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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周夜话”2002年第8期

2002年4月9日

 

学术机构企业化：学术腐败的一个源泉

 

 

纵看古今，横观中外，今天中国学术界的一大特色是学术机构的企业化。这是中国继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展开政府机构企业化以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重大改革举措。从此，中国的学术机构进入了创收、分红、扩建、进一步创收的怪圈。经济目标成了学术机构的首要目标，经济利益成了学术机构的首要利益。学术机构不但在核算货币成本和收益，而且在用预期货币净收益指导自己的活动。由于这一变化是“有计划”的改革产物，由于它和现行制度、现行社会风气相吻合，由于中国学术机构本来就很少自己的独立传统，因此政府一改革，各方都照办，甚至竞争性地你追我赶，不赶上对方自己就失败，于是造成了全国规模的、席卷（几乎？）所有学术机构的企业化浪潮。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中国，好象没有一所高校不把创收放在首位、好象没有一位手握创收权的校长、院长、系主任不在紧张地考虑创收。学校即企业的现象在古代有，在当今的外国也有，但都不成气候。古代，孔夫子办私学、朱夫子办书院、朝廷办京师大学堂，都没有办成企业。外国，德国政府办大学、美国私人办大学，也都没有办成企业。当然，德国禁止把大学办成企业；美国允许把大学办成企业，但美国占主导地位的私立大学都不是企业。美国几百所研究型大学没有一所是企业化大学。像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斯坦福大学等学校的规章制度和美国有关的法律已经禁止它们走入创收、分红、扩建、进一步创收的怪圈。所以，说学术机构尤其是大学的企业化是当今中国的特色，是有一定根据的。

 

古代和外国的学术机构不是企业，又是什么性质的单位呢？它们是中国的学术机构在名义上的注册性质“事业单位“。事业单位和企业的区别在于后者是盈利性机构，前者是非盈利性机构。事业单位的特点是它的非经济性目标，而可观察的关键指标则是事业单位职工尤其负责人的个人收入和该单位的经济效益脱钩。用更正式的语言说，事业单位是非盈利机构。如果它有盈利，这些盈利只能用于非盈利的用途，而不能他用，更不能够分红；即使分红，分红量也很小。因此，事业单位的个人收入都是公开的。在这里，谁是事业单位所有者的问题无关紧要。一个事业单位可以由政府办、团体办或个人办。但在中国，大学名义上“还”是事业单位，享受着事业单位的优惠，而不承担企业的责任和受到社会与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可是，中国大学创收的目的，首先是分红。在大学内部，则是如何分红的问题。于是出一份考卷多少价格、一场监考多少价格、一篇论文多少价格、一节课多少价格，都成了改革措施。学术工作实行了计件工资制，学者成了普通劳动力。国有学校的利润既然不需要像国有企业利润那样上缴国家，也就成了学校经营者的红利，以及了解这些红利的办事人员的额外报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当今中国学术机构创收的积极性。只要政府给政策，或者只要政府容忍、或者只要和政府可谈判，学术机构就可以自己经营，自己营销。产品是市场急需的，卖得出高价的，也就是科研项目审批中的那一条“能创造经济效益”的；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比如高校往往比学者本人更热衷于比如博士点、博导等名誉，理解为什么有人把在学术界向上升的第一条途径列为“借东风’：你不上、学校还要推你上。因为你上了以后，学校才好营销：学校要借你铺出一条新的财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学术机构“还”想维持自己的学术形象，学术腐败也就无法避免了。

“双周夜话”2004年第9期                              2004年5月13日

 

 

基本品行和社会制度

 

 

将近一年前，我把莫泊桑小说“项链”的读后感发到网上。我的主要观点是“项链”所展示的主人公在人间的阴差阳错面前勇于负责的人生态度，使它成为一篇名作。但由于“项链”的背景是资本主义社会，小说中的阴差阳错又和主人公的虚荣心相关，所以，不少朋友还是习惯于把小说中的阴差阳错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似乎只是在资本主义下，那样的阴差阳错才发生了，而主人公才需要吃那样的十年辛苦。但我的想法是人的基本品行和特定的社会制度没有多大关系。

