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性是公正性的唯一保证——关于本人的奖励项目实施细则的一点解释

“双周夜话”2002年第3                                    2002129

  

公开性是公正性的唯一保证

―― 关于本人的奖励项目实施细则的一点解释

 

       200211日,我在建立个人主页的同时,设立了一个奖金项目,奖励第一位指出我的一篇文章和马克思《资本论》之间逻辑矛盾的人。项目实施细则规定,某一批评文章是否达到获奖水平,由我自己决定并在网站上公开说明。这里,由我自己决定对我的文章的批评是否达到某一水准,似乎违反了最起码的公正原则。对此,我想说明一下自己当时的考虑。

在我考虑设立奖金项目的时候,公正性是最重要的因素。但如何才能保证公正性呢?我考虑的结果是只有公开性才能保证公正性。我们知道,网络技术为大范围内的公开性提供了物质条件,因此,要说明的问题主要是为什么需要公开性来保证公正性。我的奖励项目虽然面对全世界,但它目前主要对中国大陆的读者有意义。而恰好在目前的中国大陆,没有公开性便没有公正性。这是因为,第一,今天的中国大陆,没有一个社会阶层能够充当“公正“的代表。你可以在美国、德国甚至中国港台地区任意选三、五位学者来仲裁,公众能够假定他们的仲裁是公正的。在过去中国的乡村,私塾先生通常是令人信任的仲裁者。今天的中国大陆当然不乏洁身自好的学者,但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学者们已经腐败。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既不象西方人那样追求“真”,也不再象中国古人那样追求“仁”。在名、利面前,这个阶层的感觉是“穷途末路”,因此不再独善其身。所以,从这个阶层中任意选择三、五位组成一个评奖委员会来仲裁,并不能保证公正性。这实际上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当今那么多奖励项目几乎都不具有公信力的原因,而这些项目的评奖委员会,那一个不是由德高望重的人士组成的呢?第二,我的奖励项目与马克思著作《资本论》有关。在今天中国大陆,“研究”资本论的专家多在温室中成长起来、而且(如果他们自己不痛下努力的话)终生也离不开温室。在那里,他们或习惯于和风细雨的同志式批评,或擅长于义愤填膺的口号型讨伐,与本人追求的学术风气相去甚远。年青一辈的《资本论》研究者中,佼佼者有,但离“德高望重”相距尚远,在整个阶层腐败的情况下,他们无法让公众相信其公正。第三,假如《资本论》有一定之逻辑性,本人的文章也有一定之逻辑性,那么,从众多文章中确定那些指出两者逻辑不相容的文章,技术上不应当十分困难;而上发到我的网页上的时间,又清楚标识了最先指出两者逻辑矛盾的文章。因此,只要把所有参奖文章公开,只要把奖励过程公开,公众就可以判断我的奖励项目是否具有公正性。

当然,即使一切公开,如果作为当事人的仲裁者就是要把奖金发给不应当获奖的人,那么公开性也不能保证公正性。但是,世上还有其他东西能够保证公正性吗?可能没有了。不过,这一切既适用于仲裁者是也适用于他不是当事人的情形。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相信世间还多少有公正性可言,相信每个人的心灵深处还多少有一点真、善、美的感觉,那么,一个人在公开场合便可能更多地表现出自己好的一面,更多地顾及公正性。一件事情越是公开,仲裁者越可能公正,仲裁者舞弊的可能性越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公开性是目前在中国学术界保持公正性的唯一途径,因此我自己的奖励项目自始至终追求最大可能的公开性,以便用公正性答谢所有的读者。

你思故你在

“双周夜话”2002年第23                                                    2002115

 

你思故你在

 

几个月之前,我就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写了一篇夜话,表示我之存在,是因为我思考着,是因为我用自己的内在思考指导自己的外在行为。那么,你呢,我的朋友,我的同学,你何以证明你的存在,证明你的价值呢?我要向你说的是:你思故你在。

你思,首先表明你是一位合格的人,因为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特点就是思考,因为没有你、我、他这样一个个的个人在思考,人也就不成为一个特殊的类。你思,表明了你的独立人格。也许你的思考还没有或者不会得出明确的结论,但思考本身就证明你不愿意依附于别人的结论,证明你与别人的不同。你思,还表明了你积极的人生态度:世界让你觉得好奇,而你又愿意探索。象大多数人一样,你也想永葆青春,而在心灵上永葆青春的灵丹妙药就是好奇和思索。

不止一个人对我说过,如果我思考的结果不能够发表,我思考有什么用呢?我的回答总是你先把你的结果思考出来再说。在你没有思考出来之前,谈发表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你真的思考通了,你的结果发表与否对你也没有意义了:思考过程已经使你充实,成果发表只具有付产品的作用。当然,禁令或者出版费用确实可以限制你发表自己的思考成果。可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限制你思考。如果你在禁令或者金钱面前放弃思考,你不应当把责任全都推到社会:你个人也有重大责任,因为在你距离限制条件还很远的时候便放弃了。

你也许不是因为结果难以发表而不去思索,而是因为你要交出一篇毕业论文、你一年应当写出多少字数的任务压力而没有时间去思索。是的,你有太多的人要应酬,太多的事要办理,太多的任务要完成,有时还有太多的书要阅读。是的,这一切都很重要。可是,即使你应酬了那么多人,办理了那么多事,完成了那么多任务,读了那么多的书,你的生活可能还是被动的,你的人格还是没有特点的。你更多地在应付人生。如果你想理解人生,如果你想把握人生,如果你想获得生活中的主动性,那么,还是抽出一点时间,让自己清静,让自己思考。思考了,有了自己的想法,你才会显示出自己的特点,你才真的存在着。

    当然,思考首先是一个过程。你必须有勇气面对这个过程。也许你在聊天中会突然冒出一种伟大的想法,突然得到一句名言。但是,要把你的想法变成可以严肃讨论的命题,要让你的名言具有丰富的内涵,你必须思考,有时甚至是长时间的思考。其实,对你自己思想火花的深入思索,不需要你专门从事比如教师、科研工作者的职业:你在从事任何事务性或挑战性的工作之余都可以思考。这里的关键是勇气,是面对世俗的勇气,是坚持你个人的存在性的勇气。作为你的朋友,我祝愿你有这样的勇气。

一般均衡和爱情

双周夜话2004年第7                               2004331

一般均衡和爱情

    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是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内容,它和爱情本来风马牛不相及。经济学离不开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那些看似无法用成本、收益衡量的事情,只要我们能够找到与其等价的货币价值,就可以用经济学来分析。这也就是经济学分析工具能够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大显身手的原因所在。例如一个人是否上大学的等价货币量可以用这个人在上大学和无偿获得从零开始不断增多的货币价值之间的选择来决定。货币多到一定程度,这个人就可能开始倾向于选择货币而不选择上大学。但爱情不同。爱情是一种奉献或利她/他主义,所以没有货币等价,或者说爱情的货币等价无限大。此时,经济学就失去了用武之地。例如以江山之财富来换取对方接受自己的爱而不得,便是因为那财富总是个有限值,而爱的价值无限大。 

