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学术探索

王红霞：

你好！首先感谢你的批评。我想，你提出的矛盾也许可以表述为这样的问题：

1．  劳动力商品是否和惯指的商品一样地具有某种内在价值（以下仍然称“价值”）并可以表现为市场价值

2．  如果是，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3．  如果否，那么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又从何而来

 

就我理解的马克思理论而言，马克思对第一个问题持否定的答案。如果说一般商品的内在价值指的是它包含的物化劳动，所以一般商品的价值在由人类直接参与的该商品的生产过程中生产出来的。商品拿到市场后，其内在价值便表现为市场价值或价格。马克思没有研究劳动力商品如何生产出来的。我的论文试图研究这个问题。（当然，和马克思一样，不是试图从生产技术的角度研究，而是试图从生产它的某种――而非全部――社会关系角度去研究）。显然，在我的研究之前，我必须对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有一定的理解（而不管我的理解是否确实符合马克思的愿意）。对第一个问题，我理解在他那里，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经济内才表现为商品形态（而不象一般产品那样在前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中已经表现为商品）。于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内它有了价值。但这一价值的存在不是因为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经济下内在地就有了某种通过其生产过程而得到的价值，而是因为劳动力买卖时在劳动力市场上形成的工资，后者又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物质资料（或一般商品）的价值决定。如果说马克思的重点在于一般商品的价值决定，则我的“略论服务业资本”重点在于特定意义下的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一般商品的数量决定（因此，我所研究的便和例如价格不变时工资上升或下降所意味着的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一般商品的数量决定不是一回事）。

 

如果说马克思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说否定的，那么，第二个问题便不存在。于是我们便需要直面第三个问题：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从何而来。在理想状态下，某个劳动力获得了比如2000元的月工资，相当于他的劳动力商品价值。下面的问题是第一为什么他的劳动力有价值，第二为什么是2000元。显然，这里首先有种社会关系存在，因为这里牵涉到至少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一个给钱，一个得钱。在新古典经济学内，这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马克思那里便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国内今天的用词中则是市场经济。而2000元的原因是因为正好在这个价值上，给的愿意给，若再多他就退出谈判了；得的愿意得，再少他也退出谈判了。

但是在马克思理论框架内，我们仍然要回答的问题是这2000元是否劳动力在其生产过程中获得的价值，或者在其生产过程中消耗的活劳动和转移的死劳动的相应表现。

我的理解，马克思对此的回答大概是否定的。在理想状态下，我想：

1．             这2000元不是劳动力在其生产过程中获得的价值。它不表明这个劳动力在谈判之前已经具有内在价值。

2．             这2000元代表了劳动力在其生产过程中消耗的部分活劳动和死劳动。

3．             但在生产劳动力的过程中，这些活劳动和死劳动不再在其产品中凝结成价值，而是最终地消费掉了，或者说其价值最终地消失了。此时的产品不再具有一般商品在生产过程结束时的价值。

4．             从这个意义上说，价值的循环是个Pierro Sraffa 说的“单行道”（不过，他的书是我写完论文后才读到的）。它的含义为价值循环是一个被生产出来、在交换中被承认、在不同生产和交换流程中被转移、在最终产品的消费（生产劳动力）中被消灭的单向过程，而非转移再转移的永不消失的过程。

 

因此，我在论文中用了   G－W－0 来表示这个单行道的价值运动过程的最后阶段：价值在消费过程中消失了。这里的意思当然不是说价值被浪费了或者不合理地消失了，例如放在家里的牛奶因为忘记喝而变质，其价值也不合理地消失了。这里的意思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在一般商品即劳动产品转化为人的同时，它的价值没有随之转移为“劳动力价值”（的一部分），而是在产品转化为人的同时永远地消失了。

因此，按照这种对马克思的理解，自然不存在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在公共消费过程中还是在个人消费过程中还是在两个过程的联合中生产出来的问题：这一价值不是生产出来的。

所以，即使在马克思说的实验室状态下，或者新古典经济学说的一般均衡的状态下，当所有一般商品的价值＝生产价格＝市场价格时，我们所说的2000元工资也是谈判的产物，而非劳动力产品在生产过程结束时便具有的价值。

我们知道，马克思把这2000元视为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诚然，如果一个劳动力把这2000元全用于一个月内的生活资料购买并相应地在一个月内消费完这些生活资料，我们确实可以象马克思那样定义。但是，那样的定义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即使生活资料的单位价值已经给定，但生产一个劳动力在一个月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为什么是2000元（A₁）/生活资料的单位价值（B）得出的那个量（C₁），而不是3000元（A₂）/生活资料单位价值（B）所得出的量呢（C₂）？况且，我们知道，按照马克思的想法，应当是B和C先决定，然后A才决定。于是为什么是C₁而非C₂呢？

这个问题曾经在“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引起了严重混乱。在我年轻的时候，国内最“好”的经济学、哲学杂志上所坚持的观点便是无论C₁还是C₂，工资获得者都是贫穷的，因为C₁、C₂都是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但在我们的探讨中，我们也许能够说明，如果2000元不是劳动力商品在其生产过程结束时便具有的价值的体现和在实验室状态下的数量表现，那么为什么2000元而不是3000元的问题，便不是马克思对一般商品所说的生产价格背离价值与市场价格背离生产价格的问题，而是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决定问题。根据我的理解，马克思在他的研究进程中没有探讨到这个问题。

当然，这不是马克思的责任，就象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许多问题不是Walras， Keynes， Debreu， Lucas 等人的问题那样。他们已经做了超过常人的工作。他们没有探讨的问题之所以被留到今天，是他们的后人、尤其是他们的继承者的责任。这一点特别适用于马克思。他在那么困难的生活中，家里没有一个凳子的四条腿全是稳的，书桌前的狭小空间还必须和孩子共用的环境下已经做出了那么多的工作。

       另一方面，我觉得，设想价值是永存不灭的扩大型循环运动，是否一定和马克思理论矛盾；或者即使矛盾，是不是也能够引出很有意思的理论，都值得探索。尽管它们和我这里的“有奖征评”不是一回事，但探索本来就和获奖是两回事。

