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双周夜话

“夜话”2006年第5期                         2006年3月13日

 

三八妇女节有感

 

今天是三八妇女节。

虽然现在离开今天的结束只剩十几分钟了，我还是想祝贺我的母亲和姐妹、祝贺我的女性朋友，祝贺我认识的所有女性，祝明天、后天、每一天都成为她们的节日。

       我对女性的最初意识，应当起源于我在农村插队时期。15岁时，我响应毛泽东“我们都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来到农村。不久，生产大队（即今天的行政村）发生了一桩女青年自杀事件。当时农村没有现代通讯手段，可这件事如风一样，附近人一下子全都知道了。原来是位20岁姑娘，因为父母不同意她和自己喜欢的男青年结婚而上吊了。我那时不知爱情、婚姻为何物，但毛泽东时代人人自主独立的宣传深刻在脑子里，怎么也想不到毛泽东时代还有人为了自主而自杀，尤其是被我们男青年称为“丫头”的姑娘。女性的形象在我脑海里开始形成。我在农村号称十年。那时农药作为新鲜事物刚刚引入。而农药，特别“乐果”，酒瓶般包装，立即成了女性的有力武器；未婚和已婚女性在家庭专制面前，常常拿起“乐果”瓶，以死抗争，于是父母、男性不得不时有让步。我敢说，如果人类学家仔细研究一下，可能会发现七十年代的江苏省农村，“乐果”使用量、女性自杀数量和女性自主程度提高之间存在明显的数量关系。而恰恰前年，我熟悉的一位女性还为了抗争家庭不公而喝了农药。

       是的，祝英台不仅仅是戏剧，不仅仅是中国的过去，她也是中国的现实。当我看到许多上海女性挣脱男性家庭专制而获得自由，我衷心地为她们高兴。可是，当我看到三峡悬崖上的零星人家，当我发现金沙江峡谷内的几缕炊烟，当我终于体会到生活中的实例，我又明白那荒山野岭里仍然住有现代的祝英台和梁山伯，我明白仍然有许多祝英台和梁山伯要逃到那里才有安全。中国社会的无情事实之一，是许许多多女性仍然生活在家庭专制之中，她们仍然被男性家长视为自己的物品，她们的反抗仍然将遭遇暴力的镇压。

       中国现实中的家庭专制又和整个中国的单位专制、国家专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研究欧洲人日常行为（例如使用手帕、用餐动作、卧室行为等）演化的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曾经举了一个欧洲十八世纪的例子说明男女平等的发展。一个人的妻子爱上了另一个人，这个人“并没有因此而咒骂喊叫，也没有提到他作为丈夫的权力。公众的舆论是不会支持这些做法的；他克制着自己，对他的妻子说：我给你自由，但是我知道，这样一来却比任何戒律和规定都更能限制你。换一句话说，他期待妻子能够和他自己一样进行自我限制、自我约束。这一典型的例子说明了随着男女双方在社会地位上的平等而出现的新情况。从根本上来说，这种自由并非是由某个丈夫给他妻子的，而是由社会结构所赋予的。”（《文明的进程》第一卷第287页）。100多年来，中国就把男女平等作为自己的口号。禁止裹脚、女性入学都是二十世纪中国政府的重大事件。《娜拉的出走》这部欧洲戏剧正好在100年前让中国女性开始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个体无论在家庭、在单位还是在社会都有着独立的尊严。但是，如果城市人和乡村人还因为户口制度不能够平等，如果上海人和江苏人还因为高考制度不能够平等，那么，城市男性和乡村女性或者城市女性和乡村男性之间是不可能平等的。僵化的社会结构束缚了人性发展和人格独立，尤其束缚了女性的人格独立。从这个意义上说，压迫女性的家庭专制的消除，又和整个国家专制的消除，和社会对人的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外在承认和内在尊重密切联系在一起。例如，许多男性在政治教育活动中的阿谀，远比女性在家庭专制下的畏缩更加可憎可叹。而女性争取平等的过程，也恰恰是男性向有教养的公民转变的过程。所以，在祝贺女性节日的时候，我衷心地希望，中国社会不但能够迅速地摆脱封建社会下国家专制的阴影，而且能够迅速地摆脱野蛮社会中家庭专制的遗迹，让女性被迫用喝农药方式争取自身人格的现象永远不再出现，让每一位女性得到充分的尊重，让每一位中国人得到充分的尊重。

 

 

                                                                                         初稿于2006年3月8日

                                                                                         修改于2006年3月13日

“夜话”2006年第10期                                2006年5月29日

 

《农民经济学》译者后记

 

