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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周夜话”2002年第10期                                                    2002年5月7日

 

 

为陶渊明申冤

 

       我喜欢陶渊明，是因为对他那句“好读书，不求甚解”的自白很有同感。我幼时没有受过训练，不知道“精读”的必要；拿起一本书来，一气读完，似乎有解，但又不甚解，也不知道要“求甚解”。后遂成恶习，以致于现在当了教师，也没有一份好好的读书或讲课笔记：无奈时，就拿先生的这句话来解嘲。

今天谈陶渊明，是想为他申冤，而起因则是无意翻到的现行中学语文教科书。中学生要读“桃花源记”，好像没有异议。但书上的说明，把这篇散文视为陶渊明逃避现实的表现，却使我迷惑。国内中学教科书都是（半？）官方出版物，因此不载明负责这些内容的学者或官员。查一下吴兆基1997年编译的“古文观止”，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吴先生在对其它选文的按语中，几乎都仅仅交代作者生平和写作背景；略有评论，亦褒奖为主。但不知为何对陶渊明“独有钟情”，三篇选文的三段按语，都贬其消极避世、逃避现实。不过，要说这是多数学者认可的观点，似也不妥。清人龚自珍便称赞：“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今人陈寅恪经考证后认为“桃花源记”乃“寓意之文亦写实之文”，手头虽无其书可查，但陈先生认为所寓非消极之意，好像是不错的。施蛰存先生在“唐诗百话”里比较陶渊明和李白时，则肯定陶渊明对人世和社会好像是消极的，但人格却是积极的；而李白对人世社会好象还积极，但人格却是消极的。中学教科书对学者争论之事若难持公允之论，也应规避才是。

我对陶渊明其人其文其事没有“甚解”，为他申冤，使用的是自己的老办法：以事比事，以心比心。从文来说，如果陶渊明“桃花源记”是逃避现实，那么康有为写“大同书”是否逃避现实呢？假设今日有人写文章描写官廉政清，我们是否能因为文章中没有注明真实地点（那倒成了报告文学甚至假冒伪劣），或者没有提出几条建议（那更象奏折文学），就说作者在逃避目前腐败的现实吗？按照“逃避现实说”，所有给我们以生活和世界美感的文学，恐怕都在逃避现实。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作品，包括“桃花源记”使我们有意无意感受到的似乎是对生活的美好憧憬和向善向美的熏陶，而这样的憧憬和熏陶，正为中学生和已走出中学校园的我们在现实中不失自我地生存所必需。否则的话，中学教科书又何必选入这些作品呢？

从事来说，陶渊明一生最大之事是他“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归田。如果由此而说他逃避现实，那更是大谬不然。以心比心，试想今日若有一县长不满省里官吏下县视察时敲诈勒索而宁愿辞官种田（注意不是另有高就），我们应当说他敢于直面现实，还是应当说他逃避现实呢？我们只能说他敢于直面现实！宁愿下乡种田而保持自身气节，正体现了一个人面对现实的勇气。试想，假如一个省有三、五个这样的县长，省官即使想入非非，也只得多加收敛，现实的政治自然会清廉得多。倒是那些不情愿地（情愿的情形不在这里考究）满足上司无理要求的县长，恰如鸵鸟一样，在躲避社会堕落的现实，逃避自己的现实社会责任。所以，从事考察，陶渊明更是一位勇者。晋朝之不救，有气节之感的官员多回避现实，迁就贪官污吏，而竟无响应陶渊明者，不能不说是一大原因。现行中学教科书把敢于抗争腐败的陶渊明说成逃避现实，亦不能不说是对尚未真正面对现实的学生的一种误导。

 “双周夜话”  2004年第10期                                      2004年5月26日

 

文献引用规范谈

 

