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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景北：普京和特朗普正把世界带入新帝国主义时代 —- 为俄乌战争三周年而作

今天，2025年2月24日，是俄国全面入侵乌克兰三周年,也是乌克兰抗俄战争的三周年。三年前的这一天，全世界瞠目结舌地听到普京宣布俄国“特别军事行动“即入侵乌克兰的开始。普京说他的目的是帮助乌克兰东部自称的“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和“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取得独立并且使乌克兰去纳粹化和去军事化。其实，如果像他那天说的那样，他把侵略局限在乌东那两个“共和国”即乌克兰的两个州，他不但已经稳拿了那两个州，而且还真的可以在三周内结束战争。可惜他的野心太大。他命令俄军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向乌克兰全面进攻，企图一下子拿下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哈尔科夫、敖德萨等乌克兰最重要城市，然后在乌克兰建立傀儡政府，接着让后者宣布自愿加入俄国，就像让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国“人民共和国”自愿加入俄国一样。过大的野心，最重要的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坚决反抗，使普京的战略计划彻底破产，也使普京的“特别军事行动”变成普京本人骑虎难下的延续至今的消耗战。如今，在俄国全面入侵乌克兰三周年之际，虽然俄乌双方还在激烈交战，虽然上个月刚刚就任的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在放弃乌克兰，但无论战局如何发展，国际斡旋如何变化，我相信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乌克兰将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存在下去，而且将长期存在下去。普京的乌克兰属于俄国，乌克兰不是一个独立民族、不是一个政治实体的想法，肯定是不可能实现了。

不过，全世界今天更关心的是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因为，作为目前世界最强大国家的美国，它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决定俄乌战争的结局。其实，早在特朗普在野之时，他便反对美国支持乌克兰抗俄战争。就任之后，他更是一改美国的对外政策，以“避免战争死亡”为由，施压乌克兰让步、割让部分领土给俄国以结束战争。全世界都在惊讶地猜想特朗普为什么这样做。我本人去年末写过一篇短文“特朗普会‘用土地换和平’结束俄乌战争吗？”。在那里，我说，如果特朗普真的要迫使乌克兰割地求和，“那么，特朗普将不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而是‘把美国变得渺小’了。对此，我相信，特朗普一旦上任，他就会有所认识。他在野时反对援乌，只表明他不是一位建设性的在野者，而不必然预示他上台后的作为。放弃维持二战结束以来的世界秩序的责任，放弃国际警察的职能，也许是美国或早或迟而不得己的决策。但特朗普是否愿意作为这一决策的代表者，却是另一个问题。这里牵涉到特朗普的个人性格，而我对他个人毫无了解，所以我无法做出一定的预期。”去年末以来的变化表明，特朗普确实要求乌克兰割地求和。那么，特朗普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的个人解释是：特朗普本人要把美国引上领土扩张的帝国主义道路。

帝国主义是什么？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是领土扩张，是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扩张领土。放弃帝国主义，是二十世纪人类取得的最伟大成就之一。英国和美国借助1941年签订的《大西洋宪章》，公开宣布它们放弃帝国主义。《大西洋宪章》前三条便明确宣告：“（1）两国不追求领土或其它方面的扩张；（2）两国不去实行未经有关民族自由意志所同意的领土改变；（3）尊重各民族自由选择其所赖以生存的政府形式的权利；各民族中的主权和自治权若被横遭剥夺，两国将设法予以恢复。”这里是第一和第二条，是宣示放弃帝国主义，第三条则反对其它国家实行帝国主义并要设法打败那些帝国主义行为。后来，又是英美主导的五十多个国家在残酷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面前，决定建立新的不以战争和战争威胁为手段解决国家之间争端的国际秩序，以避免人类重蹈类似的战争悲剧。这些国家在美国开会并签订了《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宪章》第一句话便是：“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其宗旨第一条便是“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为此，联合国会员国得遵循“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之原则。

那年头，美国GDP和制造业各占全世界一半，美国黄金储备占全世界四分之三，美国的战机占全世界战机总数一半以上，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可以说，那年头，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强国，美国要搞帝国主义，要扩张领土，是打谁谁扒下。可正是在那时，美国宣布放弃领土扩张和以武力和武力威胁解决领土争端的帝国主义；美国强调全世界所有国家，不分大小，享有同等的权利，其领土完整不允许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去侵犯。关键是美国不但讲得好，做得也好。美国在二战期间和战后，没有利用自己的超强实力夺取新的领土。比如现在特朗普所谈论的格陵兰岛。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丹麦授权驻军，而美国完全可以用帮助丹麦从纳粹占领下解放出来为条件交换丹麦出让格陵兰岛。距离法国本土万里之遥的法属波利尼西亚群岛，就是现在的世界旅游胜地大溪地，其绮丽风光最初便是为保卫夏威夷做准备的美军发现的。如果美国当时和流亡的法国政府做交易，我帮你打希特勒，你把大溪地割让给我，恐怕法国会喜不自禁。但美国坚守《大西洋宪章》之诺言，没有为自己的巨大付出尤其牺牲向受助方要求领土。战时和战后，美国在世界许多国家建立了大量军事基地，但从没有为此和基地所在国发生领土争端。同时，对于用武力破坏战后秩序的国家，美国带头反对并出钱出人制止之。比如我们熟知的美国领导的反击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便主要是美国出钱出人。而美国并没有因为自己出钱出人打败伊拉克并为科威特恢复了领土主权，就要求伊拉克或科威特给予领土补偿：美国出钱出人完全是自愿的。因此，我多次表示过，全世界应当为此感谢美国。

俄国这一次入侵乌克兰，和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性质完全相同，甚至和伊拉克用的“历史上科威特地区是伊拉克一部分”理由也一样，即历史上乌克兰就属于俄国。俄国这样的领土扩张属于标准的帝国主义行径，是美国从1941年起宣布放弃并且不惜出钱出人打仗来对抗的帝国主义行为。可这一次，特朗普却完全背离美国最近八十多年的传统，公开和俄国站在一起，要求乌克兰割地求和。我认为，这不但标志着美国主导的最近八十年的世界秩序的崩溃，而且标志着美国也走上了帝国主义道路。

有人怀疑特朗普对俄乌战争的态度是因为他早就成了俄国间谍；有人说特朗普奉行美国第一的孤立主义。这里的猜测或者分析很多，不一而足。我认为它们的解释至少都不够。例如，作为俄国间谍，特朗普只要表示美国从俄乌战争中抽身就够了，俄国既得到胜利，他自己也不会暴露间谍身份。至于孤立主义，其含义也是从俄乌战争中抽身。但它和“间谍论”一样，无法解释特朗普为什么否定俄国对乌克兰的战争行为是侵略，为什么特朗普要为俄国的侵略行为辩护。实际上，在美国奉行孤立主义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尽管置身事外，但都强烈谴责德国和日本的侵略行为。有个美国人叫津恩（Zinn），以“人民”的名义写过一本《人民的美国史》，其中便把珍珠港事件归咎于美国，因为日本和中国打仗是日本和中国的事情，和美国无关；如果美国不因日本到中国打仗而对日本实行禁运，日本不会去打美国。联合国一百多个国家中，大多数在俄乌战争中置身事外，不出钱更不出人，但它们照样谴责俄国侵略乌克兰。因此，我们既要看到孤立主义和出钱出力之间存在着巨大区别，更要看到孤立主义和不分黑白甚至为侵略者张目之间存在的更为巨大的区别。

然而，如果说特朗普选择的是帝国主义道路，他的言行就更加能够说得通。对于帝国主义者来说，拳头就是道理。俄国拳头大，乌克兰拳头小，乌克兰就得让步,就得割让领土，甚至就得灭国。对于帝国主义者来说，“侵略”这个负面词不应当存在。弱小就该挨打，力大便应得逞，不存在什么“正义”或“侵略”。因此，特朗普理解普京的逻辑，而不理解泽伦斯基为什么要抵抗并造成战争，因为一个人被打不是打架，还手对打了才是打架。如果拳头小的自动认输，战争自然不会发生。更重要的是，特朗普应当不仅仅在为普京开脱，而且可能在为自己后面的开疆拓土做准备。特朗普把约定俗成的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帝国主义的行为。特朗普威胁说如果买不到格陵兰岛，他可能使用武力。这种用武力威胁来扩张领土的方式，则是标准的帝国主义行为。至于他的加沙方案和加拿大应当是美国第51个州等等的说法，也都明确属于标准的帝国主义行为。2022年2月24日之前，普京多次声称过“乌克兰人属于俄罗斯民族，不存在乌克兰民族和乌克兰国家”，可全世界没有人认真看待他的“大话”，所以三年前听到普京宣布战争时才瞠目结舌。现在，全世界应当吸取教训，不能再把特朗普的领土扩张言论视为空话。

帝国主义的大国要扩张领土，总是先从自己想象的或实际存在的势力范围出发，因此一开始几乎互不影响。但随着扩张范围的扩大，它们早迟要面对面地走上战场。只是现在，帝国主义刚刚抬头，俄国对乌克兰的领土要求还与美国几乎无关，美国对格陵兰岛的领土要求也几乎与俄国无关。此时，这两个帝国主义者甚至还需要互相支持。这种互相支持的必要性首先在于当前国际形势和人心向背不利于帝国主义。我们知道，联合国和战后国际秩序的根本要义，就是阻止帝国主义，防止用武力扩张领土。由于战后八十年内，美国、日本、西欧和世界绝大部分其它国家没有扩张领土，照样变得繁荣富强，因此，全世界出现了一种意识形态，认为领土面积对一国的繁荣没有或者很少影响，领土大小对一国的强盛不再重要，领土扩张和帝国主义自然也不再必要。而人权和生命权意识的兴起，更大大抑制了战争情绪。双边和平谈判、当地人口自由公投或者通过国际法院裁决，成为解决领土争端的形式。所以，建立在各个国家平等之上的和平主义成了主流思想和人心所向。因此，到了二十一世纪初期，全世界既难以想象竟然还有国家会走上了帝国主义道路，也难以想象俄国拿下乌克兰克里米亚地区后还会再派兵试图拿下整个乌克兰，更难以想象美国也会走上帝国主义道路。为此，走上帝国主义道路的国家需要互相支持，既需要先打赢一场领土扩张的战争，也需要先打赢一场意识形态战争。所以，正是在特朗普上任的这些日子里，很多原先支持乌克兰抗俄战争的人，开始谈论丛林法则，开始说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丛林世界，开始说格陵兰岛对美国的安全是如何地重要。这就是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重现。这种新意识形态必然承认乌克兰对于俄国的安全也是太重要了，必然引出结论，交战的俄乌之间无所谓对错；美国改“墨西哥湾”为“美国湾”也无所谓对错；甚至美国要把太平洋改名为“美国洋”也行，谁让他拳头大呢？确实，特朗普关于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的理由，几乎可以一字不改地用于太平洋改名为美国洋的理由。

所以，在纪念乌克兰抗俄战争三周年之际，我看到的是，世界主要大国正走向和走在帝国主义的道路上。从1945年二战结束到现在，世界享受了八十年的和平；作为二战结束后不久出生的我，也享受了七十多年的和平。因此，我本人也非常感谢八十年来的美国。但今天，世界又进入了一个动荡和战争的时代，我自己也许还会亲眼看到其它战争的爆发，我的后代也许还将被迫经历新的大规模战争。而我们今天纪念乌克兰抗俄战争的目的，就是试图阻止帝国主义的回潮，就是希望用打败俄国帝国主义的方式，警告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的所有可能的帝国主义者，就是像八十年前的《联合国宪章》第一句话所说的那样：“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

“夜话”2025年第2期，2025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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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会“用土地换和平”结束俄乌战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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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当选为美国下届总统后，“用土地换和平”来结束俄乌战争的各种说法开始沸沸扬扬。自称为特朗普老朋友的匈牙利总理断言特朗普领导的美国将不再会军援乌克兰。而没有美国的军援，乌克兰将失败。特朗普曾经宣称他将在就任总统的24小时内让俄乌战争结束。这一宣称虽然不值得认真看待，但特朗普非常希望利用其权力很快结束战争，却是可以预期的。怎样很快结束呢？若特朗普在明年1月20日就职后立即停止军援乌克兰，乌克兰又不肯让出土地的话，俄军要全部占领俄国已经宣布吞并的乌克兰东部四个州，没有一年半载也是难以做到的。因此，乌克兰让出土地，“用土地换和平”，应当是短期内结束战争的最快方式。例如，乌克兰把一部分领土割让给俄国，俄国也做出某些让步，双方确实可以迅速停战，实现和平。在“土地换和平”的大框架内，人们可以设计出各式各样的方案。而“土地换和平”的止战框架，在过去也多有应用，并且在一定情况下确实保证了一段时间的和平。人们常常提到的例子有上世纪三十年代末的苏芬战争，以及虽然没有实现、但美国和世界大部分国家都支持的以色列和阿拉伯邻国之间的土地换和平方案。此外，如果美国停止军援乌克兰，乌克兰再拖下去，可能会丢失更多领土。因此，及早用土地换和平，也是乌克兰及早止损的方式。

