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发表意见是当今世界的规则

刚刚看到一位网友的短信:“胡老师,北京听取了您的意见。”随信还有一篇作者为“公司法务联盟”的文章:“人社部否定了上海及各地人社局新冠延迟复工期间双倍工资的解释”。原来,那位网友指的是我在今年2月1日写的题为“上海应当立即停止延长假期内发放双倍工资的政策”文章。在那篇拙文中,我指出上海市政府的那个双倍工资政策既违反劳动法,又脱离当前大部分企业正处于困境的现实。网友转来的文章附有人社部发〔2020〕8号文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全国总工会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 全国工商联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稳定劳动关系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意见”。这个文件提出,对受疫情影响职工不能按期到岗或企业不能开工生产而且也不具备远程办公条件的企业,应与职工协商优先使用带薪年休假、企业自设福利假等各类假;“对用完各类休假仍不能提供正常劳动或其他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职工,指导企业参照国家关于停工、停产期间工资支付相关规定与职工协商,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按照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按有关规定发放生活费。”该文件只字未提双倍工资。但正如公司法务联盟的文章标题所示,它否定了上海等地关于防疫停工期间上班双倍工资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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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

在全世界尤其中国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俗称“武汉肺炎”)的紧张气氛中,时针不但一下子转过了2020年元旦,而且转过了2020年春节!现在,无论公历农历,太阳历月亮历,我们已经置身于2020年,置身于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二十一世纪已经过去了五分之一,二十一世纪不再是“新”世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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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应当立即停止延长假期内发放双倍工资的政策

上海市政府前几天宣布,原定于1月30日结束的2020年春节假期延长至2月9日。这样的延长,为“居家自我隔离”的武汉肺炎防疫措施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同时,上海市政府要求在延长的假期中,上班包括在家上班的员工工资比照休息日工资支付,即支付双倍工资;不上班的员工比照正常工资支付。我认为上海市政府的工资规定不合理,应当立即取消,而代之以上班员工按照正常工资发放,不上班的员工则由各企业自行决定、但至少必须发放50%的正常工资的政策。我的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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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春节,我为武汉人祈祷

2020年的农历春节到了。

在这一天,我在为家人、亲友和世界祈祷的同时,特别地要为正处于封城状态的武汉人祈祷、为同样处于封城状态以及半封城状态的鄂州、仙桃、枝江、潜江、黄冈、赤壁、荆门、咸宁、黄石、当阳、恩施、孝感、荆州和宜昌人祈祷,为生活在新型冠状病毒威胁的恐怖下的湖北人和其他同胞祈祷,祈求上天保佑武汉人、保佑湖北人!

我多次去过武汉,我有许多武汉的亲友,我还有许多来自武汉和湖北其它地区的朋友,他们的亲人在湖北。记得十几年和孩子去武汉、宜昌和三峡自助游,所接触的湖北人,从教授到船夫,都热情洋溢,给我们父子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回忆。现在,在我们民族数千年来最为重视的家庭节日里,我很难想象自己怎样才能在一个被封锁的城市竭力生存下去、尤其在这样的节日里竭力纾解自己的心绪,因此,我对以武汉人为代表的被封城的湖北人充满了同情和尊重:你们太不容易了!在新年春节,你们被困在家里,无法和家人与亲友团聚,无法走亲访友,无法畅怀痛饮,你们的孩子无法在户外嬉戏;今天过年,你们却在承受“度日如年”的沉重:你们不知道这样的封城何时结束,你们不知道自己能否健康地重获原先的自由和欢乐。此时此刻,我能够想象,你们在为我们每一个人承受灾难!你们一定会挺过来!经过这场灾难,你们将成为英雄,成为2020年的世界人物!

说实话,我不知道武汉封城(我用它代表湖北所有的封城)是否恰当。这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超大规模而且可能是超长时间的封城,应当是十分慎重的决策。但是,既然已经封城,我只能够希望这次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工作迅速取得进展,这一传染病迅速过去,封城迅速解除。为此,我从一个经济学者的角度提出如下建议:

  • 中央政府接过抗击这次传染病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明确规定,“封锁大、中城市的疫区或者封锁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疫区,以及封锁疫区导致中断干线交通或者封锁国境的,由国务院决定。”目前的武汉封城规定于此不符。中央政府应当直接决定对武汉的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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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林墙崩塌前的一份文件

    30年前的1989年11月9日,作为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最显著物理标志,柏林墙崩塌了。用当时中国驻奥地利大使今天回忆的语言来说,柏林墙“以不知所云、莫名其妙的方式”崩塌了。在德国纪念柏林墙崩塌30周年之际,德国解密了一批接近达到该国三十年保密期限的有关档案。德国《世界报》(die Welt)以标题“中国试图在最后一刻如此挽救东德”(”So wollte China 1989 in letzter Minute die DDR retten”)的文章,报道了一份和中国有关的解密文件(标题中的DDR是前东德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德语简称)。这份文件是前东德驻华大使在1989年10月27日从北京发回东德的一份特急电报,并且直接发给当时东德党中央总书记即第一把手埃贡· 克伦茨的电报。电报全文翻译如下 :

    ————-

    埃贡·克伦茨同志:

    今天我和中国建设部长林汉雄同志(他在1982年访问过我国,是两国紧张关系结束后第一位来访的探讨两国可能发展的新关系的中国政府代表)进行了详细会谈。林同志表示,社会主义在东德的命运不但对世界社会主义,而且特别对社会主义可能在中国的胜利具有战略意义。中国共产党领导已经做好准备,为支持东德保护社会主义而做一切可能的事情。就目前东德人力紧张的局面,中国可以就东德所希望的数量和所希望的技能,向东德提供人员支持。

    由于这里有关的是政治支持,因此中国不指望得到外汇付款,东德用物品作为付款即可。

    林汉雄同志还表明,他可以很快访问柏林,以便和东德有关部门就具体问题加以协商。中国准备接受非常快的协商结果。林汉雄同志强调,中共中央五中全会将在十一月初召开(预备会议订于今年10月30日),东德的意见最好能够在这次会议之前提出。

    请指示。

    贝特霍尔德(Berthold)

    10月27日,14:00

    ————-

    这份电报显示,中国当时尚有男儿在,愿意帮助东德保卫东德的社会主义制度,甚至愿意为此做出一切努力。当时,也就是1989年10月下旬,东德政府的处境非常艰难。在国内,民众自发游行示威的规模越来越大,发生游行的城市越来越多。在以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为主组成的前华沙条约组织内部,主要维稳力量前苏联公开宣称不再干预原先包括东德在内的卫星国的事务,因此依靠不上;部分东欧国家如波兰、匈牙利、捷克已经率先改变,或允许选举,或向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开放边界;其它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如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正自顾不暇,根本没有余力帮助东德维稳。至于中国,因为过去中国认为前苏联以及包括东德之内的大部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堕落为比资本主义还坏的“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虽然在1989年之前双方都重新承认对方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毕竟隔阂太深,又相距过远,东德没有任何指望。