       从我开始评阅论文起，我便采取了先看文献、后看内容的方式。若干年前我被分发到两篇参加上海市优秀论文评选的文章。这当然都是各高校已经精选出来的论文。但我一翻文末，没有列出参考文献，立即便否定了。自然，从此以后，我再没有被分发到这类潜在的优秀论文来评审。记得三、四年前，评阅一份西方经济学博士论文初稿，一看列举的参考文献全是中文文献，于是立即退回，并附上增添至少10份外文文献的要求。过了几天，论文初稿又送来了。果然后面的参考文献页重新贴过，加上了似乎不止10份外文文献。但仍然被我立即退回，理由是只有在正文中引用过的文献才能够列在书末的参考文献内，请作者把所列的文献相应地引用到正文中。自然，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再读到那篇论文初稿，据说是另请高明评阅而且通过了。

       不过，说到学术论文的文献引用，我自己也有愧。20多年前，当我写那篇“论服务业资本”文章时，我也是简单地把文献列在文末，而没有在正文中注出。不管今天可以举出多少原因来辩解，但欠缺总是欠缺，错误总是错误，是只能请求谅解，而不能指望世人不知不晓不笑的。因此，现在写作各类学位论文的人，为了避免未来出现有愧的心情，现在就避免类似欠缺或者错误才好。而我作为评阅者的责任之一，也就是帮助他们做到这一点。

       在我开始懂事的时候，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是否还有斯大林，一时记不清了）的话，要用黑体字印出来。而其他语录、资料的引用，好像是不特别标出的。我注意到学术作品引用文献的规则，是在读马克思《资本论》的时候，于是想模仿，才在那篇“论服务业资本”后加了参考文献（那时写论文是无需参考文献的）。以后转学西方经济学，慢慢摸索出了写学术文章的规范，也以为在学外国好的东西。后来和孩子一起读中国古典文学，读到《镜花缘》内多九公和南洋某国一女子就《易经》争强斗胜。多九公知道99种《易经》的注，而那小女子竟然晓得130多种。当时便感觉这文献引用，可能是中国的传统。后来再读旧版“唐诗三百首”，读其他中国早期作品，知晓“无征不信”、“无一字无出处”的古训，体会到以往中国学者对文献注解和引用的重视。我不敢肯定西方学者后来对参考文献的规范是不是从中国学得的。但我基本上能够确定，我们今天往往愤愤然地接受的这一“国际惯例”，至少100年前还是中国学者不言自明的做法。100年绕了一个弯。要不是西方人把中国这个传统继承下来或者把他们自己的传统坚持下来，我们为和国际接轨而不得不再进口，中国学者重视文献的传统，乾嘉学派的传统，恐怕一去不返了。

       不管是愤愤然还是心悦诚服，我所读到的论文，大部分在文献引用上已经很规范了。但前两天评阅一篇博士论文，却又发现了不少列出的文献没引用、引用的文献没列出、语录、数据没有出处的现象，于是有感而发。一个博士学位获得者要证明自己，所需要的可能不是他提出的新观点和了解的新知识，而是他知道了做学问的规范和思考问题的学术方法。这就和舞蹈学院毕业生举手投足便显出受过专业培训一样。否则的话，博士学习就失去了意义。有一位退休经济学教授对我说，原来他们写文章从来不加文献出处的，所以他们的学生这方面有所不足，也许可以原谅。这位教授对学生的心情值得理解。但从我们今天做学问的角度说，有鉴于此，反倒更不能原谅自己，在文献上更加注意才对。

 “双周夜话”2002年第27期                                                  2002年12月31日

 

 

三十四年前的今天

 

       34年前的今天，1968年的12月29日，我作为一名中学生，离开城市到农村落户务农。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1968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已经过去，现实主义已经回潮。大学仍然不招生，高中规模本来就小，因此整个中学从初一到高三的六届学生几乎全都需要离开学校，以便让滞留在小学的少年、青年进入中学。不过，当时的自己意识不到这些，而是像许多热情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同学一样，主动报名到农村去。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很兴奋地去迁户口，心里想着的是毛泽东的话：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那一年，我15岁。

