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纪念胡寄窗先生想起

“双周夜话”2003年第20期                             2003年11月27日

从纪念胡寄窗先生想起

   今年是胡寄窗先生诞辰百年。胡寄窗先生经历了几乎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大小变动,一生具有传奇色彩,但胡先生最为人称道的是主导创立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立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培养了一批中国经济思想史人才。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能够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很重要的原因也是胡先生的挖掘和研究。 

我上大学的时候,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教师很希望我能够成为这门学科中人。但我没有遵照师意,很抱歉地走了另一条路,和经济理论结上了姻缘。今天,在纪念胡先生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自己的责任。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就和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一样,永远值得我们自豪。但我们今天能够留下什么经济思想、经济学说,值得在我们作古后,在比如二、三百年后,让那时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学者来挖掘、来整理呢?我走上的道路,是一条应当为思想史学科的后来者提供学术资料的道路。如果走上同一条路的人们包括我自己不能够做好工作,那么,后人对今天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这个意义上说,走上经济理论研究的人,应当做的事情是承续经济思想的历史和继续创造历史,而把功过与否,让给以后的思想史学家来评论。 

在经济思想上创造历史是困难的,尤其在中国和世界结成一体、从而以往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用“国内领先”来表示创造历史的做法不再可行的现代,创造经济思想的历史就更为困难。但如果走上经济理论研究的我们不向自己提出创造历史的任务,我们便容易自满于三流甚至末流水平,容易用个人小环境的恶劣来否认他人对我们的期望。其实,小环境是个人创造出来的。胡寄窗先生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在关心宣教和实用的主流“学者”旁边,在缺乏项目支持、缺少领导重视的环境下,做出了自己的创造性工作,从而把同时代的主流“学者”远远抛在后面。胡先生的事迹再一次说明,创造历史的人也创造让自己发挥作用的小环境。创造这种小环境所需要的条件可能并不多,也许在政府面前保持独立,在社会风气面前保持独立就够了。跟着政府的意向走,研究政府最需要的东西,学者容易失去理论的一贯性和深刻性;跟着社会风气走,不愿意落伍于时髦,学者容易失去作为学者特征的气质和立场。如果这样的话,即使有资金支持,即使有领导栽培,即使有权力在握,风风光光,小环境不可谓不好(虽然也不可谓不劣,因为资金总有短缺,栽培总是不够,权力总是不全),但与创造历史恐怕无缘。胡寄窗先生总结的古代思想史证明了这一点,胡先生诞辰百年来的思想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在纪念胡寄窗先生的时候,这一点尤其明显地出现在我的眼前,使我无法回避,不得不写下这里的几句话。

冬季的寒冷和温暖

双周夜话2004年第2期                                   2004年1月26日

 冬季的寒冷和温暖

刚刚整理完自己199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的翻译稿。一位尚未谋面的外国朋友竟然对它发生了兴趣,希望得到它的英译稿。在别人的帮助下,翻译完成了,电子邮件发出了。在这个被中央供热系统变得十分温暖的房间里,我突然想起,正是十年前,新搬入一所房子,没有暖气,手头也没有取暖电器。1993-1994年的冬天好像特别寒冷,边看书边搓手、边写字边跺脚的情形还历历在目,但我那时似乎忘却了取暖的问题,恍惚之中,完成了那篇文章。 

如今时过境迁,条件改善,凭借着空调,冬天不必搓手跺脚了,脚上的冻疮亦绝迹了多年。但我如今做的,仅仅是翻译过去的文章,那在寒冷的房间里用286计算机写下的文章。新的思想、创造性的思维,不是消失在房间的温暖空气中,就是逃逸出双层玻璃的窗子,到广袤的世界畅游去了。 

也许,在寒冷的时候,任何火花,包括思想的火花,都是那么地珍贵,以至于思维全神贯注地在寻找它。而随着生活水准的与时俱进,身在冬季却越来越远离寒冷,火花的价值自然越来越小,思维再也不用心寻找它了。 

记得某位哲人说过,人文思想的历史不是一个不断前进的历史,而是一个不断循环的历史:人们不断地回到早期的思想重新出发。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由于生活水准大概是不可逆地向上提高的,所以,人文思想就不会和生活水准与时俱进。自然,这是就人类全体发的议论。就个人来说,是不是也如此呢?可能也如此。年龄也许是个原因。年轻时初生牛犊不怕虎,粪土当年万户侯,思路敏捷,容易抓住问题并突破之;壮年后总怕考虑欠全面,不敢擅越雷池,更谈不上大胆突破。可壮年后的生活水平显然高于年轻时代。就我自己而言,在寒气袭人的冬季出文章,在寒气全无的冬季却只能够复述那些文章,除了年龄原因外,生活水准的大幅度提高看上去完全没有促进自己思想的活跃和火花的迸发。由此看来,现在自己没有新的研究,不能够归之于自己的房间在冬季的温暖还不够舒适,在夏季的凉爽还不够惬意,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自己现在不再全神贯注、不再用心地思索和追寻。

