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是否违法,我国应有说法

这几天,华为公司以及它的副总裁孟晚舟被加拿大拘捕的消息成为议论的焦点。不过,铺天盖地的议论没有注意到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华为公司是否真的违法了。从所有权、总部和主要经营地点诸方面看,华为无疑都是我们中国的公司。因此,华为公司是否违法,首先需要由中国确定,无论是中国政府的商务部或司法部还是中国的法院出面,我们中国自己应当先确定华为是否存在违法经营。

阅读全文

胡景北日记(1971.01.27-1971.05.15)

注:

1968年,在城市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运动中,我从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来到江苏省句容县宝华人民公社凤坛大队建华生产队(现改名为江苏省句容市宝华乡凤坛行政村建华生产组)。从那时起到1977年,我在那里作为一个农民生活和劳动。就大的政治和文化形势来说,那是一个疾风暴雨式的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1968年)基本结束、思想革命化或者说文化法西斯化以及社会生活的泛政治化在那一阶段达到顶峰后,又继续向社会基层结构扩张和向人的心灵渗透的时代;从经济形势来说,那是一个计划经济和物质匮乏的时代,是一个农民通过沉重的体力劳动才能够获得基本物质生存资料的时代。

阅读全文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

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很容易看到改开四十年来中国的巨大变化和成就,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巨大成就,例如中国人吃饱饭了,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不过,对我来说,改开造成的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可能比经济成就更为突出。举个例子,一对夫妇在街上搀搀手这个现在再平常不过的现象,在改开之前可是大错误,属于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这对夫妇亦可能被视为“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中的“坏分子”。记得1980年前后报纸曾专门讨论公交车上一对年轻夫妇搀手的行为该不该谴责。而1987年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还下发文件,禁唱刚刚传入大陆的台湾歌手邓丽君的《美酒加咖啡》。我在纪念改开四十周年的一篇短文中说过,作为改开起步标志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其主要工作不是开创更不是顶层设计后来发生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相反,该次会议完全没有预见到后来的改开。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一件大事,就是打破之前无所不在地统治着中国的无限皇权和绝对专制,创造了一种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正是这样的环境,让普通中国人有了一定的自由空间;正是这一不算开阔可来之不易、甚至被许多人视为可能转瞬即逝的宝贵空间,为以小岗村包产到户为开端的民间发起的经济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阅读全文

中国改革开放:1978年的起步

1978年起步的中国改革开放和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虽然不能脱离世界变化大趋势讨论之,但无论如何,作为一个超大型的封闭国家,中国内部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纪念改开40周年,我们需要回到1978年,了解1978年的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才导致它成为中国改开的起步年份。

阅读全文

公众号“学者胡景北”上线序

公历贰、叁千年之交,网络起于欧美,继于中国。其时,吾不揣浅陋,建主页,开夜话,写博客,今十又七年也。近承笺惠,乃青年才俊,言网络进步如电光石火,主页博客早已式微,而微信日盛,吾当重拾夜话于斯。吾惧文旧。对曰新新变幻,终系于本;人心之本,惟扬善抑恶,此乃亘古之旧与万世之新;君当惧文字之不善,何惧文字之旧乎?乃信其言并托其事,且受邀为序如次。

阅读全文

1978年中国改革的世界意义

今年是我们中国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在纪念改开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先回顾一下当年中国改开的世界背景和了解一下中国改开的世界意义。显然,讨论这个问题最适宜的出发点是比较中国改开和前苏联改革的世界背景。和中国一样,前苏联的改革也肇始于领袖的去世—―在中国是毛泽东、在前苏联是斯大林。和中国一样,最初接替领袖的人迅速下台,新人—―在中国是邓小平、在前苏联是赫鲁晓夫—―掌握了权力。然而,赫鲁晓夫上台的1953年,正是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的世界潮流汹涌澎湃的时候:当世界头号经济学杂志《美国经济评论》于1950年发表哈佛大学著名教授熊彼特题为”大步走向社会主义”的文章时,有多少经济学家不憧憬社会主义?有几个人不相信苏联已经消灭了所有社会矛盾,正迈向人类最美好的共产主义?当苏联第一个人造卫星上天的时候,有多少人不相信苏联将在和美国的经济竞赛中取胜?世界舆论包括美国舆论充满了对麦肯锡反共行为的愤慨,可有几个人对苏联镇压反共行为表示过不满呢?在这种形势下,赫鲁晓夫再想改革,再猛烈地批判斯大林,他也不可能想象改变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并把前苏联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同样,在苏联不得不承认经济竞赛失败的时候,在北越军队占领南越并在消灭资本主义的名义下逼迫无数难民漂浮海面(连中国政府当时也抗议了)而让全世界前几年还高举胡志明画像声援北越的所有人瞠目结舌的时候,在红色高棉占领金边并用”建设社会主义”的名义屠杀了四分之一柬埔寨人口包括大部分柬埔寨华侨的时候,在西方国家的社会思潮从社会民主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口号失去吸引力的时候,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再次进入兴旺和扩张时期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邓小平有再大的本领也无法把中国引上赫鲁晓夫的改革道路:中国几乎只有向西方靠拢、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条路可走,如果—―就像四十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所说—―不想”亡党亡国”的话。

