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翻译米德的“亚洲病夫”文章

我虽然常常看看德国和美国少数几个大报的网页,但也只看看标题:我没有付费订阅,即使想读标题下的内容,也得等解封(即不必付费)后;但真的解封了,却又不会去读。对我来说,美国人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今年2月3日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文章“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 ((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应当也是这种命运。然而,没有想到,我国政府对这篇文章开火了。2月6日,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这位叫作Walter Russell Mead的作者,你应该为自己的言论、你的傲慢、偏见和无知感到羞愧”。2月10日,“针对《华尔街日报》日前刊文妄称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我国外交部表示,“这篇文章诋毁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努力,报社编辑还为该文章加上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耸人听闻的标题,既违背客观事实又违反职业道德,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引起广大中国民众的愤慨和谴责。中方要求《华尔街日报》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公开正式道歉,并查处相关责任人。”2月19日,中国政府决定吊销该报三名驻京记者的记者证。于是,米德的文章一下子轰动起来。其时,该文已经能够免费阅读。我也就因为它的轰动效应而上网读了它并决定把它翻译成中文。这篇文章很短,用词亦简单,并和我的专业经济学联系密切,因此,它的翻译并不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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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d2020年文章: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

胡景北翻译的Mead在2020年2月3日《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文章

(译者注1:此文作者Walter Russell Mead是位于美国纽约州的Bard College的国际关系学教授。原文发表于《华尔街日报》2020年2月3日。我国政府随后因为此文而驱逐了该报驻华记者。译者抱着“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好奇态度翻译此文供中文读者了解和评判。英文原文附在译文后。胡景北 2020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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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发表意见是当今世界的规则

刚刚看到一位网友的短信:“胡老师,北京听取了您的意见。”随信还有一篇作者为“公司法务联盟”的文章:“人社部否定了上海及各地人社局新冠延迟复工期间双倍工资的解释”。原来,那位网友指的是我在今年2月1日写的题为“上海应当立即停止延长假期内发放双倍工资的政策”文章。在那篇拙文中,我指出上海市政府的那个双倍工资政策既违反劳动法,又脱离当前大部分企业正处于困境的现实。网友转来的文章附有人社部发〔2020〕8号文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全国总工会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 全国工商联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稳定劳动关系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意见”。这个文件提出,对受疫情影响职工不能按期到岗或企业不能开工生产而且也不具备远程办公条件的企业,应与职工协商优先使用带薪年休假、企业自设福利假等各类假;“对用完各类休假仍不能提供正常劳动或其他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职工,指导企业参照国家关于停工、停产期间工资支付相关规定与职工协商,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按照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按有关规定发放生活费。”该文件只字未提双倍工资。但正如公司法务联盟的文章标题所示,它否定了上海等地关于防疫停工期间上班双倍工资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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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

在全世界尤其中国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俗称“武汉肺炎”)的紧张气氛中,时针不但一下子转过了2020年元旦,而且转过了2020年春节!现在,无论公历农历,太阳历月亮历,我们已经置身于2020年,置身于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二十一世纪已经过去了五分之一,二十一世纪不再是“新”世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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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春节,我为武汉人祈祷

2020年的农历春节到了。

在这一天,我在为家人、亲友和世界祈祷的同时,特别地要为正处于封城状态的武汉人祈祷、为同样处于封城状态以及半封城状态的鄂州、仙桃、枝江、潜江、黄冈、赤壁、荆门、咸宁、黄石、当阳、恩施、孝感、荆州和宜昌人祈祷,为生活在新型冠状病毒威胁的恐怖下的湖北人和其他同胞祈祷,祈求上天保佑武汉人、保佑湖北人!