写于2004年1月15日

你思故你在

“双周夜话”2002年第23期                                                    2002年11月5日

 

你思故你在

 

几个月之前,我就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写了一篇夜话,表示我之存在,是因为我思考着,是因为我用自己的内在思考指导自己的外在行为。那么,你呢,我的朋友,我的同学,你何以证明你的存在,证明你的价值呢?我要向你说的是:你思故你在。

你思,首先表明你是一位合格的人,因为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特点就是思考,因为没有你、我、他这样一个个的个人在思考,人也就不成为一个特殊的类。你思,表明了你的独立人格。也许你的思考还没有或者不会得出明确的结论,但思考本身就证明你不愿意依附于别人的结论,证明你与别人的不同。你思,还表明了你积极的人生态度:世界让你觉得好奇,而你又愿意探索。象大多数人一样,你也想永葆青春,而在心灵上永葆青春的灵丹妙药就是好奇和思索。

不止一个人对我说过,如果我思考的结果不能够发表,我思考有什么用呢?我的回答总是你先把你的结果思考出来再说。在你没有思考出来之前,谈发表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你真的思考通了,你的结果发表与否对你也没有意义了:思考过程已经使你充实,成果发表只具有付产品的作用。当然,禁令或者出版费用确实可以限制你发表自己的思考成果。可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限制你思考。如果你在禁令或者金钱面前放弃思考,你不应当把责任全都推到社会:你个人也有重大责任,因为在你距离限制条件还很远的时候便放弃了。

你也许不是因为结果难以发表而不去思索,而是因为你要交出一篇毕业论文、你一年应当写出多少字数的任务压力而没有时间去思索。是的,你有太多的人要应酬,太多的事要办理,太多的任务要完成,有时还有太多的书要阅读。是的,这一切都很重要。可是,即使你应酬了那么多人,办理了那么多事,完成了那么多任务,读了那么多的书,你的生活可能还是被动的,你的人格还是没有特点的。你更多地在应付人生。如果你想理解人生,如果你想把握人生,如果你想获得生活中的主动性,那么,还是抽出一点时间,让自己清静,让自己思考。思考了,有了自己的想法,你才会显示出自己的特点,你才真的存在着。

    当然,思考首先是一个过程。你必须有勇气面对这个过程。也许你在聊天中会突然冒出一种伟大的想法,突然得到一句名言。但是,要把你的想法变成可以严肃讨论的命题,要让你的名言具有丰富的内涵,你必须思考,有时甚至是长时间的思考。其实,对你自己思想火花的深入思索,不需要你专门从事比如教师、科研工作者的职业:你在从事任何事务性或挑战性的工作之余都可以思考。这里的关键是勇气,是面对世俗的勇气,是坚持你个人的存在性的勇气。作为你的朋友,我祝愿你有这样的勇气。

基本品行和社会制度

“双周夜话”2004年第9期                              2004年5月13日

 

 

基本品行和社会制度

 

 

将近一年前,我把莫泊桑小说“项链”的读后感发到网上。我的主要观点是“项链”所展示的主人公在人间的阴差阳错面前勇于负责的人生态度,使它成为一篇名作。但由于“项链”的背景是资本主义社会,小说中的阴差阳错又和主人公的虚荣心相关,所以,不少朋友还是习惯于把小说中的阴差阳错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似乎只是在资本主义下,那样的阴差阳错才发生了,而主人公才需要吃那样的十年辛苦。但我的想法是人的基本品行和特定的社会制度没有多大关系。

其实,为某些不是很必须的用处而向他人借东西、以及借东西后不慎丢失的情形,在任何社会中都可能发生。我们自己就经常向同学、朋友、同事借一些不是非借不可的东西。考验我们生活态度和基本品行的,我想不是借东西,而是象“项链”所描述的不慎也不幸地丢失他人东西后,我们怎么办的问题,是借者此时是否敢于承担责任的问题。这里牵涉到的,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责任感,一种勇气和吃苦精神,而非社会制度问题。人与人的关系是人类的一个永恒话题。任何一个社会内,都有人更敢承担责任,尤其是对自己过失的责任,也都有人更不敢承担这样的责任。人类的文明如果是一个发展的过程,那么,它是不是能够使敢于负责的人在人口中的比率越来越高?好像很难做出肯定的断言,就象很难说我们今天(不管它是什么社会制度)就比1000年前的宋朝人更敢于为自己日常生活中的错误负责一样。所以,在这样一个人生态度或者品行的问题上,我们实在不必把社会制度拉进来,不必把小说中的借非必需物品或者虚荣心说成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否则的话,从逻辑上推理,我们也应当把小说主人公敢于为自己过失负责的品行说成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但这显然不是我们的中学教科书想说的。