    然而,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不计前嫌,主动站出来,为了世界社会主义大业,为了国际共产主义事业,愿意向东德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以保护东德的社会主义制度。这里的电报提出的一个具体措施是向东德提供其所需要的人力。由于1989年匈牙利等国开放边界后,东德人尤其年轻人突然大规模外逃,不但使东德许多企业严重缺乏劳动力甚至无法正常开工,东德保安力量也严重缺乏人手。同时,中国还主动提出,对中国提供的帮助,东德不必像正常情形那样用西方国家货币支付,东德给中国物品就行了。在这里,中国显示了它的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

    可是,根据德国《世界报》的分析,东德政府当时没有理解中国的想法。在当时,东德党和政府最紧迫的问题是维稳,而非生产;是维稳缺力量,而非企业缺员工。克伦茨总书记收到电报的翌日才批示,而具体办事的德国外交部根本没有想到中国主动支持的含义。他们以为中国关心的只是东德企业缺人甚至在东德中国劳工的事情,因此他们去了解当时在东德的近千名中国劳工的情形,发现后者很安心,便没有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当然也礼节性地向中国表示了感谢)。更没有就中国将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而做文章。德国《世界报》认为,正是东德政府内部的官僚主义导致东德政府延误了时机,耽误了中国的帮助。而在那时,形势一天一个样,任何延误都是致命的:仅仅在中国提出帮助的建议十三天后,柏林墙就崩塌了,一切帮助都来不及了。

    柏林墙的崩塌让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受前所未有的巨大挫折。如果东德政府当时即时回应并接受中国包括人员在内的各种帮助,东德政府也许能够挫败那些内部游行示威,东德局势也许能够稳定,东德社会主义制度也许能够持续到今天并继续持续下去。而对中国来说,通过在“最后一刻”对东德社会主义制度的挽救,中国将在三十年前便取代在东欧社会主义制度陷入危机时无所作为的前苏联,一下子升到世界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的地位,领导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和进步力量抗衡和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制度,而无须等到三十年后的今天。

    “夜话”2019年第13期,2019年11月12日

    注:1989年中国驻奥地利大使回忆文章:

    https://www.chinanews.com/gn/2019/11-09/9002801.shtml

    德国《世界报》文章包括电报照片:

    https://www.welt.de/geschichte/plus202839652/Akten-Fund-So-wollte-China-1989-in-letzter-Minute-die-DDR-retten.html?wtrid=onsite.onsit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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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胡景北”公众号一年总结

    2018年11月6日,我开通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学者胡景北”。时间飞逝,我的公众号竟然已经一年了。借这个机会,总结一下,也许是有益的。

    根据公众号首页“已群发消息”的信息,在这一年里,我的公众号总共发布文章118次,大概每三天发布一次。在这118次发布的文章中,28篇是在这一年内新写就的,占比24%;75篇是自己早先发布在网络上的旧文,占比64%;同一文章另外重复发布14次,汇总一次(我的知青日记)。

    正如我在公众号开通序言中所说,我的文章涉及人生、经济和政治为主。粗粗分类,在所发布的非重复的103篇文章中,以人生、经济和社会政治为主题的文章,大约各占三分之一,符合开通前的预期。

    和所有公众号文章一样,我的文章也免不了“敏感词”问题。在这一年所发布的118次文章中,有28次“无法查看”,占比近24%。但就非重复发布的103篇文章来说,共有18篇文章“无法查看”,占103篇的17%。对一部分初次被标为“无法查看”的文章,我试图找出看上去可能像“敏感词”的词汇即“可能敏感词”并修改之,然后再发布。这就是本文所说的“重复发布”包括一篇文章的多次重复发布。重复发布的努力有成功也有失败。成功即修改后能够查看的文章为:

    1. 成为好人的路有许多条
    2. 我的知青日记III

    没有修改可能敏感词和修改后依然无法查看的文章为:

    1.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1978年的起步

    (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1673)

    1.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

    (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1685)

    1. 君主乎?人民乎?

    (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280)

    1. 插队落户五十周年纪念

    (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1738)

    1. 文化大革命与中国历史轮回

    (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552)

    1. 语言的交流与平等

    (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354)

    1. 实践民主

    (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86)

    1. “丛林法则”不是自由主义

    (

    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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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议微信封禁我的公众号一段时间

    前些天准备在公众号上发布新文章时,才发现微信管理部门不知从何日起,已经屏蔽了我的公众号的全部功能,甚至禁止我进入自己的公众号,并且一直封禁到9月2日。对此,我表示强烈抗议。

    微信这次的封禁通知如下:

    微信管理部门给出的封禁理由是拙文《建议和理由》“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并具体指出涉嫌违反的是《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规范》,详情见以上截图的封禁通知。

    我不同意微信管理部门的理由。但我投诉无门。虽然微信管理部门提供了一个申诉渠道。但点击后要求附上图片或其它附件。这一要求本身就是不合理的。比如,我的申诉不需要附件。我在留言区提出自己的理由即可。因此,微信关于投诉的这一规定,实际上堵塞了我(和其它许多微信公众号用户)的这一唯一申诉可能性。

    我再次阅读了《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规范》。首先,它应当不属于法律法规,而仅仅是企业某类产品的使用规范。两者的差别不可同日而语。就此而言,即使拙文违反了《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规范》,那也离“违反法律法规”远得很。其次,经过微信管理部门确认,拙文也仅仅是“涉嫌”违反,是否真的违反还未可知。微信管理部门在“涉嫌”状态下就封禁,既不合法理也不合常理。

    当然,《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规范》虽然不属于仅仅国家机构才有权颁布的法律法规,用户也应当自觉遵守。而我,作为微信公众号的忠实用户,从一开始便忠实遵守《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规范》。拙文《建议和理由》从中国内地的立场出发,从中国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出结束某地乱局的建议,即正式撤回已经被该地政府明确宣布寿终正寝的某个提案。目前该提案依然处在“待处理”状态。拙文也就是建议该地政府落实“寿终正寝”的说法。读者可以看到,拙文用平静的语气提出建议,用理性的态度提出理由,没有任何鼓动性,没有宣传性文字的那种说一不二的气势。当然,拙文提出的建议和理由不一定恰当甚至不一定正确。但对它的批评和驳斥属于讨论或者辩论的范畴,与“违反法律法规”或“违反《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规范》“,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事情。我可以毫无保留地说,拙文完全符合《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规范》对文字性文章的全部要求。

    最后,万一拙文真的有什么不符合《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规范》,的地方,微信管理部门也不应当封禁我的公众号。这里的原因是微信管理部门不让我的公众号发布拙文。这和向杂志投稿类似。我投稿了,杂志表示无法发表,事情也就结束了。但杂志不应当也不会因为我的这个投稿(前提当然是我的稿件符合该杂志要求的质量)而封杀我对该杂志的继续投稿和在该杂志上发表文章的可能性。如果某杂志在发表我的文章后发现该文存在严重的学术不端,该杂志确实会封杀我。这种封杀是合法的也是我应当接受的。而微信管理部门既不让我在我的公众号上发布那篇文章,又何来封禁我的公众号?

