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话”2006年第2期 2006年1月20日
再谈无欲则刚
大约一年前，我写了一篇短文“学者的无欲则刚”，就自己当年欲发表文章而把明知不该用的词用上，做了忏悔和总结。前几天有匿名的朋友留言，提到这篇短文，认为只有无欲的人才能够不受引诱。我知道这是好心提醒我无欲。在感谢之余，我想就“无欲则刚”继续写点心得。
无欲则刚，强调的是无欲。人能够修炼到无欲，那是进入上上境界，少数高僧可以，但大众不可。因之，老子提出下策：“不见可欲，使民不乱”，意思是不让大众知道天下可以向往的事情，大众自然安心伏贴。如此，“治大国如烹小鲜”也。毛泽东领会老子建言最为彻底。我年青时，衷心地认为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最幸福的，因为按照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忙时吃干、闲时吃稀”，还能够吃得半饱，比起生活在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人民，无论怎么高呼万岁都不能够表达对毛泽东的感激之情。后来国门开了，老百姓见到外面那么多可欲之物、之理、之情，焉能不乱？乱中反思，才明白原来是毛泽东权欲太过。只可惜老子没有在其书上标明“献给皇帝和欲为皇帝之人”，使得我们这些没有皇帝欲望的人，在读老子的时候，意识不到其中的“意识形态”。
不过，今天我要写的，是顾名思义地理解“无欲则刚”可能引起的误解。既为凡人，岂能无欲？人不得不做的只是在各种欲望冲突之时做出选择，扬此欲而贬彼欲。所扬之欲若在人格清粹，后人便颂之为无欲，而忽略了选择。其实，即使高僧，其欲亦在修炼得道，何谓无欲？注家也明此理，因此往往把无欲释成无“私欲”。可何谓私欲？林则徐没有家人共乐的“私欲“吗？没有继续为官的“私欲”吗？即使它们是“私欲”，它们又有什么错吗？况且，有“私欲”必有“公欲”。可“公欲”、“私欲”何以为分？孔夫子周游列国欲当官，却又不肯屈就而为官，其中“公欲”、“私欲”如何区分？毛泽东执政到死的欲望是“公欲”还是“私欲”？是“公欲”就“好”、“私欲”就“不好”吗？
在我看来，“公欲”、“私欲”之分既不必要也不可能。由于各个人良知有别，甚至许多欲望的“好”与“不好”都是难以确定的。因此，在人格方面，我们面临的不是一个有欲无欲的问题，而是两个问题：一是决定各种欲望的轻重缓急，二是决定实现欲望的方式。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人有各种各样的欲望。匿名的朋友列举了发表文章、当官、经济好处、情欲、性欲等欲望。如果不考虑比如当官就要当到死一类的不好与吸烟一类近于不好的欲望，我们还可以跟着匿名朋友举出许多好的欲望，例如健康、名誉、美食等。人生的问题是这些欲望很难同时实现，所以我们必须选择，必须决定什么欲望最重要，什么其次，什么再次。这样的选择在平时往往无意识，但在关键时候、在所谓的一次性博弈时候，人们常常不得不做出痛苦甚至残酷的决策。不食嗟来之食，是以生命为代价的选择：尊严在这里是最重要的欲望。反之，屈就而食，则把维生作为第一选择。假如侮辱非常严重，维护尊严的牺牲非常大，把尊严放在第一位，就能够做出勇敢刚正的行为。
今天，我们的日常生活能够大体满足简朴的衣食住行欲望，因此可以把爱、健康、舒适、富裕、兴趣爱好、为他人贡献、权力等欲望放在更重要位置上。不过，无论怎样决定欲望的次序，拥有和保持良知、尊严的欲望，应当统领所有其他欲望。这一点，也许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根本意识不到；如果一个人幸运地波澜不惊地度过一生，这一点也显现不出来。然而，如果不幸而遇到波澜，保持良知和尊严的欲望，就是变得特别重要。可惜，绝大多数人一生中在情感、健康、兴趣爱好、财富、权力等方面难免波澜和危机，因此，良知、尊严的重要性是不可忘却的。