不过,经济学常说的一般均衡和爱情至少有二个共同之处,第一它们都是理想(或者贬义地说是幻想)。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我们从来没有过均衡。无论设计多么周详的计划经济,还是自发运行的市场经济,都没有实现过一般均衡。我们看到的哪一个市场是均衡的,哪一个经济是均衡的?现实经济中根本没有均衡。且不说气候变化这样的外部冲击,就是经济系统内部各种意想不到的变动,也会阻止一般均衡的实现。更有甚者,一般均衡从原理上说便不是现实。它是经济体系在一系列严格假设条件下,例如完全竞争、完全信息下可能出现的一种理想的资源配置状态。既然完全竞争、完全信息不可能,一般均衡自然无法成为现实。爱情也是一样。我们可以举出一千个例子说明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爱情,却难以举出一个完美爱情的例子。无论是精心呵护的爱情,还是突然生发的爱情,我们知道的任何真实的爱情都不完美。虽然爱情不象经济均衡,不需要许多条件,它也许只需要双方全心全意的相爱。可是,现实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事情,一个人不可能不分心去兼顾,所以,完美的爱情只能停留在现实之外。

但是,为什么许多经济学家仍然那么重视一般均衡,许多年轻人年长人仍然那么重视爱情?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就是理想,是经济学或者人生的最高境界。而正是它们的不可最终实现,才吸引人类永远地去追求。所以,尽管人们有无数的例子说明现实的不完美,但在这些经济学家、这些年轻人年长人看来,所有这些例子加起来都不足以证明人们就不应当追求完美,不足以泯灭他们的完美之愿。因此,不管饱经世故的过来人如何苦口婆心劝人现实,每个时代照样有自己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同样,每个时代都有经济学家醉心于完全竞争和一般均衡。即使象马克思那样对其所经历的经济制度抱着强烈批判态度的学者,也都要想象出一种类似实验室的理想状态来分析它。

一般均衡和爱情的第二个共同之处,就是都把参与者的自由平等当成自己的前提条件。两位自由平等的异性之间才能谈得上相爱,这个道理无需赘言。所有人互相之间的自由平等才能够实现一般均衡,亦是经济学的应有之义。一个人如果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如果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应用自己的资源,他自然试图改变:而这便意味着整个经济体系尚未均衡。一般均衡和爱情的真意也许都在这里:它不但不要求,而且拒绝为了集体、为了公众或者为了其他名义而放弃个体的自由与平等。遵从父母之命、按照组织要求可以结成婚姻,但无法产生爱情。同样,根据集体需要、考虑大局利益可以达成稳定,可不能实现均衡。爱情不可能因他人的命令而产生,个人配置资源的愿望也不会因他人命令而消失。从另一个角度说,这样的自由和平等,又保证了一般均衡和爱情的无害性:它们不强制人们接受自己,也就不会导致对别人对公众的危害。追求一般均衡的人和追求爱情的人一样必须具有尊重他人的品质,必须摒弃强制手段。一个强制推行的经济计划会造成灾难,但它本身就不是均衡,因此不应当归罪到均衡上。一个强制的婚姻会导致家庭悲剧,但它本身便不是爱情,因此也不应当归罪到爱情上。

经济学和文学一样,靠着一批理想主义者的推动。文学永远离不开作家理想的爱情,经济学也永远离不开经济学家理想的一般均衡。人类所经历的任何现实状态都不完美,所以人类在自己生活、思考的各个领域都需要指引方向的明灯。在今天的思维水平上,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一般均衡就是人类在经济学研究中的明灯。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般均衡理论不是技术,而是理念,是我们每一个学习经济学的人都应当了解的那些理想主义经济学家的社会理念和人生理念在经济学中的反映。 

(注:曾经在课堂讲解了一般均衡理论后,把它和爱情做了些比较。当时是即兴而发。有朋友听说此论,觉得有趣。这里虽然整理了想法,但自觉不如当时尽兴。是谓史不可追也。)

三十四年前的今天

 “双周夜话”2002年第27                                                  20021231

 

 

三十四年前的今天

 

       34年前的今天,1968年的1229,我作为一名中学生,离开城市到农村落户务农。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1968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已经过去,现实主义已经回潮。大学仍然不招生,高中规模本来就小,因此整个中学从初一到高三的六届学生几乎全都需要离开学校,以便让滞留在小学的少年、青年进入中学。不过,当时的自己意识不到这些,而是像许多热情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同学一样,主动报名到农村去。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很兴奋地去迁户口,心里想着的是毛泽东的话: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那一年,我15岁。

       今天的我,近50岁,坐在城市里的7楼办公室内,望着窗外的广阔天空和狭窄地面,似乎又看到了农村的天地。确实,分清韭菜和麦苗对我的工作毫无意义。街头的卖菜者大概不至于把麦苗当韭菜推销给我。不过,我们每一个自认为关心国家的人毕竟需要了解农村,因为大部分中国人还生活在农村。了解农村当然不必要变成农民,但变成农民毕竟也是一种方式。对我来说,正是变成农民,使我明白了城乡的差距,明白了农民所承受的不公,明白了农民的心理,明白了生活的艰辛和欲求的有限,也明白了希望的力量和生命的潜能。如果说大规模的城市青年下乡务农也许是历史错误的话,那么,对我个人来说,8年半的农村生活,却成了我的精神源泉。当我最初挑起担子的时候,笨拙的动作使农民发笑。他们担心担子把我压倒,担心我长不高。确实,许多次我被担子压倒在地,但后来,我成了村里最强的劳动力之一。同时,农村的担子虽然使我背驼,但我仍然长大长高了。

       生活的信心是什么呢?当我挑着100多斤的担子在雨水里的田埂上,五个脚趾紧紧地扒住地面,一步一步艰难前行的时候,我知道这就是生活。在晚间的油灯下,我想到这可能就是自己一生的生活。可是,在那么多人这样生活的时候,我没有理由认为自己不应当这样生活。况且,如果不能在这样的生活中站立起来,那么,生活就可能永远摆脱不了恐惧的阴影。我想,一个人也许只有承认穷人的人格,才敢于直面艰苦的生活;而敢于直面艰苦生活,生活本身才不会让他感觉累。当然,在我15岁的时候,我只明白我必须养活自己;而在我50岁的时候,我明白是农村生活决定了我一生的生活态度。天地也许有阔狭之分,作为似乎有大小之别,但真正有意义的人生问题,可能还是“活着累吗?”

