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序言(4-4)

本书把中国作为讨论的背景。在最近四十年的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大潮中,中国是当之无愧的领先国家,因此特别值得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研究者注意。同时,中国是我的祖国,我的青春是在中国农村度过的:从15岁到24岁,我就是农业劳动力,每天都在农田劳作,春夏秋冬,风雨无阻,甚至还有“革命化的春节”。我永远记得和农民在一起劳作的日子:在泥泞而又狭窄的田埂上挑着沉重的稻秧,每移一步,都得用五个脚趾死死地抓住地面;在滚筒脱粒机前脱麦脱稻,扬出的灰尘把吐出的痰变得乌黑,可还是得干。那时候,我们农民用全部体力和生命生产粮食,可我们依然吃不饱。那时候,我真诚地认为多一些粮食、少一些饥饿的唯一方法,是强化国家控制和“革命化”教育、增加农业劳动力和促使他们更辛苦地劳作。直到我离开农村多年之后,我才知道世界许多国家的普通人早已能够吃饱且那些国家农民很少很少,也才意识到自己青年时想法的荒谬。其实,早在三百年前,人类就开始了非农化转型,依靠常识和勇气,艰难却又坚定地离开农业社会。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自己和普通中国人今天才能够吃饱、能够大规模转出农业。因此,我对那些最早跨出非农化步伐的人们,对每一位勇敢地走出农业而跨入未知的非农部门的劳动者,都充满了敬意。事实上,如果把百分之一的农劳比作为非农化转型的终点,则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人类已经走完转型过程的一大半路程。只要尊重普通人的常识和勇气,人类在完成后续的转型任务时,应当不再面临任何重大困难。通过我的农村经历,我相信,本书和其它探讨农业劳动力转移条件和机制的研究,即使可能对人类理解甚至顺利完成非农化转型有所裨益,这样的裨益也必须在社会尊重常识的前提下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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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序言(4-3)

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另一个主要困难是缺乏理论。而缺乏理论的基本原因,应当是现代宏观经济研究所依赖的新古典单部门假设,即整个经济是仅仅生产一种产品的单一部门。本书前面介绍的三类农业劳动力转移理论也都建立在单部门假设上。例如,刘易斯虽然提出传统和现代两部门区分,但他在反对农业和非农业区分的同时,没有提出两种产品概念,而他的两部门假设只是单部门假设的一种辅助或外围形式。新古典结构变化研究中的各个部门则是对单一部门所做的次级部门细分。托达罗考察的是单部门模型中决定的城镇失业如何影响乡村劳动力转移,其方法和单部门模型中决定的失业如何影响女性或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研究方法相同。当然,正如新古典结构变化研究证明的那样,把农业视为和汽车制造业同类的次级部门亦可以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然而,这里的关键在于单部门假设的前提是各部门边际生产率相等命题。该命题意味着劳动力在任何两部门之间的转移不具有总产出效应,或者说包括农业劳动力转移在内的劳动力部门转移不具有宏观经济学意义。可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率有巨大差距,因此,农业劳动力转移具有总产出效应和宏观经济学意义。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单部门假设可以等价地视为仅仅考虑非农部门的假设。当失业成为主要经济问题而失业者又需要非农部门来吸收的时候,只考虑非农部门的假设是合理的。但这样的假设预先排除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所以,为了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我们需要放弃单部门假设,而采用把整个经济分成农业和非农业的两部门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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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面临着全新的可能性

今天的中国面临着全新的可能性。今天的世界面临着全新的可能性。

两个月前普京宣布乌东和乌南四个州并入俄国的时候,我们虽然不相信吞并能够成功,但我们没有看到它迅速失败的可能性。今天,当乌军收复了被吞并的乌南赫尔松州首府和大片领土而普京不敢把当初“这四个州从此就是俄国神圣领土”的誓言变成行动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全新的可能性:乌克兰将收复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所有被占领土;而俄国将面临巨大的社会重构和政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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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序言(2)

本书的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揭示当前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规模,并说明农业劳动力转移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非农化转型的分期。这一章同时介绍了经济思想史上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若干观点,以及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难以展开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原因。本章的目的是为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建立必要的历史框架和思想史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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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版权的声明

拙著《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中文简体版已经在本月出版。封底的极简版“内容简介”如下:

经济学家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遇到的两个主要困难是缺乏数据和理论框架。本书用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即农劳比度量农业劳动力转移程度,用农劳比降低速度和加速度度量转移过程,并证明这些指标具有唯一且无歧义的统计数据。本书利用这些数据揭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定量特征,并用商品市场价格和资本市场利率的跨期稳定分别定义农劳比降低速度和加速度均衡,用通货膨胀放大系数说明转移失衡可能造成货币市场波动,从而提出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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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序言(1)

农业劳动力转移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重要现象。从白山黑水到南海之滨,从偏僻的湘西山村到繁华的京沪都市,我国到处都有农业转移劳动者的身影。实际上,今天在城市生活的我们自己往往就是在最近几十年内从乡村转移来的。仅仅在1980至2020的四十年中,我国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就远远超过三亿人,而我国2020年非农劳动者不足六亿人。也就是说,2020年从事手机制造、外卖送货、教学科研和政府管理等非农行业的劳动者,一半以上是最近四十年从农村走出来的。如果放眼世界,我们将发现,农业劳动力转移不但波澜壮阔地发生在中国,而且大规模地发生在全世界。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到三百年前就开始工业化的西欧地区;从人口稠密的其他亚洲国家,到人迹罕至的太平洋岛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几乎出现在世界每一个角落:农业劳动力转移是当今世界的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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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和非农业的生产率差距

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农业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非农业劳动生产率,这就是农业和非农业的生产率差距。我们每个经历过农村生活的人都知道,村里兼开小店的农户比其他人日子好过。用经济学语言表述这一现象,就是那兼业农户的生产率高于纯农户。当然,这里我们接受“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商业也创造价值”说法。一般而言,农业劳动生产率大体是非农业生产率的五分之一到五分之二,或者说非农业生产率是农业的三倍到五倍。下面我们假设四倍。基于这一四倍差距,一个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就业,该社会的农业总产出会减少1单位,但非农产出将增加4单位,因此社会总产出提高(4-1=)3单位。如果这个社会一下子转移一百万、一千万农业劳动力到非农产业,该社会就能一下子大大提高总产出。本系列第8期所举的农业劳动力过多转移并造成大饥荒的例子,从技术上看,便是农业和非农业的生产率差距让好大喜功的掌权者看到了“建功立业”的机会,于是不顾农业产出剧烈减少的危险,强迫过多劳动力转出农业。认识到农业劳动力转移必须以常识和个人意愿为前提之后,本文将具体考察农业和非农业的生产率差距,并且指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总产出、总生产率、农业生产率和收入分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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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劳动力转移失衡的一个教训

在上一期农业劳动力转移科普系列中,我们指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可以归结为转移均衡问题。用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比重(即农劳比)的下降代表农业劳动力转移,转移均衡又可以提炼为农劳比降低速度和加速度的均衡。本期利用某个亚洲国家(简称为亚国)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经历的严重失衡和其引发的经济灾难,揭示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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