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兼并的几个法律问题
李占荣[①]
国有企业的改制，如果单从其形式上来划分，主要包括股份合作制改造、公司化改制、企业的兼并、企业的分立、企业的托管、企业的出售、企业的承包租赁、企业的债转股以及等。以上形式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要么意味着原有法律主体的消灭、要么意味着原有法律主体的变更、要么意味着资本结构的变化而原主体则不变化。国有企业的改制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将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现代型企业。在国有企业的改制实践中，遇到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法学家和经济学家共同去面对，比如全民所有制企业与国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这种嬗变说明了什么？撇开意识形态，我国的国有企业与西方的国有企业有什么不同？从法律命运上看，中国的国有企业将走向何方？也许，国有企业的改制不只是一个经济或法律问题，它可能还会涉及到其他许多领域，不管这个问题是如何的宏观、综合和复杂，法学与经济学首先应当作出自己的学术贡献。本文拟就国有企业兼并的几个法律问题略做探讨，并提出一个立法纲要，以期抛砖引玉及讨教于同仁。
一、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国有企业
企业是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一般认为，“企业是这样一种组织，它把生产要素结合起来生产出产品和劳务。”科斯认为，“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笔者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理论和方法，秉承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并参照最近以来的企业理论的研究成果，对国有企业的经济含义做理论上的探讨。
国有企业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企业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充当着一个“经济人”的角色；它全部活动的目的只有一个：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如此）。如果一个企业不以营利为目的，那么它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要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经济人”，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必须从国有企业的内部组成要素和结构上进行调整，使之具备特定的功能：营利。马克思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有理由认为，作为具有法律人格的国有企业，是特定经济关系的总和。国有企业只有通过自身的行为获取足以生存和发展的利润，它才能够避免沦于死亡（破产）。
国有企业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手段。科斯对企业作用的总结有两点：一是降低交易费用；二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其实降低交易费用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题中之意。科斯还认为：“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让某种权利来支配资源，部分市场费用可以节省。这种权利就是企业家或者企业经理人员。也正是由于他们的行为，才使企业成为一种“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发挥着作用，以实现其“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功能”。国有企业是一种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国有企业是投资者（国家）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手段。投资者之所以设立企业或向企业投资，目的是为了通过企业的经营活动获取丰厚的经济回报，满足人民的需要。
第二， 国有企业是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国有企业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这种主体性决定了它不但是自身的目的，而且是维持自身存在与发展的工具和手段。
第三， 国有企业是其他市场经济主体追求自身目的的手段。企业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实现自身的价值（自然价值），必须以满足其他市场主体的需求为前提，也就是说它必须能为社会提供一定的产品和服务。只有其社会价值实现了，其自身价值才能更好地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国有企业是其他市场主体追求自身目的的手段。
综上所述，国有企业是特定经济关系的总和，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其本质在于其营利性。
二、从法学的角度看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是特定经济关系的总和，经济关系又是十分重要的社会关系；法作为社会关系的调节器，不会对这种重要的社会关系坐视不理。实际上，在现实社会中，并不存在纯粹的企业，相反，企业总是存在于一定的法律制度的框架之中，离开国家的法律就不会有企业的存在。那么，国有企业的法律含义是什么呢？以下将从两个层面进行研究。
法律对国有企业主体资格及法律地位的确定–企业组织法。经典作家认为，法律不是在创制经济关系，而是在描述经济关系。因此，那种认为“企业也是法律的创造物”的观点值得商榷。我国有史记载的企业雏型（手工业）应是西周时的“百工”，因百工大多数的官府工作，所以又称之为“官工”据《周礼考工记》记载：“国有六职，是百工与居一焉。……审曲而势，以取材饬，以辨民器，谓之百工。”由于西周是传统礼治的时代，礼法合体，因此笔者认为这是最早有关企业的主体地位的法律确认。西周的商业同手工业一样，也是由官府控制，官府在指定的地点设“市”，使商业活动在礼法的规范下进行，对入市者的主体资格在法律上有明确规定，如“大市，日中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为市，贩夫贩妇为主”。由此看来，这是依照入市者的身份登记，来确定其主体资格的，以后经过几千年的演变，中国传统的企业大概表现出两种态势：工业（主要是手工业）企业基本上由官府控制，而商业多为民营，这也是中国几千年来“轻商”的原因之一。史际春教授在其《关于公司法、企业的若干考证和分析》一文中认为中国传统的工商业企业没有突破家庭经营的范畴，身份关系在企业中起主导作用，缺乏人格平等基础上的经营管理及分配关系。直到清朝才有“入股分利”的平等关系的萌芽。这也是我国企业不敌西方国家公司的地方，是我国无法从自身孕育出近代企业的原因。以上所论，表明了一点：即使在古代的中国，法律对企业的主体性及法律地位的确认也是存在的。那么现在的情况是否依然呢？答案是肯定的。
在企业法中企业是作为一种法律主体和法律上的人出现的，是某类权利义务的承担者（现代社会，多数企业都具有法人资格。对于不具备法人条件的企业，如私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法律也给予其相应的法律地位和合法经营权）。首先，从企业的设立上看：法律规定了企业设立的条件、程序，企业的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及其职权，企业变更终止的条件和程序以及企业的权利和义务。企业的权利，以为法律对其作为市场主体的资格的确认和法律地位的承认。从权利义务的范围上看，法律确认主体法律地位是通过确定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来实现。企业权利义务范围的大小是其法律地位的标志。
在我国，以所有制关系为标准，将企业划分为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相应地，他们都具有各自的法律规范来进行调整。这些不同类型的企业有着不同的法律地位，在经济活动中享有不同的权利，承担不同的义务，在权利和义务的平衡方面存在重大差别，这种“身份法”性质的企业法，已经带来了一些弊端，需要逐步加以修正。那么，我国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是如何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主体性和法律地位呢？该法规定：“设立企业，必须依照法律和国务院规定，报请政府或者政府主管部门审核批准。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发给营业执照，企业取得法人资格。”关于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法律地位，该法第2条从三个方面做了规定：
①企业的性质：“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是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经营单位。”
②企业的经营权利：“企业的财产属于全民所有，国家依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授予企业经营管理权。企业对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依法处分的权利。”
③企业的法人资格：“企业依法取得法人资格，以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和财产承担民事责任。”
通过以上法律规范，规定了国有企业的主体性和法律地位及权利义务关系。也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够作为合格的、独立的市场主体进入市场，进行交易，这是国有企业的法律定义之一。
法律对国有企业行为的规制——企业规制法。对企业行为的法律控制自古有之。我国西周时期对手工业的官方垄断和“礼法”调整就是最好的例证。自从开了这个先例（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以后，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概莫能外。据《唐律疏义•杂律》记载：“诸校斛斗秤不平，杖七十。监校者不觉，减一等；知情，与同罪。”这是一条维持公平交易和时常秩序的法律，它不但规定了对违法者的法律制裁：杖七十，而且对执法者“监校者”的玩忽职守行为予以惩治：不觉，减一等，既杖六十；知情，杖七十。尽管在唐末以前私营工商企业并没有普遍发展起来，但对这些以“集”、“场”、“市”、“圩”的形式进行生产经营的企业雏形来说，其法律规定已成为常规。
考察西方国家的历史，可以确定企业法产生于企业从手工作坊向工厂发展的产业革命时期，而英国作为产业革命的发祥地，企业立法当是首当其冲，不过初期的立法以调整纠纷为中心。20世纪以后，伴随着企业形态向公司制的发展，对企业行为归置的法律规范才占了主导。迄今为止，各主要西方国家对企业行为的法律控制已相当严密、精准。历史地研究上述情况不难得出“法律对企业行为的规制早已有之”的结论。然而，从理论上论证这个问题恐怕更加必要和迫切。
我们知道，在国有企业法中，国有企业是作为一种“法律上的人”出现的。这就是说，国有企业不但是一个经济组织体，也是一个法律组织体；这好比人体与大脑神经系统的关系。大脑神经系统控制着人的行为，法律规制着企业的行为。显然，正因为企业从设立、变更、终止的生命全过程都受法律的规范的制约，它的所有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都渗透着法律的因素，我们才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国有企业行为（主要是对外行为）实质上是一种法律行为。为便于论述，我们将国有企业行为依意思表示的主动性划分为被动行为和主动行为。
①被动行为的法律规制国有企业在依法成立以后，法律已经以权利义务关系的形式为企业的行为划定了界限。所谓国有企业的被动行为，是指国有企业在接受国家经济管理活动中的行为。经济管理是指国家对企业和其他非生产部门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所进行的组织、计划、指挥、调节和监督活动的总称。由此产生的经济关系，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而是具有国家通过政权机关对企业进行管理的内容，因此这是一种经济管理关系。而这种经济管理活动必须依据相应的发法律进行。在这种管理活动中，国家除了在宪法、刑法、民法通则等重要法律中规定了相应的内容以外，还用会计法、统计法、预算法、价格法、对外贸易法、产品质量法、税法、劳动法等基本法律进行规制。国务院作为国家最高权利机关的执行机关和最高行政机关，还依据宪法规定的特别职权，颁布了有关税收、物价、审计
物价、审计、工商管理、财政、金融等方面的许多行政法规，对国有企业进行管理。而在这种经济管理活动过程中，企业只能被动地接受管理，其意思表示具有被动性，行为也具有被动性，只能接受国家机关依法进行的管理。例如：几乎每一个企业都不愿意多纳税，但依照法律的规定又不能不纳税，因此纳税行为就是一种被动行为。
②主动行为的法律规制
主动行为，是指国有企业在经济协作活动中的行为。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与其他市场主体基于平等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而发生的经济关系是经济协作关系。其显著特点是主体间的法律地位平等。经济协作过程实际上就是市场交易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国有企业与其他主体基于平等、等价有偿的民法原则进行交易。它可以为独立的意思表示，与谁订合同，订立什么样的合同完全是自主的意思，是一种主动行为。主动行为实质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其核心是合同行为。法律对国有企业主动行为的规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规定国有企业在参与经济活动过程中怎样以合同形式确立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第二， 国有企业间或者国有企业与其他市场主体间进行横向经济联合（包括企业兼并）时应遵守的法律规定。以及国家的保护措施。