 

                                                                                              写于20021229

冬季的寒冷和温暖

双周夜话2004年第2                                   2004126

 冬季的寒冷和温暖

刚刚整理完自己199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的翻译稿。一位尚未谋面的外国朋友竟然对它发生了兴趣,希望得到它的英译稿。在别人的帮助下,翻译完成了,电子邮件发出了。在这个被中央供热系统变得十分温暖的房间里,我突然想起,正是十年前,新搬入一所房子,没有暖气,手头也没有取暖电器。19931994年的冬天好像特别寒冷,边看书边搓手、边写字边跺脚的情形还历历在目,但我那时似乎忘却了取暖的问题,恍惚之中,完成了那篇文章。 

如今时过境迁,条件改善,凭借着空调,冬天不必搓手跺脚了,脚上的冻疮亦绝迹了多年。但我如今做的,仅仅是翻译过去的文章,那在寒冷的房间里用286计算机写下的文章。新的思想、创造性的思维,不是消失在房间的温暖空气中,就是逃逸出双层玻璃的窗子,到广袤的世界畅游去了。 

也许,在寒冷的时候,任何火花,包括思想的火花,都是那么地珍贵,以至于思维全神贯注地在寻找它。而随着生活水准的与时俱进,身在冬季却越来越远离寒冷,火花的价值自然越来越小,思维再也不用心寻找它了。 

记得某位哲人说过,人文思想的历史不是一个不断前进的历史,而是一个不断循环的历史:人们不断地回到早期的思想重新出发。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由于生活水准大概是不可逆地向上提高的,所以,人文思想就不会和生活水准与时俱进。自然,这是就人类全体发的议论。就个人来说,是不是也如此呢?可能也如此。年龄也许是个原因。年轻时初生牛犊不怕虎,粪土当年万户侯,思路敏捷,容易抓住问题并突破之;壮年后总怕考虑欠全面,不敢擅越雷池,更谈不上大胆突破。可壮年后的生活水平显然高于年轻时代。就我自己而言,在寒气袭人的冬季出文章,在寒气全无的冬季却只能够复述那些文章,除了年龄原因外,生活水准的大幅度提高看上去完全没有促进自己思想的活跃和火花的迸发。由此看来,现在自己没有新的研究,不能够归之于自己的房间在冬季的温暖还不够舒适,在夏季的凉爽还不够惬意,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自己现在不再全神贯注、不再用心地思索和追寻。

写于2004115

传统知识分子和现代知识分子

双周夜话”2004年第22                                            2004119

 

 

传统知识分子和现代知识分子

――― 对“匿名”先生留言的若干答复

 

谢谢“匿名”先生114日用仁义礼智信评价我的辞职的留言。我的答复牵涉到我原来的一些思索,所以可能长一些,并可能跳出就事论事的范围。

 

“匿名”先生提出的批评无疑是有道理的。从仁义礼智信角度考究一下,我辞职的做法确有不妥之处。比如第一条不智,就说得实在。象这类事情,如果在西方国家,那是肯定上法院,而且对我这样起诉的人是胜算在握;即使在中国,至少也应当到法院一试。法院在这里的主要问题是确证当年几位校领导的口头许诺,以及检查学校是否发生了某些不可抗力的事件使它无法履行诺言。这自然可以请求法院调阅学校讨论我的问题的会议记录;我相信学校领导重视个人品行,不会否认其诺言,那么连调阅那些材料都不必要。西方国家正是靠许多人在受到不公时勇敢地对簿公堂,才使惯于机会主义的一些人类似的毁约想法不敢实行,才使那里的法制得以实现。因此,我承认我不诉诸法律(不管中国的法律制度是否健全,不管法院是否立案。现在的问题是我根本没有去试探这条途径)而仅仅辞职的做法不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应有的做法,就此而言,我感谢“匿名”先生的指点。

 

应当说,我的身上确实缺少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相反地,我具有的基本上是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点:自重、自强、自省,简单地概括是自尊,洁身自好。传统知识分子几乎不诉求外界。如果外界条件过于恶劣,不能让他们做到自尊的时候,他们就退避山野,做一个委屈自己的自得其乐甚至不得其乐的隐者;或者离开故土,到外界有空间让他们自尊的地方去生活,也就是孔夫子说的贤者避世避地。中国的老子、孔子都希望甚至实行了后一种方式。象陶渊明、张志和这样的人实行第一种方式退避山野后,根本不顾及外面是何朝何代,实际上也和故土的变更无关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本质上只属于知识分子,而不属于中国知识分子,因为“中国”这样一个概念对他们是外在的,和他们需要的自重、自强与自省完全无关。这些退隐者的做法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历史上成为文人的最高境界,就是因为文人的根本是人格,是自尊自重,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他们愿意退出尘世。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次文人在自尊和遂志的两难之间经受痛苦煎熬的重要时期。一是元初,一是清初。元初不少前宋文人既有做官之念,又知做官之耻,于是生造了“吏隐”一词,以表示自己虽为新朝之吏,但其心同于隐者。清初文人在倍受精神折磨的时候逃入了青楼,便有了“狎妓不碍忧国”之论。但由于他们都放弃了文人赖以安身立命的自尊自重传统,因此为当时和后世所诟。我常常想,陈寅恪先生写柳如是可能仅仅是托词,他也许是在用一个弱女子身上表现出来的“三户灭秦”之志,衬托出男性文豪人格的分裂,也表明自己虽不能隐于山林、但却用公开不合作及生存方式上的退隐维护自己人格的决心。

 

然而,最早在西方大量出现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特点不但是自尊(它既包括了对自己的尊重,也包括了对外界的尊重,这就是自由和让别人与自己一样自由的要义),而且要求外界对自己的尊重(要求别人让自己和他一样自由)。由此生发出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性。试想,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如果哈佛大学和柏林大学的教授多少年来都象陶渊明、张志和那样行事,他们早就辞职回家种田了(当时他们每个人都有田地),世界今天不但没有那样独立的大学和学术,而且根本不会有自由和民主的社会。但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他们不是那样,他们挺立着,因为错的既然不是自己,为什么自己要退避?为什么自己要离开?现代知识分子的自尊和传统知识分子不相上下,但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不但同时要求社会尊重他们的个人自尊,而且明白对他的尊重只有当每个人都得到尊重的时候才能够获得保证;而为了后者,强权就必须受到严格的制约、忽视自尊和尊重他人的文化就必须改变。所以,如果说传统知识分子几乎仅仅追求内心的自由,那么,现代知识分子则在这个基础上,同时要求外在的自由,在整个世界的自由、在国家内的自由、在社区的自由、在就业单位内的自由,以及最后在家庭的自由,也就是说,从皇权往下一个一个层次地直到父权、夫权都必须受到严格的约束,以保证每个人在良知、道德和世俗的法律下享受自由和平等。

 

根据我对传统知识分子和现代知识分子的上述理解,我想对”匿名”先生提出的“不智”、“不义”和“不信”做一些解释。他对我的批评在“现代知识分子”的范畴内是完全正确的。我不采取积极诉求的方式去争取自己的正当利益,反而消极退避、辞职离开,所为实系不智,对我的同事、对我的学生,亦有不义和不信之处。就此而言,我对我的同事、学生始终有一种深沉的内疚,我愿意在此向他们表示诚挚的道歉。

