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性是公正性的唯一保证——关于本人的奖励项目实施细则的一点解释

“双周夜话”2002年第3期                                    2002年1月29日

  

公开性是公正性的唯一保证

―― 关于本人的奖励项目实施细则的一点解释

 

       2002年1月1日,我在建立个人主页的同时,设立了一个奖金项目,奖励第一位指出我的一篇文章和马克思《资本论》之间逻辑矛盾的人。项目实施细则规定,某一批评文章是否达到获奖水平,由我自己决定并在网站上公开说明。这里,由我自己决定对我的文章的批评是否达到某一水准,似乎违反了最起码的公正原则。对此,我想说明一下自己当时的考虑。

在我考虑设立奖金项目的时候,公正性是最重要的因素。但如何才能保证公正性呢?我考虑的结果是只有公开性才能保证公正性。我们知道,网络技术为大范围内的公开性提供了物质条件,因此,要说明的问题主要是为什么需要公开性来保证公正性。我的奖励项目虽然面对全世界,但它目前主要对中国大陆的读者有意义。而恰好在目前的中国大陆,没有公开性便没有公正性。这是因为,第一,今天的中国大陆,没有一个社会阶层能够充当“公正“的代表。你可以在美国、德国甚至中国港台地区任意选三、五位学者来仲裁,公众能够假定他们的仲裁是公正的。在过去中国的乡村,私塾先生通常是令人信任的仲裁者。今天的中国大陆当然不乏洁身自好的学者,但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学者们已经腐败。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既不象西方人那样追求“真”,也不再象中国古人那样追求“仁”。在名、利面前,这个阶层的感觉是“穷途末路”,因此不再独善其身。所以,从这个阶层中任意选择三、五位组成一个评奖委员会来仲裁,并不能保证公正性。这实际上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当今那么多奖励项目几乎都不具有公信力的原因,而这些项目的评奖委员会,那一个不是由德高望重的人士组成的呢?第二,我的奖励项目与马克思著作《资本论》有关。在今天中国大陆,“研究”资本论的专家多在温室中成长起来、而且(如果他们自己不痛下努力的话)终生也离不开温室。在那里,他们或习惯于和风细雨的同志式批评,或擅长于义愤填膺的口号型讨伐,与本人追求的学术风气相去甚远。年青一辈的《资本论》研究者中,佼佼者有,但离“德高望重”相距尚远,在整个阶层腐败的情况下,他们无法让公众相信其公正。第三,假如《资本论》有一定之逻辑性,本人的文章也有一定之逻辑性,那么,从众多文章中确定那些指出两者逻辑不相容的文章,技术上不应当十分困难;而上发到我的网页上的时间,又清楚标识了最先指出两者逻辑矛盾的文章。因此,只要把所有参奖文章公开,只要把奖励过程公开,公众就可以判断我的奖励项目是否具有公正性。

当然,即使一切公开,如果作为当事人的仲裁者就是要把奖金发给不应当获奖的人,那么公开性也不能保证公正性。但是,世上还有其他东西能够保证公正性吗?可能没有了。不过,这一切既适用于仲裁者是也适用于他不是当事人的情形。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相信世间还多少有公正性可言,相信每个人的心灵深处还多少有一点真、善、美的感觉,那么,一个人在公开场合便可能更多地表现出自己好的一面,更多地顾及公正性。一件事情越是公开,仲裁者越可能公正,仲裁者舞弊的可能性越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公开性是目前在中国学术界保持公正性的唯一途径,因此我自己的奖励项目自始至终追求最大可能的公开性,以便用公正性答谢所有的读者。

我为什么赞成留学生留在外国

“双周夜话”2002年第17期                                                      2002年8月12日

 

 

我为什么赞成留学生留在外国

 

      

我曾经当过留学生,后来从国外回到国内。虽然我对自己的选择没有后悔过,但在和国外留学的朋友交谈中,我始终赞成他们留在国外工作。我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孔夫子明确说过的“道不行,乘桴桴于海”。道在自己国家行不通,就到海外去。夫子是圣人,都做了这样的准备。后来夫子退而讲学,讲授他系统建立的君子之道。幸亏那时教育和科研自由,至今也没有哪一位学者考证出某个公子王孙干预了夫子的讲学,夫子还能招收到多达3000名的学生(在当时可真是个了不起的数字),他才没有出国并在那里永久居留下去。

作为中国人,我们都受过夫子的影响。不管我们学习、工作的专业是什么,我们都有夫子开创的儒家所说的向善之心,都有学习和实践君子之道的愿望。于是,作为一位留学生,他在决定回国与否的时候,便需要考虑回国以后,自己向往的君子之道可行与否的问题。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可行,但非常难行。这种难,是不熟悉中国社会生活的人无法想象的。许多人决定回国时,都希望回国认真认真地做一点事情。但到了国内,就发现很难不把自己混同于自己在国外时所蔑视的制度和做事方式;只有少数人能够坚持自己的向往。而在我看来,与其在国内被腐化成为小人,不如留在国外,保持自己的一点君子之心,保证自己免受不得不扭曲自己的那种心理煎熬。

