由的要义），而且要求外界对自己的尊重（要求别人让自己和他一样自由）。由此生发出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性。试想，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如果哈佛大学和柏林大学的教授多少年来都象陶渊明、张志和那样行事，他们早就辞职回家种田了（当时他们每个人都有田地），世界今天不但没有那样独立的大学和学术，而且根本不会有自由和民主的社会。但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他们不是那样，他们挺立着，因为错的既然不是自己，为什么自己要退避？为什么自己要离开？现代知识分子的自尊和传统知识分子不相上下，但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不但同时要求社会尊重他们的个人自尊，而且明白对他的尊重只有当每个人都得到尊重的时候才能够获得保证；而为了后者，强权就必须受到严格的制约、忽视自尊和尊重他人的文化就必须改变。所以，如果说传统知识分子几乎仅仅追求内心的自由，那么，现代知识分子则在这个基础上，同时要求外在的自由，在整个世界的自由、在国家内的自由、在社区的自由、在就业单位内的自由，以及最后在家庭的自由，也就是说，从皇权往下一个一个层次地直到父权、夫权都必须受到严格的约束，以保证每个人在良知、道德和世俗的法律下享受自由和平等。

 

根据我对传统知识分子和现代知识分子的上述理解，我想对”匿名”先生提出的“不智”、“不义”和“不信”做一些解释。他对我的批评在“现代知识分子”的范畴内是完全正确的。我不采取积极诉求的方式去争取自己的正当利益，反而消极退避、辞职离开，所为实系不智，对我的同事、对我的学生，亦有不义和不信之处。就此而言，我对我的同事、学生始终有一种深沉的内疚，我愿意在此向他们表示诚挚的道歉。

 

但同时，在“传统知识分子”的范畴内，我的辞职在基本面上也许很难说不智、不义和不信。否则的话，比如老子离开中国、孔子不愿为官、陶渊明辞职、陈寅恪拒绝出仕都可以如此而论了。尽管我无法和这些后来竟然成为圣贤的人相比，但人皆可以成圣贤。圣贤需要良知和勇气。我们缺乏的往往不是良知而是勇气。可令我们难以做出果敢决定的常常也是对他人利益的“过多”考虑。据说陈壁君在战后的南京法院上为其夫汪精卫和自己辩护时义正词严，令审判者难堪，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从沦陷区老百姓的利益出发，才成立了绥靖主义的南京政府。法国维希政府也这样为自己辩护。汪精卫政府和维希政府都不无道理，但人们仍然要把他们视为“伪”政府。而象比如耶鲁大学因在越战期间坚持自己独立精神而得不到美国联邦政府的资助，无疑损害了该校许许多多教师和学生的利益。章伯钧以自己的右派言论把他的妻子和孩子带入了困境甚至监狱（其实，这也是强权者强迫某个人服从时常用的绥靖主义语言“考虑考虑对你家庭的后果”。）。再说陶渊明吧，如果他折一下腰，治下的百姓自然得福，家人也不至于跟他回乡（他的妻子、孩子能领会他的回乡之乐吗？）；如果他有学生在县城，又不能随他同行，他亦得抛弃学生。由他的不肯折腰之不智，自然就有了对百姓之不义和对学生之不信，更惶论对家人之不仁。但这样一来，我们就否定了传统知识分子的追求和境界，甚至否定了知识分子本身：因为在考虑到这批人群、那批人群利益的前提下，一切都可以谈判，一切都可以委屈，自尊和洁身自好将不复存在，所以无论传统的还是现代的知识分子也将不复存在。

 

       在今天的“现代化”时代，依然保持着传统知识分子特点，是我个人的悲剧，也是令“匿名”先生哀吾不幸、怒吾不争的原因。“匿名”先生所说的不仁，和常见理解不同。但他揭示了一点，就是传统知识分子仅仅诉求内省的做法，无助于社会制度的演进。在他们用退隐方式获得一己之安宁的同时，却强化了大众对强权之畏惧。我感谢“匿名”先生的提醒。长期的低调生活和读书中的思考使我成为传统知识分子。但无论如何，时代已经变迁，在建立让每个人能够避免人格扭曲、做到自尊自重的社会和文化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的时候，我衷心希望自己是中国最后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并且希望自己能够走上现代知识分子的道路。

 