 

但同时,在“传统知识分子”的范畴内,我的辞职在基本面上也许很难说不智、不义和不信。否则的话,比如老子离开中国、孔子不愿为官、陶渊明辞职、陈寅恪拒绝出仕都可以如此而论了。尽管我无法和这些后来竟然成为圣贤的人相比,但人皆可以成圣贤。圣贤需要良知和勇气。我们缺乏的往往不是良知而是勇气。可令我们难以做出果敢决定的常常也是对他人利益的“过多”考虑。据说陈壁君在战后的南京法院上为其夫汪精卫和自己辩护时义正词严,令审判者难堪,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从沦陷区老百姓的利益出发,才成立了绥靖主义的南京政府。法国维希政府也这样为自己辩护。汪精卫政府和维希政府都不无道理,但人们仍然要把他们视为“伪”政府。而象比如耶鲁大学因在越战期间坚持自己独立精神而得不到美国联邦政府的资助,无疑损害了该校许许多多教师和学生的利益。章伯钧以自己的右派言论把他的妻子和孩子带入了困境甚至监狱(其实,这也是强权者强迫某个人服从时常用的绥靖主义语言“考虑考虑对你家庭的后果”。)。再说陶渊明吧,如果他折一下腰,治下的百姓自然得福,家人也不至于跟他回乡(他的妻子、孩子能领会他的回乡之乐吗?);如果他有学生在县城,又不能随他同行,他亦得抛弃学生。由他的不肯折腰之不智,自然就有了对百姓之不义和对学生之不信,更惶论对家人之不仁。但这样一来,我们就否定了传统知识分子的追求和境界,甚至否定了知识分子本身:因为在考虑到这批人群、那批人群利益的前提下,一切都可以谈判,一切都可以委屈,自尊和洁身自好将不复存在,所以无论传统的还是现代的知识分子也将不复存在。

 

       在今天的“现代化”时代,依然保持着传统知识分子特点,是我个人的悲剧,也是令“匿名”先生哀吾不幸、怒吾不争的原因。“匿名”先生所说的不仁,和常见理解不同。但他揭示了一点,就是传统知识分子仅仅诉求内省的做法,无助于社会制度的演进。在他们用退隐方式获得一己之安宁的同时,却强化了大众对强权之畏惧。我感谢“匿名”先生的提醒。长期的低调生活和读书中的思考使我成为传统知识分子。但无论如何,时代已经变迁,在建立让每个人能够避免人格扭曲、做到自尊自重的社会和文化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的时候,我衷心希望自己是中国最后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并且希望自己能够走上现代知识分子的道路。

 

附:“匿名”先留言

主题:不智、不幸和不争  (2004-11-4 17:21:31)

一怒之下,断然辞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职务,此举有三罪,吾今试举之:身为现代知识分子,不懂得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只懂忿而辞职,此乃匹夫之怒,是为不智。如在院长位置上,再以院长身份与学校打维权诉讼,就凭此举的新闻价值,恐怕学校早就履行诺言了也!
   
院长一职乃公器,非君一已之个人事务也,当年入选,曾对全院职工许下改革诺言,多少教职员工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事实上你和他们已成命运共同体,如今你一走了之,置同命运的众人于不顾,别人地位与子不同,焉可如此潇洒?此是不义!
   
当年信誓旦旦,要把财大建成国内西方经济学重镇,培养一批人材,而今人材未成,莘莘学子望眼欲穿,而师长何在?此是不信!
   
仁义礼智信五者,君已五居其三,剩下的仁和礼两条就不上纲上线了,如要罗织,这二顶帽子也不是套不上的,如你放弃与财大当局对簿公堂的机会,使得财大当局失去一次受法制教育的机会,进而使他们失去一次燔然醒悟,公开向你道歉,表现自己闻过则喜,从善如流风范的机会,是谓不仁矣!

 

参见http://www.hujingbei.net/bbs/display.asp,相应页码。

悼杨小凯先生

“双周夜话”2004年第15                 2004729

 

悼杨小凯先生

 

       杨小凯先生逝世了,刚刚56岁,还不到据说的中国知识分子平均寿命58岁。当然,寿命不是人生价值的决定因素。人不是为了维持个体的寿命而生活在世界上,以健康为生活目的的人亦难无疾而终。杨小凯英年早逝,无疑与他年青时受到专制政权的残酷迫害有关,但也与他后来的超负荷工作有关,不过,我宁愿按照我所理解的基督教的观念,想象成他信仰的主把他重新召回到身边,让他平静地休息休息。是的,杨小凯已经做了他应当做的所有事情,已经做了远远超出他应当做的事情。我相信,在天堂上,他可以平静地说;他没有碌碌无为,没有随波逐流,而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人类大同的事业。

杨小凯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他在经济学领域内开创的超边际分析。他通过分工的特殊作用,揭示了边际收益递增的一条新途径。为此他做了大量扎扎实实的工作,从经济学思想到经济学方法,从理念层面到技术层面,从专业论文到教科书,他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体系。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对杨小凯这样一个起步很晚、最初在语言、数理工具到理念诸方面对经济学都完全陌生的人来说更不容易,我们必须牢记他的成就背后的艰苦劳动。

由于杨小凯强调超边际分析,他的观点体系和强调边际分析的新古典学派有很大不同。然而,无论边际分析、非边际分析还是超边际分析,都属于国内惯称的西方经济学范围。在国内,西方经济学这个名称指的是那种基本概念、基本分析工具从西方国家引入并可以而且也应当批判的经济学。当然,如果一个理论不可以或者不应当批判,它本身就不是科学。同时,杨小凯应用的分析概念和工具又是西方经济学的,所以他的工作是在西方经济学范围内的工作。如果他的工作经受住了后人的检验,他的工作也是发展或者扩展、而非冲击了西方经济学。

杨小凯在经济学领域所做的探险无疑是辉煌的。仅仅凭着这些探险,他的一生就已经值得了。但杨小凯最值得我纪念的,是他超越了作为技术员的职业经济学家角色,而显示出了作为知识分子的学者的特点。