 

综上所述，《王评》似乎没有能够指出《略》文与马克思的逻辑存在着严重矛盾。

再一次感谢王红霞的批评，并愿意接受进一步的批评。

 

 

胡景北

2004年8月

 

《胡景北“略论服务业资本”论文学术批评奖》

实施细则

 

 

1．  本奖励项目的奖金专门用于奖励第一位在学术上指出胡景北的论文“略论服务业资本”与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之间存在重要逻辑矛盾的人。

2．  本奖励项目的奖金额为10000元人民币。

该金额将根据通货膨胀状况而予以调整。

3．  胡景北的论文“略论服务业资本”将发放在网站www.hujingbei.net 上。所有希望获得本奖的对该论文的批评文章（以下简称“批评文章”）都必须发放在上述网站上，不以获奖为指向的批评文章和其他有关文章也欢迎发放到上述网站。

所有发放到上述网站的带有学术性质的批评文章都是获奖的候选对象。

4．  批评文章可以署名或不署名。

5．  批评文章的发表时间以上述网站收到文章的时间为准。

6．  胡景北负责在每年的2月份和8月份对前半个日历年度的带有学术性质的批评文章作出回应。所有回应将发放在上述网站上。

7．  某一批评文章是否达到获奖水平，由胡景北决定并在上述网站上公开说明。

8．  本奖项的全部运行过程（包括设奖文件与各类批评和其他有关文章以及回应的发表、获奖批评文章的确定和奖金的发放程序）完全在上述网站上公开举行。所有上网的参与者都将是监督者。

9．  本奖励项目将在奖金发放后的一周内通过声明终止。

10．未尽事项将根据公开性、公正性准则和友好之心解决之。

首先，非常抱歉迟迟未对胡教授的批评和指教做出回应，敬请胡教授及各位关注讨论的学者和学人朋友原谅！
其次，请允许我在此再次阐述我对讨论问题的一些粗浅看法，恳请胡教授继续批评赐教！

 

              劳动力商品的价值的生产和价值的实现：一点看法

    《略论服务业资本》（以下简称《略》文）文中认为：根据马克思的逻辑，价值是生产关系的范畴，“劳动力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范畴。没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劳动力就可能没有价值，或者，一般而言，劳动力没有价值”（引自胡景北：“对王红霞批评的回答”）。从这段话来看，《略》文严格遵循了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开篇就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发生在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因此，沿着该逻辑思路，任何物品只要不进入流通过程中，就谈不上什么“价值”。马克思认为，价值的生产是在生产领域进行的，而价值的实现则完成于流通领域。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资本论中所研究的价值的生产和实现过程只是针对一般实物商品的，而对于劳动力商品，他并没有进行明确区分和研究。而按照马克思的逻辑进行推论，劳动力作为商品，它自然也同其他商品一样有价值的生产和实现问题。与其他商品不同的是，他的流通领域是劳动力市场而不是商品市场，他的生产领域是个人消费过程和公共消费过程而不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也就是说，按照马克思的逻辑，劳动力商品的价值经过“个人消费过程和公共消费过程”生产出来，通过劳动力市场得以实现。既然劳动力商品的价值经过“个人消费过程和公共消费过程”得以生产，那么，劳动力商品价值的生产途径只有以下几种：
（1）  通过个人消费过程（不通过公共消费过程）生产出来；
（2）  通过公共消费过程（不通过个人消费过程）生产出来；
（3）  通过个人消费过程和公共消费过程共同生产出来。
那么，劳动力商品的价值究竟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呢？按照《略》文界定，“个人消费过程的结果是消费资料商品价值的消灭和使用价值转化为人就足够了。另一方面，公共消费过程则处于服务业资本的统治之下。服务业即直接生产劳动力使用价值的社会劳动部门，也就是公共消费部门。在我们所考察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上，产业工人的整个劳动力使用价值，是由个人消费过程和服务业即公共消费过程共同生产出来的”。《略》文指出：“服务业资本所支配的服务业劳动，不可能为其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根据《略》文的观点，公共消费过程不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因此，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就只能全部通过“个人消费过程”生产出来。而《略》文曾经指出：“个人消费过程的结果是消费资料商品价值的消灭和使用价值转化为人就足够了”，  而且，马克思也指出个人消费过程簿具有社会性质，因此，个人消费过程只是生产出了“用以维持生命的使用价值”，并不生产价值。显然，如果《略》文“公共消费过程不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观点是正确的话，那么劳动力商品的价值生产便无从谈起了。
    对于上述矛盾，请问胡教授如何解释呢？

关于建立对本人论文“略论服务业资本”的
学术批评奖的声明

　　“略论服务业资本”是在本人在1981年写作的学士论文的基础上于1982年修改定稿、200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本人试图观察马克思在其著作《资本论》中建立的理论体系是否可能逻辑地推广到服务业。因此，文章有这样一段开场白：

　　 “本文追求的是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逻辑体系的一致。对可能得出的结论，对可能与马克思某些话的不协调，不予重视。”

　　这篇二十年前的文章针对的服务业问题，现在依然是中国经济学界讨论的热点，讨论的框架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体系；在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依然被视为少数几位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因此无论对服务业还是对马克思的研究，在中国和在世界都继续是对人类尤其是青年人智慧的一种挑战。

　　“略论服务业资本”是本人年轻时对上述挑战的一次回应。二十年后重新审视，这篇文章有许多需要修改的地方，但同时，这篇文章似乎又实现了它当年的目标：在把马克思《资本论》体系推广到服务业的过程中没有出现重要的逻辑矛盾。然而，人难以自知，必须他人指点。因此，本人特设立奖励项目

胡景北“略论服务业资本”论文学术批评奖

　　奖励第一位在学术上指出该论文和马克思《资本论》体系存在重要逻辑矛盾的人。

　　本奖项的目的是促进学术争鸣，以便本人和其他有兴趣的人判断是否可能在该论文基础上继续工作。为此，本奖项运行的全部过程将遵循学术界公认的行为规范，并以公开性和公正性作为首要准则。具体操作方式请参见《〈胡景北“略论服务业资本”论文学术批评奖〉实施细则》。

　　本奖项从2002年1月1日开始生效。

　　特此声明。

(敬告：本文是艾利思的《农民经济学》(Ellis，F.，1992，Peasant Economics， 2nd ed.，CUP)第一章“农民”翻译的征求批评稿。对本文翻译的批评请直接发到本网页留言板上。引用本文的读者请务必参照上海人民出版社近期即将出版的上述书籍。谢谢)

 

 

作者：Ellis，F.