其实，为某些不是很必须的用处而向他人借东西、以及借东西后不慎丢失的情形，在任何社会中都可能发生。我们自己就经常向同学、朋友、同事借一些不是非借不可的东西。考验我们生活态度和基本品行的，我想不是借东西，而是象“项链”所描述的不慎也不幸地丢失他人东西后，我们怎么办的问题，是借者此时是否敢于承担责任的问题。这里牵涉到的，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责任感，一种勇气和吃苦精神，而非社会制度问题。人与人的关系是人类的一个永恒话题。任何一个社会内，都有人更敢承担责任，尤其是对自己过失的责任，也都有人更不敢承担这样的责任。人类的文明如果是一个发展的过程，那么，它是不是能够使敢于负责的人在人口中的比率越来越高？好像很难做出肯定的断言，就象很难说我们今天（不管它是什么社会制度）就比1000年前的宋朝人更敢于为自己日常生活中的错误负责一样。所以，在这样一个人生态度或者品行的问题上，我们实在不必把社会制度拉进来，不必把小说中的借非必需物品或者虚荣心说成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否则的话，从逻辑上推理，我们也应当把小说主人公敢于为自己过失负责的品行说成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但这显然不是我们的中学教科书想说的。

    人生的态度，一个人的品行，可能不一定与特定的社会制度有关。作为人，而非纯粹的动物，一个个体需要和他人共同生活在社会中，这就产生了基本的人生态度问题。不同的社会制度会给人类个体提供不同的行为激励，因此会产生相应的人生态度与品行问题，但这一点不能够否定人的不随社会制度而转移的基本品行的重要性。孔夫子言论和圣经的精华给我们的正是这些基本品行的教育，所以它们才能历代流传。一个人借东西后原物归还、丢失后赔偿，尤其是承受严重代价后依然心平气和的赔偿，这个人在任何社会下都是值得尊重的。相反，在我们社会中发生的借东西不还、丢失东西后不愿意承受严重代价赔偿的行为，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是应当避免的。莫泊桑的作品本来会使我们感受到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当具备的基本品行，但我们的中学教育不去引导学生注重这些品行，反而把注意力集中在所谓“资本主义下的虚荣心”和“资本主义的金钱至上”上，恐怕是有违于教育的宗旨。

“双周夜话”2002年第3期                                    2002年1月29日

  

公开性是公正性的唯一保证

―― 关于本人的奖励项目实施细则的一点解释

 

       2002年1月1日，我在建立个人主页的同时，设立了一个奖金项目，奖励第一位指出我的一篇文章和马克思《资本论》之间逻辑矛盾的人。项目实施细则规定，某一批评文章是否达到获奖水平，由我自己决定并在网站上公开说明。这里，由我自己决定对我的文章的批评是否达到某一水准，似乎违反了最起码的公正原则。对此，我想说明一下自己当时的考虑。

在我考虑设立奖金项目的时候，公正性是最重要的因素。但如何才能保证公正性呢？我考虑的结果是只有公开性才能保证公正性。我们知道，网络技术为大范围内的公开性提供了物质条件，因此，要说明的问题主要是为什么需要公开性来保证公正性。我的奖励项目虽然面对全世界，但它目前主要对中国大陆的读者有意义。而恰好在目前的中国大陆，没有公开性便没有公正性。这是因为，第一，今天的中国大陆，没有一个社会阶层能够充当“公正“的代表。你可以在美国、德国甚至中国港台地区任意选三、五位学者来仲裁，公众能够假定他们的仲裁是公正的。在过去中国的乡村，私塾先生通常是令人信任的仲裁者。今天的中国大陆当然不乏洁身自好的学者，但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学者们已经腐败。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既不象西方人那样追求“真”，也不再象中国古人那样追求“仁”。在名、利面前，这个阶层的感觉是“穷途末路”，因此不再独善其身。所以，从这个阶层中任意选择三、五位组成一个评奖委员会来仲裁，并不能保证公正性。这实际上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当今那么多奖励项目几乎都不具有公信力的原因，而这些项目的评奖委员会，那一个不是由德高望重的人士组成的呢？第二，我的奖励项目与马克思著作《资本论》有关。在今天中国大陆，“研究”资本论的专家多在温室中成长起来、而且（如果他们自己不痛下努力的话）终生也离不开温室。在那里，他们或习惯于和风细雨的同志式批评，或擅长于义愤填膺的口号型讨伐，与本人追求的学术风气相去甚远。年青一辈的《资本论》研究者中，佼佼者有，但离“德高望重”相距尚远，在整个阶层腐败的情况下，他们无法让公众相信其公正。第三，假如《资本论》有一定之逻辑性，本人的文章也有一定之逻辑性，那么，从众多文章中确定那些指出两者逻辑不相容的文章，技术上不应当十分困难；而上发到我的网页上的时间，又清楚标识了最先指出两者逻辑矛盾的文章。因此，只要把所有参奖文章公开，只要把奖励过程公开，公众就可以判断我的奖励项目是否具有公正性。

