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不用“上山下乡”一词

前几天写了一篇回忆短文“文革停课时期的南京九中初一(2)班”。一位学长读后问我,为什么那篇短文不用“上山下乡”、而用“被政府迁移到农村”来标记我们当年去农村的那场历史事件?“上山下乡”是我们这一代人极其熟悉的词汇,在各类知青文字内触目可见,用起来顺手、读起来顺畅。我自己过去写作时也毫无例外地用它。而“被政府迁移”,写起来费事,读起来吃力。因此,我理解这位学长的问题。

但我依然弃用“上山下乡”,而坚持用“被政府迁移到农村”。

我的改变肇始于2022年。那年我完成一本经济学专著并想用它纪念先父母,于是在序言最后一段写道“我把本书敬献给我的父母亲大人。我从15岁上山下乡到农村后便辗转各地,极少陪侍父母,遑论尽孝。如今,他们虽然已在天国,我依然把本书视为我对他们的一点孝心。”写完之后。多次重读,总感觉有不适之处,可一时又不明白何处不适。踌躇数旬,才发现问题出在“上山下乡”这个词上。把它改成“被政府迁移”后,即把那半句改为“我从15岁被政府迁移到农村后便辗转各地”,不适之感顿时消失。

“上山下乡”和“被政府迁移到农村”两者在我的下意识中为何出现如此明显的区别?从上面引的那句话可以看出,前者主动,后者被动;前者自己所为,后者被迫而为。回到前几天的回忆短文,那里的句子是:

“到了1968年冬季和1969年春季,我们又突然被命名为‘知识青年’,被政府迁移到农村地区。”

如果改成

“到了1968年冬季和1969年春季,我们又突然被命名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地区”,

语感上便有重大区别。语言学研究认为语感会影响读者的思维方向。确实,“上山下乡”和“被政府迁移”的语感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把读者的思维引往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上山下乡”是我们的主动行为;“被政府迁移”是我们的被动行为,我们被他人所迫而不得不为的行动。在语感上,“上山下乡”把当年我们到农村去的责任甚至于荣耀归之于我们自身,也因此,至今还有少数知青在提及“上山下乡”时依然充满了自豪感。“被政府迁移到农村”则把责任归之于当时的政府,彰显了我们这些中学生的无力和无奈,以及对“上山下乡”的控诉。根据巴甫洛夫的生理学理论,一个文盲看到苹果时会无意识地分泌唾液,看到纸上两个大字“苹果”则毫无反应。但一个识字者看到“苹果”两字时也会分泌唾液,产生进食的兴奋感。依此类推,尽管一位被迫下乡后的年轻人曾经千方百计地逃离农村,当他看到“上山下乡”四字时仍然可能产生兴奋感。这样的下意识感觉来自于他对当年历史的错觉,可“上山下乡”一词却在不知不觉中强化着他的错觉。“上山下乡”一词简洁有力、充满鼓动性,在生理学意义上容易激励人,虽然它是把人激励到错误的行动和思维方向去。打个比方,在纪念我们下乡六十周年之时,两条标语“纪念上山下乡六十周年”和“纪念被政府迁移到农村六十周年”,给每个人带来的语感、下意识反应和思维方向,显然大相径庭。

其次,无论我们的后人还是外国人,看到“我上山下乡”、“千百万青年学生上山下乡”这样的句子,很容易误解成我或者千百万学生主动上山下乡。为了避免他们的误解,我们需要解释,甚至需要很多文字去解释。可“我被政府迁移到农村”、“千百万学生被政府迁移到农村”的说法虽然直白,我们的后人却易于了解真实的历史而难以出现误解。我们今天读历史,往往会因为当时的某个词争论不休。未来100年、1000年的后人读我们这代人经历的历史也有困难。为了减少他们的困难,我们最好直白地描述我们经历的事实。

当然,“被政府迁移到农村”不是一个专用词,用起来不便。知青朋友和关心知青的人应当发明不易造成误解的专用词来标识1949年后城镇青年经历的大规模去农村事件。在没有找到这样的专用词之前,我宁可使用 “被政府迁移到农村”的说法代替“上山下乡”。

“夜话”2024年第2期,2024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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