附：“匿名”先生留言

主题：不智、不幸和不争  (2004-11-4 17:21:31)

一怒之下，断然辞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职务，此举有三罪，吾今试举之：身为现代知识分子，不懂得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只懂忿而辞职，此乃匹夫之怒，是为不智。如“赖”在院长位置上，再以院长身份与学校打维权诉讼，就凭此举的新闻价值，恐怕学校早就履行诺言了也！
    院长一职乃公器，非君一已之个人事务也，当年入选，曾对全院职工许下改革诺言，多少教职员工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事实上你和他们已成命运共同体，如今你一走了之，置同命运的众人于不顾，别人地位与子不同，焉可如此潇洒？此是不义！
    当年信誓旦旦，要把财大建成国内西方经济学重镇，培养一批人材，而今人材未成，莘莘学子望眼欲穿，而师长何在？此是不信！
    仁义礼智信五者，君已五居其三，剩下的仁和礼两条就不上纲上线了，如要罗织，这二顶帽子也不是套不上的，如你放弃与财大当局对簿公堂的机会，使得财大当局失去一次受法制教育的机会，进而使他们失去一次燔然醒悟，公开向你道歉，表现自己闻过则喜，从善如流风范的机会，是谓不仁矣！

 

参见http://www.hujingbei.net/bbs/display.asp，相应页码。

“双周夜话”2002年第3期                                    2002年1月29日

  

公开性是公正性的唯一保证

―― 关于本人的奖励项目实施细则的一点解释

 

       2002年1月1日，我在建立个人主页的同时，设立了一个奖金项目，奖励第一位指出我的一篇文章和马克思《资本论》之间逻辑矛盾的人。项目实施细则规定，某一批评文章是否达到获奖水平，由我自己决定并在网站上公开说明。这里，由我自己决定对我的文章的批评是否达到某一水准，似乎违反了最起码的公正原则。对此，我想说明一下自己当时的考虑。

在我考虑设立奖金项目的时候，公正性是最重要的因素。但如何才能保证公正性呢？我考虑的结果是只有公开性才能保证公正性。我们知道，网络技术为大范围内的公开性提供了物质条件，因此，要说明的问题主要是为什么需要公开性来保证公正性。我的奖励项目虽然面对全世界，但它目前主要对中国大陆的读者有意义。而恰好在目前的中国大陆，没有公开性便没有公正性。这是因为，第一，今天的中国大陆，没有一个社会阶层能够充当“公正“的代表。你可以在美国、德国甚至中国港台地区任意选三、五位学者来仲裁，公众能够假定他们的仲裁是公正的。在过去中国的乡村，私塾先生通常是令人信任的仲裁者。今天的中国大陆当然不乏洁身自好的学者，但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学者们已经腐败。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既不象西方人那样追求“真”，也不再象中国古人那样追求“仁”。在名、利面前，这个阶层的感觉是“穷途末路”，因此不再独善其身。所以，从这个阶层中任意选择三、五位组成一个评奖委员会来仲裁，并不能保证公正性。这实际上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当今那么多奖励项目几乎都不具有公信力的原因，而这些项目的评奖委员会，那一个不是由德高望重的人士组成的呢？第二，我的奖励项目与马克思著作《资本论》有关。在今天中国大陆，“研究”资本论的专家多在温室中成长起来、而且（如果他们自己不痛下努力的话）终生也离不开温室。在那里，他们或习惯于和风细雨的同志式批评，或擅长于义愤填膺的口号型讨伐，与本人追求的学术风气相去甚远。年青一辈的《资本论》研究者中，佼佼者有，但离“德高望重”相距尚远，在整个阶层腐败的情况下，他们无法让公众相信其公正。第三，假如《资本论》有一定之逻辑性，本人的文章也有一定之逻辑性，那么，从众多文章中确定那些指出两者逻辑不相容的文章，技术上不应当十分困难；而上发到我的网页上的时间，又清楚标识了最先指出两者逻辑矛盾的文章。因此，只要把所有参奖文章公开，只要把奖励过程公开，公众就可以判断我的奖励项目是否具有公正性。