    因此,我在这里向微信管理部门对我的公众号实行一段时间封禁表示强烈抗议。

    附:

    拙文网址:

    建议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案

    《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规范》网址:

    https://mp.weixin.qq.com/mp/opshowpage?action=newoplaw

     

    “夜话”2019年第11期,2019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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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案

    最近几个月来,香港不但成为我国关注的中心,而且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事情肇始于香港行政当局于今年四月向香港立法会提出《逃犯条例》修订提案。根据1997年订立的现行条例,香港和英、美、德、法、印度等22个国家或地区之间有着互相引渡罪犯的正式关系。现行条例并明确规定香港和我国其它地区(包括内地和台湾等地区)之间不存在引渡关系。今年的修订提案则明确提出香港和我国其它地区建立引渡关系,因此,该修订案又被称为《送中条例》提案。目前,该修订案已经在香港立法会通过一读,原来预定为今年六月二读,后来由于大批民众在立法会外以示威和集会形式表示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实现;接着又由于大批民众更强烈的反对,香港行政当局于今年七月宣布该条例修订案“寿终正寝”。然而,反对者不认同这一说法。反对者的理由是在香港关于立法的法律中,没有“寿终正寝”的说法:对处于立法程序过程中的法律提案,法律只规定了继续处理、押后处理和撤回三种可能性。因此,就法律程序而言,《逃犯条例》修订案目前依然处在立法会处理过程中;因为早先的处理日程安排在二读前被打断,因此该修订案现在应当处在一读通过、等待二读且“押后”处理的状态。持续了五个月香港大规模示威,因为其核心要求“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案”没有实现,现在也处在持续的状态。

    消弭香港目前乱局的方式很多,例如中央直接插手甚至军管等等。不过,我认为,对当事各方最为可取也最能够接受的方式,应当是撤回《送中条例》提案。我的理由如次:

    1. 今年香港乱局肇始于该修订案。如果香港行政当局不向立法会提出该案,今年香港政坛应当没有什么大事。中美贸易战会影响到香港,但和香港政局基本无关。这样,香港在今年的“七一”会平稳,在“十一”亦会平稳。

    2. 香港行政已经承认该修订案“寿终正寝”。然而,由于该提案目前仍在立法会审议过程中,香港法律并且没有规定提案押后处理的最长期限,因此,该修订案目前只是“正寝”,正在睡觉,而谈不上“寿终”。在法律上,它随时可能睡醒而进入二读程序。因此,香港行政当局在宣布其“寿终正寝”之后,将其正式“寿终”即撤回,逻辑上不存在问题。

    3. 香港行政长官在今年7月已经说了:“首先,這些社會的矛盾、紛爭、不安、不滿甚至憤怒,都是由特區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而引起。我們這次修訂的工作是完全失敗,我早前亦為此致歉。失敗的原因是由於我們的工作做得不好,我們對於社會的脈搏掌握不足,我們的政治敏感度亦很有偏差,這些種種都構成了這次修例工作的失敗。因為我們全面承認這工作的失敗,修例工作已經徹底、全面停止下來,但由於今日部分市民對於特區政府的信任很脆弱,所以我仍然聽到一些擔心,甚至在兩日前的示威裏的一些海報都仍然指政府會否稍後在今屆立法會再重提這條條例草案。我明白有小部分人在這方面的擔心,所以今日我再清晰去說明──《逃犯條例》的修訂工作或這條條例草案已經壽終正寢,the bill is dead,希望大家不要再因為大家用了不同字眼而有不同理解。”(引自香港行政长官官网,原文为繁体字)。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为了让“小部分人”放心和避免对不同字眼的不同理解,香港行政当局应当能够接受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案这一选项的。

    4. 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案,是香港示威者的诉求之一,他们应当能够接受这一将香港转向平稳的方式。当然,目前香港示威者的诉求很多,不过,所有那些诉求都肇始于《逃犯条例》修订案。只要香港行政当局撤回该修订案,示威者的其它诉求既可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示威者和行政当局也有了通过会议平和地讨论的初步基础,持续示威也就失去了根本理由,香港自然能从乱局转而恢复平稳。因此,确实如部分有识之士所言,撤回《送中条例》提案是对示威抗议的釜底抽薪,也是稳定香港局面的首要措施。

    5. 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案,有助于增强对香港“一国两制”的信心。香港回归后实行五十年“一国两制”。无论“一国两制”源于《中英联合声明》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还是其它,它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年的正式告示。今年香港乱局出现后,我国政府特别强调香港的“一国两制”。因此,观察《逃犯条例》修订案,我们依然要以“一国两制”为准绳。纵览世界各国的引渡关系,我们可以发现,我们所知的所有正式引渡条约都是在同一制度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签订的。香港现行的引渡条约对方国家,都和香港同一制度。中国内地和香港目前还实行两种制度。中国内地和香港之间订立引渡条约虽然绝非完全不可能,但必须非常谨慎。而今年,正如香港行政长官所承认,其工作做的不好。因此,今年香港行政当局的做法,反而引起了包括香港在内的全国人、引起了全世界人对香港能否和是否继续实行“一国两制”的担心。为降低甚至消除这样的担心,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案是一个必要措施。

    6. 毫无疑问,香港有一些涉嫌在中国内地犯罪的嫌疑犯,内地有一些贪官或不法分子在香港拥有财产。因此,如果香港和内地订立引渡条约,这些人便能够在内地受到审判。不过,香港回归已经22年。还有28年,香港就将全面回归中国并且和中国内地实行同一制度。到那时,将身在香港的嫌疑犯押解到内地相应省市受审,会和如今比方上海和江苏之间的嫌疑犯相互递解一样简单。28年不算长。内地完全可以等待。更加需要考虑的是,和“一国两制”本身的重要性相比,和中国政府对“一国两制”的宣示和中国对诺言的信守相比,那样的少数嫌疑犯受审的重要性低得多而不宜过度强调。

    7. 近日中央发布了《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的意见》。考虑到28 年后,“一国两制”结束,香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自然成为经济、金融、贸易等方面的“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香港深圳甚至可能合并,因此,中央支持深圳建设的意见也许表明,28年后,香港有可能继续实行“一国两制”,所以才需要特别地建设不同于香港的深圳“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香港目前的“一国两制”法律基础是什么,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前提都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认可。香港能够有比如独立货币、独立护照的前提是各国认可香港货币和护照。中央当然现在就可以结束香港的“一国两制”,亦可以在28年后自动结束“一国两制”,但中央也可能在28年后延长“一国两制”。可香港“一国两制”是否有效,一方面取决于中央的决策,一方面还取决于其它国家是否承认香港货币和香港护照、是否承认香港进出口不属于内地的进出口贸易、是否承认香港独立参加国际组织并享有同等的投票权等等,或者说,是否承认香港与内地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所以,从长远看,如果我们要为香港留下“一国两制”在28年后延长的可能选项,今年的《逃犯条例》修订案更需要撤回。这里,还需要补充的是,即使未来全世界都实行同一社会制度,但只要世界上还存在不同国家,像香港这样既属于中国、又拥有独立护照、独立国际事务参与权利的情形,都对中国有百种大利而只有一、二小弊(例如嫌疑犯躲在香港或内地)。因此,是否提前结束“一国两制”或让其在28年后自动结束还是28年后继续延长,在这个问题上,我的同胞们需要非常慎重。