当然，即使一切公开，如果作为当事人的仲裁者就是要把奖金发给不应当获奖的人，那么公开性也不能保证公正性。但是，世上还有其他东西能够保证公正性吗？可能没有了。不过，这一切既适用于仲裁者是也适用于他不是当事人的情形。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相信世间还多少有公正性可言，相信每个人的心灵深处还多少有一点真、善、美的感觉，那么，一个人在公开场合便可能更多地表现出自己好的一面，更多地顾及公正性。一件事情越是公开，仲裁者越可能公正，仲裁者舞弊的可能性越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公开性是目前在中国学术界保持公正性的唯一途径，因此我自己的奖励项目自始至终追求最大可能的公开性，以便用公正性答谢所有的读者。

“双周夜话”2003年第09期                                                           2003年5月6日

 

 

五月的夜晚

 

五月的深夜，我走在小区外的人行道上。风轻轻地吹着，柔和地掠过我的脸面；马路已经完全安静下来，习惯了噪音和废气的耳朵和鼻子享受着久违的轻松。没有月亮，淡淡的路灯似乎更加平和。

五月的夜晚，应当是一年中最舒适惬意的夜晚了。

这时，从对面人行道上走过来一个女孩，走在我的前面。她的步伐不象散步，也许是夜班，也许是朋友聚会，这么迟才回家。突然，她轻轻地跳起来，好象要摘一片树叶玩耍，也好象要抚摸一下树叶，那身影，那姿势，无声无息，但却给本来无声无息的春夜带来了生气，恰如画龙点睛，春夜一下子舞动开来，世界一下子完美了。

我突然感动了，原来，把世界美丽起来，是如此地容易。一个无意的动作，一个欢喜的蹦跳，就会让世界美丽起来。

我也想摘一片树叶，摸一下小树。

但我的手停在了半空，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树叶上树干上满是灰尘，只有在雨后的短促时间内，它才有幸展现自己那令人类心旷神怡的绿色和苍莽深重的褐色。

前面的女孩已经走远。

我突然怅惘了，让世界美丽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如果在我的身后，有一位类似我的心情的人在散步，他是无法欣赏到我刚刚感受的美丽的，因为我没法让自己欢喜地亲抚树叶，没法把生命赋予春夜。