第二个欲望实现方式的问题也许比第一个欲望次序问题更重要。第一个问题有关内省，第二个问题才有关实践，而一个人良知强弱、尊严高低，最终通过他的实践表现出来。一个欲望再好，如果追求和实现的方式不正当，这个人的良知也是弱的、人格也是低的。富裕的欲望是好的，但如果用腐败、抢劫的方式去追求，追求者一定良知弱、人格低。发表文章的欲望是好的，可如果文章不能提供新知识，作者只是为了升职称或塞责而写，他的良知不会很强、人格不会很高。性欲是好的，可如果缺少爱，放弃性生活反倒是自尊和尊人的一种正当方式。
从实践的意义说，实现欲望的方式，比欲望本身更加重要。如果象口水理论那样，为了独吃一盘好菜，而在餐桌上吐口水到那盘菜里。那么，这个人的美食欲望再好再重要，这个人也是无耻小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碰到的问题主要不是欲望，而是实现欲望的方式。一个正常的人应当选择正当方式实现自己的欲望。一个特别重视良知和人格的人，应当特别选择正当并且高雅的方式实现自己欲望。
欲望实现方式的正当性问题，无论怎么强调也不过分。我们民族历来过于重视欲望的内省方面。早期儒家便强调“尽心知性”，后来又发展到“存天理、灭人欲”，并进而有了“无欲”之说。我们评价一个人一件事，往往用“好心”做标准，似乎只要心好，就不必承担责任或者便能够“减刑两年”。然而，一个人越是好心，欲望越是伟大纯洁，这个人就越容易做坏事，因为正是那种“凭良心”的自恃，才使人无所敬畏，超越一切宗教的、传统的道德规范，而做出比那些自觉良心有虚的人更坏的事情。文化大革命中，不管毛泽东还是红卫兵，都以自己的良心自豪，但其所作所为，却真正摧残了中华民族的道德良心感，造就了今日弥漫于中国的不信神、不信鬼，“别人抢得我就抢不得？”的只管目的、不管手段的强盗心理。所以，越是自以为自己欲望好的人，越必须重视实现欲望的方式，必须常常反省自己的追求方式正当吗，是不是有更好的方式。如果实现方式不正当，那么，欲望的好是没有意义的。
匿名朋友在留言中同时列举了一些人为自己丧失尊严找出的借口。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借口都不是用来掩饰欲望的有无或好坏，而是用来掩饰他们实现欲望的不正当方式。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听到一些人为自己行为辩护的借口，几乎都试图把不正当方式说成正当方式，把不高雅方式说成高雅方式。这种现象正好突出了欲望实现方式的重要性：它迫使用不正当方式实现欲望的人为自己寻找借口。其实，良知再强、欲望再好的人，在实现欲望方式上都可能犯错误。所以，除了反思与讨论自己行为外，承认错误、承担责任是维护一个人尊严的最好方式。然而，承认错误、承担责任，不但需要良知，而且需要勇敢。小说《项链》中的女主人公和其丈夫，就是这样既有良知也勇敢的人。他们毅然搬入了阁楼，干起了粗工，无怨无悔。需要什么理由或者借口呢？不需要。理由和借口仅仅是怯懦的表现。而在犬儒主义弥漫的当代中国，勇敢变得特别可贵。因此，至少从字面上说，不是无欲，而是一个人在重要时候，不惜舍弃其他欲望，并勇敢地采取正当和高雅方式维护个人良知和尊严，才使这个人刚正不阿。
附：匿名的留言
<无主题> (2006-1-16 7:30:39) http://www.hujingbei.net/bbs