    分工本来是杨小凯最得心应手的话题。现代社会的分工之深之细,造就了各领域的专门知识,也迫使过去的学者转变成技术员。但另一方面,分工愈深愈细,各类分工之间的联系便愈密切,社会作为各领域的有机整体愈重要,社会也更加需要超越了技术员的学者。杨小凯也许天生就是一位学者,还在文化大革命的中学里,他就写出了“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在中国历史上不容小人物涉猎的非职业性文章。更可贵的是他在成为职业经济学家之后,继续保持着对“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社会大问题的密切关心和理性思考。如果说他年轻的时候,在只有红宝书可读的时代,根据官方口号和宣传而相信中国的出路是巴黎公社式的无产者的平等社会,并因此而被毛泽东(据我听他本人如此说,而非止于人们常说的康生)亲自指示投入监狱,那么,在他走出国门后,发现这样的问题早已经被仔细讨论过,而提出各种观点的人都无须担忧牢狱之灾,他的思考显然变得深刻和理性了。其实,除了经济学外,在一个民族向何处去的问题上,中国需要的亦是发展或扩展、而非冲击西方的理论。正是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杨小凯在国人沾沾自喜于技术上的后发优势的时候,向国人浇了一盆后发制度劣势的冷水,提醒国人注意制度扭曲下的经济发展的危险性。他的观点或有可商榷之处,但他针对中国所提出的后发劣势,将象幽灵一样罩在中国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头上而挥之不去。我们知道,能够让社会意识到自身缺陷自身危险的学者如马克思、哈耶克才是伟大的学者。杨小凯也是这样的学者。而他的逝世,把他近40年前提出的“中国向何处去”问题又一次放到了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面前,我想,我们安慰他的在天之灵的最好方式,也许是在仁爱、爱人的基础上思考和努力解决萦绕着他一生的这个中国人共同问题。

小说“项链”给我的感受

“双周夜话”2003年第13                                    2003713

 

 

小说“项链”给我的感受

 

    我几乎没有上过中学。不过,在我的感觉中,这好像更是一种幸运。中学生最辛苦了,背负着沉重的压力和期望,为了考试要把老师的话奉为圣旨,为了考试要背诵许多连老师都不相信的文字,甚至为了考试而使自己逆来顺受。

我的幸运感前几天又得到了一次证明。亲戚的一个孩子的家庭作业是续写莫泊桑(de Maupassant)的短篇小说“项链”。如何续写呢?不外是刚刚还清债务的骆塞尔夫人的虚荣心重新膨胀,或者那位借出项链的伏来士洁太太又改口说原先的项链是真的。我觉得奇怪,为什么要这样续写,为什么不能够正面续写?原来是因为课堂上讲了,这篇小说的主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和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所以,必须从反面续写。这一说,我更加奇怪了。

“项链”是我自己多年前阅读的,没有老师的教导,没有课堂分析。但还记得阅读之后,非常感慨也非常感动。世间的阴差阳错让我感慨,而骆塞尔夫妇在需要自己承担责任时所表现出来勇气和意志使我感动。确实,小说化了大量篇幅描述骆塞尔夫人的虚荣心,但这恰好反衬出她承担责任的勇气和意志。虚荣心并不可怕。在任何社会里,都有一些人的虚荣心强一些。在任何社会里,包括在“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个人在向旁人展示自己美的、强的一面的时候,总可能有物质上不满足之处,总有可能暂时借用别人正常使用的物品。我自认为虚荣心不强,但最近出国,也向他人借了信用卡和照相机。用暂借的方式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不是一件坏事,只要别人没有因此而感到不方便,只要这一虚荣心的满足没有什么特别的功利目的。我们需要注意的首先不是虚荣心本身,而是满足虚荣心的方式。那种降低自己人格的方式是应当谴责的,那种给别人造成不便的方式是应当避免的。骆塞尔夫人借项链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的方式,既无可谴责之处,也不必刻意避免。

但“项链”能够成为传世之作的秘密,我想,是它展示了人的一种基本品德,就是对他人的责任感和实现这一责任感的正当方式。骆塞尔夫人丢了项链。她可以不负责任,不赖帐但也不还钱;她可以向女友说明真相,请求原谅和豁免,因为她的女友毕竟比她富裕;她可以因为自己在晚会上大出风头而去傍高官、傍大款,用出卖肉体的钱来还帐;她可以抱怨丈夫钱太少,促动丈夫利用权力去找钱。她的丈夫也完全可以利用比如部里公文办理的快慢来收受礼物。这些都不是臆想。我们听说或者经历过许多这样的事情。比如在刘震云的著名小说“一地鸡毛”中,主人公也是一个科员,但收受几件礼物就让生活变得惬意了。如果莫泊桑真是这样写了,他的小说也就落入了俗套。我们听惯了这类事情。但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总会觉得生活不应当是这样,世界不应当是这样。只要我们对人世还没有完全失去希望,我们至少会朦胧地希望有人在需要自己承担责任的时候能够勇敢地承担责任,坚定地用正当方式实现自己的责任,即使我们自己因为软弱不能够做到这一些。莫泊桑的小说正满足了我们以及世世代代人的这种心理需求。它塑造了一个或者两个(骆塞尔夫妇)理想人物。他们犯了错误(丢失了项链)后,勇敢地承担责任,即使他们“想到了将来的苦恼,想到了就会压在身上的黑暗贫穷,想到了整个物质上的匮乏和全部精神上的折磨造成的远景”,他们也没有退却。他们搬入了阁楼,他们从事各种低级的劳动,他们省吃俭用,整整十年,归还债务、补偿错误。即使在今天,在我们常常自认为的历史上最好的时期里,有几位中央的或者市政府的科员遇到类似情况能够这样做呢?我自己能够这样做吗?莫泊桑擅长写普通人。他写的骆塞尔夫妇只是具备了人本来应当有的基本品德的普通人,可是,由于我们自己不敢具备这样的品德,他写的普通人才成了英雄。这不是某个“主义”下的英雄,也不是造就惊天动地业绩的英雄,但只要世间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还不愿意为自己的错误负责并且用正当方式负责,那么,莫泊桑塑造的这两位普通人便永远是人世间的英雄,“项链”便会被人们永远阅读下去。

是的,人世间阴差阳错的可能性很多。问题是阴差阳错落到自己头上的时候应当如何办。为他人负责、正当地负责,这是我“自学”“项链”时所感受到的体会。如果我也按部就班地上了中学,在课堂上阅读“项链”,我将会有什么样的体会,又将会有什么样的人生态度呢?想来真是后怕,没上中学真是我的幸运。

 

                                            初稿于2003610

                                            修改于2003713

 

―――――――

附:

 

(法)莫泊桑

 

世上的漂亮动人的女子,每每像是由于命运的差错似地,出生在一个小职员的家庭;我们现在要说的这一个正是这样。她没有陪嫁的资产,没有希望,没有任何方法使得一个既有钱又有地位的人认识她,了解她,爱她,娶她;到末了,她将将就就和教育部的一个小科员结了婚。

不能够讲求装饰,她是朴素的,但是不幸得像是一个降了等的女人;因为妇女们本没有阶级,没有门第之分,她们的美,她们的丰韵和她们的诱惑力就是供她们做出身和家世之用的。她们的天生的机警,出众的本能,柔顺的心灵,构成了她们唯一的等级,而且可以把民间的女子提得和最高的贵妇人一样高。