不过，我对特朗普准备用“土地换和平”结束俄乌战争的说法，抱有强烈的疑虑。我的主要疑虑如下：

1. 上面所举的两个“土地换和平”的例子不适合俄乌战争。1939-1940年的俄芬战争，是前苏联以“帮助遭受资产阶级剥削压迫的芬兰工人阶级”为名发动的。当时的“国际联盟”（当今联合国的前身）因为前苏联的这一侵略行为竟开除了前苏联的“盟籍”。虽然芬兰和如今的乌克兰一样，顽强抵抗。但芬兰是个小国，又得不到当时疲于对抗希特勒德国的英法等国的军援，最后只好割地求和，把近12%的领土割让给前苏联。这是许多人津津乐道的“土地换和平”的“成功”实例。可芬兰并不认为是成功，因此在俄国困于俄乌战争之际，赶紧申请加入北约。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注意苏芬战争以“土地换和平”的历史背景。就在苏芬战争爆发前一年的1938年，德国以捷克共和国境内的苏台德地区德意志民族人口占多数为由，要求吞并该地区，并声称这是德国最后一次领土要求，若不满足就出兵。可捷克表示誓死保卫领土。战争似乎一触即发。英、法、意三国在没有捷克参与的情形下同意了德国的要求并逼迫捷克让步，实现了“土地换和平”。这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是许多赞赏“土地换和平”的人不愿意提及这个例子的原因，是苏台德归属德国不久，德国又一次提出领土要求并干脆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事实上，当时的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世界强权德国能够强占毗邻的捷克一部分地区，为什么前苏联不能够强占毗邻的芬兰一部分地区？可如今的世界，依然是不讲规则、弱肉强食的世界吗？至于以色列和阿拉伯邻国的“土地换和平”，根本原因是以色列要拿出来交换的土地，本来就不是联合国所承认的以色列领土，而是以色列在后来战争中夺得的土地。因此，解决以巴问题的“土地换和平”和比如苏芬战争、苏台德危机中的“土地换和平”，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也更不适用于现在的俄乌战争。

2. 如果说二战后，世界建立了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新的国际秩序，那么，这个新秩序的第一性原则，就是尊重各国领土完整和不以武力解决国际争端。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创新之一。应当说，在建立和维持这个新世界秩序方面，美国厥功甚伟。没有美国的主导和奉献，这个新秩序即使能够建立，也早就土崩瓦解了。然而，正是如今的俄乌战争，让这个新秩序第一次真正受到考验。就俄乌领土分歧来说，前苏联解体时，在没有外来威胁的情形下，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乌克兰各地区于1991年分别举行了公投，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乌克兰各地区的公投都同意乌克兰独立和自己加入乌克兰。当时的俄国和联合国都承认了乌克兰各地区公投结果和乌克兰作为独立国家的疆域。乌克兰也因此才被接纳入联合国。接着，在1994年，包括俄国在内的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宣布，在乌克兰放弃核武器之后，它们将保障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和独立主权。因此，乌克兰和俄国本来不存在各自建国时留下的领土纷争。就俄乌战争的参与方来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第一次有一个国家以武力来改变本来不存在争端的领土。回顾1990年的伊拉克和科威特战争，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里的区别。联合国成员之一的伊拉克以历史理由出兵吞并另一个联合国成员国科威特，显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安理会迅速通过决议，授权美国干预。美国出钱出人，把伊拉克赶出科威特，恢复了科威特的领土完整。这一次，联合国成员之一的俄国以历史理由出兵吞并另一个联合国成员国乌克兰，同样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可首先由于俄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安理会在把俄国赶出乌克兰一事上，无法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其次，联合国没有能够像当年国际联盟因前苏联侵略芬兰那样开除俄国，因此联合国安理会没有能够重新成为可能采取实际行动的国际机构；再次，俄国是核大国，公开威胁说你不让我吞并乌克兰那些领土，我就扔核武器。所以，正是在俄乌战争上，战后的世界秩序第一次受到真正的考验。

由于美国在战后世界秩序中的中心作用和它实际承担起的国际警察职能，俄乌战争对战后世界秩序的考验，就是对美国的考验。用“土地换和平”，满足或者部分满足俄国的领土要求以避免俄国威胁的核大战，自然是一种可能性。但如此一来，比如1990年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决议，就成为无本之木了：凭什么俄国能够吞并乌克兰一部分领土甚至乌克兰全境，伊拉克就不能吞并科威特？比如近期的台海问题，凭什么俄国能够吞并乌克兰一部分领土，中国就不能攻占属于本国的台湾？不以武力解决国内争端，只是二战后世界秩序的第二性原则。连第一性原则都放弃了，美国或者其它国家还能够在道义上规则上谈论第二性原则吗？因此，对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来说，俄乌战争用土地换和平来止战所涉及的，最重要的不是乌克兰的损失问题，而是二战后良好运行了八十年的世界政治秩序的存废问题，是美国在世界秩序中的定位问题。

所以，以“让美国再次伟大”为口号的特朗普执政后，是否会同意“土地换和平”的俄乌战争解决框架，绝不像特朗普本人或者其它参谋们过去所说的那么简单。国家，只是人类以一定土地为范围而在近几百年来建立起的群体。从最初的人类群体“部落”起，人类各个群体之间就充满了杀戮。戴蒙德曾经生动地描述过新几内亚群岛上各部落之间“不是亲属就是仇人”的场景。只是到了八十年前，人类才第一次建立起全世界范围内的不以杀戮为手段的世界秩序。也许，这样的秩序根本不是一次性就可能稳定建立的。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也不过短短的八十年。在人类历史上，八十年是太短了。平等和不以武力改变领土的新世界秩序，也许要经历好些次崩溃和重建，才可能真正稳定起来。因此，我们不能完全期望二战后的世界秩序能够经受住俄乌战争的考验。美国在过去八十年中已经做得很好。我们不能完全期望美国继续那样地为这个秩序而大量奉献（特别是在其它许多国家几乎毫无奉献的前提下）。然而，如果在特朗普任内，乌克兰必须割地求和（甚至只是短暂的和平，如同二战前的捷克那样），世界秩序重新回到没有规则没有道义的弱肉强食的状态，那么，特朗普将不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而是“把美国变得渺小”了。对此，我相信，特朗普一旦上任，他就会有所认识。他在野时反对援乌，只表明他不是一位建设性的在野者，而不必然预示他上台后的作为。放弃维持二战结束以来的世界秩序的责任，放弃国际警察的职能，也许是美国或早或迟而不得己的决策。但特朗普是否愿意作为这一决策的代表者，却是另一个问题。这里牵涉到特朗普的个人性格，而我对他个人毫无了解，所以我无法做出一定的预期。但是，如果特朗普决心维持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当今世界秩序，特朗普和他的团队，以及乌克兰和盟友的领袖们，将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才能够在不引发核大战的同时战败俄国侵略者。对此，我只能祈祷上天保佑特朗普、保佑美国、保佑乌克兰、保佑全世界可能受到欺凌的小国和地区。


“夜话”2024年第9期，2024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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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不支持特朗普

前几天我重发了写于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的短文“美国大选：不必看得太重”，认为今年美国大选，无论民主党的贺锦丽还是共和党的特朗普胜选，都不那么重要，因为前者不会把美国引向社会主义，后者实行不了专制独裁，所以不必看得太重。一些网友不满意我的态度，希望我能够表示自己支持谁不支持谁。这里，我就明确表示：我支持民主党的贺锦丽，不支持共和党的特朗普。我认为特朗普在下述两点上不具备作为民选的现代国家领导人的素质，即第一，特朗普对俄乌战争的态度过于暧昧，第二，他不承认自己败选的可能性。

就第一点来说，俄乌战争和本世纪发生的其它许多战争不同，双方的正义与否一目了然：俄国违反自己1994年保证乌克兰领土完整和主权的诺言，违反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发动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在一举消灭乌克兰整个国家的行动失败后，俄国又把俄军部分占领的乌克兰东部四个州宣布为俄国领土。对俄乌战争的态度直接关系到对世界秩序的基本看法。当前世界秩序的核心是不以武力侵害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美国既是这一秩序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又是它最重要的维护者。可以说，没有美国的坚决维护，当前世界秩序必定解体，世界又将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那种“狼吃羊”的混乱和战乱局面。俄国作为联合国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却恃强凌弱，用武力侵害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俄乌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最大挑战。此时，美国如果不站出来力挺乌克兰，战后国际秩序就将瓦解，对乌克兰、对美国、对世界绝大部分其它国家，都将是灾难性的。可是，无论在军援乌克兰的问题上，还是在俄乌战争正义性的问题上，特朗普的态度都过于暧昧，不足以让我这样的人信任。

第二点应当更为重要。任何竞争性选举的规则都少不了败选者承认失败这一条。这也是候选人必须具备的条件。更为重要的是，这应当是候选人所具备的基本心理和政治素质。试想，如果参加足球赛的众多球队中，有一个球队坚决认为自己不会输；假如输了，就一定是对方作弊，那么，这样的足球赛还有什么意义呢？要让足球赛有意义，每一个参赛球队都必须认可比赛规则并承认自己可能在各方遵守规则的情形下输了比赛。那个认为只有对方作弊自己才可能输的球队，必须排除在参赛球队之外。同样，如果一个总统候选人认为自己不可能败选；若败选一定是对方在选举中舞弊，那么，这个候选人也应当被排除在有资格的候选人之外。特朗普就是这样认定自己败选是对方作弊结果的人。他在本文写作的当天（2024年11月3日）还宣称，他在2020年大选失败后不应当离开白宫的。可是，四年来，他没有提出任何一个确切的证据，证明2020年大选中发生过严重舞弊现象。事实上，2020年大选过后，特朗普还在任的时候，他的政府中负责监督大选过程的部门就公开宣布，2020年的大选是美国历史上最安全或者说最少出现作弊和不规范现象的大选之一。可特朗普本人直到今天还在毫无证据情形下坚持作弊导致他败选的说法。

其实，特朗普如果像美国过去几十位竞选失败的总统候选人那样，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在2020年的失败，找出民众对自己不满意的原因，向民众许诺自己的改进方案，他依然可能成为2024年的总统候选人，我非常可能支持他，而他也会比现在他的这种状况更有可能胜选。

今年，我作为义工，参加了美国总统初选和大选的选举工作。我之所以如此做，就是希望了解美国选举过程中的作弊可能性和严重性。我的亲身经历表明，在美国，大选作弊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严重性更不值一提。其实，在美国历史上，在特朗普之前，没有任何一个落选的总统候选人坚持认为自己因为对方作弊而失败的。美国建国以来就存在数量众多的“非法移民”，就居住着大量没有选举权的居民；美国也从来没有全国统一的公民身份证，更没有全国统一的选举过程法规；在特朗普之前，美国也从来没有总统候选人强调过大选舞弊现象的。今天搞的沸沸扬扬的美国大选舞弊尤其是非法移民选举等等，都是因为特朗普不肯承认自己在公正的选举中落选才成为严重问题的，尽管它只是一个“假”问题。

特朗普的行为让我想起列宁的类似行为。特朗普在2020年、列宁在1918年，他们两人当时都是国家最高领导人，都组织和协调了大选（当然，美国联邦政府这方面权限要小许多）；他们两人在大选期间都口口声声说自己完全尊重大选结果；他们两人都落选了。区别仅仅在于落选后。列宁很干脆，不谈论选举是否有作弊，而是直接宣布：“立宪会议的选举不符合人民的意志和被剥削劳动阶级的利益”，因此无效，自己还是最高领导人。特朗普如果能够做到，他会不会像列宁那样做呢？美国的制度和包括他的副总统、他这个三军总司令之下的将军们的美国精英阶层，有效地迫使他在大选不久后离开了白宫也就是最高领导人位置。如果他2024年当选而且2028年不再参选，他的副总统参选的话，可能不像上一次彭斯副总统那样尊重民主制度，而更可能像他那样，用“我选不上就是有舞弊”为借口，赖在白宫不走，美国将会出现更严重的政治危机。

在我看来，美国社会要走向社会和解，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对选举过程和选举结果公正性的认同问题。没有这样的认同，社会各个群体将无法建立任何共处的基础，民主制度就会垮台，社会甚至国家就会分裂。这就像足球比赛那样，没有对规则公正和结果公正的认同，比赛就无从谈起。而要解决这个对选举过程和结果认同的问题，特朗普是最不适合的总统人选。因此，虽然我没有对美国总统选举的投票权，但我不支持特朗普。

“夜话”2024年第8期，2024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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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禁止投票站查验选民身份证件的一点理解

目前我作为非公民居住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以下简称加州）。今年9月加州通过一项法律（编号为加州SB1174），禁止在投票站查验选民身份证件。许多朋友就此向我询问。这里，就我个人的理解，解释一下为什么加州投票站的工作人员不查验选民身份证件。当然，我谈的仅仅是加州的情形。美国规范选举过程的具体法律由各州决定，而各州之间会有很大差异。

在加州，公民需要事先登记为选民。今年的登记截至日是10月21日。一般说来，一个公民快到18岁，或者一个外国人宣誓加入美国国籍后，县政府选举办公室就会寄信给他/她，请求他们登记为选民。此时没有登记的选民，可以在初选或大选前及时登记。对于已登记选民来说，如果他们的地址或姓名甚至签名改动，都应当向选举办公室报告。

每一位登记选民，会在选举日前一个月的前后几天（比如今年11月5日是大选日，就在今年的10月5日前后几天），收到县选举办公室寄来的选票。介绍候选人和候选提案的选举材料，会更早一些寄给选民。选民接到选票后，就可以填好寄出或者直接投入县政府在许多地点专门设置的投票箱，而无须来投票站。少数选民来投票站把选票投入站内的投票箱。这和他们在家里填好选票寄出是一回事。他们都属于“邮寄投票”选民。加州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选民使用这种“邮寄投票”方式投票。对他们来说，自然不存在查验身份证的问题。

我在关于今年三月份美国大选初选的短文中说过，就像如今乘坐国内航班的乘客，只有极少数因为特殊情形而到机场柜台办理登机卡一样，因为特殊情形到投票站投票的选民也很少很少。这些选民来到投票站并报上姓名和地址，投票站员工会在计算机上检索他的选民登记信息。若计算机中没有他的信息，则有三种可能性。第一，他是本州其它县的选民（非本州选民不得在本州投票），因各种原因而无法在投票截至前回到其居住县投票。此时，他可以投票，但他的选票将放在“临时选票（provisional ballots）”内。第二，他自认是登记选民但不知何故没有收到邮寄选票。投票站的计算机内亦没有他的信息。此时，他也可以投票，其所投选票也归入“临时选票 ”内。第三，他没有登记为选民。由于公民的投票权高于“登记”的程序要求，所以，他依然可以投票，其选票亦归入“临时选票”内。来到投票站的选民还有一种情形，就是他的姓名或地址与计算机内的登记信息部分不匹配。这可能是他改动姓名或地址后没有向选举办公室报告。他也可以投票，其选票也被放在“临时选票”内。

