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景北的个人网站

“双周夜话”2004年第25期                                                 2004年12月24日

 

 

平安夜

 

 

       今夜是平安夜。

       我不是天主教或基督教徒。也许是少年时候崇拜毛泽东的口号听得太多了，崇拜毛泽东的决心也下得太多了，以至于产生了逆反心理，难以接受在教堂中听到的那些崇拜言词，因此至今才没有皈依。.

       其实，我对所有信奉宗教的人都很尊敬，包括信奉天主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以及其他宗教，因为在我看来，至少就平均水平而言，信奉宗教的人比不信教的人更加善良、更能自律。

       同时， 我非常喜欢“平安夜”这首今夜教堂内必定吟唱的歌曲。

       我第一次感受到“平安夜”这首歌是在五年前。那一次，我突然感到这首曲子是那么地祥和、那么地安宁、那么地温馨；脑海里不由地映现出一幅图画。一个可爱、可尊的生命就要诞生了。人们围坐在即将成为母亲的玛利亚周围，安静地等待着、安静地期待着，没有烦恼、没有急躁、没有焦虑。这时，有人低声哼起“平安夜”，然后大家轻轻地、慢慢地、柔声地唱起来。音乐渗进静谧的气氛，气氛融入平和的音乐，玛利亚所住的马厩变得那么地祥和、那么地安宁、那么地温馨，让我的心绪在歌声中安定，烦躁在歌声中消散 ……

       那时我还不了解歌词。现在令我喜欢的，仍然是它缓慢、平和、安详的曲调。

       今晚我本来要去上海大剧院聆听“平安夜”的，和我所尊重的教徒在一起。

       但上午接到通知，音乐会临时取消了。

       现在，当我接近午夜时分从办公室回到家，我仍然按捺不住地弹了几遍“平安夜”，平静而温馨的音乐，平静而温馨的夜晚，愿我所爱的人平安、平静，愿天下人平安、平静，也愿我自己平安、平静：

   5·65 3·︱5·65 3·︱2 2 7·︱1 1 5·︱……

“夜话”2005年第4期                                                                2005年7月12日

 

 

请尊重学者

 

 

网友“落叶无痕”在中国经济学教学科研网上对翻译质量指名道姓地提出了批评 （参见http://bbs.cenet.org.cn/dispbbs.asp?boardid= 92504&ID=73199 &replyID =73199）。翻译质量问题完全应当呼吁。译者的自律、出版社的自律，以及公开的舆论批评，甚至监管，都值得我们考虑。在这里，指名道姓的直接和公开批评是最重要的。它是译者和出版社自律的最重要保证，也是监管者自律的最重要保证。因此，我对落叶无痕的公开批评表示支持。

 

落叶无痕同时批评我为王根蓓翻译的《高级宏观经济学》所写序言中对该书翻译质量不负责任的褒奖之词。我完全理解落叶无痕的感觉，我只要在书架上看到这本书，自己也会汗颜。考虑到这里涉及的是中国学术制度和民情民俗的基本问题，而非仅仅王老师个人的不当，我决定澄清一下。王老师是上海财经大学三、四位最先从事高级经济学教学的老师之一。她自学和教学非常辛苦。我愿意支持她。因此，她请我作序时，我很快答应并写完发给她。我了解这本书的英文版，但我没有读过出版前的译稿，所以我的序言对译稿质量没有做任何评论。《高级宏观经济学》翻译出版后，我看到我的序言被加上了正面评价译稿质量的文字，立即向王老师提出质疑，王老师向我表示道歉。今天，我在这里向落叶无痕和其他读者道歉。我没有事先要求阅读译稿，没有事先向王老师特别强调我未读译稿从而无法对译稿质量表态，这是我的疏忽。如果不是落叶无痕“指名道姓的直接和公开批评”逼使我公开表态的话，我可能仍然不会澄清这件事。为此，我向落叶无痕表示感谢，并且特别感谢网络提供了一方自由天地，让“指名道姓的直接和公开批评”有了可能。

 

不过，我澄清这件事，决不是对王老师个人提出指责：王老师也是目前制度的受害者。我想提醒的是国内不尊重学者个人的风气。就我自己的经历来说，除了这次序言改动外，至少还有三件值得一提的事情：

 

1．1998年《经济研究》杂志对我的文章“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一种可能机制”的改动。它至少造成了该文文献引用的不规范，而这是我经常要求学生避免的。

2．2002年上海财经大学用我的名字和文章申请上海市邓小平理论宣传和研究奖（并且竟然得奖）

3．2005年同济大学用我的名字申请博士点。

 