胡教授 $ 读了你翻译的 我相信， 我认为内容很好。 你自己也写过无欲则刚的文章。 我也认为， 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名誉。 而有好名誉的人在现代社会是很难保的。 因为人很容易受引诱， 这种引诱是多方面的， 包括出版文章的引诱， 当官的引诱，经济好处的引诱， 情欲的引诱， 性欲的引诱等等。 有人抵挡不了这些引诱，就坏了自己的名誉， 是很可惜的。 而这些使人破坏名誉的引诱往往还带有很好的外衣， 例如， 出版文章是为了做学问， 当官是为了利用权力做的事情，经济的好处是为了做事情增加经济实力， 情欲是为了爱， 性欲是为了照顾穷人（给美女收入的机会， 陆德明这样是说）。最后只有无欲的人才能够不受引诱，这一点我相信。而且我也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人，例如台北的马英九。
大约一年前，我写了一篇短文“学者的无欲则刚”，就自己当年欲发表文章而把明知不该用的词用上，做了忏悔和总结。前几天有匿名的朋友留言，提到这篇短文，认为只有无欲的人才能够不受引诱。我知道这是好心提醒我无欲。在感谢之余，我想就“无欲则刚”继续写点心得。
无欲则刚，强调的是无欲。人能够修炼到无欲，那是进入上上境界，少数高僧可以，但大众不可。因之，老子提出下策：“不见可欲，使民不乱”，意思是不让大众知道天下可以向往的事情，大众自然安心伏贴。如此，“治大国如烹小鲜”也。毛泽东领会老子建言最为彻底。我年青时，衷心地认为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最幸福的，因为按照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忙时吃干、闲时吃稀”，还能够吃得半饱，比起生活在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人民，无论怎么高呼万岁都不能够表达对毛泽东的感激之情。后来国门开了，老百姓见到外面那么多可欲之物、之理、之情，焉能不乱？乱中反思，才明白原来是毛泽东权欲太过。只可惜老子没有在其书上标明“献给皇帝和欲为皇帝之人”，使得我们这些没有皇帝欲望的人，在读老子的时候，意识不到其中的“意识形态”。
不过，今天我要写的，是顾名思义地理解“无欲则刚”可能引起的误解。既为凡人，岂能无欲？人不得不做的只是在各种欲望冲突之时做出选择，扬此欲而贬彼欲。所扬之欲若在人格清粹，后人便颂之为无欲，而忽略了选择。其实，即使高僧，其欲亦在修炼得道，何谓无欲？注家也明此理，因此往往把无欲释成无“私欲”。可何谓私欲？林则徐没有家人共乐的“私欲“吗？没有继续为官的“私欲”吗？即使它们是“私欲”，它们又有什么错吗？况且，有“私欲”必有“公欲”。可“公欲”、“私欲”何以为分？孔夫子周游列国欲当官，却又不肯屈就而为官，其中“公欲”、“私欲”如何区分？毛泽东执政到死的欲望是“公欲”还是“私欲”？是“公欲”就“好”、“私欲”就“不好”吗？
在我看来，“公欲”、“私欲”之分既不必要也不可能。由于各个人良知有别，甚至许多欲望的“好”与“不好”都是难以确定的。因此，在人格方面，我们面临的不是一个有欲无欲的问题，而是两个问题：一是决定各种欲望的轻重缓急，二是决定实现欲望的方式。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人有各种各样的欲望。匿名的朋友列举了发表文章、当官、经济好处、情欲、性欲等欲望。如果不考虑比如当官就要当到死一类的不好与吸烟一类近于不好的欲望，我们还可以跟着匿名朋友举出许多好的欲望，例如健康、名誉、美食等。人生的问题是这些欲望很难同时实现，所以我们必须选择，必须决定什么欲望最重要，什么其次，什么再次。这样的选择在平时往往无意识，但在关键时候、在所谓的一次性博弈时候，人们常常不得不做出痛苦甚至残酷的决策。不食嗟来之食，是以生命为代价的选择：尊严在这里是最重要的欲望。反之，屈就而食，则把维生作为第一选择。假如侮辱非常严重，维护尊严的牺牲非常大，把尊严放在第一位，就能够做出勇敢刚正的行为。