    8. 最后,引渡条约是一把两刃剑。假如今年的《逃犯条例》修订案通过,香港和内地将签订引渡协议。但引渡都是双方向的:香港要向内地递交内地认定的嫌疑犯,内地也得向香港递交后者认定的嫌疑犯。香港实行的是司法独立,法院可以起诉包括行政长官在内的任何人。香港回归后的第二任行政长官被起诉和判刑就是一例。 如果“一国两制”不立即结束,双方订立引渡条约后,香港法庭不但会请求内地递交普通犯罪者,而且可能请求引渡先前或当下在内地身居高位的嫌疑犯。这和内地实行的坚决反对“司法独立”的司法制度完全格格不入。因此,除非结束“一国两制”,否则香港和内地之间的引渡关系对内地不一定有利并且实行不下去;但结束“一国两制”,双方的引渡关系就是多余的:香港将和内地一样,坚决反对司法独立,嫌疑犯递解就成为中央领导下的各省市协作的例行工作。

    因此,在香港依然实行“一国两制”的前提下,我认为撤回香港行政当局今年提出的《逃犯条例》修订案既是恢复香港平稳的可行措施,也是最有利于整个中国长远利益的必要措施。

    “夜话”2019年第10期,2019年8月22日

    注:

    1. 香港行政长官引言出处: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907/09/P2019070900533.htm

  • 前香港和以下20个司法管辖区之间订立了引渡协定:澳洲、加拿大、捷克、法國、芬蘭、德國、印度、印尼、愛爾蘭、馬來西亞、荷蘭、新西蘭、菲律賓、葡萄牙、大韓民國、新加坡、南非、斯里蘭卡、英國及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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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亨廷顿1993年文章:文明冲突?

    胡景北翻译的亨廷顿在1993年“外交”杂志上发表的文章:

    文明冲突?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1.下一个冲突模式

    世界政治正跨入一个新阶段。关于这个新阶段,知识分子已经毫不迟疑地提出许多观点。历史的终结、传统民族国家冲突的重现、民族国家在地方主义和全球主义对立中将出现的衰退等等,都属于这样的观点。这里的每一种观点都抓住了正在成型的世界政治实况的某些方面。但它们全都忽视了世界政治在未来年份里可能展现的一个关键或者中心方面。

    我要提出的假说如下:在这个新的世界里,冲突的根本源泉本质上不再是意识形态或者经济性质的。划分人类的主线和冲突的主导源泉将是文化性质的。民族国家将继续是世界事务中最强有力的行为主体。但是,世界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明的国家或集团之间。文明的冲突将主导世界政治。文明的界线将是未来战场的战线。

    在现代世界,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是冲突演化过程的最后阶段。以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标志,现代世界体系开始形成。和约之后的一个半世纪里,西方世界的冲突主要发生在王室之间,例如皇帝、专制君主和立宪君主之间。这些皇帝和君主试图扩充他们的行政体系和军队、他们治下的商人的经济力量,特别是他们统治的疆域。在冲突过程中,他们创造了民族国家。以法国革命为标志,冲突基本上不再发生在王室之间,相反改而发生在国家之间。正如Palmer指出的那样,在1793年,“皇室的战争过去了;人民的战争开始了”。十九世纪的冲突模式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之后,作为俄国革命和反对它的各种行动的结果,国家之间的冲突让位于意识形态的冲突,首先是共产主义、法西斯与纳粹主义和自由民主制度的冲突,然后是共产主义和自由民主制度的冲突。后一种冲突在冷战期间具体表现为两个超级大国的斗争。然而,这两个超级大国都不是欧洲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两个超级大国都用意识形态来确定自己的定位。

    上述发生在王室、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本质上都是西方文明内部的冲突。William Lind曾经把它们命名为“西方内战”。这一名称既适用于冷战,也适用于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更早的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纪的战争。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政治走出西方阶段。世界政治的中心舞台将是西方和非西方文明的互动以及非西方文明之间的互动。在文明的政治舞台上,非西方文明的人民和政府将不再作为西方殖民主义的目标并因此成为历史的客体,而是和西方一起,成为历史的推动者和塑造者。

     

    2.文明的性质

    在冷战期间,世界划分为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这些划分现在不再有效。今天,远为重要的国家划分标准不是它们的政治或经济制度,也不是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而是它们的文化和文明。

    当我们说到文明时,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呢?文明是文化的实体单位。村庄、地区、民族、国民、宗教团体,所有这些实体单位都处在不同的文化差异水平上,都有独特的文化。一个意大利南部村庄的文化不同于该国北部村庄的文化,但两者都具有意大利文化的共同特征。这些特征把它们和德国村庄区别开来。另一方面,欧洲共同体又共享一些文化特征,后者进一步把欧洲共同体和阿拉伯或中国共同体区分开来。然而,阿拉伯人、中国人或西方人组成的文明,不再是任何更宽泛的文化共同体的一部分。因此,一个文明是人群的最高文化组合,是人类在把自己和其它物种区别之后所形成的最宽泛的文化单位。定义文明的要素既是客观的,比如语言、历史、宗教、风俗、制度,也是人们主观的自我认同。例如,在不同层次上,一位罗马居民可以认为自己是罗马人、意大利人、天主教徒、基督教徒[即信仰上帝和耶稣的教徒。注意许多文献仅仅把不同于天主教的新教称为基督教,而本文的基督教包括了天主教——译者注]、欧洲人、西方人。他所属于的文明,就是他不断宽化的自我认同中最高水平的认同。人民可以而且实际上也会改变自己的认同,因此,文明的组成和界线是变化着的。

    一个文明可以包括大量人口,例如中国(Lucian Pye说中国是“伪装为国家的文明”),或者只有很少人口,例如Anglophone Caribbean。一个文明可以包括若干国家,例如西方、拉美和阿拉伯文明。但也可以是仅仅一个国家,例如日本文明。当然,文明会混合和重合,并且可能有次级文明。西方文明便有两个主要变体:欧洲和北美。伊斯兰文明则有阿拉伯、突厥和马来半岛的变体。不过,即使如此,文明依然是有意义的实体单位。文明的界线常常并不清晰,但它们又存在着。文明是动态的,它们兴盛和衰落;它们分裂和融合。此外,每一个历史系的学生都知道,文明在时间长河中会消亡和湮灭。

    西方人常常把民族国家视为全球事务的主要参与者。这样的民族国家仅仅是最近几个世纪的事情。人类历史更宽泛的范围是文明的历史。阿诺德·汤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中确定了二十一个主要文明,但只有六个尚存于今天的世界。

     

    3为什么文明会冲突

    文明在未来将日益重要,在很大程度上,七个或八个主要文明的互动将塑造未来的世界。这些文明包括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可能有非洲文明。把这些文明互相隔离开来的是文化的断层线。而未来最重要的冲突将沿着这些文化断层线爆发。

    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形?