所有这些都是在我完全不知晓的情形下发生的。考虑到现代通讯技术的发达，我不能不表示遗憾，对那些“荣誉”不能不表示拒绝。可更奇怪的是，很少有人发现这里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很少有当事者觉得自己有什么需要检讨的地方！！这就使我不能不思考中国学术制度和中国民情民俗的基本问题。

 

谈论中国学术制度和民情民俗问题不是这篇短文的任务。在这里我仅仅想就学者的个人名誉问题说几句话，并且顺便向我过去工作的上海财经大学、现在工作的同济大学同仁们进一步说明我为什么表示遗憾。大家知道，学者之所以必须自律，公众之所以认为学者能够自律，就是因为学者留下的文字是可以对证的，学者留下的文字和其行为是可以对照的。学者是有知识的人。每一个普通公民可以像孔夫子说的那样，期望学者“行有余，而后学”，即不但有知识，而且首先有良心有道德。可仅仅有知识（这是学者之所以能被称为学者的原因）这一点，就剥夺了学者以“不懂”、“不知道”来为自己良心辩护的权利。一位在机关工作的朋友对我说德国肯定禁止读《资本论》的时候，我知道他缺乏知识。若一位学者说这样的话，我只能认为他撒谎，因为我不能说他无知，也不能说他不懂不知处慎言的道理。所以，学者写错的文字、做错的事情，是不能够用任何社会的、强权压迫的、功利的、世俗的理由来辩护的：他们对自己的错误必须负有个人良心和名誉的责任；白纸黑字，又使得学者无法像政治家、企业家、其他公民那样用事实不清为自己辩护。正因为如此，学者的名誉是透明的。

 

学者名誉的另一个特点是个人主义。学者的观点是他们个人的，学者的文章著作是个人署名的，民众和历史记得的是他们个人的名字。尽管他们的成就或失败有许多人的功劳与责任，但他们的成就或失败首先仅仅是他们个人自己的成就或失败。集体创造、集体堕落或者说集体责任，不适用于学者。巴金1949年以前的成功是他的个人成功，任何其他人对他成功的贡献都很次要；同样，巴金1949年以后的失败也是他的个人失败，无论毛泽东的专制还是周恩来的引导都远远不能抵消他的个人责任。这就是学者的个人性。学者是以个人人格和知识立身于世的。学者是以个人身份参与历史的。在中国历史上，孔子、李白、曹雪芹、马寅初，在国外，卢梭、牛顿、爱因斯坦、凯恩斯都是以个人身份创造历史的，他们和某个单位、某个政府、某个国家本质上是无关的。孔子多次出国甚至要出海，卢梭曾是法国政府追捕的要犯，可今天中国和法国分别把孔子、卢梭列入本国和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中。所以，学者的个人名誉独立于任何其他集体名誉和他人名誉，独立于例如家庭名誉、单位名誉、政府名誉、民族名誉、国家名誉、主义名誉甚至人类名誉（尤其在强权者把自己利益与这些名誉混同的危险仍然存在的时代里）。

 

学者名誉的透明性和个人主义特征，在促使学者自律的同时，也要求社会其他人尊重学者的名誉（学者自然也应当尊重他人的名誉）。一个个人、一个单位、一个政府的利益无论多么正当，都不应当以自己的利益来要求学者，不应当要求学者扭曲自己来服从其他个人的、单位的、政府的利益。由于知识的有限性和观察角度的局限性，学者会犯判断错误。但这样的错误却是社会应当公开批评但必须容忍的。为什么社会应当容忍学者的判断错误，应当给学者发表错误判断的机会？这里的理由就是学者在单位、政府利益前的个人独立思考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个人责任，比起他们判断的正、误本身重要得多。用他们的判断错误来否定他们的独立思考，社会就容易失衡，文化就容易窒息，单位、政府、国家的错误就容易发展到极端。这样的教训，对我们中华民族是太深刻了。从历史上看，学者的判断错误尽管经常发生，但对学者声誉没有严重的影响。相反，学者声誉的毁灭或者严重损害，几乎全是因为他们个人良知的错误。学者有知识。就像巴金，1949后的他不可能突然丧失文学史的知识。落叶无痕之所以因为我对罗默《高级宏观经济学》的上海财大翻译本的褒奖而起鸡皮疙瘩，根源在于他不相信我缺少翻译知识。因此，如果一个学者的判断错误使他人有理由认为不是其知识的问题（更不用说学者还自诩为有知识的人），学者就会受到公正性或非功利性怀疑，学者的名誉才真正会受到损害。毫无疑问，学者的名誉首先建立在学者的自律上。但同时，社会对学者名誉的尊重，社会不从其他方面“无意识”地损害学者的名誉，包括不用制度方式（例如每位教授每年应当发表多少文字或者获得多少科研经费的要求）或非制度方式“无意识”损害学者声誉，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强烈地希望社会（包括个人、单位、政府）尊重学者的文字，尤其是出版社、杂志、报刊尊重学者的文字，因为这是学者的根本所在；我也强烈希望社会尊重学者的个人行为尤其是他们与学术相关的个人行为，尊重他们姓名的使用权，杜绝在他们不知晓的情况下使用他们姓名的作法。