    其实,一个人在哪里生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行为符合规范而又心情舒畅。而这恰恰在现时的中国十分困难。如果你有一份收入尚可的稳定工作,你在德国、美国可能很容易做到行为规范并且心情舒畅。但在中国你很难做到这一点。比如,大学教师算上收入尚可的稳定工作了。你有了这份工作,当然还要努力,但你按照规范办就行了,而这些规范又基本符合你的君子之求,所以你很容易做到心情舒畅。但在中国,例如你的职称与奖金和你发表文章的篇数与字数有关,而且这篇数、字数还不能你自报,还得有关人员去数。按照国际惯例,按照中国官方对外公开的说法,这显然都是不规范的。但中国就是这个制度。你如果为此去多发文章、拉长文章,在你麻木之前,你知道你在扭曲自己;你如果坚持规范,你在看到别人因为那毫无价值的文章而比你先评上职称、比你多拿几倍钱的时候,你的心情又不会舒畅。到机关吧,你发觉你不得不说假话;经商吧,你发现你不得不贿赂官员。你发觉只要屈辱自己,你就能得到制度的好处。现行制度的引诱力是如此之大,凭你的洋学位,只要你愿意顺从它,你就能得到许许多多在国外都得不到的好处。你的生活甚至会比在国外更轻松、更富有。但是,一旦屈辱自己,你就背离了回国的最初想法,放弃了君子之求。和两千多年前孔夫子时代相比,今天君子之道甚至在教学和科研部门都行不通。孔夫子再生,可能也真得“乘桴桴于海”了。留学生的一点君子之求,在现行制度面前是太苍白了。因此,尽管我希望我的朋友们回国来共同改变不规范的现行制度,但我也完全赞成他们为了自己的行为规范和心情舒畅而留在国外。

邹恒甫应当说话

邹恒甫应当说话

 

IAS被关闭或者被拆分。邹恒甫应当说话,应当公开说话。这是因为,IAS是中国经济学教育十年来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它的影响早已超出武大、超出北京、上海几个大城市,而波及到了全中国。它是中国高校推广和学习现代经济学标志。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它的地位不亚于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一句话,IAS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的公共产品,而不再是邹恒甫本人或武大甚至武大某个学院的私人产品。这是邹恒甫为经济学(而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学或者中国经济学界)做出的最大贡献,是所有其他中国人望尘莫及的。

 

然而,正因为IAS已经成为公共产品,IAS的关闭或拆分(下面简称关闭)也就成了公共问题,而非邹恒甫或者武大的私人问题。邹恒甫和武大有义务向公众做出说明。由于我们不可能指望武大或者武大商学院做什么说明,我们自然期望邹恒甫会向我们说明IAS为什么关闭,说明如果他不同意关闭,他采取或者将要采取什么步骤争取IAS的恢复。

 

这样一种公开说明,在美国是一种义务和必须。它是限制政府或某个机构重大随意性行为、提高政府行为可预期性的保障之一。在中国,这样的公开说明虽然刚刚开始出现。但邹恒甫有长期的美国经历,网络又在控制言论的中国开辟了一个相当自由的公开讨论天地,IAS的关闭更引起了网络讨论的注意,在这种情况下,邹恒甫不出面,是说不过去的。邹恒甫如果不公开出面向大家说明情况,关于IAS关闭的一切就会始终像黑幕一样为人不解,经济学在中国推广的这一章就会以一群疑团结束。这是因为,只有邹恒甫具有向大家说明情况的公信力。武大或者武大商学院的信誉根本无法与之相比。况且,邹恒甫是IAS的主任,IAS关闭,他责无旁贷地应当向大家说明情况。

 

有人说IAS的关闭和目前中国政治气候转阴有关,而邹恒甫可能打算继续在中国做些实事,因此现在避避风头,不说话更好。但我不这样认为。即使政治气候转阴,邹恒甫也会有做实事机会的。十年前他开始创办中心时,政治气候比现在阴得多,他不是在一片怀疑声中办成了吗?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今天阅读回忆1957年反右的作品时常常扼腕长叹,那么,我们一定不要让自己被后人长叹。历史其实就在我们面前展开。今天我们的所为就是明天后人评论的历史。如果邹恒甫不说话,那么,二十年后重新回顾,我相信后人不但为IAS的关闭扼腕,后人还会为邹恒甫的无作为扼腕。而且,二十年后,时过境迁,后人重视的将不是IAS,而是在这个事件中各个人的人格,尤其是好人的人格缺陷。邹恒甫读书极多,他应当认识到自己不该让历史遗憾。