弗兰克·艾利思的《农民经济学》是我在德国时读到的一本关于发展中国家农民的教科书。这本书的特点首先是简明、清晰，其次它不用复杂的数学推导，而主要依靠文字阐述，并辅之以图形和简单数学公式，因此它不但适合于经济学尤其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学生，而且适合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以及关心农民状况的一般读者。这本书的第三个特点是它不但介绍了利用新古典价值观念和理论工具建立的各种农民模型，而且大量介绍了从马克思的价值观念与理论工具出发的农民研究以及对这两个理论的批评。这和我们接触到的大部分经济学教科书仅仅介绍马克思主义（不一定是马克思）或者新古典观点不同。因此，艾利思的《农民经济学》不但会给读者更加广阔的眼界，而且会给读者理论相对性的感觉。后一种感觉也许对我们中国读者更加重要，因为我们长期生活在某一种理论“绝对”正确的气氛中，习惯了对某种理论的“独尊”。其实，一种理论再正确也有其相对性即局限性。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即使我们还不能确切指出一种理论的相对性所在，即使我们衷心拥护那种理论，我们也能够抱着开放的心情看待对那种理论的批评和对其他理论的支持。

农民问题无疑是今天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观察农民的生活、生产、他们对外界的态度、对自身未来的预期的时候，在讨论农民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理论工具。这就象我们观察自己的心跳、观察太阳的升落需要理论工具一样。西方学者为我们理解农民问题提供了新古典、马克思以及其他一些学派的理论工具。也许这些工具已经足够，也许这些工具还不够。可无论足够还是不够，我们应当做的是熟悉这些工具，熟悉农民生活的环境，然后才能谈得上用前者解释后者，或者发展新的理论工具来解释后者。

关于本书的翻译，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本书以《Peasant Economics（农民经济学）》冠名，以peasant为研究对象。英语词汇peasant一般翻译为农民，但它也有某种农奴的含义。虽然peasant是种田人，可这个种田人有一种被迫种田、被别人管束着种田的感觉，因此社会身份低下。这就使它在英语语言中成为贬义词。英语词汇farmer 有更多的农业工作者或者类似制造业工人的种田人含义。不过，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语言里的农民也是贬义词。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国家里，农民事实上代表了一种低下的社会地位，尽管他们名义上甚至事实上不再是农奴。

但peasant中文翻译的主要问题在于中文存在农民和小农两个概念。中文为什么产生了两个对应于peasant的概念、这两个概念之间的有什么联系的问题值得写一篇博士论文。就我们的语言习惯来说，“小农”似乎更像马克思主义的专用词汇，而“农民”则广泛用于其他场合。比如我们说小农经济、小农生产方式，但很少说农民经济、农民生产方式；我们说农民收入、农民决策、农民家庭，可很少说小农收入、小农决策、小农家庭。在中文里，“小农”比“农民”的贬义性更强。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中，小农会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占领所有社会生产部门而消亡。所以，peasant不但代表了一种低下的社会身份，而且代表了已经过去的历史。小农的历史已经终结，尽管小农还存在着。这种态度促使20世纪上半叶受马克思理论强烈影响的中国学者把peasant翻译成小农而非农民。到了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小农经济（peasant economy）既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定罪为每日每时产生市场经济的肥沃土壤，又在改革开放时期被视为市场经济难以发展的替罪羊。另一方面，“农民”概念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即使有贬义也十分淡薄，“小农”则不是一个新古典经济学概念。最近五十年来，新古典经济学特别强调发展中国家“种田人”的理性，即使他们社会地位低下，他们也是理性人。考虑到本书同时大量介绍了新古典农民模型和农民研究，把peasant翻译成“农民”对本书而言似乎更合适一些。

对我的翻译来说，小农和农民两个概念并存是中文中的一个事实，我必须面对它。一方面，翻译《Peasant Economics》需要为peasant这样的核心词汇选择一个统一的中文对应词汇，另一方面，中文中又存在着两个对应词汇而无法统一。对这个矛盾，我最后采取的解决方法是尽可能把peasant译成“农民”，而在明确利用马克思框架讨论peasant时把它译成“小农”。这样的做法无疑会引起一些混乱。对此，在向读者表示歉意的同时，我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始终记住农民和小农在英文中只是一个词。

       本文的翻译得到了一些朋友的帮助。匿名审稿人仔细审阅了译文初稿，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批评和建议，使现在面世的本书避免了很多错误和缺点。对此我十分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任俊萍编辑为本书的版权、翻译和出版付出了大量努力，并对我的拖延表示了极大的理解和宽容，值得我衷心感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朋友翻译了本书第六章。虽然我后来重新翻译了该章，但他的译稿给了我许多启发，毫无疑问地节省了我不少精力。宋开生先生不但为译文编制了图形、目录和文献，而且指出了译文中许多不当之处。在此我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他们都出身于农家，我接触的许多学生、同事也出身于农家，我自己则在年轻时脚踏实地做过近十年农民，因此我们有许多共同语言，常常在一起讨论农民问题。这些讨论不但促使我翻译《农民经济学》，而且也让我在翻译过程中始终感受到中国农民的背景。我希望这本书的翻译有助于提升我们讨论农民问题的层次。译文肯定还有许多错误和欠妥之处。它们是我不够尽心或学识不足所致。我诚恳欢迎读者的批评和指正。这些批评和指正可以直接发到我的主页 www.hujingbei.net或者寄给上海人民出版社。