 

附：落叶无痕的批评 “上财翻译的两本LJ！！！”

 

　　我们这个学期要学习高宏和高微，老师推荐我们直接购买英文的影印本，据说说的夸张点，中文的翻译比用“金山快译”译出来的还差。无奈兄弟们E文不好，还是弄来中文版对照。结果差点被气的吐血。

 

　　翻译的真的实在是让人无语。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拜读拜读。

 

　　高级宏观经济学第二版 戴维罗默著 王根蓓 译 陈雷 校

　　高级微观经济理论 杰弗瑞 A 杰里 菲利普J瑞尼 著 王根蓓 译 朱保华 校

 

　　胡景北先生给高宏中文版做序。看的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苦差，特别是在学术浮躁甚嚣尘上的今天，从事翻译这项冷寂的事业，需要非凡的毅力与耐心。我的同事王根蓓能出色的翻译出《高级宏观经济学》，其中的甘苦只有内中人才能体味，其为学为人的坚毅与执着实属难能可贵，这也正是我乐意为她的译著做序的原由”

 

参见：http://bbs.cenet.org.cn/dispbbs.asp?boardid=92504&ID=73199&replyID= 73199

“双周夜话”2002年第7期                                                             2002年3月28日

 

 

五十而知天命

 

时光如流，逝者如斯。对我来说，到本月份，人生已入第五十个年头。还清楚地记得在二十岁的时候，想起孔老夫子的人生说法，便以为自己年十五而志于学，二十而立，因为当时在经济上已经独立，思想上大概也独立了。三十年过去，今天又想起夫子的说法，才意识到自己应当是知天命的年龄了。

然而，什么是天命呢？夫子没有明讲。后人的解释似乎也不多。我想，天命也许是生活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如果这样解释的话，那么，假设不是夫子自谦的话，则连圣人都过了半百，生命度过了三分之二，才知道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可见知天命之难。当然，历史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今天的人完全可能比两千多年前的孔夫子更早地懂得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否则，我们如何能认定历史真在发展、时代真在进步呢？

       可是，生命的价值又在哪里呢？我想它存在于夫子说过的“仁者爱人”上，也就是善上。人是一种特殊的生物，它只有在群体中才能生存，群体生活又使得它最终成为有自我意识的生物。因此，人自我意识的对象，本质上不是人与物的关系，而是人与人的关系。事实上，每个人或早或迟都能体会到，最能令我们对生活有所感悟的，不是我们对物的感受，而是我们对人与人关系的感受。而在人与人关系中，最能拨动我们心弦的，是善心善行。这也就是我们至今仍然在读唐诗宋词、歌德莎士比亚，而不去读牛顿、爱因斯坦的原因之一。在真善美中，善是最重要的。没有善，人依然可以求真求美。大大小小的自然科学家在寻求宇宙的真，大大小小的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在寻求社会的真、人的真。一个人完全可以认为财富占有就是人与人关系的真，并且认为自己在人与人的财富竞争中采取任何手段都是完全正当的。同样，追求美的人也不必是善良的人。但只有善才能使我们感悟到生活在人类群体中的意义，感受到真和美给我们带来的享受，而避免真和美可能给我们造成的无望甚至绝望。善良的人也可能说“善意的谎话”，可能在追求大家公认的美时退避三舍。而此时，我们不但不会感到假和丑，反而会感到一种更深刻的真和美，这就是善对我们心灵的重要性高于真、美之处。善良的人完全可以参与竞争包括财富的竞争并取胜，他和不善之人的区别在于他自觉而不是被迫地遵守竞争的规则并且以爱人之心平等之礼对待失败者。因此，夫子说的知天命，就是懂得以善待人，凡事出以善心。至于什么年龄才知天命，我想是不重要的，尽管我也是在50岁才写下这篇文字的。重要的是，在许多社会精英知、行背离的今天，自己如何把对天命的知付诸实践。