投票站还会出现其它情形，这里就不细述了。仅就上述情形来说，选民都无须出示身份证件。他们仅仅需要自报姓名和地址。不过，他们所投的选票也不立即计入投票总数中。所有“临时选票”都被送到县政府选举办公室，由专业人员进一步审查它们的有效性。就此而言，我认为，加州在投票站不查验选民身份证件的一个原因，可能是投票站的工作人员仅仅由义工和临时工组成。他们不具备专业的审查或辩伪能力，不胜任确定选民资格的任务。另一个原因，也许是尽可能把耗费时间的个案拿到后台处理，以保证投票站秩序井然、工作顺利。这里一个可比的例子也许是餐馆。我退休前任教的大学附近的餐馆，后来的食客常常站在餐桌旁等正在就餐的客人吃完。如今，后来的食客应当都在远离餐桌的地方等待，餐馆内部秩序也就大为改观。而这两个原因的背景，根据我个人的理解，是美国除了护照，没有证明公民身份的其它证件。美国人最多使用的个人身份证件是驾照。但驾照和公民身份无关。“非法移民”在许多州都可以合法领取驾照，而非公民的长期居住者，如留学生、绿卡持有者，包括我本人，自然更是驾照的合法持有者。由于大量公民没有有效护照，因此，要求投票站的义工和临时工去甄别一个人的公民身份，可能不那么现实。

加州今年制定关于禁止在投票站查验身份证件法律，其中提到的立法原因一是现有制度已经足以核查选票的有效性，二是“选民身份识别法在历史上长期被用来剥夺低收入选民、有色人种选民、残疾选民和老年选民的选举权”。我不熟悉美国的选举历史，不知道过去是否确实如此。不过，即使过去如此，如今使用这个历史理由来立法也过于牵强了。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也不认为加州禁止查验身份证件就能够促使“低收入选民、有色人种选民、残疾选民和老年选民”更多地参与投票。但禁止查验身份证件，除了给投票站员工解压外，也应当能够促使一些选民“随机地”参与投票。这样的人突然想起投票，只要到投票站报上姓名地址就行了。就尽可能多地方便公民投票、尽可能好地维护投票站秩序，我认为禁止投票站查验选民身份证件是一种可行的选择，尽管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

至于禁止查验身份证件就会导致非法移民或者非公民投票的顾虑，就我的理解来说，这样的顾虑应当不必要。第一，因特殊原因来投票站投票的人本来就很少很少；第二，即使非公民来投票站并且投票了，他们的选票也是“临时选票”，其有效性还得经过专业验证；第三，即使他们的选票被误认为有效，其数量也极小，对选举结果完全没有影响；第四，若非公民投票被查出，则处罚严厉，重至递解出境；以身试法的人应当极其罕见。绝对消除非公民投票现象，应当是一个太高的要求；但把非公民投票的数量限制在小到对投票结果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上，加州应当是做到了。就我目前了解的案例和学者们的研究来说，全美应当也是做到了。乔治亚州政府2002年对选民登记表的检查，发现在过去25年中，只有不到2.000个非公民试图登记为选民，平均每年不到100个，但这些登记都被审查后驳回。纽约大学布里南（Brennan）正义研究中心2017年对全美42个选举区的参与2016年大选的选民状况做过研究，发现在2,350万选民中，只有30人涉嫌非公民投票。宾夕法尼亚州对2020年以来的选民所做的研究，也发现在9,300万选票中，只有544张选票可能是非公民投的。另一方面，迄今为止，我还没有读到过任何非公民在某次选举中“较多地”参加投票的案例。我想，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两个案例，那肯定早就被一些媒体传播得广为人知了。所以，我倾向于认为，无论是否在投票站查验选民身份证件，美国非公民包括非法移民投票应当既是极其罕见的现象，更是无关选举结果的鸡毛蒜皮现象。

“夜话”2024年第7期，2024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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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云南知青大返城事件

（摘自：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频道，作者：王心文。原标题：《揭秘：1978年云南知青集体大返城事件爆发前后》。本公众号转载此文以悼念9月22日去世的丁惠民先生。）

到1978年年底，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进入第十个年头，全国下乡与支边的知青总数已高达2000万人，实际尚在农村或边疆接受“再教育”的还有1000万。

全国的知青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插队落户，与农民杂居在一起的，他们同农民一道挣工分，自食其力，如遇机会，可以被抽调回城。另一类便是支边的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他们名义上是兵团战士，过着半军事化的集体生活，享受微薄的工资，但不能招工回城，也不能招干，这样的知青有200万人，占全国知青的五分之一。

由于兵团知青大多是1969年前后从京津沪及部分省会城市来到边疆的，年数长达七八年以上，常年生活在条件艰苦的基层连队，看不到前途，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他们要求返城的愿望比插队的知青更迫切，更强烈。

粉碎“四人帮”两年过去了，国家的整体情况在好转，唯独知青的生存状态未得到根本改善，这就必然导致他们对有关政策强烈不满。

1978年的年底，震撼全国的云南知青大返城运动爆发了。

云南在当时有来自北京上海等城市的知识青年共计约十一万人。导致这次运动的一个前提原因是，这年秋天，全国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开了40多天后，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形成了一个决议，即《知青工作四十条》（以下简称《四十条》），这个决议不仅肯定“文革”以来上山下乡工作取得了“伟大成就”，而且强调指出今后仍然要“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

这个《四十条》里还明确规定，今后农场（兵团）知青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不再列入国家知青政策的照顾范围。正是这一条，彻底破灭了滞留边疆的200万兵团知青的愿望。他们不仅为边疆建设贡献了整整十年的青春岁月，最后却连回城的权利都给剥夺了！

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的上海女知青徐玲先之死，成为这场大风暴的导火索。

徐玲先分娩时难产，而此时农场的赤脚医生却喝得大醉，结果母子不幸双亡。消息很快便传遍了整个农场，闻讯而来的知青络绎不绝，将停尸房围得水泄不通。他们个个挽着裤腿，戴着黑纱或者小白花。

这些知青一开始只是无目的地议论，转而便有了最初的动议，要农场领导同意举行追悼会，要求对造成徐玲先母子死亡的人员进行严惩，后来又提出一些改善知青待遇和医疗卫生条件的要求。

于是，这一由女知青之死引发的不满情绪，迅速演变为针对知青普遍命运的反抗行动。

在与农场僵持了两天后，知青们不得不采取了另一种极端做法。他们抬着徐玲先的尸体，踏上了前往西双版纳州府景洪的大路。

云南省委紧急指示：要多做工作，不要激化矛盾。一位中央领导也为此讲了话。全国各建设兵团、边疆农场都接到上级有关部门的紧急通知，加强了对知青动态的密切注视，以防出现连锁反应。

知青向西双版纳州委提出了三项要求：

第一，惩办肇事医生，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二，改善农场的医疗卫生条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第三，给死者开追悼会，追认烈士，优抚死者家属。

然而，这种并不过分的要求，却没有得到州领导的认可。于是，知青们在景洪抬尸游行，围观者不计其数。

第四天，领导们终于出面了，他们带来了上级的有关答复：第一，对肇事医生严肃处理，追究责任；第二，徐玲先享受因公死亡待遇，同意开追悼会；第三，进一步落实知青政策，责成农场尽快改善医卫条件，并统筹解决知青生活中存在的多方面的问题，等等。知青的要求基本上得到了满足。

然而，当这支请愿队伍退出景洪时，他们却在路上遇到了另一支知青队伍。这是一支罢工的大军，他们打出的两块横标上写着两行惊心动魄的大字：“知青要做人！”“知青要回城！”

领导这次知青大罢工的是一名上海籍知青，叫丁惠民，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

丁惠民对一些犹豫不决的知青说：“你们情愿当一辈子知青吗？现在命运就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你要么一辈子当知青，要么横下一条心，除了回城，别无选择！《国际歌》唱得好，不靠神仙皇帝，全靠我们自己救自己。想一想十年青春付之东流，你们还等什么？”

不到一周，景洪农场12个分场的知青都被串联起来，成立了“声援橄榄坝知青领导小组”，通过宣言，丁惠民被推选为总指挥。

这一事件令云南省委十分头疼，立即派出省、州联合工作组，与罢工的知青进行了一次正面接触。

省、州工作组的领导们摆出一副官架子与知青代表见面，居高临下地说了一番劝导的话，使得知青们十分不快。丁惠民看出这些领导人并没有诚心，便突然提出一个让他们为难的问题：“各位领导，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需要你们回答，你们是不是可以向我们交交底，你们的家里都有几个子女在乡下当知青？”这个问题让领导们目瞪口呆。

确实，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有子女此时还在乡下当知青。领导们发怒了，对着丁惠民和其他知青谈判代表拍桌子，大声斥责起来。

知青罢工代表立即全体退场，表示抗议。

也就是在这罢工的关键时刻，中央知青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会议决议播发后，犹如在火堆上又泼了一瓢油，知青们的愤怒更加强烈了，要求回城的信念更加坚定了。

1978年12月14日，罢工知青向州委正式提出北上请愿的要求，并在未获同意的情况下，强行组队北上。冲突再次迅速升级，又一轮斗争开始了。

一封寄自北京的匿名航空信及时地送到了丁惠民手里。写信人显然熟知这里发生的一切，他向罢工决策者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北京最高层对上山下乡运动存在着不同看法，分歧很大。《四十条》并不代表许多老同志的意见，据说邓副主席对知青问题已另有指示，云云。

几乎与此同时，另一位上海知青收到朋友的来信，朋友的父亲刚刚参加了北京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他将这次会议中的种种内幕和细节透露给了远方的这位知青朋友。信中说：“……我父亲说，知青问题迟早是有希望解决的，但是切忌操之过急。”

这两封信给了罢工的组织指挥者以很大的信心与勇气，他们决定继续北上，并写了《北上请愿并致党中央、华主席、邓副主席一封公开信》。在北上请愿团成立大会上，丁惠民讲了话：

我们的目的是代表云南农垦十万知识青年向党中央、国务院负责同志当面呈交请愿书，并作口头汇报，反映十年上山下乡道路存在的错误和问题。我们唯一的宗旨和使命，是将全体农垦知青的最高心愿———大返城的要求转达给敬爱的华主席、邓副主席。我们的要求是合理的，是顺应党心民心和历史潮流的。我们坚信党中央在了解农垦知青真实情况后，是会同情和理解我们这一正当要求的。

经过一番较量，知青请愿团战胜了省、州工作组，顺利到达昆明，正式进驻云南农垦总局招待所。

云南省委派人会见了知青代表。省委某领导并没好好看《请愿书》和《北上宣言》，瞄了一眼便交给了秘书。然后他却郑重其事地指出，知青们赴北京请愿的做法是错误的，并向他们转达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个电话指示：“云南省委办公厅并转知青代表请愿团，中央原则上不同意你们来北京。希望你们立即返回农场抓革命促生产，并配合当地党委做好落实知青政策的工作。”

省委这位领导的脸上现出严肃的表情，口气严厉地接着说：“同志们，你们必须立即停止一切不利于安定团结的错误行动，无条件回农场去，抓革命促生产，否则你们就要犯更大的错误！”

几个知青代表小声地耳语了几句后，丁惠民站起来宣布道：“请领导同志转告中央，我们肩负云南边疆十万农场知青的重任赴京请愿。我们的决心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12月28日下午，知青北上请愿团近百名代表，打着旗帜，义无反顾地踏上铁路路轨，在昆明火车站以东两公里处一个叫做羊方凹的地方集体卧轨示威，致使当日应由昆明开出的数十对客运和货运列车受阻；昆明连接京沪、京广、陇海干线的铁路大动脉中断。

消息传出，全国为之震动，数以千计的昆明市民和学生冒着严寒，纷纷赶到羊方凹围观。当天晚上，省、市委组成工作组赶赴卧轨现场，进行说服劝阻工作。大批军警也奉命开进羊方凹，待命行动。

60个小时过去了，铁路线依然中断，连秘密开往中越边境的军用列车也不得不停在那儿。

3天3夜后，云南知青大卧轨的严重事态终于惊动了北京的最高层。

12月31日凌晨，北京方面电告云南，同意知青请愿团赴京反映情况，但人数须限定在30人以内。

喜讯传到羊方凹，响起了一阵欢呼声。欢呼后，知青们又抱头痛哭。他们终于用自己的行动震动了北京，换得了应有的一份权利。1979年1月2日，刚下过一场大雪的北京火车站迎来了这批衣衫单薄的云南知青。丁惠民在月台上左右张望了一番，没有任何人前来同他们接洽与中央首长见面事宜。他心里被这种怠慢与冷遇暗暗地激起了一团火，于是下了命令：“全体集合，打出我们的旗帜，列队前进。目标，人民英雄纪念碑，出发！”

30位皮肤黝黑、衣着不整的男女知青，风尘仆仆、表情肃穆地列成两队，踏着吱吱作响的积雪，朝着天安门广场走去。一面皱巴巴的大旗在刺骨的寒风中猎猎作响，上面醒目地写着“云南农垦知青首批赴京请愿团”。

一连两天，越来越多的北京市民、知青家长和从各地回家过节的知青，纷纷赶到广场来声援云南知青请愿团，食品、饮料和御寒衣物堆成了小山。许多外国记者咔咔地按动快门，把关于中国知青的新闻发往世界各地。

1月3日下午，两个穿中山装的中年人分开人群，走到知青跟前。他们掏出工作证自我介绍后说：“对不起，哪位是丁惠民同志？请你们随我们先到招待所住下，中央首长明天接见你们。”