我多次去过武汉,我有许多武汉的亲友,我还有许多来自武汉和湖北其它地区的朋友,他们的亲人在湖北。记得十几年和孩子去武汉、宜昌和三峡自助游,所接触的湖北人,从教授到船夫,都热情洋溢,给我们父子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回忆。现在,在我们民族数千年来最为重视的家庭节日里,我很难想象自己怎样才能在一个被封锁的城市竭力生存下去、尤其在这样的节日里竭力纾解自己的心绪,因此,我对以武汉人为代表的被封城的湖北人充满了同情和尊重:你们太不容易了!在新年春节,你们被困在家里,无法和家人与亲友团聚,无法走亲访友,无法畅怀痛饮,你们的孩子无法在户外嬉戏;今天过年,你们却在承受“度日如年”的沉重:你们不知道这样的封城何时结束,你们不知道自己能否健康地重获原先的自由和欢乐。此时此刻,我能够想象,你们在为我们每一个人承受灾难!你们一定会挺过来!经过这场灾难,你们将成为英雄,成为2020年的世界人物!

说实话,我不知道武汉封城(我用它代表湖北所有的封城)是否恰当。这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超大规模而且可能是超长时间的封城,应当是十分慎重的决策。但是,既然已经封城,我只能够希望这次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工作迅速取得进展,这一传染病迅速过去,封城迅速解除。为此,我从一个经济学者的角度提出如下建议:

  • 中央政府接过抗击这次传染病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明确规定,“封锁大、中城市的疫区或者封锁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疫区,以及封锁疫区导致中断干线交通或者封锁国境的,由国务院决定。”目前的武汉封城规定于此不符。中央政府应当直接决定对武汉的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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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林墙崩塌前的一份文件

    30年前的1989年11月9日,作为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最显著物理标志,柏林墙崩塌了。用当时中国驻奥地利大使今天回忆的语言来说,柏林墙“以不知所云、莫名其妙的方式”崩塌了。在德国纪念柏林墙崩塌30周年之际,德国解密了一批接近达到该国三十年保密期限的有关档案。德国《世界报》(die Welt)以标题“中国试图在最后一刻如此挽救东德”(”So wollte China 1989 in letzter Minute die DDR retten”)的文章,报道了一份和中国有关的解密文件(标题中的DDR是前东德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德语简称)。这份文件是前东德驻华大使在1989年10月27日从北京发回东德的一份特急电报,并且直接发给当时东德党中央总书记即第一把手埃贡· 克伦茨的电报。电报全文翻译如下 :

    ————-

    埃贡·克伦茨同志:

    今天我和中国建设部长林汉雄同志(他在1982年访问过我国,是两国紧张关系结束后第一位来访的探讨两国可能发展的新关系的中国政府代表)进行了详细会谈。林同志表示,社会主义在东德的命运不但对世界社会主义,而且特别对社会主义可能在中国的胜利具有战略意义。中国共产党领导已经做好准备,为支持东德保护社会主义而做一切可能的事情。就目前东德人力紧张的局面,中国可以就东德所希望的数量和所希望的技能,向东德提供人员支持。

    由于这里有关的是政治支持,因此中国不指望得到外汇付款,东德用物品作为付款即可。

    林汉雄同志还表明,他可以很快访问柏林,以便和东德有关部门就具体问题加以协商。中国准备接受非常快的协商结果。林汉雄同志强调,中共中央五中全会将在十一月初召开(预备会议订于今年10月30日),东德的意见最好能够在这次会议之前提出。

    请指示。

    贝特霍尔德(Berthold)

    10月27日,14:00

    ————-

    这份电报显示,中国当时尚有男儿在,愿意帮助东德保卫东德的社会主义制度,甚至愿意为此做出一切努力。当时,也就是1989年10月下旬,东德政府的处境非常艰难。在国内,民众自发游行示威的规模越来越大,发生游行的城市越来越多。在以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为主组成的前华沙条约组织内部,主要维稳力量前苏联公开宣称不再干预原先包括东德在内的卫星国的事务,因此依靠不上;部分东欧国家如波兰、匈牙利、捷克已经率先改变,或允许选举,或向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开放边界;其它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如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正自顾不暇,根本没有余力帮助东德维稳。至于中国,因为过去中国认为前苏联以及包括东德之内的大部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堕落为比资本主义还坏的“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虽然在1989年之前双方都重新承认对方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毕竟隔阂太深,又相距过远,东德没有任何指望。