双周夜话

要公平、不要照顾

    要公平不要照顾，这不仅是市场经济的要求，而且是做人的要求，是我们在任何时代处理社会事务的基本原则。在一个特权横行、后门泛滥的社会里，要公平，不要照顾，尤其应当是每一位远离特权、没有后门的大学生对社会的呼吁和要求。这是因为，第一，如果要照顾，也不会照顾到他们。能够获得“照顾”的人几乎百分之百是有特权的人，是能够打开后门的人。这一点，看一下2003年在网上被揭露的上海交通大学“照顾”入学的人的名单和背景，或者对善良的人来说，看一下（也许要等20年后？）解密后的各学校的文件，就会明白的。第二，即使他们中的个别人能够受到照顾，这样的以牺牲更优秀的他人为代价的照顾也是不应当的；第三，特权制度本身必须废除，而不是你或者他中间那一个享受特权、获得照顾的问题。

然而，也许因为我现在担任经济学院院长的缘故吧，在进入一年一度的硕士研究生录取阶段的时候，我收到了若干给我个人的要求照顾的信件。这是一些分数还不低、但担心不被录取的考生的请求信。他们都来自农村或者城市底层家庭。他们希望我多多考虑他们的情况，录取他们。对此，我要说的是：你们找错了方向；你们给我的信应当要求公平，反对照顾：只有公平，在你们符合录取条件的情况你们才会真的被录取；如果谈照顾，那因“照顾”而受到委屈的恰恰是你们。

当然，在任何特权社会里，我们都看到本来受到不公正的歧视、但得到了领导照顾的少数几个人的感激涕零。像谈家帧、姚雪垠受到重视的例子，至今还被人津津乐道，而知识分子的全体受压制、学术和文化的全面受钳制的不公平状况却被淡忘了。这样的例子容易使年轻人希望成为大大小小的谈家桢、姚雪垠。年轻人会以为，他们之所以没有得到照顾，是因为他们的姓名还没有为领导所知。于是，在本来需要公平、需要他们维护公平的时候，他们却觉得最需要的是领导对他们的个别照顾。想到这里，我不禁有心痛的感觉。

有一位考生寄来了她的三好学生证书复印件。我不怀疑证书的真实性。但一个大学毕业生不要求公平而希望照顾，他无论如何够不上好学生的标准，甚至够不上大学生的标准。公平而非照顾是基本的行为理念。一个没有特权的大学生应当具有这样的理念。这不但因为他几乎不可能得到照顾，而且更因为他应当懂得，现有的特权是不应当保持、也不应当用新特权去推翻的。而一旦他获得了照顾，他就加入了现有的特权制度，便可能永久地失去了呼吁公平反对照顾的心理能力。

要公平不要照顾，同时也应当是每一位靠关系而可能打开后门的大学生的理念。因为，社会的最终改善不但取决于没有特权的大学生的呼吁，而且更多地取决于有特权的大学生的自律。这里，仅仅就给我来信的考生同学而言，你们不但要呼吁公平，反对照顾，而且应当思考设想如何才能够实行公平。就我可做的事情而言，我想推动的是，在网络上公开达到一定分数、比如教育部或者学校的最低录取分数线的考生名单和分数。我想，对公平来说，重要的不是让考生知道个人的绝对分数，而是要让公众知道所有考生、至少是有录取可能的考生的相对分数。如果原先来信请求照顾的同学现在能够对我的想法提出意见和进一步的建议，我们追求的公平将会有更大的希望。

“双周夜话”2002年第18期                                                         2002年8月28日

 

 

百年一遇、千年一遇

 

 

       最近一个多星期，洞庭湖洪水成了中国乃至全世界的重大事件。现在，洞庭湖水位终于坚定地回落了，我们的心放下了。湖南省五十年未遇之特大洪水终于被“抗”住，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据说，长江干堤的大部分地段要能够抵御百年一遇的洪水；如果洞庭湖、鄱阳湖等重要湖泊的堤坝也能够抵御百年一遇洪水。那么，沿江、沿湖的人民便不必隔几年就受一次惊怕，他们更有可能对自己的生活做出长期的规划。

上海人是幸运的，因为黄浦江堤岸能够防御千年一遇洪水，上海人也因此可以更从容地规划自己的长期发展。我在外滩散步，每每感到江水的软弱和江堤的坚实。是的，我相信，即使遇到千年一次的大水，外滩也不会松软。比洪水更厉害的是地震。但上海离太平洋海沟还很有一段距离，所以威胁算不上严重。大城市如东京、旧金山，地震威胁更大，不也成为国际化都市了吗？上海不会比它们更差。值得上海担心的，不是这些容易成为头号新闻的自然灾害；威胁上海的，首先也不是洪水地震。不谈千年，就百年而言，造成上海物质和文明损失的，主要是象日本人进攻上海的侵略战争和多次发生的国内战争，是象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跃进“。上海人难以规划自己的未来，不是因为日后的洪水，而是因为当时的制度；不是担心百年或千年一次的自然灾害，而是担心十年一变的社会规则。上海人无论是把财富转移到外国、还是把身份改变成移民，背后都有着对制度对规则再变的担心。100年前，60年前，30年前，20年前，10年前，今天，中国都面临制度不稳定的基本问题。但在每一次改革前或改革时，往什么方向改，什么时间改，新的制度规则又是什么，那些规则又能够维持多久，这些都是在中国近代史上至少十年一遇的问题，却都比预测千年、百年一遇的洪水还困难。而没有稳定的规则或者至少对稳定规则的预期，人们却又无法规划自己的未来。