今天，我们的日常生活能够大体满足简朴的衣食住行欲望，因此可以把爱、健康、舒适、富裕、兴趣爱好、为他人贡献、权力等欲望放在更重要位置上。不过，无论怎样决定欲望的次序，拥有和保持良知、尊严的欲望，应当统领所有其他欲望。这一点，也许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根本意识不到；如果一个人幸运地波澜不惊地度过一生，这一点也显现不出来。然而，如果不幸而遇到波澜，保持良知和尊严的欲望，就是变得特别重要。可惜，绝大多数人一生中在情感、健康、兴趣爱好、财富、权力等方面难免波澜和危机，因此，良知、尊严的重要性是不可忘却的。
第二个欲望实现方式的问题也许比第一个欲望次序问题更重要。第一个问题有关内省，第二个问题才有关实践，而一个人良知强弱、尊严高低，最终通过他的实践表现出来。一个欲望再好，如果追求和实现的方式不正当，这个人的良知也是弱的、人格也是低的。富裕的欲望是好的，但如果用腐败、抢劫的方式去追求，追求者一定良知弱、人格低。发表文章的欲望是好的，可如果文章不能提供新知识，作者只是为了升职称或塞责而写，他的良知不会很强、人格不会很高。性欲是好的，可如果缺少爱，放弃性生活反倒是自尊和尊人的一种正当方式。
从实践的意义说，实现欲望的方式，比欲望本身更加重要。如果象口水理论那样，为了独吃一盘好菜，而在餐桌上吐口水到那盘菜里。那么，这个人的美食欲望再好再重要，这个人也是无耻小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碰到的问题主要不是欲望，而是实现欲望的方式。一个正常的人应当选择正当方式实现自己的欲望。一个特别重视良知和人格的人，应当特别选择正当并且高雅的方式实现自己欲望。
欲望实现方式的正当性问题，无论怎么强调也不过分。我们民族历来过于重视欲望的内省方面。早期儒家便强调“尽心知性”，后来又发展到“存天理、灭人欲”，并进而有了“无欲”之说。我们评价一个人一件事，往往用“好心”做标准，似乎只要心好，就不必承担责任或者便能够“减刑两年”。然而，一个人越是好心，欲望越是伟大纯洁，这个人就越容易做坏事，因为正是那种“凭良心”的自恃，才使人无所敬畏，超越一切宗教的、传统的道德规范，而做出比那些自觉良心有虚的人更坏的事情。文化大革命中，不管毛泽东还是红卫兵，都以自己的良心自豪，但其所作所为，却真正摧残了中华民族的道德良心感，造就了今日弥漫于中国的不信神、不信鬼，“别人抢得我就抢不得？”的只管目的、不管手段的强盗心理。所以，越是自以为自己欲望好的人，越必须重视实现欲望的方式，必须常常反省自己的追求方式正当吗，是不是有更好的方式。如果实现方式不正当，那么，欲望的好是没有意义的。
匿名朋友在留言中同时列举了一些人为自己丧失尊严找出的借口。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借口都不是用来掩饰欲望的有无或好坏，而是用来掩饰他们实现欲望的不正当方式。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听到一些人为自己行为辩护的借口，几乎都试图把不正当方式说成正当方式，把不高雅方式说成高雅方式。这种现象正好突出了欲望实现方式的重要性：它迫使用不正当方式实现欲望的人为自己寻找借口。