译者：胡景北

 

 

第一章    农民

 

 

第一节 导论

 

本书关注的是对我们称之为小农或农民生产的那一类农业生产的经济分析。就本章下面将定义的家庭农业生产的农民而言，农民大概至少占到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一，即超过10亿人。这一部分人口绝大多数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在有些发展中国家，农民甚至高达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在某些地区，由于丧失土地和土地的集中经营，家庭农业农民正在消失。在另一些地区，他们在农村社会结构中却相当稳定。而在第三类地区，他们又因为影响农业生产的经济和社会力量而不断新生。

在现代世界经济中，农民处在边缘的位置上。他们一只脚站在市场内，另一只脚留在维生经济中。所以，农民既没有完全融入市场，也没有完全脱离市场压力。农民很少有兴旺的时候，他们常常处于不稳定状态，世界上最贫困人口就在农民中间。为了改善他们的前途，我们必须掌握能够准确理解农民问题性质的研究方法。本书要讨论的正是这样的方法。

这一章的目标是构造农民的经济学定义。该定义要和本书其他章节的方法和主要内容相匹配。这是重要的预备性练习。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农户。我们选择“农民”而不是其他名词来代表农户决不是因为无法说清的好感。毫无疑问，“农民（peasant）”这个词有缺陷：在日常用语中它是个贬义词。如果有其他一个词具有同样的理论和描述能力，我们不会选择它。但我们没有其他词可用，只好选择它。我们为这个词寻求的定义应当满足下述特征：

a）              它不但能够把农民和非农业生产的社会集团区别开来，而且能够把农民和其他农业生产人口，例如种植园、大地产、资本主义农业或商业化家庭农业区别开来。

b）              它应当既包含时间也包含变化的意义，以避免把农民错误地与停滞、传统等概念混同起来。

c）              它能够容纳作为分析单位的家庭、更大的经济体系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d）             它能够刻画出农民生活的经济条件，把这些条件和其他社会集团或农业企业的经济条件在研究中分开，从而适用于经济分析。

我们猜测下面的定义讨论结果时，发现农民定义处于下述思想的核心：农民仅仅部分地融入不完善的市场。这个思想有两个侧面。第一，农民部分地参与市场；第二，农民参与的市场是不完善的。这个思想可以用来区别农民和他们的近亲商业化家庭农场，后者完全融入了充分运行的市场。

在当今发展中国家，农民的另一个特征日益突出。这就是他们生产活动的多样性 (Hunt， 1991：49)。农民决不仅仅从事农业；农户成员也参与许多非农业生产。有些生产是非市场性的，例如伐薪砍柴，担水；有些生产要依靠市场，例如为出售而生产手工品，非农雇佣劳动等。这些非农生产不是本书关注的中心，但它们是农民生计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可以用本书所讨论的家庭经济学原理来理解。

本章以下部分将阐述这些思想的细节。农民定义中的各个因素扎根于与其他社会不同的农民社会的突出特征内。我们首先找出这些因素。其次，我们找出农民定义中那些与农户作为市场和消费的经济单位有关的因素。再次，我们把上述这些因素结合起来，提出本书使用的农民的工作定义。最后，我们介绍关于把家庭和农户当成经济分析单位的一般观点。

 

 

第二节 农民社会

 

寻求农民定义要以其社会的特征为基础。农民和其他社会集团的区别主要与社会人类学领域有关。所谓“社会的”并不意味着排除了经济内容，而是强调作为一个社区而不是单个个人或者家庭的农民。人们经常强调的农民社会的一个特征是它在某种意义上的过渡性。农民“处在原始部落和工业社会之间”(Wolf， 1996：vii)。社会人类学有个学派则强调过渡的文化方面。最有名的早期农民定义之一把农民描述成“有着局部文化的局部社会”(Kroeber， 1948：284)，它表示农民是一个保留着自身文化的大社会的一个部分。自身文化把农民区别出来。另一个社会人类学流派也看到农民是大社会的一个部分，但强调农民在大社会中的低下地位。因此，“只有当种田人受制于他们之外的社会阶层的权势者的需要和制裁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恰当地说他们是农民”(Wolf， 1966：11)。

对于我们要寻求的农民定义，人类学关于农民的这些早期著作包含的一些思想仍然是有意义的。我们在下面讨论中将用到它们。在那里，它们以某种方式描述了我们所定义的农民的广阔背景。

 

过渡性

过渡性的思想把历史和变革的含义带入了农民定义，因此很有作用。农民代表着从分散的、孤立的、自我满足的社区到完全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的过渡。

过渡意味着变革和适应。不过，这里需要指出，变革的速度和后果既不能事先知晓也不能够事先决定。过渡并不表示农民今天在这里，明天便消失了。也不表示他们必然地和很快地将被别的、更“现代的”农业企业所代替。过去，农业经济学家常用“种田人”来指代农民。过渡只是表示农民决不是处在无时间概念的真空中的“维生”或者“传统”的种田人。农民从某个地方来。他们也确实经常被他们先前没有经受过的外部力量（如殖民主义）从他们居住的地方赶走。农民所置身于的世界不断变化，农民也就处于不断适应它们的过程中。

 

市场和交换

过渡性思想引出了农民社会的若干其他特征。农民的一个特征是他们作为社会集团始终是更大经济体系的一部分 (Wolf， 1966：8)。一个农民社会绝对不是遥远历史上可能有过的孤立国。这就是说，农民社会和更大经济体系存在着交换关系，农民生产暴露在市场力量之前。农民农业生产的投入和产出依赖于更大市场使用流行价格做出的评价，即使农民参与市场仅仅是为了实现自己很小的需要。