    人生的态度,一个人的品行,可能不一定与特定的社会制度有关。作为人,而非纯粹的动物,一个个体需要和他人共同生活在社会中,这就产生了基本的人生态度问题。不同的社会制度会给人类个体提供不同的行为激励,因此会产生相应的人生态度与品行问题,但这一点不能够否定人的不随社会制度而转移的基本品行的重要性。孔夫子言论和圣经的精华给我们的正是这些基本品行的教育,所以它们才能历代流传。一个人借东西后原物归还、丢失后赔偿,尤其是承受严重代价后依然心平气和的赔偿,这个人在任何社会下都是值得尊重的。相反,在我们社会中发生的借东西不还、丢失东西后不愿意承受严重代价赔偿的行为,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是应当避免的。莫泊桑的作品本来会使我们感受到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当具备的基本品行,但我们的中学教育不去引导学生注重这些品行,反而把注意力集中在所谓“资本主义下的虚荣心”和“资本主义的金钱至上”上,恐怕是有违于教育的宗旨。

人权、人的动物权利

“双周夜话”2003年第6期                                                             2003年3月25日

 

人权、人的动物权利

 

人权这个概念,如今已不新鲜。有次见到亲戚问正在写信的中学生的孩子信写给谁,中学生一扭头,要保密,这是人权。其实,不满18岁的孩子,既不能够承担自己行为的完全责任,也还不能够行使人的完全权利。但知道了人权这个概念,总是一桩好事,要明白,10年前的1993年,人权还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概念。

人权有很多内容,例如与人的动物性质直接关联的权利,与日常人际关系直接联系的权利,象通信保密权,有社区生活的权利,当然还有政治上的个人权利。但从人权概念传入中国起,中国人似乎就把它理解成人的动物权利。因此,近二十年来,中国人做为动物的个体权利的恢复速度,恐怕在全世界能够名列第一。首先,大多数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做为一个动物,中国人能够吃饱饭、穿暖衣了。二十多年前还不行,那时,即使一个农民生产的粮食够吃,他也得先交给国家;国家留一些给他,让他充饥。所以,动物的觅到足够食物就能够吃饱的权利,人还没有。据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森的饥荒仅仅出现在专制政府的命题,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二十年前,我在北京读书,口袋里的钞票没有几张,但粮票有好几种:米票,在食堂买米饭用的;面票,买馒头用;杂粮票,买窝窝头用。现在这些票证都成了历史。其次,中国人在性关系上的动物权利也恢复了,而且一下子几乎恢复到几千年之前。二十年前,我在大学时,大学生还不允许结交异性朋友,婚前性行为更是了“流氓行径”。如今,中国人不但挣脱了婚姻对性关系的规范,而且超越了情感对之的约束。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看,动物遇到异性便能够交配的权利,在中国的媒体上已经得到认可。从正式制度的角度看,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对婚姻登记还有个户口登记天数的限制,德国对离婚申请还有两年不处理的等待期,号称在传统上最重视家庭的中国,如今则是报了户口第二天就能办婚姻手续,提出离婚两个星期就能拿到离婚证。第三,中国人的动物行为权利也恢复了。动物通行的规则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今天这个规则在中国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强者一会把一所中学变成民办,一会把一笔资产转到外国;弱者或投机附炎,或钻小空子,以求生存或求从强者处得些许余羹。

       动物求的是生存权。人的要求当然不止这些,否则“君子不食嗟来之食”的故事不会流传至今。中国人现在跨过了温饱阶段,正要建设小康。小康不是动物的概念,它仅仅属于人。看来,中国人“人”权的恢复已经有望。但就象驯化动物那样,中国“人”权的恢复可能首先要求每个人尤其强人对其动物权的节制。

股民特权小议

“双周夜话”2002年第14期                                                    2002年7月5日

 

股民特权小议

 

 