我是理智的，我要估算树叶带给我的灰尘，我只有在了解成本和收益后，才能决定是不是应当摘一片树叶来欣赏。

前面的女孩这么晚还在这里走，应当也是这里的居民，应当也知道树叶上的灰尘。

但她还是高兴地和树叶玩耍。

    也许，让世界美起来，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理智。

“双周夜话”2003年第14期                                   2003年8月21日

  不凡和不俗 

我在德国的时候，一次孩子在那里的中文报纸显眼处读到一份征婚广告，广告中形容征婚人“不凡”和“不俗”。孩子即问我何谓不凡、何谓不俗。我当时的回答是不凡指一个人的成就杰出，超出了周围人或者社会绝大多数人所达到的水平，不俗指一个人的行为坦荡，超脱了低级趣味尤其是斤斤计较。例子呢，比如作出新发现的科学家，执政可彰的政治家，公认的歌手、运动员，很富有的人，都可以视为不凡；一个人不认同农民不卫生的生活但仍然尊重他们，一个会计发现财务漏洞并可以安全地窃取他人财产时而不为之，便可以称作不俗。不凡的人，大都属社会名流，因其成就而为人知；不俗的人大都属平民百姓，因其自律而难成明星。因此，不凡但俗和不俗但凡的人都很多。不凡又不俗的人当然也有，外国的如华盛顿、爱因斯坦，中国的如孔夫子、陈寅恪，但不多。为什么？也许是因为不俗的人首先关注内心的充实，往往不那么特别在意为人所知的成就，其次他们只愿意用正当的手段去争取成就，因此不俗的人取得不凡成就、尤其在世时就被公认的成就不多。不凡的人如果首先重视外在的成就，就会非常努力、同时既可能用俗气的方式争取成就，也可能在取得成就后变得俗气，因此取得成就而又不俗的人也不多。 

那么，不凡和不俗如果不能兼得，哪一种更重要呢，孩子问我。我的回答是不俗更重要。宁可舍不凡而守不俗，不可舍不俗而求不凡。为什么呢？我想，因为人最终追求的是幸福。不凡的人虽然风光，但若俗，则幸福之感不多。俗而不凡的人要得幸福，必须具流氓心理，完全以成败论英雄，但这样的人毕竟很少很少；不俗的人可能风光不多，可内心实在，易得幸福，但真的幸福，不俗而凡的人必须具教徒心理，不因别人的成就而自惭形秽。在宗教社会里，这样的人很多，在传统儒家社会里，所谓的君子或知书达理之人，也不算少。在日常生活圈子内，有权或有名或有钱或其中两者竟至于三者都有的，可属不凡；处世公道、正直、不计较得失的人，可为不俗。市井之人却又铢铢较量，则是真正的凡夫俗子。 

在什么社会里，不凡和不俗的问题能够解决呢？我想，没有一种社会制度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任何一个社会制度下，总有一些人比较精明，更多地为自身利益而算计，也有一些人比较善良、正直，容易考虑到别人。一个比较好的制度，应当能够使不俗的人更加努力或者给予所有人努力的机会，同时又使不凡和希望不凡的人必须采用光明的方式去取得成就。就我们个人来说，需要记住的是，在最坏的制度下，也总有不俗兼不凡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又不能把自己的俗或凡仅仅归之于社会制度的因素。对自己，对孩子，我想，读书，不为任何实际目的地读许多经典名著，待人不要斤斤计较，处事不要敷衍马虎，可能是个人修养不俗之气质、争取不凡之成就的必要途径。

“双周夜话”2002年第13期                                                    2002年6月19日

 

 

从农村村级财务公开问题想起

 

小时候在家，常听母亲说到 “以心比心”。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长大后，读到孔夫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才体会到母亲的意思，大概就是孔夫子的站到别人角度设想的意思：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换到别人也不会愿意做，因此从道义上说，自己没有权利要求别人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应当说，这是基本的道德要求了。以这个要求为临界点，算它为零点吧。做不到这一点，那道德水平可能就是负数，就在损害社会；高于这一点，比如有人“己之所欲，亦施于人”，把自己也希望的好事送给别人，就象在公交车上把自己希望而且已经得到的座位让给抱有同样希望的别人，那是道德好的人，对社会将大有裨益。

这段感受来自于近来的阅报。在报上常见到谈论农村村级财务公开的文字。村级财务公开是个老大难的问题。“老”是因为它早已不新鲜了；“大”是因为它关乎到几亿农民。问题既大又久而不决，自然就难了。以我自己在农村的经历，知道那里很有一些人，粗野、蛮横，当上了村干部。农民身份，即使辖下有数千人，要转为副科级正科级副处级还是比登天还难。既然无升迁希望，农民包产到户了，生产也不需要他们多管，手中权力，也就集中在财务上。好容易从农民手里收上来一点钱，要他们公开收支，说清这钱有多少用在集体事业，有多少用于他们个人，扪心自问，确实不易。于是，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让这些作为村干部的农民明白，村级财务公开是他们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具体表现。