    然而,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不计前嫌,主动站出来,为了世界社会主义大业,为了国际共产主义事业,愿意向东德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以保护东德的社会主义制度。这里的电报提出的一个具体措施是向东德提供其所需要的人力。由于1989年匈牙利等国开放边界后,东德人尤其年轻人突然大规模外逃,不但使东德许多企业严重缺乏劳动力甚至无法正常开工,东德保安力量也严重缺乏人手。同时,中国还主动提出,对中国提供的帮助,东德不必像正常情形那样用西方国家货币支付,东德给中国物品就行了。在这里,中国显示了它的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

    可是,根据德国《世界报》的分析,东德政府当时没有理解中国的想法。在当时,东德党和政府最紧迫的问题是维稳,而非生产;是维稳缺力量,而非企业缺员工。克伦茨总书记收到电报的翌日才批示,而具体办事的德国外交部根本没有想到中国主动支持的含义。他们以为中国关心的只是东德企业缺人甚至在东德中国劳工的事情,因此他们去了解当时在东德的近千名中国劳工的情形,发现后者很安心,便没有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当然也礼节性地向中国表示了感谢)。更没有就中国将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而做文章。德国《世界报》认为,正是东德政府内部的官僚主义导致东德政府延误了时机,耽误了中国的帮助。而在那时,形势一天一个样,任何延误都是致命的:仅仅在中国提出帮助的建议十三天后,柏林墙就崩塌了,一切帮助都来不及了。

    柏林墙的崩塌让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受前所未有的巨大挫折。如果东德政府当时即时回应并接受中国包括人员在内的各种帮助,东德政府也许能够挫败那些内部游行示威,东德局势也许能够稳定,东德社会主义制度也许能够持续到今天并继续持续下去。而对中国来说,通过在“最后一刻”对东德社会主义制度的挽救,中国将在三十年前便取代在东欧社会主义制度陷入危机时无所作为的前苏联,一下子升到世界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的地位,领导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和进步力量抗衡和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制度,而无须等到三十年后的今天。

    “夜话”2019年第13期,2019年11月12日

    注:1989年中国驻奥地利大使回忆文章:

    https://www.chinanews.com/gn/2019/11-09/9002801.shtml

    德国《世界报》文章包括电报照片:

    https://www.welt.de/geschichte/plus202839652/Akten-Fund-So-wollte-China-1989-in-letzter-Minute-die-DDR-retten.html?wtrid=onsite.onsit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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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胡景北”公众号一年总结

    2018年11月6日,我开通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学者胡景北”。时间飞逝,我的公众号竟然已经一年了。借这个机会,总结一下,也许是有益的。

    根据公众号首页“已群发消息”的信息,在这一年里,我的公众号总共发布文章118次,大概每三天发布一次。在这118次发布的文章中,28篇是在这一年内新写就的,占比24%;75篇是自己早先发布在网络上的旧文,占比64%;同一文章另外重复发布14次,汇总一次(我的知青日记)。

    正如我在公众号开通序言中所说,我的文章涉及人生、经济和政治为主。粗粗分类,在所发布的非重复的103篇文章中,以人生、经济和社会政治为主题的文章,大约各占三分之一,符合开通前的预期。

    和所有公众号文章一样,我的文章也免不了“敏感词”问题。在这一年所发布的118次文章中,有28次“无法查看”,占比近24%。但就非重复发布的103篇文章来说,共有18篇文章“无法查看”,占103篇的17%。对一部分初次被标为“无法查看”的文章,我试图找出看上去可能像“敏感词”的词汇即“可能敏感词”并修改之,然后再发布。这就是本文所说的“重复发布”包括一篇文章的多次重复发布。重复发布的努力有成功也有失败。成功即修改后能够查看的文章为:

    1. 成为好人的路有许多条
    2. 我的知青日记III

    没有修改可能敏感词和修改后依然无法查看的文章为:

    1.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1978年的起步

    (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1673)

    1.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

    (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1685)

    1. 君主乎?人民乎?