对农民来说，市场既是机会也是压力。参与市场会带来更高的生活水平或更丰富的消费。但同时，不利的价格走向或不平等的市场力量也会使参与市场的农民处于破产威胁之下。因此，农民和市场的关系是一个连续的压力区间，它从承担风险并获得参与市场的好处，延伸到为生存而保留非市场的生产基础。

 

依附性

许多学者认为农民低下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是农民定义的关键要素。低下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可以视为农民的依附性。所以，“正确的做法是根据农民对外部统治集团的关系来对农民做出基本定义。”(Wolf， 1966：13)“农民对外部力量的结构性依附是农民定义的本质。”(Minzt，1974：94) 或者说，“被压迫者地位 ―― 外部人对农民的统治”(Shanin， 1971a：15)。

依附思想表示不平等的社会或文化地位、一个社会集团对另一个社会集团的压制以及进入政治权力的机会不平等。但依附与本书主题最有关联的含义是农民受着其他社会集团的经济剥削。农民是“乡村种田人，他们的剩余被转移到统治者集团”(Wolf， 1966：3-4)。本书第三章将详细讨论经济剥削和剩余转移概念，它们的附加含义需要在经济研究范围内加以斟酌。这里，特别需要把非市场的压制（例如封建主义下的领主和农奴的关系）和不完全市场上不平等的市场力量的压制区分开来，以及把它们和在大的竞争市场上出现的价格趋势给农民造成的不利后果区分开来。

 

内部差异性

在把农民视为一个特殊社会或经济集团的时候，以及在强调农民对其他社会集团依附关系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慎地忽视农民社会内部在社会和经济地位上的差异。农民并不是农民社区内同样的、同一的、具有同等地位和前景的所有农业家庭的组合。相反，农民社会“在任何地方总是具有多方面的内部层次”(Mintz， 1974：93)。这里，层次（differentiation）指的是社会地位差异，就象农民之间的其他差异一样，农民之间的社会地位差异不具有静态和永恒的特点。根据作用于农民社会的各种力量的性质和个别农民对这些力量的适应方式，农民之间的社会结构是不断变化的。

因此，依附关系可能不仅仅局限于农民和其他社会集团之间。一个村庄或一个社区内也可能出现农户对农户的剥削。所以，“虽然看上去[农民]全都是牺牲者，可事实上，也有农民跻身于掠夺者之列”(Mintz， 1974：94)。但这一点对全世界不同的农民社会具有的重要性非常不同。就实际经济政策来说，这一点并不经常有意义。另一方面，从概念上说，在农民社会内部，农户之间非市场的和不平等的相互经济关系，是我们正在描述的农民的重要因素。

 

 

第三节 农户

 

探讨农民定义的第二个要点是观察他们作为农业企业的特征。这里，农民生产的二元经济性质是关键。农民作为生产单位既是一个家庭又是一个企业。他同时出现在生产和消费中。农民的这一二元经济特征对本书以大部分篇幅阐述的农户经济分析是很重要的。它把农民农业家庭和市场经济中的其他经济主体区别开来。我们现在考察农户的这个特征。

 

主要经济活动

虽然农户成员可能从事各种类型的非农业劳动，但本书把农民主要当成农业生产者。农民从土地获得自己的大部分生活资料。他们用土地种植农作物或者养殖牲畜。这里，我们说的农户不包括其他乡村居民，例如没有任何土地的乡村劳动者，种植园工人，放牧人、游牧民等。无地乡村劳动者和种植园工人以前可能是农民。放牧人和游牧民可能即将变成农民。在广义的“农民社会”中，这些人和其他许多手工业者、小商人都可以存在。对于某些研究目的来说，这些人在描述农户经济活动和生活的时候甚至很重要。但就本书对农民的主要经济定义而言，农户最大量的劳动是从事农业。

 

土地

把农民定义为农业劳动者，意味着农民能够获得土地并把它当作生活的基础。这一点把农民和无地劳动者与城市劳动者区别开来。在世界范围内，农民都具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土地配置的非市场性。在许多农民社会内，家庭对土地有着复杂的传统权利。这些权利高于并且限制了土地的自由市场。在有些国家里，传统的土地权利是不可让与的。有些国家虽然存在土地自由市场，但家庭圈子以外的土地转让极其罕见。土地在农民社会内的作用远远不止于有其价格的另一种生产要素：土地是农户抵御生活风险的长久保证，是农户在村庄和社区内社会地位的一种表现。

 

劳动

经济学家公认农民生产的一个决定性经济特征是依靠家庭劳动。假如我们定义资本主义生产是部分使用雇佣劳动的生产，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劳动是分离的，那么，农民农业的“家庭劳动”基础，便把农民和资本主义企业区分开来。农民的这个特征并不排除农民在比如收获的大忙阶段使用雇佣劳动，也不排除农民家庭成员短期到农业以外行业出卖自己的劳动。事实上，对一些农户来说，外出打短工对维持生活非常重要。农民在生产中主要依靠家庭劳动，将影响农民社区劳动市场的运行。这是因为，各个农户对劳动的不同主观标准很可能影响雇佣劳动在更大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

 

资本

资本主义生产的中心特征是对资本和其积累的支配。这也是资本收益率以利润形式出现的理念。一些学者强调在家庭生产中定义利润范畴的困难，“农民“更像一个家庭，而非一个企业” (Wolf， 1966：2)。由于农户具有生产和消费的两重性质，我们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区别利润和家庭劳动的收益。另一个问题是家庭购买的资本投入可能既用于生产也用于消费活动。例如，家庭购买的拖拉机可用于生产目的（耕作、带动水泵或碾米机等），也可用于消费目的（家庭运输，装运柴草等）。在这种情况下，缺乏系统的资本收益率概念，也是区分农户和资本主义企业的又一个特点。

 