 

 

胡景北

2006年5月28日于上海

“夜话”2006年第12期                               2006年6月29日

宁为小人讳，不为君子讳

　　三个月前的今年3月29日，我在本网页(www.hujingbei.net)上，就针对我本人和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学教研室的一个骚扰电话（号码 135 8552 7835）提出抗议。这以后一段时间内，骚扰电话变得更多（号码135 0192 8591，135 6403 4527。136 4169 7562）。但我的持续公开抗议，网友们对这种骚扰行径的抗议，以及同济大学保卫处的介入，终于迫使骚扰者停止了骚扰。今天，在从本网页首页取下抗议文本的时候，我和我的教研室同事，向网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同济大学保卫处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我也向停止了骚扰的那些骚扰者表示感谢，并衷心希望他们自重。

　　同济大学保卫处通知了我们部分调查情形。在上述四个电话号码中，有两个号码仅仅用来打电话给我本人和我们教研室，因此无法追查下去。其余两个电话号码是不是可以追查下去？可是，我认为，没有必要追查了。打骚扰电话的人，无论是自报下岗工人的还是不报来历的人，都是凡人、小人或者弱者，被逼或者被诱才做这种事情的。如果他们被查出，他们可能再次失去工作；他们会为周围人所不屑。他们的处境本来就很难，以后将更难，所以，我们应当为小人讳，为凡人讳，为弱者讳，不查也罢。

　　从二千多年前的孔夫子开始，中华民族形成了“为圣者讳、为贤者讳，为尊者讳”的习惯。今天我们需要消除这个习惯，而代之以“为小人讳，不为君子讳”的新习惯。圣者、贤者、尊者，道德文章、潇洒风度、豪放之客、侠义之士，都是君子。君子坦荡荡，本无所谓讳；即使有错，也不应讳，不须讳：虚心听之，用心正之，才是君子之道。一个人的言论行为如果需要“讳”，这个人就不是君子。如果一个人自称君子，却讳匿不正言行，这个人定是伪君子。时人后人应当揭其丑，以正君子之名，更无讳言之理。君子不会因为毁谤而丧失名誉，更不会因为自身错误缺点的公开而落入小人之伍。进一步说，如果一个社会内的君子需要隐讳，这个社会实际上不存在君子，这个社会才需要找出几个凡人、弱者的类似错误来张扬。

　　当今中国，为官而有“长”之头衔，为学而有“师”之名号者，大概都能视为君子。只要看他们对下属、对学生宣讲章法、阐述道理时正义凛然的样子，就会发觉他们俨然以君子自居。这些当官为师的人是社会的典范和舆论的领袖，担负着管人教人的高级职务，掌握着立法执法的权力。社会风尚好坏、人心趋向善恶、百姓规矩方圆，首先取决于这些人言行一致的程度。他们管教下属、学生时满口仁义道德，如果言行一致，社会风气便正，人心便向善，百姓便有规矩。至于小人、凡人、弱者，无论他们如何犯错误，他们的影响是小的，动摇不了风气潮流、扭曲不了规矩方圆。所以，为他们讳或不讳，对大势无关紧要；从他们个人着想，则应当以讳为上。但如何保证起决定性作用的君子们言行一致呢？有效的方法只有一条，就是“不为君子讳”，就是把君子的言与行公开化，用舆论的压力强迫君子们言行一致。其它方法，例如党内处理、单位内处理，中国历代王朝都用过，都没有解决一放就腐败、一紧就专制的问题。为了打破这个怪圈，我们必须改变为君子讳的旧习惯，把为官为师者的言行放到光天化日之下。
　　因此，宁为小人讳，不为君子讳。

附录：抗议文本：

强烈抗议

从我们在3月29日就电话号码 135 8552 7835　的骚扰提出抗议后，该号码虽然不再骚扰我们，但三个新号码 135 6403 4527， 135 0192 8591， 136 4169 7562 　开始对胡景北教授和本教研室不断骚扰和威胁。我们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并且要求肇事者立即停止骚扰行为。

“夜话”2006年第17期                                               2006年9月29日

 

感谢提醒和批评

 

　　几天前，署名为“一位关注您名誉的普通学者”的朋友通过电子邮件提醒我，在我从上海财大经济学院院长职位离任之前，曾向教师发放科研启动费。自愿领取该启动费的每位教师个别和学院签订科研启动费合同， 其大意是在未来两年内以“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为作者单位发表至少一篇论文或者专著包括译著并达到一定质量；若完不成合同，所领取的科研启动费需要退回。现在两年已经过去，那位朋友听说我本人也没有完成合同，因此关心地问我“如何让那份协议生效?”