但是，谁来教育农民呢？当然是文明、高雅的知识分子和国家干部。然而，按照孔夫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标准，这些人教育农民的资格不够，因为他们自己的财务就没有公开过，甚至没有想到要公开。比村干部高一级的是乡干部。乡财务公开了吗？没有。再高一级是县。县级财务公开了吗？也没有。省级财务是公开了，但村干部最不愿意公开的与自己个人有关的部分，省级财政没有公开：省长工资几何，奖金多少，都在云里雾中。也许，官员有官员的难处。那么，知识分子的财务公开了吗？也没有。哪一所中学的财务公开了？哪一所高等学校的财务公开了？好象没有听说过。就是大学的系一级的财务也没有公开。如果说农民文化水平太低，农村干部素质太差，农村村级财务难以公开，那么，大学的学院、系由大学教师和具有大学文凭的职员组成，这些人的文化水平不可谓不高、素质不可谓不好，写起论村级财务公开的文章，下笔千言，洋洋洒洒，论点论据，不由人不信，为什么他们的财务不能够公开呢？

    也许，知识分子也有难言之隐，不便公开自己的财务。诚如此，按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标准，知识分子便应当考虑到农村干部的难言之隐，即使不撰写论证村级财务保密的文章，也不应当发表论证财务公开的作品。和官员们不同，知识分子，尤其高级知识分子和学者，往往自诩为社会道德的楷模，那么，他们至少应该作到自己不愿意公开的事情，也不要求别人公开。自己由于各种难言之隐而无法说服自己公开财务的话，又怎么能够教育农村干部公开财务呢？如果硬要把自己不愿意的事情强加给农村干部，按照我们的计量分析，知识分子的道德水平便成了负数，学者也就难逃伪君子之疑。面对这样的教育者，受教育的农村干部不会动心，记者在报刊的呼吁不会真心，村级财务也就很难公开，老大难的问题将继续“老”下去，并且没有老而逝之的迹象。

“双周夜话”2002年第26期                                  2002年12月21日

                       

学者的衣着

 

       前几天秦晖先生来上海演讲，听者踊跃。如今著名学者演讲很多，听者踊跃的状况亦不少。但有区别。一位研究生告诉我秦先生穿的衣服旧，很奇怪。我想，在如今这个“先富起来的人是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时代，秦晖先生当然不会藏富不露，有意识地穿旧衣服来“新潮”。我去过秦晖先生家，知道他家虽然远远比不上我见到的另外许多学者住宅的豪华，但不能够算贫困，应当有一套笔挺的西装在衣柜里吧。秦先生不着西装而穿旧服，我想还是“心不在焉”而致。

       “心不在焉”是学者特征。思索越紧张，思想越深刻，衣食上越可能心不在焉。因此，若一个学者衣食简朴，我们便可以估计他或她正在接近自己的学术顶峰。一到他有精力有兴趣有时间来考评食之味、衣之美，他或她便开始过时了。二十年前，我在北大，厉以宁先生常常衣着不整，所居亦狼狈，而那正是厉先生在学术界上辉煌的时候。在当时学生心目中，中国经济学家当数厉先生第一。秦先生如今被称为中国当代最有良心的学者之一，其学理分析亦正在辉煌时候，自然心不在衣食。好在当年我们听厉先生授课，今天的学子听秦先生演讲，想得到的是他们对学术问题的观点、科学研究的方法、社会人生的启示，虽然人要衣装，但毕竟简单明确、屏去装饰的思想才吸引着我们。这不象观球赛、看演出，那要的就是赏心且悦目的享受，就是兴奋以极致的放松，如果演员的服装不能新颖而使我们眼睛一亮，我们的享受和放松就会大打折扣。

学者最辉煌的时候，不是他们成为大小圈子明星的时候，而是他们在思想豁然开朗之后展开自己思想的时候。在展开思想的过程中，学者关注的仅仅是逻辑，是论争，是自己思想的说服力。此时的学者自然心无二物，想不到衣着对逻辑的助力。一朝成为明星，或欲启蒙大众，需云集应者；或多思想火花，但闪烁不定；或虽盛名可灸，恐其实难副：为强化观众眼睛一亮的感觉，便先得挑选衣着，以强化亮点，烘托名声。后者需要追星一族，前者需要论争对手。秦先生现在属于学者，但可能很快成为明星，不过，我还是希望他始终是学者，即使他的衣着不能引起我的兴趣。