其实，良知再强、欲望再好的人，在实现欲望方式上都可能犯错误。所以，除了反思与讨论自己行为外，承认错误、承担责任是维护一个人尊严的最好方式。然而，承认错误、承担责任，不但需要良知，而且需要勇敢。小说《项链》中的女主人公和其丈夫，就是这样既有良知也勇敢的人。他们毅然搬入了阁楼，干起了粗工，无怨无悔。需要什么理由或者借口呢？不需要。理由和借口仅仅是怯懦的表现。而在犬儒主义弥漫的当代中国，勇敢变得特别可贵。因此，至少从字面上说，不是无欲，而是一个人在重要时候，不惜舍弃其他欲望，并勇敢地采取正当和高雅方式维护个人良知和尊严，才使这个人刚正不阿。
附：匿名的留言
<无主题> (2006-1-16 7:30:39) http://www.hujingbei.net/bbs
胡教授 $ 读了你翻译的
“双周夜话”2003年第15期 2003年9月3日
马克思研究与对民工态度
我在2002年初建立个人主页的时候，把自己的文章“略论服务业资本－马克思《资本论》体系的一个扩展”挂上，希望能够引起讨论。当时我表示每年2月和8月将回复发来的讨论文章。如今，两个2月和两个8月过去了，我收到过批评，也有过讨论，但根据作者的意愿，它们没有在网上公开。另一方面，我又没有收到严格的学术批评意见。诚然，一年多的时间不算长，目前的状况也许很正常。可是，中国有那么多人在研究《资本论》，学术积累应当很深厚，但学术批评没有展开，似乎并不正常。
近日在网上读到“中国青年报”今年3月21日的一篇署名为曹林的文章，谈民工读《资本论》，才恍然大悟，悟出了《资本论》研究和研究者对贫困态度的关联。曹林从一位民工在书摊上买《资本论》读、想了解包工头怎样剥削他们谈起，说如果看脱衣舞暴露了民工精神生活的空虚和无聊，看《资本论》则“恰恰暴露了民工这个阶层在当今社会中的价值真空和精神危机，”因为“看《资本论》就是一种不满的表达形式”，所以他反对民工读“资本论”。这使我很惊奇。因为按照“中国青年报”的一贯说法，如果真的有了精神危机，也得靠学习马列、尤其学习他们的经典原著才能够消除，所以应当鼓励民工读《资本论》，如何却把读《资本论》和看脱衣舞混为一谈了？
马克思把自己的理论诉诸于无产阶级（工业中的雇佣劳动者，自然包括民工）。如果他的在天之灵有知，他对自己去世一百多年后，中国还有民工不是因为政治学习的强制、而是自己想弄清问题来读他的《资本论》所感到的欣慰程度，一定会比知道中国每年培养出几十个（上百个？）“《资本论》专业”博士所感到的欣慰强烈得多。由此想起马克思理论研究的不正常，正是在于号称坚持马克思的学者里，没有精神生活也就没有精神危机的人太多，在于太多人为衣食甚至衣锦而研究马克思。马克思（和夫人）本来出身于富裕家庭，却宁愿忍受衣食无着的穷苦生活，而潜心于后来体现在《资本论》中的理论研究。在当时一年只有十来位博士毕业的时代，马克思要想获得小资乃至更富裕的生活不是难事，但他为了理论宁可受穷。所以，马克思理论涉及的绝不仅仅是学术问题，因为学术问题更多地与逻辑有关，但重大理论的选题则与一个人的精神素质有关。但马克思即使因此而贫困，他也绝无反顾。三十年前，我在农村的身份类似如今的民工，听从毛泽东的号召开始读马克思书。也许由于我自己和我生活的乡村的贫穷，我很快意识到他的书是穷人的书。后来我对各种经济学说有所了解，更感觉到在经济学的主要理论中，只有马克思站在穷人的立场上。虽然穷人的立场只是许多立场中的一种，而且不是每一件事情上都正确的立场。但自称坚持马克思理论的人，则必须持有穷人的立场。这一点早成国际惯例。在世界绝大部分不把马克思理论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国度里，研究马克思的人几乎都是从穷人角度考虑社会问题的人，更无须说坚持马克思的人了。当然，穷人的立场不意味着研究者或坚持者本人是穷人，但它一定意味着他们对贫穷有着“同情的理解”，并且在必要的时候敢于象马克思那样过贫困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同情贫穷、敢于贫穷，是马克思研究者尤其坚持者必须具备的精神素质。