云南知青赴京请愿团代表终于等来了中央首长。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和民政部部长程子华听取了知青代表关于边疆农场存在严重问题的汇报后，说了许多感慨之言。首长的话说得很诚恳，很感人，对知青们有安抚，也有鼓励与小小的指责。

对于上山下乡的道路正确与否，首长们没有评说。他们只是让知青们回去后，“把生产搞好，把公共食堂办起来，把猪喂起来，还可以养鸡，养鸭，把菜也种好……你们要在那里安家立业，以那里为家，创造新乐园……”首长最后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新时代的人，眼光要放大一些，远一些，我们把希望寄托于你们。你们的意见，我们负责转达给党中央。中央已经派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到你们那里去。你们回去后要帮助农场某些干部转变作风……”

会见后，首长与知青代表一一握手，最后，还直呼其名地把丁惠民留下来，嘘寒问暖。

1月24日，丁惠民等3名知青代表以个人名义致电王震，以检讨的口吻说了一些话。

没过几天，中央首长接见云南知青代表的谈话，以及知青的检讨电报同时刊登在全国各家大小报纸的头版头条。

就在元旦过后不久，云南省的一个工作组来到勐岗农场，要在场部召开知青代表大会。

工作组的组长是省知青办的副主任，一位两鬓斑白的老干部。他走上台后，看了下面一眼，然后念起了讲稿：“国营农场广大青年职工同志们，战斗在农场生产第一线的广大青年工人、干部、党团员同志们……”

下面的知青一下子愣住了：“你再念一遍，开头那句是什么？”

副主任没有听出台下人的话中之意，把开头那句又念了一遍。台下顿时哗然，会场一下子如开了锅似的沸腾起来：“知青就是知青，你们搞什么鬼？怎么干了十年，连知青也不是了吗？……”

会场大乱，知青们情绪激愤，有人当场痛哭起来，更多的人则冲上台去质问副主任。副主任这才知道自己的头一句话便出了问题。可是，面对质问他还强辩说，这是中央最新的《四十条》里规定的，自己没有说错……

事关自己的切身利益，见过大世面的知青指导员龙胜云忍不住站了出来，他的一番话很快赢得了众人的支持：“知识青年同志们，战友们，我们的真实身份是兵团知青，我们是响应党和毛主席号召，到边疆来上山下乡插队落户，而不是来就业找工作的。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现在兵团撤销，‘文革’也结束了，为什么还有人任意篡改我们的知青身份，剥夺我们落实知青政策和回城的权利？《四十条》是不能接受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管什么人讲的话，哪一级领导的指示，如果不尊重事实，不遵循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都不能接受！”

很快，新的知青罢工潮又掀起了。

此时，有一行自称中央调查组的六人小组到达了勐岗。

勐岗农场的知青对中央调查组人员给予了最高规格的欢迎：成千上万的知青迎出农场几公里，在公路上夹道欢迎。农场大门口搭起了鲜花牌坊，插起彩旗，横幅标语大书“欢迎你，北京来的亲人”。

每一个知青都很激动，因为他们相信，当中央调查组了解到农场知青的实际情况后，《四十条》里不公正的条款就一定可以改变。

调查组人员心里却不安起来。他们的使命不是来解决问题的，而是来宣传《四十条》，解释有关文件的，只是借调查走走过场。更麻烦的是，他们并非真是从北京来的。

发觉受骗的知青们怒不可遏，有许多知青甚至要冲上台揍这些冒牌的中央调查组人员。好在罢工指挥部紧急决定，将冒牌调查组的人护送出会场后，便将他们驱逐出境，才没造成更大混乱。

罢工指挥部决定即日起罢工升级，并通电中央和省委，如果真正的中央调查组3日内不到勐岗农场并答复知青的要求，勐岗农场知青将进行共和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千人大绝食运动。

他们提出了一个口号：“不回城，毋宁死！”

3天很快就过去了。1月23日晚上7点整，通电的最后时限已到，中央调查组依然杳无踪影。

当晚9时，首批参加绝食的男女知青，共计311人，在场部露天会场集合，经过庄严宣誓后，一一进入绝食现场。

他们宣誓的方式很有中国特色，每人一碗酒，歃血为盟，然后齐刷刷跪下，面向家乡，右手握拳，誓言铿锵。这种悲壮古朴的宣誓仪式，让当事者与旁观者都不由自主地涌动起一股壮烈之情。万余名知青为进入绝食场地的壮士们送行，一时间泪飞如雨，哭声恸地。

几分钟后，一份事先拟就的电报稿通过电话传到县城邮电局值班室。以后，每隔两小时，勐岗农场知青以罢工指挥部名义向当地县、州、省委以及北京通报一次绝食现场情况。

就在知青开始绝食时，中央派来的调查组一行数人向勐岗急速奔来，领头的便是调查组组长鲁田。鲁田是农林部副部长兼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还兼任着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是一位从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走过来的老干部。

他在年初便接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到云南调查并妥善处理农场知青大罢工的非常事件。他先去了西双版纳，在那里亲眼目睹边疆农场的落后与混乱状态，感慨不已。

在橄榄坝农场，知青们给鲁田做了一锅“鲜鱼汤”。那所谓的“鲜鱼汤”，只有汤没有鱼，味苦涩，腥臭扑鼻。原来知青将河里长满绿苔的鹅卵石取来下锅熬汤，还给取了个好听的名字“鲜鱼汤”。那里的知青一年至少有一半时间要吃这样的“鲜鱼汤”！

鲁田看到那些低矮潮湿的草房，屋顶发黑，漏了许多窟窿，屋里的墙角和床底下竟然长着一簇簇的野蘑菇。就在这样简陋不堪的屋里，每间同时住着两对甚至更多的男女知青，他们大多属于未婚同居，有的人孩子都有两三岁了……

在勐腊农场，鲁田看到一群男知青脱下上衣，裸露出累累伤痕，那是在兵团工作时被打的永久纪念。他得知一个统计数据，知青中伤病率高得惊人，贫血接近百分之百，营养不良达百分之百，患胃病、肠炎、风湿性关节炎等急慢性疾病的达百分之百，另外女知青患痛经与月经不调等妇科疾病者近百分之百。更可悲的是，知青中非正常死亡率逐年上升，自杀率高居各项死亡率之首……

这就是全国知青生存环境的一个可悲的缩影。知青上山下乡到底有多少价值，是否成功，今后还真要再坚持搞下去吗？鲁田想起，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上，中央主要领导多次到会表示，坚持要按“既定方针办”，坚持上山下乡的正确道路决不动摇，会议产生巨大矛盾，最后才勉强通过了那个决议。

鲁田也听说了，最近北京流传着邓小平一句不无幽默的话：“我们花了300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鲁田想，小平同志的话绝非出于偶然，这也许正是那位大智大勇，经历过许多次风浪的老革命家放出的一个意味深长的试探气球。

应全体知青的强烈要求，调查组与知青见面大会立即在山坡的露天会场举行。中央调查组的首长被请上主席台就座，罢工指挥部成员坐在台下知青队伍的最前排。

放眼望去，会场与山坡上黑压压的知青少说也有三五万人，主席台就像一座孤零零的小岛，被知青的汪洋大海包围着。鲁田的脑子里冒出一句古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当他走上讲台，说出第一句话，也就是按规定把知青称为“青年职工”时，台下便咆哮起来：“我们不是青年职工，还我知青！”

鲁田有点发急，但他必须按中央的指示，“妥善解决”此事，便对着话筒苦口婆心地劝慰起来，从罢工的危害讲到中央的决议，试图唤起人们的理智，让他们耐心等待将来的好前景。

台下的知青不想听下去了。知青罢工副总指挥、北京知青吴向东走上台，拿起话筒，才说了首句“北京来的首长同志们，我亲爱的知青战友们，兄弟们，姐妹们—”喉咙便颤抖了，话不得不停顿了下来。

台下一片寂静。鲁田站在旁边，有点儿不知所措。不自觉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

吴向东终于又开口道：“我，吴向东，1969年下乡的北京知青，今天站在这个讲台上，当着我的故乡北京来的首长和亲人的面，当着我患难十年的知青朋友的面，说几句公道话。请你们记住，这是一个30岁男知青留给这个世界的肺腑之言。说完这些话，我想我从此问心无愧，因为我已经尽了我的最大努力来报答大家的信任。”他尽情诉说了知青的种种苦难与不幸，讲出了一代知青的心里话，说出了大家要求返城的迫切愿望，最后，说：“在我的发言即将结束时，为了捍卫一个真正的知识青年，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尊严，也为了拒绝刚才强加给我的’农场青年职工’的不真实身份，我决定以最后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抗议！”

说完，他转过身，面对全体调查组成员，从裤袋里掏出一把锋利的匕首，一下子就切开了手腕，刹那间指头粗的血柱有如喷泉般喷涌而出，不等人们清醒过来，这位勇敢的知青便面带微笑跌倒在地上了。

响着凄厉警笛的救护车将伤员载走了，会场已无法平静。鲁田早已老泪纵横，他决没想到，现行的知青政策会对知青伤害得那么深那么致命。他几乎有了一种身为刽子手的负罪感。

他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向讲台，对准话筒说：“我要郑重地、负责地和全心全意地为了刚才的话，也为了那个不公平的称呼向你们道歉。我这里正式向你们说一声：你们，知识青年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台下的知青猛然爆发出了长达十几分钟的掌声。

接着，鲁田告诉台下的知青们，他也有两个在农村插过队的孩子，他被打倒多年，去年才重新出来工作。他了解也能理解知青的苦难与迫切心情，但还是要请大家耐心等待一阵，让中央有个全盘考虑分批解决的过程……

然而，知青们不想再一天天一年年地等待下去了，一个身患严重心脏病的四川女知青，慢慢走上台，突然一下子跪倒在鲁田面前，大哭起来：“伯伯，伯伯，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这些可怜的人吧……”

女知青的哭声与话音，引起了台下数万知青的共鸣，他们一起对着台上的中央首长，齐刷刷地跪下来，哭得石破天惊，大地颤动！

鲁田大恸，泪流满面，不能自已。面对眼前这个女知青和台下数万长跪不起的知青们，他感到自己肩上如同压着一座泰山，难以承受之重。

他慢慢扶起女知青，面向话筒说道：“知识青年同志们，孩子们，你们起来吧，我决定，现在就通过电话向党中央请示，反映你们的回城愿望与要求。”这位老人决心冒着政治生涯中的最大风险，挺身而出，为苦难深重的知青们请命了。

凌晨5时许，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通话，满脸倦容的鲁田重新走进了会场，登上主席台。他对着话筒，用略带嘶哑的嗓音对着下面静寂中的知青们说：“知识青年同志们，现在让我负责地回答你们的问题。首先，我希望所有绝食的同志立即恢复进水进食，全体知识青年停止罢工，返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因为中央领导同志已经明确表态———知青同志们，你们的合理要求是应该得到满足的！”

一阵窒息般可怕的静寂后，全场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欢呼声，疯狂的跺脚、鼓掌声，歇斯底里的号啕大哭声。许多知青冲进绝食现场，把他们的英雄高高地抬起来，抛向空中。

返城的大门打开了。国务院批准了知青办的一个包括“六条”办法的请示报告，于1979年1月下旬下达各省市自治区。“六条”大致内容如下：

其一，积极办好农场，尽可能地把知青稳定在农场中。这是前提，但也是一条不现实的前提，几乎等于虚设。

其二，需要商调回城的，可以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

其三，城镇职工退职退休后，可以招收其在农场的子女。

其四，从国营农场参军的知识青年，从1979年起，退伍复员后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分配工作。

其五，城市招工时，允许到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

其六，上海郊区去云南农场的青年，本人愿意回原籍社队，可以允许。

1979年2月上旬，云南召集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等市有关领导商讨如何落实国务院“六条”的精神。此消息很快在云南垦区各农场传播开了，知青们闻风而动。很快，知青返城大风暴就从云南蔓延到了全国。

上山下乡运动，就此宣告终结。

原文出处：https://www.163.com/dy/article/FVL61TE90548EKJ6.html。原文标题为“改变中国的历史瞬间，云南知青大返城事件”。2024年1月20日下载。

“夜话”2024年第6期，2024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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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逼民反”和“官宽民反”——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

前些天出门旅游，顺手往箱子里放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法国人托克维尔的《旧制度和大革命》。这本1856年写就的著作，2012年曾被王书记推荐阅读，在中国红火过一阵。我早先翻过该书前面几章。我现在的旅游都是休养型的，歇息时间很多，顺便就读读书。可这一读，却发现托氏这本名著的闪光之点，原来是提出与我们熟知的“官逼民反”论截然不同的“官宽民反”论。

“官逼民反”论对我们每个中国人都不陌生。它至少可以追溯到二千多年前的司马迁。司马迁在《史记·陈涉世家》里描述了这样的情形：秦二世元年，陈胜﹑吴广奉令领九百人去渔阳，途中在大泽乡遇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因大雨误期，本属于可恕之失，但在秦王朝的严刑峻法下却变成当斩之罪。陈胜吴广走投无路：不反必死，反了却可能不死，干脆揭竿而起，造反了。但“官逼民反”论之所以深入人心，应当归功于后来的小说《水浒传》。《水浒传》里许多英雄都是“官逼民反”才上梁山的。被民间津津乐道的林冲、武松上梁山故事，都是“官逼民反”的典型例子。到了现代，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资本主义越发展，贫困的无产阶级人数越多，无产阶级也就越贫困，无产阶级也越革命。因此，马克思理论正好和我们传统的“官逼民反”论一拍即合。所以，在我们小学、中学和大学的语文、政治、历史等各门课程中，老师一遍又一遍地教导我们说，从二千多年前的陈胜吴广起义，到当今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都是“官逼民反”的结果。用比较学术化的语言来表述，“官逼民反”论说的是客观条件的恶化迫使封建社会里的农民阶级、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工人阶级起来革命，或者说老百姓起来造反。所谓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重反抗越烈”，都是“官逼民反”论的通俗说法。