当然，即使一切公开，如果作为当事人的仲裁者就是要把奖金发给不应当获奖的人，那么公开性也不能保证公正性。但是，世上还有其他东西能够保证公正性吗？可能没有了。不过，这一切既适用于仲裁者是也适用于他不是当事人的情形。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相信世间还多少有公正性可言，相信每个人的心灵深处还多少有一点真、善、美的感觉，那么，一个人在公开场合便可能更多地表现出自己好的一面，更多地顾及公正性。一件事情越是公开，仲裁者越可能公正，仲裁者舞弊的可能性越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公开性是目前在中国学术界保持公正性的唯一途径，因此我自己的奖励项目自始至终追求最大可能的公开性，以便用公正性答谢所有的读者。

“双周夜话”2002年第17期                                                      2002年8月12日

 

 

我为什么赞成留学生留在外国

 

      

我曾经当过留学生，后来从国外回到国内。虽然我对自己的选择没有后悔过，但在和国外留学的朋友交谈中，我始终赞成他们留在国外工作。我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孔夫子明确说过的“道不行，乘桴桴于海”。道在自己国家行不通，就到海外去。夫子是圣人，都做了这样的准备。后来夫子退而讲学，讲授他系统建立的君子之道。幸亏那时教育和科研自由，至今也没有哪一位学者考证出某个公子王孙干预了夫子的讲学，夫子还能招收到多达3000名的学生(在当时可真是个了不起的数字)，他才没有出国并在那里永久居留下去。

作为中国人，我们都受过夫子的影响。不管我们学习、工作的专业是什么，我们都有夫子开创的儒家所说的向善之心，都有学习和实践君子之道的愿望。于是，作为一位留学生，他在决定回国与否的时候，便需要考虑回国以后，自己向往的君子之道可行与否的问题。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可行，但非常难行。这种难，是不熟悉中国社会生活的人无法想象的。许多人决定回国时，都希望回国认真认真地做一点事情。但到了国内，就发现很难不把自己混同于自己在国外时所蔑视的制度和做事方式；只有少数人能够坚持自己的向往。而在我看来，与其在国内被腐化成为小人，不如留在国外，保持自己的一点君子之心，保证自己免受不得不扭曲自己的那种心理煎熬。

    其实，一个人在哪里生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行为符合规范而又心情舒畅。而这恰恰在现时的中国十分困难。如果你有一份收入尚可的稳定工作，你在德国、美国可能很容易做到行为规范并且心情舒畅。但在中国你很难做到这一点。比如，大学教师算上收入尚可的稳定工作了。你有了这份工作，当然还要努力，但你按照规范办就行了，而这些规范又基本符合你的君子之求，所以你很容易做到心情舒畅。但在中国，例如你的职称与奖金和你发表文章的篇数与字数有关，而且这篇数、字数还不能你自报，还得有关人员去数。按照国际惯例，按照中国官方对外公开的说法，这显然都是不规范的。但中国就是这个制度。你如果为此去多发文章、拉长文章，在你麻木之前，你知道你在扭曲自己；你如果坚持规范，你在看到别人因为那毫无价值的文章而比你先评上职称、比你多拿几倍钱的时候，你的心情又不会舒畅。到机关吧，你发觉你不得不说假话；经商吧，你发现你不得不贿赂官员。你发觉只要屈辱自己，你就能得到制度的好处。现行制度的引诱力是如此之大，凭你的洋学位，只要你愿意顺从它，你就能得到许许多多在国外都得不到的好处。你的生活甚至会比在国外更轻松、更富有。但是，一旦屈辱自己，你就背离了回国的最初想法，放弃了君子之求。和两千多年前孔夫子时代相比，今天君子之道甚至在教学和科研部门都行不通。孔夫子再生，可能也真得“乘桴桴于海”了。留学生的一点君子之求，在现行制度面前是太苍白了。因此，尽管我希望我的朋友们回国来共同改变不规范的现行制度，但我也完全赞成他们为了自己的行为规范和心情舒畅而留在国外。

邹恒甫应当说话

 

IAS被关闭或者被拆分。邹恒甫应当说话，应当公开说话。这是因为，IAS是中国经济学教育十年来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它的影响早已超出武大、超出北京、上海几个大城市，而波及到了全中国。它是中国高校推广和学习现代经济学标志。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它的地位不亚于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一句话，IAS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的公共产品，而不再是邹恒甫本人或武大甚至武大某个学院的私人产品。这是邹恒甫为经济学（而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学或者中国经济学界）做出的最大贡献，是所有其他中国人望尘莫及的。