把马克思理论当成小资生活后的纯学术研究对象，固然不能算错，因为就象《红楼梦》一样，《资本论》也有其独立的学术研究价值。但这种研究和坚持马克思理论已经无甚关联。而在我们的社会内，如果有人对贫困生活怀有深深的恐惧，对贫困者怀有深深的蔑视，而把研究和坚持马克思理论当成谋生的职业甚至让个人先富起来的手段，写文章首先想的是发表和由发表带来的职称和报酬，关心的首先是房子和股票，那么，这些人对马克思的“研究”与“坚持”实际上成了对马克思精神的亵渎。由于研究马克思在中国成了有钱有势的好事，号称研究马克思的人自然数量大，论文多。我想，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在中国出版的关于马克思的作品也许占全世界该类作品总量四分之三以上，自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中国人也许占到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总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但能够算上学术创新的至多几十篇，而即使承受贫困也坚持马克思理论的学者可能还没有。在这样的情形下，马克思研究自然没有学术积累和学术批评，更没有马克思的精神。
不时想想民工、想想我们社会的贫困者，想想他们为什么要接受那种低下的地位，想想如何改变他们的地位，即使是用学术研究的方式去寻求长期的改变，我们也许才能在研究马克思时体会到马克思的初衷，才能谈得上坚持马克思理论。读一读下面这首诗吧。坚持马克思理论的人不需要无保留地赞同它，但他如果做不到基本赞同，那他坚持的肯定不是马克思理论。
十月诗草之五：歌拟奥登
据说这个城市有一千万人口，
有的住花园别墅，有的住胡同平屋，有的住在海里头；
可是我们没有一席之地，弟兄们，我们没有一席之地。
据说这里是我们的历史和梦想，是我们的骄傲，
我们像亲戚来串门，却也引起它的懊恼；
它让我们呆在原地不动，弟兄们，它让我们原地不动。
我们的原地，荒凉的地方只有不长五谷的山沟，
我们要靠它吃饭人们却痛心疾首；
他们不让我们砍树，弟兄们，他们不让我们砍树。
我们逃离饥饿，寻找幸福，交通部门要走我们的所有，
让我们挤在一起窒息，疯狂，死去，认清自己
不如他们眼里的一条狗，弟兄们，我们不如一条狗。
我们没有身份，派出所的人抓住我们说活该，
”如果不交钱你就没有三证，对我们来说你就不存在。”
可是我们存在，我们还活着，兄弟们，我们还存在。
那从我们中间飞升上去的悄悄地说我们是一种文化，
我们游荡去来，像蝗虫，从三国水浒吃到现在；
他们说我们是害虫，弟兄们，他们说我们是祸害。
去到一个科研院所，他们论证说
目前还没有我们的现代化计划，等下辈子再来找它；
但这辈子我们怎么化，弟兄们，这辈子我们怎么变化？
我们交纳了增容费，暂且安身。报纸表达得暖昧，
老太太的小脚跑来可真是敏捷，逢年过节地喊着防贼；
她指的是你和我呀，弟兄们，她指的是你和我。
有人说我们太笨，素质太低，为什么禁止我们进入很多行业？
他们明明知道中关村里的电脑是我们攒的。
有人说我们到城里来只是出丑，同样是修路，扫地，
法律法规却让我们交出自由，
我们规规矩矩地坐在城里人身边；
他们却皱着眉头，弟兄们，他们指我们太臭。
听说学者们的忧愁就像富人的富有，就像我们的匮乏，