第三， 规定国有企业在经济协作过程中，发生纠纷的解决方法，法律程序及实体法规定。
具体地讲，国家已经制定并颁布了统一上午行政法以及一些行政法规，为规制企业的主动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因此，法律不但规定了国有企业在经济管理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而且也规定了国有企业在经济协作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这两方面构成了国有企业法律含义的全部内容。
总之，无论从法律对国有企业主体资格和法律地位的确认——企业组织法的角度看，还是从法律对国有企业行为的规制——企业规制法的角度看，国有企业都是经由法律规范调整的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体，是法律拟制之人。
三、关于国有企业兼并的法律性质
国有企业兼并是指兼并主体一方为国有企业或兼并主体双方均为国有企业的兼并。
按照国际惯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兼并是企业变更和终止的方式之一，也是企业扩大规模的重要途径。一企业兼并另一企业意味着兼并企业有关事项的变更，被兼并企业法人资格的丧失或法人实体的改变。事实上，在企业兼并的一般程序中，只有最终进行了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等法律手续，企业兼并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
传统民法认为，“民事法律行为是指以发生私法上效果的意思表示为要素之一的法律事实。”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是从合同制度和遗嘱制度中抽象而来的。这两项制度的核心分别是合同自由和遗嘱自由，合同自由的含义是：缔约自由，选择合同对方的自由，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和合同方式的自由。遗嘱自由滥觞于罗马法。十二铜表法就规定：一切关于财产的遗嘱均为法律。无论是合同自由还是遗嘱自由，都有可以归结为个人创设法律关系的最主要方式就是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的自由含有两个意思：一是指排除国家权力对民事法律行为非法干涉，二是对当事人自由意思的信赖。在现实生活中，最重要、最大量的民事法律行为还是合同行为，遗嘱行为和团体的设立、变更、终止。企业兼并不但是平等主体之间订立的一种产权转让合同，而且也要通过团体（企业）设立、变更或终止来完成。因此，直观看来，企业兼并是一中民事法律行为，应该指出的是，合同行为，遗嘱行为和团体设立、变更、终止都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我国《民法通则》第54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虽然笔者在本文中采用此说，但对这种民事法律行为是合法行为的观点尚存疑问。应该指出的是，违法行为也能够引起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终止，只不过违法行为产生了保护性的法律关系，而合法行为产生了调整性的法律关系。调整性的法律关系是法实现的正常形式，而保护性法律关系是法实现的非正常形式。
如果用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理论来分析国有企业兼并，我们认为：国有企业兼并符合民事行为的成立要件和有效要件；合同行为是国有企业兼并的基础；无效的企业兼并形成保护性民事法律关系；因而，国有企业兼并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
首先，国有企业兼并符合民事法律行为成立要件和有效要件。
长期以来，我国法律理论界许多人不把民事法律行为成立要件和有效要件进行区别，往往以有效要件和代替成立要件，实际上是不科学、不实际的。本文无意对此问题深究。但值得指出的是：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是其有效的前提，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属于一个事实判断的问题，而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是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的时间与有效的时间大部分是一致的，但在附条件或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中，两者存在时间上的差距。目前，理论界将民事法律行为总结为：其一行为人已经作出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的一般要件。其二，在合同行为、要物行为和要式行为的成立中，除须具备一般构成要件外，还要意思表示一致、交付标的物或采取特别表示程序作为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的特别要件。企业可以成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这一点不但有法律依据，而且在理论界没有争议。国有企业兼并既然是一个企业购买其他企业的产权，使其他企业丧失法人资格或改变法人实体的行为，那么，意思表示是必须的。一企业希望兼并另一企业，这种意思表示（要约）一般应由企业的意思机构（在企业中该机构为股东会，在国有企业中为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作出意思表示的决定，由代表机关（企业中的董事会或国企的厂长、经理）向相对人作出意思表示，相对人通过相同的横许作出意思表示，则该民事法律行为成立。在企业兼并中，国有企业一方通过其意思机关和代表机关作出购买另一企业产权的意思表示，另一企业通过相同程序作出了与兼并企业意思表示一致的意思表示。由此可见，国有企业兼并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条件。
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也包括一般有效要件和特别有效要件。依照我国《民法通则》第55条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必须符合下列一般有效要件：第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第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第三，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特别有效要件主要是指民事法律行为具有完全法律效力的因素，通常是指附延缓条件或延缓期限的法律行为。据此分析国有企业兼并，我们发现：第一，国有企业都是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和法律条件以后才成立的组织，法律赋予其相应的权利能力，其行为能力与权利能力具有一致性。兼并权是法律赋予国有企业的一项重要权利，因此法律赋予了国有企业兼并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第二，国有企业能够通过其意思机关、执行机关、代表机关和监督机关的协调作出真实的明确的“企业兼并”的意思表示。第三，国有企业兼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完全处于相应的法律体系的控制之下。目前，我国对企业进行法律控制的法律法规有12部之多，其中大部分是规制国有企业的，而且还会增多。如果出现了违法兼并，法律将进行保护性调整，使被破坏的法律关系得到修复。由此可见，国有企业兼并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
其次，合同行为是国有企业兼并的基础。
根据合同记录制度的理论，合同行为是当事人在平等互利基础上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在国有企业兼并中，企业有缔约的自由，即：一企业是否兼并另企业完全有企业自主决定，不允许他人非法干涉。这犹如自然人的婚姻，当事人享有法定范围内的充分自由，只要符合法定条件，执行法定程序便可以实现。现实中“拉拢配”的兼并不可取。这种行政干涉下的兼并往往违背企业的利益和愿望，很难达到优化结构，盘活存量资产的目的。国有企业不但是一个“经济人”，而且是一个“法律人”。国有企业兼并不但涉及到财产内容，而且涉及到法人资格的消灭或法人实体的改变，如此重要的社会关系必须有相关的法律调整，形成调整性的民事法律关系。《关于企业兼并的暂行办法》规定兼并双方的所有者签署协议，也就是说，企业兼并必须订立兼并合同。事实上根据民事法律行为理论，订立兼并合同就是企业兼并成立的特别要件。相应的，合同内容的合法性、真实性、完整性是该行为生效的重要条件。没有兼并合同的存在，兼并企业与被兼并企业的权利义务关系就无法落实，企业兼并的程序就不合法，不完整，当然就不能操作。因此，我认为，兼并合同是国有企业兼并的基础。
当前，在涉及到国有企业的兼并时，由于国有企业内部没有一个有权进行意见表示的机关，兼并合同的签署只能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来进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是全民所有者的代表。如果它不参与签署兼并合同，意味着国有资产失去主体保护，容易流失。因此，无论是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践上看，合同行为是国有企业兼并的基础。
再次，无效的国有企业兼并形成保护性民事法律关系。
如上所论，国有企业兼并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主要是一种合同行为。那么，国有企业兼并可能会因为要件的欠缺或内容的不合法或程序的不合法而产生无效的法律后果。法律通过对违法者进行法律制裁而形成保护性民事法律关系。总之，确立企业兼并的无效制度，不仅有利于保护无效兼并中的无过错一方当事人的利益，而且能够促使企业兼并行为符合国家法律和产业政策的要求，也能够使有关债权人的利益得到保护。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可以使因违法兼并而被破坏的利益格局得以修复。不过，我国关于企业兼并的立法还很不完善。无效兼并制度尚未确立，仍需要在实践中加以完善、确立。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国有企业兼并从理论上讲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则兼并双方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那么。在涉及到国有企业兼并时，必须分清国家的财产所有者身份和公权管理者身份。也就是说，国家作为财产所有者参与企业兼并时，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法律对双方当事人的权利进行一体保护。另一方面，双方的财产亦无高低贵贱之分，财产只有量上的差异，在价值形态的本质上无差别，只有坚持非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在人格权利上的平等和财产权利上的平等，双方才能平等地进行谈判，达到一致，实现企业兼并。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兼并法》立法纲要
第一章 总则
（1）制定本法的宗旨：是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盘活存量资产，规范企业兼并行为，保护有关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2）适用范围：本法适用于外国企业对中国国内企业兼并以及国内企业间的兼并。
（3）企业兼并的含义：是指一个企业购买其他企业的产权，使该其他企业丧失法人资格或改变法人实体的行为。
（4）企业兼并的原则：效益原则，平等自愿、互利有偿原则，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原则。
第二章 企业兼并的形式
（1）购买式：兼并方出资购买被兼并方企业的资产。
（2）承担债务式：兼并方承担被兼并方债务，以此为条件接收被兼并资方。
（3）吸收股份式：被兼并方企业的所有者将被兼并企业净资产的部分或全部作为股金投入兼并方，成为兼并企业的一个股东。
（4）控股式：一个企业购买其他企业的股权，达到控股，实现兼并。