可是，托氏在他的《旧制度和大革命》中却提出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观点，就是“官宽民反”。在他看来，不是客观条件的恶化，而是客观条件的改善，让老百姓发现原来被视为“正常”的客观条件竟然还是可以改善的，因此他们主观上就希望更多的改善，达不到这样的主观愿望，他们就会造反。或者说，官府对老百姓越是宽松，老百姓的自由余地越是扩大，老百姓对原先的“官逼”制度越是憎恨，对当时“官宽”制度中依然留存的“官逼”部分越是难以容忍，就越容易造反并整个地推翻这个已经“官宽”的制度。反过来说，在“官逼”制度下，老百姓已经习惯，以为它就是天经地义的“正常”制度；只要它不继续恶化，不到那种走投无路的地步，老百姓不会造反。可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如果官府放宽对百姓的钳制，改善百姓的生活，客观条件优化了，老百姓反而会变得更不满足。托氏的观点不仅让我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端起碗吃饱饭，放下碗骂他娘”的景象：农民能够吃饱饭了，却在饭后会骂人了：骂当时的邓掌舵人。反之，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农民吃不饱饭却也不骂人。记得那时节许多开明的文化人为邓喊冤：让你们吃饱饭了，你们怎么不知道感激、反而还骂他？其时，王书记正在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对此情此景应当了然于心。

言归正传，回到托氏的书。托氏开宗明义，说他在这本书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大革命不在欧洲大陆其他国家、而偏偏在法国爆发。为回答这个问题，他做了三方面的比较研究，就是比较法国和德国、法国内部各地区与法国历史各时期。就法德比较而言，托氏说十八世纪中后期，也就是我们的乾隆皇帝在位的那六十年（1736-1796年），德国还是封建农奴制度。农民被限制在领主的庄园中不得随便离开，甚至结婚也得领主批准。少数农民开始有了自己的土地，可所有权残缺不全，比如买卖和抵押土地要领主批准，耕种土地的方式由领主决定，即使农产品也不能自由出售。但在法国，这样的制度至迟从十三世纪就逐渐改变了。到十八世纪，法国大部分地区已经彻底废除了农奴制。法国农民那时可以自由迁徙、自由买卖、自主签订合同。领主和贵族虽然还在，但除了享受过去残存的部分经济即金钱特权如地方征税权和许多免税外，在农村和居民社区中已经失去了政治统治权利。就法国内部各地区比较来说，托氏揭示在废除旧制度方面，巴黎走得最远；而像布列塔尼等边远地区，类似德国的中世纪制度还几乎原封不动。在比较法国历史各时期时，托氏指出1780年的法国比例如四十年前和二十年前都繁荣得多，“20年以前，人们对未来无所期望；现在人们对未来无所畏惧。”可在欧洲各国之中，恰恰是法国；在法国内部，恰恰是巴黎；在法国各时期中，恰恰是最繁荣的时期，爆发了整个推翻旧制度的大革命。而那些依然受旧制度压迫最重地方的农民，比如布列塔尼的农民，反而在领主的率领下，起兵“勤王”，杀向巴黎，保卫旧制度。犹记年轻时读雨果的名著《九三年》，满是英雄主义情怀，而其背景就是这场保皇和共和两军之间的法国内战。

根据上述三方面比较，托氏提出问题说：“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大革命的特定目标是废除无处不在的全部中世纪制度残余，但乍看起来令人不解的是：大革命却没有在这一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最能感受到压迫和酷政的地方爆发。相反，革命是在人民对旧制度亲历最少的地方爆发的，也就是说，是在人民身上的枷锁显得最难以承受、但却是最轻的地方爆发的。”为什么这样呢？他解释说：封建制度的“范围缩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人们说得有道理：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制度厌恶百倍。”因此，托氏总结说：“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自我改革的时刻。只有伟大的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

这样，托氏就把主观感受在社会造反中的作用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不是恶化了的客观条件下的无路可走，而是改善了的客观条件下的更高期望，促使人们走上街头，推翻整个旧制度。当然，托氏的“官宽民反”和我们的“官逼民反”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辅相成的两种观点。民反可能直接肇因于官逼也可能直接源起于官宽。同时，如果说历史上的民反有时可以清楚地归之于官逼或者官宽的话，那么，现在世界各国发生的民反，往往可能同时兼有官逼和官宽两种肇因而很难分清。但是，无论如何，托氏这本书向我们揭示了造成民反的另一种可能性，显著地扩大了我们的眼界。尤其重要的是，托氏的官宽民反论，和我国古人倡导的“宽猛兼济”不是一回事。孔夫子在两千多年前提出“宽猛兼济”观点时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但世界到了三百年前的十八世纪，托氏谈的已经是“自由平等博爱”及其引出的民反，和孔夫子以“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为理念基础的“宽猛兼济”论，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与法国大革命同时期的乾隆朝代，曾被赞誉为用“宽猛相济”理政并达至“盛世”的典范，可仅仅五十年后，鸦片战争就把盛世之下的残枝败叶暴露无遗。

我们这代人，既在“无产阶级伟大事业”的教育内浸润过，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洗礼过，亦在农村的战天斗地里饥馑过，还被“吃饱饭后反骂官”的现象震惊过。在我们这代人中，王书记应当算是“伟大的天才”。他在十二年前就睿智地看到了托氏揭示的可能性，并用推荐托氏这本书的方式，向众人昭示了后来中国的政治趋势和经济走向。今日重读此书，掩卷之余，不禁想起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感慨：“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可见读斯书与登斯楼，同理也。

是为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读后感。


“夜话”2024年第5期，2024年8月9日

注：本文引用的托克维尔语录皆引自商务印书馆2012年出版的中文版，少许用词由引用者根据法文原文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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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y Away from Gretchen” von Abel: Eine Rezension

Der Roman “Stay Away from Gretchen: Eine unmögliche Liebe” war in den letzten Jahren ein Bestseller in Deutschland. Während meines letzten Deutschlandbesuchs gab mir eine Freundin diesen Roman und empfahl ihn als eine Offenbarung eines unbekannten Teils der deutschen Nachkriegsgeschichte. Obwohl es sich bei dem Buch um einen Roman handelt, sind die Figuren im Buch gut darin, im Internet zu recherchieren und viele historische Dokumente zu finden. Der Autor Abel behauptet außerdem, dass abgesehen von den fiktionalisierten Figuren und Ereignissen ein Großteil des Buches auf historischen Tatsachen beruht. Ungewöhnlichsweise gab es sogar eine Liste von Referenzen am Ende des Buches. Daher sind auch einige deutsche Kritiker der Meinung, dass der Roman die Geschichte des Zweiten Weltkriegs und des Nachkriegsdeutschlands fast wahrheitsgetreu wiedergeben würde. Meine Freundin, die 1937 geboren wurde, gehört derselben Generation an wie Greta, die Heldin des Romans, die 1931 geboren wurde, und hat daher eine besondere Wertschätzung für die im Roman beschriebene Zeit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Das möge einer der Gründe sein, warum sie mir das Buch empfohlen hat.

“Stay Away from Gretchen” war eine Warnung der US-Armee an ihre Soldaten im Jahr 1944, als die Landung der Alliierten in der Normandie erfolgreich war und die Invasion Deutschlands unmittelbar bevorstand. Der „Pocket Guide to Germany“, der diesen Soldaten ausgehändigt wurde, warnte sie, immer daran zu denken, dass “vor elf Jahren die Mehrheit der Deutschen durch Wahl den Nazis zur Macht verholfen hat. Das gesamte deutsche Volk hat Hitlers <Mein Kampf> gelesen”. Um nicht von zivilen “Guerillas” verletzt zu werden, sollten sich die amerikanischen Soldaten von Deutschen und insbesondere von deutschen Frauen fernhalten. Als die amerikanischen Truppen zum ersten Mal in Deutschland eintrafen, herrschte zwischen den beiden Seiten eine große Feindseligkeit. Wie im Roman geschildert, hielten die Deutschen die Schokolade, die die amerikanischen Besatzers den deutschen Kindern auf der Straße gaben, zunächst für eine Droge, die die deutschen Kinder vergiften würden. Wie wir wissen, war Großbritannien von der deutschen Einigung von den Preußen bis zum Zweiten Weltkrieg mehr als 80 Jahre lang Deutschlands Erzfeind. Die deutschen Regierungen sah in Großbritannien, sowohl im “Versteckspiel” als auch in der offenen Konfrontation, das größte Hindernis für Deutschlands “Aufstieg ins Zentrum der Weltbühne”.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waren in den beiden Weltkriegen ein fester Verbündeter Großbritanniens. Dieser psychologische Komplex der deutschen Nation gegenüber Großbritannien und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löste sich nur allmählich in dem langsamen Prozess der Verlagerung vom “Land zuerst” zum “Individuum zuerst”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auf. Was die Nachkriegszeit betrifft, hörten die lokalen Behörden und die Massen auf, möglicherweise deswegen, dass das deutsche Volk gesetzestreu war (es befolgte den von der Regierung verkündeten Kapitulationsbefehl) oder dass ihm die Tradition des “Volkskriegs” fehlte, von sich aus zu erheben, nachdem die Regierung die Kapitulation verkündet und die Armee die Waffen niedergelegt hatte. Deshalb trat die von den Alliierten zuvor befürchtete Situation überhaupt nicht ein. Dementsprechend setzten die Alliierten auch ihren guten Willen frei: Deutschland kapitulierte im Mai 1945, und im Oktober desselben Jahr verkündete die US-Armee die Aufhebung des “Fraternisierungsverbot(s)”, das den Soldaten den Umgang mit Deutschen untersagte. Die Besatzungssoldaten begannen, mit Zivilisten in Kontakt zu treten. Im Laufe der Zeit knüpften die Deutschen und die amerikanischen Soldaten persönliche Freundschaften, während deutsche Frauen und amerikanische Soldaten anfingen, über die Liebe zu sprechen. Vor diesem Hintergrund ist der Roman angesiedelt.

Die Hauptfigur Greta wurde in der deutschen Provinz Ostpreußen geboren, der Region, die der große deutsche Philosoph Immanuel Kant in seinem Leben nie verlassen hat. Als die sowjetische Armee Anfang 1945 in Ostpreußen einmarschierte, floh die Familie in das noch von der Nazi-Regierung beherrschte Deutschlandteil, das später Westdeutschland genannt wurde, und zog zu ihren Verwandten in die Stadt Heidelberg im Süden des Landes ein. Nach dem Krieg wurde die Provinz Ostpreußen an die ehemalige Sowjetunion, das heutige Russland, abgetreten und in die russische Oblast Kaliningrad umbenannt, und die Family verloren ihre Heimat und blieben dauerhaft in Westdeutschland. Nach der Kapitulation war Deutschland ein verwüstetes und verarmtes Land, und die Familie Greta, die ihre Heimat verloren hatte, lebte nur noch auf dem Heuboden, wo früher die Bienenstöcke untergebracht waren. Heidelberg gehörte zu dieser Zeit zur amerikanischen Besatzungszone. Vielleicht weil Heidelberg als Universitätsstadt bekannt war, blieb es von schweren Artillerieschäden verschont und seine Infrastruktur war weitgehend intakt, so dass eine große Anzahl amerikanischer Truppen dort stationiert war. Infolgedessen kam Gretas Familie häufig mit amerikanischen Soldaten in Kontakt. Einmal verlor Greta ihren Hut underwegs,  wenn sie nach einem Eintauschen auf dem Schwarzmarkt nach Hause ging. Dies sah ein schwarzer US-Soldat, Bob, auf der Wache. Nach der Post schickte er den Hut zu ihr nach Hause und learnte Gretas Familie kennent. Er bestand später darauf, jeden Tag die Küchenreste der US-Armee an die Familie von Greta weiterzugeben, um ihren Schwein zu füttern. Der Winter 1946 war in Deutschland besonders kalt. Zusammen mit der extremen Härte in der Nachkriegssituation, führte die Kälte zur Erfrierungstod von Hunderttausenden von Menschen. Es waren Bobs Küchenreste, die der Familie Greta halfen, diese schlimmste Zeit zu überstehen. Bob führte auch Gretas Mutter, die nähen konnte, bei den amerikanischen Offiziersfamilien ein, um Kleidungen herzustellen. Damals waren Spinnerei und Weberei industrialisiert worden, aber die Herstellung von Kleidungen war immer noch Sache von Einzelpersonen, die Stoff kauften und selbst zu Hause schneiden oder von schneidern/innen zu Kleidungen machen ließen. Gretas Mutter nahm sie jedes Mal mit zu den Amerikanern, um Kleidungen anfertigen zu lassen. Bob war für den Transport zuständig und reiste daher oft mit Greta in einem Jeep, den er fuhr. Im Laufe der Zeit kamen sich Greta und Bob näher und endlich zur Liebe, und bekamen eine Tochter, Marielele. Sie waren bereit zu heiraten und Greta bestellte sogar schon ein Hochzeitskleid. Glück und Familie schienen in ihrer greifbaren Nähe zu sein.

Sie erkannten jedoch nicht, dass sie drei hohe Mauern vor sich hatten. Die erste war die amerikanische Politik der Rassentrennung, die es schwarzen Männern ausdrücklich verbot, weiße Frauen zu heiraten. Greta war zwar keine Amerikanerin, aber weiß, so dass Bob und Greta nicht heiraten konnten. Hätte es diese hohe Mauer nicht gegeben, wie es bei vielen weißen amerikanischen Soldaten, die deutsche Frauen heirateten, der Fall war, hätten sie sofort heiraten können, und die folgende Tragödie wäre vermieden worden. Doch war disse Mauer umgehbar. Da es damals in Deutschland so gut wie keine Schwarzen Bewohner gab, gab es keine spezifischen Diskriminierungsgesetze gegen sie wie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Wenn Bob von der Armee entlassen wurde und in Deutschland blieb, könnte er mit Greta zu heiraten. Die beiden planten tatsächlich, auf diese Weise zu heiraten.