她觉得自己本是为了一切精美的和一切豪华的事物而生的,因此不住地感到痛苦。由于自己房屋的寒伧,墙壁的粗糙,家具的陈旧,衣料的庸俗,她非常难过。这一切,在另一个和她同等的妇人心上,也许是不会注意的,然而她却因此伤心,又因此懊恼,那个替她照料琐碎家务的布列塔尼省的小女佣人的样子,使她产生了种种忧苦的遗憾和胡思乱想。她梦想着那些静悄悄的接待室,如何蒙着东方的帏幕,如何点着青铜的高脚灯檠,如何派着两个身穿短裤子的高个儿侍应生听候指使,而热烘烘的空气暖炉使得两个侍应生都在大型的圈椅上打盹。她梦想那些披着古代壁衣的大客厅,那些摆着无从估价的瓷瓶的精美家具;她梦想那些精致而且芬芳的小客厅,自己到了午后五点光景,就可以和亲切的男朋友在那儿闲谈,和那些被妇女界羡慕的并且渴望一顾的知名男子在那儿闲谈。

然而事实上,她每天吃晚饭的时候,就在那张小圆桌跟前和她的丈夫对面坐下了,桌上盖的白布要三天才换一回,丈夫把那只汤池的盖子一揭开,就用一种高兴的神气说道:

哈!好肉汤!世上没有比它更好的……”因此她又梦想那些丰盛精美的筵席了,梦想那些光辉灿烂的银器皿了,梦想那些满绣着仙境般的园林和其间的古装仕女以及古怪飞禽的壁衣了;她梦想那些用名贵的盘子盛着的佳肴美味了,梦想那些在吃着一份肉色粉红的鲈鱼或者一份松鸡翅膀的时候带着朗爽的微笑去细听的情话了。

而且她没有像样的服装,没有珠宝首饰,什么都没有。可是她偏偏只欢喜这一套,觉得自己是为了这一套而生的。她早就指望自己能够取悦于人,能够被人羡慕,能够有诱惑力而且被人追求。

她有一个有钱的女朋友,一个在教会女学里的女同学,可是现在已经不再想去看她,因为看了之后回来,她总会感到痛苦。于是她由于伤心,由于遗憾,由于失望并且由于忧虑,接连她要不料某一天傍晚『原文如此――引者注』,她丈夫带着得意扬扬的神气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大信封。

瞧吧,他说:这儿有点儿东西是专门为了你的。她赶忙拆开了信封,从里面抽了一张印着这样语句的请帖:

教育部长若尔日·郎波诺暨夫人荣幸地邀请骆塞尔先生和骆塞尔太太参加一月十八日星期一在本部大楼举办的晚会。

她丈夫希望她一定快活得很,谁知她竟带着伤心而且生气的样子把请帖扔到桌上,冷冰冰地说:

你叫我拿着这东西怎么办?

不过,亲人儿,我原以为你大概是满意的。你素来不出门,并且这是一个机会,这东西,一个好机会!我费了多少力才弄到手。大家都想要请帖,它是很难弄到手的,却又没有多少份发给同事们。将来在晚会上看得见政界的全部人物。

她用一种暴怒的眼光瞧着他,后来她不耐烦地高声说:

你叫我身上穿着什么到那儿去?

他以前原没有想到这一层;支吾地说:

不过,你穿了去看戏的那件裙袍。我觉得它很好,我……”

瞧见他妻子流着眼泪,他不说话了,吃惊了,心里糊涂了。两大滴眼泪慢慢地从她的眼角向着口角流下来;他吃着嘴说:

你有点怎样?你有点怎样?

但是她用一种坚强的忍耐心镇住了自己的痛苦,擦着自己那副润湿了的脸蛋儿,一面用一道宁静的声音回答:

没有什么。不过我没有衣裳,所以我不能够去赴这个晚会。你倘若有一个同事,他的妻子能够比我打扮得好些,你就把这份请帖送给他。

他发愁了,接着说道:

这么着吧,玛蒂尔蒂。要花多少钱,一套像样的衣裳,以后遇着机会你还可以再穿的,简单一些的?

她思索了好几秒钟,确定她的盘算,并且也考虑到这个数目务必可以由她要求,不至于引起这个节俭科员的一种吃惊的叫唤和一个干脆的拒绝。

末了她迟迟疑疑地回答:

细数呢,我不晓得,不过我估计,有四百金法郎,总可以办得到。

他的脸色有点儿发青了,因为他手里正存着这样一个数目预备去买一枝枪,使得自己在今年夏天的星期日里,可以和几个打猎的朋友们到南兑尔那一带平原地方去打鸟。

然而他却回答道:

就是这样吧。我给你四百金法郎。不过你要想法子去做一套漂亮的裙袍。

晚会的日期已经近了,骆塞尔太太好像在发愁,不放心,心里有些焦躁不安。然而她的新裙袍却办好了。她丈夫某一天傍晚问她:

你有点怎样?想想吧,这三天以来,你是很异样的。于是她说:

没有一件首饰,没有一粒宝石,插的和戴的,一点儿也没有,这件事真教我心烦。简直太穷酸了。现在我宁可不去赴这个晚会。

他接着说道:

你将来可以插戴几朵鲜花。在现在的时令里,那是很出色的。花十个金法郎,你可以买得到两三朵很好看的玫瑰花。她一点也听不进去。

不成……世上最教人丢脸的,就是在许多有钱的女人堆里露穷相。

但是她丈夫高声叫唤起来:

你真糊涂!去找你的朋友伏来士洁太太,问她借点首饰。你和她的交情,是可以开口的。

她迸出了一道快活的叫唤:

这是真的。这一层我当初简直没有想过。

第二天,她到她这位朋友家里去了,向她谈起了自己的烦闷。

伏来士洁太太向着她那座嵌着镜子的大衣柜跟前走过去,取出一个大的盒子,带过来打开向骆塞尔太太说:

你自己选吧,亲爱的。

她最初看见许多手镯,随后一个用珍珠镶成的项圈,随后一个威尼斯款式的金十字架,镶着宝石的,做工非常精巧。她在镜子跟前试着这些首饰,迟疑不决,舍不得丢开这些东西,归还这些东西。她老问着。

你还有没有一点什么别的?