（第１期）私有化，三好坞旁的疑问 以三好坞命名的私有化专题研究网站www.sanhaowu.net问世了。三好坞是一个微型公园。坞者，城堡（或今日之山亭？）、山坳、水边也。三好坞虽小，但有山、有水、有亭，是谓景之三好。推及于人间，学、问、辩，可谓学者之三好。学然后知不足，不足乃问，一问再问，乃为辩；辩而又学，又问，以趋无穷。然而，一个人掌握的知识有限，其学、其问、其辩，若能免于肤浅，则必与他的知识结构有关。我所学范围在社会科学，经济学知识略多些，每每生发的疑问亦脱不了本行。近年来，每当我散步在三好坞，就不由自主地问：为什么许多中国学者不愿意用私有化概念呢？什么是私有化？私有化就是把原先的国有资产特别是国有生产资料变成私有资产。十几年来，私有化在中国大地上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近年来更成为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的突出现象。试想，报纸上天天说国有企业“产权改制”，产权便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从哪一种制度改到哪一种制度呢？自然是从公有产权改到私有产权。报纸上天天说“国有资产从竞争领域里退出”。如何退？机器、厂房之类实物根本无法退，只有把它们卖了，拿着出卖后的货币收入来退。卖给谁呢？自然不能卖给国有单位，否则“国有资产退出”便无从谈起；因此只能够卖给个人，只能够私有化。事实上，中国许多学者尤其经济学家都认识到中国正在发生的私有化事实，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似乎不约而同地拒绝使用名词“私有化”，而采用“民营化”一词。民营化的意思很清楚，国有资产让私人经营。民营化在中国发生过，那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企业承包制，国有企业让私人承包经营。我一直把中国农村1978年后出现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视为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的私用化，它和民营化概念类似：生产资料所有权没有变，但使用权变了。十年前，全民所有制企业放弃原先的标准称呼“国营企业”，改用现在的称呼“国有企业”正反映了那时全民所有制企业民营化的状况。 尽管我在三好坞散步时反复思索，但令我始终不得其解的是，第一，目前中国发生的，不是国有企业经营权或国有资产使用权，而是国有企业资产所有权的变更，是国有企业的出售、上市、国有股减持和转让给私人，这样的变化，怎么能够说是民营化呢？第二，几乎所有中国学者在向海外介绍他们在国内说的民营化的时候，用的英语对应词全是、而且也仅仅是 privatization。但privatization的中文对应词是私有化，指的是财产或者生产资料所有权（而非经营权！！）从国家向个人的转移。为什么许多学者在国内说民营化，到了国外却说私有化呢？是什么促使他们这样做的呢？我相信大部分经济学家确实有一些理由这样做，其中不少经济学家完全出以公心，才在国内外应用不同的概念。作为一名学者，在倡导好学、好问、好辩的www.sanhaowu.net 网站上，我想问的首先是不愿意在中国应用“私有化”概念的各位学者各自的理由是哪些。 其次，我想问的是，通过公开事实和采取有效措施，中国政府和人民在防治非典型性肺炎上取得了很大成绩，那么，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是不是也应当公开事实并相应采取措施呢？据说，许多学者在中国国内不愿意、政府不但在国内，而且在国外亦不愿意挑明中国私有化的事实，是为了国内的稳定。然而这一说法需要证明。两个月前，一些政府官员（是否亦有部分学者？）不愿意挑明非典发生的事实，也是为了国内的稳定，但结果却是国内人心的不稳定；而不愿意公开事实，延误了本来早就应当采取的防治措施，导致了疫情的扩大。因此，不公开事实，不一定有利于稳定。假如两年以后，中国大部分国有企业都私有化了，再来承认私有化的事实，国内人心可能更不稳定，因为任何一届新的中国政府、任何一个普通中国人，都可能追问那原先作为主体的国有经济到哪里去了。作为学者，我和政府官员一样希望中国稳定，希望中国长治久安。在www.sanhaowu.net网页上，我期望得到答案的问题是，不公开私有化才能够保证国内稳定的观点所依据的理由是什么。 再次，作为学者尤其经济学者，只有了解了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才可能对中国经济现状作出正确的分析。而作为中国国有资产所有者，每一位中国公民有义务了解中国国有资产的状况。中国现在有多少国有资产，近五年来出售了多少，今年计划出售多少，出售方式如何，出售价格几何，出售收入何在，购买者是什么人，出售成功的标准是什么，出售是否成功，以及其他相关的信息，都是了解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信息。考虑到生产资料所有制对整个中国社会、中国历史的重要性，这些信息对于任何一位想了解自己祖国的中国人也都是不可或缺的。这个道理也许没有人不承认。那么，我要问的是，人们如何才能公开地获得具有权威性的中国私有化信息呢？ 和五十年前民族资本的公有化一样，目前出现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是中国经济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件大事。它对中华民族的考验，远远超过非典。如果说中国人民现在就有完全的信心获得防治非典工作的胜利，那么，大多数中国人对私有化的胜利信心却明显不足。许多购买了国有企业产权的人不愿意承认企业是自己的，表明了私有企业家本身便对目前的私有化做法持疑虑态度。我们知道，非典疾病对中国经济中国社会不一定具有历史意义，但即使如此，由于其严重性，政府也无力亦不应当单独承担防治非典的责任，而需要公开疫情，需要全国人民来共同承担责任。与非典相比，私有化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政府更无力更不应当单独承担责任，全国人民包括我自己在内应当和政府共同承担这一责任，把中国正在发生的私有化按其本来面貌公开、公正、公平地做好。正是出于这一认识，我建立了专门的私有化问题研究网站www.sanhaowu.net。这个网站将公开搜集和传播中国私有化的信息，汇集中外学者关于私有化的议论和研究，为私有化的讨论提供一个公开的论坛。我希望借此向所有关心中国私有化的人提供服务和帮助，并希望它能够得到大家的关心和帮助。 是为序！ 写于：2003年5月15日 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改制问题研究 杨 智 峰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目录： 一.集体所有制的定义和特点、与公有制、股份制、私有制的联系与区别。 二.城镇集体所有制的演变及现状 1. 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形成及发展过程 2. 传统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的主要缺陷 3. 现阶段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发展特征 4. 城镇集体产权形成、发展和变革的过程 5. 城镇集体产权结构现状及特征 6. 城镇集体企业产权变革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三.集体所有制改革的个案 1. 山东诸城中小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改革案例 2. 蚌埠市集体企业改革的条例 3. 伊春市国有集体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四.集体所有制产权改革中的问题与思考 城镇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现状。 1．集体所有制产权改革的理论及实践滞后。 2．改制过程中的问题及分析。 (1) 集体企业的产权及产权界定问题 (2) 股份合作制与职工集体股问题； (3) 改制过程的规范性及资产评估、出售价格的问题； (4) 量化后的股权流动性问题、股权分散与改制过程中的鼓励管理层持股问题。 (5) 城镇集体企业改制后的政企分开和健全治理机构问题 (6) 改制后的企业形式与公司法相矛盾的问题 五.附录 诸城市集体企业改革汇报 蚌埠市集体工业企业企业改制条例 伊春市集体企业改制条例 一、 集体所有制的定义和特点、与公有制、股份制、私有制的联系与区别 1.集体所有制的定义和特点 集体企业是按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进行归类的办法划分出来的一种企业模式，根据199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是财产属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实行共同劳动、在分配方式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 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应当符合下列中任一项的规定： (一)本集体企业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 (二)集体企业的联合经济组织范围内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 (三)投资主体为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集体企业，其中前(一)、(二)项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应当占主导地位。本项所称主导地位，是指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占企业全部财产的比例，一般情况下应不低于51%，特殊情况经过原审批部门批准，可以适当降低。 这种模式下企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为: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集体企业内的个人不再拥有对企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集体企业内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 集体所有制是专指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的一种所有制模式， 是指部分劳动群众共同出资入股、共同劳动、共同拥有生产资料、共同享有劳动成果的一种公有制形式。在集体所有制经济中，生产资料是集体的财产，劳动者在集体范围内平等地占有生产资料，集体企业内的个人不再拥有对企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 集体所有制的特点： (1)企业资产属于该企业劳动者组成的群体集体所有，(这是就集体所有制的本来含义或典型形式而言，在现实生活中，存在诸多变异或偏离，如乡镇以至村办企业中，企业资产更多是属于该乡镇或村的全体劳动者而非企业劳动者所有，有的集体企业不少资产是属政府部门或银行的。) (2)产权不在企业劳动者群体内分割，每个企业劳动者都对企业全部资产拥有完全重合的财产权利，但又都无权单独行使其财产权利。也就是说，相对于明确的企业外部产权界区，企业内部，劳动者之间不存在明晰的产权界区， (3)资产收益不作为独立的收入项目在企业成员之间按产权比例分配(这是指作为计划经济中的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典型形态而言。在集体所有制的初期形式中，曾存在过资产收益的单独分配，近年来，某些集体企业也逐步恢复了股金分红)，一般是作为劳动报酬，根据成员的劳动数量、质量情况分配; (4)企业成员的户、股资金或资产实际上不具有退出自由; (5)不存在独立的财产继承权，企业成员的产权继承基木上是通过其后代或亲属进入该企业而实现的。 我国按这种模式进行的所有制实践，从企业建立之初就在实质上否定了集体成员对集体财产的真正的所有权，集体成员与集体组织之间不存在具体的财产权纽带，集体成员与企业之间按资分配的关系是不存在的。按这种集体所有制模式建立的企业，在所有权结构上，始终就不存在明确的所有权主体，其所有者只是高度抽象的“劳动群众集体”，而其后由地方政府注资的集体企业则表现为公有制的特征，为地方政府所有的“二国营”公有制企业。 2.集体所有制与公有制的联系 公有制是指社会全体成员或部分成员共同拥有物质生产资料的财产所有权制度。其基本涵义是，公共所有的生产资料，既属于全体劳动人民或某个群体所有，同时又不属于其中任何个人所有。每个成员都有平等地占有生产资料的权力，但每个成员又不能凭借其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占有他人的劳动。这就是说，在公有制条件下，生产资料既属于劳动集体或全体劳动人民所有，又不属于任何单个的劳动者个人所有。这种公有制有两个最基本特征: (1)它排除了所有制方面的任何私人特权，不允许任何人把劳动者共同所有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私有财产，也就是说，它只承认财产的公共占有，而绝对排斥个人占有。 (2)它不允许任何单位和个人凭借公有的生产资料，去谋取个人或单位的私利。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只强调了公共财产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性，而否定了其可量化到集体或个人的可分性。 集体所有制具有公有制的两个基本特征，是公有制的一种形式。 3.集体所有制与股份制、私有制的区别 从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看，股份制或私有制企业里有两个特点，一是股东主要由职工、外部自然人、法人、私营企业主所组成，劳动者在企业内部仅仅是占有一小部分的生产资料，而不是全部占有;二是企业一般由法人或私营企业主个人控股，企业的所有制性质是由占控股地位的经济成份所决定。在集体所有制企业内部，集体经济的特征表现在:劳动者同时也是所有者，两者身份是统一的，它表现了全体劳动者集体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本特征。 从产权流动的情况看，股份制或私有制企业里的产权可以自由转让和流动，产权不断的流动，引起股东和股东性质的不断变化。而在集体所有制企业里，只承认财产的公共占有，而绝对排斥个人占有，强调了公共财产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性，而否定了其可量化到集体或个人的可分性。 二、 城镇集体所有制的演变及现状 1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形成及发展过程 我国集体所有制由城镇集体所有制和农村集体所有制构成。乡镇企业中的乡镇办集体企业属于城镇集体所有制范围，村办的集体企业则属于农村集体所有制范围。 我国城镇集体经济的形成与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57)，主要是在建国以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解决失业工人就业问题，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通过说服教育和示范引导城镇小私有制个体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组建了一批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形成了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 第二阶段(1958-1978)，是传统城镇集体经济发展的主要时期。它分为四个时期。一是1958年为引导城镇妇女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掀起大办街道工厂和生产组的热潮，组织了集体所有制街道工厂等;