 

然而，正因为IAS已经成为公共产品，IAS的关闭或拆分（下面简称关闭）也就成了公共问题，而非邹恒甫或者武大的私人问题。邹恒甫和武大有义务向公众做出说明。由于我们不可能指望武大或者武大商学院做什么说明，我们自然期望邹恒甫会向我们说明IAS为什么关闭，说明如果他不同意关闭，他采取或者将要采取什么步骤争取IAS的恢复。

 

这样一种公开说明，在美国是一种义务和必须。它是限制政府或某个机构重大随意性行为、提高政府行为可预期性的保障之一。在中国，这样的公开说明虽然刚刚开始出现。但邹恒甫有长期的美国经历，网络又在控制言论的中国开辟了一个相当自由的公开讨论天地，IAS的关闭更引起了网络讨论的注意，在这种情况下，邹恒甫不出面，是说不过去的。邹恒甫如果不公开出面向大家说明情况，关于IAS关闭的一切就会始终像黑幕一样为人不解，经济学在中国推广的这一章就会以一群疑团结束。这是因为，只有邹恒甫具有向大家说明情况的公信力。武大或者武大商学院的信誉根本无法与之相比。况且，邹恒甫是IAS的主任，IAS关闭，他责无旁贷地应当向大家说明情况。

 

有人说IAS的关闭和目前中国政治气候转阴有关，而邹恒甫可能打算继续在中国做些实事，因此现在避避风头，不说话更好。但我不这样认为。即使政治气候转阴，邹恒甫也会有做实事机会的。十年前他开始创办中心时，政治气候比现在阴得多，他不是在一片怀疑声中办成了吗？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今天阅读回忆1957年反右的作品时常常扼腕长叹，那么，我们一定不要让自己被后人长叹。历史其实就在我们面前展开。今天我们的所为就是明天后人评论的历史。如果邹恒甫不说话，那么，二十年后重新回顾，我相信后人不但为IAS的关闭扼腕，后人还会为邹恒甫的无作为扼腕。而且，二十年后，时过境迁，后人重视的将不是IAS，而是在这个事件中各个人的人格，尤其是好人的人格缺陷。邹恒甫读书极多，他应当认识到自己不该让历史遗憾。

 

当然，邹恒甫完全不必发表激烈的言论。邹恒甫应当以理服人、以情胜人；承认缺点，做出一定让步，以达到IAS恢复的目的。IAS无疑有许多缺点。邹恒甫应当坦然承认这一点。同时，与IAS的成就相比，IAS的缺点无疑不足以证明IAS需要关闭。因此，IAS应当恢复，恢复后的IAS将采取措施，纠正其中最严重最紧迫的缺点，把IAS在原有基础上办得更好。

 

我认为，邹恒甫至少应当向我们大家说明：

1）哪个部门关闭IAS的，关闭的理由是什么。

2）如果他本人也不知道或者没有得到正式说明，他应当告诉大家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关闭。

3）如果他知道关闭的理由，他是否认为那些理由可以公开；是否认为那些理由充足。如果他不认为， 他是否准备把IAS关闭的问题提交到上一级部门（如果是商学院关的，提交到武大；如果武大关的，提交到教育部）审查，希望上一级部门能够撤销下一级部门的关闭决定。

4）如果他不知道关闭理由，他应当向大家表示将向有关部门要求其对关闭IAS的正式说明并要求公开其说明，并同时向上一级部门提出请求报告，请求它立即调查和审查IAS关闭事件。

5）他应当许诺在一周或两周内再向大家说明进一步的情况和他为恢复IAS的工作进展。

 

    以上只是我对邹恒甫的建议。他当然完全应当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做出公开说明。关键是，只有邹恒甫说话了，希望恢复IAS的努力才不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邹恒甫是我极为敬重的人。我衷心地希望邹恒甫做好，尽力恢复IAS，为学子、为中国也为世界的经济学，为正在中国推广经济学的人，也为他自己。

“夜话”2005年第4期                                                                2005年7月12日

网友“落叶无痕”近日在“中国经济学教学科研网上”对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翻译质量和我本人指名道姓地提出了批评：

“上财翻译的两本LJ！！！”

“我们这个学期要学习高宏和高微，老师推荐我们直接购买英文的影印本，据说说的夸张点，中文的翻译比用“金山快译”译出来的还差。无奈兄弟们E文不好，还是弄来中文版对照。结果差点被气的吐血。