防范洪灾的规则是用河道将洪水引入大海大湖。这一点，我们的祖先四千多年前就理解并且开始实行了。今天的我们虽然还不断遇到洪涝灾害，但已经有了一套防范的体系，大部分人包括洞庭湖边的居民已经不担心洪水对自己未来的长期影响，可是，四千多年来，对于可能发生的社会灾害，我们依然缺乏基本的防范体系，大部分人都在担心这类灾害对自己未来的影响。古人所谓的“伴君如伴虎”一说，正是社会缺乏规则的表现。如果说过去毕竟还有君王一家享有制订规则之利，并确定太子，制订王朝长期计划，那么，百年以降，君主制在中国不复存在，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都受到了缺乏规则之害。因此，我想，就象防范洪水的普遍规则因为无人不受洪灾之害而被普遍接受一样，防范社会灾害的普遍规则也会因此而被普遍接受，那时，我们就不但不用担心千年或百年一遇的洪水，我们还将最终摆脱规则十年一变的恐惧，我们将能在预期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下对自己的未来做出长期的规划。

“双周夜话”2004年第12期 　　　　　　　　　　　　　2004年6月15日

实 践 民 主

    担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是我第一次当上和行政级别挂钩的官。在我为民时，我发现中国的封建“残余”不仅存在于宏观的社会总体上，而且更严重地存在于微观的个体单位内。每个单位的头头都有着皇帝般的特权：只能自己说话，不让别人说话，更不让别人参与；自己制定规则、解释规则、执行规则、改变规则；自己决定哪些信息可以向员工公布，哪些不可以公布；自己确定自己的收入是多少，待遇有多大，对职工是分给你多少你拿多少。因此，在我没有当官之前，我不但希望社会民主，而且希望单位民主。我想，如果我当官，我将实践民主。

在我担任院长一年多后的今天，在有关2003－2004学年的最后一次院领导班子重要会议结束后，我想，我们每个班子成员都可能感受到自己在实践民主。

    民主的要义是让别人知情、让别人说话，让别人平等参与决策。因此民主的第一步是公开化，公开信息，公开自己的观点。所以，我上任以后立即采取措施，建立制度，公开信息，根本打破在这之前只有第一把手知情和决策的专制状态。在学院领导班子内部，我们打破了不讨论、不争吵的局面。在必须决策而又争论不下的时候，我们使用了表决方式。在有时间可以商讨的情况下，我们多次商讨。民主决策需要更多的时间，这是它的代价；然而，民主决策既提高了每个领导班子成员的兴趣和能力，同时避免了第一把手个人犯重大错误，所以，尽管多用了时间，但民主制度获得了每个成员的赞同。

不过，民主是由民、而不仅仅是领导班子成员作主。我上任以后，员工的知情和参与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的员工几乎全部受过高等教育，其中绝大部分是高级知识分子。担心民主的主要理由是民众的文化水平不高。可我们学院有着世界上最高的平均文化水平。所以，我们不再要求员工在面对外来的检查、评比时和领导班子口径一致；我们公开了主要财务状况；员工选举的审计组已经开始工作：我们的员工也已经开始实践民主。当然，方向虽然根本变了，但我们朝新方向才刚刚迈出第一步。它的继续需要建立更多的保证制度，需要员工更多地讲话。

在一个关键信息不公开的社会内、在总的单位专制的大环境下、在员工还不习惯于说真话的内部条件下，考验一个单位领导是否真心希望民主的，便是他能不能先在自己可支配的范围内，创造一个民主的小世界，和大家一起实践民主。今天，我很高兴，我自信在院长任上经受住了考验。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一年来开始的民主实践也许会继续、也许会中断，但我相信，说真话是人的一种本性，除非我们重建大、小皇帝的神圣光环，否则说真话的本性迟早总要导向民主，因此，我和我的同事的努力大概可以视为民主溪流中的一朵微小但毕竟昂起了的浪花吧。