消费

在经济学家中，讨论最多的决定农民的主要特征大概是他们生计的维生性质。维生意味着农业产出的一部分直接被农户消费，而不拿到市场销售。因此，农民在过去常常被视为“维生的种田人”。维生水平的程度解释了农民为什么仅仅部分地参与市场经济。但是，在从许多方面定义农民的过程中，我们不要过分强调维生的意义。全世界有很多农户高度专业化地生产商品农作物如棉花、甘蔗、香蕉、咖啡豆、茶叶等。还有许多农户用非农业劳动挣得的收入来支持大量家庭消费。在这两个例子里，只要这些农户符合我们已经讨论的其他标准，我们就不能够说他们不是农民。

 

 

第四节 农民的经济学定义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从过渡性、市场风险、依附性、内部差异、农业生产、土地占有、家庭劳动、利润概念不明尤其是重要的维生生产等方面考察了农民。所有这些方面的考察让我们从历史、变革、社会、经济活动和资源利用诸角度辨别农民的确定形象。这些方面的考察也把农民和其他乡村生产者、从乡村与城市工人、和从资本主义企业区别开来。当然，所有这些考察还没有把农民和其他家庭农业劳动者范畴区别清楚，例如，我们还不知道，一个拥有3000公顷土地并仅仅依靠家庭劳动生产粮食的美国农业生产者，或者一个小规模集约性生产牛奶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农业生产者，算不算农民。

因此，到此为止，我们缺少一个综合的概念，一个适用于上述所有或

(敬告：本文曾刊载于《经济学消息报》2001年第 期。引用本文的读者请务必参照上述报纸刊载的文章。

注意：本文不是学术论文，只是为了方便才放在“学术探索”栏目下。)

 

 

户籍制度五年内即宜改

 

 

胡景北

 

 

郑品文的文章“户籍制度近期暂不宜改”（见“经济学消息报”，2001年第23期， 第一版，以下简称“户籍”）标题上观点不能说不明确，只是“近期”和“改”两个概念使人疑惑。“户籍”中“改”的含义有三种：修修补补、彻底改革、废止，但作者的着力点似乎在“废止”，我们在这里也仅仅就废止来讨论。“近期”的确定好像更加困难。经济政策研究的文章中，近期似乎多用于一到三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如果“户籍”中的近期指的也是这样的时段，我基本同意户籍制度“不宜改”。但如果近期指的是五年或者十年，“户籍”内的说法就很值得商榷了；假如近期的含义是三十年甚至五十年，“不宜改”的观点就可能是错误的了。那么，“户籍”用的近期到底是多少年的时段呢？“户籍”没有明说，但用两个条件作了界定：1。国家完全取消对城市和城市居民的补贴；2。中国实现了不同区域的均衡发展。实现这两个条件或者其中任何一个条件需要多少年时间呢？“户籍”也没有明说。我想，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取决于“完全”和“均衡”的程度。真正的“完全”和“均衡”仅仅在理论分析里的“长期”中存在，而在关于户籍制度这样的经济政策分析里永远不会存在。想必“户籍”也不会讨论那种抽象的“完全”和“均衡”。那么就一种可以意会但难以言传的、对废止现行户籍制度而又足够的“完全”与“均衡”的程度来说，“户籍”对第一个条件没有提出具体的内容，对第二个条件则要求低层次的农民和优秀的中、西部人才不往或者不很多地往城市和东部地区流动。达到这一要求所必须的中国城乡和中国各地区发展的均衡水平，乐观些说，大概总还要三到五个五年计划，也就是二十年的努力吧。如果我的推论不错的话，郑品文的文章标题改成“户籍制度二十年内（或更长）不宜废止”，也许更合乎他的本意，同时也更符合写文章的规范。

 

假如上面对“户籍”的理解成立，下面便能够有的放矢地提出驳论。第一，“户籍”所提出的不同区域的不平衡发展，不是建立户籍制度的必要条件。当年中国建立户籍制度，是和建立统购统销制度相联系的，其目的是确定统销制度的适用人群。而统购统销制度的前提又是计划经济和农产品短缺。目前，这两个前提都已基本消失，统购统销制度以及支持它的户籍制度也就失去了意义。当然，户籍制度在后来的演进中可能获得了新的独立于统购统销制度的意义，因此到今日，即使后者消亡，前者仍有存在的价值。按“户籍”所说，这样的价值在于：1) 可以避免城市的贫民窟现象，对城市发展有利；2）可以避免西部城市人才流出。不过，就现在东部城市的吸引人才的政策来说，西部某个人只要是人才而且又愿意东流，他就可以流出西部，现行户籍制度对此已经难以产生“避免”的功效。而就避免城市贫民窟现象来说，户籍制度无疑对城市有利。但正如“户籍”所说，“虽然很多人生活在贫民窟中，但他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仍然要高于农村”，因此，避免贫民窟现象的户籍制度，显然阻碍了农民对比农村更高的生活水平和质量的追求，显然对农民不利。而由于农民既占中国当前人口的大多数，比起城市人来说又是更贫穷、更缺少组织、更不了解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更少受到户籍制度所有利于的学者和政府官员的重视，同时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又是把“代表大多数人利益”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因此用对少数人有利的观点来论证户籍制度的合理性，恐怕尤其不应当由中国人民大学这样的学府的学者所提出。

 

这样，我们就接触到了“户籍”中提出的废止户籍制度的第一个条件：国家取消对城市和城市居民的补贴。国家现在对城市居民的补贴，是以计划经济下的低工资制度为前提的，目的是保障城市居民高于农民但仍然相当于生存水平的基本生活。现在，计划经济的低工资制度已经不复存在，城市居民的生活已经相当高地超过了生存水平。在这种情形下，尤其考虑到那么多农民的生活还非常困难，国家对城市居民的补贴已经既完全失去了道义的基础，也基本失去了经济的理性。目前的补贴本质上是城市居民在政治上继续保有的特权的经济表现而已。因此，只要这一特权还没有消失，补贴就会存在；而维护这一特权的最好手段之一，就是现行户籍制度，因为正是它，把特权者和非特权者明确分开了，把国家的公民分成为两个等级。所以，“户籍”提出的废止户籍制度的第一个条件，确实如“户籍”所做的那样，很难有时间的概念。五年，十年，二十年，五十年?这里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如果更就事论事地讨论补贴问题，便应当认识，当前政府对城市居民的补贴，已经从计划经济下的价格和实物补贴逐渐转变为对仅仅包括具有城市户口的人群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补贴。而且，按照现行的保障制度，这种补贴不但不会取消乃至于完全取消，而且很可能越来越重。所以把户籍制度的废止和政府取消补贴联系起来，会将户籍制度的维持推到更远的未来，因此是不恰当的。近十年来在中国城市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它的负作用往往被忽视了。这一制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各城市纷纷拆除厚重的有形城墙、拓宽城市对外通道的同时，却为阻止农民转变为城市人筑起了更为厚重的无形城墙：社会保障制度仅仅适用于城市人，而政府财政为此承受的负担，将是经济学上维持户籍制度和城市人特权的强大理由。从这个角度出发，在中国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的经济负担还不是那么严重的时候，在这一制度尚没有健全，从而在其健全阶段还可以做出适当制度变革的时候，户籍制度就应当废止；也就是说，由于新的补贴问题的存在，户籍制度应当更早而不是更迟地废止。