他们反抗现代性的异化，听说他们比我们活得光荣伟大；
他们在绝望里令人感动，弟兄们，我们在绝望里无所适从。
我想我听到了这个城市上空有一个声音，
那是陌生却异常的权威，说： “”他们必须牺牲。””
噢，我们在他的掌握之中，弟兄们，我们在他的掌握之中。
看到一只狮子狗裹着短袄，别着胸针；
看到门儿打开，让一只猫走进门；看到人们都在出国；
看到学生们扔砖头，看到””我的朋友比尔””在北大演说；
看到春天的花和春天的鸟，
看到一条鱼在饭店前的水池里自在地游，
我们是新奇带一点儿糊涂，弟兄们，是新奇带一点儿糊涂。
我们流浪，从80年代到又一个世纪，
我看见这个城市日新月异，万家灯火；
没有一盏属于我，弟兄们，没有一盏是我们的。
武装警察越来越多，防暴队伍有特殊的任务，
从东单到西单，他们要保卫权威和一种幸福，走去又走回；
他们在寻找你和我，弟兄们，他们在寻找你和我。
(原诗作者：余世存，2002)
“
“双周夜话”2004年第18期 2004年9月14日
告别上海财经大学
新学期伊始，我正式离开上海财经大学，转到同济大学工作。
20年前我从北京大学毕业时，孩子摸阄摸到了上海，而在上海的要人单位内，只有上海财大一所学校。我在农村长大，农业非均衡的生产节奏使我缺乏马克思说的大生产强制训练出来的组织纪律性；农村的“广阔天地”又养成我自由飞翔的思维习惯，不愿意接受固定模式和命题作文，再加上从事理论工作的心愿，所以我选择了上海财经大学。
如果说我当初到上海进财大工作更多地出于感性的原因，那么我现在离开它则只能够归之于理性的考虑。从感情上说，我完全体会到上海财经大学工作条件的价值：那里有自由交流的小环境、有在经济学上努力探索的同事、有协力工作的朋友、有一心求学的学生、有上海高校最高的非计件工资收入。由于我在学生中的口碑尚好，由于学生到处都在有意无意地议论教师，所以我从校办到比如医院的学校各个部门都受到令我感激的尊重。同时，我的大部分专业工作是在上海财大做的，出国是上海财大派遣的，上海财大甚至让我担任了经济学院院长。因此，我感谢上海财大。而我离开它，无论在地位和名誉上，在收入和待遇上，在接触经济学专业同事和学生上，在日常生活上，都有严重的损失。虽然离开上海财大后，我有更多机会读书，可没有任何机制保证学术上的投入能够取得成果；而我担任院长一年，已经在建立公开透明的管理制度、转变经济学院学术方向以至于提高学院经济收入上取得了明显进展；如果我把院长任期做完，我和我的同事们应当可以做出重要工作成绩的。最后但也许最重要的是，我深深感觉到许多同事、学生对我留在财大工作的希望，而我自己亦有入世的冲动。因此，当我决定辞职并离开上海财大的时候，我确实感到一种歉疚和沉重。
使我做出离开上海财大选择的，是终究超过了感情倾向的理性逻辑：因为同样的事情我拒绝了上海交通大学，也就不得不拒绝上海财大。一个人的行为需要一贯性（consistency），也就是孔夫子提出的“一以贯之”。学习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没有一贯性便谈不到理性、自然也谈不到诚信。尽管两个学校向我提出的改变后的条件仍然比我现在转入的学校优越很多，但问题不在条件的高低，而在于诚信的理念，在于保持自己的一贯性。为此，我不得不抵制一些单位几乎是“不经意”地随便改变诺言的现象，抵制用一次博弈的最优来消弭行为一贯性准则的办事方式。我理解在这类办事方式面前被迫做绥靖主义让步的一些人。考虑到家庭尤其孩子，考虑到就业的困难，考虑到提升、晋级，尤其考虑到事业和前途，一个人在身受工作单位的不诚信之害时，往往只好退而采取绥靖主义。对此，我满怀同情。只是和他们相比，我的个人条件好得多，没有类似压力、困难和追求，只是因为我经常提醒自己不要以金钱、事业、感情来掩饰自己人格的软弱，所以在我的考虑中，理性的逻辑最后超过了感情的倾向。如果可以套用亚里斯多德的名言，我想说的是，我爱上海财经大学，无论在我离开前还是离开后，但我更爱洁身自好。我衷心地希望有一天，作为研究经济制度、管理制度的国内最重要的大学之一，上海财经大学自身的制度不会再让人在它和洁身自好之间去做痛苦的选择。