“双周夜话”2002年第16期                                                    2002年7 月30日

 

 

取消学校录取新生的保留比例

 

      

       一年一度的高中录取高潮已经尾声，大学录取高潮正在到来。录取新生的标准是分数，而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既是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共同意识，也是政府反复保证实行的原则。目前，虽然比如上海高中的录取分数线在市内各区、县还没有统一，全国高校的录取分数线在各省间还没有统一，但至少，对特定的地区来说，考生在学校宣布的分数线面前人人平等，应当是没有异议的。所以，前几个月我们的报纸才讥笑了牛津大学竟然出现某教师收钱录取学生的丑闻。然而，那些记者或评论员也许不知道，在中国每个学校录取新生时都有一定的保留比率。保留比率有多大，没有公开，但据说在上海是2％。一个大学一年若招生3000人，那就意味着它有60个机动名额。注意，这60个名额可不是为了少数民族、奥赛冠军保留的，因为这些“特殊性”各有加分标准，加分后已经纳入到正常招生中了。那么，保留的这60个名额不必参照分数标准分配给考生，学校又有什么标准可以参照呢？按照学生或其代理人给学校的特殊贡献，比如给学校的捐款？似乎没有哪个学校订立了这项标准。邵逸夫先生给国内许多高校捐过款，好象没有任何学校给了他几个新生名额。按照学校员工的投票吗？也没有听说过。按照分数分配给本来低分的本校员工子女吗？这既不符合国际惯例也不符合中国传统。即使是私有制的学校，也不敢提出私有者本人子女低分仍可录取的规则。当然，各学校都是高智商的知识分子成群，他们肯定能够订出若干标准来录取这2％的名额。问题只是这些标准是什么，这些标准是是否符合一般规则。

    就我推论，这里的标准就是完全违反一般规则的权和钱，而且权第一，钱第二。当然，各个学校可以公布近年来录取2％新生的实例反驳我的推论。我愿意在事实前面承认我的推论错误并赔礼道歉。但在这之前，我将坚持认为，以权、钱为标准的2％保留录取比率，是一个极其腐败、极其令人厌恶的制度。如果说牛津大学会偶然出现收钱录取的事情，并且大家都知道那样做违法，那么，在中国，这样腐败的事情竟然被纳入了正式制度，从而不再违法，不再受到记者和评论家的讥笑，可见中国的正式制度本身是多么地必须改革。当然，这几年，据说招生制度有了很大改进。在这2％的招生中，纪律检查委员会、反贪污局以至检察院都加强了监督。但一个腐败的制度不会因为强化监督而改变其性质，反之，这些监督充其量也只是把腐败抑制在一定程度内，而其实际作用则是延长腐败制度。为新生录取规定的保留比率，这本身就没有任何理由。既然政府已经为比如少数民族青年、为智力特别优秀的青年，为华侨、烈士以及其它特殊人群的子女规定入学的优惠分数，那么，留给学校的保留比率便只能是给凭特权取得优惠、而又拿不到台面上的人群，而这样的优惠便只能是鬼鬼祟祟的“权利腐败”。在以代表最广大人民为口号的中国，在以育人为使命的学校内，竟然还存在着这种制度，不能不说是对包括我自己和我所在学校在内的中国人、中国学校的极大讽刺。这样的制度没有任何“改进”的余地，只有彻底取消。

我为什么不参与当前的劳动价值论讨论

 

当前国内经济学界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讨论如火如荼。从学术性最强的『经济研究』杂志，到中小城市办的报纸，从国家科研项目到个人论文选题，到处可以看到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讨论。这里讨论的当然都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而我在今年开通的主页上，也放了自己二十年前写的一篇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文章 （“略论服务业资本”，见本网页相应位置）。当然，看一下我的网页，就会明白它和当前中国经济学界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讨论无关。于是，我就不得不面对朋友的问题：既然我有劳动价值论方面的知识，为什么不参与当前的讨论呢？

       我想，我的回答应当包括下面三条：

第一，当前的讨论缺乏科学性和严肃性。当前的讨论更多地出于政府的需要，而不是学术本身的发展所致。出于政府的需要当然也值得研究，就象我们应企业要求作项目研究一样。但是，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一个为企业作可行性研究的人，必须得出可行的结论，才能领到企业的经费；一个为政府政策而作的研究，也必须得出政策正确的结论，才能够算成果。在这种背景下，讨论的科学性和严肃性都将让位于获得经费和获得成果的考虑。对这样的讨论，我是不愿意参与的。