 

当然,邹恒甫完全不必发表激烈的言论。邹恒甫应当以理服人、以情胜人;承认缺点,做出一定让步,以达到IAS恢复的目的。IAS无疑有许多缺点。邹恒甫应当坦然承认这一点。同时,与IAS的成就相比,IAS的缺点无疑不足以证明IAS需要关闭。因此,IAS应当恢复,恢复后的IAS将采取措施,纠正其中最严重最紧迫的缺点,把IAS在原有基础上办得更好。

 

我认为,邹恒甫至少应当向我们大家说明:

1)哪个部门关闭IAS的,关闭的理由是什么。

2)如果他本人也不知道或者没有得到正式说明,他应当告诉大家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关闭。

3)如果他知道关闭的理由,他是否认为那些理由可以公开;是否认为那些理由充足。如果他不认为, 他是否准备把IAS关闭的问题提交到上一级部门(如果是商学院关的,提交到武大;如果武大关的,提交到教育部)审查,希望上一级部门能够撤销下一级部门的关闭决定。

4)如果他不知道关闭理由,他应当向大家表示将向有关部门要求其对关闭IAS的正式说明并要求公开其说明,并同时向上一级部门提出请求报告,请求它立即调查和审查IAS关闭事件。

5)他应当许诺在一周或两周内再向大家说明进一步的情况和他为恢复IAS的工作进展。

 

    以上只是我对邹恒甫的建议。他当然完全应当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做出公开说明。关键是,只有邹恒甫说话了,希望恢复IAS的努力才不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邹恒甫是我极为敬重的人。我衷心地希望邹恒甫做好,尽力恢复IAS,为学子、为中国也为世界的经济学,为正在中国推广经济学的人,也为他自己。

请尊重学者

“夜话”2005年第4期                                                                2005年7月12日

网友“落叶无痕”近日在“中国经济学教学科研网上”对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翻译质量和我本人指名道姓地提出了批评:

“上财翻译的两本LJ!!!”

“我们这个学期要学习高宏和高微,老师推荐我们直接购买英文的影印本,据说说的夸张点,中文的翻译比用“金山快译”译出来的还差。无奈兄弟们E文不好,还是弄来中文版对照。结果差点被气的吐血。

“翻译的真的实在是让人无语。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拜读拜读。

“高级宏观经济学第二版 戴维·罗默著

“高级微观经济理论 杰弗瑞 ·A. 杰里 菲利普·J.瑞尼 著 

“胡景北先生给高宏中文版做序。看的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苦差,特别是在学术浮躁甚嚣尘上的今天,从事翻译这项冷寂的事业,需要非凡的毅力与耐心。我的同事王**能出色的翻译出《高级宏观经济学》,其中的甘苦只有内中人才能体味,其为学为人的坚毅与执着实属难能可贵,这也正是我乐意为她的译著做序的原由’”

翻译质量问题完全应当批评。译者的自律、出版社的自律,以及公开的舆论批评,甚至监管,都值得我们考虑。在这里,指名道姓的直接和公开批评是最重要的。它是译者和出版社自律的最重要保证,也是监管者自律的最重要保证。因此,我对“落叶无痕”的公开批评表示支持。

  “落叶无痕”同时批评我为王老师翻译的《高级宏观经济学》所写序言中,对该书翻译质量不负责任的褒奖之词。我完全理解“落叶无痕”的感觉,我只要在书架上看到这本书,自己也会汗颜。考虑到这里涉及的是中国学术制度和民情民俗的基本问题,而非仅仅王老师个人的不当,我决定澄清一下。王老师是上海财经大学三、四位最先从事高级经济学教学的老师之一。她自学和教学非常辛苦。我愿意支持她。因此,她请我作序时,我很快答应并写完发给她。我了解这本书的英文版,但我没有读过出版前的译稿,所以我的序言对译稿质量没有做任何评论。《高级宏观经济学》翻译出版后,我看到我的序言被加上了正面评价译稿质量的文字,立即向王老师提出质疑,王老师当即向我表示道歉。今天,我在这里向“落叶无痕”和其他读者道歉。我没有事先要求阅读译稿,没有事先向王老师特别强调我未读译稿从而无法对译稿质量表态,这是我的疏忽。如果不是“落叶无痕”“指名道姓的直接和公开批评”逼使我公开表态的话,我可能仍然不会澄清这件事。为此,我向“落叶无痕”表示感谢,并且特别感谢网络提供了一方自由天地,让“指名道姓的直接和公开批评”有了可能。

不过,我澄清这件事,决不是对王老师个人提出指责:王老师也是目前制度的受害者。我想提醒的是国内不尊重学者个人的风气。就我自己的经历来说,除了这次序言改动外,至少还有三件值得一提的事情:

1.1998年《经济研究》杂志对我的文章“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一种可能机制”的改动。它至少造成了该文文献引用的不规范,而这是我经常要求学生避免的。

2.2002年上海财经大学用我的名字和文章申请上海市邓小平理论宣传和研究奖(并且竟然得奖)

3.2005年同济大学用我的名字申请博士点。

所有这些都是在我完全不知晓的情形下发生的。考虑到现代通讯技术的发达,我不能不表示遗憾。可更奇怪的是,很少有人发现这里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很少有当事者觉得自己有什么需要检讨的地方!!这就使我不能不思考中国学术制度和中国民情民俗的基本问题。

谈论中国学术制度和民情民俗问题不是这篇短文的任务。在这里我仅仅想就学者的个人名誉问题说几句话,并且顺便向我过去工作的上海财经大学、现在工作的同济大学同仁们进一步说明我为什么表示遗憾。大家知道,学者之所以必须自律,公众之所以认为学者能够自律,就是因为学者留下的文字是可以对证的,学者留下的文字和其行为是可以对照的。学者是有知识的人。每一个普通公民可以像孔夫子说的那样,期望学者“行有余,而后学”,即不但有知识,而且首先有良心有道德。可仅仅有知识(这是学者之所以能被称为学者的原因)这一点,就剥夺了学者以“不懂”、“不知道”来为自己良心辩护的权利。一位不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朋友对我说德国应当禁止读《资本论》的时候,我知道他缺乏了解。若一位学者说这样的话,我只能认为他撒谎,因为我不能说他无知,也不能说他不懂不知处慎言的道理。所以,学者写错的文字、做错的事情,是不能够用任何社会的、强权压迫的、功利的、世俗的理由来辩护的:他们对自己的错误必须负有个人良心和名誉的责任;白纸黑字,又使得学者无法像政治家、企业家、其他公民那样用事实不清为自己辩护。正因为如此,学者的名誉是透明的。

学者名誉的另一个特点是个人主义。学者的观点是他们个人的,学者的文章著作是个人署名的,民众和历史记得的是他们个人的名字。尽管他们的成就或失败有许多人的功劳与责任,但他们的成就或失败首先仅仅是他们个人自己的成就或失败。集体创造、集体堕落或者说集体责任,不适用于学者。巴金1949年以前的成功是他的个人成功,任何其他人对他成功的贡献都是次要的;同样,巴金1949年以后的失败也是他的个人失败,无论毛的专制还是周的引导都远远不能抵消他的个人责任。这就是学者的个人性。学者是以个人人格和知识立身于世的。学者是以个人身份参与历史的。在中国历史上,孔子、李白、曹雪芹、马寅初,在国外,卢梭、牛顿、爱因斯坦、凯恩斯都是以个人身份创造历史的,他们和某个单位、某个政府、某个国家本质上是无关的。孔子多次出国甚至要出海,卢梭曾是法国政府追捕的要犯,可今天中国和法国分别把孔子、卢梭列入本国和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中。所以,学者的个人名誉独立于任何其他集体名誉和他人名誉,独立于例如家庭名誉、单位名誉、政府名誉、民族名誉、国家名誉、主义名誉甚至人类名誉(尤其在强权者把自己利益与这些名誉混同的危险仍然存在的时代里)。

学者名誉的透明性和个人主义特征,在促使学者自律的同时,也要求社会其他人尊重学者的名誉(学者自然也应当尊重他人的名誉)。一个个人、一个单位、一个政府的利益无论多么正当,都不应当以自己的利益来要求学者,不应当要求学者扭曲自己来服从其他个人的、单位的、政府的利益。由于知识的有限性和观察角度的局限性,学者会犯判断错误。但这样的错误却是社会应当公开批评但必须容忍的。为什么社会应当容忍学者的判断错误,应当给学者发表错误判断的机会?这里的理由就是学者在单位、政府利益前的个人独立思考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个人责任,比起他们判断的正、误本身重要得多。用他们的判断错误来否定他们的独立思考,社会就容易失衡,文化就容易窒息,单位、政府、国家的错误就容易发展到极端。这样的教训,对我们中华民族是太深刻了。

从历史上看,学者的判断错误尽管经常发生,但对学者声誉没有严重的影响。相反,学者声誉的毁灭或者严重损害,几乎全是因为他们个人良知的错误。学者有知识。就像巴金,1949后的他不可能突然丧失文学史的知识。“落叶无痕”之所以因为我对罗默《高级宏观经济学》的上海财大翻译本的褒奖而起鸡皮疙瘩,根源在于他不相信我缺少翻译知识。因此,如果一个学者的判断错误使他人有理由认为不是其知识的问题(更不用说学者还自诩为有知识的人),学者就会受到公正性或非功利性怀疑,学者的名誉才真正会受到损害。毫无疑问,学者的名誉首先建立在学者的自律上。但同时,社会对学者名誉的尊重,社会不从其他方面“无意识”地损害学者的名誉,包括不用制度方式(例如每位教授每年应当发表多少文字或者获得多少科研经费的要求)或非制度方式“无意识”损害学者声誉,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强烈地希望社会(包括个人、单位、政府)尊重学者的文字,尤其是出版社、杂志、报刊尊重学者的文字,因为这是学者的根本所在;我也强烈希望社会尊重学者的个人行为尤其是他们与学术相关的个人行为,尊重他们姓名的使用权,杜绝在他们不知晓的情况下使用他们姓名的做法。