真、善、美：永恒的追求

――代发刊词 

在欢庆2002年到来的爆竹声中，我的个人主页，www.hujingbei.net，诞生了。

全世界现有的个人主页恐怕不下数百万个。在这数百万旁加上的一，简直就是无穷小。因此，正如我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世界公民一样，我的主页也只是普普通通的主页之一。

       不过，每位公民都是普通中的一个特殊，每份个人主页也有自己的特点。我的主页将具有什么特点呢？它的特点是以它自己的方式追求存在于每位公民心底深处的真、善、美。

       什么是真？真就是世界的本原，人类的本性。本原和本性常常被表象掩盖和扭曲。地球自转这一物质世界的本原就被太阳东升西落的表象所掩盖，人的自由平等这一社会本原在中国被把城市人和农村人分成两个等级的户口制度所扭曲，在世界上则被国家制度所扭曲。而一个人的真心更是需要时间的考验。因此寻求真、揭示真、实现真是每个人不断探索和修养的过程。

什么是善？善是对他人对世界的爱，是孔夫子说的“泛爱众”和天主教说的他人之爱，是启蒙时代西方人说的博爱，100年前中国人说的天下为公。善是站在他人他事物的立场上理解他们，是以爱人爱物之心对待别人对待世界，是做事出以公心。善是人与人关系中的真，是一个自由人获得幸福的最后源泉。

什么是美？美是真和善给我们的心理感受，美是被我们认为好的探索真和培养善的形式。市场经济之所以美，是因为它给了我们平等竞争的感觉；户口制度之所以不美，是因为我们这些城市人面对着农民不能不生发出自责的感受。因此美要求我们把自己的行为建立在普遍原则和规则之上，要求我们仅仅选择被我们公认为好的方式来追求自己的目标。

我自认是经济学者，因此我的主页的特点将是从经济学和学者的角度追求真、善、美。由于经济活动仅仅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部分，因此经济学对真、善、美的追求又必须和人类精神相一致。今天的中国大陆正处在重大转变过程中。然而，比起二千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转变，比起500年前欧洲启蒙时代的转变，比起100年前中国制度的转变，我们今天在中国经历的转变没有任何更加深刻的地方，所以，与那些时代的学者相比，我们不是更困难，而是更容易保持对真、善、美的追求。如果说有文字的历史就是有学者的历史，那么，在任何时代，学者的真正使命总是对真、善、美的追求。人类之所以需要学者，也是因为人类在自己最脆弱的心灵内还有真、善、美的感觉，并把对这一感觉的坚持和发扬特别地委托给学者。我的主页将遵循对经济学尤其对学者的这一自我意识，把对真、善、美的追求视为自己的永恒目标。

“夜话”2006年第4期                 2006年2月21日

 

公司资助和学术自由

――在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学教研室资助方更替时的谢词

 

今年1月底，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Stifterverband fuer die Deutsche Wissen- schaft）正式结束了对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学教研室 (Lehrstuhl fuer Volks- wirtschaftslehre am Chinesisch-Deutschen Hochschulkolleg an der Tongji- Universitaet) 的资助。从今年2月开始，德意志银行 (Deutsche Bank) 成为本教研室的资助方。在这里，我作为教研室主持人，向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和德意志银行表示衷心的感谢。

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成立于1920年，重建于1949年。那是两个德国经济极其困难、德国科学极端窘迫的年头。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为维持当时的德国科学研究，以及后来为推动德国人文、社会与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发挥了显著作用。2000年开始，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资助同济大学中德学院成立了后来以经济学为方向的本教研室。六年多来，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给了经济学教研室大量无私的资助，为她所承担的教学和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德意志银行成立于1870年。在德国近、现代经济史上，它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现在，德意志银行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银行之一，业务遍及几乎所有国家。德意志银行1872年就在中国设立了分行，目前它在中国从事大量金融业务。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德意志银行十分重视它的社会责任，多方面地资助教育、社区建设和防病扶贫。德意志银行资助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学教研室，为该教研室的持续性发展，提供了决定性的经济保证。