 

从经济学上说，我认为废止现行户籍制度在五年内既有必要也有可能。我的初步立论已经包含在上面的段落内。当然，废止户籍制度是个非常重大的变革，其重要性可能不下于三峡工程。为了在有利于农民的同时尽可能少地不利于城市人群，为了把贫民窟现象保持在社会可以接受到范围内，为了有序地展开废止户籍制度的过程，我建议人大和政府现在就应当把废止户籍制度提到议事日程，并且在人大建立专门委员会处理之。

 

 

有效剩余劳动力的概念及其度量

 

胡景北

同济大学中德学院

 

2005年3月4日于西北大学

 

 

声明：本报告表述的是我关于“有效剩余劳动力”概念的初步想法。此时，我特别需要也特别感谢大家的评论尤其是批评。

目 录

 

一、        导言

二、传统的剩余劳动力概念和度量

三、有效剩余劳动力的概念

四、有效剩余劳动力的度量

 

一、导言

 

绝大部分学者认为21世纪初的中国依然存在着巨大数量的剩余劳动力

但中国2004年出现了“民工荒”

民工荒仅仅是新闻炒作？

不过，为什么炒作？即使炒作，也需要有农民工劳动市场供求变化的背景存在

 

民工荒出现突出了理论和实践的矛盾

可能的解释：

1．             2004年出现的民工荒仅仅是偶然现象

例如它起因于政府在近年来实施的提高农民收入的政策。

例如2004年是个结婚大年

 

2．             2004年出现的民工荒标志着中国走出了劳动剩余经济

民工荒的出现可能意味着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市场上变得供不应求了。如果这是一个长期现象，那么，中国可能已经消除了严格意义上的剩余劳动力（不管它是如何定义的），中国经济不再是劳动无限供给的经济了。

 

      本文尝试的第三种解释

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在内涵和外延上也许很难不多不少地恰好覆盖转移出或者将转移出农业部门、从而对现代部门的劳动市场形成供给压力的农业剩余劳动力。

后者就是本文所说的 “有效转移劳动力”或者“有效剩余劳动力”（efficiently migrating agricultural labor or efficient surplus labor） $ 即在一定工资水平上，对现代部门的劳动供给发挥有效作用的农业剩余劳动力。

 

文献：

相关文献可见章铮 [2004]。章铮首先深入到农业剩余劳动力概念内部，分析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结构，提出中国可能会出现农业劳动力“过剩与短缺并存的局面”[2004]。

本文将在章铮研究的基础上并且利用他的统计资料，说明有效剩余劳动力的概念和其度量方法。

二、传统的剩余劳动力概念和度量

      1．剩余劳动力的概念

      a)  经济学的定义：

      刘易斯 [1954/1989] 的概念：在传统农业部门，即“在那些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如此众多，以致于在这种经济较大的部门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者等于零、甚至为负的国家里，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是存在的。”[1954/1989]

 

      对刘易斯的误解：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和小于零

 

刘易斯的标准：劳动边际生产率低于生存工资。

 

      b) 技术性的定义：

乔根森 [1961] 认为一旦出现农产品剩余，就会出现农业劳动力剩余。

郭熙保[1995] 认为只要农业劳动力平均耕地面积长期下降，农业就存在剩余劳动力。

章铮 [1995]认为农业劳动力平均的自然资源下降到一定程度，农业就存在剩余劳动力。

何景熙 [1999] 以城市工业劳动力的工作时间为标准，把劳动时间低于这一标准的农业劳动力都视为不充分就业或者某种意义上的剩余劳动力。

 

但是，所有这些技术性的定义都很难和经济学分析方法结合起来，或者说上述这些作者没有提出一套传递机制，把自己的定义和经济学分析方法结合起来。

      2. 剩余劳动力的度量

由于剩余劳动力定义的性质有经济和技术两类，度量方法也相应地分为两类。

a)    计算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并找出它等于某个特定值（零、生存工资等）时所对应的农业劳动力数量。国民经济统计的农业劳动力数量减去这一计算量，便是根据不同的边际生产率标准得出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

 

b)    计算生产一定农业产量或者使用一定农业投入所需要的农业劳动力，然后从国民经济统计的农业劳动力数字中减去它，便得到相应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

 

下面三个表列出国内学者的对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若干估计。表中的数据按照被估计的年份前后排列。

 

 