 

　　收到这封信，我很感动。作为和那位朋友一样的普通学者，除了亲友外，还有人关心着我，对我寄托着希望，希望我保持名誉，这是我的福气。在今年第一期“夜话”上，我翻译了小洛克菲勒的“我相信”。他相信的一点便是“一个人的最高价值不在于他的财产、权力或者地位，而在于他的名声。”我也相信这一点，而且要求自己身体力行地去做。不过，自我要求虽然重要，但它是绝对不够的。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弱之处，都会有意识无意识地回避甚至忘却某些不乐于正视的事情。因此，在一个人的自我要求周围，必须有许多人的希望、提醒、批评、警告和反对，这个人才必须面对自己的软弱，勇敢地正视自己并且坚定地实行他对自己的自我要求。没有后面这样的社会机制，一个人的天性即使非常高贵、正直，即使在某些事情上、某段时间内获得了很好名声，他要在所有重要事情上、在一生获得好名声，依然是不可能的。就关注我名誉的那位朋友提醒我的科研启动费合同一事，我自己便没有完成。由于我离开了上海财大，我不再需要在上海财大经济学院实施这些合同，因此，我很容易“忘却”这件事情。但那位朋友的提醒，却让我不得不直面两年前亲笔签字的合同，不得不直面自己的良心和世人的监督，而不再能够用“忘却”来掩饰自己的软弱。这样，我就可以避免人格错误和名誉损失。所以，谢谢这位朋友，谢谢关心我的所有其他朋友、其他人。

 

　　也许有人会说，写这封电子邮件给我的人是个坏人，想把我逼到角落，逼我受损失（金钱损失，以及上海财大经济学院其它没有完成合同的教师对我的抱怨）。这种说法也许有道理。世界上确实有坏人，网络又使得我们无法辨认发信人的身份和动机（当我们自己在网络上用其它名字发言发信时，别人也无法辨认我们的身份和动机！）。可是，既然我们无法辨认别人的动机，为什么我们要把别人想象成坏人呢？难道我们希望别人在读到我们的网络发言前先把我们看成坏人吗？就关注我名誉的朋友的这封信来说，在数额有限的科研启动费和价值无限的个人名声之间，无论希望我重视前者还是后者的朋友，都值得我感谢，都是好人，因为他们都在为我着想，都希望我生活得尊严一些、愉快一些、舒适一些。只是他们想法的侧重点不同而已。同时，把向自己提出意见、批评甚至激烈反对自己的人想象成好人而非坏人，这一念之差，我就会觉得这个世界真好，这个世界值得我为之工作、为之奉献，我的心就充满着温暖，生活就充满着阳光。所以，我完全没有必要把别人想象成坏人，没有必要抱怨别人、抱怨世界。人世间有成千上万的例子说明世界是好的，又有成千上万的例子说明世界是坏的。然而，归根结底，在一个人的心中世界是怎样的，在这个人的眼中世界就是怎样的。把别人尤其批评者设想成好人，世界就会变得美好，生活就会变得轻松，自己也会无形地变得更好，一个人也才可能永久地获得他的最高价值――名声。

“夜话”2006年第9期                                  2006年5月10日

 

人的经济发展

――同济大学经济发展研究所成立致词

 

       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发展研究所成立了。

同济大学经济发展研究所（简称，英文简称：IED）首先是个形式，它是同济大学中德学院企业管理系经济学教研室的另一个名称。古往今来的历史表明，没有这类形式和名称，学术照样发展，学者照常工作；有了它们，学术、学者反易受累。因此，我们一定牢记，研究所的形式和名称只是从外部警醒我们，我们的工作是研究，是创造新知识；我们的研究重点是经济发展，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应当落实在经济发展研究上。

       广义地说，有人类就有经济活动，有经济活动就可以说经济发展。不过，通常所讲的经济发展指的仅仅是一个社会从物质贫困到富裕的过渡。无论从世界整体来看，还是从中国来看，人类当前所处的阶段，在经济上还是狭义的经济发展阶段。今天，尽管极少数人享有奢华、部分人已经富裕，但无论世界还是中国都有很大一部分人依然生活在贫穷中。世界的富裕，中国的富裕，并不体现在大城市繁华和海边别墅，而体现在农民富足和乡村风格上。后者还远远没有实现。人类从工业革命开始已经为经济发展努力了300年。许多大思想家、大历史学家都曾经以为这个阶段即将完成。但在公元纪年第三个千年的起点上，在经历了无数欢乐和悲伤、激情和颓废之后，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向前眺望，既清楚地看到了人类新阶段的曙光，也清楚地明白为了太阳的喷薄而出，我们仍然需要在熹微的晨光下再努力300年，仍然需要经历与挺住新的悲伤和颓废。