在当代社会里，商业和科学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类事业。科学的兴旺，离不开政府以外的商业界的支持和资助；商业的发达，既离不开自然科学的发现发明，更离不开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启示的制度架构。但商业利益和学者良知又有明确区别。一个商业组织追求的首要目标是股东价值，一个学术机构追求的首要目标则是知识增进。学术上的知识是超越了任何特殊股东群体、特殊人群和组织的一般知识。学者良知就是在任何可能出现机会主义的场合，都根据建立在宗教和传统上的良心，坚持这样的知识。因此，对学术来说，脱离于商业利益、政治利益的研究自由、教学自由，比金钱资助更加重要。

研究自由、教学自由是德国学者洪堡 (William von Humboldt) 200多年前提出来的。它在德国虽然几经波折，但五十多年来已经成为德国社会包括德国商业界的共识和德国学术界的现实，也是德意志银行对科学和教育秉持的基本态度。研究自由、教学自由要在中国成为共识和实践，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绝大多数中国企业在资助科学研究时，仍然要求学者的研究结论和企业利益相一致。这种状况应当改变。本教研室希望加强和德意志银行的协作，并乐意为德意志银行承担非学术性的研究工作。同时，本教研室的重点将继续放在与德意志银行或者其它机构、团体没有直接关联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上。这些学术活动将完全不受本教研室资助方意愿的影响，而仅仅以研究自由、教学自由为原则，以学者良知为准绳。

作为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学教研室主持人，我相信，从长远看，一种以人的自由、平等为基础的中国社会结构、一种以研究自由、教学自由为原则的中国教育和科研制度，无论对德意志银行还是对中国、德国的任何第三方，都是其自身利益的最好保障；而本教研室利用德意志银行资助资金的最好方式，就是为增进人类的一般知识、为促进中国的学术自由和社会自由做好自己的研究和教学。

 

修改于2006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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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weiwochenschrift Nr. 4/2006                                                                   21.02.2006

 

Wissenschaftsförderung von der Industrie

und Akademische Freiheit

—- Danksworte zum Wechsel der Stifter fuer meinen Lehrstuhl

 

 

Zum End Januar 2006 beendete der Stifterverband für die Deutschen Wissenschaft formal seine finanzielle Unterstützung für den Lehrstuhl für Volkswirtschaftslehre am Chinesisch-Deutschen Hochschulkolleg (CDHK) an der Tongji-Universität. Im Anschluss übernimmt die Deutsche Bank ab Februar 2006 die Förderung dieses Lehrstuhls. Als Lehrstuhlinhaber danke ich hiermit dem Stifterverband und der Deutschen Bank herzlich für ihre Unterstützung.

 

Der Stifterverband für die Deutsche Wissenschaft wurde im Jahre 1920 gegründet und im Jahre 1949 neu gestaltet. Diese beiden Jahre kennzeichnen jeweils die Zeiten $ in denen sich sowohl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als auch die deutsche Wissenschaft in einer extrem schwierigen Lage befanden. Der Stifterverband für die Deutsche Wissenschaft spielte eine bedeutende Rolle zum Erhalt der deutschen wissenschaftlichen Forschungen $ vor allem als es später darum ging $ die Grundlagenforschung in Deutschland voranzutreiben. Im Jahre 2000 begann er die Förderung zur Einrichtung eines Lehrstuhls am CDHK an der Tongji-Universität $ der sich dann besonders auf Volkswirtschaftslehre spezialisierte. Mehr als sechs Jahre förderte der Stifterverband den CDHK-Lehrstuhl für Volkswirtschaftslehre intensiv und schuf damit eine Basis für die Lehre und Forschung in diesem Fachbereich.