“夜话”2005年第4期,2005年7月12日

注:“落叶无痕”的帖子出处:http://bbs.cenet.org.cn/dispbbs.asp?boardid=92504&ID=73199&replyID=73199

注:2025年12月26日发布到微信公众号“学者胡景北”上时略有字句修改并隐去了人名。

夏威夷观浪

夏威夷是茫茫太平洋当中的一群岛屿。今年寒假,我来到夏威夷群岛中的瓦胡岛(O’ahu)。瓦胡岛四周环海。游人最多的地方是岛南部火奴鲁鲁市南侧的海滩。但观海最好的地方,应当是岛北部海滩。火奴鲁鲁海滩,秀丽、雅致,赏心悦目。尤其背对着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你不得不感到回归大自然的享受。可北部海滩就是大自然本身,人烟罕见、交通稀少,只是在山和洋之间,鬼使神差地横插了一条陆地走廊,大约三百米宽,而海滩仅有五、六米宽。山是野石山,不高却峭直,灌木的绿色刚刚遮盖住苍劲的岩石。滩是天然滩,不宽但绵长,暗绿的礁石不时穿出金色的沙层。除了“不准游泳”的警告牌与间或出现的长凳外,这里看不到人工的痕迹。沙层和礁石共生的海岸,既不适于游泳亦不宜于散步,因此也没有游客。往往几个小时,漫长的海滩上只有我一个人,带着凯瑟琳·赫本(Katharine Hepburn)的自传《Me》(我)。

也许受到旷无人烟的感染,大海显得非常宁静。我是农历大年初一和初二在海滩的。年轻时在江苏省乡下种田,知道初三潮、十八汛。特别是农历八月初三前后,海潮上扬,抬高长江水,逼得村前河水倒流,让我第一次体会到海的力量。夏威夷与江苏省有别,或者正月和八月不同?面前的大海,表面上宁静,潮水带着哗哗声,一波一波地涨退着,不慌不张、不急不忙。坐在它的前面,我努力使自己宁静,脉搏不紧不慢地跳动着,一滴一嗒,一张一弛,在这辽阔的一人世界里。

海浪来得缓慢。大约距海滩四百米远,平静的海面突然折起一星点皱纹。后面的海水推着这皱纹长大。过了好像五十米,皱纹成了凸折,也许有十米宽,五十厘米高,深蓝色,看上去像海面上一支中间粗、两侧薄的长月牙形水晶棒。凸折继续向前,并且越来越高,两侧凸起的更快。到了距海岸200米左右的时候,凸折俨然已成海浪,可能有二米多高,十五到二十米宽,酷像一堵水墙,又像一条正面修剪齐整的深蓝色灌木丛,被一股神秘力量推向海岸,模样是那样厚实、步伐是那样坚定。这时候,后面的海水也许性子太急,不断跃过高高的墙顶。海水一涌上墙顶,瞬间铺开一层白色的水帘,再散成白色的水花,好像灌木丛上盛开的白花,给海浪注入了活泼的生气。水帘往往很大,一时能罩满水墙。有时候,一些更性急的海水等不及从顶上翻过来,便飞快地窜入海下,从海浪前方涌出来,形成在水墙前的舞蹈,就像灌木丛前低低的野草随风摇曳。下方窜出的海水常常跳跃很高,宛如欢快的白色水花,和从顶部落下的水花交相辉映。水花不但给海浪带来明快的色彩,而且给海浪带来奔跑的声音。这时候,海浪开始呼叫了,哗哗的声音渐渐地从低到高,从细小到深沉、从模糊到清晰,越来越强。海浪也变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宽。突然,相邻的两条海浪搀起手来,形成很长很长的条浪;更多的时候,左右、前后相邻海浪互相推动,你追我赶,出现一片一片向前的波浪群。哗哗的浪声也从独唱发展成合唱和大合唱,歌声开始表现出广袤大海的气势。看着高唱着进行曲坚定向前的水墙,你也许会紧张,你也许下意识地做出大水扑身的准备,但到离海滩七、八十米前后,高高的海浪突然像手持盾牌的士兵方阵听到卧倒令,迅速低了下来。一米高、八十厘米、五十厘米、二十厘米,海浪边卧倒边向海滩奔来,响声变得清脆起来,色彩也从暗蓝快速换成淡绿,气势更从磅礴转为温柔,好像远看显赫的伟人,近前却是谦和的君子。海浪终于奔上了沙滩和礁石,淡绿的海水有节奏地拍打着我的脚和腿,跳跃的水花顽皮地扣击着我的身躯。一波过去了,大约三、五分钟,新的一波又来了,像永恒的宇宙,又像细心的恋人,不断抚慰着我,在这辽阔的一人世界里,体会着凯瑟琳·赫本饱含泪水的坚强。