国有企业改制的抉择、运行和监督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一）产权改革不等于简单地化公为私 所以，我说，产权的交易不仅是所有者，交易者可以是使用者或代理人，但必须是全权的使用者或代理人。也就是说，你可以是公产的代理人，也可以是私产的代理人，但你必须是经过授权的，能完成交易的全过程。现在，我们向农民征地要给补偿金，土地是国家或集体的，农民的承包实际上是使用权，为什么还补偿呢？因为合同有法律效力，人家承包20年，你现存要改变合约，当然要给补偿金，所以不要以为土地是国家或集体的，就可以随意征用，因为你已经把使用权划分给家农民了，国家要有信用，现在要收回来，就应该补偿。 浅议劳动力的再生产 ——从马克思“资本论”体系看《略论服务业资本》的逻辑谬误 王 红 霞* 胡景北教授的《略论服务业资本》一文（以下简称《略》文）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体系出发，通过分析产业工人生产劳动力的过程，定义了“直接生产劳动力使用价值的社会劳动部门即服务业部门”并相应地把社会总资本扩展为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服务业资本；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了服务业资本在剩余价值生产中的作用。尽管胡教授对服务业资本在剩余价值生产中作用的论证相当精彩，但是，文中对于“劳动力的再生产”的分析和论述，笔者却不敢苟同。笔者粗浅地以为：《略》文中对于“进入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之前工人所处状态的分析和判断”与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相去甚远甚至悖离。同时，由于“进入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之前工人所处状态的分析和判断”是《略》文分析的基础和前提，因而其谬误又导致了整个《略》文体系的诸多问题和漏洞。以下将从《略》文与马克思“资本论”体系逻辑的基本谬误出发，逐一深入分析《略》中的矛盾和不足。 一、基本悖论：进入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之前的工人 仅有其“出卖劳动力所得的价值”但不具有使用价值 《略》文指出：当资本家结束对劳动力的消费、工人离开生产过程时，“尽管他拿到了出卖劳动力所得的价值，但他的劳动力使用价值没有了。”显然，按照《略》文的逻辑，这就意味着此时的劳动力商品只具有价值但不具有使用价值。然而，根据马克思的“劳动力是商品”和“商品属性”的理论我们知道，一物，只有是有用——不仅对自己有用，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对别人或社会有用——的物，才可能具有价值。也就是说，一物首先具有使用价值然后才可能具有价值。由此可以推知：“一物可以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①，即世界上可以有只有使用价值但没有价值的东西；但是，马克思同时也指出：“…任何一物，要不是一种有用的物品，就不能有价值”②，世界上不可能只有价值而没有使用价值的商品——奇怪的是，建立在马克思“资本论”逻辑体系基础上的《略》文中便出现了这样的特例商品。这显然与马克思“资本论”体系的基本逻辑相矛盾：如果承认劳动力是商品，它就应该具有所有商品普遍具有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二重属性；如果断定走出生产过程的劳动力商品只具有价值而不具有使用价值，那么就等于否定了“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重性原理”。由于这一点是该文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因此，《略》文中关于进入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之前的工人仅有其“出卖劳动力所得的价值”但不具有使用价值就成为基本悖论。而且，这一基本悖论直接影响了后文中系列结论的正确性。 实际上，当工人离开生产过程时，他从资本家那里拿到的是他出卖劳动力所得的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的劳动力价值实现和补偿而并非是他“出卖劳动力的价值”。马克思指出：“劳动者可是要到他的劳动力已经发生作用，已经在商品中实现它本身的价值和剩余价值之后，方才得到报酬。所以他不仅已经把剩余价值（我们暂时假定，那只充当资本家的消费基金）生产出来，并且在可变资本用工资形式流回到他手中以前，已经生产出他的报酬所从出的基金，可变资本。”③ 也就是说，当资本家结束对劳动力的消费时，不仅“工人对资本家提供的‘使用价值’…某种有用的劳动”④消耗殆尽，而且，工人先前所拥有的劳动力价值也得到了实现，并转化为工人所拥有的货币形式的工资资本。马克思继而论述到：“所以，可变资本不过是劳动者维持自己，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基金或劳动基金一个特殊的历史的现象形式；那种劳动基金，在社会生产的一切制度下，他都必须要不断地生产和在生产出来”⑤。可见，此时，工人所拥有的劳动能力既没有价值也没有使用价值，当然也就无法到市场上再次进行出卖。若要使其能够到劳动力市场上再一次出卖劳动力，他就必须要把自己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同时重新生产出来。也就是说，工人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不仅是劳动力使用价值即某种有用劳动力功能的重新生产过程，同时也是劳动力价值的形成过程。然而，《略》文中却认为：工人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只是在拥有原劳动力价值的前提下劳动力使用价值的再生产过程。显然，这一方面暗示着工人劳动力的价值始终不变（即将始终保持其最初从产业资本家手中拿到的货币额），另一方面也暗示着生产劳动力使用价值的过程不会形成任何的劳动力价值。据此，《略》文关于劳动力再生产过程和服务业资本不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的两个主要论点难免令人质疑。 二、基于悖论的两个主要论点的疑问 1、劳动力“简单再生产”推论和现实中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矛盾 如果沿着《略》文的思路，那么工人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是在劳动力价值既定的条件下仅仅重新生产劳动力使用价值的过程。换句话说，《略》文认为：工人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实际上是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过程。上文的分析也已经显示：通过这个过程，工人重新具有其初次进入生产过程时所拥有的劳动力价值和使用价值，如此周而复始。进一步分析上述观点可以发现：保持工人“拿到出卖劳动力所得的价值”这个条件既定等价于工人从产业资本家那里得到的货币形式的工资额将始终保持不变，即劳动力的价值或工资将在任一生产过程中保持不变。也就是说，在上述条件下，无论工人如何进行劳动力的再生产，其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工资都将保持不变。然而，现实世界中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工资从来也没有保持过不变，而是一直在呈现着不断上升的现象和趋势。如果我们以实践为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那么我们就只能否定《略》文中隐含的假设条件，即工人不可能在每次进行劳动力的再生产时保持其原劳动力价值而只进行使用价值的生产。 可见，现实中经过每一次劳动力再生产后的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不断变化在十分有力地否定了《略》文关于工人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只是在拥有原劳动力价值的前提下劳动力使用价值的再生产过程的观点。事实上，如果我们把工人看作是劳动力资本（或人力资本）的所有者，那么他也会和其他资本所有者一样不是仅仅满足于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而更希望不断进行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以便增加劳动力的价值换回更多的“资本额”。 2、质疑“直接生产劳动力使用价值的服务业部门”的生产 《略》文中把服务业定义为“直接生产劳动力使用价值的社会劳动部门”。显然，在服务业直接生产的劳动力使用价值中，一部分是对工人自己有用的使用价值，另一部分是对别人或社会有用的使用价值，而且这两部分是揉和在一起共同附着在工人的身体上的。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当进行“对别人或社会有用的使用价值”的生产时，生产的最终目的和结果就是进行交换。既然要进行交换，那么这也就意味着该使用价值必定同时也是价值负载物。否则，交换就失去了标准而无法进行。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承认在服务业直接生产的劳动力使用价值中有一部分是对别人或社会有用的使用价值，那么在这其中就一定包含了相应的价值量的生产过程，即这一过程中必将包含着价值的生产。 实际上，仔细分析《略》文，我们也可看到《略》文关于“服务业不可能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论断和“服务业即直接生产劳动力使用价值的社会劳动部门”论断实际上存在着相互矛盾。根据《略》文观点，“服务业不可能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由于价值是一个社会范畴，“只能表现在商品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⑥；因此，不生产价值，就等价于不生产“对别人或社会有用的使用价值”。那么，服务业生产的劳动力使用价值就不包括“对别人或社会有用的使用价值”。根据《略》文的划分，劳动力的再生产通过提供“个人消费”的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完成。既然服务业不生产“对别人或社会有用的劳动力使用价值”，那么这部分使用价值就只能在提供“个人消费”的部门生产出来。而根据《略》文的观点：“个人消费过程的结果是消费资料商品价值的消灭和使用价值转化为人”，也就是说，提供“个人消费”的部门只生产对“人自己”有用的劳动力使用价值。这样，《略》文中的劳动力再生产就只是生产“对自己有用的使用价值”的生产。然而，根据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只具有“对自己有用的使用价值”不可能成为商品。因此，根据《略》文的逻辑我们经过反推最终却得到“劳动力不可能是商品”的结论。显然，这不仅与“资本论”也与《略》文本身的论点自相矛盾。由此可见，说“服务业不生产价值”难免有些武断。如果承认服务业生产价值，那么，由于价值的生产过程中总是伴随着剩余价值的生产，因此，承认服务业生产价值就必然要同时承认服务业也生产剩余价值。 三、有关服务业资本论证中的逻辑混乱 此外，本文还粗浅地认为：《略》文除在上述方面与“资本论”的逻辑存在重大谬误外，其本身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逻辑混乱。这中逻辑混乱突出表现为：在论证过程中，对象指代模糊有时甚至发生互换。具体来说：《略》文首先对服务过程进行了分类划分：依“服务劳动的接受者、服务劳动的对象或客体”标准将服务过程界定为劳动力的生产过程；依“服务劳动的发生者、服务劳动的主体”标准将其定义为劳动力的消费过程；然后，在此基础上，分别从上述角度对服务业资本在剩余价值生产中的作用进行论证。本来这一思路非常清晰明了，然而，遗憾地是，在具体论证过程中，或许由于《略》文关于“服务过程是劳动力的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的统一、是消费过程和生产过程的统一”的观点过于深刻，以致其在下文的论证中不时在“劳动力的生产过程”和“劳动力的消费过程”中摇摆不定。例如：《略》文在关于服务业资本能否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论证中，从劳动产品处在直接的消费状态的纯粹消费过程出发指出：因人化的消费性劳动不可能被资本所占有，所以推断出服务业劳动不可能为服务业资本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这实际上是仅仅建立在“劳动力的生产过程”这一立场上的，从劳动力的消费过程来说，结论肯定不同——尽管《略》文明确指出：由于“劳动力本身的生产过程即社会的消费过程居于主导的地位”所以“服务过程只是社会消费过程的一部分”，但是，“主导地位”只是说明地位作用的大小与强弱而并非排除关系，因此由“主导地位”便彻底排除“生产过程”显然显得有些牵强和独断。也就是说，既然指出服务过程是一个对立统一的辨证体、社会的消费过程只是居于主导地位而非绝对地位，那么，在分析中就不应排除对“劳动力消费过程”的分析。实际上，如果考虑到“劳动力消费过程”，服务业资本就不可能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只是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服务业资本在“劳动力消费过程”中生产出来的价值，最终被“劳动力的生产过程”所转移和消灭，而剩余价值一部分被服务业资本家所无偿占有、另一部分随着消费资料转移到工人身上罢了。 综上所述，笔者谨以为：《略》文的最大谬误在于其价值与使用价值的概念和属性与与马克思“资本论”体系的逻辑明显矛盾，这也《略》文的致命之误。而且，这一谬误直接动摇了整篇文章的观点和价值。当然，这只是笔者的拙见，对于文中的错误，愿接受任何有意义的批评指正！ 主要参考文献： 1、 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郭大力、王亚南译，人民出版社北京1965年出版。 2、 2、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三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上海1975年出版。 3、 3、 胡景北：《略论服务业资本——马克思“资本论”体系的一个扩展》，《学术月刊》，2000年第期。 同济大学 中德学院 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教研室 双周研讨会纪要 2003年10月20号 苏南模式和长三角的崛起 章先生没有从苏南模式的概念出发，而是提出了两个问题： 1． 为什么长三角尤其苏南农村在外企工人素质方面强于珠三角 2． 为什么苏南农村开发区的土地价格低于珠三角 章先生通过对苏南农村实际情况的分析，一步一步地引出自己的答案：长三角的工人高素质和土地低价格的根本原因是那里的集体所有制传统。苏南农村乡镇企业兴起于1970年。那是一个毛泽东和四人帮路线的时代，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集体耕种的制度。农民集体兴办乡镇企业的目的是增加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就业和收入。