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转移的宏观经济学原因和宏观波动

 

1978年以来,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乡城流动。这是中国的城市化。194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大概是11%,现在已经达到45%。城市化比率在1949197829年间从11%提高到18%,提高了7个百分点,其中1949年到52年还应该是中国经济恢复的时期,恢复到1949年以前的时期。而1978年到2007年的29年间,中国的城市化比率从18%提高到45%,提高了27个百分点,比前一个29年多提高了20个百分点。在最近十二年里,从1996年到2007年,中国平均每年增加两千多万城镇人口,总共增加了两亿四千多万人口,比美国2007年总人口的六分之五还多。2007年中国城镇总人口不到6亿其中40%以上是1996年以来新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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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危机已成事实

 

 

        今年九月美国次贷危机转变为世界金融危机以后,许多朋友关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特别是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担心中国经济是不是会被拖入经济下行道甚至经济危机。但是,在我看来,即使没有美国和世界金融危机,中国经济也已经走入下行道,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已经走入危机阶段。只是由于整个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中国经济危机才第一次成为世界经济危机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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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源和意义

  

       一个月前,美国金融巨头雷曼公司倒闭、美林公司被收购、美国国际集团申请政府紧急救助,美国金融危机正式浮上台面,并迅速波及到全世界。一夜之间经济问题变成美国总统大选的主题,也变成全世界关心的主题。在这个人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重大经济灾难以及可能衍生出来的社会灾难面前,每个人都有也应当有自己的理解。我的理解很简单:这一次美国和全世界的金融危机是世界经济危机的反映,而这一次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源是全世界劳动力短缺,使得世界经济的生产活动再也不能按照原先的利润率来安排,一部分生产能力包括工业生产能力和金融业生产能力必须被消灭(中国常用的语言“关停并转”),而经济危机就是消灭生产能力、使经济活动重新适应劳动力供给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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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自由研究者

  最近,国内与国外都有朋友和我谈起申请研究项目资助。我感谢他们的好意。同时,我也明确表示我是一个自由研究者。我不愿意受项目束缚,我的研究不能受项目束缚。所以,我不申请项目资助。
  首先,作为自由研究者,我只研究我乐意研究的东西。而我乐意研究的是距离政府和现实很远的经济学理论。我无法预见我的研究是否能够出成果,更无法预见什么时候能够出成果,因此我无法申请具有明确时间计划的研究项目。  其次,作为一个自由研究者,我不愿意说假话。在中国,所有社会科学项目都要求研究成果不违背马克思主义,不违背社会主义。但既然是研究,事先就无法预期研究结果。一个人在研究之前怎么可能保证他的研究结果不违背这两个主义呢?将近三十年前,在绝对专制刚刚松懈的时候,我在自己撰写的学士论文上加了一句“作者的话”:“本文追求的是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逻辑体系的一致。对可能得出的结论,对可能与马克思某些话的不协调,不予重视。”是的,我的论文追求的是和马克思《资本论》逻辑体系的一致,而且我当时笃信马克思,可我在撰写前又怎么能够知道自己得出的结论不会正好揭示《资本论》逻辑体系的错误呢?在科学史上,弟子诚心诚意地研究先生的理论并且也证明先生理论正确的例子很多,但发现先生理论错误的例子亦不胜枚举。哪位先生能让弟子保证其研究结果不违背先生理论呢?如果一个先生这样做了,他让弟子从事的就只是写作学习心得,而不是研究。一个政府这样做了,它让“经济学家”写的也是学习心得,而非从事研究。我做的是研究。我要保证我的研究结果不违背马克思和社会主义,我便在说假话。因此我只好不申请研究项目,或者说我不愿意申请违背自由研究精神的资助。 
    再次,作为自由研究者,我需要的是正常生活条件,而非特殊项目资助。在中国,许多获得项目的人可以通过“项目经费提成”增加个人收入。我希望增加个人收入,但我知道,项目申请要填明经费用途并且没有申请者个人收入补贴一项。因此,项目经费若按申请用途使用,个人提成便无从谈起。所以,在个人提成的情况下,任何审计员只要一对照项目经费申请用途和经费实际用途,就会发现经济犯罪。虽然我们中国同胞喜欢说“罚(法)不责众”,但违法总是违法,是无法用众与不众来推脱的,教授这样的高地位人士尤其无法用“从众”来推脱责任。  
    我完全同意针对成果可预见、时间能明确的研究实行项目方式。可至少就社会科学来说,大多数研究成果难预见、时间难明确,因此并不适合项目形式。为了繁荣中国学术研究,政府和大学应当做的是保证研究者的适当收入,让他们安心地自由地研究,而非用项目方式让他们去挣钱,让少数项目很多的人富起来,而置多数尤其是年轻研究者生活在艰难之中。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校长应当懂得这一点。据说,在亚洲太平洋经合组织(APEC)的上海会议上,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看到外国元首在屏幕上用曲线解说本国经济,会后便提出拨款搞项目,让经济学家在几年内也搞出中国的曲线图来。可是,如果不想让外人贻笑大方的话,中国领导人拿到APEC上介绍的理论,就不是用项目、用钱能够创造出来的。中国政府现在资助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项目,据说出一本书给200万元资助。但我可以说,那绝非研究项目,而只是少数学术骗子在糟蹋和骗取老百姓的钱。正常生活条件下的自由研究,是发现和创造的基本条件。我坚信这个在科学史反复证明了的道理,因此不去申请特殊的资助。  
    第四,作为自由研究者,项目资助也不是我从事研究的必要条件。相反,项目方式更可能阻碍我的研究。项目申请需要花费大量精力;万幸地得到批准,还得按时完成项目,得把项目成果发表在某一等级杂志上等等。我从事自己的研究,无须批准,没有时间压力,没有发表压力。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才能够认真思索一些问题。比如我从1998年发表《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一种可能机制》后,一直思索着如何把这一机制转变成分析性模型,直到今年年初才突然有了思路,并且建立了中国经济的短期分析模型(也许它才是中国领导人在下一次APEC会议上解说中国经济时需要的曲线图!)。如果十年来我不断从事短期见效的项目,虽然我的收入多了,小小成果多了,但我不可能做出今天这样的重大成果。 
    在学校的评比中,我是落后的,因为没有研究项目。在中国的研究者中,我是幸运的,因为我能够自由地研究并且还获得了一些成就。感谢上天,感谢朋友,让我做一个心灵无拘无束的自由研究者。
  