第二，当前讨论的层次浅。我读到的几乎每一篇讨论文章，都提及当前政府的想法和现实的需要。而劳动价值论是什么？那是马克思在“实验室”做出的研究结论。假如马克思的结论正确，从实验室结论到上市商品中间也有很长的过程，况且马克思做的还是非常抽象的“理想实验”。马克思即使天才，寿命也有限，不可能独自研究清楚这一过程。当前的讨论看到的是实验结论和上市商品不符，便想重新解释上市商品。这当然不错，但上市商品从实验而来，当前的讨论不愿意重新做实验，而是抓住理论和实践不相符的地方来批评理论，或者就实践来发展新理论，因此也就只能流于常识。我曾经读过几篇讨论文章。它们让我想起的是“皇帝的新衣”的另一个版本：某个会场上的听众差不多要被日心说讲演者的头头是道所折服的时候，一个儿童喊出了“真理”的声音：“但太阳总是从东方升起、西方落下的呀。”

    第三，个人的兴趣。从我开始自觉思考的时候起，我思考的就不是『解放日报』在谈到我的时候所说的“出谋划策”。我的“略论服务业资本”一文，虽然研究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但不是为出谋划策而写，而是个人兴趣使然。出谋划策需要人，我对那样的人也是尊重的。但社会也需要不为出谋划策而思考的人，而大学教师本来便应当是离出谋划策最远、距个人兴趣最近的研究群体。不过，当经费由需要谋、策的人所分配、成果由需要谋、策的人所评定的时候，出谋划策容易得经费出成果，出谋划策者当然多，出谋划策的讨论当然如火如荼。这都很正常。经费、成果是好事，也是我之所欲，只是不要违拗自己的兴趣。当年在农村，那么辛苦，也没有想起要扭转兴趣，为村上的“批林批孔”出谋划策，以图个轻松活计干干，所以离开农村几年，才能够写出二十年后不需要修改还可以发表的文章；如今占据了大学教师的职位，仅仅做好本职工作这一条，就更要求我尽力写出基础性强时效性长的文章，而不是不断参与理论热点的讨论。

双周夜话2004年第7期                               2004年3月31日

一般均衡和爱情

    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是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内容，它和爱情本来风马牛不相及。经济学离不开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那些看似无法用成本、收益衡量的事情，只要我们能够找到与其等价的货币价值，就可以用经济学来分析。这也就是经济学分析工具能够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大显身手的原因所在。例如一个人是否上大学的等价货币量可以用这个人在上大学和无偿获得从零开始不断增多的货币价值之间的选择来决定。货币多到一定程度，这个人就可能开始倾向于选择货币而不选择上大学。但爱情不同。爱情是一种奉献或利她/他主义，所以没有货币等价，或者说爱情的货币等价无限大。此时，经济学就失去了用武之地。例如以江山之财富来换取对方接受自己的爱而不得，便是因为那财富总是个有限值，而爱的价值无限大。 

不过，经济学常说的一般均衡和爱情至少有二个共同之处，第一它们都是理想（或者贬义地说是幻想）。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我们从来没有过均衡。无论设计多么周详的计划经济，还是自发运行的市场经济，都没有实现过一般均衡。我们看到的哪一个市场是均衡的，哪一个经济是均衡的？现实经济中根本没有均衡。且不说气候变化这样的外部冲击，就是经济系统内部各种意想不到的变动，也会阻止一般均衡的实现。更有甚者，一般均衡从原理上说便不是现实。它是经济体系在一系列严格假设条件下，例如完全竞争、完全信息下可能出现的一种理想的资源配置状态。既然完全竞争、完全信息不可能，一般均衡自然无法成为现实。爱情也是一样。我们可以举出一千个例子说明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爱情，却难以举出一个完美爱情的例子。无论是精心呵护的爱情，还是突然生发的爱情，我们知道的任何真实的爱情都不完美。虽然爱情不象经济均衡，不需要许多条件，它也许只需要双方全心全意的相爱。可是，现实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事情，一个人不可能不分心去兼顾，所以，完美的爱情只能停留在现实之外。

但是，为什么许多经济学家仍然那么重视一般均衡，许多年轻人年长人仍然那么重视爱情？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就是理想，是经济学或者人生的最高境界。而正是它们的不可最终实现，才吸引人类永远地去追求。所以，尽管人们有无数的例子说明现实的不完美，但在这些经济学家、这些年轻人年长人看来，所有这些例子加起来都不足以证明人们就不应当追求完美，不足以泯灭他们的完美之愿。因此，不管饱经世故的过来人如何苦口婆心劝人现实，每个时代照样有自己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同样，每个时代都有经济学家醉心于完全竞争和一般均衡。即使象马克思那样对其所经历的经济制度抱着强烈批判态度的学者，也都要想象出一种类似实验室的理想状态来分析它。