    首先,文明的区别不仅是真实的,它们还是根本的。各个文明通过自己的历史、语言、文化、传统和更重要的宗教而互相区别。不同文明的人对上帝和人类的关系、个人和团体的关系、公民和国家的关系、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具有的看法相异,对权利和责任、自由和威权、平等和等级的相对重要性具有的看法亦相异。这些看法的相异是多少个世纪的产物,它们不会很快消失。比起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差别,这些文明的相异更为根本。相异并不必然意味着冲突。冲突也并不必然意味着暴力。然而,就过去许多世纪的历史看,文明之间的相异导致了最为长久也最为暴力的冲突。

    其次,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小。不同文明人口的交往越来越多。这些日益增加的交往强化了文明的自觉性和对文明之间差异和文明内部共同体之间差异的感知。法国的北非移民在法国人之间造成了对立,同时也强化了“善良”的欧洲天主教波兰人对移民的感受。美国人对日本投资的负面态度,远高于对来自加拿大和欧洲诸国更大规模投资的负面态度。与此类似,就像Donald Horowitz所说的那样,“一个伊博人在尼日利亚东部地区可能是Owerri伊博人或者Onitsha伊博人。在拉各斯,他就只是个伊博人。在伦敦,他是个尼日利亚人。在纽约,他是个非洲人”。不同文明人之间的交往强化了人们的文明意识;它反过来又唤醒了可以追溯到或者在想象中可以追溯到久远历史的文明区别和敌意。

    第三,遍及世界的经济现代化和社会变迁,让人们脱离长期存在的地方性认同。这些经济和社会变迁削弱民族国家作为认同根据的地位。在世界很多地区,宗教起来填补这个空缺。这些宗教运动经常以被称为“原教旨主义”的形式出现。我们可以在西方基督教、犹太教、佛教和印度教以及伊斯兰教中发现这样的运动。就大部分国家和大部分宗教而言,这些原教旨主义运动的积极分子都是年轻人,受过高等教育,是中产阶级的技术人员、专业人员和商人。George Weigel曾经注意到,“世界的非世俗化是二十世纪后期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一个事实”。宗教的复兴,或者用Gilles Kepel的词汇“上帝的报复”,为人们越国家边界并实现文明团结的身份认同和忠诚提供了基础。

    第四,西方的双重角色推到了文明意识的增长。一方面,西方最为强大。但同时,或者也是其结果,非西方文明正出现回到本源的现象。我们越来越多地听说比如日本正发生内向和“亚洲化”趋势;印度的尼赫鲁时代已经终结,印度正“印度教化”;在中东,西方的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已经失败,中东正“再伊斯兰化”;我们还听到关于鲍里斯·叶利钦时代的俄国出现的是西方化还是俄罗斯化的争论。非西方不断强化其意愿、意志和资源,以便用非西方的方式塑造世界,而处于其力量顶峰的西方面对着的正是这样的非西方。

    在过去,非西方社会的精英通常是和西方联系最密切的人。他们在牛津、巴黎或英国军校受过教育,接受西方看法和价值观。与此同时,非西方国家大部分民众依然深深地处于传统文化之内。然而,这些关系现在正在反转。许多非西方国家的精英正在去西方化和本土化,而在普通民众中,西方,通常是美国的文化、风气和习惯却越来越流行。

    第五,文化特征和差异很少变化,因此,与政治和经济特征相比,它们更不容易妥协和通融。在前苏联,共产主义者可以成为民主主义者,富人成为穷人,穷人成为富人,可俄罗斯人不可能成为立陶宛人,阿塞拜疆人不可能成为亚美尼亚人。阶级和意识形态冲突中的关键问题是“你站在哪一边?”人民能够也确实选边站并且可以改变自己的选择。文明冲突的关键问题则是“你是什么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给定而不可改变的。我们知道,在从俄罗斯经过高加索到苏丹的许多地方,对这个问题的错误回答意味着饮弹而亡。与民族相比,宗教对人的区分更明确更具有排他性。例如,一个人可以是半法兰西人半阿拉伯人,同时也可能是两个国家的公民,但一个人要成为半天主教徒半穆斯林教徒,则困难得多。

    最后,经济的区域化在增强。从1980到1989年,区域性贸易占国际贸易总量的比重,在欧洲从51%上升到59%,在东亚从33%上升到37%,在北美从32%上升到36%。在未来,区域性经济共同体很可能继续扩展。一方面,成功的经济区域化会强化文明意识。另一方面,经济区域化仅仅在它植根于共同的文明历史才会成功。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在共同持有的欧洲文化和西方基督教之上。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功以正在进行的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三者文化的融合为基础。相反,由于日本是一个具有自己独特特征的社会和文明,日本在东亚创造一个类似的经济共同体便遇到困难。无论日本和其它东亚国家的贸易和投资联系怎样强大,它与这些国家的文化差异,抑制和排除了它建立一个像欧洲和北美那样的区域性经济共同体的可能性。

    相反,共同的文化显然促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台湾、新加坡以及其它东亚国家海外华人社区经济关系的迅速扩展。随着冷战的结束,文化共性日益克服意识形态差异,大陆中国和台湾越走越近。如果文化共性是经济融合的前提条件,那么,未来最重要的东亚经济共同体大概会以中国为中心。这个共同体事实上正在形成。Murray Weidenbaum便注意到:

    “尽管日本目前在这个地区占优势,但是,以中国人为基础的亚洲经济将很快发展为作为新的工业、商业和金融中心。该战略地区包括重要的技术和制造能力(台湾)、杰出的企业、市场和服务业人才(香港)、优越的通讯网络(新加坡)、巨大的金融资本(上述三地),特别丰富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大陆中国)……从广州到新加坡,从吉隆坡到马尼拉,这些常常以扩大的传统家族为基础的影响广泛的网络,可以说是东亚经济的支柱”。

    十个非阿拉伯的伊斯兰国家组成了经济合作组织。它们是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阿富汗。文化和宗教是该组织的基础。该组织最初由土耳其、巴基斯坦和伊朗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创立。促使该组织复兴和扩大的一个动力,是部分成员国的领导人发现它们的国家无法被欧洲共同体接纳。与此类似,中美洲共同市场和南美洲共同市场也建立在成员国共同的文化基础上。相反,一些国家试图建立连结北美和拉美国家的加勒比-中美洲经济联盟,但至今没有成功。

    当人们用民族和宗教来确定自己身份的时候,他们很可能把自己与其它民族或宗教人口的关系视为“我们”和“他们”的关系。苏联解体后,原先用意识形态定义的东欧国家和前苏联诸共和国回到传统的民族认同和敌意。文化和宗教的相异性超越了从人权到移民、从贸易和商业到环保的政策差异。从波斯尼亚到菲律宾的棉兰岛,地理上的相邻导致不同宗教对其主导地区疆域的纷争。更为重要的是,在西方把民主和自由主义作为普世价值而加以促进、维持自身军事优势和增加经济利益的时候,其它文明却作出对抗性的反应。由于各国政府或国家集团越来越无法用意识形态理由获得他国的支持或与他国建立联盟,各国将越来越多地依靠共同的宗教和文化认同来获得他国支持。