Doch war der plötzliche Ausbruch eines neuen Krieges wie eine neue Mauer, die ihre Träume zerstörte. Im Sommer 1950, wenige Monate vor Bobs Entlassung, schwenkte die nordkorean Armee schlagartig nach Süden, überquerte den international vereinbarten 38. Breitengrad, nahm Seoul, die Hauptstadt Südkoreas, within drei Tage des Angriffs ein und fegte dann über ganz Südkorea hinweg, wobei die Armee bis nach Pusan, der letzten Hochburg Südkoreas, vorstieß. Die Vereinten Nationen stellten daraufhin die United Nations Army auf, um den 38. Breitengrad wiederherzustellen. Bob wurde als Angehöriger der US-Armee nach Korea entsandt, um sich der UN-Armee für einen sechsmonatigen Einsatz anzuschließen. Aber der Einsatz wurde immer wieder verlängert. Als beide Seiten den 38. Breitengrad wieder anerkannten und die Kämpfe endeten, war es bereits Sommer 1953. Obwohl Bob sofort zurück nach Deutschland eilte, konnte er nichts fuer sein Heiratsplan mit Greta tun. Krieg! Wie viele Lieben und Familien sind durch Kriege zerstört worden!

Das Hindernis, das Bobs und Gretas Liebe im Roman letztlich “unmöglich” macht, ist jedoch die dritte hohe Mauer: der Hass und die Diskriminierung gegen Amerika, insbesondere gegen die Schwarze, in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zu jener Zeit. Gretas Vater, der Hitlers Angriff auf Polen und den Beginn des Zweiten Weltkriegs bejubelte, meldete sich später zur Armee und kämpfte im Westen bis Paris und im Osten bis Stalingrad (heute Wolgograd), wo er von den Sowjets gefangen genommen wurde. Nach dem Krieg kehrte er nach Deutschland zurück und fand, dass seine Tochter in einen amerikanischen Soldaten verliebt war. Darauf hatte er das Gefühl, dass sein Blut auf dem Schlachtfeld umsonst vergossen worden war. Noch unerträglicher war es, dass seine Tochter sogar in einen schwarzen amerikanischen Soldaten verliebt war und ein dunkelhäutiges Kind zur Welt bracht! Die Diskriminierung der Schwarzen in Europa war tief verwurzelt. Obwohl die Nazi-Herrschaft nur 14 Jahre andauerte, wurde die diskriminierende Mentalität der deutschen Massen durch die Rassentheorien, die in den Grund- und Mittelschulen vermittelt wurden, noch verstärkt. Während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Rassentheorien Juden und andere Europäer noch als Menschen betrachteten, bezeichnete Hitler in <Mein Kampf> die Schwarze schlechthin als “Halbaffen” und nicht als Menschen. Während der Nazizeit waren Hitlers Woerter “die Wahrheit in jedem Satz” und “ein seiner Saetze ist zehntausend Sätze wert”. Sein <Mein Kampf> wurde an alle verteilt. Obwohl die Nazis den Krieg verloren haben und es in Deutschland kein spezifisches Politik der Diskriminierung gegen die Schwarzen gab, sollte die Diskriminierung von Schwarzen in der deutschen Öffentlichkeit nicht geringer sein als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zu jener Zeit. Deshalb verheimlichten Bob und Greta ihre Liebesbeziehung vor Gretas Familie, seit sie sich ineinander verliebt hatten. Nachdem Gretas Schwangerschaft die Beziehung aufgedeckt hatte, verbot ihre Familie den beiden entschlossen, sich zu sehen, obwohl Bob der Familie in der Vergangenheit gross geholfen und die beiden Seiten befreundet waren. Erst als Greta an postpartalem Fieber starb und dringend Penicillin benötigte, das nur in den US-Militärkrankenhäusern erhältlich war, wendete sich ihre Mutter an Bob und Greta and Bob fanden wieder zueinander. Waehren Bob jedoch Deutschland verließ und Greta mit ihrer Arbeit und Kind beschäftigt war, versteckten ihre Eltern alle Briefe von Bob. Als Bob im Sommer 1953 nach Deutschland zurückkehrte und Gretas Eltern besuchte (Greta befand sich zu dieser Zeit im Krankenhaus), drohten sie ihm damit, die Polizei zu rufen, um ihn loszuwerden, und logen ihm vor, Greta sei mit einem anderen verheiratet und ihr Mann habe das Kind von Bob und Greta adoptiert. Bob kehrt enttäuscht in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zurück, und ihre Liebe endete in einer Tragödie!

Die diskriminierende Haltung von Gretas Eltern ist nur ein Mikrokosmos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zu jener Zeit. Eine weitere Hauptlinie des Romans ist das dunkelhäutige Kind von Bob und Greta, Marielele. Marieles Erfahrungen zeigen die Diskriminierung schwarzer Menschen in der gesamten deutschen Gesellschaft. Von Marieles Hebamme über die Fremden, die sie auf der Straße traff, bis hin zu den Regierungsbeamten – fast jeder Deutsche im Roman diskriminierte Greta und Mariele. Nur ihre Heidelberger Verwandten, denen sie sich anschließen, halfen ihnen noch. Bob wurde für seinen Dienst in Deutschland bezahlt und Greta musste nicht arbeiten. Als Bob Deutschland verließ und Greta nichts mehr von ihm hörte, musste sie arbeiten, um sich und ihr Kind zu ernähren. Aber Arbeit und die Betreuung von einem Kleinkind waren unvereinbar, und so musste Greta Mariele vorübergehend in einem Waisenhaus unterbringen. Selbstverstaendlich kümmerten sich viele schwarze amerikanische Soldaten nicht um die Kinder, die sie mit deutschen Frauen hatten, und viele deutsche Familien wollten keine dunkelhäutigen Kinder großzogen, so dass sie das Sorgerecht abgaben und ihre schwarzen Kinder in Waisenhäuser schickten. Viele Menschen in Deutschland hielten diese schwarzen Kinder für ungeeignet, in Deutschland zu leben, und die Regierung diskutierte sogar darüber, sie in von Deutschen geführte Waisenhäuser in Afrika weiter zu schicken. Zu diesem Zeitpunkt meldeten sich zwei einfache Amerikanerinnen (Margeret E. Butler und Mabel E. Grammer), die sich bereit erklärten, die schwarzen Kinder zu adoptieren und an amerikanische Familien zu appellieren, diese Kinder aufzunehmen. Die deutschen Beamten übergaben Mariele an eine amerikanischen Adoptivfamilie, ohne Greta frueher davon zu informieren. Daraufhin erlitt Greta einen Nervenzusammenbruch und wurde ins Krankenhaus eingeliefert! Während sie im Krankenhaus lag, kehrte Bob nach Deutschland zurück und hoffte auf Liebe und Heirat, doch er wurde durch die Lügen von Gretas Eltern enttäuscht!

Das Ende des Romans grenzt an eine Komödie. In Deutschland teilten sich damals alleinerziehende Mütter das Sorgerecht für ihre Kinder mit dem Staat. Um das volle Sorgerecht zu erhalten und Mariele zurückzubekommen, heiratete Greta später und bekam einen Sohn, Tom. Aber die deutsche Regierung war nicht kooperativ und das Paar konnte Mariele in der weiten Welt nicht finden. Die Uhr tickt auf 2015 zu. Toms Vater was gestorben und Flüchtlinge aus dem syrischen Bürgerkrieg strömen nach Europa. Das erinnerte viele Menschen an ostpreußische Deutsche wie die Familie Greta, die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floh. Tom war bereits ein bekannter TV-Nachrichtenmoderator. Eines Tages stieß er auf Bobs Fotos und Liebesbriefe, die er in Deutschland an Greta geschrieben hatte. Mehr zu seinem Entsetzen fand er, dass seine Mutter ein Bild eines schwarzen Kindes hütete, auf dessen Rückseite die Worte “Mein allerliebstes Marielele” stehen. Greta gestand Tom ihre Liebe zu Bob, aber allein die Erwähnung von Marielele führte zu ihrem Nervenzusammenbruch. Tom und seine Kollegen nutzten daraufhin das inzwischen allgegenwärtige Internet, um Bob und Marielele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zu finden, indem er auch viel über das Schicksal der schwarzen Kinder im Deutschland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informierte. Bob, der im Jahre 2015 über 90 Jahre alt und stets alleinstehend war , und Marielele, die über 60 Jahre alt war und viele Kinder und Enkelkinder hatte, wurden schließlich mit Greta in Deutschland wiedervereinten, und – was noch wichtiger war – Bob erfahr, dass er von Greta nie betrogen worden war. Nur hatte Greta zu diesem Zeitpunkt teilweise ihren Verstand verloren ……

Daron Acemoglu, einer der renommiertesten Wirtschaftswissen-schaftler der Gegenwart und Professor am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 hat einmal darauf hingewiesen, dass die wichtigste Veränderung, die die Gesellschaft in den letzten 100 Jahren durchlaufen hatte, die “Revolution der Rechte (Rights Revolution)” war. In der Tat sind die Rechte benachteiligter Menschen heute wesentlich höher als noch vor 100 Jahren. Das Verhältnis zwischen den Rechten von Bürgern und Herrschern, Gefolgsleuten und Herren, Arbeitern und Unternehmern, Frauen und Männern, Jugendlichen und Eltern, ethnischen Minderheiten und Mehrheiten, religiösen Minderheiten und Mehrheiten, schwarz-, braun- und weißhäutigen Menschen, Außenseitern und Einheimischen, und im Falle von China, von Mitgliedern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Chinas (KPCh) und Nicht-Mitgliedern der KPCh, Beamten und anderen Berufen, landwirtschaftlichen und nicht-landwirtschaftlichen Arbeitern und ihren Familien, oder generell gesagt, von den diskriminierten und den discriminierenden in verschiedenen Klassifikationen, ist völlig anders als vor hundert Jahren oder sogar fünfzig Jahren, und die Veränderungen sind so drastisch, dass man von einer “Revolution” sprechen kann. Eine solche Revolution der Rechte hat nicht nur in den Industrieländern stattgefunden, sondern – in unterschiedlichem Maße – auch in jedem anderen Land der Welt, einschließlich China. Im heutigen Deutschland waren die Rechte von alleinerziehenden Müttern für Greta in ihrer Jugend unvorstellbar, und die Rechte von Schwarzen und anderen Minderheiten für Bob ebenso unvorstellbar. Die Liebe von Greta und Bob ist heute weder in Deutschland noch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unmöglich”. Als Tom nach Informationen über Bob und Mariele suchte, konnte er oft nicht glauben, dass es in Deutschland zu jener Zeit eine solche Diskriminierung dunkelhäutiger Menschen gab. Er war sich der Rassenpropaganda der Nazis bewusst, aber erst bei der Suche nach seinen eigenen Familienmitgliedern wurde ihm der Schmerz entstehen. Die meisten von uns sind diskriminiert worden und haben auch andere diskriminiert. Aber wir spüren es nur, wenn wir selbst diskriminiert werden, und wir sind uns dessen nicht bewusst, wenn wir andere diskriminieren. Es scheint mir, dass der Grund, warum Abels Roman ein Bestseller ist, nicht unbedingt darin liegt, dass er einen ungeschminkten Teil der deutschen Nachkriegsgeschichte enthüllt, sondern vielmehr darin, dass er bei den Deutschen Mitgefühl und Sehnsucht nach wahrer Liebe hervorruft und damit ein Gefühl für die moralische Verpflichtung zur Gleichbehandlung der Benachteiligten weckt.

“Nachtgespräch” Nr. 5, 2023, den 2. Dezember 2023

P.S.: Der Roman ist: Abel, Susanne, 2021, Stay Away From Gretchen: Eine Unmögliche Liebe, München: dtv.