最近读到两篇新闻,一篇说四川有一炒股者因股市低迷写信威胁中国证监会,并扬言要使用炭疽菌。另一篇说政府决定停止国有股减持,股市立即有了起色。

    我相信这两件新闻事件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不过,股民对证监会的不满需要理解。依我看,不满的根源是股民特权前一段时间得不到体现。当代中国有两个特别的特权群体。这就是城市人口群体和股民群体。城市人口特权出现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的计划经济时代,其基础是把公民划成两类身份的户口政策。股民特权出现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经济改革时代,其基础是让少数内部人先富起来的改革政策。说这两个特权群体“特别”也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们靠政策形成,不象传统的特权阶层或是靠其成员的人力资本,或是靠继承制度。这样,对这两个群体来说,原有政策的维持至关重要。第二个原因是他们既包括了传统特权阶层成员如知识分子和官员也包括了平民,所以,知识分子和官员能够以平民的名义来维护特权。例如废止户口制度会恶化城市就业形势,而在股市中浮沉的也有许多下岗工人。城市人口特权现在是众所周知了。中国已经放弃了计划经济,户口制度的废止已是大势所趋,口头上谁也不便反对,目前拖延的主要理由是时机不成熟。但股民特权似乎不多为人所知。股民特权的逻辑其实很简单:为了发展经济,需要资本市场;为了改革国有企业,需要股份化。因此证券市场是改革成果,上市公司是改革的排头兵。哪个企业能当排头兵,是政府的决策。上市之时,内部人就先富了起来;上市之后,还得保证股民富起来,以昭彰改革成果。这里最重要的标志当然是保持股价的上升趋势。如果不能上市,做假帐也得上,毕竟改革国有企业、发展证券市场比假帐重要。上市之后,若股价升不上去,也得做假帐,因为保护改革成果更重要。上市公司的假帐其实不能冤枉会计师:他们多是为了证券市场大局在忍辱负重。如果假帐还不够支持股市,政府就得出台各种各样的政策,以保障利好。这样的做法持续三、五年,股民习惯了,政府保证股民赚钱的意识定型了,股民特权就形成了。一旦形成,股民特权又反过来给政府造成强大压力。在股民看来,政府的责任就是抬高股价,使用什么方法是无所谓的。因此,政府的经济政策、监管政策只要对股市有影响,就得考虑股民们的利益,得让股民赚钱,否则便将遭到股民以及舆论工具的强烈反对。至于这些政策对农民、对其他人、对经济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和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作用如何,当然都不在股民的考虑之列,就象农民的贫困不在户口制度拥护者的考虑之列一样。可惜的是,由于各种原因,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政府可用来促进利好的政策不多,反倒是压抑股价的坏消息不少,股民对证监会对政府的不满自然可以理解。依我看,消除股民此种不满的根本之途,就是政府公开宣布不从股市、而从国民经济出发制订政策;公开宣布政府不再担保股民赚钱。这样,股民特权就将取消,股民的不满也才能指向上市公司、而不再指向证监会或政府;也惟有如此,上市公司才能感受到压力,证券市场才可能规范。

改变我们的教育信念

“双周夜话”2002年第22期                 2002年10月22日

 

改变我们的教育信念

 

今年暑假在波士顿,有次偶然从一个地铁车站走上街区,发现眼前正是有名的波士顿公共图书馆。波士顿图书馆别具风格的建筑,方便并且免费的借阅,都吸引了我。但最吸引我的是它的信念,这就是铭刻在图书馆屋檐下的一排大字:“The Commonwealth requires the education of the people as the safeguard of the order and liberty”。这句话直译过来大约是“马萨诸塞州把人民的教育做为秩序和自由的保障来要求“,其意思大体是人民的教育是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的保障,为此州议会、州政府要求人民接受教育。

 

    教育无疑有多种功能。除了直接的传道解惑外,教育还有其社会功能,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亦有各自的目的。而所谓的传道解惑,也和教育的社会功能与参与者的目的有关,因为传什么道,有什么惑,用什么解惑,是由后者决定的。仅就学校教育来说,有的人受教育是为了发大财,娶美女(就男士而言)。有的人受教育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就象我们在一些学校看到的标语那样。有的人受教育是为了多懂一点事情,多完善一点自己。更有人受教育是因为类似自己的人也在受教育,因为父母之命,所以尽管日后可能生活平平,普通工资收入和过得去的配偶,但也得学习。所有这些目的都不错。而出于不同的目的,受教育者的疑惑便不同,对教育者所传之道的要求也就不同。教育虽然具有引导受教育者建立更人道的人生目的的功能,但它的更重要功能,可能是让受教育者明白和信服,达到他们每个人目的的方法虽然多种多样,但根本方法是秩序和自由。我想,所谓秩序,就是规则;所谓自由就是让自己同时也让他人自由地发挥。就发财而言,一个人可以通过炒股或注彩发财,通过经营有方发财,通过发明专利发财、通过畅销小说发财。但一个人不能利用内部信息炒股发财,不能制造假冒产品发财,不能虚报专利发财,也不能剽窃别人稿件发财。发财的道路有千万条,教育在让为发财而受教育的人懂得这些道路的主要性质和技巧的同时,也应当让他们信服并从而自觉地走正道,按照规则去争取财富。教育在教给一个人本领的时候,同时也应当教给他们对别人的尊重,比如男士对美女的尊重。而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更应当特别重视教育在促进人民对秩序与自由的理解方面的作用。今天,我们接受的学校教育比二十年、五十年前多得多,我们对技术的掌握比过去强得多,但是,我们对秩序和自由的理解可能没有什么进步,我们社会里破坏秩序以发大财、践踏自由而娶美女的事情太多了,我们的入学和未入学的少年、儿童对秩序和自由的理解,似乎不如他们受到的为目的而不择手段的熏陶强烈。这种状况最终将阻止“中华民族的崛起“。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为了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教育信念,尤其是主导教育的政府的教育信念,可能是必须向“保障秩序和自由的教育”改变了。