    因此,文明的冲突发生于两个层次。在微观层次上,毗邻文明断层线的国家为争夺领土而互相冲突,这些冲突常常是武装冲突。在宏观层次上,不同文明的国家为相对的军事和经济优势而竞争,为控制国际组织和第三方国家而竞争,为促进各自特别的政治和宗教价值观而竞争。

     

    4.文明的断层线

    文明之间的断层线正在取代冷战时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界线而成为危机和战争的燃点。冷战是从铁幕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把欧洲分成两半开始的,并随着铁幕的消失而结束。一旦欧洲国家不再依照意识形态分组,它们便重新开始依照文化分为西欧的基督教一方和东正教与伊斯兰教的另一方。William Wallace曾经建议,欧洲最重要的分界线应当是西欧基督教在1500年时的东部界线。该界线沿着现在的芬兰和俄国边界、波罗的海国家和俄国边界,向南穿过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并把天主教徒众多的西乌克兰与东正教徒众多的东乌克兰分开,然后向西把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与罗马尼亚其它地区隔开,继而几乎十分精确地沿着现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边界穿过南斯拉夫。在巴尔干半岛,这条线自然就是历史上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的界线。横贯欧洲的这条界线北面和西面是信奉新教或天主教的人民,它们分享欧洲的历史经历——封建主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他们在经济上普遍地优于这条线东部的人民。可以预计,他们将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欧洲经济共同体并巩固他们的民主政体。这条线东部和南部人民信奉东正教或伊斯兰教。历史上,他们属于沙俄帝国或者奥斯曼帝国。改变欧洲其它地区的历史事件只是少许地触及到他们。一般而言,他们的经济更落后,也更不可能发展出稳定的民主政体。这里,文明的天鹅绒幕布取代意识形态的铁幕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分界线。正如南斯拉夫事件显示的那样,这不仅仅是一条相异文明的界线,它有时也会成为血腥冲突的战线。

    沿着西方和伊斯兰文明断层线的冲突已经延续了1300年之久。伊斯兰教创立后,阿拉伯人和摩尔人的兴起被公元732年的Tours战役打断[Tours在法国中西部,这场战役以法国胜利告终,阿拉伯人的北进被阻止——译者注]。从十一到十三世纪,十字军试图把基督教和基督统治带回圣地[指今天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但仅取得短暂的成功。在十四到十六世纪,奥斯曼突厥人占了上风,他们的疆域扩充到中东和巴尔干半岛,拿下了君士坦丁堡,两次打到维也纳城下。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早期,奥斯曼帝国衰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建立了西方对北非和中东大部分地域的控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开始后撤,殖民帝国消失,阿拉伯人的第一波民族主义以及随后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稳固下来。西方开始严重依赖波斯湾的能源,富有石油的穆斯林国家变得富有金钱;如果他们愿意,也富有武器。阿拉伯人和(西方创造的)以色列发生了好几次战争。法国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忙于残酷的阿尔及利亚流血战争。英法军队1956年侵入埃及。美国军队1958年驻入黎巴嫩,后来又重返黎巴嫩,进攻利比亚,参加各种对抗伊朗的军事行动。至少由三个中东国家支持的阿拉伯和伊斯兰恐怖分子把弱小和被装上炸弹的西方飞机或其它设施当成武器,并且捉拿西方人为人质。1990年,美国为了防止一些阿拉伯国家互相发动战争,把大批军队驻扎到波斯湾,阿拉伯和西方的对立更为激烈。此后,北约日益重视其南部地区面临的可能威胁与动乱。

    西方和伊斯兰之间长达许多世纪的武装冲突在未来不大可能减少。相反,它可能变得更加激烈。海湾战争甚至让一些阿拉伯人为萨达姆·侯赛因骄傲,因为他敢于攻击以色列、对抗西方。同时,他们也为西方在波斯湾驻军、西方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和他们自己没有能力决定自身命运而感到耻辱和忿恨。除了石油输出国外,许多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已经达到某个水平,威权政府不再合适,对民主的追求日益强烈。阿拉伯政治制度已经出现开放迹象,但这些开放的主要受益者是伊斯兰运动。简而言之,西方民主在阿拉伯世界强化了反西方的政治力量。这也许是过渡现象,但它无疑把伊斯兰国家和西方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

    伊斯兰国家和西方关系的复杂化还与它们的地理位置有关。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北非国家人口的迅速增长,导致向西欧的移民不断增加。西欧诸国降低内部边界的努力,有时让人们在政治上对这样的移民更加敏感。自1990以来,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种族主义日益公开,反对阿拉伯和土耳其移民的政治活动与暴力行为日益强烈、日益普遍。

    站在伊斯兰和西方两边的人都把他们的互动看成文明的冲突。M. J. Akbar是一位印度伊斯兰作家,他发现,西方的“下一个对手肯定来自伊斯兰世界。从马格里布到巴基斯坦的所有伊斯兰国家为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斗争将要开始。”Bernard Lewis亦得出类似结论:

    “我们正面临一种远远超越议会议题、政策以及制定政策的政府的某种状态和运动,它们不次于文明的冲突。我们犹太—基督遗产与我们世俗生活以及它们在全球的扩展,正遇到我们自古以来的对手的也许是非理性、但肯定是历史性的反扑。”

    从历史看,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其它大规模敌对行动始终针对异教徒和泛神论者。现在,它们则越来越多地针对北非以南的基督教黑人。过去,这样的敌对行动反映在阿拉伯奴隶贩卖者和黑人奴隶的形象中。现在则反映在阿拉伯人和黑人之间在苏丹持续的战争中,反映在利比亚支持的叛军和政府军在乍得的战斗中,反映在东正教基督徒和穆斯林在非洲之角的对峙中。

    在伊斯兰北部边界,东正教徒和穆斯林教徒的冲突越来越激烈。这些冲突包括波斯尼亚和萨拉热窝的大屠杀,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之间正在酝酿的武装冲突,保加利亚人和其国内土耳其少数民族的紧张关系,奥塞梯和英古什两个民族的暴力冲突,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之间不可缓和的相互杀戮,俄罗斯和穆斯林在中亚地区的紧张关系,以及俄罗斯为保护其在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利益而派驻的军队。宗教强化了民族认同,再次唤起俄罗斯对其南部边界安全的担忧。Archie Roosevelt恰当地指出了这一担忧的原因:

    “俄罗斯历史上有许多斯拉夫人和突厥人的边界战争事件。这些战争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俄罗斯立国之时。斯拉夫人和其东方邻国的千年对峙,不但是理解俄国历史、而且也是理解俄国人特点的钥匙。一个人要理解俄国今天的现实,他必须对多少世纪以来占据俄国人注意力的巨大的突厥民族有所理解。”