       今天的我，近50岁，坐在城市里的7楼办公室内，望着窗外的广阔天空和狭窄地面，似乎又看到了农村的天地。确实，分清韭菜和麦苗对我的工作毫无意义。街头的卖菜者大概不至于把麦苗当韭菜推销给我。不过，我们每一个自认为关心国家的人毕竟需要了解农村，因为大部分中国人还生活在农村。了解农村当然不必要变成农民，但变成农民毕竟也是一种方式。对我来说，正是变成农民，使我明白了城乡的差距，明白了农民所承受的不公，明白了农民的心理，明白了生活的艰辛和欲求的有限，也明白了希望的力量和生命的潜能。如果说大规模的城市青年下乡务农也许是历史错误的话，那么，对我个人来说，8年半的农村生活，却成了我的精神源泉。当我最初挑起担子的时候，笨拙的动作使农民发笑。他们担心担子把我压倒，担心我长不高。确实，许多次我被担子压倒在地，但后来，我成了村里最强的劳动力之一。同时，农村的担子虽然使我背驼，但我仍然长大长高了。

       生活的信心是什么呢？当我挑着100多斤的担子在雨水里的田埂上，五个脚趾紧紧地扒住地面，一步一步艰难前行的时候，我知道这就是生活。在晚间的油灯下，我想到这可能就是自己一生的生活。可是，在那么多人这样生活的时候，我没有理由认为自己不应当这样生活。况且，如果不能在这样的生活中站立起来，那么，生活就可能永远摆脱不了恐惧的阴影。我想，一个人也许只有承认穷人的人格，才敢于直面艰苦的生活；而敢于直面艰苦生活，生活本身才不会让他感觉累。当然，在我15岁的时候，我只明白我必须养活自己；而在我50岁的时候，我明白是农村生活决定了我一生的生活态度。天地也许有阔狭之分，作为似乎有大小之别，但真正有意义的人生问题，可能还是“活着累吗？”

 

                                                                                              写于2002年12月29日

“双周夜话”2002年第7期                                                             2002年3月28日

 

 

五十而知天命

 

时光如流，逝者如斯。对我来说，到本月份，人生已入第五十个年头。还清楚地记得在二十岁的时候，想起孔老夫子的人生说法，便以为自己年十五而志于学，二十而立，因为当时在经济上已经独立，思想上大概也独立了。三十年过去，今天又想起夫子的说法，才意识到自己应当是知天命的年龄了。

然而，什么是天命呢？夫子没有明讲。后人的解释似乎也不多。我想，天命也许是生活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如果这样解释的话，那么，假设不是夫子自谦的话，则连圣人都过了半百，生命度过了三分之二，才知道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可见知天命之难。当然，历史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今天的人完全可能比两千多年前的孔夫子更早地懂得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否则，我们如何能认定历史真在发展、时代真在进步呢？

       可是，生命的价值又在哪里呢？我想它存在于夫子说过的“仁者爱人”上，也就是善上。人是一种特殊的生物，它只有在群体中才能生存，群体生活又使得它最终成为有自我意识的生物。因此，人自我意识的对象，本质上不是人与物的关系，而是人与人的关系。事实上，每个人或早或迟都能体会到，最能令我们对生活有所感悟的，不是我们对物的感受，而是我们对人与人关系的感受。而在人与人关系中，最能拨动我们心弦的，是善心善行。这也就是我们至今仍然在读唐诗宋词、歌德莎士比亚，而不去读牛顿、爱因斯坦的原因之一。在真善美中，善是最重要的。没有善，人依然可以求真求美。大大小小的自然科学家在寻求宇宙的真，大大小小的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在寻求社会的真、人的真。一个人完全可以认为财富占有就是人与人关系的真，并且认为自己在人与人的财富竞争中采取任何手段都是完全正当的。同样，追求美的人也不必是善良的人。但只有善才能使我们感悟到生活在人类群体中的意义，感受到真和美给我们带来的享受，而避免真和美可能给我们造成的无望甚至绝望。善良的人也可能说“善意的谎话”，可能在追求大家公认的美时退避三舍。而此时，我们不但不会感到假和丑，反而会感到一种更深刻的真和美，这就是善对我们心灵的重要性高于真、美之处。善良的人完全可以参与竞争包括财富的竞争并取胜，他和不善之人的区别在于他自觉而不是被迫地遵守竞争的规则并且以爱人之心平等之礼对待失败者。因此，夫子说的知天命，就是懂得以善待人，凡事出以善心。至于什么年龄才知天命，我想是不重要的，尽管我也是在50岁才写下这篇文字的。重要的是，在许多社会精英知、行背离的今天，自己如何把对天命的知付诸实践。