“夜话”2006年第3期,2006年2月3日

文献引用规范谈

 “双周夜话”  2004年第10期                                      2004年5月26日

 

文献引用规范谈

 

       从我开始评阅论文起,我便采取了先看文献、后看内容的方式。若干年前我被分发到两篇参加上海市优秀论文评选的文章。这当然都是各高校已经精选出来的论文。但我一翻文末,没有列出参考文献,立即便否定了。自然,从此以后,我再没有被分发到这类潜在的优秀论文来评审。记得三、四年前,评阅一份西方经济学博士论文初稿,一看列举的参考文献全是中文文献,于是立即退回,并附上增添至少10份外文文献的要求。过了几天,论文初稿又送来了。果然后面的参考文献页重新贴过,加上了似乎不止10份外文文献。但仍然被我立即退回,理由是只有在正文中引用过的文献才能够列在书末的参考文献内,请作者把所列的文献相应地引用到正文中。自然,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再读到那篇论文初稿,据说是另请高明评阅而且通过了。

       不过,说到学术论文的文献引用,我自己也有愧。20多年前,当我写那篇“论服务业资本”文章时,我也是简单地把文献列在文末,而没有在正文中注出。不管今天可以举出多少原因来辩解,但欠缺总是欠缺,错误总是错误,是只能请求谅解,而不能指望世人不知不晓不笑的。因此,现在写作各类学位论文的人,为了避免未来出现有愧的心情,现在就避免类似欠缺或者错误才好。而我作为评阅者的责任之一,也就是帮助他们做到这一点。

       在我开始懂事的时候,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是否还有斯大林,一时记不清了)的话,要用黑体字印出来。而其他语录、资料的引用,好像是不特别标出的。我注意到学术作品引用文献的规则,是在读马克思《资本论》的时候,于是想模仿,才在那篇“论服务业资本”后加了参考文献(那时写论文是无需参考文献的)。以后转学西方经济学,慢慢摸索出了写学术文章的规范,也以为在学外国好的东西。后来和孩子一起读中国古典文学,读到《镜花缘》内多九公和南洋某国一女子就《易经》争强斗胜。多九公知道99种《易经》的注,而那小女子竟然晓得130多种。当时便感觉这文献引用,可能是中国的传统。后来再读旧版“唐诗三百首”,读其他中国早期作品,知晓“无征不信”、“无一字无出处”的古训,体会到以往中国学者对文献注解和引用的重视。我不敢肯定西方学者后来对参考文献的规范是不是从中国学得的。但我基本上能够确定,我们今天往往愤愤然地接受的这一“国际惯例”,至少100年前还是中国学者不言自明的做法。100年绕了一个弯。要不是西方人把中国这个传统继承下来或者把他们自己的传统坚持下来,我们为和国际接轨而不得不再进口,中国学者重视文献的传统,乾嘉学派的传统,恐怕一去不返了。

       不管是愤愤然还是心悦诚服,我所读到的论文,大部分在文献引用上已经很规范了。但前两天评阅一篇博士论文,却又发现了不少列出的文献没引用、引用的文献没列出、语录、数据没有出处的现象,于是有感而发。一个博士学位获得者要证明自己,所需要的可能不是他提出的新观点和了解的新知识,而是他知道了做学问的规范和思考问题的学术方法。这就和舞蹈学院毕业生举手投足便显出受过专业培训一样。否则的话,博士学习就失去了意义。有一位退休经济学教授对我说,原来他们写文章从来不加文献出处的,所以他们的学生这方面有所不足,也许可以原谅。这位教授对学生的心情值得理解。但从我们今天做学问的角度说,有鉴于此,反倒更不能原谅自己,在文献上更加注意才对。

学者的衣着

“双周夜话”2002年第26期                                  2002年12月21日

                       

学者的衣着

 

       前几天秦晖先生来上海演讲,听者踊跃。如今著名学者演讲很多,听者踊跃的状况亦不少。但有区别。一位研究生告诉我秦先生穿的衣服旧,很奇怪。我想,在如今这个“先富起来的人是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时代,秦晖先生当然不会藏富不露,有意识地穿旧衣服来“新潮”。我去过秦晖先生家,知道他家虽然远远比不上我见到的另外许多学者住宅的豪华,但不能够算贫困,应当有一套笔挺的西装在衣柜里吧。秦先生不着西装而穿旧服,我想还是“心不在焉”而致。