    文明冲突也深深植根于亚洲其它地区。在印度次大陆,穆斯林和印度教的历史纠纷,在今天不仅表现在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敌对上,而且表现在印度内部越来越暴力化的印度教徒和规模很大的穆斯林少数民族之间日益恶化的宗教对立。1992年12月发生在Ayodhya的拆毁清真寺事件[Ayodhya是印度北部一个小城。印度教徒认为该寺正好建在他们的一位圣人的出生地。1992年12月,一批印度教徒冲入并拆毁该寺。由此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暴力冲突——译者注],把下述问题再次放到人们眼前:印度将维持世俗民主政体还是转变成印度教国家。在东亚,中国和其大部分邻国存在着重要的领土争端。它对信仰佛教的西藏人的政策残酷无情,并且越来越多地对其突厥—穆斯林少数民族采取这样的残酷无情政策。冷战结束后,中国和美国的基本分歧再次表现在人权、贸易和军备方面。这些分歧不大可能缓和。据说,邓小平在1991年多次宣称,中美之间的“新冷战”已经开始。

    同样的用词也适合日本与美国之间日益困难的关系。在这里,文化差异恶化了经济对立。两国人互相指责对方是种族主义。不过,至少在美国方面,对日本的反感不是种族而是文化性质的。这两个社会在基本价值、人生态度和行为模式方面的区别之显著,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美国和欧洲的经济纠纷绝不比美国和日本的经济纠纷少,但由于美国和欧洲的文化差异,大大弱于美国和日本的文明差异,因此,美欧之间的经济纠纷不带有美日纠纷中的那种政治敏感和情感宣泄。

    文明之间互动的性质差别很大。它们甚至可能是暴力冲突。西方两个次文明北美和欧洲之间,北美与日本、欧洲与日本之间,经济上的竞争显然是主要的。但在欧亚大陆,民族冲突决不是偶然现象。这些冲突的极端表现便是“种族清洗”。如果不同民族又各属于相异文明,它们的冲突将更频繁更具暴力。在欧亚大陆,历史上各文明间的主要断层线如今再一次可能变成战争的热线。这一情形特别明显地发生在新月形的伊斯兰国家地区在东北非与中亚两个地区的边界上。暴力冲突也发生在伊斯兰人和巴尔干半岛上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之间、伊斯兰人和以色列的犹太人之间、伊斯兰人和印度教徒之间、伊斯兰人和缅甸的佛教徒之间,以及伊斯兰和菲律宾的天主教徒之间。伊斯兰文明四周都是流血的边界。

     

    5文明内的团结:亲缘国综合症

    属于某个文明的团体或国家在与相异文明人口出现战争的时候,自然希望获得本文明其它成员的支持。H. D. S. Greenway曾把文明的共性称为“亲缘国”综合症。在冷战后的世界演化中,文明共性或亲缘国综合症将替代政治意识形态和传统的力量对比考虑,而成为合作和联盟的主要基础。这一现象正逐渐浮现在冷战后的武装冲突中,例如在波斯湾、高加索和波斯尼亚的冲突中。所有这些战争都不是整个文明之间的战争,但它们都包含文明团结的某些因素。而且,随着战争的持续,这些因素愈发重要。因此,我们可以把文明团结看作对未来的某种预示。

    首先,在海湾战争中,一个阿拉伯国家侵略另一个阿拉伯国家,然后和阿拉伯、西方与其它国家的盟军对抗。虽然,只有极少数穆斯林政府公开支持萨达姆·侯赛因,但许多阿拉伯精英私下称赞侯赛因。侯赛因在众多的阿拉伯公众中享有广泛威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普遍支持伊拉克,而不支持以西方为后盾的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政府。侯赛因亦用他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誓言公开地求助伊斯兰的支持。侯赛因及其支持者试图把这场战争说成文明之战。位于麦加的Umm Al-Qura大学的伊斯兰研究中心主任Safar Al-Hawali在一个广泛传播的录音中说;“这不是反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是西方反对伊斯兰的战争”。伊朗最高宗教领袖Ayatollah Ali Khamenei甚至不顾伊朗和伊拉克的宿怨,起而呼吁针对西方的圣战:“反对美国侵略、贪婪、计划和政策的这场斗争是护教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死去的任何人都是殉道者。”。约旦国王侯赛因亦声称:“这场战争不仅仅针对伊拉克,而且针对所有阿拉伯人和所有穆斯林。”

    阿拉伯精英和公众对萨达姆·侯赛因的广泛支持,迫使那些参加反伊拉克同盟的阿拉伯政府减少它们的参与,缓和其国民情绪。阿拉伯政府反对或者不参加西方向伊拉克施加压力的许多重要措施,例如在1992年夏天实行的禁飞区和1993年1月对伊拉克的轰炸。西方、苏联、土耳其和阿拉伯国家在1990年组成的反伊拉克同盟,到1993年变成几乎仅仅是西方和科威特的反伊拉克同盟。

    穆斯林把西方针对伊拉克的行动和其无力保护波斯尼亚免遭塞尔维亚攻击、无力阻止以色列破坏联合国决议相比较,穆斯林认为西方在使用双重标准。然而,一个文明冲突的世界,必定是一个双重标准的世界;各国对亲缘国应用一套标准,对其它国家应用另一套标准。

    其次,亲缘国综合症也出现在前苏联各民族的冲突中。阿塞拜疆在宗教、民族和语言上都是土耳其的同胞。因此,亚美尼亚在1992和1993年对阿塞拜疆的军事胜利,导致土耳其日益增加对阿塞拜疆的支持。“我们土耳其国家和阿塞拜疆有着同样的情感,”一位土耳其官员在1992年说:“我们受到很大压力。我们的报纸满是亚美尼亚暴行的照片。这些报纸责疑我们是否还应当认真地保持我们的中立政策。我们也许应当告诉亚美尼亚,这个地区还有强大的土耳其。”土耳其总统Turgut Özal同意土耳其采取行动,指出土耳其应当至少“惊吓亚美尼亚一下”。1993年,Özal再次威胁说土耳其将“显示自己的牙齿”。土耳其的空军飞机沿着土耳其和亚美尼亚边界从事侦察活动。土耳其暂停到亚美尼亚的食品运输和空中交通。土耳其并且和伊朗共同声明不承认对阿塞拜疆的肢解。苏联解体前夕,苏联还因为阿塞拜疆政府由先前的共产党控制而支持阿塞拜疆。然而,苏联一解体,政治考虑马上让位于宗教考虑。俄国军队和亚美尼亚军队并肩作战。阿塞拜疆则指责“俄国政府180度大转弯地变成支持基督教的亚美尼亚。”

    第三,就前南斯拉夫的战争来说,西方公众同情和支持遭受塞尔维亚迫害的波斯尼亚穆斯林。但很少有人关心克罗地亚对穆斯林的攻击和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亚的肢解。在南斯拉夫解体早期,德国不寻常地应用外交创议和力量,引诱欧盟其它十一个成员国跟随德国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教皇决心为这两个天主教国家提供强大支持,因此教廷甚至在欧共体之前便承认了它们。美国则跟随欧共体。这样,主要西方文明国家都团结在它们的教友身边。接着,克罗地亚据说从中欧和其它西方国家获得大量武器。另一方面,鲍里斯·叶利钦政府尝试走一条中间道路,既同情东正教的塞尔维亚,又不疏远西方。而包括许多俄国杜马成员的俄国保守派和民族主义者则谴责政府没有为塞尔维亚提供更多支持。到1993年初,数百名俄国人公开和塞尔维亚军队一起作战;同时,有报导说俄国向塞尔维亚提供了武器。