 

Die Deutsche Bank wurde im Jahre 1870 gegründet und spielt in der modernen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utschlands eine wichtige Rolle. Zur Zeit ist sie eine der weltgrossten Geschäftsbanken und ist in fast jedem Land auf der Erde tätig. Bereits 1872 eröffnete die Deutsche Bank ihre Niederlassung in China. Heuzutage betreibt sie in China verschiedene Finanzgeschäfte in großem Umfang. Neben ihren eigentlichen Geschäftszielen und dem operativen Geschäft wird soziale Verantwortung in der Deutschen Bank großgeschrieben. Der Finanzkonzern fördert die Bildung und Ausbildung $ Kommunalentwicklung und sogar Projekte zum Kampf gegen Aids und die Minderung der Armut. Dass die Deutsche Bank hinfort den Lehrstuhl für Volkswirtschaftslehre am CDHK unterstützt $ ist ein entscheidender Beitrag zu einer kontinuierlichen Entwicklung von Lehre und Forschung am Lehrstuhl.

In der modernen Gesellschaft sind Wirtschaft und Wissenschaft zwei Sektoren $ die sich ergänzen und gleichwohl unterscheiden. Eine blühende Wissenschaftslandschaft ist neben offizieller Förderung auf die Unterstützung der Industrie angewiesen. Eine prosperierende Wirtschaft setzt umgekehrt sowohl bahnbrechende Entdeckungen und Entwicklungen $ als auch institutionelle Rahmenbedingungen voraus $ die sich auf sozial- und geistwissenschaftlichen Forschungen gründen. Andererseits bestehen aber deutliche Unterschiede zwischen Kommerz und Wissenschaft. Eine kommerzielle Organisation hat in erster Linie den Wert für ihre Eigentümer $ den Shareholder-Value $ im Auge $ während ein akademisches Institut das Wachstum an Wissen als ihr wichtigstes Ziel sieht. Akademische Wissen hat seinen Wert über spezielles Interesse jeder Eigentümergruppe $ jeder Menschengruppe und jeder Organisation hinaus. Das intellektuelle Gewissen $ das aus Religionen und Traditionen resultiert $ fordert Intellektuelle zum Festhalten an diesem Wissen in jedem Falle $ selbst dann $ wenn Opposition geboten ist. Deshalb ist die Freiheit der Forschung und Lehre $ die sich von kommerziellem und politischem Interesse löst $ für die Wissenschaft letztlich von größerer Bedeutung als finanzielle Hilfe.

 

Das Postulat der Freiheit von Forschung und Lehre geht auf den deutschen Akademiker William von Humboldt bevor mehr als 200 Jahre zurück. Diese Freiheit ist $ nach sorgfältigem Abwägen der Meinungen im Volke einschließlich der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 seit mehr als 50 Jahren in der deutschen Wissenschaft realisiert. Sie spiegelt auch die Einstellung der Deutschen Bank wider. Hingegen muss China noch einen weiten Weg gehen $ bis dieses Maß an Freiheit in Forschung und Lehre als erreicht gesehen werden darf. Beispielsweise verlangen die meisten chinesischen Unternehmen immer noch die Uebereinstimmung der Aussagen der Wissenschaftler mit ihrem Interesse $ wenn sie letztere finanziell unterstützen. Dies sollte geändert werden. Der Lehrstuhl wird mit der Deutschen Bank kooperieren und sie gerne in Form von Beratung und gemeinsamen Projekten unterstützen. Gleichzeitig treibt er hauptsächlich Forschung and Lehre $ die keine unmittelbare Beziehungen mit ihr oder anderen Institutionen and Organisationen haben. Forschung und Lehre sind unabhängig vom Interesse der fördernden Seiten und folgen allein den Prinzipien der Freiheit der Forschung und Lehre sowie des intellektuellen Gewissen.

 

Ich $ der Lehrstuhlinhaber $ glaube $ dass eine gesellschaftliche Struktur $ die sich auf der Basis der Freiheit und Gleichberechtigkeit der Menschen gründet $ und eine Bildungs- und Wissenschaftsordnung $ die auf der Freiheit von Forschung und Lehre beruht $ die beste Garantie für das Eigeninteresse sowohl der Deutschen Bank als auch jeder dritten Seite in China und Deutschland ist. Darüber hinaus besteht die beste Anwendung der Mittel aus der Deutschen Bank von meinem Lehrstuhl darin $ dass mein Lehrstuhl für die Wissensvermehrung der Menschheit und die Förderung der akademischen und sozialen Freiheit in China seine Forschung und Lehre vorantreib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