表1 关于中国农业（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的若干估计

作者（著作年份）

发布于2007年6月20日 对王红霞批评的回答 对王红霞批评的回答   首先，非常感谢王红霞的批评。当然，由于我开辟这样一个窗口的主要目的是批评和反批评，所以，我还是迅速转向反批评。 1．悖论并不存在 王红霞的批评（以下简称《王评》）认为我的《略论服务业资本》（以下简称《略》文）的基本悖论是“进入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之前的工人仅有其‘出卖劳动力所得的价值’但不具有使用价值”。但根据马克思的逻辑，没有使用价值的“物品”也没有价值，因此，如果承认劳动力是商品，而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重属性，那么，进入劳动力生产过程之前的工人既然不具有使用价值，当然就不应当具有价值，所以，《略》文认为进入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之前的工人不具有使用价值但具有价值，显然是一个悖论。 不过，《王评》指出的这个悖论可能源于她对《略》文有关章节的误解。 《王评》引用的原文（下面用黑体字标出）出自于下列文字：   “现在，资本家结束了对劳动力的消费，工人拿着资本家支付给他的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工资走出了生产过程。如果说，在他尾随着资本家走进生产过程的时候，他是战战兢兢，畏缩不前的，这时，他则是筋疲力尽，几乎一步也走不动了。尽管他拿到了出卖劳动力所得的价值，但他的劳动力使用价值没有了。要能够到劳动力市场上再一次出卖他所拥有的这唯一商品，他必须把自己劳动力的使用价值重新生产出来。资本的增殖需要市场上有源源不断的生产资料供应，同样，它也需要有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应，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就为资本增殖所需要的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准备好了条件。当雇佣工人手里拿着代表他的劳动力价值的货币工资额走出生产过程的时候，在他的对面，商品市场已在物质形态上为他准备好了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各种生活资料。雇佣工人再次来到流通过程，把手中的货币额分解成大小不同的若干部分，分别用来购买各种必需的消费品，从而进入本来意义上的消费过程即生产劳动力的过程。”          从上下文理解那句黑体文字，似乎很难得出《王评》说的离开生产过程、即将进入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工人具有价值的引论。他“拿到了出卖劳动力所得的价值”，但不是“拿到了劳动力价值”，而是说他拿到了“资本家支付给他的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工资”。是不是可以说工人此时“拿到了劳动力价值”？也许可以形象地和不严格地这样说，在上下文不至于引起误解的时候这样说。如果严格地说，那么一个工人好像无法“拿到”（就“拿到”这个词的形象化意义而言）自己的使用价值，好像也无法“拿到”自己的劳动力价值。至于“拿到了出卖劳动力所得的价值”，与“拿到了劳动力价值”应当难以等同。最后，即使有等同的可能性，但上下文应当限定了工人“拿到”的是“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工资”。所以，从《略》文说的离开生产过程的工人“拿到了出卖劳动力所得的价值”，很难引出工人在此时“具有（劳动力）价值”的说法。因此，很难讲《略》文具有《王评》所说的悖论。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比如一房客租了一间现在被定位为危房、需要拆毁的房子。在他搬出房子时，他付了最后一期房租。房东收了相当于房子最后一期价值的这笔房租，但他房子的使用价值没有了，尽管他取得了相当于房子价值的货币房租。从会计学意义上，我们常常听到说房东拿到了房子的价值。但房子的使用价值都没有了，房东手上又怎么可能有房子的“价值”？确实，房子的使用价值没有了，房子的价值也没有了，房东拿到的，仅仅是相当于房子“价值”的货币。他可以用从这最后一个房客以及更早房客那里得到的房租，把房子再生产出来，于是他进入房子的生产过程，而不是房子的消费过程。在房子的消费过程中，房子的价值不是谁能够“拿到”的，而是转化成另一种形式。（这个例子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关，但可以揭示问题的某种一般性。）          2．消费过程和劳动力价值生产过程        《王评》从上述“悖论”出发，很自然地批评《略》文把消费过程仅仅看做劳动力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而没有看到那同时也是劳动力价值的生产过程。既然悖论不存在，这样的批评也就不存在了。不过，这个问题仍然有商榷的必要。从《略》文全文看，显然，《略》文在认为进入消费过程之前的工人不具有价值的时候，至少没有明确地认为消费过程也是劳动力价值的生产过程。那么，消费过程是不是如《王评》说的劳动力价值生产过程呢？应当说，《略》文的倾向是否定的。但是，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由于《略》文遵循的是马克思的逻辑，这个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因为这里不仅牵涉到马克思的价值观，也牵涉到我个人的价值观。后者的作用至少可以表现在我会下意识地注意马克思著作的某些章节、字句，而忽视另一些章节、字句。这里，我只想粗糙地提及几个有关的想法。    A．消费过程是否一般地具有价值生产过程的特性？        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回答是否定的，他不认为人或者人的劳动力具有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所以也很难说他认为人的再生产或者人的劳动力的再生产是一个经济学的价值生产过程。比如他强调劳动力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范畴。没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劳动力就可能没有价值，或者，一般而言，劳动力没有价值。        由于《略》文在相应章节中首先考察的是一般消费过程，所以它不能够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发，而只能够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看做一种特殊状态，因此它没有谈及消费过程是否生产劳动力价值的过程，但从全文看，它没有认为在消费过程中生产出来的劳动力便具有劳动力价值甚至特定数量（由在消费过程中消耗的活劳动和转移的物化劳动决定）的劳动力价值。从总的逻辑看，似乎不能够说《略》文认为消费过程是劳动力价值的生产过程。        B．消费过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是否具有价值生产过程的特性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力带上了价值形式。那么，再生产劳动力的消费过程是否生产了劳动力价值呢？《略》文对此的回答似乎也是否定的。马克思本人的回答呢？我的感觉也是否定的。        这是因为，如果消费过程是劳动力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生产过程，那么，当劳动力离开消费过程时，它便应当同其他所有商品一样具有一定的价值，它的市场价值应当以此为轴线波动。那么，它的价值是如何决定的呢？生活资料的价值加上他自己和别人施加的消费性劳动？假如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计算出一个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计算出总劳动力的价值，计算出一个经济体系劳动力价值总量。