       “心不在焉”是学者特征。思索越紧张,思想越深刻,衣食上越可能心不在焉。因此,若一个学者衣食简朴,我们便可以估计他或她正在接近自己的学术顶峰。一到他有精力有兴趣有时间来考评食之味、衣之美,他或她便开始过时了。二十年前,我在北大,厉以宁先生常常衣着不整,所居亦狼狈,而那正是厉先生在学术界上辉煌的时候。在当时学生心目中,中国经济学家当数厉先生第一。秦先生如今被称为中国当代最有良心的学者之一,其学理分析亦正在辉煌时候,自然心不在衣食。好在当年我们听厉先生授课,今天的学子听秦先生演讲,想得到的是他们对学术问题的观点、科学研究的方法、社会人生的启示,虽然人要衣装,但毕竟简单明确、屏去装饰的思想才吸引着我们。这不象观球赛、看演出,那要的就是赏心且悦目的享受,就是兴奋以极致的放松,如果演员的服装不能新颖而使我们眼睛一亮,我们的享受和放松就会大打折扣。

学者最辉煌的时候,不是他们成为大小圈子明星的时候,而是他们在思想豁然开朗之后展开自己思想的时候。在展开思想的过程中,学者关注的仅仅是逻辑,是论争,是自己思想的说服力。此时的学者自然心无二物,想不到衣着对逻辑的助力。一朝成为明星,或欲启蒙大众,需云集应者;或多思想火花,但闪烁不定;或虽盛名可灸,恐其实难副:为强化观众眼睛一亮的感觉,便先得挑选衣着,以强化亮点,烘托名声。后者需要追星一族,前者需要论争对手。秦先生现在属于学者,但可能很快成为明星,不过,我还是希望他始终是学者,即使他的衣着不能引起我的兴趣。

我思故我在

“双周夜话”2002年第5期                                                         2002年2月26 日

 

 

我思故我在

 

 

“我思故我在”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一句名言。哲学家用意深奥,法文用词精巧,非我辈所能探究。仅从中文译文的字面看,“我思故我在”意味着一个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在思考、在思索。一个人如果不思考,他就不再存在。严格地说,一个人可以在形体上存在,是一位现实的人;但是在人格上,他可能并不存在:他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如果他不思考的话。此时,这个人实际上依附于某一个他服从的人,后者的人格也就是他的人格。

三十年多前,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没有思考,仅仅单纯地跟着伟大领袖走。当时不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当时根本没有想到去思索,独立地思索,所以,当时即使有什么理解,也是在正统思路上的所谓“理解”,完全谈不上独立思考后的理解。因此,按照“我思故我在”的说法,那时的我只是一个形体意义上的人,而不是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人:我没有自己的独立思索,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

后来,我逐渐明白了“我思故我在”,懂得了我作为一个人类个体的特殊性,是以我思考的特殊性为前提的。没有思考,人云亦云,我就不具备特殊性,我的社会存在就可以被忽略。当然,这不排除我在许多场合下完全或者基本同意别人的看法,服从别人,可是,只有我的同意和同意、服从和不服从是自己独立思考后的结论,我才具备自我的人格,我作为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人才是存在着的。

       思考,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人类文明在今天达到的成果,无一不和人的思考相联系。火的使用得益于火种的保存,而后者离开先民的思考便无法设想。同时,思考也是一个人区别于其他人的本质特征。人类社会中任何一项与原有物品、原有观念、原有制度不同的东西,都是个别人思考的结果。正是这些思考的人,显示出了自己独立的人格,可以平静地说“我在”。

“我思故我在”,还因为思考是每个人的内在权利。观察古今中外,我发现人类至今没有找出、而且也不可能找出任何方法来限制个体的思考权利。某个社会、某种环境可以限制个人公开其思考结果,但是它无法限制个人思考,尤其无法限制个人思考的特定内容。我曾经思索过这一点是否各国宪法都保护个人言论、迁徙、人身等权利,而不提个人思考权利的理由,因为思考是无法从外界禁止和限制,因此也无需用外部力量来保护的个人的权利。所以,思考是人类尤其每个个人的天然能力和内在权利,是个人具备独立社会人格的前提条件。作为人类中的一个个体,我乐意以我自己的思考,而不是以需要外部力量保护的头衔、财产、权利,来确认自己的存在。