       然而，经济发展是也只是人类发展的一个方面。无论对个人还是对人类整体来说，经济活动既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活动，却也只是人许多活动中的一种活动。猪“巧妙”地利用人而实现了食住无忧的富裕生活，在地球上（甚至很快会在月球上）繁荣了自己的种群。人类如果只是追求猪般的经济富裕，造物主就白白地创造了人。人是能说话、会写字，能思考、会喜悲的特殊生物。如果没有人为希腊神话或哲学感叹，没有人因中国唐诗和宋词动情，没有人继续说出写出自己的真实感受和美丽幻想，那么，即使人类富裕了，人类实现的也只是猪的欲望。所以，人的物质富裕只有和人在政治、文化、科学、情感、操行诸方面的发展结合起来才有意义，也才能够实现不是猪而是人的经济发展。正是由于此，我们在重点研究经济发展的同时，不但注意其它经济学领域，而且注意人类本身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注意哲学、历史学、政治学、心理学、文学、法学、环境学等诸方面的发展。

虽然经济发展本身不能导致人超越动物；但是，没有经济发展，人又不可能超越动物。人走出森林后（世界上至今仍有一些民族没有走出森林！）再走出维持生存状态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经济发展。在社会分工中，我们幸运地获得了把自己精力集中于经济发展研究的机会；而尚未成熟的经济发展理论，又给了我们利用这个机会的广阔天地。例如，人类还没有公认的经济发展基准模型。医生应用健康人的理论模型来观察现实的人，我们观察具体经济发展过程时却缺少类似的基准。当欧美国家处在经济发展阶段时，经济学本身还不发展，一般均衡和经济增长理论尚在襁褓；当经济学走向成熟时，欧美学者却又很难体会到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因此，置身于经济发展阶段中的我们，有着更多的机遇。在同济大学经济发展研究所成立的时候，我相信，只要我们发挥自己能说话、会写字，能思考、会喜悲的人的正常功能，就能够在认识到经济发展意义和局限性的前提下，为经济发展理论、为人类脱离贫困做出刻有个人印记的工作。

“夜话”2007年第4期                                     2007年2月16日

 

春节感恩

 

看一下时钟，国内已然除夕上午。父母、亲戚、朋友大概在准备今天的晚餐吧？网上有人建议除夕放假，我很赞成。春节前后，除夕是最忙碌的，不但要准备一年中最丰盛的年夜饭，而且要为节日几天准备好饭菜。我母亲信奉“大年初一不动刀”，需要动刀的节日菜肴必须在除夕准备好，所以童年时每逢除夕，不但我们孩子要被母亲叫住帮忙，连从不参与烧饭理菜的父亲也得打杂。今年，虽然我离开上海前便在信箱里发现了餐馆年夜饭广告，但绝大多数同胞肯定还是待在家里，毕竟这是个家庭的节日。所以，除夕放假，对家庭主妇和参与家务的男性都是一个福音。

由于时差，Stanford还有好几个小时才入除夕。除夕、春节做什么、吃什么呢？前天一个朋友让我去他那里，并且要为我买飞机票；另一个朋友促我立即改签机票回上海过年，反正年后学校很快开学，我也得上班的。我谢绝了他们。可对除夕、春节做什么、吃什么，脑袋里现在依然没有任何概念。向父母、孩子祝福春节，在网络上向朋友贺岁，是必不可少的。其余呢？不知道。一个人平平静静、安安静静，读读书，散散步，是我过去的梦想，也许今年除夕、春节就如此吧。今天又刚刚买了一本《Great American Short Stories》（美国优秀短篇小说集），够春节的周末两天看了 －－ 况且计算机里还有音乐、柜子内还有酒与茶。

朋友的邀请唤起了我内心深处的感恩情结。平平静静、安安静静应当是生活中最昂贵最难得的东西。但如果它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外界的强加，它是没有价值的。过去在农村过年，也是平平静静、安安静静，但那和贫穷、闭塞联系在一起，谈不上free to choose (自由选择)。如今，可以和朋友过年、可以和家人在牌桌上等待午夜的鞭炮焰火、可以大快朵颐，美餐一阵、可以“侃山”，上至天文下及地理；但还是喜欢平平静静、安安静静。内心明白，能够自由地选择如此的过年方式，是自己的运气，应当感谢上天、感谢家人、感谢朋友的。

怀着这样的感恩心情，我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数据表发到网上，让网友自由使用。通过沈建飞先生的帮助，这些数据去年底就整理好了。我还根据这些数据显示的图形，写了一篇夜话，对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发了一通感慨。可为自己整理和为大众整理毕竟是两回事。让大众使用的数据，应当清楚而没有歧义、简洁以方便使用、缺陷也能够让他们一眼看出。为此，我在书桌前坐了差不多两天，核对数字、检查程序、编写说明、征求意见。现在终于完成，可以发到网上了。