“双周夜话”2004年第20期                                              2004年10月13日

 

就这样风雨兼程

 

 

我原来是个十足的音盲（其实现在七音也不准），脑海中记得的仅是少年时常唱的通俗歌曲――毛泽东语录歌，比如“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造反有理…”等等。后来孩子学音乐，我才在陪伴过程中知道了简谱中“1，2，3，4，5，6，7”的大概发音，也才知道了其它通俗歌曲，比如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当时我还和孩子开过玩笑，为什么没有男声的“太阳代表我的情”。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就这样风雨兼程”是歌曲《风雨兼程》中的最后一句。本月初假期中突然想起这首歌，立即在网上听了起来。这一句的后半句最使我感动：“就这样风雨兼程”。

是的，就这样风雨兼程。就这样，出发吧，也许是一种无奈。不这样，还能怎样呢？时间已到，该上路了。准备不足怎么办？没有办法。就这样，即使“正是风雨浓”，看不到“雨过天晴时”，也得上路，也得风雨兼程。人生有许多无奈，上路的时间、地点、环境、达到目标的预期都不是自己可以选择或者很大程度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强权者往往能够不管别人意志与否而贯彻自己的意志，但他常常也有很多无奈。更何况我等凡夫，又惯于平等待人，更只能“就这样风雨兼程”。程琳一首歌唱了八遍这半句词。我听了许多次，总觉得她的声音不时也有无奈之感。

然而，“就这样风雨兼程”也是一种决心，是一个人的坚决选择。考虑多种因素后，明白“山高水长路不平”、无人“携手同攀登”之后，甚至在不明白这些之前，一个人到一定时间总得下决心、做选择。人的性格有果断和寡断之分，更有许多人既乏果断也不寡断，但所有人都得选择，即使无法下决心的一声喃喃自语“就这样吧”，也是一种选择。选择的正确程度高低，要视选择以后的发展而定，因此总带着不确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斩钉截铁一个词“就这样”，又有一种大无畏的气概，“就这样风雨兼程”，没有顾虑、没有犹豫，没有等待，踏进风雨里，坚定前行，向着自己的目标。但程琳歌声中这种气概好象不足。自然，像她唱的那样，有人“伴你风雨行”、前面“风光在险峰”，也许不大需要男子汉气概。但是，要下艰难的决心和做主动的选择是需要一种气概的，一种传统上被归入男性美德的无畏和刚强的。

确实，任何事情都没有完全的把握，出发的时候都是准备不足的。像郎咸平这次挑起私有化改革方式争论时，准备就明显不足，这可以从他的诸次言论中清楚地看出。批评他的人也准备不足，赵晓说要三个月时间做准备，大概也是真话。但时不我待。一个人想象这里和风细雨也罢、腥风血雨也罢，往往也只好“就这样风雨兼程”。连政府也没有准备，但它又必须做哪怕不作为的“就这样”决定。日常生活亦如此，许多事情我们必须下决心，必须“就这样风雨兼程”。人生六、七十年，说长很长，象茫茫苦海；说短也短，似来去匆匆。但无论长短，生命途程中任何一点都是起点，都可以开始一段新的路程。改学一门知识、出国、换单位、准备论文、为孩子选学校、开始跑步、戒掉粗话等等，都是人生一段新路。踏上新路前我们既要多做准备，却也很难等到准备充足的一天。所以，就从今天开始，即使有风有雨，“就这样，风雨兼程”，只要相信康德说的宇宙的神灵和内心的良善会祝愿我们“多保重”、“早成功”。

