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量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指标:通俗说明

    我曾经研究过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度量指标问题。近日有杂志让我就此写一篇1000来多字的通俗说明。不过,1000来字且通俗的要求对这个题目可能太难了,而我自己的“夜话”栏目的自由度大得多,因此我借为杂志写文章的东风,用“夜话”形式就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度量指标做一些通俗的解释。不过,即使字数不限,下面的“通俗”解释亦需要读者具备一定的经济学知识和比如高中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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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意为把西方原版教材引入课堂负责

    今天中午和一位朋友聊天。这位朋友目前在国内某个大学内担任一个学院的院长。他很关心我当年担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的情形。在谈到当时我的同事和我把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引入上海财大课堂时,我突然发现,原来我应当对教育部长袁贵仁批评的引入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西方原版教材现象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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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年春节的天文望远镜

    时间跑得真快,一转眼,又到了羊年春节,新的乙未羊年开始了。

    羊年春节我得到了一件完全出乎意料的礼物:天文望远镜。妻子经由网络订的货,送到家了我才知道。原来她听说我参加过天文爱好者活动,便记在心上而借此机会送了一架望远镜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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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刘易斯经济发展理论60周年

    在刚刚过去的2014年内,我多次想到为刘易斯(W. Arthur Lewis)写一篇夜话。现在,2015年第一个月即将结束,我必须完成这个属于上一年的心愿。同时,2015年第一个月又逢刘易斯诞生100周年,我也应当写点文字纪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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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吴宗宁

我的中学同学、几十年的老朋友吴宗宁上个星期三(2015年1月15日)病逝。噩耗传来,心痛欲裂,潸然泪下,泪珠悄悄流下面颊、落在衣上 ……

在几个不眠和难眠的深夜,吴宗宁不断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炎炎赤日下他陪我为家母运菜;凛冽寒风中我陪他寻病人住处;我们共同在句容县插队时的深情交往,他在沈从文先生家的初展医术 ……,直到二十多天前我在南京时他的平静面容和清晰思路。当时他在因颈部肿瘤入院治疗后已经出院,住在一位自告奋勇担负起照顾他责任的于先生家里,他和我谈到他的病,提到沈荷清等九中老同学,问到我的家庭生活。他自己和于先生对他的病情进一步好转都很有信心,于先生并且说准备过些天让他站起来活动活动。可是,仅仅二十多天之后,他竟然就走了,并且永远地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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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在上海的学术讨论

    我在退休二十个月之后于2014年12月访问了上海。一周前我写过一篇夜话回忆那次上海之行。人不应当总是生活在回忆之中,所以那篇夜话写完后,我就开始阅读从上海带回的书籍。然而,上海之行的许多记忆还是强烈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让我不得不再找一两个题目写一写。我想,最值得写的题目也许是这次几位朋友在上海和我的学术讨论以及由此激发的我对中国学术研究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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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2014年末的上海之行

    今天是新的2015年的第一个星期二,我通常在星期二写夜话。新的一年亦如是。在新的一年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衷心地祝愿我的朋友、亲人、家人健康、平安、顺利、快乐!愿天主保佑你们每一个人在新的2015年里平平安安、快快乐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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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爱互助、共抗癌症——三赞抗癌公社

    张马丁先生建立“抗癌公社”以来,我一直是抗癌公社的粉丝。虽然抗癌公社当时订有入社最高年龄限制,我不具备入社资格,但我依然热心参与。后来抗癌公社专门成立“爱心社员”群组,我知悉后立即加入,并作为爱心社员参加过对患癌社员的捐助。我曾经写过文章说明抗癌公社在经济学意义上的创新(见拙文“医疗保险的重大创新–再赞抗癌公社”,http://www.hujingbei.net/n549c72.aspx),指出如果把抗癌公社看成一种新形式的医保,则由于在抗癌公社内,投保社员将医保金直接付给受益的患癌社员,医保组织如医保公司和政府的医保管理机构自身消耗的成本将从现在占保费收入的30%以上降低到接近于零。实际上,由于参加抗癌公社的社员包括受益的患癌会员都不需要向抗癌公社缴纳任何费用、由于抗癌公社本身完全不接触在投保社员和患癌社员之间直接流动的金钱,所以对他们来说,保费100%地用于病人,医保组织的成本确实就是零。当然,维持和发展抗癌公社需要一定成本。不过,由于该成本原本就不高,估计不会达到在社员间流动的“保费”的1%,所以,这样的成本不难通过志愿者的工作、捐助和抗癌公社未来可能有的其他附加服务收费来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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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坏”人、人“坏”官场?

    官场把人变坏还是人把官场变坏,这是两个既难以分清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清的命题。官场把人变坏,指的是官场“逼良为娼”,一心向上的纯情青年入了官场后,不变坏就待不下去;要想待下去想提升,就必须变坏,说假话、耍手腕、收赃款。人把官场变坏,指的是“无良为官”,未入官场便已扭曲,说假话、耍手腕本已习惯,收受赃款更是长久所欲,因此入了官场便把官场变坏。官场“坏”人、人“坏”官场在现实生活中同时并存、互相推波助澜,很难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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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成落马,本是意料中事

    本月11号凌晨(美国加州时间),一位国内朋友突然告诉我,我的同班同学何家成“完蛋“了。上网一查,各大门户网站果然都在显著位置报道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正部级的何家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接着,在没有提及初步或最终调查结论的情形下,“中央”又以不寻常的快速度免去何家成的领导职务。国人姓名重复率高,姓何名家成的人应当不少。不过,这位正部级的常务副院长何家成确实是我1978到1982年在南京大学经济学系的同班同学。正因为如此,对我和其他一些同班同学来说,他的落马时间虽不可预料,但他早迟将落马却是意料中事。事实上,我始终认为,他的提升即使不根源于中国干部制度的本质问题,也暴露了中国制度的某些缺陷。如果是后者,因为再好的制度都有缺陷,所以他的落马无关紧要,这是他的个人问题;如果是前者,他的落马也只有在中国制度借此而有所改进的大环境下才有超越他个人的更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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