由于乡镇企业的扩张，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苏南农村基本上已经没有剩余劳动力，工资开始上升；同时中国低档产品普遍出现供大于求现象，苏南乡镇企业“船小掉头快”、通过快速频繁转产不同低档产品来盈利方式不再有效。由于保证本地农村居民就业是苏南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特征，因而苏南乡镇企业不可能象珠三角那样用外来民工以降低工资。在这种情况下，苏南乡镇企业走向提高当地农民素质、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型的道路。企业重视工人培训，农村形成学技术的氛围。尽管相当一部分苏南乡镇企业的转型没有成功，但转型过程中培养出来的技术工人与外资企业（特别台资企业）的资金、管理相结合，导致了今天长三角经济的崛起。 关于苏南地区低地价，章先生认为，这既不可能用各级政府财政补贴来解释，也不可能用它们追求“吸引外资”的政绩来说明，亦不可能用政府官员收受外资回扣来全面论证。低地价的原因应当是吸引外资会给地价获得者带来地价收入之外的实实在在的利益，因而地价获得者愿意通过降低地价来换取这种利益。章先生提出，引进外资后当地居民的收入是土地租金和就业工资两项。而苏南农村的地价之所以低，是因为当地把土地和劳动力两种不同要素的收入放在一起考虑，用低地价吸引外资，以保证本地（技术型）劳动力能够有比较稳定的收入。而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的传统，使得农民既是土地所有者又是劳动者。对他们来说，以什么名义（土地收入或工资）获得收入并不重要，重要的仅仅是获得收入。因此，他们愿意用低地价吸引能够长期稳定地为当地农村居民提供就业岗位的外资企业（特别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生产链企业）落户，然后用高素质的技术工人保证外企盈利与本地居民的收入。同时，低地价的就业岗位保障功能，有利于长三角形成以工薪阶层为主体的社会结构，而象珠三角那样的不参加劳动，完全或主要依靠土地收益为生的地主阶层很难形成。 研讨会的参与者对章先生的报告提出了不少问题。下面是与章先生的报告直接有关的问题以及章先生回答的粗略介绍： 1．关于各地转让土地吸引外资和对农民的补偿问题 答：据我所知，我国目前转让的大多是农用土地。按种植庄稼的收入给予补偿。但现在农用土地已经不再种庄稼。如果不按农田补偿，而按市价补偿，那么就遇到一个问题，即土地是谁的？如果补偿是让农民能活下去，是应该的。但问题是怎么理解能活下去？是给予生活基本保障还是象地主那样活下去？现在大城市郊区很多农民在土地上造房子出租养老，收入很高。 2．现在长三角已完成崛起，接下来是如何持续发展的问题。长三角在一体化中应如何处理竞争与协调的关系？ 答：这里应当破除计划经济的思维，即规定什么地方应该建设多少。如果有竞争就必然有重复建设。长三角的发展中，各地一直是边打边商量，往往各有各的理。竞争到一定程度，竞争不过就放弃搞别的，这是正常的，可怕的是竞争不过别人就给别人捣乱。长三角的竞争是良性竞争。重复建设指的是大产业，不能分的太粗。如果对行业细分一下，就发现许多建设不算是重复建设。竞争是发展的活力。 3．苏南模式是在特定情况下形成的。您认为发展中西部地区应采取什么途径？ 答：发展中西部是指地区的发展还是老百姓发展？如果是老百姓，可以通过允许西部老百姓到东部安家落户来解决他们的就业与收入问题。现在有很多西部人在东部干得很好，但就是无法安家，如果允许他们落户，致富问题就能解决。英语中，中国的西部大开发称为 go west $ 我看应该让西部居民go east，现在东莞就有很多外来工，但计算人均GDP时，人口是按户籍人口计算的，东莞人口80％是外来的，如果允许落户，人均GDP就会减少。是否这个原因不让西部工人落户？ 4．政府是否考虑土地转让对以后的发展有什么影响？是否考虑长远发展问题？ 答：乡镇政府的干部考虑的确实不是很长远。但实际上象台商九十年代后期进入苏南或硅谷这样的机会，历史上很少。苏州模式是特殊例子，其它城市很难学。 5．从报告上看，台资在苏南转型时救了苏南。这是否说明台资来了以后，原来的苏南模式就解体了？ 答：原来的苏南模式是地域性的集体经济。原料、市场都不是本地的。集体经济对外保证了信用。台资来后，苏南模式确实消亡了。但苏南模式是苏南人对当时的经济体制适应与改造的产物，这种能够使其他经济体制为我所用的能力不会消亡。就像上海，计划经济搞的好，市场经济也搞的好。适应性强就总会占上风。 6．苏南原来就是我国最富饶的地方，最具发展力。苏南模式对其经济发展并没起什么作用。工人的素质比珠三角高也令人怀疑，现在素质不低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另外靠地价低吸引台资也值得怀疑。台资投入很大的数额，每亩低5万元，对大额总体投资是否有很大的影响？台资来苏南可能主要是看重了上海的新发展。 答：我同意问题中的一些观点。但是，第一，苏南虽然富饶，但当时收入不能和现在比。1970年代无锡县平均劳动力人均收入每年74元，几乎无法生存。第二，长三角工人技术水平绝对来看是不高，但为什么长三角培养工人，珠三角不培养?这恐怕和长三角是本地工，而珠三角是外地工有关。第三，对投资几亿的台资来说，不一定只看地价一点。真正吸引台资的是长三角工人技术高一点，本地工相对稳定，治安状况好一些。本地的劳动力吸收完了是否还有竞争力。这就看苏南敢不敢放开户口，让外地技术工人落户。上海100多年前和今天的深圳相似，人都是从各地来的，上海江浙很难说清是谁帮谁。 7．最近安徽经贸代表团来到上海，希望积极融入长三角经济圈。从版图来看，它也属于长三角。安徽应当如何融入长三角经济圈? 答：江苏的苏南和苏北之间差距仍然存在。人说工厂办过长江就不行了，关键是人文素质差距的存在。安徽与长三角接轨需要时间，关键是安徽的观念能否接得上。 8．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东北工业基地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苏南模式中官员的集团观念起很大作用。在东北的变迁中，官员的素质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答：苏南的官员素质是高，但为什么能养这些素质高的官员? 关键是整体素质。东北的整体素质如何? 东北人是闯关东出身，应该敢闯。但现在却不流动。现在中国人口的流动包括了农民的流动，大学生的流动，但很多下岗工人却不流动。东北有很多技术工人，但不流动。素质问题不能只怨干部，干部和产生这些干部的群众在素质上是基本相同的。有些内地送干部来苏南学习。有人问苏南干部是否怕经验被学去。回答说不怕，因为他们的群众和我们不一样，他学了这一套，回去脱离群众。所以我担心的是当地民众的整体素质。农民工的流动是培训他们市场经济意识、提高素质的一种方式。 9．如何解决政府失灵问题? 答：不能要求政府做事百分之百的都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做的不一定都对。要解决的是少做错一点。否则为什么同样计划经济下，上海做的就比较好。 10．报告描述了一些事实，逻辑清楚，有说服力。但分析不够深刻。您首先没有定义什么是苏南模式，第二没有定量分析，假设检验，模型分析，第三是就事论事，说明苏南农村人口素质高和地价低的原因，但没有和一般理论联系起来，例如和经济发展理论、制度变迁理论联系起来，其结果也就没有给出一个方向。比如几年前人们论证珠三角如何如何强，今天论证长三角如何如何强，都是拿出当时被大家注意的当地的强的事实，但都是现象的描述，没有从理论高度分析，没有说明它的强处仅仅具有暂时的作用还是长久的作用。 答：苏南模式的统计资料严重不足，做模型很难，当年的数据很不完善，而且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哑变量太多。如果要检验苏南模式，可行的方法是访谈，因为当年办乡镇企业的人现在50多岁以上，可以向他们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想法是先把现象记录下来。我的分析里有很多假说，这些假说背后有许多实证性的工作要做。但这些工作恐怕不是我能做得了的了，更多的要指望在座的各位年轻人。 苏南模式形成的年代是文革期间。1970年代发展起来的，当时苏南农民必须假设外界环境不变。温州模式不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温州1979年才开始发展。苏南提前了10年，当初为解决就业问题，对环境有很强适应性。 中国当前的国有资产状况 （王鹏 编，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一、国有资产的涵义及分类 所谓国有资产，是属于国家所有的一切财产和财产权力的总称。它的存在源于国家管理社会经济生活，对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的需要。国有资产不独社会主义国家才有，更不独中国才有，资本主义国家也有，甚至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组成国家后就产生了。从政府经济职能的意义上说，国有资产将伴随着人类的历史。对于中国而言，这更是一个关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问题。 经济学对国有资产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国有资产，指的是国家依法取得和认定的资产，或者国家以各种形式对企业投资和投资收益，以及向行政单位拨款等形成的资产。在此意义上，国有资产与国有财产基本等同。 但按照市场经济的理论，严格来讲，资产和财产还是有区别的，即只有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生产经营活动的财产才叫资产。根据这个区别，引申出国有资产狭义上的定义，即一般所称的经营性国有资产，或企业国有资产。 国有企业资产、集体企业中的国有资产、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的中方国有资产、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中的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以及境外的中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中的国有资产，通常纳入狭义上的国有资产定义范围。此外，它还包括行政事业单位占有使用为获取利润而转作经营用途的资产，以及已投入生产经营过程的国有资源性资产。故而广义的国有资产包括上述经营性资产、非经营性资产和资源性资产。具体如下： （1）经营性国有资产：指从事产品生产、流通、经营服务等领域，以盈利为主要目的，依法经营或使用，其产权属于国家的一切财产。它是国有资产中最重要、最活跃的部分。具有运动性、增值性和经营方式多样性的特点。 （2）非经营性国有资产：指不直接投入生产经营过程，用于行政、公益服务事业及没有启用的国有资产，包括：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及类似机构使用的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科学、教育、卫生、体育及类似机构使用的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直接供公共使用的非经营性国有资产；以及没有启用的国有资产等。 （3）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指由行政事业单位占有、使用的，在法律上确认为国家所有、能以货币计量的各种经济资源的总和。包括国家拨给行政事业单位的资产、行政事业单位按照国家政策规定运用国有资产组织收入形成的资产，以及接受捐赠和其他法律确认为国家所有的资产。 （4）资源型国有资产：指在人们现有的知识、科技水平条件下，通过对某种资源的开发能够带来一定经济价值的国有资源。国有资源指自然界中存在的，所有权属于国家的自然资源。资源型国有资产具有经营性和非经营性，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资源型国有资产从实物形态上具有品种的稀缺性、数量的有限性、品种的复杂性和分布的失衡星等特点；从价值形态上则具有所有权的垄断性、范围的相对性、资源的资产性和有价性等特点。 我国的国有资产来源于下列渠道： 一是国家依法取得和认定的资产，主要是依法没收的官僚资本和敌伪财产；依法宣布国有的城镇土地、矿产、海洋、水流以及大森林、大荒山等；依法赎买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依法征收、征用的土地；依法没收的其他财产；依法收取的罚金；依法认定和接收的无主财产和无人继承的财产等； 二是资本金的投入及其收益，主要是国家投入国有企业、中外合资合营企业、股份企业的资本金及其权益； 三是国家对行政事业单位拨入经费形成的资产； 四是接受馈赠，主要是公民赠与国家的财产和外国友人、团体、政府赠与我国的财产。 除上述之外，凡在我国境内所有权不明确的各项财产，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也应属于国有资产。 截至2002年底，我国国有资产总量共计118299.2亿元。其中经营性国有资产为76937.8亿元，占65%；非经营性国有资产为41361.4亿元，占35%。 二、国有资产的形态及其转化 国有资产作为全民的资产主要是追求其应有的社会经济效应，尽管国有资产在数量上十分庞大，但我们可以把所有的国有资产分成四种基本的形态： 1、企业形态。企业形态的国有资产就是国有企业，包括全资的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参股企业中的国有股份。这一部分资产因其盈利性也被称作经营性国有资产。截止2002年底，我国经营性国有资产总量为76937.8亿元，占全部国有资产的65%。由此也可以看到，国有企业仅仅是国有资产的一部分，不过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而且人们多数的注意力。 2、公共产品形态。公共产品形态的国有资产是指国家和社会拥有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环境卫生、文化教育等资产。我国统计中的非经营性国有资产，指的主要就是这一部分国有资产。截止2002年底，我国非经营性国有资产总量为41361.4亿元，占全部国有资产的35%。从目前来看，公共产品形态的国有资产发展势头迅猛，而且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是国有资产拓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3、货币形态。货币形态的国有资产是指以现金或投资基金的形式存在的国有资产，包括社会保障基金、教育基金等。但以往对于这种形态的国有资产缺乏关注，因此也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很显然，这种形态的国有资产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4、资源形态。资源形态的国有资产是指国家拥有的土地、森林、矿藏等资源。