 

（歌曲：风雨兼程）                                  

 

“双周夜话”2003年第4期                                                             2003年2月25日

 

 

君主乎？人民乎？

 

　　寒假在德国期间，一些国家正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斯大林格勒战役60周年。德国电视台也更多播放了一些当年的镜头。尤其是当年美国飞机轰炸德国的不少照片，在德国还是第一次播放。显然，许多轰炸是多余的，造成了无辜居民的死伤。不过，即使是最反战的德国左翼知识分子，也没有否认美国轰炸的必要性，这是因为，没有这样的轰炸，德国人民的抵抗士气不会下降，对纳粹政权的信心不会动摇。

　　经过战后若干次讨论，现在的德国人民已经基本达成共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责任在整个德国民族身上，在德国人民身上，而不是希特勒等一小撮民族败类的责任，虽然后者应当付更多的个人责任。国际学术界也接受了这一认识。正是为了避免德国人民再次走上犯罪道路，战后的德国把西方世界的融合、把欧洲共同体的建立从而德国这一国家本身的消亡做为自己的长期目标。

　　整个民族、整个人民也可能错误，可能犯罪。这种思想对生活在中国的我们是难以理解的。谈到日本的侵华战争，我们都习惯于遣责当年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而用日本人民是好的来安慰自己、安慰日本人。谈到现在的伊拉克危机，这里的报纸总用美国政府准备战争、伊拉克政府和人民准备反抗的语言，来表明他们同情伊拉克人民的态度。这里隐含的前提是人民总归是正确的，永远正确，绝对正确。

　　一个人、一个民族或者一个社会在幼年的时候或者软弱的时候，需要某种绝对正确的东西作为自己的依靠。但更多的时候，这一民族或者社会把某个外在的权威绝对化并作为依靠。在我们中国，古时候以为君主绝对正确。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教条很少有人相信，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却成了大义，渗透了几千年的政治和文化生活，甚至成了臣子良心的一部分。对朝政啧有怨言的人，批评的都是奸臣宦官弄权，而从不怀疑君主的绝对性。即使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还是靠新的真命天子来支持着君主的绝对性。辛亥革命后，君主不复存在，开始有了国民、人民的称呼，于是权威的绝对性也就从君主向人民转移。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在几十万造反群众的簇拥下，领袖高呼着人民万岁，群众高呼着领袖万岁。当时的我，也为领袖能够喊出人民万岁而激动。文革既过，领袖的绝对性不复存在，人民取得了绝对的权威。人民支持的，自然就是对的；人民反对的，自然便是错的。当然，说这些话的都还只是人民的代表，也许他们会错，可人民本身是不会错的。因此，即使伊拉克人民百分之百地投票选举侯赛因执政、即使伊拉克人民默认和帮助侯赛因藏匿着联合国禁止其持有的武器，伊拉克人民也是正确的。

    其实，人民是由一个一个的个人组成的。任何个人的智慧总是有限的，由这些个人组成的群体的智慧也不可能是无限的。既有限，就难免犯错误；如果太不自谦，甚至还会犯罪。所以，绝对正确的人民是不存在的。特别是当一个个的个人还不习惯于自由思考，社会内部还不能自由讨论，这个社会还需要某种绝对正确的东西来支撑自己的时候，组成这个社会的人民在整体上是非常可能犯错误的。所以，我们在放弃君主的时候，不应当再把人民当成绝对权威。在观察目前的伊拉克问题时，德国人民当年的错误以至罪行可以提醒我们，不要以为伊拉克人民一定是正确的。

“双周夜话”2003年第7期                                                             2003年4月8日

 

交流的语言和平等

 