“双周夜话”2002年第9期 2002年4月24日
还是不做为好
还是不做为好，我想。我被要求参加一次考试，“公民道德纲要”的学习考试，标准答案也给了，尽管在答案下方写着供参考的字样。是的，需要的时间不多，五分钟就行，都是选择题，按照标准答案在试题纸上打勾就行了。不过，我想，还是不做这样的考试为好。我在报纸上看到过“公民道德纲要”的大字题目，但我没有读过。我不是专职从事宣传工作或道德研究工作的人；在我这样的年龄，生活本身已经给了我太多的教育，已经不可能通过学习文件来增进自己的道德了：所以，我没有去读“纲要”。当然，即使我读了甚至认真读了纲要，我仍然不会做这样的考试，因为根据我自己对道德的理解，我以为这样的考试本身就是不道德的，甚至本身就可能不符合“公民道德纲要”上的要求（我说可能是因为我没有读过纲要，只能猜测）。首先，这样的考试没有必要，也没有依据，而根据道德规范，最好不要向别人提出不必要的要求，最好不要做没有依据包括没有不成文的道德依据的事情。不过，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让我把答案往上抄，交上满分卷子，然后在这个或那个办公室里被人们认为是学习“纲要”成绩优秀的一人或某一特定优秀人群中的一员，总觉得别扭，觉得在扭曲自己，而且在扭曲自己尚未被生活完全泯灭的对真、善、美的某些感觉。所以，还是不做这样的考试为好，还是让自己的心灵坦然一些为好。想一下，这和学生考试舞弊有多大区别呢？而作为教师，我的直接责任之一，毕竟是禁止学生考场舞弊，同时也从道义上向他们说明舞弊的可耻。为了使自己在学生面前不心虚，我想，还是不做这样虚假的考试为好。
中国人常说为人师表，外国人更认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的教育对象是孩子和青年。要教育孩子和青年，教师不但要理解生活、懂得世界，而且还需要保持和孩子、青年一样的心态，这样，师生之间才有沟通、才有真正的教育。辜鸿铭所总结的“赤子之心、成人之智”，大概就是对教师的描述吧。因此，一个社会、一个政府、一个教育机构，要重视孩子、重视未来，它就不但要提高教师的工资，而且更要避免扭曲教师的心灵。如果说，提高教师待遇的目标之一，也是为了避免教师心灵的扭曲，避免他们为了挣钱而去做既使他们自己内心不安也有损于他们在学生心目中形象的事情；那么，直接要求教师扭曲心灵，去“圆滑”，去逢迎，去做假，就更不应当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一旦做了，而且是在意识到不应当做的情况下做了，心灵最初会感到扭曲，然后就会麻木，最后就由惯性而觉得自然。此时虽有成人之智，却失赤子之心，而受害最大的，不是教师本人，当然也不是坐在这个或那个办公室里无意识甚至有意识地要求教师做假的人（他们也许还会得利），而是我们大家的孩子，是青年，也是我们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好象“纲要”提出的道德要求第一条是爱国，教师本人努力做真事，政府机构不要求教师做假事，我们的孩子也才不会做假，我们所爱的国家才有希望。因此，我既为教师，虽被要求，但还是不做虚假的考试、虚假的事情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