在我国，多数自然资源都归国家所有，自然也就是国有资产，截止到2002年底，国有资源部统计的资源形态的国有资产为29万亿元。这一形态的国有资产具有双重特性，一方面它是一种国家可以处置的资产，另外一方面这种处置对于生态、环境等又存在较大影响，因此需要科学规划，统筹安排。 三、国有资产规模及结构分布 （一）国有资产规模 鉴于国有资产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它应当占有一定的份额和比重。但目前，国有资产总量过多、比例过大、分布过广以及资源的利用效率不高。 先来看看我国国有资产的存量规模。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应该说，国有资产的存量规模已经十分庞大。据财政部统计，到2002年底，我国国有资产总量已达118299.2亿元。其中，经营性资产76937.8亿元，占65%；非经营性资产41361.4亿元，占35%。经营性国有资产中，国有工商企业又占到65476.7亿元，占85.1%；国有警容保险企业占到10223.0亿元，占13.3%；国有境外企业占到2657.9亿元，占4%；各类国有建设基金占到1238.1亿元，占1.6%。（3） 从社会资源的占有情况来看，国有资产占有社会经济资源的60%-70%，这一点从下面几个数据可得到说明：（一）国有单位的投资在固定资产总投资中始终占近60%，“六五”期间为66% $ “七五”是63%，“八五”是59%，“九五”是53%。不过，自筹及国内贷款占据主体地位。“九五期间前四年国家投资4372.15亿元、国内贷款20625.06亿元、利用外资10054.3亿元、自筹及其他72038.3亿元，所占比重分别为4.12%、19.4%、9.5%和67.9%。（二）从流动资金的占有量来看，银行流动资金贷款的70%-80%是带给了国有企业。（三）从固定资产原值的变化来看，国有经济的增长非常快，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由1980年的3730亿增加到1995看看年的30，900万亿，增长了8.2倍，固定资产净值从1980年的2，528亿增加到1995年的17，400多亿，增加了7倍。 （二）国有资产分布结构 如上所述，国有资产的数量十分庞大，但分布结构却非常广泛和分散。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考察国有资产的分布情况。（4） 首先，从国有经济在不同部门、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中所控制的份额，根据“表1”、“表2”资料，可以看出： 1） 在大多数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以及自然垄断的门类和行业中，国有控制企业的经济总量占明显的主导地位。 分门类看，国有控制企业在“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金融、保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卫生、体育及社会福利业”以及“采掘业”等门类中，营业收入均占有60%以上的份额，最高的高达94.9%，起着明显的主导作用。 国有事业单位所占比重高、影响大的门类主要有5个，分别是“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视电影业”、“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和“农、林、牧、渔业”（见表2） 分行业来看，国有控制企业在30个大类、88个中类行业中，营业收入所占比重超过60%。这些行业中，涵盖了大部分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重要的自然垄断行业 2） 在那些比较重要的基础产业、制造业和服务行业中，国有控制企业的经济总量占有较高的比重。 在“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农、林、牧、渔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营业”3个门类中，国有控制企业所占的比重均超过了50%；在“社会服务业”和“建筑业”中，所占比重也超过了40%。 分行业看，国有控制企业所占比重在40%-60%之间的大类行业有19个，重类行业有60个。这些行业，囊括了大部分比较重要的基础产业、制造业和服务行业。 3） 在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竞争比较激烈的部门，国有企业所占比重相对较低，但仍保持着一定的比例。 在“房地产业”和“制造业”2个门类，国有控制企业的经济总量所占比重低于40%。 分行业看，在37个大类行业、195个中类行业中，国有控制企业的比重低于40%。这些行业绝大多数是那些竞争比较激烈、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加工业和一般性的服务行业。其中，诸如，“服装及其他纤维制造业”，“皮革、皮毛、羽绒及其制品业”、“家具制造业”等6个大类行业，40多个中类行业，国有控制企业经过近些年来的结构调整，目前所占比重已不足10%。 4） 原材料加工业（如“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中，国有大企业在本行业全在重要工业行业，国有大企业是行业内大企业的主体。 在那些特殊行业（如“武器弹药制造业”、“烟草加工业”、重要的采掘业（如“木材及竹材采运业”、“煤炭采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和那些重要的能源、部大企业中占有很大的比重，2001年营业收入所占比例均超过了90%；在那些比较重要的基础产业和加工工业中（如“煤气的生产和供应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国有大企业也占有较高的比例。 另外，比较国有经济在各门类中的“企业属”、“从业人员”和“营业收入”所占的比重（见表1），可以看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在大部分门类中，国有控制企业的从业人员在全部企业中所占的比重，均死于其营业收入所占的比重（只有“农、林、牧、渔业”、“社会服务业”和“房地产业”例外），这说明国有经济控制的企业在资金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所占的份额相对较高，同时，在同类行业中，国有控制企业多时一些记事册次和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的龙头企业；二是国有控制企业在全部企业中所占的比例，企业属比例大大低于其营业收入和从业人员比例，这说明国有经济中规模较大企业所占的比重相对较高。 其次，分地区来看，普查资料显示，在2001年，大部分地区国有控制企业占有相当高的比重。其中，东部发达地区国有经济比重明显低于内地，但仍占有稳固的控制地位。 1） 从“营业收入”所占的比重来看，东部地区最低，为43.5%，中部和 西部相差不大，分别为66.1%和64.9% $ 均接近2/3。分省市自治区看，有24个省（市、自治区）超过一半，其中，比重高于70%的有9个地区，最高的是吉林省，为76.9%，其余的8个地区依次为西藏、贵州、甘肃、黑龙江、新疆、青海、江西和云南；有10个地区的比重在60%至70%之间，依次为内蒙古、湖北、山西、陕西、北京、广西、宁夏、安徽、湖南和辽宁；有5个地区的比重在50%至60%之间，依次为重庆、河北、四川、河南和海南；尤其个地区的比重低于50% $ 最低的是浙江省，为28%，其余的6个地区，从高到低依次为江苏、广东、福建、山东、天津和上海。 2） 从“从业人员”所占的比重来看，东部地区最低，不足1/3，为30.4%，中部和西部均超过1/2，分别为52.5%和50.4%。分省市自治区看，有5个省（市、自治区）超过50%。其中，比重稿于60%的有7个地区，最高的是新疆，为73.9%，其余的6个地区依次为黑龙江、海南、吉林、西藏、贵州和内蒙古，有8个地区的比重在50%至60%之间，依次为甘肃、湖北、陕西、气管海、广西、陕西、宁夏和江西。有6个地区的比重在30%治0%之间，依次为四川、重庆、天津、北京、山东和上海。有4个地区的比重低于30%，最低的是浙江省，为14.1%，其余的3个地区，从高到低依次为广东、福建和江苏。 3） 从“企业数”所占的比重来看，东部地区只有12.1%，中部和西部地区均超过1/5 $ 分别为21.6%和21.1%。分省市自治区看，各地国有控制企业数所占的比例均大幅度低于“营业收入”和“从业人员”比例，超过50%地区只有一个，是西藏，占57.4%;比重高于和低于20%的地区各有15个，在15个比重高于20%的地区中，有5个地区的比重高于30%，依次为湖北、贵州、青海、甘肃和黑龙江，其余的10个地区依次为新疆爱那个、广西、海南、内蒙古、吉林、云南、山西、江西、山西和湖南；在比重低于20%的15个地区中，比重低于10%的地区有两个，分别是浙江和江苏，比重分别为6.5%和9%，其余的13个地区，从低到高依次为上海、北京、广东、福建、河南、四川、山东、重庆、天津、辽宁、安徽、河北和宁夏。 4） 从企业的实收资本来看（见表3，表4）[5] $ 截止到2001年底，在垄断性强的产业，国家资本仍占有绝对的优势。其中，在地质勘查与水利管理业，国家资本占实收资本的比率达78%之上，其次为金融保险业，这一比率达74.85%，以下依次为交通运输、仓储与电信业（70.91%）、采掘业（70.59%）、卫生、体育与社会福利业（65.45%）、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59.93%）、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57.08%）。显而易见，在这些非竞争性的产业或自然垄断产业里，国家资本在全部资本中的比率仍在60%至70%左右。 不过，在非垄断的竞争性产业，国家资本在企业实收资本中的比重只占1/3左右。其中，房地产业中国家资本的比率最低，为21.88%；其次是制造业，国家资本的比率为28.29%；下面依次为社会服务业（31.32%） $ 批发与零售贸易、餐饮业（32.93%）、建筑业（36.74%），农、林、牧、渔业（37.08%）、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40.85%）。 如果将各个产业中的全部资本分为三个子类：国有绝对控股企业的资本、国有相对控股企业的资本和其他企业的资本，表4告诉我们，在所有产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国有绝对控股企业的资本平均占到52.81%，国有相对控股企业的资本只占3.46%，两者相加，国有控股企业的资本在大部分大类产业中仍保持着控制力。 若分部门来看，在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中，国有控股企业的资本占总资本的比率高达91.75%，其次为金融保险业（85.89%、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81.74%）。即使是在制造业与社会服务业这一类竞争性行业中，国家啊他能够过孔国库能够股方式，使控股企业的资本占本行业总资本的比率都超过了40%。这再次说明，通过控股方式可以提高国家资本对社会总资本的控制力。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这个城市公用事业行业。该行业的国家资本占实收资本的比率为57.08%，而通过国家控股方式，使国家控股公司的资本占该行业全部资本的比率上升到81.74%。这是因为城市公用事业已经引入了国有控股的企业法人资本构架，而控股使国有资本的调控里间接上升了24个百分点。它意味着，即使在未来的若干年内，国家资本占全部实收资本的比率下降了，只要国家资本仍在水电气这些公用事业产业保持绝对或相对控股地位，国家资本仍能保持其对社会产业资本的调控力。 综上所述，中国国有资产的规模与分布结构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1）尽管在全部单位中，国有绝对控股（包括国有独资）与相对控股的企业法人量只有15%，但在全社会总资产中，国家资本仍达44%以上；（2）共有资本（国家与集体资本）仍占全部企业实收资本的53.06%；（3）尽管上世纪80年代蓬勃发展的集体经济已呈相对下降趋势，但国家通过新的合作经济方式，在私人资本与外资参与的公司型企业中通过控股，仍然控制了全社会实收资本的56%以上；（4）国家资本在房地产业、制造业、服务业、商业与餐饮业等竞争性产业中已经推出，其占上述产业的资本的比率已降为30%上下，而在垄断性产业与公用事业和金融行业中，国家资本仍占70%左右；（5）通过国家控股方式，可以使国家资本对全社会资本的调控力间接增加8-12个百分点；（6）国有工商企业国有资产分布结构进一步优化，国有资产向基础产业和大型企业聚集步伐加快。基础产业占国有工商企业国有资产总量已超过62%；国有大型企业占国有工商企业资产总量已超过77%。 （三）国有资产绩效分析 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发展，国有资产在所有行业和领域都占据绝对控制地位的状况已有很大改变。但从总体上看，国民经济的命脉仍然牢牢地掌握在国有经济的手中，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具有很强的控制力。也正因为如此，国有资产的总体绩效表现得并不能令人满意。