有的是,你自己找吧。我不晓得哪件合得上你的意思。她忽然在一只黑缎子做的小盒子里,发现了一串用金刚钻镶成的项链,那东西真地压得倒一切;于是她的心房因为一种奢望渐渐跳起来。她双手拿着那东西发抖,她把它压着自己裙袍的领子绕在自己的颈项上面了,对着自己在镜子里的影子出了半天的神。

后来,她带看满腔的顾虑迟疑地问道:

你能够借这东西给我吗,我只借这一件?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她跳起来抱着她朋友的颈项,热烈地吻了又吻,末后,她带着这件宝贝溜也似地走了。

晚会的日子到了,骆塞尔太太得到极大的成功,她比一般女宾都要漂亮,时髦,迷人,不断地微笑,并且乐得发狂。一般男宾都望着她出神,探听她的姓名,设法使人把自己引到她跟前作介绍。本部机要处的人员都想和她跳舞,部长也注意她。

她用陶醉的姿态舞着,用兴奋的动作舞着,她沉醉在欢乐里,她满意于自己的容貌的胜利,满意于自己的成绩的光荣;满意于那一切阿谀赞叹和那场使得女性认为异常完备而且甜美的凯歌,一种幸福的祥云包围着她。所以她什么都不思虑了。

她是清晨四点钟光景离开的。她丈夫自从半夜十二点钟光景,就同着另外三位男宾在一间无人理会的小客厅里睡着了;这三位男宾的妻子也正舞得很快活。

他对她的肩头上披上了那些为了上街而带来的衣裳,家常用的俭朴的衣裳,这些东西的寒伧意味是和跳舞会里的服装的豪华气派不相称的。她感到了这一层,于是为了避免另外那些裹着珍贵皮衣的太太们注意,她竟想逃遁了。

骆塞尔牵住了她:

等着吧。你到外面会受寒。我去找一辆出租的街车来吧。

不过她绝不听从他,匆匆忙忙下了台阶儿。等到他俩走到街上竟找不着车了;于是他俩开始去寻觅,追着那些他们远远地望得见的车子。

他俩向着塞纳河的河沿走下去,两个人感到失望,浑身冷得发抖。末了,他俩在河沿上竟找着了一辆像是夜游病者一样的旧式轿车——这样的车子白天在巴黎如同感到自惭形秽,所以要到天黑以后才看得见它们。

车子把他俩送到殉教街的寓所大门外了,他俩惆怅地上了楼。在她,这算是结束了。而他呢,却想起了自己明天早上十点钟应当到部。

她在镜子跟前脱下了那些围着肩头的大氅之类,想再次端详端详无比荣耀的自己。但是陡然间她发出了一声狂叫。她已经没有那串围着颈项的金刚钻项链了!

她丈夫这时候已经脱了一半衣裳,连忙问:

你有点怎样?

她发痴似地转过身来向着他:

我已经……我已经……我现在找不着伏来士洁太太那串项链了。

他张皇失措地站起来:

什么!……怎样!……哪儿会有这样的事!

于是他俩在那件裙袍的衣褶里,大氅的衣褶里,口袋里,都寻了一个遍。到处都找不到它。

他问道:

你能够保证离开舞会的时候还挂着那东西吗?

对呀,我在部里的过道里还摸过它。

不过,倘若你在路上失掉了它,我们可以听得见它落下去的声响。它应当在车子里。

对呀。这是可能的。你可曾记下车子的号码?

没有。你呢,你当初也没有注意?

没有。

他俩口呆目瞪地互相瞧着。末了,骆塞尔重新着好了衣裳。

我去,他说,我去把我俩步行经过的路线再走一遍,去看看是不是可以找得着它。

于是他出街了。她呢,连睡觉的气力都没有,始终没有换下那套参加晚会的衣裳,就靠在一把围椅上面,屋子里没有生火,脑子里什么也不想。

她丈夫在七点钟回家。什么也没有找得着。

他走到警察总厅和各报馆里去悬一种赏格,又走到各处出租小马车的公司,总而言之,凡是有一线希望的地方都走了一个遍。

她对着这种骇人的大祸,在惊愕状态中间整整地等了一天。

骆塞尔在傍晚的时候带着瘦削灰白的脸回来了;他一点什么也没有发现过。

应当,他说,写信给你那个女朋友说你弄断了那串项链的搭钩,现在正叫人在那里修理。这样我们就可以有周转的时间。

她在他的口授之下写了这封信。

一星期以后,他们任何希望都消失了。并且骆塞尔像是老了五年,高声说道:

现在应当设法去赔这件宝贝了。

第二天,他们拿了盛那件宝贝的盒子,照着盒子里面的招牌到了珠宝店里,店里的老板查过了许多账簿。

从前,太太,这串项链不是我店里卖出去的,我只做了这个盒子。

于是他俩到一家家的首饰店去访问了,寻觅一件和失掉的那件首饰相同的东西,凭着自己的记忆力做参考,他俩因为伤心和忧愁都快要生病了。

他们在故宫街一家小店里找到了一串用金刚钻镶成的念珠,他们觉得正像他们寻觅的那一串。它值得四万金法郎。店里可以作三万六千让给他俩。

他们所以央求那小店的老板在三天之内不要卖掉这东西。并且另外说好了条件:倘若原有的那串在二月底以前找回来,店里就用三万四千金当郎收买这串回去。

骆塞尔本存着他父亲从前留给他的一万八千金法郎。剩下的数目就得去借了。

他动手借钱了,向这一个借一千金法郎,向那个借五百,向这里借五枚鲁意金元,向另一处又借三枚。他签了许多借据,订了许多破产性的契约,和那些盘剥重利的人,各种不同国籍的放款人打交道。他损害了自己后半生的前程,他不顾成败利钝冒险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姓,并且,想到了将来的苦恼,想到了就会压在身上的黑暗贫穷,想到了整个物质上的匮乏和全部精神上的折磨造成的远景,他感到恐怖了,终于走到那个珠宝商人的柜台边放下了三万六千金法郎,取了那串新项链。

在骆塞尔太太把首饰还给伏来士洁太太的时候,这一位用一种不高兴的神情向她说:

你应当早点儿还给我,因为我也许要用它。

她当时并没有打开那只盒子,这正是她的女朋友担忧的事。倘若看破了这件代替品,她将要怎样想?她难道不会把她当做一个贼?

骆塞尔太太尝到了穷人的困窘生活了。此外,突然一下用英雄气概打定了主意,那笔骇人的债是必须偿还的。她预备偿还它。他们辞退了女佣;搬了家;租了某处屋顶底下的一间阁楼下。

她开始做种种家务上的粗硬工作了,厨房里可厌的日常任务了。她洗濯杯盘碗碟,在罐子锅子的油垢底子上磨坏了那些玫瑰色的手指头。内衣和抹布都由她亲自用肥皂洗濯再晾到绳子上;每天早起,她搬运垃圾下楼,再把水提到楼上,每逢走完一层楼,就得坐在楼梯上喘口气。并且穿着得像是一个平民妇人了,她挽着篮子走到蔬菜店里、杂货店里和肉店里去讲价钱,去挨骂,极力一个铜元一个铜元地去防护她那点儿可怜的零钱。

每月都要收回好些借据,一面另外立几张新的去展缓日期。

她丈夫在傍晚的时候替一个商人誊清账目,时常到了深夜,他还得抄录那种五个铜元一面的书。

末后,这种生活延长到十年之久。

十年之末,他俩居然还清了全部债务,连同高利贷者的利钱以及由利上加利滚成的数目。

骆塞尔太太像是老了。现在,她已经变成了贫苦人家的强健粗硬而且耐苦的妇人了。乱挽着头发,歪歪地系着裙子,露着一双发红的手,高声说话,大盆水洗地板。但是有时候她丈夫到办公室里去了,她独自坐在窗前,于是就回想从前的那个晚会,那个跳舞会,在那里,她当时是那样美貌,那样快活。