“夜话”2008年第15期,2008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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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农民转移的经济学

    一年多前,我写了一篇短文“农民转移:当今中国最重要的经济现象”(www.hujingbei.net/双周夜话/2007),指出千百万农民向城市、向非农部门转移对中国经济的伟大意义。但是,如何理解农民转移,如何把农民转移的现象提炼为经济学问题并且用科学界公认的研究方法加以分析,却是关心中国经济的人、尤其我们中国经济学者面对的严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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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身学术必须不惧危险

 

今天,本网站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苗福生先生撰写的“需要价值论”,一篇是我本人的“物化劳动和人化劳动的区别及《资本论》的体系”。两篇文章都与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有关。先生文章试图建立新的价值理论。我的文章直接讨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其中涉及到对马克思的批评。我的文章本身便是争论的产物;先生亦希望自己的文章能够获得大家批评。本网站发表它们的目的是体现学术自由、促进学术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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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法律, 更要道德 —-三谈我对范 美,忠事件的看法

  

汶川地震中范 忠先于学生逃生并且自以为是的事件,引发了关于道德和法律关系讨论,许多网友也向我提出类似的问题,这里,我想从这个角度再次说明我的观点。

对我来说,法律的目的首先是约束政府、约束君主。但对政府最重要的约束不是纸面的法律条文,而是坚持法律和道德的老百姓,是我们自己作为普通人对法律和道德的坚持。。一个民族的老百姓不能在法律和道德面前自我约束,他们就不可能约束自己的政府。所以,自由主义者在呼吁约束政府的时候,也呼吁每个普通人自我约束,他自己并且首先自我约束。而现代社会中,个人已经脱离传统家族关系的束缚。对几乎没有任何亲情、家族、村社、友情、义气关系约束的个人来说,法律在道德之旁成为个人行为的重要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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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紧急情况下的逃生秩序问题 –再谈我对范美忠先逃事件的看法

 

差不多一个月之前,我就汶川地震中的范美忠事件写了一篇夜话,对教师在突发灾难的紧急情况下先于学生逃生提出了强烈批评。没想到这篇夜话竟引起许多网友的评论。网友们在我的个人网页上提出的问题主要有1)教师是否属于高危职业,2)范美忠先逃的道德和法律关系,3)范美忠先逃和他说真话、他追求自由公平的关系,4)在一个腐败制度下,范美忠是否值得后逃。我阅读的其它网页不多。对网友告诉我的关于范美忠的几个网页也没来得及阅读。对此,我很抱歉。下面我就自己知道的部分知识,先就第一个问题“教师是否属于高危职业”引发出来的逃生秩序说明我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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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权利和责任――我看范跑跑事件

       汶川地震已经基本过去,但地震中出现的“范跑跑”风波还没有过去。因为范跑跑事件和1994年克拉玛依大火中“让领导先走”的事件一样,再一次迫使我们中国人直面自由、权利和责任的问题。

作为自由主义者,我特别珍惜个人的自由。作为自由主义者,我同样特别重视个人的责任。个人对自己、对他人、对职业、对社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任何人都不能够躲避这样的责任。在这里,责任和自由是不可分割的。我们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利和我们与生俱来的个人责任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没有自由,我们就没有责任,因为我们如果被迫做某件事的,我们便不必承担这件事好坏的责任。同样,没有责任,我们也没有自由,因为一个不肯为他的自由行为负责的人不能拥有行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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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救灾说明了中华民族向自由主义的进步

512汶川大地震之后中国政府迅速组织救援,全中国、全世界许多人伸出了救助的手。震后救灾让我们看到了人心,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进步,在自由主义方向上的进步。

当然,有些网友的看法不同。比如网友“Cytherea”认为救灾中出现的军民团结一心不分昼夜、不分你我地拯救生命的事实不能够用自由主义来解释。它是我们集体力量的体现,而我们的政府在这次灾难面前得到了100分。(参见www.hujingbei.net/lyb相应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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