    (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280)

    1. 插队落户五十周年纪念

    (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1738)

    1. 文化大革命与中国历史轮回

    (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552)

    1. 语言的交流与平等

    (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354)

    1. 实践民主

    (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86)

    1. “丛林法则”不是自由主义

    (

    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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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议微信封禁我的公众号一段时间

    前些天准备在公众号上发布新文章时,才发现微信管理部门不知从何日起,已经屏蔽了我的公众号的全部功能,甚至禁止我进入自己的公众号,并且一直封禁到9月2日。对此,我表示强烈抗议。

    微信这次的封禁通知如下:

    微信管理部门给出的封禁理由是拙文《建议和理由》“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并具体指出涉嫌违反的是《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规范》,详情见以上截图的封禁通知。

    我不同意微信管理部门的理由。但我投诉无门。虽然微信管理部门提供了一个申诉渠道。但点击后要求附上图片或其它附件。这一要求本身就是不合理的。比如,我的申诉不需要附件。我在留言区提出自己的理由即可。因此,微信关于投诉的这一规定,实际上堵塞了我(和其它许多微信公众号用户)的这一唯一申诉可能性。

    我再次阅读了《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规范》。首先,它应当不属于法律法规,而仅仅是企业某类产品的使用规范。两者的差别不可同日而语。就此而言,即使拙文违反了《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规范》,那也离“违反法律法规”远得很。其次,经过微信管理部门确认,拙文也仅仅是“涉嫌”违反,是否真的违反还未可知。微信管理部门在“涉嫌”状态下就封禁,既不合法理也不合常理。

    当然,《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规范》虽然不属于仅仅国家机构才有权颁布的法律法规,用户也应当自觉遵守。而我,作为微信公众号的忠实用户,从一开始便忠实遵守《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规范》。拙文《建议和理由》从中国内地的立场出发,从中国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出结束某地乱局的建议,即正式撤回已经被该地政府明确宣布寿终正寝的某个提案。目前该提案依然处在“待处理”状态。拙文也就是建议该地政府落实“寿终正寝”的说法。读者可以看到,拙文用平静的语气提出建议,用理性的态度提出理由,没有任何鼓动性,没有宣传性文字的那种说一不二的气势。当然,拙文提出的建议和理由不一定恰当甚至不一定正确。但对它的批评和驳斥属于讨论或者辩论的范畴,与“违反法律法规”或“违反《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规范》“,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事情。我可以毫无保留地说,拙文完全符合《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规范》对文字性文章的全部要求。

    最后,万一拙文真的有什么不符合《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规范》,的地方,微信管理部门也不应当封禁我的公众号。这里的原因是微信管理部门不让我的公众号发布拙文。这和向杂志投稿类似。我投稿了,杂志表示无法发表,事情也就结束了。但杂志不应当也不会因为我的这个投稿(前提当然是我的稿件符合该杂志要求的质量)而封杀我对该杂志的继续投稿和在该杂志上发表文章的可能性。如果某杂志在发表我的文章后发现该文存在严重的学术不端,该杂志确实会封杀我。这种封杀是合法的也是我应当接受的。而微信管理部门既不让我在我的公众号上发布那篇文章,又何来封禁我的公众号?