“翻译的真的实在是让人无语。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拜读拜读。

“高级宏观经济学第二版 戴维·罗默著

“高级微观经济理论 杰弗瑞 ·A. 杰里 菲利普·J.瑞尼 著 

“胡景北先生给高宏中文版做序。看的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苦差，特别是在学术浮躁甚嚣尘上的今天，从事翻译这项冷寂的事业，需要非凡的毅力与耐心。我的同事王**能出色的翻译出《高级宏观经济学》，其中的甘苦只有内中人才能体味，其为学为人的坚毅与执着实属难能可贵，这也正是我乐意为她的译著做序的原由’”

翻译质量问题完全应当批评。译者的自律、出版社的自律，以及公开的舆论批评，甚至监管，都值得我们考虑。在这里，指名道姓的直接和公开批评是最重要的。它是译者和出版社自律的最重要保证，也是监管者自律的最重要保证。因此，我对“落叶无痕”的公开批评表示支持。

  “落叶无痕”同时批评我为王老师翻译的《高级宏观经济学》所写序言中，对该书翻译质量不负责任的褒奖之词。我完全理解“落叶无痕”的感觉，我只要在书架上看到这本书，自己也会汗颜。考虑到这里涉及的是中国学术制度和民情民俗的基本问题，而非仅仅王老师个人的不当，我决定澄清一下。王老师是上海财经大学三、四位最先从事高级经济学教学的老师之一。她自学和教学非常辛苦。我愿意支持她。因此，她请我作序时，我很快答应并写完发给她。我了解这本书的英文版，但我没有读过出版前的译稿，所以我的序言对译稿质量没有做任何评论。《高级宏观经济学》翻译出版后，我看到我的序言被加上了正面评价译稿质量的文字，立即向王老师提出质疑，王老师当即向我表示道歉。今天，我在这里向“落叶无痕”和其他读者道歉。我没有事先要求阅读译稿，没有事先向王老师特别强调我未读译稿从而无法对译稿质量表态，这是我的疏忽。如果不是“落叶无痕”“指名道姓的直接和公开批评”逼使我公开表态的话，我可能仍然不会澄清这件事。为此，我向“落叶无痕”表示感谢，并且特别感谢网络提供了一方自由天地，让“指名道姓的直接和公开批评”有了可能。

不过，我澄清这件事，决不是对王老师个人提出指责：王老师也是目前制度的受害者。我想提醒的是国内不尊重学者个人的风气。就我自己的经历来说，除了这次序言改动外，至少还有三件值得一提的事情：

1．1998年《经济研究》杂志对我的文章“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一种可能机制”的改动。它至少造成了该文文献引用的不规范，而这是我经常要求学生避免的。

2．2002年上海财经大学用我的名字和文章申请上海市邓小平理论宣传和研究奖（并且竟然得奖）

3．2005年同济大学用我的名字申请博士点。

所有这些都是在我完全不知晓的情形下发生的。考虑到现代通讯技术的发达，我不能不表示遗憾。可更奇怪的是，很少有人发现这里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很少有当事者觉得自己有什么需要检讨的地方！！这就使我不能不思考中国学术制度和中国民情民俗的基本问题。

谈论中国学术制度和民情民俗问题不是这篇短文的任务。在这里我仅仅想就学者的个人名誉问题说几句话，并且顺便向我过去工作的上海财经大学、现在工作的同济大学同仁们进一步说明我为什么表示遗憾。大家知道，学者之所以必须自律，公众之所以认为学者能够自律，就是因为学者留下的文字是可以对证的，学者留下的文字和其行为是可以对照的。学者是有知识的人。每一个普通公民可以像孔夫子说的那样，期望学者“行有余，而后学”，即不但有知识，而且首先有良心有道德。可仅仅有知识（这是学者之所以能被称为学者的原因）这一点，就剥夺了学者以“不懂”、“不知道”来为自己良心辩护的权利。一位不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朋友对我说德国应当禁止读《资本论》的时候，我知道他缺乏了解。若一位学者说这样的话，我只能认为他撒谎，因为我不能说他无知，也不能说他不懂不知处慎言的道理。所以，学者写错的文字、做错的事情，是不能够用任何社会的、强权压迫的、功利的、世俗的理由来辩护的：他们对自己的错误必须负有个人良心和名誉的责任；白纸黑字，又使得学者无法像政治家、企业家、其他公民那样用事实不清为自己辩护。正因为如此，学者的名誉是透明的。