人和人的交流要用语言。而人的语言又分成许多种。遇到一位外地人、外国人，用什么语言与之交流，往往触及到人的深层心理。如果牵涉到个人尤其是权势者个人的利益，问题就更复杂。比如，最近就听到一个看法，在与美国学校的交流中，既然美国教授来中国讲课用英语，我们去美国讲课就应当用中文，否则就是不平等交流，就应当停止交流。

这样的看法当然不新鲜。大清皇帝早就要求面觐的夷人用中文，也许是有据可查的最早要求语言平等的例子。100年前的1903年，中国政府要废学堂兴学校。洋人不对等地废学校兴学堂，为什么我们要废自己的学堂兴他人的学校呢？当时也很有些慷慨之士起来反对。在学校里堂而皇之的教授外语，更是令人长叹。但尽管如此，100多年来，英语仍然不可阻挡地成了世界交流的通用语言。要对抗这一潮流，唯一的方法当然是停止国际交流，就向当年中国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那样。

然而，停止交流的结果是什么呢？第一个结果自然是权势者地位的暂时巩固，无论是清朝政府，还是毛泽东时代，还是某个单位的长官，都知道巩固权势的方法是禁止臣民和外界交流；第二个结果显然是公民精神和社会及某个单位的长期停滞。这也是中国100多年来的历史事实和中国许多单位现在还保持的状态。

所以，停止交流不可行。但是，要交流就有语言的问题。交流使用的主要语言基本上由交流的方便决定。上海大学的课堂语言是以中国北方话为基础的普通话，农贸市场的交易语言往往是上海话，家里用的又多是家乡话。据说新疆有人不断对那里的学校教授汉语提出批评。我的新疆学生必须听汉语授课。为什么“不让”他们用维吾尔语和我们交流呢？为什么上海的学校不教维吾尔语呢？是不是他们不能用维吾尔语和我们交流，他们就不应当和我们交流呢？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我们和美国人的交流语言。也许我们可以说两民族交流所用的主要语言是较强（用现在的时髦词汇，“代表先进文化”的）民族的语言。但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如果较弱民族因此而拒绝交流，较弱民族只会落于专制和停滞；从人类进步的角度说，较弱民族因此而拖慢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其实，衡量一个人、一个民族是否真在追求平等，主要不应当看他是否在更强的人、更强的民族前要求平等，而应当看他是否平等对待更弱的人、更弱的民族。我想，真正抱着平等心态的人，将会以平常心和他人交流，不会因为在日常社会中听到比如维吾尔人、越南人“被迫”讲汉语而沾沾自喜，也不会因为自己必须讲英语、德语而牢骚满腹。就此而言，“语言平等”是个政治家的伪问题。我想，无论汉语未来是世界通用语言还是地区性语言，其实都和汉民族与他民族、汉人与他人的平等无关，就象中国的公文用纸最近改成A4（汉语拼音发音还是英文字母发音？）标准，也无关于民族和个人之间平等一样。

对上市公司审计新规定的疑问

 

2001年值得中国人大大庆祝一番的大事之一，是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多年来的愿望，是政府近几年的施政目标之一，如今实现，当然值得庆祝。然而，从2002年1月1日起，中国国内公司要新发行A股或增发A股，其财务状况不但将经过中国会计事务所的审计，而且将经过外国会计事务所的补充审计。这一规定，似乎却又与世贸组织精神有相左之处。

加入世贸组织，本来是将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让中国市场按国际惯例行事。然而，一国公司在本国发行股票，要经过外国会计事务所的补充审计，这一行事方式，据我所知，不是国际惯例。一面加入世贸组织，一面又违反国际惯例，这是使人难以理解的第一点疑问。第二点疑问，本国公司在本国发行股票，要经过外国会计事务所的补充审计，这一规定，是否有损于国家主权之虞？第三点疑问是，即使不谈主权问题，仅仅谈经济的全球化，那么，中国的会计事务所和外国的会计事务所也应当作为同等权利的法人主体参与市场，为何外国会计事务所的审计不需要经过中国会计事务所的补充审计，而中国会计事务所审计的与外国没有直接关系的业务，要经过外国会计师的补充审计呢？中国会计事务所岂不成了二等公民？世贸组织倡导的市场竞争平等又从何说起？