惜乎哉 刘树成

“夜话”2005年第7期                                2005年11月13日

惜乎哉 刘树成

 

难产而终于出生的2005年第10期《经济研究》,今天放到了我的书桌上。难产的原因是《经济研究》编辑部有人不同意发表已在网络上和其它杂志上发表的刘国光文章。而这期《经济研究》带着刘国光文章出世,不蒂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一大耻辱。因为刘国光的文章不具有任何经济研究的性质。说到底,刘国光的文章仅仅是被父母宠惯了孩子,刚刚发现世界不限于父母手掌大小时,而向父母提出的一手遮天的蛮横要求。

不过,最令我痛心的,不是刘国光竟然写出这样自毁名声的文章,不是《经济研究》竟然刊出了这样的文章,而是作为《经济研究》主编的刘树成,竟然容忍了这样文章的发表。

惜乎哉,刘树成!

原先便听说刘树成多次表示,如果有人强迫他在《经济研究》上发表刘国光这篇文章,他就辞职。然而,在《经济研究》第10期上,主编后面的大名,仍然是刘树成。

翻阅一下近五年来的《经济研究》,任何人都会发现,刘国光文章根本不适合《经济研究》的风格和水准。阅读一下刘国光文章,任何人,不管其意识形态如何,也同样会发现,它根本不是一篇研究型文章。因此,除了被强迫之外,没有任何理由能够解释《经济研究》发表刘国光文章,对这一点,天下人心知肚明。

在强迫《经济研究》发表刘国光文章的压力面前,如果刘树成以辞职抗争,那股强迫的压力也许会知难而退,《经济研究》的声誉、中国经济学家的声誉,也许会免受凌辱。即使刘树成抗争失败,而不得不辞职以抗议,那么,强权者也知道了,尽管中国知识分子半个多世纪来生活在奴化环境中,他们仍然是不可侮辱的。《经济研究》声誉虽损,中国经济学家的声誉反而会升到新的高度,中国经济学家的整体人格反而会被世人刮目相看。

惜乎哉,刘树成!

在中国经济学家的历史上,我们记得的伟人是马寅初。在那毛泽东的话被奉为“句句真理”的时代,在那连巴金都“不违心”地写出献媚文章的时代,马寅初英雄造时势,单枪匹马与强权抗争,虽辞去北大校长而不悔。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时势已变,连御用文人都不敢再言“句句真理”。在这个时候,只要刘树成应时而起,顺势而立,刘树成便成为中国经济学家继马寅初之后的第二位英雄,刘树成便将青史留名。马寅初需要等待三十年才得到人心,刘树成一天都不用等待,立即就会得到人心的公认;他为抗争强权而不惜辞职的行为,亦将被后人永久铭记。

惜乎哉,刘树成!

有人对我说,如果刘树成辞职,他的老婆孩子怎么办?我不知道孩子在这里的作用,也不想了解刘树成妻子在这件具体事情上的看法。但是,强调“女人”的阻力,却仅仅是中国男性最受用可也最无聊的女性“祸水论”再版。占据要职的男性,在遇到重大问题时,心悸腿软,却把责任归之于女性的“辫子长、眼光短”。其实,有几个女性不希望夫婿或知己是刚强正直的男子汉大丈夫,不希望他们建功立业、青史留名?况且,今日经济之宽松,物产之丰富,即使刘树成辞职,衣食住行也不至于拮据,刘树成又何必为那微不足道的“主编补贴”屈膝?也许,为刘树成辩护的理由是他继续担任主编所能够从事的事业。然而,太多的男性把官位与事业混为一谈,把世俗名利与事业混为一谈,而把自己的人格缺陷推到女性名下。可是,在这里,我们只要想一下,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8年表决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议时,唯一举起反对之手的人,是一位女性,我们就会明白女性“祸水论”的荒谬,明白官位的考虑,毁了中国多少男性的尊严,也许这一次还毁了刘树成。

惜乎哉,刘树成!