    因此,我在这里向微信管理部门对我的公众号实行一段时间封禁表示强烈抗议。

    附:

    拙文网址:

    建议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案

    《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规范》网址:

    https://mp.weixin.qq.com/mp/opshowpage?action=newoplaw

     

    “夜话”2019年第11期,2019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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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案

    最近几个月来,香港不但成为我国关注的中心,而且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事情肇始于香港行政当局于今年四月向香港立法会提出《逃犯条例》修订提案。根据1997年订立的现行条例,香港和英、美、德、法、印度等22个国家或地区之间有着互相引渡罪犯的正式关系。现行条例并明确规定香港和我国其它地区(包括内地和台湾等地区)之间不存在引渡关系。今年的修订提案则明确提出香港和我国其它地区建立引渡关系,因此,该修订案又被称为《送中条例》提案。目前,该修订案已经在香港立法会通过一读,原来预定为今年六月二读,后来由于大批民众在立法会外以示威和集会形式表示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实现;接着又由于大批民众更强烈的反对,香港行政当局于今年七月宣布该条例修订案“寿终正寝”。然而,反对者不认同这一说法。反对者的理由是在香港关于立法的法律中,没有“寿终正寝”的说法:对处于立法程序过程中的法律提案,法律只规定了继续处理、押后处理和撤回三种可能性。因此,就法律程序而言,《逃犯条例》修订案目前依然处在立法会处理过程中;因为早先的处理日程安排在二读前被打断,因此该修订案现在应当处在一读通过、等待二读且“押后”处理的状态。持续了五个月香港大规模示威,因为其核心要求“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案”没有实现,现在也处在持续的状态。

    消弭香港目前乱局的方式很多,例如中央直接插手甚至军管等等。不过,我认为,对当事各方最为可取也最能够接受的方式,应当是撤回《送中条例》提案。我的理由如次:

    1. 今年香港乱局肇始于该修订案。如果香港行政当局不向立法会提出该案,今年香港政坛应当没有什么大事。中美贸易战会影响到香港,但和香港政局基本无关。这样,香港在今年的“七一”会平稳,在“十一”亦会平稳。

    2. 香港行政已经承认该修订案“寿终正寝”。然而,由于该提案目前仍在立法会审议过程中,香港法律并且没有规定提案押后处理的最长期限,因此,该修订案目前只是“正寝”,正在睡觉,而谈不上“寿终”。在法律上,它随时可能睡醒而进入二读程序。因此,香港行政当局在宣布其“寿终正寝”之后,将其正式“寿终”即撤回,逻辑上不存在问题。

    3. 香港行政长官在今年7月已经说了:“首先,這些社會的矛盾、紛爭、不安、不滿甚至憤怒,都是由特區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而引起。我們這次修訂的工作是完全失敗,我早前亦為此致歉。失敗的原因是由於我們的工作做得不好,我們對於社會的脈搏掌握不足,我們的政治敏感度亦很有偏差,這些種種都構成了這次修例工作的失敗。因為我們全面承認這工作的失敗,修例工作已經徹底、全面停止下來,但由於今日部分市民對於特區政府的信任很脆弱,所以我仍然聽到一些擔心,甚至在兩日前的示威裏的一些海報都仍然指政府會否稍後在今屆立法會再重提這條條例草案。我明白有小部分人在這方面的擔心,所以今日我再清晰去說明──《逃犯條例》的修訂工作或這條條例草案已經壽終正寢,the bill is dead,希望大家不要再因為大家用了不同字眼而有不同理解。”(引自香港行政长官官网,原文为繁体字)。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为了让“小部分人”放心和避免对不同字眼的不同理解,香港行政当局应当能够接受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案这一选项的。

    4. 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案,是香港示威者的诉求之一,他们应当能够接受这一将香港转向平稳的方式。当然,目前香港示威者的诉求很多,不过,所有那些诉求都肇始于《逃犯条例》修订案。只要香港行政当局撤回该修订案,示威者的其它诉求既可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示威者和行政当局也有了通过会议平和地讨论的初步基础,持续示威也就失去了根本理由,香港自然能从乱局转而恢复平稳。因此,确实如部分有识之士所言,撤回《送中条例》提案是对示威抗议的釜底抽薪,也是稳定香港局面的首要措施。