学者名誉的另一个特点是个人主义。学者的观点是他们个人的，学者的文章著作是个人署名的，民众和历史记得的是他们个人的名字。尽管他们的成就或失败有许多人的功劳与责任，但他们的成就或失败首先仅仅是他们个人自己的成就或失败。集体创造、集体堕落或者说集体责任，不适用于学者。巴金1949年以前的成功是他的个人成功，任何其他人对他成功的贡献都是次要的；同样，巴金1949年以后的失败也是他的个人失败，无论毛的专制还是周的引导都远远不能抵消他的个人责任。这就是学者的个人性。学者是以个人人格和知识立身于世的。学者是以个人身份参与历史的。在中国历史上，孔子、李白、曹雪芹、马寅初，在国外，卢梭、牛顿、爱因斯坦、凯恩斯都是以个人身份创造历史的，他们和某个单位、某个政府、某个国家本质上是无关的。孔子多次出国甚至要出海，卢梭曾是法国政府追捕的要犯，可今天中国和法国分别把孔子、卢梭列入本国和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中。所以，学者的个人名誉独立于任何其他集体名誉和他人名誉，独立于例如家庭名誉、单位名誉、政府名誉、民族名誉、国家名誉、主义名誉甚至人类名誉（尤其在强权者把自己利益与这些名誉混同的危险仍然存在的时代里）。

学者名誉的透明性和个人主义特征，在促使学者自律的同时，也要求社会其他人尊重学者的名誉（学者自然也应当尊重他人的名誉）。一个个人、一个单位、一个政府的利益无论多么正当，都不应当以自己的利益来要求学者，不应当要求学者扭曲自己来服从其他个人的、单位的、政府的利益。由于知识的有限性和观察角度的局限性，学者会犯判断错误。但这样的错误却是社会应当公开批评但必须容忍的。为什么社会应当容忍学者的判断错误，应当给学者发表错误判断的机会？这里的理由就是学者在单位、政府利益前的个人独立思考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个人责任，比起他们判断的正、误本身重要得多。用他们的判断错误来否定他们的独立思考，社会就容易失衡，文化就容易窒息，单位、政府、国家的错误就容易发展到极端。这样的教训，对我们中华民族是太深刻了。

从历史上看，学者的判断错误尽管经常发生，但对学者声誉没有严重的影响。相反，学者声誉的毁灭或者严重损害，几乎全是因为他们个人良知的错误。学者有知识。就像巴金，1949后的他不可能突然丧失文学史的知识。“落叶无痕”之所以因为我对罗默《高级宏观经济学》的上海财大翻译本的褒奖而起鸡皮疙瘩，根源在于他不相信我缺少翻译知识。因此，如果一个学者的判断错误使他人有理由认为不是其知识的问题（更不用说学者还自诩为有知识的人），学者就会受到公正性或非功利性怀疑，学者的名誉才真正会受到损害。毫无疑问，学者的名誉首先建立在学者的自律上。但同时，社会对学者名誉的尊重，社会不从其他方面“无意识”地损害学者的名誉，包括不用制度方式（例如每位教授每年应当发表多少文字或者获得多少科研经费的要求）或非制度方式“无意识”损害学者声誉，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强烈地希望社会（包括个人、单位、政府）尊重学者的文字，尤其是出版社、杂志、报刊尊重学者的文字，因为这是学者的根本所在；我也强烈希望社会尊重学者的个人行为尤其是他们与学术相关的个人行为，尊重他们姓名的使用权，杜绝在他们不知晓的情况下使用他们姓名的做法。

“夜话”2005年第4期，2005年7月12日

注：“落叶无痕”的帖子出处：http://bbs.cenet.org.cn/dispbbs.asp?boardid=92504&ID=73199&replyID=73199

