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双周夜话

    今天是中秋节，2014年的中秋节。

    我居住的地区属于半城半乡，没有高层建筑，“多层”建筑也极少见，所以晚上7点多钟就看到东面天边升起不久的月亮，白色中带有微红，很大、很扁，其上虽有白色和蓝色处，但整个月亮不亮亦不暗，只是大。在这里，我已经看过许多次刚刚升起的巨大月亮，所以对其“大”已少惊讶。但即使如此，今天黄昏的月亮之大，仍然让我产生某种天体奇妙、宇宙宏伟的敬畏感觉。

    最近我从美国到德国访问。这两个国家都属于当今世界的发达国家，有许多相同之处，例如空气新鲜、环境舒适、交通方便。它们当然也有许多不同之处。这里仅就日常生活中遇到的若干不同地方聊举四例。

    第一，卫生间的坐便纸。美国的公共卫生间都免费提供坐便纸。坐便纸的作用是避免臀部直接接触马桶坐圈。据说许多研究证明坐便纸对避免细菌和疾病传染的用处不大，因为卫生间往往属于办公楼、火车飞机上细菌最少的地方。细菌通过共同使用卫生间而传染的现象本来就罕见，遑论卫生间中的马桶坐圈。然而，一旦使用坐便纸成为习惯，没有它就会深感不习惯。德国的公共卫生间都不提供坐便纸。旅途中难免对卫生间的造访。但直接坐在别人刚坐过的马桶坐圈上，却又难免踌躇。

二年前我写过一篇短文“赞抗癌公社”（http://www.hujingbei.net/n533c68.aspx），对张马丁先生创立的抗癌公社表示了我的道义支持。今天，我用自己的部分退休金收入向抗癌公社捐款，以表示对抗癌公社进一步的支持。

抗癌公社是专门针对癌症患者提供医疗保险的一种形式。我支持抗癌公社，首先因为我对癌症患者的同情，因为癌症可能成为国人的常见病，因为癌症是大病，“大病返贫”是各国尤其中国农村常见的现象，因为各国包括中国医疗支出的上涨速度都高于收入的提高速度。但如果仅仅为了上述原因，我完全可以捐款给从事癌症患者援助的慈善基金会甚至红十字会。我之所以特别支持抗癌公社，就在于抗癌公社是医疗保险事业或者行业的颠覆性创新；在我看来，它同时医保事业出现以来的最重要创新。

—-对岭南学院争论的一点看法

最近，广州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系的朱富强先生写了多篇网文（见http://zhufqblog.blog.163.com），对岭南学院徐信忠院长新建立的学术刊物分级体系提出批评。徐先生与我从无交集。朱先生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系读过书，我当时在那里任教，因此和朱先生多少有点师生之交。朱先生毕业后赴岭南任教，著述勤奋，对我亦有所关注，我对朱先生也多有好感。当年上海财大的一位政治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曾说过报考政治经济学范围各专业研究生的人不是傻子就是骗子。我听说后还认为朱先生—-当时好像刚刚毕业—-是个例外。

也许由于我写过关于马克思理论的文章，因此总有人问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在我迄今为止的生活中，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发生过很大变化，今天我的看法很简单：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预言。

这里，我想起鲁迅的散文《立论》。一家人家生了个男孩非常高兴，满月时抱给客人看，有些客人说这孩子将来会当官发财，其中一个客人，我们为他起个名字叫张三，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

今天是2014年4月22日，星期二。一年前的今天，我离开了上海，在家人的盼望中，在朋友的送别中，在去国的幽情中。

我告别故乡和祖国-中国已经整整一年了。

由于中国和美国之间长达15个小时的时差，因此我在2013年4月22日到达美国的家中。同时，由于绿卡申请过程很顺利，因此从一年前的今天起，我开始了在美国的正常生活。