阅读全文

我写故我在

我于2002年初建立个人主页www.hujingbei.net的目的之一,就是把自己思考的东西尤其非专业的东西不时记录一下,并且以”夜话”之名发布在个人主页上。若干年来,也自以为写了一些文字。没想到这几天整理夜话,才赫然发现自己在2016和2017两年内,每年才写了两篇夜话!当然,所谓”赫然发现”,并不正确:自己对此其实一直有意识,但从来没正视。只是这次整理,让自己逃无可逃、不得不正视之时,才”突发出”一种震惊的感觉。而从震惊生发出来的自我意识,便是”我写故我在”。

阅读全文

想到辛亥革命

{今天10月10日,想到辛亥革命,亦想起七年前写的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短文,乃改用微信重新发表)

共和尚未成功、共和必将成功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今天是20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

记得三年多前,有关部门找我聊天,我已经谈了自己对辛亥革命100周年的主要看法。今年我本已放弃就这个日子写点东西的计划,而专心于自己感兴趣的狭隘的经济学。

阅读全文

吉林大学双科院长的义和团忽悠—- 评李晓的《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

最近,吉林大学的双科院长(经济学院、金融学院)李晓教授发表了一篇自称是“认真准备”的《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演讲,表达他对当前美中贸易战的受辱感和对中国国运的危险感。该演讲迅速被凤凰网转载并冠以“今年最犀利的演讲”之美誉,然后又迅速地在网络上传播。然而,在我看来,这篇演讲只是他本人受辱感的忽悠和升级版。李教授忽悠的受辱感暴露出他本人便属于“智识义和团”。“智识义和团”并不可怕,读书人成不了大事。可怕的是,他把自己的受辱感升级为“中华民族到了新的危险的时候”,从而把“智识义和团”向群众义和团扩展。由于李教授不但是国内外少有的双科院长,而且是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还是“新世纪优秀人才”(百度“李晓”词条),因此,李教授应当属于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和世界经济的资深专家,他的忽悠也就特别吓人特别容易蛊惑人心。也许因为这个原因,上海的胡范铸先生把自己对李教授的批评冠以“请教”之名。我虽然仅仅任过一个学院的院长,但辩论不看头衔,看文字本身。而从李教授的演讲看,李教授不但缺乏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知识,而且缺乏知识分子必备的理性思维,完全够不上教授称号。因此,下面我不用李教授、而用李先生来称呼。

阅读全文

胡景北:回忆南京大学入学四十周年

时光荏苒,到母校南京大学读书,已经四十年了!

想到四十年前的入学,我对母校充满了感激之情,因为我是母校破例录取的。那一年高考,我的中学校友章铮(后来又成为北京大学的研究生校友)和我都侥获高分。我们两人对政治经济学(那时候所说的经济学专指政治经济学)过去就有兴趣且常常交流。事实上,虽然他在中学里只比我高一个年级,但他是我的政治经济学入门老师。“文革”造反时有些中学生便开始读马克思了。记得在章铮和我共同参加的学校“造反派”组织(南京九中新红联)里,就有一位高中同学 —- 沈汉 —- 在家读《资本论》了(沈先生后来成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我在下乡后才受章铮的直接影响开始读政治经济学书的。四十年前的高考是先通知考分后报志愿。因此,章铮和我都有信心申请到北京读政治经济学。可该专业的北京学校本来不多,在江苏省招生名额亦少,同校同专业在江苏招两人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因此,章铮和我分开,他报考北京大学经济系,我报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然而,人大没有录取我。自己估计,没有录取的原因应当不是考分偏低。但无论什么原因,我已经落入第二轮录取,说不定会进入某个非重点大学,说不定会名落孙山。出乎意料的是在等待非重点大学录取通知的时候,竟然接到了南京大学的录取信。南京大学是我在重点大学中的第二志愿。后来听说,是当年热心重建经济系的车济炎老师到非重点大学录取工作地方发现了我并力主把我录取到南大的。我的“听说”也许有误,但南京大学破例录取我是确实的。后来在高校任教时,我不止一次听新生提到,南大招生老师在招生宣讲时声称南大从不录取第二志愿考生。我更明白南大录取我的不易。谢谢我可以称之为母校的南京大学,谢谢车老师和其他每一位老师。同时,也如陈萌同学所说,感谢邓公。当然,最感谢上天,因为它毕竟让太阳这样炽热的恒星也有死亡的时候,而我在太阳死亡之时幸而还算年轻。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