我们知道，将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家对人力资本问题做了许多研究，但从消费过程或者从人力资本生产过程出发来计算人力资本的技术还没有发展出来。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劳动（力）具有自然价值，市场工资围绕着这一自然价值波动。但第一古典经济学家没有计算它们的意图，第二古典经济学家没有能够对这个概念作出更深入的说明。第三古典经济学家没有消费过程决定劳动自然价值的想法。当然，如果我们要重新使用这个概念，可能先要化很大的气力去探究它的含义。 把消费过程看成劳动力价值生产过程的想法无疑值得进一步探索，无论它是否符合马克思的逻辑。这是我想强调的。只是《略》文没有在这个方向上探索。《略》文实际上假定了走出消费过程的劳动力不具有劳动力价值。它假定了，即使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力也只有走上市场后，才会具有价值。这样，它没有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消费过程视为劳动力价值的生产过程，它也就没有讨论消费过程在价值生产上的目的和结果，没有讨论作为其产品的劳动力的价值的大小。 C．劳动力或者人是否一般地具有经济学上的使用价值 这是更进一步的问题，因为正如《王评》所说，没有使用价值自然便没有价值。劳动力或者人一般地具有经济学上的使用价值吗？如果是，那么，它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也很可能这样；如果不是，那么，它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具有的使用价值就可能是某种其他东西的倒影。这个问题又使《王评》作为前提命题的“消费过程是劳动力使用价值生产过程”成为疑问。 这里的另一个问题是对使用价值的理解。人生活在社会中，每一个依靠着别人又让别人依靠着自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个个体对其他某个或某些特定个体都“有用”。但这种哲学或社会学上的有用性和这个个体具有的为交换而体现出来的一定数量的价值从而可以交换的“有用性”或“使用价值”是两回事。所谓爱江山还是爱美人的问题便由此而起。作为人之外的物的江山，是可以计算其使用价值并交换的，但作为人的美人，可能是不可以计算其使用价值并交换的。 那么，劳动力是否一般地具有经济学的使用价值呢？《略》文没有探讨这个问题。它只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力具有使用价值。这一使用价值部分地通过服务业再生产出来。但这里，生产使用价值不一定就生产价值，第二，工人是由个人消费过程和服务业共同生产出来的，第三，工人在走上劳动力市场后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赋予了劳动力商品的形式。 D．理解马克思的异化论        这里牵涉到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的基本看法。总的来说，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使人异化为物。人的发展成了物的积累的副产品。这样，人就有了本来仅仅属于物的一些特性，例如使物能够在人之间交换的那些特性，如物对人的使用价值。但资本主义又从根本上否定了人身依附关系，否定了人的商品属性。资本主义是以人与人的平等和人的自由为准则的。人和人的平等与人异化为物从而又不“平等”这两个命题的并存，需要我们格外小心。困难在于，我们既不能够把人当成物，又不能够不把人当成物。马克思在这里区分了“人”和“劳动力”。人是人，不是商品，没有市场价值；劳动力是物，是商品，有市场价值。但在多大程度上这两者能够区别呢？马克思没有深入研究消费过程即人或者劳动力的生产过程，因此他没有碰到许多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知道，“劳动”这个概念在狭义上仅仅指人类某种活动，而不包括自然界无机物和其他有机物的活动，不包括人类的所有活动。但这意味着“劳动”是人专有的活动，是在活动或运动上（而非比如形体上）区分人和其他无机物、有机物的标志。没有劳动，就没有人；没有人，就没有劳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力是人的不可或缺的一种特性。同时，劳动力和人的人身不可分。用劳动力生产汽车就意味着用人生产汽车，用休息让劳动力再生就意味着用休息让人再生。这也意味着某种“劳动力即是人力”或者“劳动力就是人”的命题。因此，从劳动的概念和劳动力的发挥与再生，我们都发觉人和劳动力其实很难区分。 在《略》文的具体问题上，我的感觉是，如果认为服务业生产了劳动力价值，那么，劳动力就会一般地或者内在地具有商品的特性，那么，我们也许很难避免人的商品特性。当然，这里要强调的是，对人的哲学评价或者人的哲学价值论不能够作为经济学上逻辑矛盾的理由。   3．服务业的具体性质 《王评》认为，《略》文既然指出服务业生产了劳动力使用价值，而对别人有用的使用价值就有价值，所以服务业也生产了价值。 对此，我在上面已经做过若干解释。这里我想说的是，一是要区别物和人的生产过程，二是在服务业中，服务业资本家和服务业雇用工人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服务业的接受者就象商品的购买者一样，是以顾客的身份出现的，而且和消费品的购买者一样，他购买的目的是消费，是使物品转换为人。就从其内部，而不从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循环过程的一个环节角度说，消费过程不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然，严格的服务业是直接把活劳动施加在服务业接受者的人身上，是他人的活劳动不经过物的（往往要借助于物）形式而直接转化为人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服务业是直接生产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服务业的接受者也和其在个人消费过程中消费物品一样，是恢复和增加（发展）了自己的劳动力（人）。可是，它和狭义生产过程不同的是，消费资料的价值并没有转移到人身上。物转化为人，但物的价值没有转化为人的价值。物没有了，物的价值也没有了。同样，在服务业内，服务业工人的活劳动和服务业的生产资料（社会意义上是消费资料）在物的意义上转化为人（服务业接受者），但服务业活劳动创造的价值（如果有的话）和服务业生产资料含有的物化劳动价值没有了，这些价值没有转化到服务业接受者身上。 自然，我们也可以设想，消费资料价值转移到了人身上，消费过程在转移消费资料中的物化劳动价值时也把消费性劳动“人化”到人的身上。但我怀疑这样的设想离马克思的逻辑更远。当然，我们可以尝试去做，无论它是否离开马克思的逻辑更远。任何理论问题都得探讨后才能说出些什么。但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说，很难说《略》文对服务业特性的规定违背了马克思的逻辑。 服务业具体性质的另一个问题是它既有劳动力的生产（对服务业劳动的接受者而言）又有劳动力的消费（就服务业劳动的施与者而言）。由于《略》文认为服务业劳动的消费不生产价值，因此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角度讲，服务业已经不是价值生产过程，《略》文把它看成是社会的消费过程。但显然，这个过程也需要严格意义上的劳动。所以，《略》文认为从主导的方面看它是社会的消费过程。我想这里似乎不必用排除法。我们知道，在严格意义的生产过程中，工人的劳动力也获得了增进。劳动能力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实际的劳动取得的。但我想，马克思可能也仅仅从主导的方面认为那是社会生产过程。   综上所述，《王评》似乎没有能够指出《略》文与马克思的逻辑存在着严重矛盾。 再一次感谢王红霞的批评，并愿意接受进一步的批评。     胡景北 2004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