在二十世纪德国最伟大的戏剧家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中,安德烈亚说:“没有英雄的国家是个不幸的国家。”伽利略反驳说:“需要英雄的国家才是不幸的国家”。伽利略说的对。马寅初在1949年前没有成为英雄,刘树成在学术自由的国家里也不会遇到成为英雄的机会。一个每位国民说真话都不必恐惧的国家,是不需要英雄的。需要英雄的国家才是不幸的国家,因为那里大多数国民还在颤抖着、犹豫着甚至盘算着是否说真话,所以,这个国家才需要不颤抖、不犹豫、不盘算地说真话的人,所以这样的人才成为英雄。我们正是这样一个不幸国家的国民。让我们的国家走出不幸状态,是我们每一个国民的义务。但我们这个不幸的国家在需要英雄的同时,又给它的国民创造出许多建功立业、青史留名的机会。经济学是当今中国的显学,经济学家首当其冲地面对着社会变动、历史转折的重大考验,他们建功立业的机遇也最多。这样的机遇既可以是提出慎密思考的理论观点或政策建议,也可以是大义凛然地直面危机。当然,一个人遇到怎样的机遇,和他的运气有关;可一个人遇到机遇时能否抓住,则直接和他的个人品质有关。在后一种情况下,尼采说的完全正确,责任是一个仅仅对个人才有意义的概念。当今的中国需要英雄,当今的中国提供机遇,而一个人能不能抓住机遇,做出英雄的业绩,成为女中豪杰、男中丈夫,不但要看她(他)对人性脉搏和历史趋势的把握,同时要看她(他)挺身而立的勇气和决心。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把个人行为的责任推给集体、制度或者环境,尤其是刘树成这样被冠以或者自称为“经济学家”和“学者”的人。

惜乎哉,刘树成!

 

初稿于2005年11月9日

修改于2005年11月13日

请尊重学者

“夜话”2005年第4期                                                                2005年7月12日

网友“落叶无痕”近日在“中国经济学教学科研网上”对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翻译质量和我本人指名道姓地提出了批评:

“上财翻译的两本LJ!!!”

“我们这个学期要学习高宏和高微,老师推荐我们直接购买英文的影印本,据说说的夸张点,中文的翻译比用“金山快译”译出来的还差。无奈兄弟们E文不好,还是弄来中文版对照。结果差点被气的吐血。

“翻译的真的实在是让人无语。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拜读拜读。

“高级宏观经济学第二版 戴维·罗默著

“高级微观经济理论 杰弗瑞 ·A. 杰里 菲利普·J.瑞尼 著 

“胡景北先生给高宏中文版做序。看的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苦差,特别是在学术浮躁甚嚣尘上的今天,从事翻译这项冷寂的事业,需要非凡的毅力与耐心。我的同事王**能出色的翻译出《高级宏观经济学》,其中的甘苦只有内中人才能体味,其为学为人的坚毅与执着实属难能可贵,这也正是我乐意为她的译著做序的原由’”

翻译质量问题完全应当批评。译者的自律、出版社的自律,以及公开的舆论批评,甚至监管,都值得我们考虑。在这里,指名道姓的直接和公开批评是最重要的。它是译者和出版社自律的最重要保证,也是监管者自律的最重要保证。因此,我对“落叶无痕”的公开批评表示支持。

  “落叶无痕”同时批评我为王老师翻译的《高级宏观经济学》所写序言中,对该书翻译质量不负责任的褒奖之词。我完全理解“落叶无痕”的感觉,我只要在书架上看到这本书,自己也会汗颜。考虑到这里涉及的是中国学术制度和民情民俗的基本问题,而非仅仅王老师个人的不当,我决定澄清一下。王老师是上海财经大学三、四位最先从事高级经济学教学的老师之一。她自学和教学非常辛苦。我愿意支持她。因此,她请我作序时,我很快答应并写完发给她。我了解这本书的英文版,但我没有读过出版前的译稿,所以我的序言对译稿质量没有做任何评论。《高级宏观经济学》翻译出版后,我看到我的序言被加上了正面评价译稿质量的文字,立即向王老师提出质疑,王老师当即向我表示道歉。今天,我在这里向“落叶无痕”和其他读者道歉。我没有事先要求阅读译稿,没有事先向王老师特别强调我未读译稿从而无法对译稿质量表态,这是我的疏忽。如果不是“落叶无痕”“指名道姓的直接和公开批评”逼使我公开表态的话,我可能仍然不会澄清这件事。为此,我向“落叶无痕”表示感谢,并且特别感谢网络提供了一方自由天地,让“指名道姓的直接和公开批评”有了可能。