同时，我声明，不但上述数据表，而且www.hujingbei.net网址上的所有内容，网友都可以自由、免费地在网络上转载和使用，而且不必要请示或者通知我。网络是自由世界。信息自由交流的前提是信息自由使用。我自己的文字，是使用包括免费使用了许许多多人的文字才写成的，因此它也应当让别人免费自由取用。即使我的文字有错误有缺陷，它们也只能在交流过程中发现和纠正。所以，在承担对这些文字责任的同时，我愿意把我的文字作品变为自由使用的公共物品。

公布上述数据，是我整理这些数据时就做出的决定；公开声明自己的网络作品是公共物品，是我得知网络作品专利权争议后便有的想法。春节的感恩情结促使我完成这些心愿。我们民族有清明节感谢祖先的传统，有事情成功后谢佛的习惯，有谢天谢地的成语。记得三十多年前一次知识青年开会，我不知道为什么说出了“谢天谢地”，立即被旁人用“应当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抢白得无地自容，自己也深感思想还没有改造好。如今，在春节来临之际，在感谢朋友和家人的同时，我又感受到“谢天谢地”，感谢上天，感谢世界，感谢社会，让我能够自由选择，能够安静平静地享受我们民族一年中最重要的一天，也让我能够回报一下世界、朋友和家人。

 

2007年2月16日于Stanford

“

“双周夜话”2002年第18期                                                         2002年8月28日

 

 

百年一遇、千年一遇

 

 

       最近一个多星期，洞庭湖洪水成了中国乃至全世界的重大事件。现在，洞庭湖水位终于坚定地回落了，我们的心放下了。湖南省五十年未遇之特大洪水终于被“抗”住，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据说，长江干堤的大部分地段要能够抵御百年一遇的洪水；如果洞庭湖、鄱阳湖等重要湖泊的堤坝也能够抵御百年一遇洪水。那么，沿江、沿湖的人民便不必隔几年就受一次惊怕，他们更有可能对自己的生活做出长期的规划。

上海人是幸运的，因为黄浦江堤岸能够防御千年一遇洪水，上海人也因此可以更从容地规划自己的长期发展。我在外滩散步，每每感到江水的软弱和江堤的坚实。是的，我相信，即使遇到千年一次的大水，外滩也不会松软。比洪水更厉害的是地震。但上海离太平洋海沟还很有一段距离，所以威胁算不上严重。大城市如东京、旧金山，地震威胁更大，不也成为国际化都市了吗？上海不会比它们更差。值得上海担心的，不是这些容易成为头号新闻的自然灾害；威胁上海的，首先也不是洪水地震。不谈千年，就百年而言，造成上海物质和文明损失的，主要是象日本人进攻上海的侵略战争和多次发生的国内战争，是象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跃进“。上海人难以规划自己的未来，不是因为日后的洪水，而是因为当时的制度；不是担心百年或千年一次的自然灾害，而是担心十年一变的社会规则。上海人无论是把财富转移到外国、还是把身份改变成移民，背后都有着对制度对规则再变的担心。100年前，60年前，30年前，20年前，10年前，今天，中国都面临制度不稳定的基本问题。但在每一次改革前或改革时，往什么方向改，什么时间改，新的制度规则又是什么，那些规则又能够维持多久，这些都是在中国近代史上至少十年一遇的问题，却都比预测千年、百年一遇的洪水还困难。而没有稳定的规则或者至少对稳定规则的预期，人们却又无法规划自己的未来。

防范洪灾的规则是用河道将洪水引入大海大湖。这一点，我们的祖先四千多年前就理解并且开始实行了。今天的我们虽然还不断遇到洪涝灾害，但已经有了一套防范的体系，大部分人包括洞庭湖边的居民已经不担心洪水对自己未来的长期影响，可是，四千多年来，对于可能发生的社会灾害，我们依然缺乏基本的防范体系，大部分人都在担心这类灾害对自己未来的影响。古人所谓的“伴君如伴虎”一说，正是社会缺乏规则的表现。如果说过去毕竟还有君王一家享有制订规则之利，并确定太子，制订王朝长期计划，那么，百年以降，君主制在中国不复存在，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都受到了缺乏规则之害。因此，我想，就象防范洪水的普遍规则因为无人不受洪灾之害而被普遍接受一样，防范社会灾害的普遍规则也会因此而被普遍接受，那时，我们就不但不用担心千年或百年一遇的洪水，我们还将最终摆脱规则十年一变的恐惧，我们将能在预期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下对自己的未来做出长期的规划。

“双周夜话”2003年第11期 　　　　　　　　　　　　　　　　　2003年6月2日

 

儿童节的感想

 