倘若当时没有失掉那件首饰,她现在会走到什么样的境界?谁知道?谁知道?人生真是古怪,真是变化无常啊。无论是害您或者救您,只消一点点小事。

人权、人的动物权利

“双周夜话”2003年第6                                                             2003325

 

人权、人的动物权利

 

人权这个概念,如今已不新鲜。有次见到亲戚问正在写信的中学生的孩子信写给谁,中学生一扭头,要保密,这是人权。其实,不满18岁的孩子,既不能够承担自己行为的完全责任,也还不能够行使人的完全权利。但知道了人权这个概念,总是一桩好事,要明白,10年前的1993年,人权还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概念。

人权有很多内容,例如与人的动物性质直接关联的权利,与日常人际关系直接联系的权利,象通信保密权,有社区生活的权利,当然还有政治上的个人权利。但从人权概念传入中国起,中国人似乎就把它理解成人的动物权利。因此,近二十年来,中国人做为动物的个体权利的恢复速度,恐怕在全世界能够名列第一。首先,大多数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做为一个动物,中国人能够吃饱饭、穿暖衣了。二十多年前还不行,那时,即使一个农民生产的粮食够吃,他也得先交给国家;国家留一些给他,让他充饥。所以,动物的觅到足够食物就能够吃饱的权利,人还没有。据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森的饥荒仅仅出现在专制政府的命题,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二十年前,我在北京读书,口袋里的钞票没有几张,但粮票有好几种:米票,在食堂买米饭用的;面票,买馒头用;杂粮票,买窝窝头用。现在这些票证都成了历史。其次,中国人在性关系上的动物权利也恢复了,而且一下子几乎恢复到几千年之前。二十年前,我在大学时,大学生还不允许结交异性朋友,婚前性行为更是了“流氓行径”。如今,中国人不但挣脱了婚姻对性关系的规范,而且超越了情感对之的约束。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看,动物遇到异性便能够交配的权利,在中国的媒体上已经得到认可。从正式制度的角度看,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对婚姻登记还有个户口登记天数的限制,德国对离婚申请还有两年不处理的等待期,号称在传统上最重视家庭的中国,如今则是报了户口第二天就能办婚姻手续,提出离婚两个星期就能拿到离婚证。第三,中国人的动物行为权利也恢复了。动物通行的规则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今天这个规则在中国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强者一会把一所中学变成民办,一会把一笔资产转到外国;弱者或投机附炎,或钻小空子,以求生存或求从强者处得些许余羹。

       动物求的是生存权。人的要求当然不止这些,否则“君子不食嗟来之食”的故事不会流传至今。中国人现在跨过了温饱阶段,正要建设小康。小康不是动物的概念,它仅仅属于人。看来,中国人“人”权的恢复已经有望。但就象驯化动物那样,中国“人”权的恢复可能首先要求每个人尤其强人对其动物权的节制。

父母亲和孩子

双周夜话2004年第3                         200423   

母亲和孩子

 从偏僻乡村过年回来的一位年轻朋友给我发了一个邮件,谈到他母亲虽然希望他多留在家几天,但还是以“早点走,车不挤”为由来安慰他按自己确定的行程回城。这个理由虽是事实,但却使他感到愧疚不安。他说母亲无需也无力关心他学习或工作上的事情,但他感觉到母亲对他一直很有信心,相信他能够自己处理好一切。而正是母亲这样的信任使他增强了自信。

他的信引起了我的回忆。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我到学校集合出发去农村插队,父亲在外地,母亲送我离开家。十五岁的我,并不明白麦子也是草的一种,更不了解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因此既无悲伤的感觉,亦不理解母亲送我的感受,所以我把手从母亲手里挣脱出来,要自己走。母亲走得不及我快,渐渐落在了我的后面,且站住了。我知道母亲一直在看着我,看到我拐出那条长长的巷子。是的,她不知道我离开家之后具体会干什么,怎么干。母亲没有上过学,所以小时候在她身边上学时,她没有指点我应该学什么,怎么学。她没有要求过我什么,现在上学成绩要多高、长大后职业要多好、房子要多大,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些,她没有指望我给她带去名誉或者金钱,但会接受我可能给她造成的屈辱或者困窘。然而,在她放我走的时候,她给了我健康的身体、健全的心理和善良的感觉。

    我不知道那位年轻朋友今后如何发展,他感受到母亲对他好好做人的期望和信心,没有感觉到对他选择特定专业、职业、生活地点、收入、成就、房子、车子的要求和压力,从这点来说,他有很大的空间发挥自己。就我接触的情况看,这位年轻朋友是幸运的。许多父母对孩子有太多的希望,对孩子的学习成绩有太高的要求,对孩子的专业、职业、单位、薪金有太多的指点。我认识一个朋友,他的孩子对小动物有兴趣,长大想做动物医生,但我的朋友不同意,理由之一是上海没有这个专业,而孩子又只应当读上海的大学。还有一个朋友,父母亲坚持拒绝和他的妻子 ―― 结婚前是农村人 ―― 见面。而这些父母,都有各种各样的学位,不象那位年轻朋友的母亲、我的母亲那样近乎文盲。有了学位似乎就有了指点孩子的资格。孩子应当重视这门课而不是那门课,应当对这样东西感兴趣而不是对那样东西,应当在这个城市工作而不是在别的城市或乡村,选择的配偶应当这样而不应当那样。为什么要如此指点孩子呢?因为据说社会风气太坏、竞争太激烈,如果孩子不这样而是那样,将来恐怕在社会上没有立锥之地。我知道这些父母亲非常爱孩子,完全无私地爱,因为他们早已不把光宗耀祖视为培养孩子的目的。但我总怀疑这样的爱太狭隘。如果社会是残酷竞争的原始森林的话,那么,孩子未来面临的竞争恰恰不允许父母亲用自己的眼光和常见的程式来培养孩子。孩子特殊兴趣和情感的出现更非父母亲能够计划的。人生是生动活泼的,事先的人生计划只能使生活枯燥,使孩子失去兴趣。孩子需要本领,需要学习和工作的成绩,但这首先不是为了击败对手或应付生存竞争,而是孩子健全心理和人生价值的一种体现。孩子今后或现在进入的,也不是只有父母才可信赖的原始森林,而是会有许多朋友、同心或同气朋友的人类社会,因此,人性的培育对孩子的未来更为重要。而在培养人的方面,有学历的城市父母不一定强于文盲的乡村父母。其实,教给交给孩子做人的基本素质,然后任孩子去飞,可能是古今中外许多孩子能够成功能够快乐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很敬佩我的那位年轻朋友的母亲,她完全可以要求孩子找个高收入的工作,帮助全家脱离乡村的贫穷,但她没有提,她不愿意增加孩子的负担或约束。我也相信,这位年轻朋友不管干什么工作,在哪里工作,都会象她母亲希望的那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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