不过,我澄清这件事,决不是对王老师个人提出指责:王老师也是目前制度的受害者。我想提醒的是国内不尊重学者个人的风气。就我自己的经历来说,除了这次序言改动外,至少还有三件值得一提的事情:

1.1998年《经济研究》杂志对我的文章“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一种可能机制”的改动。它至少造成了该文文献引用的不规范,而这是我经常要求学生避免的。

2.2002年上海财经大学用我的名字和文章申请上海市邓小平理论宣传和研究奖(并且竟然得奖)

3.2005年同济大学用我的名字申请博士点。

所有这些都是在我完全不知晓的情形下发生的。考虑到现代通讯技术的发达,我不能不表示遗憾。可更奇怪的是,很少有人发现这里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很少有当事者觉得自己有什么需要检讨的地方!!这就使我不能不思考中国学术制度和中国民情民俗的基本问题。

谈论中国学术制度和民情民俗问题不是这篇短文的任务。在这里我仅仅想就学者的个人名誉问题说几句话,并且顺便向我过去工作的上海财经大学、现在工作的同济大学同仁们进一步说明我为什么表示遗憾。大家知道,学者之所以必须自律,公众之所以认为学者能够自律,就是因为学者留下的文字是可以对证的,学者留下的文字和其行为是可以对照的。学者是有知识的人。每一个普通公民可以像孔夫子说的那样,期望学者“行有余,而后学”,即不但有知识,而且首先有良心有道德。可仅仅有知识(这是学者之所以能被称为学者的原因)这一点,就剥夺了学者以“不懂”、“不知道”来为自己良心辩护的权利。一位不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朋友对我说德国应当禁止读《资本论》的时候,我知道他缺乏了解。若一位学者说这样的话,我只能认为他撒谎,因为我不能说他无知,也不能说他不懂不知处慎言的道理。所以,学者写错的文字、做错的事情,是不能够用任何社会的、强权压迫的、功利的、世俗的理由来辩护的:他们对自己的错误必须负有个人良心和名誉的责任;白纸黑字,又使得学者无法像政治家、企业家、其他公民那样用事实不清为自己辩护。正因为如此,学者的名誉是透明的。

学者名誉的另一个特点是个人主义。学者的观点是他们个人的,学者的文章著作是个人署名的,民众和历史记得的是他们个人的名字。尽管他们的成就或失败有许多人的功劳与责任,但他们的成就或失败首先仅仅是他们个人自己的成就或失败。集体创造、集体堕落或者说集体责任,不适用于学者。巴金1949年以前的成功是他的个人成功,任何其他人对他成功的贡献都是次要的;同样,巴金1949年以后的失败也是他的个人失败,无论毛的专制还是周的引导都远远不能抵消他的个人责任。这就是学者的个人性。学者是以个人人格和知识立身于世的。学者是以个人身份参与历史的。在中国历史上,孔子、李白、曹雪芹、马寅初,在国外,卢梭、牛顿、爱因斯坦、凯恩斯都是以个人身份创造历史的,他们和某个单位、某个政府、某个国家本质上是无关的。孔子多次出国甚至要出海,卢梭曾是法国政府追捕的要犯,可今天中国和法国分别把孔子、卢梭列入本国和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中。所以,学者的个人名誉独立于任何其他集体名誉和他人名誉,独立于例如家庭名誉、单位名誉、政府名誉、民族名誉、国家名誉、主义名誉甚至人类名誉(尤其在强权者把自己利益与这些名誉混同的危险仍然存在的时代里)。

学者名誉的透明性和个人主义特征,在促使学者自律的同时,也要求社会其他人尊重学者的名誉(学者自然也应当尊重他人的名誉)。一个个人、一个单位、一个政府的利益无论多么正当,都不应当以自己的利益来要求学者,不应当要求学者扭曲自己来服从其他个人的、单位的、政府的利益。由于知识的有限性和观察角度的局限性,学者会犯判断错误。但这样的错误却是社会应当公开批评但必须容忍的。为什么社会应当容忍学者的判断错误,应当给学者发表错误判断的机会?这里的理由就是学者在单位、政府利益前的个人独立思考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个人责任,比起他们判断的正、误本身重要得多。用他们的判断错误来否定他们的独立思考,社会就容易失衡,文化就容易窒息,单位、政府、国家的错误就容易发展到极端。这样的教训,对我们中华民族是太深刻了。