    5. 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案,有助于增强对香港“一国两制”的信心。香港回归后实行五十年“一国两制”。无论“一国两制”源于《中英联合声明》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还是其它,它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年的正式告示。今年香港乱局出现后,我国政府特别强调香港的“一国两制”。因此,观察《逃犯条例》修订案,我们依然要以“一国两制”为准绳。纵览世界各国的引渡关系,我们可以发现,我们所知的所有正式引渡条约都是在同一制度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签订的。香港现行的引渡条约对方国家,都和香港同一制度。中国内地和香港目前还实行两种制度。中国内地和香港之间订立引渡条约虽然绝非完全不可能,但必须非常谨慎。而今年,正如香港行政长官所承认,其工作做的不好。因此,今年香港行政当局的做法,反而引起了包括香港在内的全国人、引起了全世界人对香港能否和是否继续实行“一国两制”的担心。为降低甚至消除这样的担心,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案是一个必要措施。

    6. 毫无疑问,香港有一些涉嫌在中国内地犯罪的嫌疑犯,内地有一些贪官或不法分子在香港拥有财产。因此,如果香港和内地订立引渡条约,这些人便能够在内地受到审判。不过,香港回归已经22年。还有28年,香港就将全面回归中国并且和中国内地实行同一制度。到那时,将身在香港的嫌疑犯押解到内地相应省市受审,会和如今比方上海和江苏之间的嫌疑犯相互递解一样简单。28年不算长。内地完全可以等待。更加需要考虑的是,和“一国两制”本身的重要性相比,和中国政府对“一国两制”的宣示和中国对诺言的信守相比,那样的少数嫌疑犯受审的重要性低得多而不宜过度强调。

    7. 近日中央发布了《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的意见》。考虑到28 年后,“一国两制”结束,香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自然成为经济、金融、贸易等方面的“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香港深圳甚至可能合并,因此,中央支持深圳建设的意见也许表明,28年后,香港有可能继续实行“一国两制”,所以才需要特别地建设不同于香港的深圳“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香港目前的“一国两制”法律基础是什么,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前提都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认可。香港能够有比如独立货币、独立护照的前提是各国认可香港货币和护照。中央当然现在就可以结束香港的“一国两制”,亦可以在28年后自动结束“一国两制”,但中央也可能在28年后延长“一国两制”。可香港“一国两制”是否有效,一方面取决于中央的决策,一方面还取决于其它国家是否承认香港货币和香港护照、是否承认香港进出口不属于内地的进出口贸易、是否承认香港独立参加国际组织并享有同等的投票权等等,或者说,是否承认香港与内地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所以,从长远看,如果我们要为香港留下“一国两制”在28年后延长的可能选项,今年的《逃犯条例》修订案更需要撤回。这里,还需要补充的是,即使未来全世界都实行同一社会制度,但只要世界上还存在不同国家,像香港这样既属于中国、又拥有独立护照、独立国际事务参与权利的情形,都对中国有百种大利而只有一、二小弊(例如嫌疑犯躲在香港或内地)。因此,是否提前结束“一国两制”或让其在28年后自动结束还是28年后继续延长,在这个问题上,我的同胞们需要非常慎重。

    8. 最后,引渡条约是一把两刃剑。假如今年的《逃犯条例》修订案通过,香港和内地将签订引渡协议。但引渡都是双方向的:香港要向内地递交内地认定的嫌疑犯,内地也得向香港递交后者认定的嫌疑犯。香港实行的是司法独立,法院可以起诉包括行政长官在内的任何人。香港回归后的第二任行政长官被起诉和判刑就是一例。 如果“一国两制”不立即结束,双方订立引渡条约后,香港法庭不但会请求内地递交普通犯罪者,而且可能请求引渡先前或当下在内地身居高位的嫌疑犯。这和内地实行的坚决反对“司法独立”的司法制度完全格格不入。因此,除非结束“一国两制”,否则香港和内地之间的引渡关系对内地不一定有利并且实行不下去;但结束“一国两制”,双方的引渡关系就是多余的:香港将和内地一样,坚决反对司法独立,嫌疑犯递解就成为中央领导下的各省市协作的例行工作。