Hinweis für nicht-chinesiche Leser/innen: Diese Buchbesprechung ist eine Übersetzung von meinem chinesischen Artikel gleiches Titels, welche auf meiner persönlichen Homepage www.hujingbei.net und anderen chinesischen sozialen Medien veröffentlicht wurde. Sie wurde für ein festlandchinesisches Publikum geschrieben und daher viele offizielle Begriffe aus Festlandchina wie “Versteckspiel (韬光养晦)“, “Aufstieg ins Zentrum der Weltbühne (走向世界舞台中心)”, “Volkskrieg (人民战争)” verwendet. Es gibt mehr wörter über den Koreakrieg hier als im Roman selbst, denn China beschreibt den Krieg offiziell stets als “Krieg zur Abwehr der US-Aggression und zur Unterstützung Koreas (抗美援朝)”. Außerdem wird z. B. über Hitlers “Mein Kampf” mit Sätzen wie “jedes Wort ist Wahrheit (句句是真理)” und “ein Satz ist 10.000 andere Sätze wert (一句顶一万句)” berichtet, die damals offizielle Bezeichnungen für Mao Zedongs Zitate waren. In Anbetracht der Zensur auf dem chinesischen Festland versucht diese Rezension, dem Leser auf satirische Weise etwas Wahres zu sagen. Der Link zum chinesischen Originaltext ist: 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2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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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2024年5月20日访谈记录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2024年5月20日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记录。《纽约时报》为清晰起见而对采访记录作了编辑和精简。

问：出于对局势升级（包括核战争风险）的担忧，拜登政府禁止乌克兰使用美制武器袭击俄罗斯境内。 你们的政府已敦促做出改变。鉴于战场形势，这一政策应如何改变？为什么？

首先，拜登政府确实反对使用西方武器。 今天，我们拥有自己的武器、自己的无人机，并且使用它们，但我想指出的是，我们这样做是为了防御。这非常重要，我们一直要求拜登总统——不仅是拜登总统，还有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就是我们希望使用这些西方武器进行防御。

从俄罗斯领土上发生专门针对乌克兰平民的袭击时，大炮专门向平民开火时，当俄军大炮袭击乌克兰一座城市、市中心时——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你无法回应它们，因为你的大炮射程太短了。我们没有远程炮弹。要知道，最近一年半来，乌克兰没有任何远程炮弹。当它们袭击我们的城市时我们如何应对？他们驻扎在俄国距离乌克兰边境最近的村庄。他们从那里发动袭击，知道我们不会还击，知道他们利用平民作为掩护，因为他们的武器位于俄罗斯联邦的平民中。但他们冷静地这样做，了解我们的合作伙伴没有给我们许可，正如你所说的。

在这里，当我们谈论陆军战术导弹系统或海马斯，或者我们谈论炮弹或相关导弹（风暴阴之影等）时，我们无权袭击俄罗斯联邦领土、其军事地点、总部等等。这是我们防御的一部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免受这些攻击？ 攻击它们是唯一的办法。

对于防空来说也是如此。 我们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来自俄罗斯领土的制导炸弹、各种导弹的持续袭击？ 他们从俄罗斯境内发射导弹，距离乌克兰境内或乌克兰边境最远100公里。 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我们可以打击进入乌克兰领土的导弹，也可以在这些导弹发射前打击发射它们的飞机。 为了打击导弹，我们需要防空系统。为了攻击飞机，我们需要适当的武器——武器和许可。

“他们会带着死亡来到我们身边”

问：您是否觉得您现在在战场上面临的情况使这个请求更加紧迫？

最近的哈尔科夫例子表明，当你了解并掌握信息时——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分享了一些情报，特别是卫星数据——你就会知道俄罗斯正在边境沿线集结军队和部队。火车运来装备、坦克和装甲车等，在别尔哥罗德地区等地卸货。 他们正在那里卸货，你知道这正在发生。这意味着明天，他们不会带着花来。他们会带着死亡来到我们身边。正确的？正确的。当他们从聚集地转移到10个不同的地方时，例如在哈尔科夫地区，我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知道明天他们不是来庆祝而是来杀我们的，为什么我们不能使用武器来杀死他们呢？ 在他们聚集的地方消灭他们？这也会有所帮助，因为他们不会在一次行动中联合起来。 他们会知道，如果他们在某个特定点积累，我们就会袭击。

它就像一道栅栏，在他们越过我们边境之前的一道栅栏。但这是火的栅栏。因为这是一场不同的战争——现代的、混合的——你不能说只有真正的物理围栏、战壕或雷区才有效。不。这是一个复杂的行动——如果你拥有至少可以到达与俄罗斯边境的武器。

如果我们的炮火无法到达这些地区，那么我们对俄罗斯领土上他们的装备集结的地方能说些什么呢？这是他们巨大的优势。哈尔科夫受到的炮击，所有人员、儿童的死亡——这是他们的巨大优势。日常使用炸弹——这是他们的巨大优势。使用S-300系统——他们已经积累了10,000枚S-300导弹。一万枚——这又是他们的优势。世界上有合适的武器来应对吗？有的。是否有比俄罗斯武器库中更好的合适武器？有的。乌克兰是否具备这两个要素——足够的数量和许可？ 不。

问：您是否向拜登政府请求了许可？

我请求国务卿布林肯的许可。我向【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发出了信号。我通过各种联系人和情报渠道以及总统和政府进行了交谈。在同一层面上，其他盟国、欧盟国家的领导人也从我那里收到了这样的信号。

“不存在升级风险”

问：对于那些认为由于局势升级的风险而允许乌克兰在俄罗斯境内使用这些武器风险太大的人，您有何看法？

答：不存在升级风险。升级已经发生：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升级。这就像制裁。许多人谈论与俄罗斯经济制裁升级的风险。这表明我们的伙伴原则上害怕与俄罗斯联邦完全断绝关系。当你制裁俄罗斯企业并将你的企业撤出他们的市场时，这是一种百分百有效的制裁。如果无法通过制裁，则禁止任何账户、银行系统，并完全冻结位于特定国家境内的俄罗斯资本。例如，如果冻结他们的资本，俄罗斯在欧盟的资本也会被冻结吗？这会帮助欧盟社会？不。他们用这些钱吗？不。他们收到这笔钱是为了帮助人们吗？不。他们从这笔钱中受益吗？不。它被冻结了。是的，但他们不会将这笔钱转移到乌克兰。为什么？让我们一起寻找答案：因为这将意味着与俄罗斯联邦的经济关系彻底破裂。

这与大使馆类似。大家都关闭大使馆了吗？没有。每个人都将俄罗斯外交官从自己的国家遣送回国吗？没有。他们召回来自恐怖分子国家的大使了吗？不。那么外交制裁是否100%得到实施？ 不。

因此，我们不能说我们通过制裁在外交或经济上向俄罗斯施压。不，因为没有完全破裂。为什么？他们担心与俄罗斯联邦失去外交关系。所以，俄国并未孤立。

现在我们转向武器问题。 这里没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不能赋予乌克兰使用它们的能力？您会被告知情况正在升级。不。这是与俄罗斯联邦的任何关系的彻底决裂。每个人都对俄罗斯保持着微开的大门。微微张开。不像2014年之后那么开放。当时西方出现了一个大错误。但每位领导人都对俄国保持着开放的态度。不是每个人，但很多。现在只是一条缝。“如果乌克兰输了怎么办？我们不应该完全关闭与俄罗斯的大门。”

普京和核武器

因此，当谈到升级和核武器，以及俄罗斯所说的所有这些故事时，你知道，普京是一个非理性的人。 因为一个理性的人不可能对另一个国家发动全面战争。他是非理性的，或者他知道这不会对他造成任何后果，这意味着他与其他国家进行了讨论。我甚至不想去想它，因为那样就不是伙伴关系，而是在背后玩弄对方，这是背叛，彻底的背叛。

因此，假设他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他只是一个非理性的人，他决定没有人会保卫乌克兰，而他可以入侵并摧毁我们。

那么他就可以使用核武器。当他在战争的第一年未能打败我们时，他没有使用它们——他可能不理性，但他非常热爱自己的生命，并且明白，如果他使用它们，大门将完全关闭。核武器。因为使用核武器并不是红线。这是一个不同的水平。就是这样了。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告诉我，还有什么比大规模屠杀乌克兰人民更严重的升级呢？

食物作为俄罗斯的武器

问：下个月你们将在瑞士举行和平谈判，再下个月，北约领导人将齐聚华盛顿。 您希望从每次会议中取得什么成果？ 关于和谈，这是间接的谈判，是与伙伴的谈判。 您会在什么条件下与俄罗斯开始直接谈判？您认为亚国在和平解决中扮演什么角色？

此次和平峰会是根据乌方提出的方案进行的。 我们在计划中概述了我们看到的挑战。

畅通海洋——粮食安全——说实话，除了这场战争的深度分析人士之外，还有人了解封锁黑海会给非洲大陆带来多大的伤害吗？农产品会出现什么样的价格倾销？而俄罗斯会通过封锁黑海，将其农产品运往亚洲、拉丁美洲、非洲等地，并以高得多的价格出售来进行倾销？他们也在政治上与这个或那个非洲国家决定那里会发生什么、政策是什么、他们应该如何对待欧盟国家和美国，该与谁保持关系，该与谁断绝关系。

所以它就成为了一种武器。食品已成为非洲大陆的一种武器。 他们在我们的领土上使用了化学武器，还有这样一种粮食武器，它可能会导致一个或另一个国家的饥荒。

我们深刻理解这场战争带来的危机，因此提出我们的计划。 此次和平峰会将涉及众多国家。解决前三点非常重要，这三点可以将世界所有国家团结在一起。

其中一点是粮食安全。 我提到的部分内容涉及农业以及对黑海、亚速海的封锁，那里存在挑战等等。

核电站的人质

第二个问题是核安全——能源。这个非常重要。谁知道埃纳霍达尔市核电站【即扎波罗热核电站】到底发生了什么？谁真正了解细节？但我们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知道。

那里埋了地雷。那里有武器。有来自俄罗斯联邦的武装人员、雇佣兵或军队。在工厂工作的乌克兰公民在俄军占领的第一年就不断向我们发送有关工厂情况的信息。以前从未出现过这样的危险。如果我们明天把我们的公民从那里移走，那个核电站肯定会倒塌。这对每个人来说都将是一个风险。六个反应堆。就像六个切尔诺贝利事故。那里怎么会有军队？他们不想离开，也不会主动放弃。他们不想。但他们担心核电站会爆炸，所以我们的人在那里工作。

这是另一个论点。目前正在管理核电站的俄国原子能公司人员——为什么没有对他们实施制裁？有什么问题？虽然这里的事实已经绝对确认，绝对确认，他们已经占领了核电站，并扣押了所有人。所有在那里工作的人都是人质。你知道，事实证明，核电站工作人员的孩子已被带到俄罗斯。他们是人质。这就是他们在核电站工作的原因，因为他们的孩子被带走了。

第三点是“以人换人”的交换，以及被驱逐儿童的回归。第三点是人道主义的。

如果我们支持分别解决这三个危机，负责任的国家将在技术层面上聚集起来，制定一个我们支持的计划。我认为，如果我们制定解决这三点的详细计划，就需要将其交给俄罗斯联邦代表。例如，当他们看到 60、80、100个国家认为这是一个公平的计划时，那么我们就会看看俄罗斯是否想结束战争。我们将看看世界是否希望战争以公平的方式结束，而不是按照克里姆林宫某个人的看法结束。

关于北约派遣部队到乌克兰

问：我们报道称，北约正在考虑派遣教官前往乌克兰训练乌克兰军队。其他北约国家已讨论向乌克兰派遣军队。您会欢迎其中任何一个举动吗？

这是每个国家（包括北约国家）的独立决定。毫无疑问，作为一个战争国家，我们会积极欢迎任何援助，我们也会支持这样的决定。

确实，目前还没有人向我们提供这样的任何东西。第一个信号来自媒体。他们来自法国，来自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我们和他讨论了他的意思。有两件事是有逻辑的，我绝对理解。这包括在乌克兰领土上进行训练，只是加快这一过程，而不必将我们的士兵派往其他地方，一个国家或另一个国家，然后再返回。在战争条件下也需要适应时间。

是的，这里的训练更快，建设设备维修中心也更快。但这背后还有很多媒体的言论。 到目前为止，这个想法还没有任何进展。除了言语之外，我看不到这一点。但是，尽管如此，怎么会有人反对呢？我们只是赞成。

然后他们谈论军队。我还不太明白这与现实如何对应，是否真实，是否可能等等。我再次感谢马克龙等人的大胆，但有必要了解他真正愿意做什么，可以是什么以及它如何帮助我们。

“击落天空中的东西”

我问，我们能否先击落——从北约国家领土、从我们邻国领土——飞向我们能源设施的导弹，而不进入乌克兰领空？

从技术上讲，这一切都是可能的。从飞机上击落已经进入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导弹。这就是我们在以色列看到的情况。即使是这么大的规模也没有。

如果你要击落针对我们能源设施的导弹，您可以部署飞机。你已经这样做了。你应该知道，北约国家已经在部署它们，因为这些导弹正飞向我们的西方伙伴。例如，乌克兰西部的天然气网络，以及朝那个方向飞来的导弹。无论如何，我们的邻居已经在部署飞机了。

所以我的问题是，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我们不能击落俄罗斯导弹？是防守吗？是的。 这是对俄罗斯的袭击吗？不。你是在击落俄罗斯飞机并杀死俄罗斯飞行员吗？不。那么让北约国家卷入战争有什么问题呢？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这是防守。

明天，所有这些导弹都将飞向北约国家。不要怀疑。这只是时间问题。为什么不击落导弹？参与其中的地方在哪里？当我们谈论北约国家讨论在乌克兰领土上驻军时，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人。 我只是回应你，让我们迈出第一步：击落乌克兰上空的俄军导弹，并为我们提供用于对抗边境俄罗斯军队的武器。

问：你问过马克龙先生这个问题吗？

关于飞机？不，我是要讲这个，但是我问了其他伙伴。我向所有主要合作伙伴表示，我相信用飞机击落俄军袭击乌克兰的导弹是公平的。

让我们同意：俄罗斯联邦拥有一支拥有300架飞机的空军，俄罗斯空军用它们来对抗乌克兰。三百架飞机。我们的分析告诉我们，我们需要120至130架F-16或具有高技术特性的飞机。

让我们达成一致：如果乌克兰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收到如此数量的飞机，为什么北约国家的少量飞机不能保卫我们的领空？在我们拥有F-16之前，这对于今天来说是一个合理的选择。我想说，不仅如此，直到我们拥有足够数量的F-16来满足对抗俄罗斯空军的需求。因为当你只有少量的F-16时，在很多情况下无疑不足以应对重大、严重的攻击。

“我们能得到七个爱国者系统吗？”

华盛顿峰会，我没有回答有关华盛顿峰会的问题。

问：我还有一个问题，但让我们听听华盛顿与北约峰会的情况。

我想要实用的解决方案。我真的很希望我们能收到【加入北约】的邀请，因为我知道在战争结束之前这将是乌克兰手中一张非常严肃的牌。虽然我相信，当这张牌在乌克兰手中时，它也在美国和其他伙伴、甚至非北约国家手中。那些是俄罗斯邻国的人，以及那些关心其安全的人。因为一切都可以彻底改变。

那些今天相信俄罗斯永远不会攻击他们的人，以及那些认为自己是俄国经济伙伴的人，明天将成为俄罗斯的敌人。乌克兰不也是这样吗？我们不是俄国的主要朋友吗？我们不是他们的主要市场吗？我们不是他们的主要贸易伙伴吗？家人、朋友、经济、地理、安全，一切。但现在我们是100%的敌人。