       那么，深受这一新规定之害的中国注册会计师为什么不大声提出异议呢？要知道，这些会计师就收入和社会影响力来说，都属于中国的佼佼者之列。对此的解释之一是许多会计师做假帐。做假帐者如卖假货人，当然没有权利、至少没有同等权利参与市场竞争。但一定要冒既违反国际惯例又可能有损国格之风险来请外国会计师做补充审计，其前提必然是做假帐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占中国注册会计师总数的比重非常大，以致于不得不请外国人来把审计关。可是，中国的注册会计师不仅受过高等教育，而且多数立过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言，加之人人风度翩翩，谈吐不凡，在我心目中原本是品行高尚的优秀公民。我无法想象我遇到的10位这样品貌双全的会计师内可能有6人或者更多人竟然在做假帐！！中国会计师的人格何在？？因此，我衷心希望这种解释是个错误，希望早日读到充分尊重中国会计师人格和中国国格的解释。

2002年1月15日

“双周夜话” 2002年第12期                              2002年6月6日

 

 

我所认识的生永

 

我第一次认识生永，是在去年暑假。那天我正在系里值班，他来了，个子不很高，穿着也还朴素。通过姓名之后，他点了一支烟，然后问我：

“听说你平时喜欢写写东西，是不是？”

“有时高兴，就动动笔，”我回答说。

“想不想发表呢，在报纸上，或者杂志上？”

“还没有想过。”

“不要紧，想发表的话，我可以帮忙。”他打开话闸，谈了一气报纸杂志发表文章的内幕后，郑重地告诉我：“没有熟人，你是别想在报纸上发表东西的。”

“是这样吧。”也许是看过了巴尔扎克的“幻灭”—— 那里对新闻界内幕有精彩的描写—— 我对他的话不大感兴趣，虽然他谈的东西也有些中国特点。

他似乎很会揣度，又聊了几句便走了。开学后我知道了他的一篇暑假调查，已经被报社打出了小样。

他在学校里很不引人注意，上课来一下，下课便回家。在他去年统计学考试不及格的时候，我听说他的外界交往时间太多。接着，他偷窃一千多元现金的案子发了，学校给了他一年留校察看的处分，他这才为大家所知道。

偷钱，其原因据说是为了还债，而这债，是他在交际和谈恋爱时欠下的—— 不过也仅仅是听说。但这些也都好理解。交际多，特别是象家庭舞会之类的交际，是他能够在报上发表文章的诀窍之一，而人， 又都是想出名的。恋爱以至于同居，也许可算是七年知青生活的一个后果吧。迟来的感情，是更容易战胜理智的。偷钱无疑是错误的—— 虽然对方很有些钱—— 特别是偷的手段令人发指：用过量的安眠药使人家沉睡。

生活的目的。对于一部分大学生来说—— 我自己可能也是 ——只是舒适的工作、受尊敬的地位， 和称心的爱人。这也不能算错，只是需要了解生活本身的限制，而生永，正是超过了道德的现实界限。

今年暑假，我仍然在学校值班，然而却听到了生永作为情场的失败者而死的消息。生活的目的仅仅是爱情，—— 生永对于爱情是认真专一的，生命之火当然是很难保持旺盛的。人们是应当热爱生活的，但生活，并不止于爱情 —— 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生永死了，他留下的无形的痕迹很快也将被忘却之神抹去。但生活，却是永存的。

 

                                                                                                  写作于1980年9月3日

 

（附记：日前去南京大学，忆及在那里的学生生活，想起大三时曾在学校黑板报上发表过一篇文字。回沪后竟然还找到了原稿。二十多年沧桑，所见所闻多已与时俱进，但似乎心得体会，还停留在原有水平上。今日再写类似主题，亦不会比那时更有进步：所以便拿它充作本期的“夜话”。    2002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