    另一方面,伊斯兰政府和团体严厉批评西方没有保护波斯尼亚人。伊朗领导人呼吁全世界穆斯林帮助波斯尼亚。伊朗甚至违反联合国武器禁运决议,向波斯尼亚提供武器和人员。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组织还派遣游击队员去训练和组织波斯尼亚军队。有报导说,在1993年,有来自超过12个伊斯兰国家的多达4,000名穆斯林在波斯尼亚参加战争。沙特阿拉伯和其它伊斯兰国家的原教旨主义派别要求政府向波斯尼亚提供更加强大的支持。因此,这些国家的政府受到日益强大的国内压力。据说,沙特阿拉伯到1992年底为输送给波斯尼亚的武器和装备提供了大部分资金。这些武器和装备显著增加了波斯尼亚对抗塞尔维亚的军事能力。

    本世纪三十年代的西班牙内战,引起许多国家的干预。这些国家在政治上分属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者和民主。本世纪九十年代的南斯拉夫冲突也引起许多国家的干预。但这些国家分属于穆斯林、东正教和西方基督教。有人还是注意到这里的类同,一位沙特阿拉伯的编辑便指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亚的战争和西班牙内战中的反法西斯战斗在情感上是完全相同,在这场战争中的死者将被看作拯救穆斯林同胞的烈士”。

    当然,冲突和暴力也发生在文明内部各国和各派别之间。然而,文明内部的冲突强度可能更低,也更不可能扩大到文明间冲突。文明的共同成员这一点,将降低暴力冲突的可能性,使其不像文明间冲突那样可能发生。在1991和1992两年,许多人担心俄国和乌克兰之间会就领土尤其克里米亚的归属、黑海舰队、核武器和经济争议而发生武装冲突。不过,如果文明起作用的话,两国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应当很低。乌克兰人和俄国人都是斯拉夫人,多数人还是东正教徒。他们相互之间的密切联系已经持续许多世纪。尽管两国之间存在很多冲突理由,但在1993年初,两国领导人依然能够卓有成效地谈判和平息争议。苏联解体后,前苏联疆域内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到处发生严重武装冲突,西方基督教和东正教在波罗的海国家中亦紧张对峙甚至有所战斗,但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实际上没有发生任何武装冲突。

    迄今为止,文明团结还很有限。但它会增强,而且肯定具有进一步增强的潜力。若波斯湾、高加索和波斯尼亚的冲突继续下去,各国的站队和各国之间的分裂将越来越多地遵循文明界线。民粹主义政治家、宗教领袖和媒体会发现,这是它们唤起支持和向犹豫不决的本国政府施压的有力手段。在未来,最有可能升级为重大战争的局部冲突,是发生在文明断层线的冲突,就像今天发生在波斯尼亚和高加索地区的冲突那样。如果未来还会发生世界大战的话,未来的世界大战一定发生在文明之间。

     

    6西方与非西方

    和其它文明相比,西方现在处于罕见的力量顶峰,它的超级对手都已经从地图上消失。西方国家之间的战争不再可以想象,西方军事力量没有对手。除了日本,没有任何国家构成对西方的经济挑战。西方主导着国际政治和安全制度并且和日本一起主导着国际经济制度。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合作有效地解决了全球政治和安全问题。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合作有效地解决了全球经济问题。这些国家互相之间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大大小小的非西方国家则被排除在外。联合国安理会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定,反映的往往是西方国家利益,但它们作为世界共同体的愿望而展示给全世界。所谓的“世界共同体”概念,已经(代替“自由世界”)成为委婉的集合名词,为反映美国和其它西方强权利益的行动披上全球性的合法外衣。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它国际经济机构,西方促进自己的经济利益,并要求其它国家奉行西方认为合适的经济政策。在非西方国家的每一次民意调查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皆得到这些国家财政部长和少部分民众的支持,但几乎每一个其它人都对该组织打出严重差评。这些人和Georgy Arbatov的看法一致,后者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都是“新的布尔什维克,他们喜爱剥夺别人的财产,用不民主和外来的规则管理经济和政治,扼杀经济自由。”

    西方主导着联合国安理会和其决议,只有中国偶尔的弃权使其缓和。西方的主导让联合国授权西方动用武力把伊拉克赶出科威特,销毁伊拉克的先进武器和制造这些武器的生产能力。西方的主导也让美国、英国和法国以几乎前所未有的方式获得安理会授权,要求利比亚交出泛美航空103班机爆炸案的疑犯,并在利比亚拒绝后对其实行禁运。在击败最大的阿拉伯军队后[此处应当指的是伊拉克军队,它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被击败——译者注]之后,西方毫不迟疑地加强它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事实上,西方应用国际机构、军事力量和经济资源管理世界,以维持西方主导地位、保护西方利益和促进西方政治与经济价值观念。

    上述观点至少是非西方人观察新世界的方式,它包括若干重要的真相元素。因此,力量差异和为增强军事、经济与制度力量的竞争成为西方和其它文明之间发生冲突的一个源泉。文化或基本价值观与信仰的差异,只是冲突的次要源泉。V.S. Naipaul曾经指出,西方文明是“适合所有人”的“普世文明”。在表像上,许多西方文化成份确实渗透到世界其它地区。但在更基本的层次上,西方观念依然和广泛散布于其它文明的观念存在本质区别。

    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宪政主义、人权、平等、自由、法治、民主、自由市场、政教分离等观念,在伊斯兰、儒教、日本、印度教、佛教和东正教文化中经常得不到什么反响。西方宣传这些观念的努力,反而导致对“人权帝国主义”的反对和对这些文化中固有价值观的强化。我们在非西方文化中的更年轻一代人对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支持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反弹。在大部分亚洲社会里,那种世界只可能有一种“普世文明”的说法,被视为西方的说法,和亚洲社会特殊论、亚洲社会强调的人的区分标准直接冲突。因此,毫不奇怪,在综述100个来自不同社会的价值观比较研究时,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在西方最重要的那些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是最不重要的”。当然,在政治领域,这些区别的最重要表现,是美国和其它西方强权引导非西方人接受西方民主和人权观念的努力。现代民主政府起源于西方。如果非西方社会发展民主政府的话,那么,它通常是西方殖民主义的结果或西方强加的结果。

    按照Kishore Mahbubani的说法,未来世界政治的主轴可能是“西方和非西方的冲突”与非西方文明对西方力量和价值观的反应。一般来说,非西方的反应不外乎以下三种形式中的一种或数种组合。第一种极端形式是非西方国家奉行孤立路线,把自己与西方的渗透和“堕落”隔绝出来,并在事实上放弃参与西方主导的全球共同体,缅甸和北韩便是这样。不过,这条路线的代价大,极少国家能够完全奉行它。第二种形式相当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扈从”,即试图加入西方并接受它的价值观和制度。第三种形式是“抵消”西方,其手段是维护国内价值观和制度、发展本国经济和军事力量、联合其它非西方社会反对西方;简洁地说,第三种形式是现代化但不西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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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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