2003年4月14号研讨会纪要 复旦大学博士后罗云辉先生应邀于2003年4月14日在同济大学中德学院做了学术报告。罗博士报告的题目是“中国经济过度竞争问题初探”。 罗博士首先在分析他人对过度竞争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定义了过度竞争。他指出，过度竞争问题不是宏观经济衰退或萧条的问题；过度竞争也不是产业结构升级或产业衰退的问题。过度竞争指的是市场行为的主体（企业或企业的代理人或政府）在一定竞争准则和游戏规则（主要是产权制度）以及其他局限条件约束下，力图通过竞争达到自身特定的效用函数的最大化，而采取的有悖于其代表的名义主体根本利益的竞争行为本身。同时他强调指出，一定要有名义主体存在且被侵犯才会存在过度竞争，否则就不存在过度竞争。名义主体和竞争主体之间的关系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竞争主体和名义主体合二为一；第二种情况是名义主体和竞争主体相分离。 罗先生首先分析了名义主体和竞争主体合二为一的市场经济的情况。在一个纯粹的竞争市场部门中，如果各个企业生产产品的单位成本高低不同，成本较低的企业就可能降低销售价格，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如果降低的价格低于成本较高企业的关门点，后一企业就将退出市场。这样的竞争过程不断延续，最后就可能只剩下一家企业，即成本最低的企业。这就是著名的Bertrand竞争。此时，产品价格将高于余留下来的企业的关门点价格，但低于这些和这家企业的平均可变成本。企业虽然继续生产，但蒙受亏损。因此，企业的竞争行为实际上有悖于自身的根本利益。 当然，Bertrand竞争结局有三个假设条件：1. 产品无差异，2. 一次性博弈，3. 各个企业的生产能力无限大。罗先生考察了放松这三个假设后，上面命题能否成立的问题。1．引入产品差异化给过度竞争带来的影响可以用Salop模型：产品之间的差别是连续的，产品同质，差别是异位的。企业的数目大于社会福利最大化时的企业数目。2. 博弈是多次性的。 3. 现实中各个企业的生产能力是有限的。但罗博士说明这一点并不影响模型的结果。他特别指出此时的成本一定是机会成本，而沉没成本没有机会，因此不是机会成本。 在前面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罗博士对中国经济存在过度竞争的原因进行了分析。1．分析中国经济过度竞争的特殊性，就要从公有产权制度着眼。这是因为一方面竞争行为受制于竞争背后的约束规则 ―― 主要是产权制度，而中国经济产权制度的特殊性在于公有产权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尽管市场经济中过度竞争的作用机理（即名义主体与竞争主体合二为一的情况。注意，委托－代理关系或信托－托管关系中的合约双方亦被抽象为单一主体，从而这种过度竞争是由非对称成本Bertrand竞争引致的“囚徒困境”式的过度竞争）同样作用于中国经济，但典型的市场经济中过度竞争现象的罕有与中国经济过度竞争表现为一种市场秩序之间巨大反差，这也使我们有理由将对中国经济的过度竞争分析聚焦于公有产权。不同于共有产权下的租值消散，公有产权由于存在利益受侵犯的“名义主体”，共有产权在公有产权中的作用性质是过度竞争。2．民营企业或其他非国有性质的企业。由于不同企业制度的效率差异与上游产业的价格歧视，存在下游企业过度竞争的可能性。最后，罗博士以我国苏南地区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土地出让为例，分析了其中存在的过度竞争问题。 与会讨论者对罗博士报告提出的问题集中在过度竞争的定义上。首先，名义主体和竞争主体同一的情况下，如何定义过度竞争。有人提出，如果假设每一主体都是理性的，那么，为什么一个主体要采取损害自己根本利益的竞争行为，就难以解释。象罗博士说明的Bertrand竞争，可以理解为成本最低的企业为完全占有市场所从事的理性竞争，因为一旦整个市场被一家企业占有，它就有可能调整自己的生产能力，在长期中实现更大的盈利，因此很难说成本最低企业采取的Bertrand竞争行为是种过度竞争。还有人提出，成本最低企业只要把价格定在成本次低企业的成本上或略低于这一成本就足以使后者退出市场，而无需一定要把价格定在使本企业亏损的水准上，这样，成本最低企业的竞争行为在短期内也可能不损害自己的利益或者根本利益。 讨论者提出的另一个问题与名义主体有关：如果没有名义主体，过度竞争是否可能存在。罗博士认为如果过度竞争是一种危害了竞争主体根本利益的竞争行为，那么，这种过度竞争还是有可能存在的。罗博士举了囚徒困境的例子。两个囚徒为了竞争最短的刑期而采取的对自己最好的策略却导致了自己更长的刑期。在市场竞争中同样可能发生类似的情况。但有讨论者提出这里牵涉到对过度竞争概念的一般用法。通常人们并不把囚徒困境中的最优策略竞争解视为过度竞争。这里又牵涉到竞争理论和不完全信息经济学的问题，过度竞争似乎又可以视为竞争主体在其占有的不完全信息的基础上作出的最优竞争行为，而这一行为其结果上却损害了竞争主体的根本利益。 如果存在名义主体，罗博士定义的过度竞争可能比较易于理解，因为竞争主体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采取危及名义主体利益的竞争行为。用这个观点在解释中国现实是有一定力量的。在中国的国有企业，名义主体是国家，竞争主体是企业经理。企业经理追求的是自己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因此完全可能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在国家无法辨别的情况下采取过度竞争的方式，在损害国家利益的同时实现自己的利益。罗博士为此列举了若干例子。不过，最引人注目的也就是报纸通常所说的国内过度竞争行业，是例如用降价方式竞争的彩电等家用电器生产部门。这些部门内竞争的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可是，它们的状况与罗博士的分析似乎有一些距离。这里的问题，可能是报纸上或者一般杂志文章上讲的过度竞争并无严格定义。此外，还有个恶性竞争的概念，它和过度竞争概念的联系也值得探讨。总之，罗博士的报告很有意义，开阔了研究中国市场竞争的视野，并提出了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国有资产流失的真与假 姚 洋 朗咸平点名“揭发”三家知名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从而引发了关于国企改革的新一轮大讨论。朗教授的“揭发”是否正确，作为对这三个企业毫无了解的局外人，我不敢妄加评论（报纸、网络对此有激烈的争论），只是想说，郎教授的“揭发”已经涉及法律问题；在一个法治健全的国家，媒体上吵得如此纷纷扬扬的事件，检察机关早该介入调查了。可惜，中国是一个法治极端不健全的国家，游戏规则不是法律确立的，而是游戏玩家们创立的；其结果自然是，规则成为有权势者自家的家法。股市上庄家的操纵不是特例，而是每个股民每天必须面对的事实。关联交易和资金转移在其他国家是明令禁止的，而在中国，借壳上市成为许多人股市淘金的捷径。如果上市是为企业筹集资金，借壳无可指摘（谁让我们除上海、深圳两大股市之外再没有像样的资本市场，而我们的上市政策又对民企还有诸多限制呢！）；然而，看多了像蓝田这样的皮包公司的伎俩，我们不能不对股市上的概念股打上几个问号。中国至今尚无一部管制关联交易的法律，因此那些左手倒右手的交易才能大行其道。如果左手握的是国营企业，右手握的是自家的私营企业，国有资产的流失自然不可避免。因此，朗教授的“揭发”可能是对的。但是，对错应由法院来裁定。顾雏军已经在香港起诉朗咸平诽谤，香港法庭的裁定也许会为我们判断对错提供一些线索。 经济学界起初对朗咸平反应冷淡的原因有二。其一，他所提出的问题早已讨论过。关于国有资产流失，1998年产权改革大面积展开的时候，就有过一次类似的讨论。也许是因为当时网络不发达的原因，那次讨论只局限于知识分子中间，并没有引起大众和媒体的反响；而且，在中央领导的干预下，它很快就偃旗息鼓了。其二，郎教授由他所认定的三家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推导出国企改制的大方向错了，改制应该停止的结论。按照他的说法，国企的表现并不比私企差，国家所有没有错，只要有完善的经理人市场，国企完全可以和私企表现一样好，甚至更好。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所指出的，朗教授大概是不熟悉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朗教授所开出的药方，我们在二十年前就开始尝试了。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承包制、年薪制，我们都试过。但是，九十年代以来大规模的改制浪潮本身就证明，这些办法都不起作用，改变所有制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关于国有企业是否有效的理论问题，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内部早在一九九六年就有过激烈的讨论，林毅夫和张维迎二位教授各持一词，至今也没有结论。但是，借用一句老话，“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中国过去十五年的改革实践早已对这个问题给出了答案。在这点上，我很赞同周其仁教授的观点，当我们讨论国企改革的时候，必须要把国企放在中国的现实政治和社会环境中来考察。在这个环境中，国企领导永远是国家干部，国企永远没有最后的负责者，因此我们的国企不可能像雷诺那样进行管理。在中国的法治环境和政治环境下，国企的两权分离要么造成国企经理的恣意妄为，要么让他们成为政府的婢女。两权合一的“原始”经营模式，也许是最适合我们这个时代的模式。对于在数量上占绝大多数的中小国营企业而言，它更是一个不超越的阶段。 朗教授是有相当学术成就的经济学家，声称当今国内只有他才用数据说话，而别人都是拍脑袋说话，而产权改革就是拍脑袋拍出来的。对于那些亲身经历中国改革的人来说，这自然是极大的冒犯。然而，朗教授自己的数据是否就可靠呢？《国企经营绩效的分析和职业经理人的制度建立》是他关于国企改革的一篇比较学术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举了三个例子来说明国企的表现不输给私企。第一个例子是大陆在香港上市的公司和香港的私人企业之间的比较。他的数据表明，大陆公司的平均表现比香港公司好。但是，正像他自己在文章中所指出的，在港上市的大陆公司表现好，可能是仅仅是因为它们具有垄断地位。第二个例子是2002年底沪深改制后的上市公司中国有股比例和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郎咸平将这些企业按国有股的比例分成由低到高的五组，发现这五组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的平均数随着国有股比例的提高而呈现一个U型关系，即国有股比例较低和较高的企业的业绩好于国有股比例中等的企业的业绩。但是，这个U型关系是在没有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得到的；对计量经济学略知一二的人都清楚，仅仅比较平均数所得出的结论是不可靠的。郎咸平的第三个例子引用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田利辉博士的研究。他这样转述田利辉的研究结果：“当国有股股权比例为0时，每单位资产可以创造2.6元的市场价值。当国有股权的比例从0开始增加后，市场价值随即下降。国有股股权比例到40%的时候，每单位资产可以创造出2.2元的最低的市场价值。但是，当国有股股权的比例超过40%以后，价值随即上升。国有股股权比例增加到80%的时候，每单位资产可以创造出2.55元的市场价值。”由此，他认为田利辉的研究支持了他的U型关系结论。同时，他认为：“这个研究也表明了国企的经营绩效仍然可以提高接近民企的水平，这个现象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然而，他没有强调的，一个企业的国有股比例再高，它的绩效也赶不上完全私有的企业。而且，这个结果和第二个例子中的结果之间是有矛盾的。在那里，郎咸平发现，国有股比例最低的一组的平均利润率是2.26%，大大低于最高一组的5.05%。田利辉的结果是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情况下，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得出的，我们因此更有理由怀疑郎咸平第二个例子中的平均数比较的可靠性。 我本人在2002年参与主持了一项12个城市近700家国营企业的改制调查，被调查企业既包括一、二百人的小企业，也包括近万人的大企业，调查数据涵盖1995至2001的7年时间。我们的计量经济学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前提下，当一个企业中的私人股份超过了一定比例时，改制对企业效率的提高具有正面效果。具体来讲，当私人股份介于零和50％之间时，企业的资本利润率比纯国有企业的高2.70个百分点；当私人股份高于50％时，企业的资本利润率比纯国有企业的高1.24个百分点。在我们的样本企业中，资本利润率在各年的平均值在零和－1％之间，而郎咸平第二个例子中的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在－1.46% 和5.05%之间，因此，上面的差距是很显著的（上面的结果显示，私人控股企业的业绩比国有控股企业的绩效低。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完全控制所有其他因素。比如，国有控股企业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它们的技术水平较高等）。此外，我们还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前提下，改制企业在改制当年比纯国有企业解聘较多的职工，但随后它们解聘的速度低于纯国有企业（在我们的样本企业中，在岗职工比例都在下降）；并且，它们的工资增长率高于纯国有企业。这说明，至少就长期而言，改制是一个双赢举措：它一方面减缓了失业压力，另一方面又提高了在岗职工的工资。 那么，大面积改制过程中是否存在朗咸平所说的国有资产流失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意识到，国有和集体企业在改制之前已经存在相当严重的资产流失。国企高管人员的职务消费只不过是露出水面之冰山一角而已，更严重的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国企高管的腐败和犯罪行为，这些行为发生的概率也许较低，但其负面影响不可低估。其二是国企高管的资产转移，通过和子女和亲属企业的关联交易，将国有资产化公为私。其三是国企因经营不善所导致的银行坏帐。在目前官方公布的2.4万亿坏帐中，绝大部分是国营企业欠下的。这是最大一项国有资产流失。对于全社会而言，前两项流失可能仅仅是把钱从左口袋挪到了右口袋，资产没有灭失；而坏帐中的很大部分产生于无效投资。对于许多国企所投资的项目而言，开工之日就是亏损之时，投资永远无望收回。有位美国大企业的经理对中国的国企看得很透，意识到它们比国外企业更愿意冒风险。有人听了这话还沾沾自喜，以为别人在夸自己；殊不知，我们的国企敢冒风险，实在是因为它们的贷款来得太容易，亏了之后又不会受到惩罚，而结果是，全国人民必须为它们最后买单。早在2000年，我就在《读书》上写过一篇文章，讨论改制先锋顺德的事情。顺德把改制叫做“止血工程”，因为不改制，国有资产就会像血一样从伤口处哗哗地流失掉。改革的实践者们比我们的公共知识分子们更清楚问题之所在。对很多地方来说，改制不是地方政府为了提高效率而有意为之，而是迫不得已的结果。 那么，改制过程中是否存在国有资产流失呢？回答是肯定的。而且，在目前不规范的情况下，国企高管利用改制空手套白狼的动机还很强烈。由此，我们应该对MBO持有高度的警惕。这不是说管理层持股不对；相反，我赞成管理层不仅要持股，而且要持大股。问题是管理层的钱的来路以及谁来监督管理层的收购。我在成都采访过一位改制企业的年轻经理，问他是否愿意进行MBO。他说，如果他愿意，他立即可以赚几千万元。已经有投资者来鼓动他，愿意借钱给他搞MBO。尽管公司也有董事会，但实际上权力掌握在他一个人手中。他完全可以用借来的钱先收购公司的股份，然后又反过来做些手脚，让公司以高于其收购价的价格回购这些股份，转眼间他就可以赚个满钵。幸好他是一个出身工人家庭的好人，不愿意欺骗厂里的职工小股东们。但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人性善上，在制度建设还非常薄弱的情况下，MBO要慎行。在这方面，顺德为我们做出了榜样。顺德的国企和集体企业经理要想买企业，必须自己掏腰包，交纳相当比例的现金。有了这样的要求，企业经理想空手套白狼的动机就会大大降低。 然而，把国有资产流失的板子全打在国企高管的屁股上，却是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就我们调查所得到的情况来看，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的主要形式是资产打折，而不是空手套白狼。