六月一日，儿童节到了。工作之余我来到同济大学校园内的三好坞公园。在以建筑专业著称的同济大学里，三好坞以其小湖、小山、小亭、小径，总把我带回童年时常常嬉玩的小公园。童年时看着新奇的世界，生发出无数的问题：为什么树叶放水上不沉，为什么猫的名字是猫，为什么叔叔和阿姨那么高兴。我得到一些答案，又出现新的疑问。我读书、思考、争论，我希望有仲裁，但每一次父母的、老师的、哥哥姐姐的最后答案都不能让我服气。于是又读书、又思考、又争论，直到走进大学，直到走上讲台。

如今，年过半百的我已经了解，最后答案是不存在的；我也已经明白，童年天真地表现出来的好奇，好问、好辩天性，在成人这里虽然表现得更含蓄、更理智、更曲折，但正是这一天性保证了成人的活力。可惜的是，成人世界多了功利、权术和势力。在它们的日熏月侵之下，我的祖辈、父辈直到我自己渐渐地接受现状，不再新奇，不再发问、不再辩论。同时，接受现状又确实能够给我们带来功名和利益。然而，功利的化妆并不能够让人年轻。一个不再好奇、好问、好辩的人是真正衰老的人，由这些人组成的民族是衰老的民族。三百年前，康德认为中华民族是个衰老的民族。当我看到包括自己在内的许多同胞不觉新奇、不敢疑问、不愿辩论的时候，我不能不承认康德的话有一定道理。一百年前，身为中华民族复兴一先锋的梁启超看到了少年中国的萌芽。回顾从那时以来的100年历史，我想，懂得仅仅为了强比欧洲、富敌北美，少年中国之萌芽也是没有希望的。中国民族返老还童之本，不在于它的物质富庶，而在于它恢复好奇、好问、好辩的天性，在于它建立起适用于每一个人的让人好奇、促人好问、容人好辩的制度，在于我们每一个成人自觉地好奇、好问和好辩。三好坞把我带回童年，也令我梦想着恢复青春的中国和保持年轻的人类。

 

                                                                                                  成于2003年6月1日

“双周夜话”2002年第10期                                                    2002年5月7日

 

 

为陶渊明申冤

 

       我喜欢陶渊明，是因为对他那句“好读书，不求甚解”的自白很有同感。我幼时没有受过训练，不知道“精读”的必要；拿起一本书来，一气读完，似乎有解，但又不甚解，也不知道要“求甚解”。后遂成恶习，以致于现在当了教师，也没有一份好好的读书或讲课笔记：无奈时，就拿先生的这句话来解嘲。

今天谈陶渊明，是想为他申冤，而起因则是无意翻到的现行中学语文教科书。中学生要读“桃花源记”，好像没有异议。但书上的说明，把这篇散文视为陶渊明逃避现实的表现，却使我迷惑。国内中学教科书都是（半？）官方出版物，因此不载明负责这些内容的学者或官员。查一下吴兆基1997年编译的“古文观止”，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吴先生在对其它选文的按语中，几乎都仅仅交代作者生平和写作背景；略有评论，亦褒奖为主。但不知为何对陶渊明“独有钟情”，三篇选文的三段按语，都贬其消极避世、逃避现实。不过，要说这是多数学者认可的观点，似也不妥。清人龚自珍便称赞：“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今人陈寅恪经考证后认为“桃花源记”乃“寓意之文亦写实之文”，手头虽无其书可查，但陈先生认为所寓非消极之意，好像是不错的。施蛰存先生在“唐诗百话”里比较陶渊明和李白时，则肯定陶渊明对人世和社会好像是消极的，但人格却是积极的；而李白对人世社会好象还积极，但人格却是消极的。中学教科书对学者争论之事若难持公允之论，也应规避才是。

我对陶渊明其人其文其事没有“甚解”，为他申冤，使用的是自己的老办法：以事比事，以心比心。从文来说，如果陶渊明“桃花源记”是逃避现实，那么康有为写“大同书”是否逃避现实呢？假设今日有人写文章描写官廉政清，我们是否能因为文章中没有注明真实地点（那倒成了报告文学甚至假冒伪劣），或者没有提出几条建议（那更象奏折文学），就说作者在逃避目前腐败的现实吗？按照“逃避现实说”，所有给我们以生活和世界美感的文学，恐怕都在逃避现实。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作品，包括“桃花源记”使我们有意无意感受到的似乎是对生活的美好憧憬和向善向美的熏陶，而这样的憧憬和熏陶，正为中学生和已走出中学校园的我们在现实中不失自我地生存所必需。否则的话，中学教科书又何必选入这些作品呢？