    今天是我六十岁生日。它标志着我退休了，退出了职业生活。我的职业是大学教师，工作是教学和研究。二十多年来我的研究领域是农业劳动力转移。这个领域内有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我自己在解决其中一些问题的时候又发现了许多问题。在今天这场为我举行的研讨会之前，一些朋友希望我在这个研讨会上提出若干我认为有价值的研究问题；我同样希望年轻的朋友们从理论上关心农业劳动力转移：所以，我把我的思考整理一下，提出以下十二个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理论问题。由于我的思考集中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宏观方面，所以我所提出的问题也局限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宏观经济学范围。
    在具体提出问题之前，我先简单交代一下这些问题的背景。
    首先，在我们了解的人类大历史中，人类经历和将经历的社会可以分成三个类型：采集狩猎社会、农业社会和后农业社会；人类经历和正在经历的两次大转型分别是从采集狩猎社会到农业社会的农业化转型和从农业社会到后农业社会的非农化转型。在当今时代，人类、中国和我们个人都正处在非农化转型之中。农业化和非农化转型各有许多特征，但两者都可以用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即农劳比来描述。农业化转型中，农劳比上升；非农化转型中，农劳比下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在距今10 000年前全人类都是采集狩猎者，到距今3 500年前则只有1%人口还以采集狩猎为业。农业社会出现了劳动分工和非物质生产性职业，不需要人人务农。我们假定在典型的农业社会中农劳比为80%。西欧许多民族在公元十五、十六世纪时农劳比可能低于80%。王玉茹教授估计中国在现代经济增长开始时的农劳比为80%。中国有系统的年度系列数据始于1952年。那一年中国农劳比是85%。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在非农化转型时期的“任务”是把农劳比从比如80%降低到比如1%。如果这一任务不能通过所有新生劳动力都从事非农业、现有农业劳动力依据人口规律退出劳动大军的方法来实现，人类的非农化转型“任务”便部分地变成把现有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的“任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显然，农业劳动力转移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说到底，它是一个人类自身变化演进的问题。比如，农业化消除了人在饥馑时吃人的现象，产生了耶稣、孔子、穆罕默德。非农化对人类演进应当具有类似甚至更严重的影响。不过，由于我的知识有限，我将仅仅从经济学角度讨论非农化。
    其次，如果我们假设人类从公元1700年前后开始非农化，那么到公元2000年全世界的农劳比大约降低到了38%。人类在这300年间走完了非农化的一半多路程。我相信人类在剩下的路程中将会走得快得多。我的一个理由是非农化的强处已经充分显示在人类几乎所有民族眼前，反非农化的意识形态不再成为非农化的严重障碍。不过，这同时意味着对于我们研究者来说，亲身经历非农化的时间也不多了。为了让几千年几万年以后的人类理解我们经历的这场非农化转型，我们应当利用自己身历其间的优势作出自己的工作。今天的我们很难回溯和理解先人当初的农业化转型，我们希望未来人类对非农化转型的认识不再重蹈我们今天对农业化转型认识的“悲剧”。这是我从事非农化研究的第一个动机。我的第二个动机来自我们这一代人自身的需要。人类在最近三百年的非农化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曲折，甚至遭遇了一次性死亡上千万人的灾难。为了减少曲折并避免类似灾难在人类今后的非农化过程中重演，作为大学教师这样职业的研究者，我们有责任探讨和解释非农化的规律。比如，从经济学角度说，非农化既要快又不能太快；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自然遇到对今天和未来人类来说最适当的非农化速度问题。这个问题显然既具有人类认识自身演进的大历史价值，又具有理解当前人类非农化过程的普世价值，还具有对正在经历大规模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我们中国经济的认识价值和经济政策指导价值。我的第三个动机来自我自己的农村经历。在中国和世界经济状况差的人群中，农民是数量最大的群体。改善农民状况的一个基本方式是农业劳动力转移；一部分农民转移走了，剩下农民的经济福利便容易提高，所以农民以及整个社会的福利也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息息相关。
    现在我将提出若干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理论问题。当我准备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想起伟大的数学家希尔伯特1900年向数学家提出23个问题的著名故事。希尔伯特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二十世纪数学研究的方向。不过，即使如此，他的问题中仍然有个别问题难以定义从而难以用数学方法解决之。因此，在提出我的问题之前，我想提醒在座的朋友注意，我在下面提出的问题肯定也会有类似以及更严重的模糊和不当之处。
    下面我进入正题。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朋友和小朋友：

      你们好！

      我非常感谢这次学术研讨会和晚会的组织者，感谢各位的光临。你们给了我人生莫大的荣幸。谢谢你们！

      今天是我六十岁生日，也是我从职业岗位上退休的日子。今天早晨我去教堂参加弥撒。神父诵读的福音书是耶稣赦免一个犯错女性的故事，耶稣对她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罢！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在刚刚过去的六十年里我犯过许多过错，许多罪过。感谢天主，今天的福音也许意味着他赦免了我过去的罪过。但是，“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所以，六十岁以后的我应当做得更好，为大家，为世界，为天主。

最近办理退休手续要填许多表，绝大多数填写都是无聊的重复，“有关部门”根据员工资料即可“机打”完成，只是一栏“主要贡献”，让我填写时很费踌躇：自己做出了“贡献”吗？自己做出了什么“贡献”？

       一名教授即高级专家的义务应当是做出知识方面的“贡献”。实际上，人类之所以设立“教授”这样的职位，让少数人在这个职位上从事“教授”的工作，就是希望这少数人专门地为人类做出保存知识和增加知识的工作或贡献，尤其是增加新知识的贡献。一名合格的教授应当在为人类保存现有知识的时候又为人类知识宝库增加一些库茨涅茨说的“有用的知识”。

    最近有一位朋友和我谈到他从信仰共产主义到放弃共产主义的转变。这让我想起我从信仰毛泽东到批判毛泽东的转变，或者说也是从信仰共产主义到放弃共产主义的转变，因为毛打的旗号也是共产主义。我曾经在网络上发表过我的两本青年时期日记，那是绝对的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的信仰。当时我以为信仰毛就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后来我才知道，我那时信仰的其实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毛泽东本人，或者说是毛本人解释的马克思主义。在我青少年时期，毛的解释是不容置疑的权威，他说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就是马克思主义。任何怀疑他解释的人，即使是从拥护他的角度，即使是他自己先前也承认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专家，例如杨献珍等，都立即成为反革命（就此而言，马克思自己的说法真是正确。他曾经强调他本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意思是别人误解了他的学说，所以他不是别人宣称的那个“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在年轻时候对毛没有任何怀疑。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对我来说是天经地义的。这一点鲜明地表现在我当时的日记中。