注：2025年12月26日发布到微信公众号“学者胡景北”上时略有字句修改并隐去了人名。

夏威夷是茫茫太平洋当中的一群岛屿。今年寒假，我来到夏威夷群岛中的瓦胡岛（O’ahu）。瓦胡岛四周环海。游人最多的地方是岛南部火奴鲁鲁市南侧的海滩。但观海最好的地方，应当是岛北部海滩。火奴鲁鲁海滩，秀丽、雅致，赏心悦目。尤其背对着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你不得不感到回归大自然的享受。可北部海滩就是大自然本身，人烟罕见、交通稀少，只是在山和洋之间，鬼使神差地横插了一条陆地走廊，大约三百米宽，而海滩仅有五、六米宽。山是野石山，不高却峭直，灌木的绿色刚刚遮盖住苍劲的岩石。滩是天然滩，不宽但绵长，暗绿的礁石不时穿出金色的沙层。除了“不准游泳”的警告牌与间或出现的长凳外，这里看不到人工的痕迹。沙层和礁石共生的海岸，既不适于游泳亦不宜于散步，因此也没有游客。往往几个小时，漫长的海滩上只有我一个人，带着凯瑟琳·赫本（Katharine Hepburn）的自传《Me》（我）。

也许受到旷无人烟的感染，大海显得非常宁静。我是农历大年初一和初二在海滩的。年轻时在江苏省乡下种田，知道初三潮、十八汛。特别是农历八月初三前后，海潮上扬，抬高长江水，逼得村前河水倒流，让我第一次体会到海的力量。夏威夷与江苏省有别，或者正月和八月不同？面前的大海，表面上宁静，潮水带着哗哗声，一波一波地涨退着，不慌不张、不急不忙。坐在它的前面，我努力使自己宁静，脉搏不紧不慢地跳动着，一滴一嗒，一张一弛，在这辽阔的一人世界里。

海浪来得缓慢。大约距海滩四百米远，平静的海面突然折起一星点皱纹。后面的海水推着这皱纹长大。过了好像五十米，皱纹成了凸折，也许有十米宽，五十厘米高，深蓝色，看上去像海面上一支中间粗、两侧薄的长月牙形水晶棒。凸折继续向前，并且越来越高，两侧凸起的更快。到了距海岸200米左右的时候，凸折俨然已成海浪，可能有二米多高，十五到二十米宽，酷像一堵水墙，又像一条正面修剪齐整的深蓝色灌木丛，被一股神秘力量推向海岸，模样是那样厚实、步伐是那样坚定。这时候，后面的海水也许性子太急，不断跃过高高的墙顶。海水一涌上墙顶，瞬间铺开一层白色的水帘，再散成白色的水花，好像灌木丛上盛开的白花，给海浪注入了活泼的生气。水帘往往很大，一时能罩满水墙。有时候，一些更性急的海水等不及从顶上翻过来，便飞快地窜入海下，从海浪前方涌出来，形成在水墙前的舞蹈，就像灌木丛前低低的野草随风摇曳。下方窜出的海水常常跳跃很高，宛如欢快的白色水花，和从顶部落下的水花交相辉映。水花不但给海浪带来明快的色彩，而且给海浪带来奔跑的声音。这时候，海浪开始呼叫了，哗哗的声音渐渐地从低到高，从细小到深沉、从模糊到清晰，越来越强。海浪也变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宽。突然，相邻的两条海浪搀起手来，形成很长很长的条浪；更多的时候，左右、前后相邻海浪互相推动，你追我赶，出现一片一片向前的波浪群。哗哗的浪声也从独唱发展成合唱和大合唱，歌声开始表现出广袤大海的气势。看着高唱着进行曲坚定向前的水墙，你也许会紧张，你也许下意识地做出大水扑身的准备，但到离海滩七、八十米前后，高高的海浪突然像手持盾牌的士兵方阵听到卧倒令，迅速低了下来。一米高、八十厘米、五十厘米、二十厘米，海浪边卧倒边向海滩奔来，响声变得清脆起来，色彩也从暗蓝快速换成淡绿，气势更从磅礴转为温柔，好像远看显赫的伟人，近前却是谦和的君子。海浪终于奔上了沙滩和礁石，淡绿的海水有节奏地拍打着我的脚和腿，跳跃的水花顽皮地扣击着我的身躯。一波过去了，大约三、五分钟，新的一波又来了，像永恒的宇宙，又像细心的恋人，不断抚慰着我，在这辽阔的一人世界里，体会着凯瑟琳·赫本饱含泪水的坚强。

“夜话”2006年第3期，2006年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