从事来说，陶渊明一生最大之事是他“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归田。如果由此而说他逃避现实，那更是大谬不然。以心比心，试想今日若有一县长不满省里官吏下县视察时敲诈勒索而宁愿辞官种田（注意不是另有高就），我们应当说他敢于直面现实，还是应当说他逃避现实呢？我们只能说他敢于直面现实！宁愿下乡种田而保持自身气节，正体现了一个人面对现实的勇气。试想，假如一个省有三、五个这样的县长，省官即使想入非非，也只得多加收敛，现实的政治自然会清廉得多。倒是那些不情愿地（情愿的情形不在这里考究）满足上司无理要求的县长，恰如鸵鸟一样，在躲避社会堕落的现实，逃避自己的现实社会责任。所以，从事考察，陶渊明更是一位勇者。晋朝之不救，有气节之感的官员多回避现实，迁就贪官污吏，而竟无响应陶渊明者，不能不说是一大原因。现行中学教科书把敢于抗争腐败的陶渊明说成逃避现实，亦不能不说是对尚未真正面对现实的学生的一种误导。

双周夜话2004年第3期                         2004年2月3日   

父母亲和孩子

 从偏僻乡村过年回来的一位年轻朋友给我发了一个邮件，谈到他母亲虽然希望他多留在家几天，但还是以“早点走，车不挤”为由来安慰他按自己确定的行程回城。这个理由虽是事实，但却使他感到愧疚不安。他说母亲无需也无力关心他学习或工作上的事情，但他感觉到母亲对他一直很有信心，相信他能够自己处理好一切。而正是母亲这样的信任使他增强了自信。

他的信引起了我的回忆。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我到学校集合出发去农村插队，父亲在外地，母亲送我离开家。十五岁的我，并不明白麦子也是草的一种，更不了解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因此既无悲伤的感觉，亦不理解母亲送我的感受，所以我把手从母亲手里挣脱出来，要自己走。母亲走得不及我快，渐渐落在了我的后面，且站住了。我知道母亲一直在看着我，看到我拐出那条长长的巷子。是的，她不知道我离开家之后具体会干什么，怎么干。母亲没有上过学，所以小时候在她身边上学时，她没有指点我应该学什么，怎么学。她没有要求过我什么，现在上学成绩要多高、长大后职业要多好、房子要多大，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些，她没有指望我给她带去名誉或者金钱，但会接受我可能给她造成的屈辱或者困窘。然而，在她放我走的时候，她给了我健康的身体、健全的心理和善良的感觉。

    我不知道那位年轻朋友今后如何发展，他感受到母亲对他好好做人的期望和信心，没有感觉到对他选择特定专业、职业、生活地点、收入、成就、房子、车子的要求和压力，从这点来说，他有很大的空间发挥自己。就我接触的情况看，这位年轻朋友是幸运的。许多父母对孩子有太多的希望，对孩子的学习成绩有太高的要求，对孩子的专业、职业、单位、薪金有太多的指点。我认识一个朋友，他的孩子对小动物有兴趣，长大想做动物医生，但我的朋友不同意，理由之一是上海没有这个专业，而孩子又只应当读上海的大学。还有一个朋友，父母亲坚持拒绝和他的妻子 ―― 结婚前是农村人 ―― 见面。而这些父母，都有各种各样的学位，不象那位年轻朋友的母亲、我的母亲那样近乎文盲。有了学位似乎就有了指点孩子的资格。孩子应当重视这门课而不是那门课，应当对这样东西感兴趣而不是对那样东西，应当在这个城市工作而不是在别的城市或乡村，选择的配偶应当这样而不应当那样。为什么要如此指点孩子呢？因为据说社会风气太坏、竞争太激烈，如果孩子不这样而是那样，将来恐怕在社会上没有立锥之地。我知道这些父母亲非常爱孩子，完全无私地爱，因为他们早已不把光宗耀祖视为培养孩子的目的。但我总怀疑这样的爱太狭隘。如果社会是残酷竞争的原始森林的话，那么，孩子未来面临的竞争恰恰不允许父母亲用自己的眼光和常见的程式来培养孩子。孩子特殊兴趣和情感的出现更非父母亲能够计划的。人生是生动活泼的，事先的人生计划只能使生活枯燥，使孩子失去兴趣。孩子需要本领，需要学习和工作的成绩，但这首先不是为了击败对手或应付生存竞争，而是孩子健全心理和人生价值的一种体现。孩子今后或现在进入的，也不是只有父母才可信赖的原始森林，而是会有许多朋友、同心或同气朋友的人类社会，因此，人性的培育对孩子的未来更为重要。而在培养人的方面，有学历的城市父母不一定强于文盲的乡村父母。其实，教给交给孩子做人的基本素质，然后任孩子去飞，可能是古今中外许多孩子能够成功能够快乐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很敬佩我的那位年轻朋友的母亲，她完全可以要求孩子找个高收入的工作，帮助全家脱离乡村的贫穷，但她没有提，她不愿意增加孩子的负担或约束。我也相信，这位年轻朋友不管干什么工作，在哪里工作，都会象她母亲希望的那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