不凡和不俗

“双周夜话”2003年第14期                                   2003年8月21日

  不凡和不俗 

我在德国的时候,一次孩子在那里的中文报纸显眼处读到一份征婚广告,广告中形容征婚人“不凡”和“不俗”。孩子即问我何谓不凡、何谓不俗。我当时的回答是不凡指一个人的成就杰出,超出了周围人或者社会绝大多数人所达到的水平,不俗指一个人的行为坦荡,超脱了低级趣味尤其是斤斤计较。例子呢,比如作出新发现的科学家,执政可彰的政治家,公认的歌手、运动员,很富有的人,都可以视为不凡;一个人不认同农民不卫生的生活但仍然尊重他们,一个会计发现财务漏洞并可以安全地窃取他人财产时而不为之,便可以称作不俗。不凡的人,大都属社会名流,因其成就而为人知;不俗的人大都属平民百姓,因其自律而难成明星。因此,不凡但俗和不俗但凡的人都很多。不凡又不俗的人当然也有,外国的如华盛顿、爱因斯坦,中国的如孔夫子、陈寅恪,但不多。为什么?也许是因为不俗的人首先关注内心的充实,往往不那么特别在意为人所知的成就,其次他们只愿意用正当的手段去争取成就,因此不俗的人取得不凡成就、尤其在世时就被公认的成就不多。不凡的人如果首先重视外在的成就,就会非常努力、同时既可能用俗气的方式争取成就,也可能在取得成就后变得俗气,因此取得成就而又不俗的人也不多。 

那么,不凡和不俗如果不能兼得,哪一种更重要呢,孩子问我。我的回答是不俗更重要。宁可舍不凡而守不俗,不可舍不俗而求不凡。为什么呢?我想,因为人最终追求的是幸福。不凡的人虽然风光,但若俗,则幸福之感不多。俗而不凡的人要得幸福,必须具流氓心理,完全以成败论英雄,但这样的人毕竟很少很少;不俗的人可能风光不多,可内心实在,易得幸福,但真的幸福,不俗而凡的人必须具教徒心理,不因别人的成就而自惭形秽。在宗教社会里,这样的人很多,在传统儒家社会里,所谓的君子或知书达理之人,也不算少。在日常生活圈子内,有权或有名或有钱或其中两者竟至于三者都有的,可属不凡;处世公道、正直、不计较得失的人,可为不俗。市井之人却又铢铢较量,则是真正的凡夫俗子。 

在什么社会里,不凡和不俗的问题能够解决呢?我想,没有一种社会制度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任何一个社会制度下,总有一些人比较精明,更多地为自身利益而算计,也有一些人比较善良、正直,容易考虑到别人。一个比较好的制度,应当能够使不俗的人更加努力或者给予所有人努力的机会,同时又使不凡和希望不凡的人必须采用光明的方式去取得成就。就我们个人来说,需要记住的是,在最坏的制度下,也总有不俗兼不凡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又不能把自己的俗或凡仅仅归之于社会制度的因素。对自己,对孩子,我想,读书,不为任何实际目的地读许多经典名著,待人不要斤斤计较,处事不要敷衍马虎,可能是个人修养不俗之气质、争取不凡之成就的必要途径。

平安夜

“双周夜话”2004年第25期                                                 2004年12月24日

 

 

平安夜

 

 

       今夜是平安夜。

       我不是天主教或基督教徒。也许是少年时候崇拜毛泽东的口号听得太多了,崇拜毛泽东的决心也下得太多了,以至于产生了逆反心理,难以接受在教堂中听到的那些崇拜言词,因此至今才没有皈依。.

       其实,我对所有信奉宗教的人都很尊敬,包括信奉天主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以及其他宗教,因为在我看来,至少就平均水平而言,信奉宗教的人比不信教的人更加善良、更能自律。

       同时, 我非常喜欢“平安夜”这首今夜教堂内必定吟唱的歌曲。

       我第一次感受到“平安夜”这首歌是在五年前。那一次,我突然感到这首曲子是那么地祥和、那么地安宁、那么地温馨;脑海里不由地映现出一幅图画。一个可爱、可尊的生命就要诞生了。人们围坐在即将成为母亲的玛利亚周围,安静地等待着、安静地期待着,没有烦恼、没有急躁、没有焦虑。这时,有人低声哼起“平安夜”,然后大家轻轻地、慢慢地、柔声地唱起来。音乐渗进静谧的气氛,气氛融入平和的音乐,玛利亚所住的马厩变得那么地祥和、那么地安宁、那么地温馨,让我的心绪在歌声中安定,烦躁在歌声中消散 ……

       那时我还不了解歌词。现在令我喜欢的,仍然是它缓慢、平和、安详的曲调。

       今晚我本来要去上海大剧院聆听“平安夜”的,和我所尊重的教徒在一起。

       但上午接到通知,音乐会临时取消了。

       现在,当我接近午夜时分从办公室回到家,我仍然按捺不住地弹了几遍“平安夜”,平静而温馨的音乐,平静而温馨的夜晚,愿我所爱的人平安、平静,愿天下人平安、平静,也愿我自己平安、平静:

   5·65 3·︱5·65 3·︱2 2 7·︱1 1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