一般均衡和爱情的第二个共同之处，就是都把参与者的自由平等当成自己的前提条件。两位自由平等的异性之间才能谈得上相爱，这个道理无需赘言。所有人互相之间的自由平等才能够实现一般均衡，亦是经济学的应有之义。一个人如果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如果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应用自己的资源，他自然试图改变：而这便意味着整个经济体系尚未均衡。一般均衡和爱情的真意也许都在这里：它不但不要求，而且拒绝为了集体、为了公众或者为了其他名义而放弃个体的自由与平等。遵从父母之命、按照组织要求可以结成婚姻，但无法产生爱情。同样，根据集体需要、考虑大局利益可以达成稳定，可不能实现均衡。爱情不可能因他人的命令而产生，个人配置资源的愿望也不会因他人命令而消失。从另一个角度说，这样的自由和平等，又保证了一般均衡和爱情的无害性：它们不强制人们接受自己，也就不会导致对别人对公众的危害。追求一般均衡的人和追求爱情的人一样必须具有尊重他人的品质，必须摒弃强制手段。一个强制推行的经济计划会造成灾难，但它本身就不是均衡，因此不应当归罪到均衡上。一个强制的婚姻会导致家庭悲剧，但它本身便不是爱情，因此也不应当归罪到爱情上。

经济学和文学一样，靠着一批理想主义者的推动。文学永远离不开作家理想的爱情，经济学也永远离不开经济学家理想的一般均衡。人类所经历的任何现实状态都不完美，所以人类在自己生活、思考的各个领域都需要指引方向的明灯。在今天的思维水平上，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一般均衡就是人类在经济学研究中的明灯。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般均衡理论不是技术，而是理念，是我们每一个学习经济学的人都应当了解的那些理想主义经济学家的社会理念和人生理念在经济学中的反映。 

（注：曾经在课堂讲解了一般均衡理论后，把它和爱情做了些比较。当时是即兴而发。有朋友听说此论，觉得有趣。这里虽然整理了想法，但自觉不如当时尽兴。是谓史不可追也。）

“双周夜话”2003年第10期                                                             2003年5月22日

 

 

就任经济学院院长时的讲话

 

 

今天，学校任命我为经济学院院长。在接受任命的时候，我非常感谢学校对我的信任，感谢经济学院各位教师对我的信任。

       同时，我明白，正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由于我校其他院系对加强现代经济学的要求，才有我担任院长的可能性。在院长的任上，我愿意为各位老师服务，为学校和学校其他院系服务。

       三年前，在经济学院成立会议上，我讲了三个问题：

      A、教师进修

B、学术气氛

C、公开化

这三个问题现在仍然是重要的。尤其是第三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制度建设。我接任之后，将首先了解现有制度，适当的将保留，不适当的将修改，没有的将建立。我希望在全院教师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一段时间，在学院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制度。

但今天，我想提出新的任务，这就是经济学院的转轨，是经济学院的教学体系全面转移到现代经济学基础上。

全面转轨到现代经济学上意味着

1．  设计新的教学体系

2．  各门课程都讲授国际上的主流思想和新的发展

3．  各门课程增加分析的成份，研究生课程增加研究的成份。

转轨牵涉到经济学院的所有专业，从思想史、经济史到关于中国、外国现实问题的所有课程，都需要转移到现代经济学上来。当然，经济学院还有一部分带有政治课性质的教学任务，但只要不是或者不完全是政治课，都应当改革，包括对马克思的研究，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都需要转轨。通过转轨提高教学水平。而教学水平提高了，科研水平才可能提高。

转轨是个渐进的过程，计划三年左右完成。经济学院将采取措施，帮助教师转轨。这就是教师进修的问题。经济学院今后的工作，将以教师进修为重点，采取国内外进修、聘请学者讲学、教学研讨等方式，帮助教师提高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水平。在转轨过程中，教师会有调整，但我将保证现有教师第一，进人第二。对包括我在内的所有教师来说，关键是自学。各位教师只要愿意学习，便有希望通过转轨，达到高一级的理论水准。

       转轨也需要制度，做到有序转轨。制度要保证学院重大事务和财务公开化。同时，要提高制度执行的强度。制度是约束人，首先是约束领导者的。我做为院长将自觉受制度的约束。如果各位教师对我有意见，可以用各种形式随时提出。不过，领导者有规则地卸任，是群众能够大胆提出批评意见的前提，也是制度能够有效执行的前提。这里，我谨表示在三年任期结束时，我不谋求连任。

       我相信在学校领导下，在各位老师的支持下，经济学院的转轨任务将顺利实现。

 

2003年5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