所以这张牌不仅仅在我们手里。这就是改变。我们地区地缘政治安全的变化。我相信这会对全世界产生影响。所以我想要具体信息，邀请函。

是的，这是一个政治工具。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北约。我们并没有推动。我们知道，如果有邀请，我们只会在战后讨论加入北约的问题。我们理解所有的论点。我们这边不会有压力。

但每个人都说这又会造成局势升级。我认为美国和德国还没有为此做好准备。正确的？ 正确的。

那么我们最终能从北约国家得到七套爱国者系统吗？七套。我们希望关闭所有地区的空域，要有20到30套爱国者系统。让我们忘记这一点。我们可以得到七套吗？你认为对于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周年峰会来说这太过分了吗？对于一个自2008年以来一直试图成为北约成员国的国家来说？对于一个今天在世界各地争取自由和民主的国家？七套系统。 这才是峰会的实际成果。

美国决定向我们提供F-16战斗机。因为没有他们，乌克兰就不会有130架飞机的机队。它只是不会。这意味着没有必要再谈论它了，因为不会有足够的战机可以与俄罗斯空军作战。

我认为这是两个解决方案。也许很多。我们深表歉意，但它们是非常实用的解决方案。

“人们开始忘记”

问：您能谈谈您作为战时总统的生活吗？ 例如，当你回顾战争时，当它看起来最困难时，以及另一个你最充满希望和自豪的时刻是什么？

说到困难，当然，全面入侵是最困难的时刻。当然，最初的日子很艰难，然后就这样了。因为你不考虑自己，而是考虑所有人。当然，当有地方被占领并有人遭受损失时，那就很难了。 当我们解放我们的领土，解放Moshchun、Bucha时，当我看到那些万人坑时，这是最困难的事情。

我不害怕任何体力劳动。我不怕长时间工作，做好我的工作。 最难承受的重量是情绪。 你明白这一点，对吧？ 情绪，痛苦。当你看到人们，当他们告诉你这件事时，当你向失去孩子的母亲授予一枚奖章——英雄之星时，或者看到失去父母的孩子时——这些情绪是最难受的。

当你无法帮助那些被占领的人时，这是可怕的。那里对他们来说更难 他们是真正的英雄。我这么说并不是为了达到修辞效果。我说的是实话。当一个人处于绝望的境地时，身体上确实绝望了，但他们仍然坚持战斗。这是最难的部分。但无论多么困难，当我们解放了大部分领土时，我们都战斗并团结起来。

而现在，超过 20% 的土地仍被占领，人们开始忘记。现在，这也是为了忘记战争。 忘记在解放了的城市，在首都，等等。这也是非常困难、非常严重的。

因为社会开始分裂。 有些处于战争状态，有些则没有处于战争状态。一方面，你明白，这就是我们战斗的原因——解放人民，为了城市的生存，为了人们不再陷入战争。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明白，在战争结束之前，我们仍然处于战争之中，平民必须努力加强士兵以及那些每天死去或受伤的人的力量。

非常困难的时候，大家都很团结。当事情变得容易一点时，每个人都会分裂。而此时，敌人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利用这一点。我相信这是我们目前最困难的道德挑战。为了防止社会、政治上的分裂，防止世界、欧盟、美国的分裂，无论选举如何，无论欧盟或美国的选举如何，防止美国和欧洲不同国家之间出现裂痕。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会对这场战争产生影响。

“我很少见到孩子们”

问：总统先生，您能找到放松的方法吗？

像其他人一样。战时的选择是有限的。老实说，情绪会有所帮助。如果有机会见到我的孩子。我会更频繁地见到我的妻子，因为她在办公室，但我很少见到孩子。如果你能见到你的家人，你的情绪会很振奋。

我老实告诉你，如果有机会和孩子说话，甚至可以问一下学校里发生了什么，比如我问我儿子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他们开始学习西班牙语。我对此很感兴趣。我不懂西班牙语，但说实话，我只对能和他在一起的时间感兴趣，不管他在做什么。我儿子还小。而我的女儿，她已经长大了。这些时刻可以给你充电，给你能量。这些是最幸福的时刻。那是我可以放松的时候。

我也喜欢看书。老实说，任何类型的小说，我晚上都会读，最多两页、三页、四页、十页，然后就睡着了。当我试图在晚上看视频或电影时也是一样的——我只是没有精力。 我告诉你，一旦我躺在床上，无论我尝试阅读或观看什么，我都会睡着。我起得很早。

除了家庭之外，可能第二件让我充满活力的事情就是锻炼身体。 早上，它也给我能量。

我需要了解我们正在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并相信乌克兰的胜利。 我非常相信人们，尤其是当人们知道并说：“我们知道这对每个人来说有多困难，但总统先生，你坚持了下来，我们与你同在。”我始终与人民同在。我想我们会互相充电。所以你看，这只是情绪，一些积极的情绪，这可能就足够了。

乌克兰民主的健康状况

问：您担任总统已经五年了，对乌克兰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时期。 您能否评估战时乌克兰民主的健康状况？您希望看到战后乌克兰民主如何发展？

我认为乌克兰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任何关于民主的事情。 因为乌克兰及其人民正在通过战争证明这一点。没有言语，没有不必要的修辞，没有空中飘浮的修辞信息。他们用生命证明了这一点。通过选择如何保护乌克兰，如何捍卫它，因为我们首先捍卫的是价值观、原则和我们的生活方式。

是的，当然，领土非常重要。这是我们的土地。我们无法想象没有它的生活。它理应属于我们。但了解谁在反对我们，以及俄罗斯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们不想回到苏联时代，我们不想成为俄罗斯历史的一部分。

你知道，我曾经举过这个例子。有一次，阿尔巴尼亚总理埃迪·拉马——我告诉他我需要通过几项改革，因为这是必要的。这些是欧盟候选资格的条件。这是在我们获得候选人身份之前。我告诉他，我想表明，即使在战时，我们也可以前进。他回答我：是的，但我想告诉你，乌克兰——通过它在这场战争中的行为方式，通过保卫其他国家——正在保护世界的自由和世界的民主。这是您需要成功的最重要的改革。

事情就是这样。我们的人民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孩子们付出了童年的代价，他们放弃了幸福的岁月。所以，当我们谈论民主时，我相信我们是欧洲最民主的国家。欧洲最民主的国家之一，它不是用言语，而是用力量、武器和我们的生命证明了这一点。不是正在证明，而是我们已经向全世界证明了这一点。

战后人们可以希望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现在的国家是这样的：自由。当然，战时有各种限制。关于动员无法出国的年轻人。有戒严。由于战争，还有其他限制。俄罗斯本身对我们施加了这些限制。因为它伴随着战争而来，而战争总是带来损失和限制。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像今天这样的国家，而且只是一个和平的国家。

战争结束后

问：也许这个问题有一个简短的答案。 战后你有什么计划？

我想……战争之后，胜利之后，这些都是不同的事情。战争结束后，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我想我的计划就取决于此。因此，我愿意相信乌克兰将会取得胜利。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非常困难。很明显，这将是非常困难的。我只想和我的家人和我的狗一起度过一些时间。我们有两只狗。一只狗去世了，现在我们有两只狗。

“我们会失去一切”

问：我想澄清一下，你说过你需要七套爱国者系统。您是专门向美国要求的吗？

让我解释。我们有地图，我们的合作伙伴也有。这张地图上标出了一些点，爱国者系统应该放置的条件点，以及它们的类似物——短程、中程、远程。

例如，像萨德这样的远程系统在美国——我们没有。我只是给你举个例子。因此，当我谈论七套爱国者系统时，并不意味着它完全覆盖了我们的天空和我们的人民。有一个强大的、发达的系统，它包括一切——所有系统。当我讲七套系统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白，我今天讲的是具体的需求，覆盖几个地方，覆盖我们国家的几个地方。没有这几个地方，我们将完全失去我们的经济和能源部门。这就是我们正在谈论的。经济，包括粮食，冶金，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我们会失去一切。

这就是为什么我每天都会强调这一点。 因为我知道我们可能会失去我们的能源部门和经济。如果我们谈论乌克兰的综合防空系统，它包括一切：我们需要多少“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多少德国的IRIS-T防空系统、爱国者系统、萨德系统。其中一些我们根本没有。

没关系。我们会赢。我们必须赢。（完）

原文出处：Read a Transcript of Volodymyr Zelensky’s Interview with The Times: The Ukrainian president spoke to Times reporters in Kyiv for nearly an hour, https://www.nytimes.com/2024/05/21/world/europe/zelensky-interview-times-transcript.html. Retrieved May 21, 2024. 胡景北翻译，www.hujingbei.net

“夜话”2024年第5期，2024年5月22日

发布于

整理和传送俄乌战争信息两周年

两年前的2022年2月24日凌晨，俄国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全面入侵乌克兰，俄国空军和空降兵则直捣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机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率军坚决抵抗。俄乌战争就此全面展开。2022年3月，一些同学向身在国外的我提出是否能够向他们提供一些俄乌战争信息。我于是开始搜集和整理有关战争信息并发给他们。从那时起，两年过去了。在这两年中，我应当每天整理和发送战况信息，似乎任何一天都没有遗漏过。现在，直接收到我的战况信息的群友应当有数千人。

两年前，当我开始这项工作时，我只觉得它是一种义务，一种偶然身在国外的人对祖国和朋友的某种义务。我既没有想到这场战争从而我的这项工作很快会结束，也没有想到它们会延续两年还看不到尽头：我根本没有去想。人生很多时候都如此。你开始一项事情，你也许计划周详、准备充分，但还是无法预知结果，可你又需要开始做事。所以，有时候你根本不要去想，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吧。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心正即可。

这里，我想利用这个机会交代一下我搜集俄乌战争信息的主要渠道。它们是：

  1. 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它每日（除了少数节日）发布俄乌战争报告。不过，它每日信息的截止时间通常是北京时间第二天凌晨2点、基辅时间当天20点前后（以当前美国夏令时、中国和欧洲冬令时为准，下同），而它发布报告的时间更迟，常常要到北京时间早晨7点钟以后。
  2. 美国《纽约时报》，该报每日多次更新俄乌战况。
  3. 英国《卫报》。它每日更新多次。但每日最早一次战况发布时间通常是北京时间第二天10点、基辅时间第二天4点前后。
  4. 《美国之音》、《法国广播电台》、《德国之声》。它们每日都多次更新。

非主要的信息渠道则有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Aljazeera）、德国的《世界报》(Die Welt)等许多。

从这些渠道可以看出，我的信息来源是西方主流媒体。在我的每日战况报告中，除了战况本身信息外，有时我会用“西方评论家”来评论战况或战争中的事件。这些“西方评论家”就是在上述西方主流媒体上发表评论的人。

搜集和传送俄乌战况信息两年之间，我看到了俄军的长驱直进和仓皇撤退，看到了双方今天的残酷拉锯战。下面的四个图便显示了近两年来的战争主要进程。战前，俄军不但占领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而且其支持的乌克兰分裂武装力量也占领了乌东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州部分地区。这两部分地区约占乌克兰国土面积的7%。2022年俄军全面入侵乌克兰并在后者几乎毫无准备的情形下长驱直进，迅速占领了乌克兰北、东和南部大片地区。到当年3月底，乌克兰失陷领土几乎占到其国土四分之一。但乌军迅速整顿并在全民同仇敌忾的鼓舞下发动反攻，俄军闪电战失败后前线缺乏后勤支撑，只好仓皇退出了乌克兰北部的基辅、切尔尼戈夫、苏梅等州。接着俄军专注于进攻乌东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州乌军控制区。乌军则在哈尔科夫和赫尔松两州发动反攻并又一次收复大片领土，就是下面第三张图中的紫色区域。接着双方进入僵持阶段。目前俄军大约占领乌克兰15%左右的领土。双方在从乌东北到乌南的1000多公里战线上激战。俄军最近虽然略占优势，但进展不大。

    整理和发布俄乌战争信息两年后，我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希望战争早日结束的人之一。可我还没有看到战争结束的前景。就俄国来说，普京刚刚被选为下届总统，可以再执政六年。战争是他发动的。我在两年前写过一篇短文，认为他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是继续执政。在皇帝终身且世袭的帝制终结后，一个人长期执政的合法性便仅仅建立在他的“功绩”上。普京的“功绩”是开疆拓土。因此，只要他还在台上，战争便会继续。由于战争原因，乌克兰今年没有举行战前预定的大选。但乌克兰国内没有主张和谈的强大政治势力。因此，它的总统可能换，但抵抗会延续。更重要的是，目前双方没有谈判的任何基础。俄国已经宣布吞并乌克兰的卢甘斯克、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四个州。但在这四个州的任何一州，俄军皆仅仅占领了部分地区。根据俄国的法律，如果现在停火，俄国就有一部分“领土”被乌克兰占领。而乌克兰即使同意和谈，也不会放弃现在乌军在这四个州控制的地区。所以，战争停止的一个方式，是俄军把乌军赶出上述四个州，实现俄国“领土”俄国管；而乌军力量单薄，在俄军不再继续向乌克兰其他领土进攻的前提下自己无力攻击俄军，双方实现停火，至少不再大规模交战。但俄军即使有可能占领其吞并的乌克兰全部四个州，也得耗费一两年时间，这还是建立在对俄国最有利的未来世界演变猜想上。反过来，乌军要收复所丧失的全部领土，在最好的猜想中，也得几年时间。而且，只要普京不下台，俄国不取消十年来吞并乌克兰领土的所有立法，即使乌军收复了全部领土，双方在国际公认的俄乌边境依然不会停火。所以，在我看来，俄乌战争不会很快结束。不过，我依然希望，在我有生之年，我能够亲眼看到普京下台，俄国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国家主权秩序与领土和平变更原则能够稳定下来。

“夜话”2024年第4期，2024年3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