    因此,在香港依然实行“一国两制”的前提下,我认为撤回香港行政当局今年提出的《逃犯条例》修订案既是恢复香港平稳的可行措施,也是最有利于整个中国长远利益的必要措施。

    “夜话”2019年第10期,2019年8月22日

    注:

    1. 香港行政长官引言出处: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907/09/P2019070900533.htm

  • 前香港和以下20个司法管辖区之间订立了引渡协定:澳洲、加拿大、捷克、法國、芬蘭、德國、印度、印尼、愛爾蘭、馬來西亞、荷蘭、新西蘭、菲律賓、葡萄牙、大韓民國、新加坡、南非、斯里蘭卡、英國及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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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议微信封号

    微信管理部门于本月28日,星期天,永久性地封了我的微信账号“2651599041”,并且不给任何上诉的机会。对此,我表示强烈抗议。

    微信管理部门给出的封号理由是“传播恶意谣言(spread malicious rumors)”。我在网络上查了很久,没有发现微信关于“谣言”、“恶意谣言”和“传播恶意谣言”的具体规定。不过,即使微信有这样的具体规定,所谓“传播恶意谣言”的理由对我也不可能成立。当天,我仅仅转发了一篇微信文章,是网名为“蛮族勇士”发布的文章“长三角溃于镇江”。该文作者声明其文内数据来源于镇江市政府网站。该文中心思想是镇江的高房价导致镇江实体经济衰退。我虽然没有到镇江市政府网站核实,但从该文整个行文来看,根据我作为经济学教授的专业判断,其使用的数据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实际上,即使是《经济日报》、《第一财经周刊》这样的正式刊物发表的带有数据的经济分析文章,我也是根据自己的经济学素养判断其可信性。该文的分析,我认为不成熟,因为它没有理清从高房价到实体经济衰退的逻辑链条。但即使如此,我认为该文值得一读,对我和其他人了解地方经济、了解高房价和实体经济不振之间的关系有一定启发作用。因此,我才将它转发。我认为,第一,该文不是谣言,而类似我们在比如《经济日报》、《第一财经周刊》等刊物上读到的地区经济报道加分析的文章。第二,该文的观点可以探讨也可以批评,但这样的或类似的观点与“谣言”毫无关系。既然该文连谣言都算不上,更谈不上“恶意谣言”了。

    此外,在当天总量应当不超过10个的微信发言中,我对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的机会作了少许展望和评论。这是我的个人看法。它可以批评和争论。但它更不算谣言。我们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的未来、自己国家甚至地球的未来作一些展望、一些评论。大学宿舍里在睡觉前的“卧谈会”,满是这类展望和评论。这些展望和评论,涉及的是未来,而非过去或刚刚过去的事情,更非现在的事情,因此无论正确与否,都和谣言风马牛不相及。没有任何人能够百分之百地对未来事情(而且不是最近未来的事情)做出断言。但每个人又必然会对未来做出某些展望,而这些展望都和谣言无关,更谈不上“恶意谣言”了。

    也有网友向我指出,可能是我过去什么时候发布或转发的某篇文字是“恶意谣言”。对此,第一,我在这里要求微信明确通知我,我发布或转发的哪一篇文字是“恶意谣言”。这样,我才能知道我是否真的违反了微信的规定。第二,在微信不明确通知我的情形下,我相信,我过去也没有发布过任何“恶意谣言”。这一点,公众可以从我发布在网络和专业杂志上的所有文章看出来。我的文章或是严肃讨论某个问题,或是抒发美好情感。我的任何文章都不带有任何性质的“恶意”。同时,作为一个具有学者良知和专业知识的经济学教授,我对转发文章从来都是慎重的,转发量亦很小。因此,“过去什么时候”发布过“恶意谣言”的罪名,对我不成立。

    因此,我在这里向微信管理部门对我的封号表示强烈抗议。

    “夜话”2019年第9期,2019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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