从历史上看,学者的判断错误尽管经常发生,但对学者声誉没有严重的影响。相反,学者声誉的毁灭或者严重损害,几乎全是因为他们个人良知的错误。学者有知识。就像巴金,1949后的他不可能突然丧失文学史的知识。“落叶无痕”之所以因为我对罗默《高级宏观经济学》的上海财大翻译本的褒奖而起鸡皮疙瘩,根源在于他不相信我缺少翻译知识。因此,如果一个学者的判断错误使他人有理由认为不是其知识的问题(更不用说学者还自诩为有知识的人),学者就会受到公正性或非功利性怀疑,学者的名誉才真正会受到损害。毫无疑问,学者的名誉首先建立在学者的自律上。但同时,社会对学者名誉的尊重,社会不从其他方面“无意识”地损害学者的名誉,包括不用制度方式(例如每位教授每年应当发表多少文字或者获得多少科研经费的要求)或非制度方式“无意识”损害学者声誉,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强烈地希望社会(包括个人、单位、政府)尊重学者的文字,尤其是出版社、杂志、报刊尊重学者的文字,因为这是学者的根本所在;我也强烈希望社会尊重学者的个人行为尤其是他们与学术相关的个人行为,尊重他们姓名的使用权,杜绝在他们不知晓的情况下使用他们姓名的做法。

“夜话”2005年第4期,2005年7月12日

注:“落叶无痕”的帖子出处:http://bbs.cenet.org.cn/dispbbs.asp?boardid=92504&ID=73199&replyID=73199

注:2025年12月26日发布到微信公众号“学者胡景北”上时略有字句修改并隐去了人名。

神舟五号:中国与世界

“双周夜话”2003年第18期               2003年10月14日

神舟五号:中国与世界

    报载神舟五号即将发射升空。这是中国第一次发射载人飞船。我衷心祝愿这一次发射成功。

这次发射将产生中国第一位宇航员或第一个宇航员集体。在太空中,这位宇航员将向翘首仰望他们的我们以及全世界人说句什么话呢?为此新浪网在征集网民的意见。 

人类第一位(前苏联)宇航员向我们说过什么,好像已经被(至少是不生活在前苏联的)我们遗忘了。不过,1969年7月21日,第一位踏上月球的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向着全球亿万通过电视和广播关注这一历史性时刻的人们说了一句话:“对于一个人来说,这是一小步;可对人类来说,这却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却流传下来了。

    1969年的我虽然只有十六岁,但已经养成了读报的习惯。可惜的是,那个历史性时刻对我和所有普通的中国人是一个禁忌:也许因为那是美国人第一次登上月球,所以这个消息没有出现在中国任何新闻媒体上,尽管阿姆斯特朗虽然没有提到中国,可也没有提到美国。

    国内媒体过了多少年才开始提到人类、而不仅仅美国人的第一次登月,暂时还无暇查证。但今天,我们都开始跳出了“中国”的圈子,开始心平气和地谈论比如微积分的建立、学校的出现、计算机的发明等不是中国人创造的人类成就。然而,中国第一次载人太空飞行毕竟是一件大事,作为中国人很难不激动,因此,网民们所建议的中国宇航员对地球万千大众的话,多数也是祖国伟大、民族复兴等。

    确实,中国人为自己的宇航事业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据说仅仅这一次神舟五号就耗资24亿美元,而神舟五号上天本身就足以表明中国的强大。每个中国人都为祖国的强大而自豪。但是,没有神舟五号,我们的祖国仍然伟大。我们民族的复兴可能更重要地表现在贫困人口的减少和贫困者的个人尊严被尊重上,否则的话,四十年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就表示了中国民族的复兴,而用不着今天的神舟五号来承担这个民族使命了。另一方面,神舟五号上天不仅仅是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强大的,甚至不是为了显示中国强大的,因为绝大多数国家的国力从来就比不上中国;少数国家强于中国,但没有他们对神舟五号项目提供的部分关键技术,没有那些国家的许多人是为了人类而非他们的国家才建立的现代科学,没有那一些人的探险和失败,也不会有现在的神舟五号上天。太空活动尤其具有人类共同体的性质,所以,在神舟五号顺利升空的激动时候,如果我们中国人首先想到的是人类,而不仅仅是中国人,中国宇航员对地球上的所有人说的话,也许才不会很快地被世界大多数人遗忘;中国融入世界,也才更象是为了对包括中国人自己在内的人类做出更大贡献,因此,如果中国宇航员真的要对我们说什么的话,我支持他(们)使用网民提议的“世界和平才有这一刻”或类似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