在某些城市，企业可以以低于帐面价值60％的价格出售。资产打折的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想以资产换取就业。从中央到地方，就业是一切问题之根本，因为它关系到社会稳定这个敏感问题。谁都知道，隐蔽失业在国企中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我曾在西安一家大型国企的企管办工作过两年。在我去之前，这个办公室只有两人；我去之后，人数直线上升，到两年之后我离开时，已经达到七人。刚到这家工厂时，我还在装配车间里实习过半年。我们班组按编制总共有12个人，可平时能有一半人上班就不错了，生产却从来没有耽误过。改制本是国企瘦身的好机会，但地方政府总是设法要求企业多留人；哪怕下岗，也要以内退为主。这样一来，企业高管就拥有了很强的谈判能力。尽管各地都有明文规定的资产打折标准，但每个企业都会以情况特殊为由要求更高的折扣。由于信息严重不对称，地方政府往往屈服于企业管理者的要求。改制过程中内部人控制严重也与此有关。内部人比外部投资者拥有更多关于企业资产和人员的信息，因此更可能答应多雇用工人，地方政府选择内部人就是理性的选择了。 说到底，资产打折和地方政府是否愿意负担起提供再就业机会的责任有极大的关系。可以想像，改制的最佳办法是先将人员和资产剥离，将资产以招标的形式公开出售，然后要求买者必须雇用一定比例的职工，剩下的人由政府负责，安排再就业。这样做的好处有二。其一，它可以最大程度地发现资产的价值。目前以会计价值确定资产价值的方法显然是不科学的，帐面价值高的企业可能没有任何前途（如那些开工即亏损的企业），而帐面价值为负数的企业未必就不能卖一个好价钱，因为它们可能有较好的发展空间。公开招标出售可以发现那些识货的买主，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政府，这都是好事。其二，公开出售割断了资产和人员安置之间扯不清、理还乱的关系，为企业今后的资产重组扫清了道路。然而，在我们所调查的十二个城市中，只有重庆的南岸区计划照以上办法做，其他地方统统将人员安置和资产打折捆绑在一起。这是政府不愿意负担责任的结果。就多数地方政府而言，改制是甩掉国企这个沉重包袱的好机会。一位经贸委主任曾对我直言不讳地说：“改制就是要让工人别到政府大楼前‘上班’。”“上班”是对工人到政府门前静坐的戏称。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倾向已经危及政府的威望。其实，何止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何尝又好多少？现在的情形是，中央财政好于省级财政，省级财政好于市级财政，依此类推，区、县、乡镇最惨，只好向企业和农民伸手，有些地方的税已经收到2007年了！中央现在控制着187家特大型企业，赢利占所有国有企业的2/3；各省、市纷纷效尤，赢利企业保留，亏损企业下放。某市一个区原来没有几家国有企业，市里一下子下放三十二家，都是亏损的待改制企业。要全部改完这些企业，需要1.2亿元；对于一个区而言，这是天文数字。 回到郎咸平所引发的大讨论，我想说的是，义愤不能代替冷静的观察和思考；尤其重要的是，公共知识分子要做社会的大脑，而不是大众的喉舌。中国的现实是，大众所接受的关于公平的教育和他们在现实中的遭遇完全是矛盾的。我们从小所接受的教育是，我们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我们是国家的主人，我们的要求就应该是国家的行动。但是，现实却是，我们不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在这个日益分化的社会里，我们的要求也不一定转化为国家的行动。理想与现实的反差造成人们的挫折感和对社会的愤怒。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是引导民众缓解挫折感，督促政府改进制度建设和再分配机制，而不是点燃民众的愤怒之火。民粹主义可以图得一时的痛快，但对国家和民族都是一剂慢性毒药。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私有化，三好坞旁的疑问
－－代 www.sanhaowu.net 序 宋世方：国际贸易政策合作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提纲）
杨智峰：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改制问题研究
韩强：国有企业改制的抉择、运行和监督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韩 强
国有企业的改制已经成为当前的热点，特别是这次郎咸平引起的国有资产改革大讨论，进一步把这个问题推向高潮。我的观点是，国企改革，或者说制度的改革，不能仅限于所谓的“产权”改革，应该包括管理制度和监督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就“产权”改革来说，不能简单地认为把公有制变成私有制就叫产权改革，还可以理解为：把单一的所有制改变为多元的所有制——股份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国有控股公司，国有股可以占主导地位，其它股份为公众股，也可以让其它股份参加，例如民营股份。其实，在欧洲，国有控股公司很多，例如德国的大众公司、法国的雷诺公司。所以，我们首先要明确，改制并不等于把国有资产全卖掉。因为公有制是多样性的，有单一的公有制，还有劳动者集体所有制，还可以有国有控股公司，同样私有制也是多样性的，有单一的私有制，还有合伙人的集体所有制，还可以有民营控股公司。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所有制，都必须在所有权上明确。特别是集体所有制和公司制，必须明确每个参与者所占有的产权，这是不能含糊的，否则就会引起一系列的纷争。现在不仅一些改制后的公司发生产权纠纷，甚至连家族企业中也发生纷争。因此，作为参与者必须以法律文书的方法明确产权，才能避免纷争。
这里有一个问题；一些经济学家提出，把国企卖掉，或者是MBO，让管理者收购，就能提高企业效率，他们认为自己管理自己的财产肯定能管好。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可以看到现实世界中不仅国企、而且相当多的民企经营不善也会倒闭。所以，不能把产权与管理方法混为一谈。还有的经济学家引用科斯理论宣传“产权明确”就是私有化，只有私有化才能节约交易成本。这是一个误解。
其实，就是按照科斯的产权交易，也没有严格规定进行交易者，必须是产权的所有者，双方可以是使用者或代理人，但必须是全权的使用者或代理人。也就是说，你可以是公产的代理人，也可以是私产的代理人，但你必须是经过授权的，能完成交易的全过程。但是，张五常把“私产”推到了极端。最典型的例子是他要推翻古老的“海鱼不能被保障为私产”的观念。结果，他好像是在讲故事，因为流动的鱼是混合的，无法界定出哪一部分三文鱼是谁的。
那么，科思理论是怎么说的呢？
科斯在诺贝尔经学奖获奖演说词《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中作出这样的概括，“在交易费用为零的世界中（标准经济理论的一个假设），当事人各方之间（平等自由）的谈判将会导致带来财富最大化的制度安排，而这状况与权利的初始配置是无关的。”请注意最关键的一句：“谈判将会导致带来财富最大化的制度安排，而这状况与权利的初始配置是无关的。”也就是无论是公产还是私产都可以交易，“与初始配置无关”，也就是说，即使不是初始的所有者，只是授权的使用者或代理人也可进行交易。这里最重要的是具有法律性的“授权”。
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的文章中举了农夫与养牛者的例子。讲得就更清楚了。他假定农夫和养牛者在相邻的土地上经营；在两之间没有任何栅栏，因此，牛群规模的扩大就会增加农夫的谷物损失；农夫或者养牛者将土地用栅栏围起来每年要花费若干美元的成本；但如果存在当事人各方之间（平等自由）的谈判的市场交易，不论是养牛者支付给农夫一笔钱让他放弃土地，还是养牛者支付给土地所有者一笔稍高于给农夫的钱（若农夫自己正式租地的话）而自己租下土地，或者是由谁将土地用栅栏围起来，都会采用一种使双方都接受的收益最大损失最小的“合算”的方法——最终结果都一样，即使产值最大化。因此，对资源配置没有任何长期影响。
这里，很清楚，农夫自己正式租地是使用权，不是所有权，这个使用权也可以交易。也可以是养牛者直接找土地的所有者进行交易，那所有者就要向农夫收回使用权，但是这种收回也要交易，因为你是提前解约，要承担农夫的损失才公平，这样就成了三方谈判。
现在，我们国有资产交易的过程中，经常出现的是未经所有者授权的交易，特别是MBO，企业的管理层只是经营者，他们被授予的只是经营权，并没有产权的交易权，所以曲线MBO是不合法的。
（二）所有者缺位问题
郎咸平说：“我觉得最荒谬的事情，就是现在谈产权改革的时候，动辄就强调要民营化，又例如对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缺位等说法，实际上都不是很准确的。中国国有企业的问题是经理层不够专业，做得不够好，并非完全是国有控股的问题。很多国家都会有很多的控股企业，这也是企业存在的一种形式。（《郎咸平探求民企“原罪“出路》《南风窗》
这里，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能借口“所有者缺位”就搞私有化，因为在“缺位”的情况下，搞所谓的“民营化”、“私有化”，只会公共财产的所有者受到更大的损失。另一方面，内地经济学家所说的“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缺位”，是指在法律上规定了全民所有制，但是法律没有细化，在操作层面上，民众没有知情权、发言权、监督权。同时，企业要有管理者，不可能人人都直接管理企业。
郎咸平一直强调，法律上已经规定了公有权，所以不存在“所有者缺位”的问题。也许是他不熟悉内地的情况，所谓“五龙治水”分散化的行政管理，这种操作方法，实际上形成了“所有者缺位”。所以，我认为关键问题是让所有者“复位”，怎样“复位”呢？应该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人民的知情权、发言权、监督权，具体形式就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建立监督机构。
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决定国有企业的建立、合并、撤销或内部机构变革，通过掌握财权控制联邦预算间接制约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活动，对于国有企业经营状况，美国国会还通过常设委员会或者临时特别委员会进行调查，审议国有企业管理的各种议案。
法国国会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和监督主要通过调查和诉讼方式实现，国会议员拥有对涉及国有企业各个方面的直接和间接调查权，可召集会议直接调查也可组织有关调查组或委托审计院调查，有权在特定期限内设立调查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并就国有企业问题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口头或书面质询。
还介绍了英国、德国的经验，还包括东方的印度：国会对国有资产的管理方式，一是议员每年对国企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评议，二是国会每年举行一次围绕一个或一批国有企业的预算和议案等问题的辩论，三是通过与国有企业相关的公共会计委员会、预算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国有企业委员会实施具体的管理和监督，公共会计委员会负责审查国有企业的收支账目表和资产负债表、盈亏会计报表以及审计报告。
这些经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发挥议会的作用。从法理上说，既然公有资产是全民的，议会当然要进行监督和管理。这样就从法律上保证了全体所有者的地位。
如果我们看一看某些经济学家提倡的MBO，一味强调企业管理者的贡献，根本就没有把真正的所有者——全体人民放在眼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支持郎咸平、左大培要求停止MBO的观点。因为凡是MBO，或多或少总是暗箱操作。有人说公开操作就可以避免缺陷了，却忘记了一个问题：全透明的公开操作，MBO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公开操作，就会有人出比管理者更高的价格，当然是谁出的钱多，就卖给谁，管理者的特权也就消失了，MBO也就不存在了。在这个问题上，一些人突破不了洋教条，想改良MBO，却忘记了公开透明的操作，MBO的特权就消失了。
这里，我还要说的，民营企业也会出现“所有者缺位”，也许有人会感到吃惊，民营企业是老板自己的，怎么会“缺位”？实际情况是：企业做大了，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举一个例子：
《科学投资》《中国民企死亡全书》，就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李忠文也是一个渔民的儿子，19岁时被人推荐到天津当学徒，学习做鞋。1994年，羽翼渐丰的李忠文辞了原来的老板，借了4000块钱，和哥哥两人开始在天津打江山。李忠文很有生意头脑，在他做生意的第一年，他那个由老式澡堂子改建的只有420平方米的鞋店就为他带来了400多万元的收入。到1996年，李忠文和哥哥在天津已经拥有4家鞋店，每家单店面积都在四五百平方米，生意都不错。从1997年起到2000年，短短的4年时间里，“百信鞋业”在全国40多个城市开了80家连锁店，旗下拥有了2.8万名员工，总资产达到30多亿元。这时候的李忠文已经不仅仅是个亿万富翁，而且成为社会名流，被人誉为“中国鞋王”。他宣称，到2002年，“百信鞋业”要在全国开100家连锁店，5年内跻身世界500强。
就在李忠文宣称他的“百信鞋业”要在5年内跻身世界500强的时候，灾难开始了。李忠文开鞋店，采取的是家电经销的那一套模式，即由厂家先垫货，待一段时间之后，再由商家给厂家结款。这种运作模式，可以很好地缓解商家资金紧张的局面，但同时也潜伏着巨大的危险。随着李忠文的信心爆棚，短时间内一下开出几十家店，而且单店面积越来越大，最大的超过1万平米。这些店铺占压了大量的资金，这使“百信”的资金始终处于极度紧缺的状态。这导致了两个后果，第一，替李忠文打理在全国各地几十家店铺的大多是他的亲戚朋友。这些亲戚朋友乘其一时分身乏术，开始公然地、大规模地损公肥私，化公为私，使企业利益受到极大损害；第二，劣质商品开始大量涌入“百信”，百信”销售额急剧下降，使本已紧张的资金链进一步绷紧。王红霞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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